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海军中的荣成籍官兵
2018-09-11 14:06:46  来源：甲午网 王福明  点击：  复制链接

　　自雍正十三年(1735年)裁成山卫设立荣成县，同年置清军成山水师营于该县北境养鱼池。驻扎在养鱼池的成山水师(后改称荣成水师)，其防区北起成山头，南至江南的莺游门，巡防沿海2070海里。荣成水师历经157载，在抵御打击倭寇海盗、保证海路畅通，拱卫京师安全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期间，荣成沿海青壮年投身登荣水师营服役者甚多。据(道光)《荣成县志》、(光绪)《文登县志》及(民国)《荣成县志稿》所载，胶州水营千总加守备衔刘孔熙，登州水师营把总袁德惠、李思忠、唐世良，成山水师营千总袁中礼(2)，登州镇标后营千总、荣成水师营守备刘仁绪(3)，荣成水师营游击曲中和，登州镇标水师前营千总刘得清、把总唐元魁、登州镇标水师后营千总曹维屏以及登州水师营把总袁宜增、曹鸿德、吕振明、张松林，胶州水师营把总刘志贤(4)等一大批水军将士，都是来自于荣成。

　　1880年，为给正在英国建造的巡洋舰“超勇”、“扬威”选配水兵，李鸿章奏请清政府，认为登荣水师营的船只“船身本小，平时巡缉附近海面，为捕盗之用。若遇强敌，战守皆未足恃”，申请将登荣水师船只开入大沽，从中挑选精锐士兵进行近代化训练，以配备到西式军舰上。经清政府允准，1880年9月27日，北洋水师记名提督丁汝昌等在大沽检验奉命到达的登荣水师营，从中挑选以千总袁培英为首的4名军官、306名士兵，留在大沽严加训练，使这些旧式水师的官兵成为新式海军的最初骨干(5)。袁培英，字育之，荣成成山人，授任蓝翎四品衔北洋海军提标尽先补用守备实缺千总。同年丁汝昌率领管带林泰曾、副管带邓世昌、管队袁培英等20人，以及经过严格挑选的来自山东荣成、文登等地和原属旧式登荣水师的224名舵工、水勇、夫役组成接舰部队，赴英国接带 “超勇”、“扬威”两艘巡洋舰(6)。在英期间，最令北洋水师官兵悲痛和难以忘怀的是袁培福、顾世忠俩人病逝。俩人安葬于异域他乡的英国纽卡斯尔圣约翰公墓，墓碑上清晰记载着他们的籍贯与姓名：水勇袁培福，山东荣成人，赴英接船，因病于5月23日“夜亥初”卒于钮克所市。5月26日清晨，管驾官及全体弁员水勇，前往钮克所市官山为水勇袁培福送葬，并立墓碑，书曰：大清故勇山东登州府荣成县袁培福之墓。在“超勇”、“扬威”两舰试航的当天傍晚，随行文案池仲祐又去看望长眠于此的袁培福等人，“周视良久，为之慨然”，一位名叫玛其梨的英国少女答应他将会照料这块墓地(7)。2002年，威海市档案局档案查取小组远赴英伦，调查、征集有关历史档案，意外在钮卡斯尔发现有一处百年前的中国海军墓地，墓碑上铭刻着中国威海籍水兵袁培福等人的姓名。

　　光绪七年(1881年)，北洋海军在威海卫、荣成招募士兵(8)。1882年，北洋水师借鉴英国海军水手练勇制度，招募训练水师练勇，建立完善练勇招募和升补制度，并于1887年设立练勇学堂，额定250人，以备随时增补舰上水手缺额。练勇学堂所募练勇的地域来源，多以荣成、威海等沿海船户青年渔民为主，其中尤以今荣成市的成山镇为最多。据“来远”舰水手陈学海(威海城里人)回忆，光绪十七年(1889年)他被招录为北洋海军练勇，“那一次共招了七个排的练勇。一排二百人，二七一千四。差不多都是威海、荣成海边上人”，实际招募数量达到了练勇定额的五六倍(9)。1888年，北洋海军在威海正式成军，又进一步抽调荣成、登州两营水军的精锐主力，荣成水师营至此名存实亡。

