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中旬,抗日战争时期的武汉会战正酣,在国民革命军武汉卫戍总司令部的礼堂内,针对长江防线上马当要塞失守责任的军法会审正在秘密地进行,会审的对象是担任马当、湖口要塞指挥部司令的陆军第十六军中将军长李韫珩和其属下陆军第一六七师少将师长薛蔚英。经过军法会审决定,将第十六军军长李韫珩撤职,将第一六七师师长薛蔚英以“畏敌如虎,贻误战机”的罪名执行枪决。8月15日,薛蔚英在武汉被军法处决,成为继1938年6月17日被军法处决的中国陆军第八十八师少将师长龙慕韩之后,又一个被军法处决的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毕业生。
黄埔一期学员
薛蔚英,山西省离石县人,1904年生,别号粲三,自幼在家乡读书,后入家乡县城中学学习。
1924年1月20日,孙中山主持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大政策,广州一下成为当时中国反帝反封建运动的革命中心。随后,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宣布成立并向全国招生,从各省各地经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介绍来的数千名有志青年从各省云集广州城。薛蔚英也在山西省国民党地下组织的推荐下毅然报考了黄埔军校第一期,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
由于薛蔚英拥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因此很顺利地通过了入学考试,被录取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第四队的学员。当时共有6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16岁至30岁文化水平不等的青年被黄埔军校录取。
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在黄埔军校成立大会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历次北伐的失败,都是因为只依靠军阀的队伍,而没有一支党军,今天我们建立黄埔军校,就是要培养从事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军事干部,建立自己的部队,完成北伐大业,统一全中国。”他的讲话得到了全体与会成员热烈的掌声。
在1924年8月、11月,黄埔军校又再次招收了第二期、第三期学员,加上第一期的学员,至1924年底,黄埔军校学员已达3000余人,他们在得到了苏俄政府援助的俄式武器后,组成了广州国民政府唯一真正信得过的骨干军事力量——黄埔学生军。因此黄埔学生军不仅要担负起繁重的军校学习训练任务,还要随时准备投入到保卫广州革命政府的战斗中去。
薛蔚英作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刚刚入校几个月,就跟随黄埔学生军参加了平定广州商团叛乱的战斗。2000余名黄埔军校第一、二期的学员,第一次参战就彻底消灭了受英帝国主义支持妄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的广州商团武装,为巩固广东国民政府建立了功勋。
随后,黄埔学生军与其他拥护国民革命的军队又组织了两次东征和一次南征,彻底摧垮了受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支持的军阀陈炯明的残余势力,为在广州的国民政府、为即将到来的北伐奠定了巩固的战略大后方。在1925年2月的第一次东征中,薛蔚英随军参加了战斗,就任黄埔军校教导团少尉排长,后升任上尉连长。1925年9月,薛蔚英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第二营少校营长,并于10月率部参加了第二次东征。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薛蔚英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营团级职的军官。1928年1月8日,薛蔚英任国民党军江苏松江补充团少校团副,在嘉兴驻防期间曾率部在枫泾地区大肆杀害起义农民。1933年初,薛蔚英任国民党河南省保安纵队少将司令。随后,他加入了国民党复兴社特务组织。同年10月,他又出任国民党复兴社河南检查会检查。
就任少将师长
