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的“忠义救国军”
2018-09-28 16:21:37 来源：腾讯网 点击： 复制链接
其前身是一支有光荣历史的抗日游击部队
“忠义救国军”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组建的一支游击武装，受国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管辖，其前身是“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一支在淞沪抗战期间有过光荣历史的游击部队。
“苏浙别动队”不是什么流氓地痞武装
1937年8月13日，日军调集20万军队、100余架飞机，大举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8月16日，时任复兴社特务处处长的戴笠奉命赶赴上海组织游击武装;“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因此成立。9月4日和9月7日蒋介石给戴笠的侍参电曾明确要求其与杜月笙合作，在1个月之内组成1万人的武装游击力量，配合正规军作战，在敌前敌后扰乱、牵制、袭击敌军，并肃清奸匪敌谍活动。9月4日也因此被定为“苏浙别动队”成立的纪念日。
大陆方面许多史料提及这支“苏浙别动队”时，往往笼统地称其主要由上海青红帮的流氓地痞组成。这样说是错误的，也无法解释“别动队”稍后与日军作战时何以能够前赴后继不畏牺牲。具体来说，在“别动队”所辖的五个支队和一个特务大队中：除了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在上层干部和基层士兵构成上，帮会分子较多以外，第四、第五支队以及特务大队的官兵，基本上都是由国民政府的职业情报人员以及受过国府军事训练的青年、以及高中以上学历的学生组成。而各部队的中下层干部，则全部是戴笠从各处搜罗筛选而来的青年精英，包括：600多名正规军校毕业的尉、校级军官;100多名南京中央警官学校的优秀学员;200多名南京特务处本部的中高级干部;以及600余名从张发奎部队抽调过来的成熟的班长、副班长一级的老兵。所以，即便是在以青帮成员为支队长的第二、第三支队，其下属的大队长、中队长，也已经被戴笠清一色地安排上了黄埔同学。此外，戴笠在注意到别动队成员中有不少应募而来的知识青年后，还曾先后设立了青浦技术训练班、松江特训班、佘山教导团三个培训机构，专门培养各支队的中下级干部。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支队中的第三大队，因上海青红帮大佬向松坡等人的推荐，其下属第三中队，是由共产党人负责组建的。
别动队在淞沪抗战中牺牲至为惨烈
别动队全盛时官兵人数约在万人上下。但成立仓促，只经过短期集训即被派上了淞沪战场，配合正规军甚至充当正规军加入作战，其牺牲至为惨烈。如第四支队在淞沪抗战第二阶段奉命至闸北掩护正规军撤往苏州河南岸。该支队全员奋力阻击日军进攻，凭借街屋进行巷战，逐街逐屋与日军争夺。但无奈勇敢有余而军事素养不足，全支队2500余人牺牲殆尽，但其阻击为正规军的转移和布设新阵地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再如松江特训班全班500余人，以训练学习各种侦探技术为目的，故未曾派往前线与日军短兵相接，但终不免遭到日军的突然轰炸，幸存学员不足50人，该班设于金山卫的学员大队大队长、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的廖曙东，在撤退时跃入一水潭，被日军包围，廖用自己的配枪击毙逼近的十数名敌兵，高呼：“中国不亡，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在日军乱枪扫射下壮烈牺牲。
