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战犯”：我的父亲黄维
2018-09-26 16:00:14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李菁 点击： 复制链接
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向黄维发特赦通知书
最后的“战犯”——我的父亲黄维
毕业于黄埔一期的黄维，34岁便成为国民党王牌部队整编第18军军长，可谓春风得意。岂料10年之后，他的人生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1948年底，身为第12兵团司令的黄维，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继而成为“战犯黄维”，从而接受了漫长的27年改造。1948年9月，当黄慧南呱呱坠地时，她的父亲黄维已被自己无法主宰的力量推进战争里;她的母亲蔡若曙，一个美丽的江南女子，在充满动荡与不安的年代里，却艰难而顽强地守护着一份感情整整27年，27年的等待最终却仅换来1年的团聚。大时代背景下，这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是另一个令人唏嘘的故事。
口述◎黄慧南 主笔◎李菁
陌生的父亲
淮海战役，是父亲作为军人参加的最后一场战役，也是他和我们一家人命运的转折点。多年后我才知道，那场战役对父亲来说有些突然。妈妈后来告诉我，我们家在庐山有个小别墅，每年夏天全家都会到那里避暑。1948年夏天，爸爸妈妈照例上了庐山，哥哥姐姐们也从读书的学校赶回来团聚。不久，父亲接到命令，要他立即下山赶到武汉。与父亲告别时，妈妈挺着个大肚子，肚子里是已经9个月的我。
因此，父亲没有等到1个月后我的出生，我们父女第一次面对面，已是17年之后。
我小时候是和妈妈、外婆还有姨妈、姨夫一起生活。这么多年，姨夫和姨妈一直把我当成自己女儿。姨夫叫黄崇武，我从小到大也一直以为他就是我的生父，上学时填的家庭关系表里，“父亲”与“母亲”一栏里，我写的都是姨夫与姨妈的名字。在家里，我喊姨夫和姨妈为“爸爸”、“妈妈”，而用上海话喊自己的母亲“姆妈”——我长大后还想，我那时怎么没有想过，家里怎么会有一个妈妈一个姆妈呢?但我那时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姨夫的父亲叫黄梅兴，1937年8月14日，淞沪抗战的第二天，黄梅兴在率军攻打位于上海虹口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时不幸被炮弹击中，是淞沪抗战中第一位为国捐躯的将领。因为黄梅兴与我的父亲、杜聿明等都是黄埔一期的同学，关系非常好，所以黄梅兴牺牲后，黄埔军校的同学对黄崇武非常照顾。黄崇武与这些将领的家属，比如杜聿明的女儿杜致礼等都非常熟。姨妈比我妈妈小10岁，一直跟着我妈妈生活，他们也是这样认识的。黄崇武本人也是黄埔18期的学员，曾经在蒋纬国的装甲兵部队里担任过军官。
长大后我才意识到，是大人们一直默守着这个秘密，不想让我的生活被父亲的“阴影”笼罩。也是有了他们的这种保护，我是在无忧无虑中长大的，从未感觉自己跟别的同学有什么不一样。我从小成绩很好，老师、同学都对我很好，一直到了初中三年级。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报名参了军，临行的某一天，他特地找到我说：“你没有入团不是你自身的问题，而是因为你父亲，所以你不要有包袱，只要你好好表现，以后还是有机会的。”
他的这一番话，让我觉得莫名其妙。回到家里，我问大人们是怎么回事，我记得那天是姨妈和姨夫第一次正式和我谈了家事。从那一天起，我才知道，自己的父亲，原来是“战犯黄维”。这一年，我马上就要初中毕业，我也第一次在“父亲”一栏里写上“黄维”二字。在“家庭出身”这一栏，到底该写“反动军官”还是什么，大家意见不一致。我记得，大人们还争论了一段时间。
因为大人们很少在我面前提他，所以对于这样一位父亲，我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总是觉得他离我的生活很遥远。
转眼到了1965年，我正在读高中二年级。有一天，我正在上课，教导主任把我叫出来说：“你父亲来了，住在锦江饭店，你去见一见他。”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不去!”但学校和家里人都做我的工作，让我意识到，这甚至是一个政治任务，我必须得去。
