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导火索为什么是朝鲜(下)
2021-08-03 15:03:07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点击：  复制链接

　　“壬午兵变”平定后，闵妃在清军护卫下回到汉城，朝鲜政府再次改组，闵妃集团重新掌握朝鲜政权。在清军的帮助下，朝鲜政局动荡一时平定下来，但表面的平静背后，又暗暗酝酿着下一轮的不安。

　　“壬午兵变”之后，朝鲜王室对清廷的向心力大大增强，请求清军帮助善后，清政府借机对朝鲜实行了全面控制。平乱的庆军六营全部留驻朝鲜，并帮助朝鲜训练新军，在军事上加强了介入。此外，由清朝推荐的马建常、穆麟德代理朝鲜海关，朝鲜的海关和外交事务实质掌握在清廷手中。最重要的是，李鸿章为确定中朝关系，于1882年10月订立中朝贸易章程，在其序言内声明：“此次所订水陆贸易章程系中国优待属邦之意，不在各与国一体均沾之列。”这显然是再次强调清朝与朝鲜的特殊关系。缔约后，清朝派商务委员陈对棠驻朝鲜，李鸿章希望通过这种缔结条约的方式，在国际社会中确立中朝宗藩关系的地位。

　　当时清廷内部还出现了另一种声音。梁启超后来在《李鸿章传》里提到，1880年，清朝驻日本使节何如璋给总理衙门写信，要求主持朝鲜外交，称中国应当在朝鲜设立专门的办事大臣。李鸿章说如果在暗地里对朝鲜进行秘密保护，还是在能力范围内的。“倘显然代谋，在朝鲜未必尽听吾言，而各国或将唯我是问，他日势成骑虎，深恐弹丸未易脱手云云”，担心朝鲜问题处理不好成了麻烦。“壬午兵变”之后，张謇甚至主张改朝鲜为郡县，或置监国，或置重兵，改革朝鲜内政;翰林院张佩伦请征朝鲜，派员管理朝鲜的外交……但这些相对激进的主张都未被李鸿章采纳。平心而论，当时的清朝其实也早不具备这种实力了。

　　因为“壬午兵变”中造成日本平民的死亡，事变后，朝鲜国王派遣几位代表前往日本表示谢罪，担任全权特使的叫金玉均。金玉均出身朝鲜没落贵族家庭，金玉均认为，要挽救国家和民族危如累卵的局面，要实现文明开化和富国强兵的夙愿，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在这方面，日本的“明治维新”对金玉均影响最大。金玉均在日本拜维新派思想家福泽谕吉为师，一心想在朝鲜发动一次明治维新式的改革。回到朝鲜后，他与一些志同道合者结成开化党，开化党以青年贵族为主。

　　1882年的“壬午兵变”令金玉均产生强烈的反清情绪，他曾对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表示：“清国对大院君实施绑架和以后对他的处理对朝鲜来说是国耻。”因此，他的开化党主张“外结日本，内行改革，联日排清，脱离中国，宣布朝鲜独立，实行君主立宪”。他们寄希望于借助日本的支持以扩张政治势力，实现一场大规模的政治经济改革。

　　“开化党”们经过几次密谋，决定采用非常规手段，推翻守旧派政权。1884年8月，中法战争爆发，清军节节败退，其在朝鲜的威信急剧下降。同时，清廷为了应付与法国的战局，将原先驻扎朝鲜的3000名军队调动一半到华南前线。金玉均等开化党人认为时机已到。

　　1884年12月4日，“开化派”借京城邮政总局新厦落成时，发动政变，金玉均趁乱将国王李熙迁入景佑宫。与此同时，开化党人在宫外放火制造骚乱，金玉均趁机“建议”李熙请日军来保护。惊恐不定的高宗表示同意，用铅笔写“日使来卫”四字。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便以此为由，率领200多名日军赶到王宫，与开化党的50名士官生徒一同，把高宗所在的景佑宫内外围得严严实实，一些守旧派大臣被开化党刺客杀死。

