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生智在马日事变前后
2018-10-09 15:44:05 来源：一笑走天下百家号 点击： 复制链接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从上海开始展开了全国性的反革命大屠杀。4月18日，在帝国主义、地主豪绅、买办资产阶级的支持下，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
4月17日，武汉国民政府免去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总指挥。
唐生智极力主张东征讨蒋，愿率第八军、三十五、三十六、第四军等直取上海。但是，由于武汉国民政府对东征讨蒋意见本非一致，中共中央多数决策人亦急于与冯玉祥会师，打通与苏联的交通线，相信“西北学说”。因此，当奉军南下时，几乎是一致决定，“先北伐，后东征”，并任命唐生智为北伐军总指挥，率领第三十六军、第四军、第十一军和贺龙的独立十五师等北进。
何键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一直蠢蠢欲动。4月底，何利用唐生智率部北伐，在河南准备激战之时，在汉口邀集武汉卫戍司令第八军军长李品仙、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与三十五军副军长叶琪等人，密谋“反共驱唐，一箭双雕”，采取“避开武汉，两湖并举”的行动计划，以响应蒋介石的叛变，完成“清党反共大业”。
其时，何键被急调北上对奉直军作战，李品仙则迟迟不敢动手，夏斗寅遂与杨森勾结，在蒋介石的催促下，于5月13日，顾不得“两湖并举”的密约，在湖北宜昌发动叛变，公开亮出“反共清党”和“只反唐生智不反武汉国民政府”的旗号，占宜昌、下荆州、沙市，直逼武昌。
唐生智感到夏一亮出“反共”的旗号，就是与蒋介石一样要背叛国民革命，要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遂电呈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谭延闿，命令叶挺部和李品仙部分别围剿夏斗寅与杨森。
夏斗寅乘虚偷袭，兵近纸坊。叶挺先命72团在纸坊车站阻击，随后亲率刚成立的中央独立师，于5月19日在土地堂击溃夏部。夏剩三百余人，向武穴逃窜，投奔蒋介石，蒋任夏为新编第二十七军军长。
在西面，刚编入国民革命军的杨森二十军，兵分三路，直奔武汉，来势凶猛。李品仙所率老八军组成的西征军亦分三路迎击。仙桃镇激战告捷，大败杨军，杨以数万之众，一败涂地，仅以身免。
一叛未平，一叛又起。夏斗寅提前单独发难，身在河南前线的何键，唯恐“两湖并举”的密谋败露，不敢再“待机行动和从容准备，”遂命余湘三回湘，加紧组织叛变兵力，将原在湖南长沙招募的学生队急忙扩充为教导团，并经教导团第二大队长陶柳推荐，物色了三十六军独立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5月17日以驻防长沙为借口，将三十三团调至长沙担任叛变之主力部队。
许克祥，湖南湘乡县人。家境原本很穷，其父是个做碓子的工匠，许在少年时常随其父到陈赓家做短工。清末，许克祥入营当兵。民国初，当过陈嘉佑、蔡巨猷部的连长、营长，靠勾结鸦片商人，以兵护毒而获巨利，购置田产百余亩于湘乡，变为当地一乡绅。1926年，投奔袁祖铭，被委为旅长。袁联络土匪，暗通吴佩孚，以湘西为大本营，任意委派官吏，强截税款，并且滥收溃兵游勇，官封六路司令，号称拥兵二十个师(其实有时是无枪无兵)，打着国民革命军的旗号，仍然继续欺压农工。毛泽东在分析湖南农民运动时认为湘西“在袁祖铭势力之下，农会宣传未到，许多县的农民还全未组织起来。”是湖南农运最受压制的地区。唐生智命令袁移师鄂西，袁置之不理，宣称：“有奶就是娘。蒋介石若送大批械款来，则助蒋攻吴，吴佩孚若送大批械款来，则助吴攻蒋。”