那一天，是姨夫带我去的锦江饭店。看到父亲时，我既没有油然而生的亲近感，也不是很害怕——之前在一些历史资料上看到说黄维在淮海战役中准备施放毒气，给人感觉就像杀人魔王，看到他的第一印象，觉得他不是那样的人。当时父亲还在改造期间，所以现场还有几位穿着公安制服的陌生面孔在旁边做记录，我并不紧张，就是感觉有点怪。
我朝着他喊了声“爸爸”，看得出，他非常高兴，想方设法找话题跟我说话。那一次也是父亲和一些战犯被带出来参观，他们刚从杭州到上海，他很兴奋地跟我讲路上的见闻。这一次参观对他震撼挺大，他思想上的变化也是从这一次参观开始的。
那一年父亲61岁，还很精神。虽然在此之前我们从未见过，但很显然他对我的所有情况都了解，他还问我以后想学什么，我能感觉得到他非常在意我。我后来才知道，早在50年代初，妈妈第一次去探视父亲时，父亲便让妈妈把我的照片寄给他看看，妈妈特地带我去照相馆拍了一次照片。后来沈醉告诉我：“你爸爸在管理所里，一直把你的照片放在他的左兜里，像宝贝一样珍藏着。”
也许因为我出生的特殊，父亲似乎对我总有一种隐隐的歉疚之情。高中毕业后，我到东北插队，身体出了些状况。那时候父亲已经可以与家属通信，妈妈把我的情况在信里很详细地告诉他。父亲后来把他在里面劳动得到的钱攒下来，大概有200多元，寄给妈妈，让她给我看病用。我后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见到了负责父亲的那位管理员，他说：“别人都是从外面往管理所里寄钱，你爸爸是从里面往外寄，我在这里管了这么多战犯，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
命运转折
在得知被派往战场要与解放军一战时，父亲把我们全家都托付给了姨夫。现在想起来，他那时可能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
1948年，国共军事决战的态势已越来越明显。8月，蒋介石整编部队，组成了约12万人的第12兵团，号称国民党的王牌部队。当时，外界普遍猜测由18军军长胡琏来当这个兵团司令，但因为胡琏是陈诚的嫡系，而陈诚与白崇禧等人之间矛盾重重，多方角力下，离开战场多年的父亲就成了蒋介石起用的一枚棋子。
在国民党军队里，父亲以清高和耿直著称，也有人评价他书生气太重，不谙人情世故。不过父亲早期的军事生涯却非常顺利。他是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生。毕业后，他在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和与直系军阀孙传芳的战斗中表现出色，所以他也很快得到提拔。
很少有人知道的一点是，当年引导父亲考入黄埔军校的，竟然是方志敏。父亲与比他大4岁的方志敏早年都就读于江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他们志趣相投，在方志敏的建议下，两人一起到上海报考黄埔军校。不过，已秘密加入共产党的方志敏后来从上海改道回江西，发动农民起义，走上另外一条路。更有意思的是，我后来看到一篇文章中说，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主持黄埔军校第一期上海考区招生的，竟然是毛泽东。父亲后来也曾回忆：“当时我与方志敏大哥、同乡桂永清等来到上海参加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招考，接待我们的便是年轻的毛泽东主席，这么说来我算是很早就认识主席了。”所以说早期的国共，确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过到了1927年随着国共之间的分裂，黄埔一期的学生也走向不同人生道路，父亲与宋希濂、杜聿明、郑洞国等人仍然追随“校长蒋介石”，而陈赓、徐向前却选择了共产党。十几年后他们在内战战场上兵戎相见，这也是黄埔军校另外一个令人感慨万端的故事了。
1932年，父亲在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一期毕业后，回到第11师，当时任第18军军长的陈诚对他非常赏识。父亲由此也被视为陈诚“土木系”的一位重要将领(注：陈诚的系统人称“土木工程系”，“土”，意思是11师，“木”，意思是18军，“工程”，意思是18军下属的工程旅，陈的基本干部多出自这几个部队，而国民党五大主力中，唯一为陈诚掌握的，就是18军)，34岁那年，父亲就担任18军军长，可见陈诚对他的信任。