　　这就是著名的“甲申政变”。政变一时取得成功，开化党组成的新内阁，并在12月6日，对外宣布十四条政纲。其中第一条就要求清政府早日释放大院君回国，并且明确提出要脱离与清国的宗属国关系，建立独立国家。

　　袁世凯是在第二天才得知政变确切消息的。鉴于袁世凯在整饬军纪、训练新军中的出色表现，1884年春吴长庆奉调回国之际，保举袁世凯来负责留驻朝鲜庆字营。袁世凯借助这个平台，很快与国王和当朝主政的“东道西器”派大臣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由于有了这层关系，袁世凯的沟通能力和对朝鲜政府的影响，反而高于清廷的外交代表。为此，他又受到北洋大臣、负责外交事务的清朝重臣李鸿章的器重。

　　因为顾忌到宫中还有日本军队，袁世凯开始还较为谨慎，不敢擅自行动。不久，未遭开化党清洗的中间派大臣金允植、南廷哲等纷纷跑到清军大营，“痛哭乞师”，要求出兵。袁世凯也在众人犹豫不决的情况下，果断决定率清军入宫镇压开化党。为了打消众人的疑虑，袁世凯承诺“如果因为挑起争端而获罪，由我一人承当，决不牵连诸位”。

　　12月6日，袁世凯、吴兆有、张光前等率领1500多名清军，同拥护国王的朝鲜军队一道进入王宫，击败开化党人和日军，将李熙解救。随后，高宗李熙在清军保护下入宫。由于开化党人严重脱离群众，所以金玉均发动政变时，汉城市民都认为开化党勾结日本人挟持国王，夺取国家政权，因而当时反日情绪空前强烈，汉城市民纷纷聚集起来，围攻日本公使馆，300多名日本侨民也遭到市民的追杀，涌入公使馆内。日本驻朝鲜公使竹添进一郎自焚公使馆，率部逃亡仁川的日本领事馆。金玉均的政权仅存在3天，便告流产。

　　危机潜伏

　　在平息政变过程中，汉城发生了朝鲜人和日本人互相残杀的事件。步兵大尉矶林真三以下40名日本人在这次政变中被杀死。所以事件平息之后，日本开始同清朝交涉。当时正忙于中法战争的清廷，为了避免腹背受敌，以集中力量对付法国，决定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1884年12月15日，清政府指示李鸿章：“目前办法，总以定乱为主，切勿与日人生衅。”

　　1885年2月底，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启程来北京，与清政府交涉。经过两个多月的谈判，4月18日，清政府与日本签署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主要内容如下：

　　1.清、日两国驻朝鲜军队自签约起4个月内各自撤回;

　　2.事后清、日两国均不派员到朝鲜充当军事教官;

　　3.朝鲜若有变乱或者重大事件，清、日两国如果其中一国要派兵入朝，应先行文知照对方。

　　李鸿章当时之所以同意撤兵，一是因清朝彼时正在越南用兵，二是他认为派兵驻朝鲜是为了防日，日本既已撤兵，中国已经没有留兵的必要。对于局势，李鸿章还比较乐观：“以后彼此照约撤兵，永息争端。”

　　但是，《天津条约》在事实上第一次确立了日本在朝鲜同清朝对等的地位，也使中国的宗主国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动摇——先前由中国独享的宗主国权利，改由中日两国分享，日本取得了向朝鲜派兵的权利。尤其是第三条，如果朝鲜发生事变，中日两国想要派兵前往，必须互相通知照会，梁启超后来是这样评价的：“《天津条约》说明中国对于朝鲜之权利义务与日本平等，中国既可目朝鲜为我属国，则日本亦可目朝鲜为彼属国也。”“于是朝鲜又似为中日两邦共同保护之国，名实离奇，不可思议。”为10年后清日两国出兵朝鲜提供了合理性，也为后来的冲突埋下伏笔。后来两国各执一词，纠缠不清，终于酿成了战争。这在后来被公认为是清朝外交政策的一次巨大失败。