曾担任苏浙行动委员会上校人事科长的文强，晚年回忆“苏浙别动队”这段壮烈的抗战历史时如此说道：
“这个部队，除第五支队布置于南市一带，负责维持治安、肃清敌谍、守护仓库等任务外，其余第一、二、三、四支队十二个大队，均按预定计划，配合正规军部署于苏州河沿岸。因敌军炮火猛烈，虽难于深入敌后，但与正规军一起同日军血战，都视死如归，前赴后继。我曾亲到前线视察慰问多次，见各大队坚持奋战到底，自动去堵击阵地突破口的敌人，无论如何令其后撤也不听，虽伤亡惨重，犹战斗不止。我在前线亲见一支队长李穰，周身捆上手榴弹，两手各持一柄德造快慢机手枪，高呼着率领队员，向敌冲锋，负重伤仍不下火线。又见朱学范支队之盛瑜大队的一位中队长毛勋，率领一个中队配合正规军作战，接连三昼夜不下火线，全中队伤亡过半，该中队指导员朱巨阵亡时，高喊：‘为指导员报仇!’他的呼声，激励着战士个个奋战扬威，向敌阵冲去，压倒了敌军气焰。毛勋负重伤后，与该中队幸存的战士掩蔽在一座便桥下柴堆里，被敌机发现，惨遭轰炸扫射，死伤累累，毛本人周身着火，胡须头发烧光，两耳震聋，从桥边一直滚到水里才得救。他是湖南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抗日战争胜利后，我曾在长沙见到他，虽然伤重身残，但他分享着胜利的喜悦，含笑着对抗日胜利表示深深的祝贺，爱国英雄志士，何止千万。……上海战役撤退后，我改调为前方办事处处长，从南通天生港绕道到苏州、句容等地，负责收容别动队撤散的部队。我派出六个收容小组四出收容，仅得万人中的两千人。除少数星散不归者外，其余都在战斗中牺牲了，他们同心同德抗日救国的精神，永远不可磨灭。”
别动队里的中共部队的表现
苏浙别动队第一支队第三大队是一支共产党部队。这支特殊部队是怎么进入苏浙别动队的?其在淞沪抗战中的表现如何?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的《上海抗日救亡史》一书如此记载：
“国民党派戴笠到上海……组织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纵队。……由于上海地下党张执一、陈家康与向松坡有统战联系，经过协商，我们党得到第一支队第三大队的番号。第三大队共500多人，由任达任大队长。张爱萍传达中央的指示说：中央估计上海是守不住的，我们现在要利用这个番号，组织武装。如果上海暂时失败，可以把这支武装拉到郊县，作为上海党领导的一支农村武装游击队力量。……任达和两个中队长见了别动纵队负责人戴笠，向他提出三点要求：(1)人员编制已配齐，公选我当大队长，总部不必再安排人进来;(2)要求给养、装备，武器弹药的分配上一视同仁，和其他大队一样;(3)队伍没有受到训练，没有作战经验，只能打打游击，不能正面作战。要求下达作战命令时考虑到这一点。戴笠当场表示同意。”
“9月中旬，队伍开到松江莘庄，领取武器，共领到步枪250支，机枪(快慢机)100支，每人领到4颗手榴弹，但不发军装，只穿便服，就地训练。戴笠违反诺言，任命黄埔军校毕业生任中校大队长，任达改为少校副大队长，还派了督导员，文书和庶务长，上述四人都是特务，是来监视控制第三大队的。10月上旬，第三大队接到命令，从莘庄赶到华漕镇接防，要求第一中队越过磅北桥进入北岸阵地。任务是发现日本军队来，就把桥炸掉。第二天中午，第一中队与日本兵接火，把桥炸了。第三天，日本用橡皮艇强渡，被我部以手榴弹击退。第一次同敌人正面作战，虽无经验，但个个英勇顽强，战斗坚持了两天两夜，打退了敌人，守住了阵地，直到国民党军54师来接防，才奉命撤到青浦翁浜桥整顿。在战斗中伤亡100多人。这次同敌人战斗使任达等产生了怀疑，别动队20个大队，为什么唯独第三大队马上拉去正面作战?在翁浜桥整顿期间，第三大队的中共党支部书记，向上级提出两点要求：(1)伤亡100多人要求补充人员。(2)特务阴谋已暴露，迅速将农村关系介绍来，以便采取应变措施。”