　　1888年12月17日，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共有军舰25艘，官兵4000余人。民国十七年(1928年)，在孙德耕所著《荣成乡土地理教本·职业》中写有“海军舰队之服役者，实以本县人为最多” (10)。按《荣成乡土地理参考》分析：服役舰队及陆战队者，不下一千余名。早年地方文史工作者调查，荣成北部沿海村庄，几乎村村都有青壮年加入北洋海军，有的村多达数十人，据说先后在荣成招募士兵近2000人，成为北洋海军兵勇的重要来源之地。其后，这些荣成籍的北洋海军官兵，在甲午战争中，为保卫中华民族的尊严，立下了不朽功勋。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9月17日，北洋舰队同日本联合舰队，在鸭绿江口外黄海海面进行主力决战。北洋舰队中的众多荣成籍爱国官兵，都表现的非常勇敢。据“定远”舰水手陈敬永(荣成葛家村人)提供，邓世昌统领的“致远”舰全舰官兵202人，荣成人“在‘致远’船上参加大东沟作战的有六十人，只活了两个”(11)。这些在荣成海边长大的年轻人，入伍时仅是身家清白，认识自己的名字，但进入海军后，经过一年左右的强化训练，都成为精通船艺、天文和算术，能熟练操作船上的各种设备、武器，能运用英文口令的合格水兵(12 )。当旗舰“定远”负伤不能指挥作战时，邓世昌管驾“致远”舰冲在“定远”舰前面发炮猛轰，并击中日舰“吉野”号，打得日舰不得不调整火力，猛攻“致远”舰。“致远”舰弹药打尽，身负重伤，“向右倾斜，势将沉没，仍拼死决斗”(13)，开足马力猛冲日舰“吉野”。在即将逼近“吉野”时，中敌鱼雷，船身碎裂。在这场惨烈战斗中，“致远”舰上的58名荣成籍官兵视死如归，与管带邓世昌一起壮烈殉国，表现了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可谓海军将士楷模。在荣成白云东村，当年曾有十多名参加北洋海军的水兵，幸存者战后曾向人们诉说邓世昌率“致远”舰直冲敌舰、壮烈殉国的场景 (14)。在荣成王家山村，不少老者目睹过在海战中牺牲的王彩琦烈士墓碑。因在黄海海战中伤亡的多有荣成成山人，当邓世昌等将士壮烈牺牲的消息传到成山后，成山百姓悲痛万分。成山头离海战地点最近，在海战中有亲人牺牲的成山人，都希望借邓世昌之祠慰藉英灵，寄托对亲人的哀思。几经斡旋，邓世昌亲属请人仿照“邓氏宗祠”中邓世昌的坐像，雕刻一尊木主像，连同光绪皇帝“御赐碑文”，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运抵成山。当地百姓举行了隆重的奉迎仪式，木主像从汪流口登陆后，用六十四杠抬阁请至成山庙，安放在始皇殿西间。

　　1895年农历正月初七，为防海岸巨炮资敌，丁汝昌曾命王平率“左一”鱼雷艇，护送由护军前营帮带洪占魁带领二十余名临时组成的敢死队员，去南帮炸毁皂埠嘴炮台。据“来远”舰水手陈学海称，在自报奋勇参加敢死队的七人中，他所认识的四人，就有两人是荣成籍水兵(15)。同日下午，海军提督丁汝昌派人去炸毁北帮炮台，并把驻威陆军统领戴宗骞从北帮祭祀台接进刘公岛。当时在码头上站岗的王玉清(荣成成山人)和杨宝山(荣成俚岛人),也是荣成籍的两名水兵，他们将戴宗骞搀扶下船。可见在北洋海军各个不同岗位上，服役并参加海战的荣成籍官兵甚多。