1927年初，彭泽湘到任，传达了陈独秀的意见，要求唐生智解决这支实为贵州军阀的部队，以巩固武汉国民政府后方。唐认为湘黔边境，山高路险，要解决袁部，宜智取，不宜强攻。乃命令驻常德原教导师师长，新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六军副军长周斓，伺机行事，除掉袁祖铭。
此时，许克祥已投奔国民革命军。据李立三1930年报告中述说：
“许克祥的收编到革命军还是同志的介绍，直到他叛变的前夜，他都表示很好。”
可见具有假革命机智的许克祥，确实不易被人识破。周斓在当时任国民党湖南省省委执委、中共常德地委书记王基永的协助下，与许克祥密商，定下“鸿门宴”诱得袁祖铭与其师长何璧辉到周斓家赴宴。在抽鸦片、打牌作乐中，伏兵究出，将袁、何及其所带卫士，全部击毙于乱枪之下。袁部驻常德的三个团，因无主将，大部被缴械，许克祥部由周斓收编为独立三十三团，任命许克祥担任独立团团长。此是1927年2月事。
夏斗寅叛变后，何键、叶琪、余湘三急于发难而仓促使用许克祥。以往史书常写许克祥为三十五军部属，实为误传，盖许部收编为国民革命军仅两、三个月，许与何键、叶琪素不相识。1935年《何键在马日铲共纪念会上的讲词》讲得清楚：
“当时三十五军的仅陶柳一营驻在学院街现在省政府里面，与王东原所办的教导队，有学生200余人，而子弹很足，因之情形异常危急，旋由余湘三与许团(克祥)商量，请其帮助，许亦慨然允诺。许并非我三十五军的部队，又与我无一面之识，与他商量，马上接应，很为难得。”
许克祥在他的《马日铲共真相》中，其凶神恶煞的嘴脸，也勾画得清清楚楚：
“21日晚间9时30分，召集各营长……举行紧急秘密会议……说明我军应采取的立场与铲共的重大意义，并宣告总司令蒋公于4月12日在上海发表清党反共的宣言内容及目前湖南全省，尤其是长沙的危急状况，强调现在已到了最后关头……，刚到了12点钟的时候，我团官兵分三组出发……由于全团官兵行动的神速，作战的奋勇，所以能在极短的时间里，把重要的匪窟：如湘省党部、湘省农民协会、湘省总工会等共匪所把持的机关，均先后予以击毁，间有一部分武装匪干顽强抵抗，致有数处发生激烈巷战，经我军痛击之后，除少数匪干如郭亮、夏曦、滕代远、王基永等乘隙逃走外，其余大部或当场死亡，或被俘获。……到22日上午10时左右，已把共匪所有长沙的七十几个机构，一律予以封闭。”
关于马日事变发生情况， 1986年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主编的《湖南党史大事年表》中，有关《马日事变》发生的记载，是如实反映了客观情况，现录如下：
“5月20日晚，中共湖南省委开会，决定：一、 如果事变发生，已经公开了的负责人分路转移，同时派人到中央报告请示;二、由林蔚、彭公达、王则鸣、刘子刚、薛世纶等五人组成秘密临时省委，应付事变。21日清晨，夏曦出走。当晚省委再次召开会议，推举郭亮代理书记，并分析形势，估计反动事变有可能发生，确定原先的应变方针和措施不变。”
“5月21日晚，在国民革命军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特使余湘三策划下，三十六军独立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和三十五军教导团团长王东原、三十五军留守处主任陶柳及三十六军留守处的陈其祥等率兵一千多人，分途袭击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农运讲习所、省特别法庭，国民党省党校以及国民党省、市党部机关。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总队奋起反抗，因寡不敌众，遂遭失败。叛军捣毁了上述机关，释放了被关押的土豪劣绅，杀害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近30人。这次反革命政变，史称‘马日事变’。”
“马日事变”发生时，唐生智正在河南前线，在指挥攻占了西平、上蔡后，准备发起临颖决战。封封告急电发向前敌总指挥部。前有强敌，面临决战，胜负未卜;后则两湖基地，夏斗寅、杨森、许克祥相继叛乱。加之作战军中尚未暴露的何键等反动军官，不断攻击农民运动，扰乱军心。武汉国民政府处于四面军事围攻之中，唐生智统领大军能否镇定指挥，运筹帷幄，确实是一个十分严峻的考验。