1935年夏,薛蔚英就任国民党陆军第一六七师少将师长,奉命率部参加对陕北红军的围剿。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薛蔚英为表示对蒋介石的忠诚,集合包括孔昭林、王国相在内的61名山西省籍黄埔各期青年将校领衔发出通电,“声讨”张杨两将军,通电中说:“……蔚英等分属军人,追随领袖多年,今领袖蒙难,国家垂危,痛愤涕泣,誓必待戈杀敌……”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北平西南卢沟桥向中国第二十九军发动进攻,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又在上海挑起战火。蒋介石和国民党南京政府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的影响下,决心团结全国各党各派及全民族的一切力量抵抗日军的侵略,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爆发了。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抗日军队怀着誓为中华民族争人格、誓死保卫国土的强烈信念,用简陋的步兵武器与具有现代化武装的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殊死的血战,连续进行了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平型关伏击战等一系列的重大的对日作战战役,歼灭了大量日军,狠狠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粉碎了日本侵略者所吹嘘的“三个月内灭亡全中国”的无耻谰言,向全世界显示了中国人民不怕牺牲一切、誓死捍卫国土的坚强决心,为中华民族赢得了尊严。
但是,由于中日双方经济军事实力对比极其悬殊,加上国民党政府不敢充分发动群众,总幻想西方各国会因日本侵犯他们的在华利益而出兵助战,总是集中兵力打阵地战、消耗战,战略战术严重失误,致使中国军队处处被动,在敌人优势空军和炮火的攻击下损失严重,中国抗日军队虽然浴血奋战,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但仍不能阻止日军在中国内地的猖狂推进。
1937年11月13日,薛蔚英就任国民党第四十军庞炳勋部第一六七师少将师长,兼任国民党徐海警备副司令。
1938年2月2日,薛蔚英任国民党第八集团军第一六七师师长,为防止追击日军利用淮河大桥,奉令指挥部下将淮河大桥用炸药彻底炸毁。
大敌当前担当重任
1938年6月初,日军在攻占安庆后,集中14个师团又3个独立旅团、一个机械化兵团和数个航空兵团共数十万兵力,组成日军第二军和日军第十一军,开始沿长江两岸向当时中国的军事政治中心武汉进攻,妄图占领中国抗战战时首府——武汉,逼迫中国国民政府投降。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下,全国民众投入到保卫大武汉的斗争之中,中国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召开了第一届会议,大会庄严宣告:“中国民族必以坚强不屈之意志,动员其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为人道,与此穷凶极恶之侵略者长期抗战,以达到最后胜利之日为止……一切的奋斗,要巩固武汉为中心,以达成中部会战胜利为目标……”
中国最高军事统帅部为保卫大武汉,迅速成立以陈诚将军为首的武汉卫戍司令部和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 在武汉的外围地区调集了全国陆军的120个师和全国绝大部分海空军阻击日军的进攻,抗日战争中中国参加兵力最多、规模最大的战役——著名的武汉保卫战开始了。
为确保武汉的安全,防止日军利用长江水道运兵进攻武汉,加强长江江防力量,早在1937年11月,中国军政当局就专门成立了长江阻塞委员会,研究制定在长江多处险要地点阻塞江面,防止日军沿江西进而进攻武汉,并且逐步建立了马当、湖口、田家镇等多处阻塞工程。
马当在当时江西省彭泽县境内,距离县城大约30华里,距离九江市约80华里,其位置相当险要,它坐踞长江之滨,与对岸安徽的小孤山夹江而立,江水中流沙甚多,集成沙洲,使江水一分为二,其北水道为别江,常年淤塞而不能通行,南水道江面宽度不足500米,水流湍急,如在此地及两岸设置炮台碉堡,利用此天险,必然易守难攻,成为遏制侵华日军沿江西进的战略要点。
而且,由于这是中国军队在长江防线上的第一处要塞,中国军队最高军事当局在此要塞的构筑上精心地下了工夫,将马当的江面阻塞工程专门列为长江重要地段的重点阻塞工程,动用大量物资和民工在马当江段构筑一条拦河坝样的阻塞防线,用39艘沉船和大量其他物资设置30多处人工暗礁,并布设水雷 1600余枚协助封锁水道,只在靠近南岸处留出一处仅能通一只船的缺口,平时保持长江水道通行,到战况危急时迅速阻塞。
