《民主人士》宋希濂的前世今生
2018-09-24 19:18:11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点击：  复制链接

　　宋希濂(1907-1993)，湖南湘乡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国民党陆军中将。抗日战争期间，参加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保卫战、滇缅会战等战役。曾任国民党七十一军军长，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第十四兵团司令等职。1949年被人民解放军俘虏，1959年被赦。先后担任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80年赴美探亲并定居，在美国创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曾任黄埔同学会会长。

　　曾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黄埔同学会会长的宋希濂将军，与周恩来感情至深。他曾多次面见周恩来，其中最重要的有三次。读者可以从宋希濂三见周恩来中感受到，这里面既有师生之间的情谊，又有历史重要关头的折光……

　　1926年的一天，宋希濂在陈赓带领下进广州城见一位要人。推开房门，伏案写字的要人竟是周恩来

　　1924年初，年仅17岁的宋希濂怀着一腔热血，抛弃学业，不顾家人的阻拦，随同湖南湘乡小同乡陈赓，结伴十余人，由长沙、武汉、上海到达当时的革命基地广州。5月间宋、陈共同考入黄埔军校，成为第一期的学生。8月，周恩来到任黄埔军校主持政治部工作。1925年初，黄埔军队第一次东征，不久又回师广东。10月，第二次东征，最后消灭陈炯明部。一年之内，陈赓和宋希濂都由副排长、排长而升为连长，但并不在一个团。1922年在长沙就加入共产党的陈赓(宋希濂在湖南时不知道)是黄埔学生中的佼佼者。宋希濂历来佩服陈赓，且暗暗为有这样的挚友和小同乡而自豪。1926年初，宋希濂刚提升为教导二团第四连连长，驻防在潮州。一天，陈赓突然来访，聚谈后提出愿不愿意加入共产党。宋希濂喜出望外，随即由陈赓做介绍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党员。黄埔生都是集体加入国民党的，因此他们同时又是国民党的党员。

　　返回广州之后，一个星期天的上午，陈赓约宋希濂进城面见一位要人。他几次盘问要人是谁，陈赓笑而不答。当他们来到大兴公司附近的一幢房子的二楼，推开一间屋子的房门，看见伏案写字的主人正是周恩来主任时，宋希濂分外惊喜，立即收拢脚跟，挺了挺身子，行了个军礼，脱口而出：“报告周主任!教导二团第四连连长宋希濂应约……”周恩来马上起身，跟他们一一握手，招呼他们坐下。

　　房间里的摆设，简陋得使宋希濂吃惊。他在广州曾有机会去过几位官长的住处，没有一家像眼前这样，除了一张支着蚊帐的木板双人床，只有一张旧办公桌，几把木头椅子，更何况听说周恩来主任刚和邓颖超女士结婚不久呢!宋希濂的目光扫过屋里的陈设，又落到周恩来主任的身上。他浓眉大眼，英俊的脸庞露着笑容，正要开口，宋希濂又站了起来，再一次敬礼，说：

　　“报告周主任!陈赓约我进城面见要人，但他不告诉我要见的是谁……”

　　“哈哈，陈赓又卖关子了。坐下，坐着说。”周主任亲切地摆着双手，“你不必报告了，情况陈赓早就同我讲过，你已经加入了共产党，这很好嘛。你们既是我的学生和部下，又是我的同志，不必拘束，随便谈谈。”

　　宋希濂的心情很快平静下来，但一时不知从哪儿谈起。他瞧见陈赓，从办公桌左侧的抽屉里取出茶叶盒，给周主任、宋希濂和他自己各泡了一杯茶。宋希濂心想，这老兄竟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肯定来过多次了。

　　“你的连队情况怎祥有几个共产党员”周主任问。

　　“有三个共产党员，目前部队士气很高。”宋希濂回答。

　　“士兵里有党员吗”

　　“可能没有。我在的那个团党员开会，都是军官。”

　　在宋希濂汇报连队基本情况之后，周恩来主任说：

　　“革命军队最大的特点，是每个官兵都应具有清醒的政治头脑。连队是军队的基础，连长是全连的表率。你们的一言一行，都务必以身作则。”

　　周主任又询问他们对时局的看法，宋希濂这时已不再拘束，便打开了话匣子：“黄埔军东征的胜利，为广州革命基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黄埔军也因此闻名全国，威震海内。眼下部队官兵斗志旺盛，工农大众热火朝天。看来国民革命的道路已经打通，革命胜利之日已为时不远。”

　　周主任又问陈赓：

　　“你也是这个看法吗”

　　陈赓略为沉思后说：

　　“当前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前景颇为乐观，这是事实。但说到整个国民革命，还刚迈开第一步，而且今后的革命道路也难说一定是一帆风顺。”

　　周恩来主任接过话头，很满意地说：

　　“你们在部队基层工作，关心大局、胸怀大局是非常重要的。要立足自身的职责，眼观时局的发展。要多学习、多研究、多商讨，多从难处着想，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做事情，搞革命，掌握主动权都是十分重要的一点……”

　　从周恩来主任处出来，宋希濂责问陈赓：

　　“老兄，为什么你事先不告诉我要见周主任，弄得我毫无准备”

　　“老弟，这意外的见面，不是印象更深刻一些吗”陈赓笑着说。

　　陈赓的话是对的。几十年以后，宋希濂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同周恩来同志面谈的情景和细节。无法弥补的是，铁面无私的历史老人就在这次见面谈话后的一年之后，翻开了中国革命受挫的一页。而在这关键时期，宋希濂与陈赓分道扬镳，跟随蒋介石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宋希濂的抱愧之心，详见于第三次面见周恩来。

　　1936年，周恩来看着站在面前的宋希濂和陈赓说：你们一个是红军师长，一个是国军师长，官阶一样，派头不一样，一土一洋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爆发，宋希濂奉命率三十六师(宋任中将师长)由南京开拔，前往西安解救蒋介石。兵至潼关，就地待命。事变的和平解决，大大出于宋希濂及所有国民党官员们的意外。在蒋介石返回南京后，宋希濂又奉命进驻西安，维持社会治安，兼任西安警备司令。

　　西安城里，虽然东北军不断内讧，宋希濂奉命“不介入”，但共产党公开活动，各方各界的人士都云集在此，抗日救亡的呼声愈来愈高。蒋介石亲手签署了协议，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共同抗日，中国的历史又进入一个转折关头。宋希濂面对这一事实，反复思考、对比，认识到一致抗日确实是国人之所思、所想、所向，谁要阻挡也办不到。他端坐在警备司令部的办公室里，想到时局的巨变，想到十年前的广州，想到周恩来老师就在西安城内。眼看国共两党将第二次携手，自己能否捷足先登，去看望周恩来老师呢宋希濂每念及此，又望而却步。他深知，这类事不请示最高当局蒋介石本人，自作主张会惹出麻烦的。宋希濂犹豫之间，陈赓却登门拜访来了。他一进门就说：