“一星期后，别动队给第三大队下达命令：‘南翔到真如以北是日本人阵地，以南是国军61师，现在你(任达)带领第三大队，在今晚12点越过61师防线，向铁路以北日寇阵地，发动正面袭击，战斗打响后，你们即退回原住地。’任达说：‘正面进攻伤亡必大，是否改由侧面或敌后袭击。’支队长说：‘不成。命令不能改。’显然这是一个阴谋，任达强调住地分散，来不及集中，千方百计拖时间。最后国民党支队长答应改在拂晓行动，并说：‘你们共产党对搞袭击是有办法的。’这么大的战斗任务，不叫国民党派来的大队长指挥，而指名要共产党任达带队，显然袭击日寇是假，企图利用袭击，把共产党领导的大队置于日、蒋炮火夹攻之中消灭是真。任达召集了二、三中队的分队长和党员骨干开会，大家一致认为这是戴笠的阴谋。要求马上拉队伍，提出去打游击，但四面都是日军和蒋军，队伍拉不出去，最后决定把枪埋藏起来，队伍就地解散。以分队为单位，连夜行动，分散到农村，混入难民中，进入租界，找各自的救亡协会、难民所，等待上级党组织的命令再行集中。……别动队三大队的活动全部终止。”
改编为“忠义救国军”后的抗日历史
即便是在样板戏《沙家浜》中，也不得不保留这样一段故事——忠义救国军的胡传魁司令在与日军作战失败，被日军追捕时得到了中共地下党员阿庆嫂救助方才脱险。可见这支部队确实是有其抗日功绩的。
戴笠奉命加强敌后游击工作，创建忠义救国军
“苏浙别动队”在淞沪会战中伤亡惨重，剩下的特务大队，青浦、松江两训练班及佘山教导团及第五支队残余人员共1700多人，于1937年底退到安徽祁门县历口，被整编为教导第一团，由俞作柏任团长;第一支队残部则撤至遂安，与军统创建的其他游击部队合编为教导第二团;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总指挥部也改为别动队教导总团部，由戴笠亲自兼任总团长，俞作柏任副总团长，实际指挥。
1938年3月1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戴笠，要他“收容整编流散浦东及京沪，沪杭沿线的国军，加强敌后游击工作”。至四月底，戴笠以别动队教导团为基础，广收散兵游勇，队伍再度扩大至万余人。5月，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批准，苏浙别动队改名为忠义救国军，设总指挥部于汉口。迄1940年夏，忠义救国军扩充到四个纵队，一个南京行动总队，共辖28个大队，总人数近3万人，分布于浦东及京沪、沪杭铁路，京杭公路沿线一带。最盛时，忠义救国军曾有10万之众。
中美合作所帮助戴笠训练忠义救国军
关于忠救军的抗日表现，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魏斐德在其《戴笠与中国特工》一书中曾如此写道：“尽管它由于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的活动而在中国进步人士中臭名昭著，但在1938年秋天，它的确有效地在长江三角洲开展了抗日游击战。1938年夏，有无数可靠的报告说，在该地区内陆坐船或卡车旅行的小股日本人受到袭击。尽管日军维持了他们通讯线路的通畅，但美国观察家们报告说‘游击队活动造成的伤亡很大’。而且，在当年9月和10月临训班的学生加入了‘忠义救国军’以后，游击活动的水平显然提高了。”——此一时期，中共部队还没有逾越国民政府的战区划分，大规模进入这一地区，只有一些小股武装在有限地活动。
魏斐德似乎并不了解1938年以后忠义救国军的抗日历史。所以有必要再引用美国海军中校梅乐斯(Mary Miles)晚年所著回忆录《神龙飞虎间谍战 戴笠和看不见的中美合作战争》一书中对忠义救国军的描述——梅乐斯当年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副主任，而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成立的宗旨，即“交换日军海陆空军事情报和搜集中国大陆气象情报，训练游击队，挺进日军后方，协助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共同迅速歼灭日寇。”基于这一宗旨，中美合作所得美方军事人员曾多次参与组织训练戴笠的忠义救国军，故而，梅乐斯对该部队的抗日经历，有比较多的了解。其回忆曾专辟一章，单独谈忠义救国军的历史。梅乐斯认为，中美合作所对忠义救国军的训练，起到了相当好的效果：