唐生智对许克祥叛变，困扰后方，先是当机立断，未曾犹豫，急电湖南周荣光一旅和其他两个团，追击许克祥，进行围剿。但由于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彭泽湘的劝阻，未能执行，彭劝唐先请示武汉国民政府，他也要请示中共中央，才能采取如此断然措施。
此时，唐生智已向中共提出参加共产党的要求，并建议中共可在国民革命军中“进行秘密组织”，而且这位北伐军前敌总指挥，还曾与原任中共鄂区(湖北省委)书记、随军任北伐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主任彭泽湘有约在先，约定四则，出发前有的已经执行。其约为：
(1)唐以后接受中共的政治领导;
(2)绝对支持湖南的工农运动，并即电告湖南省代主席张翼鹏，要接受中共湖南省委所提出要撤换的和推荐的县长;
(3)赶走蒋派来的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由中共党员接替，以后各部队都成立政治部，由中共党员主持;
(4)要求苏联军官来当顾问。
由于上述原因，唐生智遵守诺言，即请彭泽湘回武汉，请示武汉国民政府与中共中央，听候决定，待命行动。
为了表明态度，警告军中的动摇分子，唐生智立即召集前方将士和政工人员训话，并发出通电：
“迩来，反革命依依蠢动，以反共为名，不知联共，为总理遗留三大政策之一，凡真实革命党员，欲求革命成功，非切实奉行，无他出路。反共即反本党反总理反革命，蒋逆介石乃其前例。”
5月24日，又发出致湖南省政府电。除请武汉国民政府派员赴湘处理外，定出几条暂时处理的办法，其电为：
“兹定办法如左：(甲)长沙周团、许团、各军留守处军队及八军、三十五军教导团、驻省各连，概归张总参谋长指挥，维持治安，非有命令，不许有何举动。(乙)召集在省各军队中级军官及独立连队留守主任，开一会议，请兄等切实指导，并由各部队联合张贴以下之标语：拥护中央党部;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军事委员会;拥护联俄、联共、工农三大政策;商学兵联合起来一致革命;铲馀造谣惑众的反动派;拥护第二次北伐;打倒张作霖;打倒叛党叛国的蒋中正。(丙)右列标语，署长沙军界全体会议之名义，即日贴出，并饬各部队，照标语意旨协实遵行;所缴枪支，一律发还。此外望与省市党部，向各民众团体共负疏解之责，以捎弭后患于无形。”
唐生智最初处理马日事变的措施，都是在尊重彭泽湘的意见，服从武汉国民政府决定的前提下，所作的力所能及的努力，试图稳定局势。
对前方：在军事上是加紧部署对奉军猛烈进攻的临颖决战。而求早日摆脱四面受敌的困难局面。
本来，武汉国民政府，首闻马日事变，惊恐万分，由谭延闿、汪精卫、孙科电召唐生智放弃河南战场，名曰“缩短战线”，以防湖南事变，以防夏斗寅由鄂城再攻武昌，调大军回镇武汉。唐生智原本不同意先北伐张、吴，但此时正临决战，胜券在握，只得回电：
“许克祥叛变，我已令在湘的军队围剿。前方情况很好，右翼张发奎、贺龙所部将迫近上蔡(守上蔡的是奉军师长傅某)，正面三十六军刘兴所部，以及八军、三十五军各一师将逼近许昌。我军打算在奉军主力和重炮未到以前打垮他们。我看前方敌人一被击破，其他方面也不敢动的。武昌第八军及叶挺所部，对付夏斗寅是有余的。”
稳定武汉国民政府人心之后，唐生智亲率三十六军，采用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法，在临颖决战中，击溃了奉军主力，取得第二次北伐决定性的胜利。
6月1日，北伐军第三十六军与冯玉祥的第五路军石友三部会师郑州。奉军全部撤回黄河北岸。第二次北伐胜利结束。
6月5日，唐生智与彭泽湘在郑州召集三十六军及三十五军的军官及团营指导员训话和作政治报告，稳定军心，指出马日事变的本质，率领全军表态：
“…………
(三)士兵不是个人工具，哪个官长反革命，士兵就要打倒他。革命军是人民的武力，所以河南政治财政，军队不能干涉，应完全服从中央。