　　“我到西安不几天。昨天周恩来副主席谈起你在西安，要我登门问候您!这正中下怀，今天一早我便不打招呼就来了。”

　　这在宋希濂也是正中下怀。“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周恩来老师派人来看望我，为什么我不能回访呢就是最高当局知道了，也说不出啥的。于是，宋希濂在欢宴陈赓，尽情聚谈之后，便主动提出要拜访周恩来老师。第三天，经陈赓联系，周恩来安排时间会见宋希濂。在一间简朴的会客室里，陈赓着一身灰土布红军军服，宋希濂则头发锃亮，将官服笔挺。坐定后，周恩来就风趣地说：

　　“十年前你们都是北伐军的营长，现在一个是红军师长，一个是国军师长，官阶一样，派头是大不一样。真是小米加步枪与飞机加大炮，一土一洋。”

　　“哪里，哪里，”宋希濂不好意思起来，“比别人我也不轻易甘拜下风，但陈赓兄是我的同乡兼学长，我不敢这样狂妄。”

　　于是他们的话头转向十多年前的长沙、广州、黄埔，多少个可怀念的日日夜夜!周恩来最后意味深长地说：

　　“你和陈赓又走到一起来了，这是颇有象征意义的好兆头!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从现在起，站在一起。日寇虎视眈眈，大敌当前，已经到了用血肉筑成新的长城的时刻。在国共两党第二次携手合作之时，你们就发扬黄埔精神，再来个竞赛吧。”

　　“我记着老师的话。”宋希濂告别时紧紧握着周恩来的手，回答说：　“不只是我和陈赓。在日本人面前，国共两党都应当真诚团结，保卫中华，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说得好，不愧是黄埔健儿。”周恩来说。

　　这以后不久，陈赓奔赴华北抗日前线，宋希濂投入“八一三”淞沪血战……

　　1959年宋希濂被特赦之后，周恩来说：学生走错了路，老师多少也是有责任的啰!

　　1959年12月4日，经过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10年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杜聿明、宋希濂等10余名战争罪犯首批获准特赦。当宋希濂手捧“一九五九年度第二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时，真是百感交集，犹如梦中。更使他出乎意外的是，特赦后的第10天即12月14日，他登上汽车被告知周恩来总理要接见他和其他特赦人员，宋希濂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继而是心潮翻滚，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几十年前周总理在黄埔时期的亲切教诲，西安事变后随陈赓拜访周总理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自己走错了道路，对人民犯下了罪行，今天竟有幸再度去会见被全国人民爱戴的周恩来总理，抚今思昔，又怎能不深感有愧呢!想到这里，宋希濂不由得神情紧张起来，周总理将讲些什么，而自己又能说些什么呢

　　进了接见厅，当周恩来总理同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等一一握手的时候，他仍然因紧张、羞愧而忐忑不安。坐定之后，他才看清楚，在座的还有陈毅副总理以及章行严(士钊)、张文白(治中)、傅宜生(作义)三位先生。周总理亲切而又风趣地说：

　　“在座的绝大多数是黄埔学生，我和文白都曾经是黄埔军校的教官，是你们的老师。学生走错了路，不管怎么说，老师多少也是有责任的罗!”

　　张文白频频点头，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爽朗地笑出声来，在座的紧张情绪立刻消除了大半，宋希濂也露出了笑容。周总理又接着说：

　　“历史已成为陈迹。不管你们走了一段多么大的弯路，今天总算回到了人民的阵营，又走到一起来了。一页新的历史已经开始，这是要向你们表示祝贺和欢迎的。”

　　一阵热烈的掌声过后，周总理又询问每个人的身体和家庭情况。周总理对宋希濂说：

　　“看上去你身体不错，不到50岁吧你的家庭都有准在哪里”

　　宋希濂站起来，周总理摆手要他坐着说，但他仍然没有坐下，回答说：

　　“感谢老师的关怀，我今年52岁，但身体很好，我的后半生还能为人民做力所能及的事。我的妻子1949年就已病故，5个孩子都在美国和香港，国内还有妹妹和其他亲属。”

　　“海外的可以先联系，国内的可尽快见见面。你们的工作、生活、家庭可以一步步作安排。有什么要求和困难，可以找中央统战部徐冰，他是副部长，负责安排你们今后的工作和生活。”周总理亲切地回答道。

　　渐渐地，被会见的特赦人员都感到轻松愉快，自由自在起来。周总理这才开始正式的长篇谈话，他生动而又透彻地讲了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实践问题和前途问题，指明了今后的努力方向。宋希濂掏出笔记本，以最快的速度记下周总理的每一句话。他为自己能在后半生重新起步的时候，有机会聆听这位伟人的教诲，而倍感庆幸和欣慰……

　　为瞿秋白历史问题作证

　　新中国建立后，宋希濂所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为瞿秋白作证。当年，作为国民党方面的瞿秋白被捕、关押、就义的见证人，他的作证，对于还瞿秋白的清白，起了重要作用。现在要写的是笔者与宋希濂先生之间关于瞿秋白历史问题的多次交谈、了解、调查的前前后后，时间的跨度，是从20世纪60年代“文革”初期到80年代初。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罗汉岭下英勇就义。当时，宋希濂是国民党第三十六师中将师长，驻扎长汀，瞿秋白烈士就是由宋部直接审讯并奉蒋介石“就地处决，照相呈验”的命令执行枪决的。

　　这一事实是远在我学生时代就知道的。当我到政协不久初识宋希濂先生时，他的儒者般的外表和风度，使我不大相信他曾经率领过几十万兵马，更难以想象他就是执行蒋介石的手令直接下达命令枪杀瞿秋白的主犯。

　　在“文革”之前的五六年时间内，我既没有向他提起有关瞿秋白的事，也从未听他谈起过这段在他来说虽然今日万般悔恨却无可挽回的罪责。

　　“文革”前夕，有关瞿秋白“变节”之事先由上边传出。政协直属组的召集人之一王芸生，在一次会议间隙问我是否知道此事，我答，我也是耳闻，而并非正式传达。其时，“文革”风暴的序幕已经拉开，许多人情绪紧张，王芸生也不例外。但他仍悄悄告诉我，这个消息是可靠的，并提出宋希濂是直接当事人，宋本人在会上怕不便说，他去问宋也不合适，建议我作为工作人员，从了解史料出发，得便可个别与宋接触一下，探个究竟。

　　在王芸生的提示下，几天后我利用一次会议前的半小时，在政协礼堂前厅的一个角落，以闲谈的口气询问宋是否知道传闻瞿秋白历史上“变节”之事。

　　他听后停顿了一会，才说他也听到了，时间比我们早得多，因为上边已经派人向他调查了解过一次。

　　他的回答引起我的兴趣，便追问道：“宋委员(宋于1965年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上与溥仪、杜聿明、范汉杰、王耀武等同时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仍兼任文史专员--笔者注)，我个人对历史人物感兴趣，如果方便，您是否能多说几句，只谈当时您所知道的情况，可不涉及今天。”