　　值得一提的是，1885年的天津谈判，是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第一次会面。时年62岁的李鸿章在见了比自己小18岁的伊藤博文之后，禁不住大赞对方是治国之才，并意识到未来日本将是中国最强劲的对手。“该使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摹仿，实有治国之才，专注意于通商、睦邻、富民、强兵诸政，不欲轻言战事，并吞小邦。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果然一语成谶。10年后，李鸿章东渡日本收拾甲午战争残局——签订《马关条约》，而坐在他对面的，正是老朋友+老对手的伊藤博文。

　　甲申政变失败后，开化党人遭到了朝鲜政府最残酷的处罚。金玉均虽侥幸逃脱，但作为“逆贼”之首，其家属无论男女老幼都被连坐处死，其他开化党人及其家眷也多被处决。与此相反，这场政变最大的“赢家”是袁世凯。当时正被中法战争搞得焦头烂额的清廷与北洋大臣李鸿章，接到甲申政变、清军卷入的消息时，十分震惊。不过还没有想好对策之时，又得知清军已及时平叛，而没用国内派一船一舰、添一兵一卒时，清廷和李鸿章实在是大喜过望。李鸿章对袁世凯的好印象再加一重。

　　另一方面，清廷在朝鲜的身份也日渐尴尬甚至遭遇挑战。在朝鲜，清廷自认为是“天朝上国”，不屑于与属国互派使节，因为互派使节就意味着关系平等，有违“天朝”的体制，只派陈树棠以“总办朝鲜商务委员”名义驻汉城，监管朝鲜之商务和外交。但是这种与国际公法有落差的做法，也不为驻汉城的其他列强诸国使节所接受，否则等于他们也承认清廷是高其上等的“上国”。所以他们经常借口所谓“商务委员”充其量是个商务代表之类的角色，不具有全权使节的地位，在外交场合往往故意轻视清使，以此贬辱清廷。

　　《天津条约》签订后，按照双方约定，清朝开始从朝鲜撤军，吴兆有、张光前、袁世凯三个带兵官员也都离开朝鲜。只有商务委员陈树棠留下。当时朝鲜情况甚为复杂，清廷既不肯放弃对朝鲜的宗属关系，对朝鲜的内政外交都要干涉过问，这种局面显然不是一般人所能应对的。经过一番考虑，李鸿章向总理衙门提议由袁世凯接替陈树棠。因为在朝鲜的一些行为遭到同僚攻击，袁世凯在1885年初归国后便赋闲在家，以避攻击。没想到，更大的责任很快落到他身上来。1885年10月，李鸿章命袁世凯护送大院君回朝鲜。年仅26岁的袁世凯被任命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位同三品道员。

　　当袁世凯再返朝鲜后，发现朝鲜政局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甲申事变后，朝鲜王室对清廷失望、对日本惧怕，开始逐渐同北方强邻俄国靠拢。此时日本在朝鲜采取低姿态，不再是主要矛盾，而且鼓励清廷出头抵制俄国对朝鲜的渗透。由于送回大院君，主政的后党集团离心倾向日趋严重，亲近清廷的大臣或被排挤，或无实权，从国王、闵妃到政府内的大多数大臣均倾向于联俄拒清。管理朝鲜海关的德国人穆麟德本是由清朝派去，后来却在暗中鼓励朝鲜投向俄国，被李鸿章撤换回来。

