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成欢败退的清军丢尽了粮草,沿途洗劫朝鲜百姓。此时,李鸿章派出的卫汝贵、马玉昆、左宝贵和丰升阿四路大军正分别从海路和陆路奔赴平壤。图为败退的清军刺伤手无寸铁的朝鲜百姓。供图:《甲午:120年前的西方媒体观察》
(文/孙克复)
平壤保卫战中,守城清军与进攻日军的兵力相差无几,装备亦无大差异,基本上是旗鼓相当。但清军为什么遭到如此惨重的失败呢?其主要原因是:
1.清朝陆军腐朽窳败,在素质上不如日军,尤其是军队纪律败坏和将领指挥无能。
守卫平壤的清军中,仅左宝贵所部奉军和马玉昆毅军比较好。丰升阿的军队由于脆弱,不能打仗,群众“笑其不禁磕碰,戏称为‘鸭蛋兵’”。卫汝贵所部盛军是李鸿章的嫡系部队,是驻平壤四大军中兵力最多的一支,也是纪律最坏,训练最差的一支。这支军队“见贼即溃,遇物即掳,毫无顾忌,……是该军虽有如无,尚须防其骚扰”。清军入朝之初,朝鲜广大群众夹道欢迎,争献茶浆,馈遗不绝。但盛军所至,毁器皿,夺财物。驻扎平壤时,“占据民房,奸淫抢掠,无所不至”。9月16日,“该军哗溃,……卫汝贵先逃,其溃军亦即纷然鸟散,器械军装全行撇弃。”。这样腐朽的军队怎么能够不打败仗!
守卫平壤的清军将领,虽然有象左宝贵那样奋勇杀敌,不怕牺牲的勇士,但许多人都是卑怯无能,贪生怕死之徒。他们平日克扣粮饷,贪污自肥。各级将领对士兵层层盘剥,“饷银颁自粮台,而粮台克扣焉;领自主帅,而主帅克扣焉;交于营官,又无不依次克扣焉;……兵勇每口每日仅老米斤余,钱三十文,但能养命,不能果腹;人人伤心解体,积忿成仇”。盛军统领卫汝贵是向李鸿章之子李经迈馈赠银三万两贿赂被委为总统的,是李鸿章的亲信。其为人“□怯无能,性情卑鄙”。平时“克扣兵饷,士卒离心”,并“私运饷银八万两回籍,以致军心溃散,临阵先逃”。叶志超在成欢战败后,饰败为胜,虚报战功。清政府不明真象,委任他为驻平壤各军总统,消息传出,“一军皆惊”。他庸劣无能,不孚众望,又无保卫平壤决心,对平壤战守漫无布置。极力宣扬“平壤城卑而粮少,又难转运,无水,万守不住”。9月11日向清政府谎报“现五大军止存军粮数日”,他自己“心力交瘁,病又日重,饮食亦不能进”,作为日后逃跑借口。14日,平壤被包围,叶志超召众将会议,准备弃城逃走,被左宝贵制止。这样的统帅怎么能够领兵打胜仗?
实事上平壤城垣高厚,形势险要,易守难攻。城内粮食足够全军一月之食,武器弹药也不缺乏。且“铭军十五营,依克唐阿九营,已过鸭绿江”来援。如果叶志超等能认真凭险布防,固守待援,日军长途跋涉,军士饥疲,疫病甚多,运输困难,弹药粮食均感不足,是不会轻而易举地攻陷平壤的。即使失守,如果不是毫无准备地慌乱溃逃,也不会伤亡得那么惨重。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平壤之败,不败于战,而败于主帅叶志超的怯懦溃逃。
2.平壤之败也是李鸿章消极避战方针造成的恶果。
清军入朝后,在攻守问题上,光绪皇帝与李鸿章之间发生了明显的意见分歧。早在8月2日清军到达平壤前,光绪皇帝就通过军机处电谕李鸿章,迅速令各军“星夜前进,直抵汉城”。李鸿章却反对南下,主张“先定守局,再图进取”。8月16日,光绪帝再次要李鸿章“电饰各统将,筹商妥协,迅速进兵”。22日再电李鸿章说:“平壤前敌各军,到者计及万余。倭人闻我进兵,亦屡有派兵北赴平壤之信。自应迅图进剿,先发制人。况各军到彼休息己有旬余,后路未到之兵亦应陆续全到,若迁延不进,坐失事机,致彼汉城之守亦固,各处险隘布置益周,剿办更为棘手。著李鸿章电饬各军统将,克期进发,直指汉城”。9月4日当得知日军已由汉城北上进攻平壤时,光绪帝再一次电催李鸿章,“不得以兵未全到,束手以待敌人之攻,而于敌之分兵修道,听其来往自由,不思半济而击之术也”。但是尽管光绪皇帝“严旨屡加”,李鸿章却借口兵力不足,拒不受命。在清军抵达平壤时,日军除大岛混成旅团外,其余部队正在由日赴朝途中,尚未到达朝鲜。8月9日,第五师团才开始由釜山向汉城进发。由于道路险阻,气候酷热,给养困难,加以沿途遭受东学党人的袭击,行军非常迟缓。直到8月22日才先后到达汉城。清军入朝后,兵力优于在朝日军,如能主动进攻,长驱南下,在朝鲜人民的支援和配合下,予混成旅团以相当打击不是不可能的。但由于李鸿章的消极避战,坐失了有利战机。