　　宋希濂笑了，又停顿了一会儿才答复说：

　　“问题就是今天新提出来的，怎么能一点不与今天发生联系?不过，我所知道的事，在里边时(指1959年宋被特赦前在狱中改造时--笔者注)我就讲过并写过材料了。要说起来，话很长，恐怕得另选时间。你有兴趣，谈谈也无妨。

　　“我记忆中总的印象，瞿秋白是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是一名有信仰的共产党员，但我同时又直接的感觉他是个文化人，一个气质素质都具备且心胸坦然的文化人。他在牺牲前，写过一篇经别人提起我才记起的题为《多余的话》的长文，我肯定看过这篇文章，感觉是他这篇文章更加深了他是典型文化人的印象。他的‘变质’如果指的思想，我不敢说，因为他文化人的气质的确更浓于共产党人的形象。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当时我直接审问过他，手下人多次审问过他，南京国民党组织部还专门派人来审讯过他，他除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没有出卖任何共产党的组织和任何一个秘密的共产党员。

　　“他写的《多余的话》，我印象很深，当时我看过的，并不是国民党后来编造的。前些日子上边组织派人向我调查了解，给我看了这篇《多余的话》，我答复说，是这篇文章，内容，语气，文采，都同我记忆中相符，但我不敢保证发表时是否被编者动手修改过(因宋其时看的是杂志上刊登的--笔者注)。

　　“30年时光过去了，我不可能什么都记得很清楚，但我说的这个总概貌不会错。若要详细了解，我可再想想，可另约时间。由于我以前写过材料，又是我一生经历中的一件大事，总的事情经过还能说得再细一些。”

　　这简短的交谈，引起我极大的兴趣。

　　作为蒋介石枪杀瞿秋白手令的执行人，宋希濂讲述了瞿秋白被捕、审问、关押、就义的细节

　　隔日，我向王芸生简要汇报，他听罢笑笑，并对我说：“这是历史，一篇富有戏剧性的传奇史。你是大学文科毕业生，工作之余多积累点这类史料有好处。”

　　王芸生的话，对我是个鼓励，更激起了我的兴趣，使我不几天后就约宋希濂先生长谈。

　　头一次谈话的地点在政协机关。准确的时间应是1966年的7月。

　　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我向宋希濂提出要求时，他还表示犹豫，说机关运动已经开始，现在谈这些往事不大方便。但我执意要求，并再三申言完全是我个人感兴趣，想听他说说往事，他当故事讲，我也当故事听，不做记录(我采取了事后追记的办法--笔者注)，也不外传。他才勉强答应下来。

　　“您能先谈谈瞿秋白一开始被捕的情况吗?”我首先发问。

　　“蒋介石对江西苏区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得逞，红军主力于1934年10月撤离苏区北上，仅留下六七千人在闽赣边境地带开展游击活动。蒋介石一方面调兵遣将，组织主要兵力堵截围追西去的红军主力，同时命令汤恩伯留下负责全歼赣闽残留的红军。1935年二三月间，汤恩伯指挥数万兵力像梳头发一样从西南往东北方向不留空隙地截追红军。因兵力众寡悬殊，红军决定化整为零，其中力量较弱的千余人往东撤离，被我指挥的三十六师在水口附近的部队堵截击溃，俘虏较多;余下三四百人改走上杭方向，也被三十六师指挥的福建保安第十四团截获。我因在战事中负伤住医院治疗，暂离三十六师师部(师部设在福建长汀县城内)。四月下旬，我在医院接蒋介石南京密电，称‘据可靠情报，共匪头目瞿秋白在你部的俘虏群中，务必严密清查’。我立即命令师参谋长向贤矩执行，先在一○八旅方面清查，一个个俘虏均加以细细辨认和盘问，都没有发现线索;又电告保安第十四团，几天后得复电，说俘虏中有个可疑的人，自称林琪祥，上海人，但操苏南口音，面容消瘦，职业医生。我即命令师参谋长亲自前往，速将此人解往长汀师部审问。师参谋长去保安第十四团的次日，即电复经人指认，林琪祥就是瞿秋白，并未提审瞿确认，他将立即押瞿回师部审定。我接此电后深感事关重大，也立即离开医院，赶返三十六师师部。”

　　“你们当时是怎样认定林琪祥就是瞿秋白的呢?”

　　“我回师部的当天，军法处处长吴淞涛就向我作了汇报。他为了在我面前表功，把提审过程讲得有声有色。吴说，他耐着性子反复审问瞿秋白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瞿秋白都不紧不慢地答复叫林琪祥，36岁，上海人，职业医生。吴说他有意长时间静默，静得提审室里五六个人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他甚至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踱步，并不时观察瞿秋白的神色，只见他半合半闭的眼睛，脸孔苍白消瘦，端坐的样子像一个打坐的和尚。吴说，在一段时间的寂静之后，他突然一转身使劲把桌子拍得震天响，大声说，‘你是瞿秋白，不是林琪祥!民国十六年我在武汉听过你讲演，你不认得我，我可认得你，你不要冒混了吧!’据吴说，这一突然的逼问，瞿秋白神色有所动，但仍然不紧不慢地说：‘你们搞错了，我不是瞿秋白!’吴才使出最后一招，大声一吼：‘来人啦!’进来的是事先在外等候传话的被俘投敌的共军的叛徒，他指着瞿秋白，向吴献媚地说：‘我用脑壳担保，他就是瞿秋白。我说了不算，还有他本人照片可核对。’吴洋洋自得地向我汇报说，至此，这表面像一座佛，内心比狐狸还狡猾的瞿秋白才被迫低下了头。但吴淞涛删略了瞿秋白最后说的几句话，这是另一位在场的部下后来同我讲的。在叛徒当场的指认下，瞿秋白竟坦然一笑，说：既然这样，也用不着这位好汉拿脑壳作保，我也就不用‘冒混’了。瞿秋白就是我，十多天来我的什么‘林琪祥’、‘上海人’之类的笔供和口供，就算做一篇小说。瞿秋白当时的心境和精神状态，由这几句话即可见一斑。”

　　“那么后来瞿秋白态度又怎样呢?您本人是怎样同他接触，又是怎样审问他的呢?”我紧追不舍地提问，使宋希濂先生为难--这是我的提问脱口而出后的感觉。其实不然，他深思了一会儿，反而露出笑容，爽朗地说：“我真没有想到，你的提问包括内容和层次，都同半年前上头组织派人调查的提问如出一辙。你我如果不是相识的，我会怀疑你也是组织派来调查的。”“这只能说是巧合，虽非英雄却所见略同。”我急忙向他解释，并一再表示我实在太感兴趣，欲罢不能，这段故事太吸引人了。