　　袁世凯在朝鲜期间的任务是在“各国通商”、“友邦环伺”的情况下，使朝鲜“明尊亲之义，定摇惑之志，内修政治，外联邦交”，换言之即强化清朝和朝鲜的宗藩关系，防止朝鲜独立自主的倾向和日俄等国的窥伺。从这段时间到甲午战争爆发的9年时间里，在李鸿章的支持下，袁世凯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朝鲜的宫廷事务和政治、经济决策，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清朝对朝鲜的控制力。对此，连日本方面也有所察觉。1894年6月，内田定槌致陆奥的信中谈道：“近年来朝鲜国对清国所表示的藩属关系，不止于朝鲜国王对清国皇帝虚礼，即驻朝官吏干涉朝鲜政府的内政、外交，而且朝鲜政府亦郑重地听从命令，不敢违抗。”朝鲜生活也给袁世凯一生留下深刻印迹，一生有一妻九妾的袁世凯，其中三位姨太太都是朝鲜人。

　　袁世凯在朝期间，把中国的宗主权提高到了极点，对朝鲜的控制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各个方面，有效地遏制了日本和沙俄对朝鲜的渗透。与此同时，为了强化中国宗主权，他有时不免会采用一些高压或过激手段。清廷内的张謇、张佩纶等也曾攻击袁世凯“侈然自大，虚骄尚气，久留朝鲜，于大局无益”。

　　另一方面，朝鲜独立自主的愿望日益强烈，一些人士对积弱不振的大清王朝也有了逆反情绪。哈佛大学毕业的美国人墨贤理受清政府委托，接替被换回来的穆麟德，出任朝鲜海关总税务司。他看到了朝鲜国内对清廷的一些态度，不免忧心忡忡：“现在只是使用武力才能控制他们(朝鲜)，而他们一遇机会便想法摆脱这种控制。”对于袁世凯，他后来在写给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的信中说：“我已看出朝鲜人对他的恶感日益增加而对中国的恶感也与以俱增。”袁世凯的强硬姿态也引起了朝鲜国王和一些大臣的不满，1889和1890年，朝鲜国王李熙三次上书，请求清廷撤袁世凯。但李鸿章力排众议，不仅让袁世凯继续留朝任职，并于1890年2月给袁世凯写了“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的评语。

　　剑拔弩张

　　也许正是顾忌到《天津条约》里对于“一方出兵需告知对方”的约定，当1894年全罗道的东学道人起义发生时，虽然接到袁世凯要求清廷出兵干预的电报，但清廷并没有马上做出决定。而且，他们也注意到，与上次“开化党”发动的甲申政变不同，这一次东学党人起义并不反华。不过袁世凯还是认为这是一个尽宗主国责任的机会，他在给李鸿章的电报告知朝鲜国王请求出兵的消息时说：“如不允，他国人必有乐为之者，将置中国于何地，自为必不可推却之举。”李鸿章也认为“韩国归中国保护，其内乱不能自我了结，求中国代其戡乱，自为上国体面”，也建议朝廷派海军赴朝平乱。

　　1894年6月2日，就在清政府正式接到来自朝鲜的求援的第二天，日本驻朝鲜临时代理公使杉村浚派人探访袁世凯，打探朝鲜是否已经请求清国出兵一事。袁世凯表示，双方已经达成内定意向，一旦获得正式公文，待命部队即可出兵。

　　此时蛰伏了10年的日本，已不甘坐视中国对朝鲜的控制。《天津条约》签订后，日本对朝鲜的渗透变得顺理成章，并且不断扩充国家的军事力量。根据宗泽亚所著《清日战争》，1886年，清国和日本国对朝鲜的贸易额之比还是83∶17，到了1892年，这一数字已变成55∶45，水平已趋于接近。日本在朝鲜贸易的急速增长，也显示清国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发生动摇。从日本方面来讲，他们也绝不会再“忍受”清朝在朝鲜独享控制权的局面。

　　另外，日方对袁世凯本人也心存戒意，在他们看来，满腹野心的袁世凯必定试图通过援兵入境进一步明确清国和朝鲜的宗属国关系，为自己建功立业。另外，袁世凯虽然口口声声丝毫不会伤及日本官民，可1882年朝鲜“壬午事变”时，正是他派出清兵杀伤日本官民。