本来,当日军分路进攻平壤时,由于兵力分散,每路日军兵力较单。清军如果利用敌军分路进攻之机,集中优势兵力,主动出击,选择薄弱环节,打击敌军一路,以取得局部胜利,也不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当时朝鲜朝野上下,愤于日军的无端侵略,采取各种形式进行反抗,阻挠日军进攻平壤。如日方记载:“所有地方之韩人见我军则回避逃匿”,被强征来的朝鲜夫役,“皆怀畏怖,不肯服役,强使服役则中途逃窜,比比皆是。因此,我北进各队及元山支队,其行进途中备尝给养缺乏之苦。师团本队除粗米饭外,副食毫无,仅以一匙之盐,供数日之食”,元山支队更加困难,“米粮告绝,仅食粟稗”,后来竟不得不以萝卜充饥。由于“粮食缺乏,以致师团长也无米饭可食,仅食黄粟充饥”。
朝鲜人民除以逃避服役方式进行斗争外,还以武装袭击,对付日军。由釜山登陆“日本陆兵一千由釜山前赴汉城,被朝鲜人半途攻退,日兵死者二百余,仍折回釜山”。进攻平壤的日军派骑兵到瑞兴、平山一带进行侦察搜索,遭到朝鲜人民的袭击。相反,清军在朝作战却受到朝鲜人民的欢迎和支持。清军一入朝鲜境内,朝鲜人民“欢呼夹道,时为盛暑,争献茶浆饷我军士”。到达平壤时,“朝鲜难民、义团等箪食壶浆,馈遗不绝”,“所至供给,呼应云动”。在汉城一带的“朝鲜君臣民庶制于倭人兵力,望我军捷音有若望岁,其王京自大院君以下,时密输倭人消息于我,日盼我军进趋汉城”。8月10日,清军曾渡大同江到达中和附近,准备南进。这时,据日方记载:“大院君事大心热中沸腾,任其爱孙李□□为壮卫营大将,掌握军权。阳对日本大鸟公使表示非常诚恳,而另一面却阴与中国结托,策划奸黠隐谋,与在平壤清军暗通,表里相援,企图擒捉日本公使”。“并和东学党相呼应,企图驱逐我兵”。这种形势对清军十分有利。如果清军主动出击,有可能在朝鲜人民和政府的支持下,取得进攻敌军的胜利。但由于清军采取“株守以待”的方针和消极防御的办法。不仅坐失有利战机,反被敌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关于清军应主动出击这一点,连日本的军事评论家也认为:9月4日,清廷“谕令叶志超,谓应乘敌之不意,击退由南方前进之日军。叶依此训令,欲自七日起,以约八千弱之兵成三纵队,南进而向黄州,扼止以约三千之兵北进而由元山来之日军,惜叶变更此策,诸队行进一、二日后,即空归于平壤。此计划果能成功否,不能断定。但若实施之,则使当时分离日军之行动龃龉,不能在同一时期现出于平壤城下,因是至少可缓平壤陷落之期。当时日军包围攻击运动,殊为危险,若清军正当行动。拒止一方,向他方举首力转取攻势,则可得逐次各个击破之机会。然清将不能取如斯果敢之策及其军队缺乏移动性,遂唯见其实施之端绪,未见遂行。其南下邀击之顿挫,实清军之不幸也”。
清政府派遣四大军入朝本拟与驻牙山清军相呼应,实行南北应援,夹攻汉城日军。但成欢既败,叶志超北退,此种形势已失。此后清军又未能抓住战机,趁日本新军未集,迅速进攻汉城;而当日军分路包围平壤时,又未能主动出击,以收各个击破之效,致成坐困局面。平壤至义州及义州至安东间道路崎岖,交通不便,辎重给养,运输困难。平壤西侧大同江口及朝鲜海面为日海军所控制,海路运输被截断。平壤东北元山又被日军占据,左右翼均受威胁。在这种形势下,坐困被围,是十分不利的。为清军计,在失掉对敌军各个击破的战机之后,于敌军合围之前,应主动由平壤后撤,退守义州鸭绿江一线,据险以守。如此既能缩短战线,又可以逸待劳。以隔鸭绿江之后方九连城、安东为依托,争取初战的胜利;不胜则可主动后撤。不致如平壤之四面被围,退路被截断而遭受重大伤亡。
清军平壤保卫战的失败,清军不仅伤亡损失惨重,对心理上的影响也很大。“平壤左宝贵阵亡,援奉诸军率胆慑”。人心沮丧,士气低落。李鸿章在平壤溃败后,虽上奏朝廷,承认自己“调度无方,应请旨严加议处”,清政府给予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的薄惩,希望他“力图振作”,“以赎前愆”。但李鸿章却既不悔悟,更未振作,反以平壤失败为借口,进一步推行其消极避战的错误方针。相反,日本政府由于平壤战役取得意料之外的胜利,更加刺激了其扩张野心,立即着手组织进一步扩大侵略活动。9月16日,明治天皇赐谕嘉奖平壤大捷。17日,日军先遣队由平壤出发北上,开始发动新进攻,把侵略战火烧向鸭绿江边。
来源:本文节选自《甲午平壤之战》一文,原刊于《辽宁大学学报》1981年04期,标题为编者所加。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9-07 14: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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