　　宋希濂掏出香烟，我立即给他点火。

　　当时我初入烟民之列又决心戒烟不久，身上无香烟却带火柴，为的是同政协的长者接触随时略表殷勤敬意的。宋知道我宣布戒烟之举，便边抽边笑着说：“吸烟易而戒烟难，这是我的经验之谈。你这种年龄(当时我28岁--笔者注)，能否真的从此戒烟，恐怕还是个未知数。”宋的闲谈使我担心他不再讲的神情松弛下来。我估计等他吸完烟还会继续这极有趣味的谈话，但出乎意料，他未等一支烟抽完，即对我说：“当时我听完军法处长吴淞涛的汇报后，便命令下属先不要再提审瞿秋白，并批了‘优裕待遇，另辟间室’八个字，首先给瞿秋白改善生活环境和条件。我这样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出发点自然是我当时的反动立场，想以柔克刚，用软化的办法克敌制胜。但最终目的并未达到，还一连出现我意料之外的情况。比如，我给瞿秋白生活优待，原担心他不会接受，他却二话未说，欣然处之，我看他的神情，在做了充分准备之后，以为我直接出马同他交锋会有所获，不料他外表体弱神伤，心中却有一把利剑，迫使我步步退守;在我谋事不成、工夫白费的这段时间里，他竟埋头写出长篇文章《多余的话》;我估计他会被押往南京审判，由蒋介石直接处置，却不料蒋介石看无计可施已成事实，竟直接下令由我将他就地处决，而瞿秋白对自己生命的结束竟那样泰然处之，大义凛然……所有这一切恐怕不是短时间就能讲完的。我看今天就谈到这里，过些天再抽时间，且听下回分解吧。”

　　我只能从命，首次谈话到此结束。

　　但出乎意料的是，不几天，北京政法学院的大学生就屡屡登门“请”宋希濂谈瞿秋白之事。事后得知，宋对大学生们耐心接待，要材料就写，并尽量写得准确、细致，但对于一些“瞿秋白如何出卖党组织”之类的审问，宋始终持否定态度，并极耐心地说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瞿秋白的情况，如果说《多余的话》就是叛党的“罪证”，那又另当别论;宋承认《多余的话》确是瞿秋白所写，但如何定性不是他一个人说了就算，上级组织和“革命群众”才是拍板者。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宋希濂前前后后接受当时“小将们”的调查费去许多时日，究竟有多少批，多少人，写了多少材料，后来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往少说，也得在三位数以上。

　　其时，政协机关的运动也在升级，已开始形成两派。尽管当时政协机关中不少有“觉悟”者，早已与宋希濂、杜聿明等无形中划清了界限，轻则“敬而远之”，重则“怒目而视”，但我为与宋希濂首次谈话引起的悬念所驱使，又得知北京的大学生正蜂拥而至，为什么我个人不能插一脚，至少把这个传奇式的故事粗线条地听完呢?我经过反复考虑，便决定也登门拜访。宋希濂的住所是在东城东四南端的一条小胡同里，我是骑自行车去的，进院后即快步直达他的家里，心态是很不想让别的人碰见。巧的是只有宋希濂一个人在家伏案写材料。他对我的破门而入颇感意外，但欢迎之态可掬。他立即沏茶并敬烟。因我还未开戒，只得又是他自抽而由我点火。

　　“机关里怎么样?”这回是他发问。我答了两句他问及的机关情况后，立即发问：

　　“听说近来有不少大学生到您这里了解瞿秋白之事，我们上次的交谈才开了个头，我很想听完这段故事，今天不约而至，不知您能满足我的要求否?”

　　宋希濂笑了，说：“你这种时候还主动登门，我还能拒之门外吗?而且正由于近来写了不少材料，我也进行了认真的回忆，还查看了来访者提供的我回忆的材料，恐怕这次谈的内容会更细致些。”

　　于是，我们开始了第二次谈话，约两个小时。

　　宋希濂颇为深沉地说：

　　“你可能不知道大革命时期我在黄埔军校集体加入国民党，又由陈赓介绍，秘密加入了共产党这件事。陈赓是我的湖南湘乡小同乡，他1922年在湖南就加入了共产党;1924年他同我一道领着二十来人从湖南长沙绕道上海到广州投奔国民革命，考入了黄埔军校，一同成为黄埔一期的学生。那时国共第一次合作，陈赓也集体加入了国民党，他的共产党员的身份却是公开的，如同黄埔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共产党员身份一样。

　　“1927年北伐军到上海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其时我在苏州养伤，陈赓在武汉，从此政治上我同他分道扬镳，由同乡、同学、同志而变为敌对两方。这话说来太长，我点一下这段经历，是想说明在1935年4月下旬，当瞿秋白成为我的阶下囚之后，一方面我当时的职位和立场，必须把瞿秋白降服，让他公开投靠到国民党方面，这将是国民党的一次成功，对共产党的一个打击，同时也是我个人对蒋介石的一大功劳;另一方面，瞿秋白的突然出现也自然唤起我对往事的记忆--还是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时，我就从最早引我走革命、爱国之路的熊老师那里读过一篇又一篇瞿秋白写的访问苏联的文章，后来到广州进黄埔又读过瞿秋白的不少文章，听过他的报告。那时既是国民党党员又是共产党党员的我，对瞿秋白这样的领袖人物曾经崇敬过，仰慕过。我对这些往事的涌现和情感的藕丝，当时是不会向任何人吐露的。但是，正是这些往事情丝的牵绕，当然更重要的是我当时肩上的国民党中将的军衔亦即是反动的政治立场，促使我对瞿秋白采取了一些非常的措施。

　　“第一，在改变生活条件前，我首先去瞿秋白的囚室看了他。我提出好好给他治病，他答复用点药减轻病痛尚可，认真的治疗则完全没有必要了。我说两国开战尚且对战俘伤病员实行人道主义，何况你我都是一国的同胞，他却厉声说蒋介石1927年靠血腥镇压革命起家，不顾国难当头而发动五次反革命围剿，请问这人道主义又扔到哪里去了?我避开同他争辩国共两党的是非，递烟给他抽，重申来看他是询问他生活和健康上有什么要求。他倒直爽地说，他作为病人，不反对看病吃药;作为半拉子文人，要写东西，需要笔墨纸张书桌;又说他写东西习惯上需要烟酒，但他身无分文，仅有的财物全被保安团的兵搜走了。我当即答复，这些要求均可满足。