淞沪会战是父亲一生中最难忘的记忆。卢沟桥事件爆发时，父亲正在德国——他是1937年2月才从上海坐船离开的，原计划在德国学习一年的军事。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他应召紧急从柏林起程回国。几经周折回到上海后就直接奔赴前线。几天后，他便接任第18军第67师师长职务。当时67师打得非常惨烈，面对日军的猛烈进攻，生生守了一周，打到最后，他手下的三个团长，一人战死二人重伤，师部除了一个电报员，连文书、炊事员都拿枪上去了，战后整编，活着的人连一个团都凑不上。
1980年，父亲随全国政协组织的考察团到南方考察，路过上海时，他很少有地提了一个要求：派一辆车送他去当年与日军激战过的罗店一带去看一看，就他一个人，不要别人陪同。他的要求让政协很是紧张了一阵，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他去后会发生什么，最后请示很多人才同意。
从罗店回来那天，父亲很不平静，因为罗店当地还有很多从淞沪抗战中幸存下来的老百姓，他们知道父亲的身份后很激动，告诉他说：“当年不怪你们，知道你们已经尽力了。”所以他又激动，又欣慰。
1938年，父亲又参加了武汉会战。不久，因为日军攻占越南，云南一带形势紧张，父亲又被任命为第54军军长。54军驻扎云南文山县，条件非常艰苦。我后来听父亲的部下说过，当年父亲还让连队都去种地、养猪以改善生活，而他和母亲住在庙里的一个偏殿里。
54军隶属于第9集团军，集团军司令关麟征是何应钦的亲信，而何应钦与陈诚素来不合，相应地，父亲也与关麟征矛盾重重。不久，关麟征指控他“吃空饷”，而要罢免他——调查发现，“吃空饷”是事实，不过父亲并不是为了自己贪污，而是因为看到士兵生活太苦，父亲多列了一些人名来给士兵一点补贴。罢免父亲之事在军中遭到很大反弹，最终不了了之。
那时候，因为中美联合在滇缅作战，所以云南也是美军活动的一个重要地点。姨妈后来告诉我，那时昆明驻扎着很多美军，他们经常开舞会，活动很多，郑洞国的太太跟我妈妈是好朋友，都属于“美女太太”。她们还经常可以看到史迪威，他非常喜欢小孩子，我姐姐那时候也经常和他们在一起。
去年，我辗转得到史迪威外孙转过来的一张照片。上面是史迪威在滇池边上与杜聿明、郑洞国、关麟征、何应钦等很多中国将领的合影。这是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年轻时穿戎装的样子。这张照片还有一个小女孩，之前大家都不知道她是谁，也有人猜测是杜聿明的女儿杜致礼，在我看到那张照片的第一眼就认出，她是我的姐姐黄敏南。姐姐根本不知道还有这样一张照片，等到她再看到这张照片，时光已隔了66年，所以我们都非常激动。2009年5月，史迪威的外孙约翰·伊斯特布鲁克先生来北京时，我和姐姐一家还专门宴请了伊斯特布鲁克全家，感觉非常奇妙。
当时，54军曾被当时执掌中国远征军的陈诚编入了中国远征军序列，所以从理论上讲，父亲也是远征军将领之一，只不过时间很短暂，他很快就被排挤而离开。2004年，我到了云南滇西一带，跟着爸爸的几位老部下一起去腾冲凭吊了国殇墓园，国殇墓园里还有一块是父亲的54军战士的墓地。父亲在任54军军长的同时还在昆明任防守司令，所以我到昆明后还四处打听司令部在哪儿，可是当地人告诉我，原址早就拆了。
现在来看，父亲参加的著名战役并不多。我后来想，可能是因为父亲是陈诚的嫡系，而陈诚一般情况下不舍得把自己最好的部队派出去，一定留到最后再用吧。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父亲主要从事军事训练和教育工作。抗战后期，因为大批青年学生从军入伍，国民党政府专门设立了“知识青年从军青年军编练总监部”，罗卓英任总监，父亲任副总监，任政治部主任的是蒋经国。在此期间，父亲先后训练了5000多名青年学生。父亲和蒋经国关系较好，他们有过几次合作，我后来还听外婆说过，有一年他们驻扎在杭州一带，蒋经国还到我们家里来做客。
1947年秋天，国民党刚成立了一所新制军官学校，准备仿照美国西点军校的体制，培养陆海空三军军官，父亲任校长兼陆军训练处处长。从他本人的个性来讲，他也更喜欢军事教育，想好好办这所学校。所以当1948年得知被调往淮海战役前线——国民党方面叫“徐蚌会战”时，他并不想去打这场仗。接受任务时，他还跟蒋介石约定：“等我打过这一仗之后，我还要回去办我的军校，司令官还是胡琏同学来做。”