“除了中美合作所的通常营地和军事单位外，戴将军还悄悄的建立了一支非常特殊的游击部队，称作忠义救国军。……这支部队大半时候都在离上海并不很远之处活动。……日本人充分明白这个地区的重要，因此在珍珠港袭击前四年，便已开始在那边驻扎了大批军力，……但戴将军就在这一地区，维持着他的忠义救国军——一支为数两万余人，穿着制服，极有效力的军队。他们不但与一半以上由日本所供养维持的大批伪军，经常保持联络，而且还一贯的得到他们的协助。至1944年秋，设在距这一异常重要的地区不到一天步行路程的徽州附近的第一营地，便曾训练了约有八千忠义救国军的官兵，还设法供应了他们的枪支。忠义救国军在七年半对日本人的作战活动中，曾经牺牲了一万多人，这批训练的官兵，差不多就补充了这批损失的人数。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对这些部队越多给以训练，越多供以枪支，他们所采取的行动便越多。在十个月中间，他们击毙了将近一万敌人，从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了他们的效率。这个数字固然还不能与那些在华中受有同样训练的人所有的收获相比，但这个收获已是平均一杆枪杀死一个多敌人，而且这个工作是在中国受到敌人最充分控制的最艰苦地区进行的。”
中美合作所对忠义救国军的训练，开始于1943年。第一个训练班设立于安徽歙县雄村，即梅乐斯所说的“第一营地”;后来又陆续开设了20多个类似的训练班。各训练班的内容大同小异，以雄村训练班为例，其受训内容分军事、政治两方面，军事训练方面，有武器使用、爆破、投掷、防毒、劈刺、射击、演习、游泳、通讯、特工、情报、化装、擒拿、搜索、筑城、测绘等科目;政治训练主要讲授三民主义和蒋介石著作。学员结业后由美国教官授给美制武器弹药，官佐发给左轮或考尔德手枪，士兵发给卡宾步枪或汤姆生机枪，少数编为爆破组的发给炸药。学员毕业后，大多遣回原部。
要还原忠救军抗日历史的全貌目前还很难
忠救军主要活跃在江苏、浙江、安徽一带(此外，天津、河北也有忠义救国军第七路、第九路军在活动)。其活动究竟给日军带来多大的压力，取得怎样的效果?梅乐斯在回忆录中说：“我们已磨利了这时正对准指向日均占领区咽喉的这柄匕首。只要忠义救国军有所准备，可以随时出击，日本人便一天不能高枕无忧，不得不保持大批部队，来担任警备。当时便有七个师在其他地方亟需的部队，必须驻守在这一地区，甚至以如此庞大的军力，也还始终无法确定，忠义救国军下一次将在何处发动攻击。”
梅乐斯和他的一些同事曾到过忠救军作战的一线地区，所以了解到不少具体的忠救军抗日案例，这些案例也写进了他的回忆录里。譬如：“有一批我们始终未曾见到过的忠义救国军，是由一位伯纳·岳(编辑未能查找到其人的中文姓名)指挥的。他们专门从事破坏工作，诸如毁坏飞机、切断交通线、破坏电力发电厂等活动，使大大小小的日军疲于奔命。有一次，我们知道，他们已经发现离上海青浦不远的一处地方，日军藏有大批军火炸药。我们去电要他们把炸药炸掉。但使我大为意外的是，他们居然回电提出了反对，这对我来说，几乎就像是叛变造反起来，……我催得非常紧，因此伯纳·岳和他的部下……不久便拟好了一个他们认为可能有效的计划。在他们中间，有些人对这一军火贮藏库所在的地形非常熟悉……凭着这些条件我们的忠义救国军朋友，起草了一份传单的草稿，用无线电发给了我们。我们开始渐渐明白了在他们心里，究竟是在做些什么打算，因此，我们不但印出了两万份传单，而且还把这批传单交给了陈纳德将军，请他下次派一架飞机飞到那边去，把它们投在青浦和最靠近那个军火库的村子里。那些负责保护这个军火库的日本军官，知道了附近地方在二十四小时内，就将受到轰炸，无疑感到了极大不安。……在此情形下，日本人便赶紧把他们那些宝贵的军火运出来，开始搬到山里去，……分布在各处的忠义救国军部队，已经等在一些俯瞰各处小径的有利地形里，结果，他们不但把那些军火的大部分炸掉，同时还炸掉了许多日本人。直到后来，我才知道，伯纳·岳为什么不同意我的建议，干脆把那座军火库一炸了事，而要费时费力地去做那么多各种准备——这批军火贮藏的地方紧邻着一个人口稠密的大村子，若贸然原地炸毁，很可能把村子里半数的人也一并炸死。”