　　所以杉村得知袁世凯的态度后，立即给日本外务省发去急电，告知“朝鲜政府有请求清国派遣军队之意向”的急电。日本政府当即召开临时内阁会议，一致通过“保护驻朝公使馆和在朝国人安全”出兵朝鲜的议案。第二天一早，杉村亲自拜访袁世凯，明确表示：如果清朝出兵，日本也必将出兵，保护侨民。

　　也就在6月3日这一天，袁世凯接到朝鲜请求清国派兵的正式公文，他立即电告李鸿章，并把与杉村浚的会谈情况作了报告。对于日方的反应，袁世凯的判断是：“当前日本国内多事，即便日本出兵不过也是以保护公使馆名义派遣区区百余兵力罢了，对清国出兵不会构成威胁。”李鸿章赞同袁世凯的建议，决定派兵入朝——甲午战争结束后，当时国内即有舆论谴责袁世凯，一种意见认为是他的错误情报导致李鸿章做出派兵赴朝的决定，以致局势升级，最终导致战争——第二天，李鸿章令北洋舰队之济远、扬威、平远三舰，驶赴朝鲜，停泊仁川担任护卫。同时命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统兵2000余人，由海道赴朝，驻扎于牙山。

　　按照1885年《天津条约》的约定，6月6日，清廷将出兵朝鲜的决定告知日本政府。在清廷看来，这是执行“上国”保护“属邦”的使命，具有不容置疑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可是清朝的反应又引起日本政府的高度警觉。日本外相立即语气强硬地回复，一是表示“日本历来不承认朝鲜是清国属国”，同时再一次明确表示：日方也会出兵。

　　6月9日，原本请假回国的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搭“八重山号”军舰到达仁川。日方借此机会，紧急凑集70名海军陆战队员随他赶赴朝鲜。他们在仁川与停泊在那里的5艘日舰汇合，又临时从各舰抽调海军队员加入先遣陆战队，组成总员488名的临时战斗序列，以保护使馆为名，第二天一早由陆路赴汉城。几天后，日本又陆续增兵。

　　就在中日两国陆续向朝鲜出兵时，在国内外政治军事压力下，6月10日，东学党人与朝鲜政府议和，起义军退出全州城。清军并未与东学党军接触，朝鲜内战实际已经停止。于是朝鲜政府在6月13日致函袁世凯，请求清朝撤兵，以解除日方借口。李鸿章得报后，当日即电在朝鲜的叶志超，令速调部队回牙山，准备撤兵回国。

　　这时，日本方面也觉得朝鲜情势与之前的判断有差异。“他(大鸟圭介)一进入汉城就已感到和从本国出发时所预料的情况有所不同，朝鲜国内出乎意料地平稳，中国派去的军队只是驻扎在牙山并未进驻内地”，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后来在其回忆录里写道，他也意识到日本眼下“已成骑虎之势”。他转而又说：“考虑到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成败的关键完全取决于兵力的优势，所以决定仍按政府原定计划迅速先将预定的混成旅团派往朝鲜为万全之策。”于是，日本混成旅团第一批先发部队开始在仁川登陆。

　　日本大举增兵，又惊动了清朝。6月15日，袁世凯与大鸟会谈，双方初步达成双方不再增兵的口头协议。同一天，日本召开紧急内阁会议，日方认为：朝鲜的农民骚乱尚未彻底平定，此时不应立即撤兵，而应该帮助朝鲜彻底整顿政治，以断绝再次骚乱的祸根。于是他们又提出一个新方案：要求大清国和日本一起“改革朝鲜的内政”。这样实际上也给自己找到了继续留在朝鲜的理由——日本的方案当然遭到清朝拒绝。清国强调，“朝鲜内乱已经平息，朝鲜内政改革应由朝鲜内身解决，清日两国应该立即撤兵”。