客观来看，长期脱离军事一线的父亲，对真正的战场已经疏远了;而且，他对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也深感厌恶，不过人在其中，身不由己，他也意识到蒋介石此时的任命有临危授命之意，很难推辞。
蒋介石对父亲的信任与赏识不是什么秘密，这很大程度是因为父亲毕业于黄埔军校，是蒋介石最正宗的嫡系。淞沪会战后，蒋介石在自己的官邸接见了父亲，特地送了他一张自己的照片，照片上，蒋介石亲笔题写：“培我将军惠存。”父亲的号本是“悟我”，但他知道，这是蒋介石有意表达对他的信任和期许，从此对蒋介石更加忠诚。
父亲晚年在接受美国记者访问时曾说：“抗战结束后，没有人想打仗，我也不想打。蒋介石教训我：‘这仗非打不可，你要不把共产党消灭了，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我就没话讲了。”他是我的老师，我的校长，我多年的长官，我只有听他的。”
不过，父亲一生都没说过蒋介石的一句坏话，即便他在接受了27年的改造之后也没有。晚年接受采访被问及对蒋介石的评价时，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这个人是个英雄，但他的那一套过时了，所以失败了。”
淮海战役
当年如何被俘的细节，父亲后来只字不提，我还是断断续续听家里人提起才略知一二：1948年12月初，第12兵团已被解放军包围在双堆集附近几个村庄里，12月15日晚，父亲下令突围，还希望能侥幸保存一部分残兵败将。父亲与副司令官吴绍周、胡琏各自乘坐一辆战车向外冲，突围前，胡琏把最新的坦克车给他，没想到这辆新车却出了故障，他弃车而逃最终被俘，吴绍周因为浮桥被前两辆车压断也被俘虏，只有胡琏一人坐着旧坦克逃跑了。
其实从现在看，那时候国民党已经大势已去，民心尽散。如今广为人知的一个细节是，在淮海战役后期，当蒋介石下令第12兵团火速奔赴徐州救援杜聿明兵团时，在国民党国防部的共产党卧底刘斐将第12兵团进军路线迅速传到了西柏坡。据说当毛泽东手握第12兵团进军图时，蒋介石还没有看到国防部关于第12兵团的任何报告。
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在双堆集前线，廖运周在第12兵团被包围的关键时刻率第110师反戈一击，成为第12兵团被歼灭的关键转折点。
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当时在656团当团长的廖运周，向任18军军长的父亲借炮打日本人。他们两人本来并不认识，后来父亲得知廖运周本人是黄埔五期学生，他的哥哥廖运泽是他黄埔一期的同学时，仗义解囊，借了8门大炮给他。廖运周也确实出色地完成了打击日军的任务，由此赢得了父亲的信任。
到了1948年，廖运周已是国民党部队第110师师长。当父亲决定突围的时候，廖运周主动找父亲表示，110师要当先头部队先突围出去。父亲对廖运周深信不疑并寄予厚望，指示“战车、大炮，一律让110师先挑”，但他并不知道，廖运周早在20年代就秘密加入了中共。结果，廖运周在安徽省宿县起义，先挑的重炮结果全部对准了第12兵团。
全国解放后，廖运周被任命为解放军炮兵学校校长，1955年成为共和国第一批少将。父亲被特赦后，有一次在黄埔军校校友会上，见到了廖运周，他还梗着脖子不和他说话。
父亲去了战场，妈妈陷入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煎熬之中。我后来听姨妈说，淮海战役打到后来，父亲生死不明、音信皆无，妈妈急得经常给国民党的国防部打电话，对方总是告诉她要突围。后来情形急转直下，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把我们一家，包括姨妈和姨夫也都接到了台湾。
后来有文章，也有一部电影里有这样的情节：妈妈去找胡琏要抚恤金，结果胡琏一看见她就破口大骂，说第12兵团因为爸爸指挥不当才全军覆灭的，还有什么脸来要抚恤金。不过，我从来没有在妈妈那里听过类似的回忆。胡琏在突围中因为坦克被击中也受了伤，姨妈还曾陪着我妈妈一起去医院看胡琏，姨妈后来告诉我，胡琏对她们很客气，所以我也不知道那个情节从何而来。
我们一家在台湾生活了两年——那时我太小了，所以在台湾的生活没有任何记忆。后来又到香港生活了一年。我相信两岸之间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妈妈到了台湾后曾借道香港，一个人偷偷回过大陆一次，知道父亲并没有死，而且大陆这边对她可能也有一些承诺，于是她便铁了心要回来等他。不久，我妈妈带着哥哥姐姐和我又一起回到大陆，定居在上海。