　　在金满楼(原名金松)所著《北洋水师的最后一百天》这部书中，多次提到的荣成人夏景春，既是丁汝昌的亲信卫士，也是北洋舰队的老兵，在威海卫保卫战中，始终紧随丁汝昌左右，亲身经历了北洋舰队同日军作战的最后过程。在日军重兵围困北洋舰队的情况下，丁汝昌在艰难组织海陆两军奋勇抵抗日军夹击的同时，曾亲自安排夏景春，怀揣密信，前往烟台向登莱青道台刘含芳搬求援兵。在求援无望之后，夏景春无奈只身骑马离烟返威，当晚由金线顶水雷营岸边下海，冒着隆冬刺骨冰水，奋力夜游七华里，回刘公岛报信。2月8日夜，丁汝昌见到夏景春。在收到刘含芳转来李鸿章令其带舰突围的电报后，丁汝昌立即修书向刘含芳禀复战况并求援，同时还给徐州镇总兵陈凤楼写了一封求救信。两信写好后，均交夏景春藏好带走。2月9日凌晨，趁夜暗之时，夏景春不顾极度疲累，又从刘公岛顶严寒冒险凫水偷渡到威海卫，然后从旱路赶往烟台。2月10日傍晚，夏景春将丁汝昌再度请求救援的信函交给刘含芳，此时，距离丁汝昌向岛上兵民承诺坚守的最后时限仅有20多个小时的时间。令人遗憾的是，其时山东可调兵力有限，山东巡抚李秉衡所派援兵很少，且早已西撤。李秉衡本人也由烟台撤驻莱州，放弃对北洋海军的救援(16)。从夏景春等人的身上，充分说明了荣成人对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无限忠诚，以及他们所表现出的超凡勇气及奋不顾身的优秀品质。

　　在《北洋水师的最后一百天》书中，将夏景春写为荣成夏庄人。笔者几次电话采访在上海的金满楼先生，均未获明确答复。继而笔者走访曾为威海华夏集团编纂《威海夏氏宗谱》提供《观里世系》总谱的夏吉朗先生(荣成市卫生局原局长，现年80岁，祖籍桥头镇观里村人)，得知威海境内的夏氏，历史可上溯到始祖夏禹，历今约153世。今威海境内的夏氏大致可分卫城、观里两大世系。威海卫城夏氏一世祖夏暹(夏氏第132世)，来自于云南省玉溪市北城镇的夏井村，明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年)为威海卫百户，居地威海卫城东北隅。卫城夏氏现已繁衍22世。荣成观里(今属环翠区辖)世系与卫城世系的夏氏同来自云南省玉溪市北城镇的夏井村，均以荩为共同先祖。观里夏氏自1世祖始，现已繁衍达十八代，历经四百多年，迁徙分布于荣成、文登、环翠、牟平等周边市区，比较集中(50-200户)的有10乡镇25个村。还有部分迁居日、韩、香港及东三省、川、陕，以及大连、青岛等地，人口达一万多人。“景”字辈为夏氏第146世(观里世系第11世)，均是观里村1世祖惠公在威海境内的各支系后裔。在今桥头镇观里、洛西头、泊于镇河北吴家、崖西镇林道沟等9个村夏氏惠公后裔10个分支的第11世谱载361人，姓名中间带“景”字的255人。在此255人中，笔者发现名“夏景春”的有3人：一是在桥头镇观里总谱中，载有10世本芝生子景春，11世景春生子良和;二是在洛西头村支谱中有10世曰信生子景春、景山，11世景春生子仁贵;三是在宁津镇南夏家村口外分支谱第14世中，有景春，生子树志、树轩(17)。笔者访查《威海夏氏宗谱·洛西头村支谱》的撰稿人夏元华先生，夏景春正是夏元华的曾祖父。夏景春与妻李氏，于1889年生祖父夏仁贵;夏仁贵与刘氏于1928年生次子夏洪之(长子夏良之少亡)，夏洪之与王氏于1951年生夏元华。据夏元华讲，小时候曾听祖母刘德兰(夏仁贵之妻，盘川夼人)讲过，她的公爹夏景春早年曾在威海卫谋事当差，家中、地里的活谁都指望不上他。笔者又采访负责编撰、整理《威海夏氏宗谱·观里世系》的夏元凯(威海市商业银行退休干部，现年71岁，祖籍泊于镇河北吴家)、夏继安(威海市工商局退休干部，现年67岁，祖籍人和镇千军石村)两位先生，他们经过认真核对各宗谱与商讨，告诉笔者，观里总谱上的夏景春，系观里世系长支11世，约为19世纪10-20年代生人，至甲午海战时已有80多岁，不可能还在北洋海军当兵服役;荣成宁津南夏家的夏景春(1894-1934年)，实为观里世系14世，甲午海战时尚为幼童;根据当年夏元凯等人整理、编撰《威海夏氏宗谱》时，曾调查过洛西头村夏景春之孙夏洪之(现年85岁)，得知该祖父夏景春早年曾在威海卫干事，但不知从事何职业(因旧时当兵多为养家糊口之举，并非什么光荣职业，常被人视其为“兵痞”)，曾给家里捎过钱盖房，后来死在外面。根据其家族的几代婚育规律看：在夏景春与李氏生夏仁贵(1889年)5年后，正是青壮年时期。两位夏氏老者经分析认为，当年在北洋海军服役者，应是此人。