　　“第二，我退出囚室后即采取生活优待具体措施，随即把参谋长和几位处长叫到跟前，先亮出‘优裕生活，另辟间室’八个大字，然后宣布六条措施：一、另辟一较大的房间，供给纸张笔墨和现有的古书诗词文集，备书桌一张;二、新购白裤褂两身，布鞋一双;三、按三十六师‘官长饭菜’标准供膳，需烟酒时另备;四、每天允许在房间门口的院内散步两次，指定一名副官和军医负责照料，房间门口白天可不设武装看守;五、自师长(指宋希濂--笔者注)以下，一律对瞿秋白称‘先生’;六、禁止使用镣铐和刑罚。我宣布了这六条，我的下属都表示不解，甚至目瞪口呆。我于是解释：以柔克刚是一条古训，对瞿秋白这样声望大、位置高的人，不能像对待平常人那样，要以情感人，亲近他，软化他，才能谈及其他。你们都要理解我做出这个决定的本意。你们认真去执行吧。”

　　“那么后果如何呢?”我问。

　　“一开始我的感觉不错。”宋希濂接着说，“生活环境一改变，瞿秋白每天作息有规律，写诗词，刻图章，舞文弄墨，颇有点悠然自得。以至于不久我的部属凡是能接近他的，包括哨兵，都向他讨字要印章，他都有求必应。我存心下命令：其他人一律先不谈政治，头一个同他正面交锋的必须是我，因为在改变生活条件之前，我手下的人已对他做过多次审讯，在保安团时不但戴镣铐，还受过刑罚，都没有效果。我自信这一手定会有所进展。就这样过了半个月，下属天天向我报告瞿秋白的情况，把他写的诗词、书法、印章送给我看。一天，我的目光正停留在瞿秋白书写的小楷咏梅词《卜算子》的最后一段上：

　　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

　　信是明年春再来，

　　应有香如故。

　　“我正边看边思考着现在瞿秋白的心态，盘算着如何同他交锋，译电员送来南京和东路总指挥部催问瞿秋白情况的电报--这已经是第三次了，我决定次日由我单独提审他--我怎么也没有料到，经过第二天上午三个小时的舌战，竟宣告我的苦心策划完全无效。”

　　“请您谈得越细越好。”我打断宋的话，要求他。

　　“好，要不是这段时期在不断写材料，许多事情的细节真想不起那么多、那么细呢。”

　　宋希濂说着，自己点上烟，喝口茶，又请我喝水。正在这时，门突然推开，进来的是邻居唐生明，我同宋的谈话自然被打断了。

　　我绝没有想到，这一打断会使宋同我关于瞿秋白的第二次谈话到此为止，而第3次、第4次、第5次……竟推迟到10年以后--这也是宋本人预料不到的。

　　唐生明一进门就说：“我早就看见小汪(他从不像杜、宋那样称我汪秘书或汪同志--笔者注)进来了，这半天你们‘密谈’什么?”

　　这一问使我尴尬得不知如何对答。姜是老的辣。宋笑嘻嘻且无所谓地回答：“唐公解放前就是戴笠的座上客，是搞情报的老手，他改不了好打听秘密的性子，我们可以拒绝回答。”

　　唐生明咧嘴一笑，说：“宋公，你这话可只能在屋里说，现在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运动闹起来了，这戴笠的名字是万万不能沾的，可不能随便开这个玩笑啊!”

　　“我们这些人的身份是明摆着的，共产党有政策，你的顾虑总不该比我大。你与戴笠的秘密关系，白纸黑字，你自己在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的文章里写得清清楚楚，谁人不晓，还赖得掉吗?”宋希濂打开天窗说亮话。

　　“唉!早知今日，那些文章当初真不该写!虽然那是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我们才写的，但如今要是下边的人不懂政策，不管你那一套，怎么办?那可就糟了!岂止是我，包括你(指宋--笔者注)、老杜(指杜聿明--笔者注)，等等，统统在内。”唐生明摇着头说。

　　大约过了一星期左右，唐的话就应验了。1966年8月中旬后，首都红卫兵杀向社会，唐、杜、宋、郑同住四合院首批被抄家;杜、宋、郑与政协其他文史专员一道被正式打入“另册”，停止文史工作，不准参加机关运动，包下全机关清扫厕所、院落和其他各项杂务劳动;唐生明和他的夫人徐来(30年代著名影星--笔者注)后来真的被捕入狱，徐冤死在狱中，唐关押七年后才获释。

　　在经过十年“文革”几起几落之后，笔者才有可能再度登门拜访宋希濂。那时历经磨难的国家、民族雨过天晴，每当敲开宋希濂的家门，我的心情与十年前“文革”爆发之初大不一样。宋希濂也一改沉闷的心境，语音爽朗，侃侃而谈。我问得很多、很细，谈论得很长、很实。尽管其时中央还没有正式为瞿秋白烈士平反。一开头宋希濂就欣慰地对我说：

　　“就在几天前，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派人找我调查，要我撰写简要而明确的证明材料，一是瞿秋白在被捕至被处决期间究竟有没有叛变或变节的言行?二是瞿秋白在狱中是不是撰写了《多余的话》那篇长文?我直截了当地回答了他们，并当场写了证明材料：第一，瞿秋白没有叛变或变节的言行，有的是充满革命气节的言行;第二，瞿秋白的确写了《多余的话》长文，我当时就看过，印象极深，这篇长文写的是瞿秋白对往事的回顾和剖析，而不是对从事革命事业的忏悔，不是国民党方面事后捏造的那样。这两位调查人员极为认真，不追不逼，甚至避免种种提醒的语气，听我讲，由我写，然后逐字逐句看，整整一个下午，是一次严肃而亲切的交谈。他们的礼貌，他们的神色，使我预感到瞿秋白烈士蒙受不白之冤的日子要结束了，平反昭雪的时刻就快来临。”

　　宋希濂关于调查人员提出上述两个问题的长谈，全部写出则篇幅太长。这里，只择取其重要的两大段，一是当时宋希濂与瞿秋白之间的唯一的一次直接交锋，二是瞿秋白得知要被就地处决的消息直至牺牲前两天的情况。我想把这两大段文字写得细一些，以便读者由此一斑而窥见全豹。

　　瞿秋白被武装卫兵带进了设在长汀中学里的三十六师师长办公室，贴身勤务兵送上茶水，退出，屋子里只剩下宋希濂与瞿秋白。

　　“请用茶。”宋希濂笑脸相迎，说：“瞿先生，这些天我们的陈军医都用了些什么药?你的病情有好转了吧?”