(五)夏斗寅叛贼，是蒋介石的指使;长沙事件，也必是蒋逆走狗捣乱。本军拥护总理工农政策到底，决不会压迫农工群众，现在派员查办长沙事件，对受蒋逆运动的军官，决不宽容。
(六)国民革命是要国民、全党共同担任的，全党的关系非常密切。我们要拥护总理联共政策，共产党是最革命的政党，我们决不能以研究系看待。
(七)帝图主义以联合压迫中国革命，只有拥护总理联饿政策，才能击破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
(八)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是革命，一是反革命。我们是永远为革命而奋斗牺牲。”
5月，唐生智就是这样审时度势，指挥若定，尽了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和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之职责：主力先击正面之强敌，留守部队扫荡平叛。北退张作霖，南平夏斗寅，西荡杨森，东镇蒋介石。为保卫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反帝反封建胜利中建立起来的武汉国民政府，解除四面军事围攻，建立了功勋。
可惜，武汉国民政府对于马日事变，先是惊慌失措，意欲撤回北伐主力;继而视为军民冲突，只图和平解决。居然在5月2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作出决定：
“决定请谭平山、陈公博、彭泽湘、周鳌山、邓绍芬五位同志，驰住湖南查办，并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各义拟一个训令。”
“特派员去的任务，不止是要解决一时的纠纷，并要切实执行中央屡次的训令同决议案，谋一个根本的解决。对于民众既得的利益，要加以保障，过度行为，须加以制裁。”
“特派员对中央负责可以指挥湖南的省党部同省政府。” 汪精卫说：“鲍顾问说也打算去一趟。”
这个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拟就的决定，并由当时国共两党中央联席会义事先商下再经这次会议决定通过的和平解决方针，铸成了解决“马日事变”‘原则性的大错。从此一直未能扭转，酿成历史性的惨痛教训。
5月26日，发表了《国民党中央组织赴湘特别委员会训令》：
“湖南长沙农工纠察队，与驻在军队发生冲突;特派谭平山、陈公博、彭泽湘、周鳌山、邓绍芬组织特委员会，驰往查办。尤须切实执行中央历次议决案及训令，以解决纠纷。关于特别委员会之权限，依照5月21日训令办理。该省各级党部及各级政府机关，均受指导。此令。”
五人特委与鲍罗廷，于5月26日乘车南下，带着这纸已将“马日事变”定为农工纠察队与驻军发生冲突的训令准备一面查办军队越轨行为，一面还要依照中央历次决案及训令“对民众的过度行为，加以制裁。”
但岳州周磐却接许克祥等来电：“要将特委会鲍罗廷等拘捕，就地枪决。”幸而彭德怀团此时亦驻岳州，周磐当时也不敢得罪任何一方，劝特委会即回武汉。当晚，鲍罗廷等从岳州又乘车回归。陈公博还留岳阳，苦中作乐，第二日登岳阳楼写下：
“荡漾湖光映早晖，君山轻似片帆微，危楼绾尽烟波意，欲破浮云天外飞。”
这次调查长沙马日事变，就这样空着手回武汉了。
长沙此时正在以“长沙救党运动大会”的名义，于5月23日发出“中国国民党湖南救党临时主席团(五团长)通电”，要求“清党”。
许克祥还纠集策划叛变的头面人物成立了所谓“湖南省救党委员会”，以篡夺国共合作后成立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领导权。推举仇鳌、彭国钧、许克祥、张敬兮等所谓“真正国民党员”为委员，并通告废止前省党部发布的土地问题等决议。得知鲍罗廷、谭平山、彭泽湘等要来“查办”，只稍有惊震，随后决定，命令岳阳周磐将鲍罗廷、谭平山等拘捕，就地枪决。
许克祥等还用极其野蛮的办法在长沙等地一连数目，屠杀农工和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