　　6月22日，日本政府向清政府发出“第一次绝交书”，声称：“设与贵政府所见相违，我断不能撤现驻朝鲜之兵。”此后，便着手开始单独改革朝鲜内政的策略，并向朝鲜增兵。第二天，第一批上陆的混成旅团主力在京城完成集结部署。而6月25日，第三批清军在牙山登陆，驻朝清军总数达到2465人。

　　双方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

　　引燃战争

　　6月26日，大鸟圭介拜见朝鲜国王，替日本的行动辩解。大鸟声言，日本不撤兵一是依条约而行，二是想帮助朝鲜改革内政。谙知朝鲜方面心理的大鸟当天还给朝鲜国王写了一封信，信里说日本的愿望是“全朝鲜之自主独立”。大鸟的一番说辞果然奏效。两天后，高宗李熙在和群臣议事说：“外侮如此，国势可知，言之亦耻矣。惟当奋发惕励，可以自修自强矣。”

　　6月28日，大鸟圭介照会朝鲜政府，称清朝驻日公使汪凤藻的照会里有“保护属邦”的字样，大鸟质问朝鲜政府是否仍然承认是清国的属国，并且限期回答。朝鲜政府接到照会，甚是为难，几经踌躇，于6月30日回复说：“本国自立约以来，所有两国交涉交际事件，均按自主平等之权办理。此次请援中国，亦系我国自用之权利也。与朝日条约毫无违碍。……且我国内治外交向由自主，亦为中国之素知。”这一天，日本混成旅第二批部队登陆，在朝日军已达8000人，比起驻朝清军已占绝对优势。

　　6月30日，当袁世凯得知朝鲜在日本胁迫之下已经正式照会大鸟、申明朝鲜是自主国家的消息后，袁世凯致电李鸿章，要求撤回国内。袁世凯的理由是，朝鲜既然不承认是清的属国，那么他这个宗主国派驻朝鲜的“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身份就不被承认，日本可按国际法，找借口将他递解出境。如此则不但使他也使清廷蒙羞，所以不如主动撤回，另作他图。李鸿章没有同意，只是嘱咐他“要坚贞，勿怯退”。

　　此时的李鸿章仍寄希望于在英俄的调停下，实现双方共同撤兵。所以他既未向朝鲜增援军队，又没有按袁世凯、聂士成等人的建议由清军先撤兵，这种举棋不定，最终也给日本人以可乘之机。

　　6月30日，俄国和英国方面都表示，希望两国同时撤兵，当天，朝鲜国王李熙发布《罪己诏》：“当前朝鲜国内混乱的原因，完全是由于自身的不德和官吏渎职所造成的……”尽管如此，大鸟公使还是依照日本政府的既定方针，提出了朝鲜行政、司法、财政、兵制、教育改革纲领，要求朝鲜方面在规定期限内拿出改革具体意见。在此期间，日本保持了政治强硬立场。在他们的高压之下，朝鲜政府被迫任命三位重臣加入改革委员会，与日本共同商谈改革事宜。

　　7月2日，正在召开内阁会议的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接到杉村从朝鲜发来的消息，进一步确认清朝出兵的事实。陆奥宗光后来在回忆录《蹇蹇录》里写道：“如果默视不顾，就将使中日两国在朝鲜已经不平衡的权力更为悬殊，我国今后对朝鲜的问题就只有听凭中国为所欲为了。”陆奥于是将杉村的信息告诉了阁员们，同时提出：“如果中国确有向朝鲜派遣军队的事实，不问其用任何名义，我国也必须向朝鲜派遣相当的军队，以备不测，并维持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均势。”会议后，伊藤博文进了皇宫，向日本天皇报告了会议内容。