　　笔者发现，在丁汝昌自杀身亡时，其子丁代禧究竟在何处说法存异。在《北洋水师的最后一百天》书中，写有：当丁汝昌的棺柩运抵烟台后，作为丁汝昌的卫士夏景春等人，始终在烟台守卫丁的灵柩，等候其子丁代禧的到来(18)。甲午战争史资深学者戚其章认为：“当丁汝昌死时，他的次子代禧就随侍在身旁，并由其扶榇回里的(19)。”而青年作者孙建军则说：“丁汝昌的儿子丁代禧，闻父亡的讯息，奔往烟台，临时做好棺材，装殓其父(20)。”笔者专程请教甲午战争史学者戚俊杰先生获知：在刘公岛陷落前，丁汝昌早已抱定必死之心，早在上年11月5日，丁汝昌在致信张士珩时便直言不讳：“现惟缮此烬余，竭此衰躯，效命以报。”在日军进攻威海卫之前，已派人将北洋舰队的重要文件或信函送到烟台交刘含芳妥善保管。11月22日，为债务事项曾致信樊时勋：“弟从事海军十余年，历年积亏公款万余金。……万一有意外之变，即与小儿葆翼结付，已告彼牢记矣。”由此可见，早在刘公岛陷落之前，丁汝昌已在为“意外之变”作周密安排(21)。丁汝昌有二子：长子丁代龄，名长栋，字朝甫，号继廷，花翎五品衔;次子丁代禧，名葆翼，字幼廷，又号朝杞，诰授通议大夫，江苏候补道。据当时的形势分析，丁代禧应不会在刘公岛丁汝昌身边：1、早在日军进攻威海卫之前，丁汝昌便派专人将北洋水师所有档案文书送去烟台，本人已抱定“除死守外，无别策”及“惟有誓死拼战，船没人尽而已”。 鉴于刘公岛如此复杂、险恶的形势，丁汝昌不会将儿子留置在生命、安全随时处于危险之地的刘公岛上;2、丁汝昌既将涉及欠款等身后事宜，写信嘱告儿子丁代禧代为他偿还，则相应说明其子丁代禧应是置身于相对安全之地，才有可能完成对自己身后事的处理。