纠集土豪劣绅及地主武装“清乡队”、“团防队”向农会进行反攻倒算。许克祥被土豪劣绅称为“许青天”。
反革命传单，标语掩盖了革命的呼声。劣绅们还挖空心思，贴出对联攻击、讽刺唐生智。文字可算工整，将生智、孟潇，名与号嵌在对联中：
生机无多当年信佛成孟浪，
智谋安在如今遗祸害潇湘。
李仲任团则在长沙小吴门一带，向只配备有少量枪支，大多数是手持梭镖、大刀的浏阳农工义勇军，用机枪扫射，使潘心源所指挥两路反攻长沙的部队伤亡了很多人，幸及时收到上级通知，激战数小时后撤退。
许克祥的狰狞面目是暴露无遗的了，所采用的手法和旗号清党反共，也是和蒋介石一致的。虽然，许克祥在5月22日就派蔡翊唐取道广东去向蒋介石禀报，这一点当时尚未为人所知，虽然，幕后指挥者何键、叶琪、余湘三等当时尚未暴露，但“马日事变”是反革命叛乱，已为大多数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所识破。
6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扩大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先田电报扼要四点，传给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易，以便采取措施挽救革命，通称“共产国际5月电报指示”。这个紧急指示，对于处在危急阶段的中国革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但罗易犯了严重错误，竟将副本抄送给汪精卫。
6月4日初，根据罗易的建议，由陈独秀署名，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提议采取行动，削平湖南反革命，不然，革命前途将陷入危险。
6月初，接受蒋介石指挥的讨共军，四面包围进攻湖南。湘西有黔军犹国才、史远默、马明亮等勾结袁祖铭残部窜冈、洪江，直逼宝庆;湘北有杨森重聚旧部，进驻岳州对岸白螺矶、新堤一带，准备进攻粤汉铁路各镇;湘南有胡汉璋部占宜章向桂阳、郴州进犯，范石生部又进入零陵，东安;湘东有夏斗寅部在崇阳，通城一带欲犯平江、浏阳;李烈钧部从江西进犯修水。其时，归武汉国民政府指挥的驻湘军队甚少，故各地纷纷向武汉及河南前线唐生智告急。
这时的武汉国民政府正忙于与冯玉祥会晤，遂只派周斓为中央特派员回湖南，希望他能稳定局势，因为周斓被认为曾与许克祥有过一段“合谋”清除袁祖铭的共事。临行时唐生智特电告周斓：“现在前方军事正在发展，我无法兼顾湖南政务，你代我去好好摘罢。曹伯闻想去就让他去，但你不能跟着他和何键跑。”
但周澜一到长沙，也成了“救党委员会”委员，并且以省军事厅名义，派出包括许克祥三十三团在内的湖南各驻军，分赴各地，担任对付打蒋介石旗号包围进攻湖南的“讨赤军”，并且担任“清乡”。周斓就是这样执行武汉国民政府三主席的“回湘镇慑”以“制止军队越轨行为”和“制止农工过分举动”的。
6月初，彭泽湘从岳阳折回武汉后，即赴前线，将从湖南了解的情况，告诉唐生智。6月5日，唐生智与彭泽湘分别以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前敌总指挥和政治部主任的名义，召集在郑州的国民革命军全体军官、暨各政治部及团营指导员训话，作政治报告。明确指出许克祥制造“马日事变”是背叛党国，“破坏我们军队的系统，扰乱我们革命的桑梓，实在是罪不容诛，可杀可咒。”这些于讲话1927年6月25日以《占领河南后的新策略一一唐生智在郑州飞机场的训话》为题，全文登载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唐生智讲：
“蒋介石是北伐的障碍，他派杨森、夏斗寅、许克祥来捣乱我们的后方，以及一切反革命的阴谋，都是在想使我们十余万北伐的武装同志的生命断送在河南。我们为革命的利益计，必须要打倒此反革命的蒋介石。湖南事件，不是单纯的一件许克祥叛变的事情，而是完全受了反革命的利用，带有极浓厚的政治意味。总理的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每个真实革命者必须要拥护，否则是自己找死路。西北同志能够会师郑州，实开历史新纪录、中央革命的新阶段。现在我们大家来喊几个口号：
