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懂事时起,“新华书店”这几个字就与我的成长联系在一起,革命意识的启蒙、文化知识的积累都与其息息相关。那是抗战胜利后,我正上小学,我进县城主要有三件事儿:一是到新华书店看书,二是偶尔进戏院听戏,三是在蒋军侵占县城期间,受命进县城去完成撒传单等任务。
在我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胶东新华书店和华东新华书店。延安新华书店离我的家乡黄县太远,那里出版的书运过来太困难;而山东新华书店一般在鲁中南的临沂一带,战争年代各解放区遭敌分割,联系相当困难。所以不难理解,我小时候对“山东省”这一概念并不深,而对半岛部分的“胶东”则十分亲切,悉如家乡。
那么,为什么范围更大的华东新华书店也让我觉得亲近呢?这是因为,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苏中、苏北的新四军逐步北撤,有一个时期,就连华东局机关也撤至形势相对稳定的胶东解放区(如海阳一带),直接在党的领导下的新华书店自然要随领导机构活动。而胶东新华书店大致依然,据我所知,解放战争期间,它主要是在半岛腹心地带的莱阳、招远南部一带活动。在我的老家,还能够较大量地接触到东北新华书店出版的书籍,因为我们那里与辽东半岛只一水之隔,龙口、栾家口等大小港口都与那里来往方便,即使在形势最困难的时段,也能用帆船悄然运送各种物资。所以,我少时之所以能够得到较多的书报的哺育,其中一个重要条件是“地利”。
战争时期的新华书店不只是管发行和“卖书”,而且是出版、印制、发行、销售“一条龙”。在我的记忆中,华东新华书店曾出版《蒋党真相》《新人生观》《中国革命烈士传》,胶东新华书店出版(或翻印)了《毛泽东印象》(美国记者爱泼斯坦等著)、《论青年修养》(收集洛甫、张如心等人的文章)、《李有才板话》等,东北新华书店出版了《东北革命烈士传》、萧红的《呼兰河传》《生死场》等。尽管我家经济状况拮据,但我还是一点一滴地凑钱,先后将以上这些书都买了下来。
我们黄县的新华书店最为稳定,自抗战胜利县城解放后,它一直在县城最繁华的中心街道“大十字口”坐东面西,门脸很大,厅内非常开阔,似乎本来就不只为卖书,而是为了供热心读者看书。那时我的大多数星期天,除了干农活,就跑到距村数公里的县城去看书。久而久之,我对书店的工作人员熟了,他们也认识了我。那时店里的工作人员并不多,相熟的有一位胖胖的眼镜经理,两位年轻的同志男的叫“小杨”,女的叫“小傅”。他们穿的是解放区自产的灰粗布干部服。那时不论经理和售货员,一律都是供给制干部。
不过,他们都没有“干部”架子,态度和蔼,对读者啥时候都很耐心,书“百拿不厌”。有一次我鼓起勇气问那位圆脸短发的小傅:“为啥咱们这儿没有鲁迅、茅盾、巴金的书?”她有点惊讶的样子,大概没想到我这么点儿的孩子会问这样的问题,她没有不耐烦,回答我:“可能是因为从国统区那边运来交通不方便,也可能是反动派拦着不让运到解放区,至于还有什么原因,俺就说不好了。”
最热闹的是赶上县里举办物资交流大会,书店也忙得不亦乐乎。工作人员在大门口搭起面积很大的木板,将有代表性的存书都显眼地亮在上面,并且加以简要的介绍和说明,以引起读者的注意。在这期间,肯定是书店销售最红火的日子。不过,最担心的是下雨,一旦出现非常天气,只靠书店的几个工作人员当然不行,就近的县公安局和县工会的同志都来帮助搬进搬出。
最难忘的是1946—1947年间蒋军两度进攻胶东,这对于县书店而言是极不平常的,因为书籍是全县人民的精神财富,也是书店工作人员的命根子,敌人的进攻将造成非常的震荡与破坏。第一次是1946年秋天,蒋军第八军李弥部自潍县(今潍坊市)出动侵占了昌邑、掖县(今莱州市),直逼龙口。我军在掖县粉子山一带与敌展开激战。那里距我县仅80余公里,炮声清晰可闻。这期间,我进县城还是先来到书店,但见一切泰然,与平时无异。我低声问前台的小杨同志:“你们也在备战吧?”话既出口,便觉得有点冒失,但他并未在意,仿佛悟到了我问话的意思,只回了句:“我们没接到上级转移的指示。”我听后便放心了。不久,因鲁中我军莱芜大捷,敌军自掖县又收缩回去。第二次是1947年秋,蒋军大举进攻胶东解放区,中秋节前后已侵占龙口,离县城仅20公里。我最后一次去县城“赶集”,刚走到“大十字口”,就见到书店门外有一辆日式的破旧汽车和两辆骡子拉的大车,已装满书籍,分明是运往南山根据地的。眼镜经理看见了我,有些依依地说:“我们啥也不会丢下的。”他说着,从大车上随手抽出一本小书,递给我。我一看,是《抗日根据地的孩子们》,很薄,“骑马式”的简单装订,记得定价是一角多钱“北海币”。我刚要掏钱给他,他按住了我的手说:“这是送你的。”
腥风血雨的敌战时日终于艰难地扛了过去,这年冬天,劫后的胶东解放区厉行节约度荒,医治战争创伤,县城新华书店没有恢复。过年后一段时间,听说书店重新开张了,我专程前去,一看都是生面孔,眼镜经理、小杨、小傅都不在。我想打听,却又不好意思。不久,我参军离开故乡,也永远辞别了故乡的新华书店。
几十年间,我未忘记那个县书店,清清楚楚地记得我当年去看书、买书的一切情景;当然也没有忘记那里的眼镜经理和小杨、小傅,他们如果尚在,都已是耄耋之年,显然不太可能再见了。
那个书店和书店里的那些人,都如相交极深的故人,每每想起,留下的只有无限感慨。
(石英,作者为人民日报社编审、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
责任编辑:振中 最后更新:2018-09-26 11:4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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