　　7月5日，袁世凯再度致电北洋，详细报告朝鲜局势，“日兵万人分守汉城，四路各要害及我军由陆地前来(汉城)之路均置炮埋雷，每日由水路运弹丸、雷械甚多……似将有大兵续至”。再次向李鸿章请求撤使回国。但是清廷仍不放弃通过列强调停的幻想。7月7日，仍以圣旨形式拒绝了袁世凯的要求。

　　期待东亚国际关系安定的英国，一直对清日采取等距离外交的政策，期待维护东亚现状的稳定。英国方面给日本带回来的消息是：“清国政府希望日本政府提出新的改革提案，如果到7月20日为止仍不做出决定的话，清国将派遣12万清兵部队登陆仁川。”而日本仍然坚持先改革朝鲜内政，再谈撤兵。英国的调停宣告失败。

　　7月12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给大鸟下命令：“英国在北京之调停已告失败，目前有采取断然处置之必要，只要在不招致外间过分非难的范围内，不妨利用任何借口，立即开始实际行动。”同一天，日本对外发出强硬通告：“清国拒绝日本的共同改革提案，无视英国政府周旋两国合意的好意，仍然坚持日本先撤军的立场。如此盛气凌人不听相劝，将来由此引起的任何事态，清国必须承担全部责任。”由此，日本正式下定向朝鲜派兵的决心。

　　7月14日，日本向清政府发出了“第二次绝交书”，拒不撤兵，并反诬中国“有意滋事”，扬言“将来如果发生意外事件，日本政府不负其责”。清朝方面，总理衙门向李鸿章转达了光绪帝的上谕，措辞也十分强硬：“若再顾虑不前……延误事机，定唯该大臣是问。”至此，已无谈判挽回可能。7月17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对清国开战，并要求朝鲜废除与清朝的一切条约，促使清朝从朝鲜撤军，并限22日答复，逾期不复，日本即采取断然措施。

　　此时，袁世凯知道大局不可挽回。也许是意识到自己在朝鲜12年，对其恨之入骨者也甚多，坐困危城的袁世凯开始焦虑不安，接连几天致电北洋，陈述困境，要求回国，但李鸿章对此都不置可否。几天后，唐绍仪也发电李鸿章，称袁世凯生了重病。李鸿章也许动了恻隐之心，终于调袁回国。袁世凯接到电报，如逢大赦，打点行装于7月18日乘船逃离汉城。经手各事交唐绍仪代办。等到袁世凯离开汉城，使馆人员也人心惶惶。

　　7月20日，日本编成了以伊东祐亨为司令的联合舰队，战争的技术准备已经完成;同日，日本驻朝大使大鸟圭介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要其“废华约、逐华兵”，限3日内答复。在日本的强压之下，朝鲜国王和政府别无选择，只得回复日方：朝鲜同意放弃清国属国论;与此同时，朝鲜被迫向清国驻朝鲜临时代办唐绍仪提出了清朝撤军要求。对这种情势，英国某报纸当日发表评论：“现日本代表者抓住朝鲜国王，强求内政改革，国王的性命掌握在日本人手中，事态状况，处在不得不遵照日本命令的悲剧中。”

　　此后几天，日本不断得到消息：清国派数艘运兵船向朝鲜运送作战兵力。日本认定清国政府无视日本的最后通牒，战争已不可避免。伊藤博文就朝鲜问题发表演说时称，清廷出兵朝鲜，“其实是要毁灭朝鲜的独立，使其完全成为属国，其间证据历历在目”。“帮助朝鲜独立自主”，这个冠冕堂皇一番说辞，当时很具迷惑性。所以，当时的国际舆论对清朝也不利。

　　7月23日凌晨，大鸟命令部署在王宫附近的混成旅团向王宫发起攻击，沿途发炮，直抵王宫，予以包围。朝鲜王宫卫队奋力抵抗日军的进攻，但很快便被从各城门进攻的日军打垮。凌晨6点左右，日军占领了朝鲜王宫。