为保证据守马当要塞,中国最高军事当局在马当两岸建立了坚固的工事防线,派出大量海陆军部队据险而守,在江面上还派出海军的“宁”号、“胜”号等几艘炮艇巡逻警戒,马当要塞的守卫战成为武汉保卫战中的首座要塞保卫战,是战役重点中的重点。为保证万无一失,指挥中国陆海守军协同作战,中国最高军事当局专门设立陆军中将刘兴为总司令,海军中将曾以鼎为副总司令的长江江防军,专责长江防务,并在马当、湖口守备司令部之上,设马湖要塞区指挥部,由中国陆军第十六军中将军长、保定军校第六期毕业的李韫珩担任要塞区司令,指挥其嫡系陆军第五十三师和陆军第一六七师。
这时,陆军第一六七师师长正是薛蔚英,他除了任师长外,还兼任长江江防军湖口要塞区司令,指挥着自己的第一六七师和由海军官兵组成的师级的湖口要塞区守备总队,担任要塞区守备任务。
贻误战机马当失守
在武汉会战的前夕,中国军队的参谋次长,在国民党军中有“小诸葛”之称的二级上将白崇禧曾亲自视察马当一线的防务,多次召见各级战场指挥官,检查防务情况,并多次叮嘱指挥官李韫珩说:“此要塞乃非同小可之地,务须派重兵严密防守,万不得有误!”当时,李韫珩也向白崇禧表态要誓与要塞共存亡。
但当时李韫珩并没有十分重视敌情,他认为江岸边上的长山、香口、香山地形险要,都有军队严密设防,安庆方面还有徐源泉的第二十六集团军、杨森的第二十集团军,日军不会这么快就打过来。1938年6月10日左右,第十六军军长兼马湖要塞区司令李韫珩为表示自己抗战的决心,召集战区当地马当、彭泽两地的乡长、保长和第十六军的副职军官和排长进行军政训练,并命名为“抗日军政大学”,准备训练两周后结业。
6月17、18日,日军进攻前锋已抵进马当,日本海军军舰连续用舰炮轰击我水上布雷区和沿岸防御工事,试探我守军的虚实,发射了数万发炮弹,我军布设的水雷被敌舰炮弹击中后爆炸的烟柱足有二三十丈高。
但就是在这大敌当前的时候,李韫珩于6月23日下午通知第二天(24日)上午8时举行他的军政训练班的结业典礼,要求各部队主官届时都来参加,会后还要举行会餐。这一消息很快被日军的侦察人员得知,日本侵略军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于6月24日凌晨4时发动了进攻,由于第十六军第三一三团主官都去开会,失去指挥,部队虽与一同驻守的海军江防要塞司令部第一总队第三大队英勇抵抗,仍无法阻止日军的攻势。日军波田支队很快登陆成功,占领了香口,并迅速扩展攻势,扑向长山防线,由于李韫珩等人都在开会,前线指挥混乱,许多求援电话打到要塞司令部也没有负责的人在,直至24日下午3时,李韫珩才赶回要塞司令部,就任指挥位置,进攻的日军在强大的海陆空火力的掩护下,向我军防线发动猛烈的进攻,双方在长山一线激烈争夺。
当天下午6时,蒋介石亲自打来电话,责令李韫珩立即派出援兵,恢复阵地,李韫珩自知责任重大,命令第一六七师师长薛蔚英率部立即增援马当要塞。随后,参谋次长白崇禧和长江江防总司令刘兴将军连续发给薛蔚英两道急电,要他率第一六七师“火速增援马当要塞”。
此时,驻守在彭泽县的薛蔚英的第一六七师离马当要塞不过几十里,如果率军火速奔袭救援,也许能挽回战场颓势,立功沙场。但第一六七师出发后,师长薛蔚英就提出要走小路增援马当,他说:“敌军围攻要塞必有增援部队,从大路走必遭敌人死命阻击,那时会来不及的。”第一六七师师参谋长提出:“以一师之众走小路,势必行动缓慢,会来不及的,”并要求就这个问题请示上级,但师长薛蔚英不容置疑地说:“一切都等上司决定,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出发!”
第一六七师部队出发后不久,就钻进了南方山区的小山路,山林茂密,道路极其狭窄,全副武装的部队难以快速行走,而且第一六七师的官兵长期驻扎北方,多是北方人,不熟悉走南方山区小路,加之部队使用的二十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都是几十年前测绘的,许多地标地物都发生了变化,部队进入山区后仅一两个小时就迷了路,仅靠指北针保持着方向摸索着前进。马当要塞要求增援的电报和上级要求火速抵达的电报雪片般地飞向第一六七师,电报中严厉斥责薛蔚英“畏敌如虎,故意拖延,贻误战机……”等到他带着第一六七师于6月26日下午到达指定位置时,马当要塞已经在当日上午沦于敌手。
6月27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手持蒋介石的亲笔手令到达湖口要塞,督令湖口要塞司令彭位仁率部坚决阻敌西进,但马当要塞的过早失守使湖口要塞独木难支,彭位仁虽率第七十三军拼力抵抗,仍难挽败局,7月5日,湖口被日军占领。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23-01-10 16: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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