梅乐斯曾在雄村训练营呆过不少时间，他发现这个训练营，实际上还担负着对日经济战的功效。大量的日占区“伪币”被运到雄村训练营，然后再通过忠义救国军之手，转运到敌占区去购买国军所需要的军备物资如汽油、轮胎、棉花等。训练营里的美国人还曾通过梅乐斯，征求到随同忠救军一起出发执行任务的机会;但美国人并不能适应忠救军高强度的纯体力行军，一位军官发了高烧，另一位则眼睛发炎到无法瞄准。袭击的具体成果，毁坏日军哨舍两所，炸毁铁路轨道五处。伤者除外，忠救军阵亡了七人，另有十六名中国人牺牲，美国人则被保护得毫发无伤，梅乐斯感慨道：“我们的孩子们终于了解，充分的训练和准备是绝不能掺假的”。
梅乐斯所了解到，其实只是忠义救国军抗日行动的一小部分。如果说梅乐斯是国民党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其描述可能带有偏见的话，那么，当年的左翼刊物的报道，应该不会是虚言。1938年12月上海的《文献》杂志第三卷曾刊登有专栏特稿，题为《忠义救国军——活跃于东战场上的民众武装》，文章说：“他们——无论是农工大众，知识青年，以至于土匪流氓，都集合在忠义救国，抗日复兴的大纛之下组织起来了”;文章还对忠救军11月份的战果做了统计，一月内共发生九次战斗，仅l0日一天就有两次：一，“吴江某支队陈部自青浦某处挺进至昆山京沪线一带，并扫荡苏嘉路直达吴江，与日军激战十余次，毙日军百数十，毁日军用车二十辆，破坏公路及铁路二十余里，爆毁铁桥及桥梁十二座”;二，“常熟某支队郭部俘日军需船一艘，截获粮草甚夥”。文章还具体报道了一次战役经过，某支队接密报，“伪维新政府要逆将于9月30日早车由沪迁京(按：南京)”，奉命将无锡石塘湾铁路一段破坏，车过即倾覆，“预伏之忠义军乃加以袭击。大刀队亦出动乱斩。是役忠义军大获全胜，日军死亡八十九名，并截获军械子弹军旗刺刀，秘密文件日记照片无数。俘虏日军四名”。刊物的主编，是左翼作家、共产党员阿英(钱杏邨)，其对忠义救国军抗日形状的描述，自然是相当可信的。
但可惜的，国内迄今为止，尚无任何研究忠义救国军的专业著作，忠救军敌后七年的抗日行动的全貌，很遗憾后人暂时还不能看到。抗战胜利后，大部分忠救军被编入交警总队，进入铁路、公路等交通部门。1946年戴笠飞机失事而死后，这支武装力量在国民党内日趋没落。1949年5月，国共内战进至上海，交警总队大部被歼。
忠救军与日军、伪军、新四军之间的“四国演义”
各种大陆史料里，忠救军最大的历史罪状，莫过于其与日伪军的“勾结”。如江渭清在其回忆录《七十年征程》中说道：“‘忠救军’以第三战区后方为基地，以苏南东路为基本活动区域，并与沦陷区日伪势力暗中勾结，扮演了反共摩擦急先锋的角色。”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
粟裕的电报里有真相
欲了解忠救军在苏浙皖地区的真实生存状况，不妨先来看一封粟裕的军事电报：
陈、饶、赖(编辑注：陈毅、饶漱石、赖传珠)：