我后来才意识到，其实这么多年，我们家一直受到若明若暗的保护。母亲回到上海后，考上了一份上海图书馆的工作，据说当时图书馆对能否招这样身份的人也挺犹豫的，但后来还是录取了她。周总理和陈毅在找一些民主人士座谈时，还提到过母亲，认为她自食其力，值得肯定。姐姐当年报考复旦大学时，校方起初也不敢收，后来是报到总理那才入了学;在大学读书时正赶上抗美援朝，她还曾很积极地报名参加，没人敢批准，又是一级一级地报上去，到了总理那儿，最终还是不允许她去。
最后的战犯
被俘虏那年，父亲只有44岁。他与杜聿明、宋希濂等人一起被关在北京功德林监狱里。初到功德林时，抵触情绪很大，处处与管教人员对立，还吟诵于谦的《石灰吟》“自勉”，不少战犯后来的回忆录里对此都有描述，说他即便到了战犯管理所里也一直挺着腰杆走路，不失“将军”的威风;他甚至还留起了胡子，自称“在国民党时期留的胡须，不能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剃掉”。当时监狱规定，每个战犯读被指定的书后，要结合自己的罪行谈读书体会。杜聿明读了《论持久战》后写了万余字的读书笔记，并要求将自己的读后感寄给蒋介石。有的战犯在谈体会时，发言长达2个多小时。但是，父亲不讲话也不表态。与宋希濂、杜聿明这些积极改造的战犯相比，父亲成了“抗拒改造”、“最顽固不化”的典型。
有一部描写战犯改造的电影里也有这样一个镜头：在一次学习中，其他战犯都在积极揭露蒋介石的罪行，父亲不仅不揭发，反而发表攻击诽谤我党领袖的言论，学习组组长董益三等便动手打了他，父亲也不肯示弱，结果双方打成一团。特赦出来后，董益三和我们家就住在一个楼，后来在政协工作，父亲和他还经常坐一辆车回来，父亲从来也没有跟我提过这件事，我想即便是真的，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发生的事情，父亲后来也不会再放在心上。
不过，现在想起来比较有意思的是，一方面，父亲是“顽固不化”的典型代表，另一方面，也正因为如此，政府也煞费苦心、不惜任何代价要将他改造过来。
刚刚关进去时，父亲的身体很差。他得了5种结核，1953年春结核病发作，腹膜结核发展为腹膜炎，出现了大量腹积水，两腿肿胀，不能下地，病情严重。周总理办公室多次询问他的病情，指示一定要尽全力抢救其生命。为了治好父亲的病，北京著名的医学专家都过来为他会诊。不仅如此，政府还特别申请一笔外汇，到香港买很贵的抗生素给他治病。
父亲生病的4年里，管理所每天都为他提供一斤牛奶、两个鸡蛋和三两猪肉，即使在最最困难的3年自然灾害期间都没断过。父亲的内心也受到触动，他后来说，这样重的病，又病得这样久，若在过去，虽然他是国民党的高级将官，也得一命归西。但是，那时的父亲仍然怀着抵触情绪，认为政府是想先把他治好后再让他交代一些事情，所以态度仍然不好。
父亲当年最为著名的，便是他的“永动机”的故事了。被俘后，他们先是在石家庄附近的井陉集训了一段时间。他在茅草屋里待着没什么事，看到外面有人来打水，摇那个辘轳，看得久了，便产生了奇想。他认为，重力无处不在，他要设计一种发动机，把重力变成动力，那么这部机器可以永远自动运转，这是一项可以改变世界工业的革命。
父亲向管理方要求提供研究条件，遭到理所当然的拒绝。后来，张治中奉毛泽东和周恩来之命到管理所看望战犯，他乘此机会委托张治中把申请从事永动机研究的报告带给中国科学院。科学院回复说，他设想的机器叫永动机，永动机早已被科学证明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这项工作没有意义。但是父亲不死心，还要坚持他的永动机，这也被理解成他抵触改造的一种方式。
“文革”开始后，他们被转到秦城监狱，他在秦城监狱里也落下“惹不起”的称号。不久，因为社会上被抓进来的“反革命”、“特务”越来越多，监狱人满为患，从1968年4月起，父亲从北京秦城监狱转押到抚顺战犯管理所。
抚顺战犯管理所曾经关押过溥仪和一些日本战犯，比较有经验，管理也更人性化一些，所以在了解了父亲的想法后，他们觉得即便是幻想也可以肯定，所以他们放手让父亲试验，还从管理所电机厂调来4名技术人员，与学理科出身的几名战犯成立科研小组，帮助他研制“永动机”。为了支持他的设计，管理所还花费了一些经费，委托机械厂加工某些技术要求较高的配件，最终按照父亲的设计图纸，制作出了一台“永动机”。