　　“谢谢。”瞿秋白呷了一口茶水，回答说：“我早已讲过，目前的处境，作为囚犯，我服药只是为了解除点病痛，已用不着做认真的治疗。”

　　“瞿先生，你太悲观了。坦率地说，我是敬重你的。我在湖南上中学时就拜读过你的文章，那时慕名而不得见。今天在这种场合相见，在我也是一段意想不到的插曲。我今日虽有军务职责在身，仍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感慨……”

　　“宋先生，你不必往下说了。”瞿秋白打断了宋希濂的话，“我不想判断你讲这些话的用意，但我也可以坦率地说，第一，任何语言改变不了我们今天相对立的位置;第二，我的命运最终并非由你宋先生主宰，你讲这些怕也是多余的吧。”

　　“瞿先生，我赞赏你快人快语。主宰你命运的是最高当局，委员长本人。但我是这里的最高长官，直接对委员长负责，向最高当局反映情况是我的职责。我希望我们能开诚布公地谈谈。”

　　“谈什么?你发问吧。重复的话，我不想说。我正在写东西，我的时间不多了。”瞿秋白不耐烦地说。

　　“你正在写什么，可以谈谈吧。”宋希濂顺水推舟。

　　“写完后可以公之于众，也会送给你看的。我想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回顾往事，剖析自己，让后人全面地了解我，公正地对待历史。但是，这里边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名单，也没有红军的军事情报。如果你今天要问的是这些，那是会白费时间的。”

　　“我看先不要封口为好，随便谈，说到哪儿算哪儿，好吗?”宋希濂口气缓和下来。

　　“那么，宋先生，我可以先问你一个问题吗?”瞿秋白忽然以攻为守。

　　“听便。”宋希濂满不在乎地点头。

　　“你说上中学时就读过我的文章，请问你当时对我在文章中所宣传的主张，是赞成还是反对?”瞿秋白抬起他浮肿而苍白的脸，那双充满倦意的目光忽然发亮。

　　“我曾经相信过你的主张，走了一段弯路。”宋希濂直爽地回答，停顿了一下，然后提高嗓门，说：“但是，眼前的事实证明，你的那套主张在中国行不通。不仅七年前我本人抛弃从前的信仰做得对，就是在今天，我还想奉劝你也做一名三民主义信徒，以发挥你的才华。因为只有孙总理的三民主义，才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救国救民的真理!”

　　“哈哈!”瞿秋白竟抑制不住笑出声来，“宋先生讲这些大道理，究竟是要同我辩论什么主义是真理，还是要规劝我也随你走同一条路，归顺蒋介石?”

　　“打开天窗说亮话，两者兼有，出发点是为先生的前途着想。”宋希濂也答复得干脆，并为审问顺利进入正题而有点自鸣得意。

　　“我原本认为，此时此地争论这些问题，未免不合时宜。既然你有雅量让我争辩，我只好奉陪一下。宋先生，恕我再问你，1924年1月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实行国共合作，那时你在什么地方?”宋希濂一时搞不清瞿秋白问话的用意，没有马上答复。但他一想到目前自己的身份，就若无其事地回答道：

　　“那时我刚从长沙奔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

　　“那好。”瞿秋白又喝了一口茶，紧接着说：“因为你提出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问题，使我想起自己曾经是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的起草人之一，就在那时，我便粗略地研究过三民主义。中山先生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者，这是毫无疑义的，但通观世界政治潮流，对比各种主义、学说，当时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倒像是一盘大杂烩，无所不包，而又缺乏真谛，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可称道的是，孙先生顺乎潮流，合乎民意，果断地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现国共两党合作，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学说即新三民主义，在当时的确起着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作用。但时至今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人民，是名副其实的法西斯蒂，还有什么资格谈论三民主义呢?至于共产主义学说，在苏联正在变成现实，在中国也为觉悟了的农工民众所接受，而为蒋介石所深恶痛绝，也可以说是心惊胆战!要不然，蒋介石何以要运用百万兵力一次又一次地‘围剿’苏区呢?所谓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更是历来各种反共分子都在弹的陈词滥调。好了，我还是那句话，现在争辩这些不合时宜，你我都不必浪费时间了吧!”

　　瞿秋白滔滔不绝，脸色绯红，起身要走。宋希濂心中恼火，装出若无其事的神色，手指头习惯地弹着桌面，缓慢而冷冷地说：

　　“请坐下，不必激动!瞿先生，你说完了，我还没讲呢!”

　　“好吧，我洗耳恭听!”

　　“瞿先生，共产主义在中国能不能行得通，不是高谈理论，而是要看事实!”宋希濂特别加重了“事实”这个词的语音，接着又说：“请看当今党国政令一统天下，委员长秉承先总理的宗旨，实行三民主义，全国民心归顺，乃大势所趋。共产党自民国十六年之后，苦心经营了若干山头，如今已荡然无存。以至于像瞿先生这样的头面人物，也落到今天这种地步。共产主义如能救中国，何以这样奄奄一息，濒于绝境?你既不愿争论这些，我也就说到此为止。但我想郑重地提醒你的，是别忘了眼下你自己的处境。时至今日，你还没有对我们讲一点有关共党和匪区的有价值的情况，这对你是很不利的!”

　　“说得好!这最后几句话才是你今天绕着大弯子找我谈话的本意，也是为多日来想完成蒋介石给你任务而使的小手段!”瞿秋白笑着对宋希濂投以冷嘲的目光，“但我也可以坦率地告诉宋先生，几年来我身患重病，在苏区所做工作甚少，管过一些扫盲识字办学校的事，你不愿意听这些吧?至于其他情况，我早就说过，无可奉告。我对自己目前的处境，十分清楚。蒋介石决不会放过我的，我从被认定身份之后就没有打算活下去。我唯一的希望，是让我把要写的东西写完，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应该感谢宋先生的是，你在生活、医疗上优待我，使我有条件完成我要做的最后几件事。但是，宋先生，我郑重地告诉你，如果你想借此完成蒋介石交给你的任务，那将一定是徒劳的。好了，纸已戳穿，我们的谈话也该结束了。”

　　宋希濂无言以对。从此，宋希濂再也没有直接出面找瞿秋白进行这种审问谈话。

　　自宋希濂直接审问之后，对瞿秋白狱中生活优待如常。宋以下，三十六师司令部凡能与瞿秋白接触的官兵，都私下向瞿索要题字和印章，瞿一律求者不拒，予以满足;唯独各种形式的审问、谈话毫无进展。

　　过了一段时间，宋希濂向南京方面汇报：审讯没有突破。紧接着，南京直接派人到长汀提审瞿秋白，反复几个回合，依旧毫无所获。宋希濂这时倒放宽了心：不是我无能，南京派来专人审讯，不是也毫无结果吗?事情至此，宋希濂估计，瞿秋白有可能押送南京处置。出乎他意料的是，至6月16日，突然接到由顶头上司蒋鼎文转发来的蒋介石密电，命令宋希濂对瞿秋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中央社和各大报发消息。宋希濂拿着电文，端坐在办公室考虑了半天，然后把参谋长、军法处长、政训处长和陈军医召来，先让他们传阅电报，随后严肃地下达命令：

　　“委员长做出这个决定，有着重要的考虑。消灭共党已到了关键性的时刻，没有严厉的措施是不行的。无条件地执行命令，是我们军人的神圣职责。根据委员长的命令，我作如下安排：第一，明天中午，参谋长去瞿秋白房间下达最高当局的命令，宣布后天上午执行，听取犯人有什么遗言遗物。同时房门和师部大院内外要加岗严密警戒，三天内全体人员一律禁止在师部大院会客，陈军医可在房中陪同犯人，密切注意动向，有情况及时报告。第二，18日中午，军法处长和政训处长到场监督执行，刑前在中山公园备酒菜，执行地点在罗汉岭下，拍照后备棺木埋葬。你们有什么意见补充?”