　　在此之前，大鸟派人说动大院君李昰应，用他作为政变的傀儡，并利用开化党人为之呼应。所以日本军队进占朝鲜王宫后，将王室成员带到日本使馆，高宗李熙被囚禁，大院君李昰应则出任朝鲜国王摄政，组织政府。于是，在日军护卫下，大院君进入景福宫。一贯奉行锁国逐倭政策的大院君，摇身变成了日本的代言人。

　　7月25日，被日本控制的大院君宣布废除同清朝的条约，称“朝鲜为自主之国，不再朝贡”，并“委托”日本驱逐驻扎在牙山的清朝驻军，“自此朝鲜政令，事无巨细，皆入日人掌握”。

　　袁世凯回国后，向李鸿章汇报了朝鲜的紧迫情形。李鸿章意识到形势紧迫，而且军事布置很不利，于是紧急调度——可是天津电报局的电报生受日本间谍收买，将发兵日期泄露。7月23日，爱仁、飞鲸先后运兵抵牙山登陆。25日早上，日本多艘军舰集于牙山口外，拦劫中国兵船。7点50分，日本联合舰队在丰岛海域和清国舰队遭遇，发生战斗。日本驻留朝鲜的混成旅团也开始向牙山进攻。

　　7月27日，被囚禁于日本使馆的朝鲜国王高宗李熙，压力之下，宣布朝鲜对清作战，要求日本将清朝军队驱逐出去。7月28日夜，日本陆军进攻牙山清军，发生激战，清军不支，退向平壤。8月1日，清、日双方同时宣战，甲午战争正式爆发。

　　从某种意义上讲，甲午之战的最大赢家是清朝与日本原本共同所惧怕的俄国。本来日本想通过联中护朝来抗俄，后又想通过战争独占朝鲜，结果却让俄国乘虚而入。甲午战争更刺激了俄国对东亚的侵入。俄国取代中国开始在朝鲜问题上与日本正面交锋，它凭借其一等强国的地位迫使朝鲜接受了一项秘密协定，即除了俄国对朝鲜国王实行保护，为朝鲜提供军事、财政援助以外，还约定在朝鲜发生重大国内骚乱和外国侵犯朝鲜独立时，俄国向朝鲜提供军事及其他援助。清朝退出朝鲜之后，俄国的势力在朝鲜朝野迅速渗透，由此又造成俄、日之间新的矛盾。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正式宣告中国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清朝势力退出朝鲜以后，闵妃失去靠山。当她看到俄国联合德国、法国压迫日本退还辽东给中国以后，认定俄国是阻止日本进一步侵略朝鲜的强大力量，便谋求接近俄国。1895年10月8日，日本浪人冲进王宫，刀刃闵妃，然后焚尸灭迹。闵妃死后，高宗成为日本人手中玩偶，朝鲜独立和主权一步步被日本侵夺。

　　1897年1月，高宗改朝鲜国号为“大韩帝国”，同时追谥闵妃为“明成皇后”。大韩帝国宫廷内部分裂出“亲日”和“亲俄”两个派别。日本人虽然建立了以大院君为首的政权，但对于大院君并不放心。认为“大院君75年来只知有中国，不知有其他，自顶至踵完全为‘顽固’二字所充满的老翁”，表面上“巧言令色向我们求媚”，暗中却“托在平壤之华将转达其心意于清廷”。大院君也不是一个受制于人的人，他虽被日本人推上台，但对日本也是阳奉阴违。后来日本新任驻朝公使井上馨得到大院君写给清军将领的一封信，以此作为他内通中国的证据把他赶下台。此后大院君永远离开了朝鲜的政治舞台。闵妃死后3年，1898年2月，她的政治对手大院君也在抑郁中死去，终年79岁。1907年，日本逼高宗退位。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朝鲜亡国。

责任编辑：朱憬 最后更新：2021-08-03 15:0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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