当然，“永动机”只转动几圈便停了下来，但是父亲内心却发生了很大变化。“永动机”于父亲来说，亦祸亦福——如果不是因为他一直坚持研究永动机而被认为是抗拒改造，他可能早在1959年就被放出来了;可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抚顺战犯管理所放手让他研究，他思想上的结才一下子打开。加之他后来参观了许多地方，他发自肺腑地承认，很多国民党没有做到的事情，共产党做成了，所以他后来开始诚心诚意地检讨自己。
就在特赦前的一个月，父亲的心绞痛突然发作，濒临死亡。管理所得到指示，不惜一切代价要治愈父亲的病，他被紧急送到当时东北最好的医院。国务院领导还要求公安部立下军令状，要确保他在特赦前的生命安全，公安部专门派来两位工作人员，代表国务院了解检查治病情况。为此，医院专门成立了一个护理小组24小时看护他，告诉他配合医生，马上要特赦了，一定要活着出去。结果，父亲终于在特赦令下达前转危为安，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
父亲当年被俘后，国民党政府曾宣布黄维阵亡，并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我想这也是中共方面竭力挽救父亲的目的之一，以反驳国民党的宣传。
这些最后的战犯，可以自由选择去处——可以回原籍，政府也可以安排工作，或者享受国家疗养，甚至也可以去香港。政府还表示，被特赦的人员愿意去台湾的，也可以去，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照样欢迎。父亲的第一选择是想回江西贵溪的老家，可能想从此和母亲安安静静地度过晚年，但因为他的身份，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当时的一个政策是，家属在哪儿，就回到哪儿，所以父亲特赦那天，上海统战部的人陪妈妈到北京，准备接父亲一起回上海。但可能因为父亲的身份比较特殊，中央最终还是将他留在了北京，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
我后来听说，台湾方面还许诺，补发他当中将27年的工资，让他到第三地去。父亲都拒绝了。他一直说：“共产党对我有恩，一是没有杀我，二是把我的家人也照顾得挺好的，儿女们都受了教育。”
也是因为生命里这一段特殊的经历，父亲也由此和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结下一段特殊的感情。用他的话说：“金所长是红小鬼出身，却把青春浪费在我们这些没有意义的人身上。”当年金源所长陪同他们最后一批获得特赦的战犯到了北京，等他们安顿好之后，金源所长又回到抚顺。那一天，他们很多人到火车站去送金所长，父亲一生很少掉泪，但那一天，他掉了眼泪。回到家后，他很长时间沉默不语。抚顺战犯管理所对待父亲，的确也花费了很多心思。父亲对此深有体会，他甚至称那里为“第二故乡”。1985年11月，在他特赦10年后，已经82岁的父亲重访抚顺战犯管理所。他没有住宾馆，而是特地要住当年关押的地方，这样便在2号监室住了一宿。
短暂的团聚
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名单里终于有了父亲的名字。那一年是我记忆中最幸福的一年，我们的家第一次变得完整，但我们谁也没有想到，27年的等待，只换来一年的团聚。幸福，太短暂了。
未竟的心愿
母亲去世不久，有一次父亲对我说：“你妈妈把你交给我了，我一定要把你安排好。”我理解，父亲对我的关爱包含了很多复杂的成分，有歉疚，有对母亲的承诺。不久，他被检查出得了膀胱癌，院方要他马上接受手术。而他一定要我在他手术前去登记结婚，好像是说我是他最后的牵挂;我坚决不同意，坚持说等他动完手术之后才去，我们俩僵持着。这时候有人介绍一位老中医，也不知道怎么，吃了中药，逃过了手术。一直到他去世，膀胱癌也不见了。我后来感觉很万幸，因为父亲住院几天后就赶上唐山大地震，如果真的动了手术，他还不知道会再坚持几年。所以，也有人说他的命“硬”。……
……后来，父亲又陆陆续续去了几次香港，渐渐和台湾那边建立起联系。1989年，他一直为去台湾做准备，还计划去看望陈诚的夫人谭祥，这边的手续都办完了，那边也差不多都要办下来了，他突然心脏病发作而去世。
我想，也许父亲是一个失败者，却不是对国家对民族没有感情的人。我最遗憾的，是没来得及好好地听父亲的故事，这也是我想起来最心痛的地方。
责任编辑：振中 最后更新：2018-09-26 16: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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