　　“执行命令!”参谋长、军法处长、政训处长异口同声，只有陈军医没有作出反应。

　　次日中午，参谋长随陈军医走进瞿秋白的房间，瞿正在聚精会神地给师部的一名卫兵刻图章。瞿秋白头也没有抬，顺口对来人说：

　　“请坐，稍等片刻。”

　　紧接着，参谋长的勤务兵端进来一大盘酒菜，瞿秋白这才站了起来。说：

　　“今天是什么日子?参谋长还亲自来作陪。”

　　“不要客气，瞿先生，随便喝点。请坐，坐。”参谋长边说边招呼瞿秋白对坐。

　　瞿秋白一坐下，发觉陈军医脸色不好，一言不发，立即联想起他一上午未曾露面，预感到有什么重要事情将要发生。参谋长提起酒壶，同瞿秋白一杯又一杯地对喝起来。待双方都有几分酒意，参谋长才张口说：

　　“瞿先生，你住在这儿有一个多月了吧?”

　　“我不记日子。怎么，要送我上路?”瞿秋白放下手中刚举起的筷子。

　　“是的。”参谋长严肃地说：“好在你多次讲过，从被俘后就没有打算活着出去。现在，南京最高当局来电，命令就地枪决，可以成全你了。师座遵照委员长的电令，决定明天上午执行，让我提前转达给你。你有什么话要说，有什么后事要办，可以直说，我们将视情况而尽力为之。”

　　瞿秋白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饮了一口酒，铿锵有力地回答道：

　　“我早就等着这一天了!这样做才符合蒋介石其人的作为!我提议，为你们提前给我送行，干杯!”

　　参谋长和陈军医都没有举杯。参谋长沉着气，面无表情，惶惶然失神的陈军医(陈是瞿秋白在狱中关系最密切的一位军官)结结巴巴地说：

　　“瞿……瞿先生，你还……还有什么事要办的，尽管说。”

　　“我一切准备就绪。”瞿秋白响亮地回答：“我唯一的要求，是委托陈军医将我身边的一些遗墨(包括《多余的话》)，在我死后寄给一位武汉的朋友，请参谋长报请宋师长照准。”

　　“好说，好说。你写的那些东西对我们没有用，我想宋师长会照准的，请瞿先生放心。”参谋长当场答复。

　　谈话就此结束。

　　当晚，瞿秋白服安眠药后睡得很沉，陪宿的陈军医却彻夜未眠。6月18日是个大晴天。清早进餐后瞿秋白换上了新洗净的黑褂白裤，黑袜黑鞋，泡上一杯浓茶，点支烟，坐在窗前翻阅着《全唐诗》。金灿灿的霞光投进了门窗。他翻阅，吟读，思索，然后提笔书写起来--

　　1935年6月17日晚，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

　　夕阳明灭乱山中，(韦应物)

　　落叶寒泉听不穷，(郎士元)

　　已忍伶俜十年事，(杜心甫)

　　心持半偈万缘空。(郎士元)

　　书写至此，军法处长传令催促启程，瞿秋白于是疾笔草书--

　　方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半有句：“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

　　秋白绝笔

　　瞿秋白掷笔整衣，昂首走出房门，见阳光洒满院落，两排上了刺刀的士兵站在院中。瞿秋白在房门口驻足，抬头扫了一眼山坡不远处二楼窗户上低垂的帷幕，那里是宋希濂的办公室，一个月前他曾去过。

　　瞿秋白不可能想到，这时的宋希濂，正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悄悄挑起窗帘的一小角，望着独立院中的瞿秋白和押送他赴刑场的官兵们。

　　昨天下午，参谋长向宋希濂面报时提到，说午间酒后瞿秋白曾说，你们的宋长官在生活上优待我，秋白想诀别时能同他对酒致谢，不知他敢大驾光临否?宋当即打断参谋长的话，冷冰冰地说：

　　“优待他是为了软化他，化敌为友。委员长已决定处置他，我再出面同他喝酒，还成什么体统?”

　　但是，今日上午宋希濂在办公室听到下边院中的传令声，却情不自禁地挑起窗帘望上一眼。

　　10时整，军法处长传令出发。

　　瞿秋白昂首走出三十六师大门，脚踩着行进的节拍，轮流高歌俄语、华语“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这时候，沿途的老百姓驻足聆听，注目送行;这时候，阳光铺路，风停树静，只有悲壮的歌声在山城长汀上空回荡……

　　进了戒备森严、无一游客的中山公园，一桌酒肴已摆在八角亭里。瞿秋白请两位处长对饮，被拒绝了;又找陈军医，说没有来。瞿秋白一摆手，迈步走向八角亭。遵照特务连长的安排，瞿秋白先在亭前拍照。他背手挺胸，两腿分叉，面带笑容，为世人留下了一位革命者最后的风采。照相后，他背北面南坐定，自斟自饮，旁若无人。酒兴中他又高唱《国际歌》、《红军歌》数遍。默默无语的兵士，他视同送殡的人群;闪闪发亮的刺刀，他看作送葬打幡的竹竿。痛饮多杯后，他又放声歌曰：

　　“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也!”歌毕，瞿秋白在呆若木鸡的士兵刀枪环护之下，走出中山公园，漫步走向刑场。他手夹香烟，顾盼自如，再一次高歌吟唱，并不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走到罗汉岭下蛇王宫侧的一块草坪上，他盘膝而坐，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

　　“此地正好，开枪吧!”

　　哨声落，枪声起。时年36岁的瞿秋白饮弹洒血，壮烈牺牲。长空倾诉，山川哭泣，中华大地将永远铭记这可歌可泣的一幕……

　　这里所写的全部事实和情节，均是70年代末宋希濂同我若干次长谈中一一细说，并在事后查阅史实印证过的。我还清楚地记得，宋希濂说到瞿秋白烈士牺牲前的细节时，他怕我记不准确秋白烈士引用的唐诗集句和绝笔及在临刑前说的那段“小快乐”、“大快乐”、“真快乐”视死如归的壮语，还特地铺纸一段段写出，竟与我后来查证的史料一字不差。而在叙述完最后一段史实之后，他又语气沉重、缓慢而分明地对我说：

　　“从1927年初至1949年末，我追随蒋介石整整23年，应当说蒋家王朝的反共反人民的罪行也有自己的一份，但使我终生难以忘怀，也是终生愧对祖国和人民的，是瞿秋白烈士牺牲这壮烈的一幕!在我个人，历史上的污点已不能洗去，可庆幸的是我的后半生终于在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走上了新路，回到了祖国和人民的怀抱，我将以新的作为和奉献，去弥补历史上那不可挽回的过失于万一!”