　　家住荣成水师营驻地的袁培礼(成山唐家庄人)，字用和。早年曾在北洋水师萨镇冰麾下服役。在甲午威海卫保卫战期间，精练左营游击、“康济”练船管带萨镇冰奉命带领30余名水兵防守日岛炮台。期间与北洋海军各舰和刘公岛炮台相互配合，奋勇抵抗日军水陆两路攻击，战况空前惨烈。面对日本海、陆两军的凶猛夹击，萨镇冰及其将士誓死拼战十昼夜，击退敌军多次进攻，击伤敌舰多艘，在威海卫保卫战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激烈战斗中，袁培礼勇敢顽强，曾舍身忘死救护过萨镇冰，与其结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厚友谊。1896年，萨镇冰被清廷重新起用后，先后担任过北洋水师帮统兼“海圻”舰管带、广东水师提督、清政府海军统制、总理南北洋水师统领、清廷筹办海军大臣、海军大臣之职，后又出任民国海军临时总司令、海军总长，兼代国务院总理等职务。为感念袁培礼甲午战争中的“救命”之恩，萨镇冰推荐袁培礼担任清廷海军部军乐队队长一职。1907年，袁培礼曾向负责筹办烟台海军学堂的萨镇冰，推荐本村青年袁方乔考入直属海军部的烟台海军学堂第四期驾驶班。后来袁方乔成为民国海军中的一代名将。1917年，袁培礼辞去军职，告老归乡务农。1918年，萨镇冰由北京南下福建，曾专程绕路到成山唐家庄，探望袁培礼。因袁培礼出海不在家，萨镇冰遂将随身所带的名片及一枚民国海军部的青天白星徽章(第2号)，留赠给袁培礼，以作纪念。该系较为罕见的银质圆形徽章，直径3.5厘米，厚0.2厘米。上端为“青天白星”满地红，中部竖排“海軍部”3个楷体字，下端两边为稼禾(麦穗)，图案为珐琅彩。背面阴文“民國柒年”，下端阴文“贰號”。该枚徽章，现在荣成市民间文物收藏爱好者戴玉山先生处珍藏。

　　
       参考文献：

　　(1)陆儒德：《中国海军之路》，大连出版社，2009年版，第224页。

　　(2)(道光)《荣成县志》卷七·选举。

　　(3)(光绪)《文登县志》卷五·职官表二。

　　(4)(民国)《荣成县志稿》续卷三·选举(荣成市档案馆藏)。

　　(5)“操演水兵备用折”，《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三十八。

　　(6)池仲祐：《西行日记》，商务印书馆，1908年版。

　　(7)《西行日记》，卷下，第10页。

　　(8)威海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威海市志》第一编大事记，1986年版，第5页。

　　(9)戚海莹：《甲午战争在威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203页。

　　(10)孙德耕：《初级小学荣成乡土地理教本》，石岛新华印字馆，中华民国十七年初版。

　　(11)《甲午战争在威海》，第203,211页。

　　(12)陈悦：《北洋海军舰船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页。

　　(13)戚其章：《中日甲午威海之战》，山东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2页。

　　(14)刘德煜：《威海往事》，中国戏剧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122页。

　　(15)《甲午战争在威海》，第207、208页。

　　(16)戚俊杰：《甲午战争期间丁汝昌作为之述略》，载于：戚俊杰、郭阳主编：《北洋海军新探》，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56、357页。

　　(17) 威海夏史研究会：《威海夏氏宗谱》【卫城世系·观里世系】，威海新永印刷有限公司，2012年6月(内部资料)。

　　(18) 金满楼：《北洋水师的最后一百天》，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197页。

　　(19)戚其章：《甲午战争新讲》，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43页。

　　(20)《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馆刊》，2009年第4期，第7页。

　　(21)《甲午战争期间丁汝昌作为之述略》，载于：《北洋海军新探》，第358 页。

　　(作者：王福明，威海市政协文史研究会会员，荣成市政协文史研究会理事，荣成市卫生局原副局长)

责任编辑：廖继红 最后更新：2018-09-11 17:3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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