一、“忠救”二个支队约二千余人，于一月利用伪军关系，北渡犯我地区，窜入靖江地区。我曾派队进击，因其靠近敌伪据点，我未能奏效。最近我想集中主力歼灭之，但敌向我反复“扫荡”，计划又延时间。近又以二个团进击宣家堡伪军，而“忠救”公开出击增援，其政治上完全破产。由于此，敌寇知伪顽关系，遂派队“扫荡”“忠救”，将其支队长汪浩然(汪浩然，当时是国民党“忠义救国军”教导第1团团长)俘去。“忠救”见敌寇“扫荡”，我大军北面堵击，伪军关系被敌发觉，在苏北不能立足，遂窜回江南。另一面由于浙省战事，皖南顽军东调，苏南、皖南阵地空虚，调回填防，亦是原因之一。二、此次“忠救”渡江南窜时，在铁路上被敌截击，失散二百余人。我武进县府截获轻机枪一挺，步枪三支。三、“忠救”到金丹武区(指江苏省金坛、丹阳、武进地区)，为求立足可能，在该地与我找磨擦。我应设法集中优势兵力，予以有力的打击、如在敌伪据点不便集中主力时，应在有利时机予以奇袭，逐渐消耗。但该部战斗力相当强，不亚于四十师、五十二师、一零八师，你们不可轻视。如仅以三个连兵力进击之，万一不利，则你们在苏南工作将会受到影响。你们应慎重留意。四、我已令十八旅继续派兵南渡，加强活动，开展工作，以防“忠救”再行北窜。
粟裕 六月六日(粟裕关于“忠义救国军”北犯和南撤经过致十六旅并陈毅等电(1942年6月6日)，引自《新四军文献(3)》，解放军出版社)
电报里提到了这么几个关键信息：1、忠救军与伪军是合作关系(这一点梅乐斯也是毫不否认的，前文曾提及)，曾联手进攻新四军控制地区;2、新四军进攻伪军时，忠救军曾公开出动增援;3、因忠救军出面救援伪军，而引起日军对伪军的怀疑和整顿。这封电报其实已能够说明忠救军当日在敌后的基本生存策略：抗日、联伪、打击新四军。
其实，在1943年春，戴笠由重庆到皖南“忠救军”总部视察，召集营以上干部会议时，曾公开阐述过忠救军的这一生存策略。戴笠说：“部队在沦陷区活动，必须抓住一切机会利用伪军，否则部队就陷于敌伪匪(指新四军)三面环伺之下，我们就只有挨打，但利用伪军必须保守秘密，免得敌人发觉，使他们(指伪军)受到影响。过去龚国梁、丁锡山的垮台(龚、丁二人因和‘忠救军’合作，接受了番号，被日寇知道了，以后都被日寇缴枪或解除了军职)就是一个教训，而且有些人还会说我们的坏话，当然对你们的部下，也要说清楚，不要什么误会……我们要控制沦陷区，如果不利用这些伪军的力量，这些力量，必然会被别人抓去。”
曾在“忠救军”内做过干部的吴靖洲、胡啸华、何鹏章、姜溢三、董南辕、陈旭初等人，1949年后留在大陆，曾合作撰写过文章《军统局“忠义救国军”勾结与收编伪军情况》，翔实而客观地回忆了忠救军当日与日、伪及中共军队之间的关系，其中有不少具体案例。下面试举几例：
例一：忠救军利用伪军送来的情报打击日军
依照戴笠的指示，忠救军对沦陷区的伪军做了大量的工作，使之成为忠救军埋藏在日军阵营里的“内应”。据吴靖洲、胡啸华等人回忆：“(忠救军)这些人的进出沦陷区，都是由江阴青阳伪军高杏宝掩护接送的。高部有两艘小汽轮，经常挂着清乡大队的旗帜，由青阳经无锡穿过太湖至宜兴的官村或徐舍，接送‘忠救军’来来去去的官员及替‘忠救军’接运弹药等军需物品。同时‘忠救军’指挥所及一、四两团之中有很多官员都携带有‘清乡大队’的身份证，他们进出无锡市区采办物资通行无阻，因当时所谓‘清乡委员会’及‘清乡大队’之类的伪组织是最吃香的，最时髦的机关，连日本鬼子都让他们三分。”
通风报信更是伪军和忠救军之间的常见合作：“1941年12月下旬，横山桥伪自卫团团长周德纯和清乡大队蒋鼎生二人合送来一个情报给焦店的指挥所，说是常州的日酋中岛亮中佐和苏州昆山的树泽大佐联队及江阴的田中新一少佐等日军，计划水陆并进从四面包围‘忠救军’于焦店附近。参谋长刘纬得此消息后，即将第一团撤至麻皮桥，第四团撤至双庙附近。因伪军这个情报，使‘忠救军’有了准备，故12月27日当日军围攻‘忠救军’时，被‘忠救军’打垮了两路日军，俘虏了田中新一少佐以下四五十人。”
例二：忠救军屡次救援被新四军围困的伪军
据吴靖洲、胡啸华等人说，1943年秋马志超接任“忠救军”总指挥后，严格执行戴笠的指示，要求凡进入沦陷区的部队，必须多方面和伪军联系，并策反伪军作为扩充实力，控制敌占区的主要办法，故一直到抗战胜利，该军和驻地周围苏浙皖边区的伪军，除了被收编的之外，其他大都保持联系，或给以番号名义。也因此，在新四军进攻伪军时，与伪军保持合作关系的忠救军屡次出动救援伪军：