　　特赦后的宋希濂听到“同志”的称呼，感到新鲜和亲切

　　1961年2月18日，农历正月初四那天，宋希濂应中共中央统战部之邀，出席在政协礼堂举行的新春聚餐会。应邀出席的还有第一批特赦在红星公社劳动一年后回京的杜聿明、溥仪等七人和刚刚第二批特赦的范汉杰、罗历戎、沈醉等人，人数不多，但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的李维汉、徐冰、薛子正、张执一、童小鹏等领导人都出席了。其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一般干部和老百姓的生活极为艰苦，就是高级干部，所谓“肉、蛋、豆”的特殊供应也是数量很少而且是严格限量的。因此，那时候，只有重要的外事活动才有宴请一说。凡属统战工作需要的，除海外归来的重要客人，一般都是茶水或开水一杯的座谈会，至多是聚餐会，而不叫宴会，标准相差一半以上。中央统战部召集第一、二批特赦人员在春节期间开会，因其时其人(对象)而定，才有了这个聚餐会的规格。宋希濂同所有的特赦人员一样，为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的盛情招待而甚感温暖。但更惊喜的是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兼全国政协秘书长徐冰在聚餐会上的郑重宣布：

　　“首批特赦人员在农村参加劳动接触社会一年期限已满，经研究决定，安排杜聿明、宋希濂、溥仪、王耀武、杨伯涛、郑庭笈、周振强等七人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专员。其他人员将照顾家庭和个人意向在外地作安排。在座的各位，解放前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担任要职，是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和亲身经历者，你们一定会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发挥作用的。过了春节，你们做些准备，对自己的家庭生活安排一下，就可以到任，去全国政协机关上班。我提议，为祝贺刚才宣布的七位同志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干杯!”

　　在热烈的掌声中，宋希濂突出地感受到徐冰秘书长讲话最末的“同志”一词的新鲜和亲切!是的，这样的称呼，对于在押改造了十年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们，是多么的不同凡响!在出席这次聚餐会的特赦人员座谈体会时，都无例外地共同感受到“同志”这一称呼的崇高含义和深情厚谊!

　　徐冰秘书长在干杯之后，立即把话头引向刚刚第二批特赦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他说：“你们同第一批特赦人员一样，要到北京郊区农村参加为期一年的劳动。这项劳动任务同你们在押时的劳动性质不同。这是为了让各位生活在劳动人民之中接触社会，在劳动中学习和体会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劳动本身要量力而行，并不在于干活多少。你们也不用拿工分，而是每月由国家发生活费(每人每月60元--笔者注)。这一年怎么锻炼，首批特赦人员已有经验，你们可以向他们取‘经’。”所有特赦人员都频频点头，徐冰的讲话入耳动听，叩开了每个新生者的心扉。

　　1961年3月1日上午，杜聿明、宋希濂等七人身着整洁的服装，带着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的任命书，进了全国政协机关大院，开始了新生活的第一天。

　　孤身生活的宋希濂没料到，他的黄埔一期老同学、原国民党起义将领侯镜如的夫人已悄悄为他牵红线了

　　60年代初，首批特赦人员的家庭情况分三种：一是老伴和儿女在大陆，且十年改造时期没有婚变，一待特赦，家属就来团圆了，如郑庭笈便是，这是当时最为顺利地重获天伦之乐的家庭。另一种如杜聿明，四个儿女在台湾，老伴和长女在美国，当时的情况，在台湾的不可能团聚，在美国的也很困难，但杜聿明的老伴已秘密传来消息，她从台湾去美国随长女居住，就是为了等待杜聿明有出狱团聚的一天。杜聿明是坚信这一消息的。这不仅因他老伴曹秀清是结发夫妻并生育了五个儿女，而且他还相信这件事一定会得到人民政府的关怀和帮助。果然，在他到政协任文史专员两年后的一天，他的老伴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帮助下，绕道欧洲到了北京，回到了杜聿明的身边。再一种情况是妻子病故或离异，儿女又都不在大陆，在国外或在港、澳、台的均有，家庭破碎，难以重圆，宋希濂便是其中的一个。

　　当宋希濂结束农村的一年劳动，回到城里政协宿舍居住，特别是1961年春节一个人过节时，他才第一次感受到孤独者的滋味。在押十年是失去自由的生活，但每年春节是集体过的，都是老同事、老部下，不但改善生活，而且还有各种文娱活动。现在自由了，却孤零零剩下自己一个人过春节。在国内有妻子儿女的人，早盼着春节的到来，因为这是他们恢复自由后一个阖家大团圆的日子。这是应该庆幸的。宋希濂也为这些老友祝福。但是，春节三天，他吃什么都不香，一躺下就往事历历在目!他的爱妻冷兰琴，30年代初是南京金陵女大多才多艺、相貌出众的一校之花。他们结合时正是宋希濂不满30岁便晋升将级军官的黄金时代。而后，虽然战乱近20年，但他们依然恩爱不减，相敬如宾。每当宋希濂走进温暖的家门，便会传来妻子弹奏的他最喜爱的肖邦、莫扎特的钢琴曲……他们还生育了五个儿女。在解放军兵压长江的当儿，蒋介石像对待那些兵团司令级以上的亲信将领一样，以“照顾家属无牵挂”为名，提前把他们送离了大陆，但宋希濂的妻子坚持只送走儿女，自己要随军照顾丈夫。后来，解放军渡江，宋希濂率部从武汉向西败退，至宜昌妻子得暴病而亡，在朔风苦雨中，他把爱妻掩埋在长江边上，而后继续往西败退，这就是宋希濂十余年后回顾1949年所说的“家破人亡”的重要的一页。正是在1961年春节的不眠之夜，这些埋藏在深处的往事又重新浮现;如果不是正月初四那天参加了统战部和政协举行的聚会，听到徐冰扣人心弦的郑重宣布，他的心绪真还有可能灰冷下去呢。

　　到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上班后，宋希濂专心投入撰稿、审稿工作，暂把家事放在一边。遇上星期天，就自己整理家务事，有时间就加班撰稿、审稿，日子过得还比较充实。他知道，妻子不在人间，五个儿女在美国，在当时是无法与儿女们团聚的。他也知道，统战部、政协领导关心他的家庭生活，希望他能组织新家庭，不少老友也出面劝说，但他总想着自己的身份，担心很难有合适的人会看上他的。因此虽没有谢绝他人的美意，却总不抱什么希望。他总想，有了工作，有了事情可做，自己能做些对人民有益的事，以补人民对自己的厚爱，就应当满足了。

　　宋希濂没有料到，他的黄埔一期老同学、原国民党起义将领侯镜如的夫人李嵩云已经悄悄地为他重结良缘牵红线了。

责任编辑：振中 最后更新：2021-08-10 17:2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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