“在日军几次下乡扫荡时，‘忠救军’总是躲在伪军驻地附近，有时竟住进伪军的营房中去。例如泰兴孔实桥是伪第二十四师副师长兼团长王剑齐的驻地，‘忠救军’一、四两团团长等官员及部队曾多次住在王的营房中吃、喝、打牌，勾结甚紧。在3月间有一次新四军部队将宣家堡的伪军一个旅(旅长娄元勋约1000余人)包围攻击即将缴枪，颜秀五和王剑齐要求汪浩然援助、解围，汪即派副团长王力忠率两个营，由孔家桥附近出发连夜赶往宣家堡，从新四军侧背袭击，新四军部队被迫撤退，救出了这支伪军。因此这些伪军对‘忠救军’的经济上和军粮上也颇多接济。”
例三：忠救军利用伪军关系让日军出兵击退围困自己的新四军
忠救军不但利用伪军来打击日军，同时也利用伪军和日军来打击中共军队，郭墨涛部就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案例：
“忠救军第一团由团长郭墨涛率领进入敌区后，在昆山唯亭附近，偷越铁路时，被日寇发觉打了一仗，缩回洋澄湖后，在湘城又和新四军打了一仗，部队受了些损失。周伟龙(编辑注：周伟龙，忠救军总指挥)在电报中指示郭墨涛快速将部队靠向常熟、江阴与伪军密切联络。郭即率部队到常熟田庄和自卫团杨春华汇合。为了便于活动，把全团官兵都改装成田庄自卫团的部队，并由伪自卫团长杨春华做了十几面‘常熟田庄自卫团’的旗帜，发给该团各营连。事情被日寇常熟宪兵队队长陈伏夫及警备队长清水知道了，向杨春华质问，杨说‘忠救军’已被他收编，所以打上了他的旗号，准备共同扫荡新四军。日酋听说共同打击新四军，不仅没有追究，而且夸奖杨有办法。不几天新四军何克希将军指挥几个团把‘忠救军’第一团包围于洋河山附近，双方激战甚烈，打了四五小时.该团并有被歼灭危险。团长郭墨涛要求杨春华向日寇求援，杨即向日酋陈伏夫、清水两人说明新四军包围了将被他收编的‘忠救军’的情况，要求援助。日酋答应立即调来日军一二百人，连同杨春华的伪军一起从田庄向洋河山新四军侧背攻击，新四军在日伪腹背夹击下撤退，‘忠救军’遂被救援出来。……次日日酋和杨春华、郭墨涛等开了会，决定日伪蒋三方面联合向乡下进行一次‘清乡’，目的是清扫新四军的部队，以‘安靖地方’。当时日酋陈伏夫和清水两人率领了几十个日兵，杨春华率领伪军百余人，郭墨涛率领‘忠救军’两个营，由田庄向西北江阴县境方向搜索前进，上午出发时，天下小雨，部队一直冒雨行至陆家桥，因新四军打击了‘忠救军’后，早已撤走，日伪蒋部队在陆家桥稍休息后，即返回田庄。‘忠救军’第一团各营连之一些下级干部和士兵，对这种日伪蒋的勾结行为颇为不满，例如连长韩绍愚、黄明化等，有一次在田庄一家饭馆中吃饭时向政训主任龚式谷等说：‘我们出山时周先生(周伟龙)给我们讲话，要我们到沦陷区打鬼子，现在都和鬼子搞在一起了，把‘和平军’的旗子也打上了。郭墨涛究竟在玩什么把戏，难道他真是想带我们当汉奸吗?‘龚说：‘不会，这是没有办法，否则我们无法立足。’以后各营连指导员纷纷向龚式谷反映，大部分人都对此不满。团部也有大部分人不满，一天副团长汪浩然和团附王力忠找了政训主任龚式谷，开了个秘密会议。……(周伟龙)恐部队发生问题，便立即电令郭墨涛速将部队调离田庄，向江阴地区移动。周因怕这个团再被新四军包围攻击，即电青阳伪军高杏宝，峭岐伪军徐久玉率伪军由驻地出发向江阴皋岸镇搜索前进，接应郭部，并约定在皋岸会师。此时约8月初，伪军和国民党军在一个下午都到达了皋岸，当地老百姓看见了这伙人，有‘中央军’也有‘和平军’，搞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都用一种惊奇的眼光注视他们，有的人就问：‘你们究竟是什么队伍?’国民党军答称‘忠救军’。又问：‘忠救军不是中央军吗?怎么和和平军搞在一起呢?’国民党军说‘不知道’。”
结语
1、无疑，忠救军是一支抗日部队。
2、无疑，忠救军也是一支坚决与中共部队武力对抗的部队。
3、无疑，忠救军还与伪军保持着极端密切的合作关系。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9-03-14 16:1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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