“(一)先烈的精神不死!(二)继续先烈的遗志奋斗!(三)拥护中国国民党!(四)拥护总理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五)打倒旧军阀张作霖!(六)打倒新军阀蒋介石! (七)中国革命成功万岁!(八)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这是唐生智、彭泽湘在国民革命处于转折关头，重申拥护总理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重申必须迅速东征讨蒋。
6月13日上午，唐生智从郑州赶回武汉，参加了有汪精卫、谭延闿、孙科、毛泽东等人举行的军事委员会会议，讨论了湖南问题。讨论结果是“不用武力解决湖南事件”。提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
6月13日下午4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在汉口中央党部召开第二十八次会议，根据现存速记记录，出席者有陈友仁、孙科、谭延闿、汪精卫、孙宋庆龄、林祖涵、吴玉章陈公博、谭平山九人;列席者有：詹大悲、苏兆征、陈其瑗、张肇元、董用威、于佑任、彭瑞初、庞人侃、连声海，于若愚十人。主席：汪精卫。
汪精卫首先说：“蒋介石说要在20天之内包围武汉，所以主席团急急赶回来，筹商巩固后方的计划。”随后，汪介绍军事委员会上午讨论情况：“可将刚才在军事委员会同程潜、唐生智、谭延闿、毛泽东诸同志的讨论来综合报告一下。这次的事变，毛泽东同志说得很详细，农民协会确有扰害军人家属的举动，但6月21那天晚上，则是军队向农民协会进攻，农民协会为自卫而抵抗，并不是农民协会去抢军队的枪械。至于农民协会为什么要扰害军人的家属呢?前不曾查得清楚，据毛泽东同志报告，才晓得农民协会有哥老会在内把持。他们既不知道国民党是什么?也不知道共产党是什么?只晓得作杀人放火的勾当。主席到湖南去的时候，已听见有讨伐许克祥的呼声，一纸讨伐令本不难下，但要先决定是否应该用兵，而且许克祥是有管束的，是否还要问问他的官长。唐生智同志，因为许克祥是他的部下，为此事曾自请处分。但他统兵在外，与其加以处分，不如命他去收拾。……”讨论的结果是对湖南的事件不用武力解决，免得引起纠纷。唐生智同志并愿意亲自到长沙去走一趟，以和平方法，实行改组农民协会，及农政部所提出之乡村自治条例等计划。毛泽东同志也承认不用武力的办法是对的。可否由中央训令唐生智同志，要他到湖南去根据中央历次的议决案解决这个纠纷。”
按照现存的《会议速记录》，紧接着发言的是吴玉章与陈公博。现摘采如下：
“吴玉章：‘中央没有其他得力的人可派，就请唐同志去也可以。’
“主席：‘吴同志赞成。各位意见如何?是否要唐同志加入特别委员会，或是作特别委员会主席?’
“陈公博：‘本席认为不必要唐同志加入特别委员会，由他全权办理就是。’”
吴玉章还在会议上提出，湖南省市县党部及民众团体请愿代表团由彭瑞初(?)、庞人侃(中共党员，时任湖南省农民协会宣传部长)带领，已向会议提交了请愿书，现在两人已列席会议，该如何答复。请愿书中有七项要求：
“(一)明令讨伐许克祥。(二)恢复湖南省党部。(三)请唐总指挥回湘。(四)枪毙许克祥等。(五)解散湖南伪省党部。(六)恢复省总工会。 (七)救恤被难同志。”
会议最后，通过了训令唐生智同志遵照中央训令及决议案办理湖南事件，还决定由陈公博向湖南请愿各团体报告会议情况。
6月15日，汉口《民国日报》报导了此次会议情况，对于七项要求，报导中写道：
“汪主席答谓：‘今日军事委员会议已决定长沙事件交唐总指挥负责办理，中央对于农工政策绝不变更，请转告各代表放心。’”
6月17日，汉口《民国日报》以《唐生智对湘请愿代表团表示许克祥背叛党纪军纪》为题，报导了唐生智接见湖南请愿代表团情况。唐生智明确表示了：
“许克祥未奉长官命令，擅行屠杀革命民众，不但违反党纪并且违反军纪。现中央党部已有解决办法，我当绝对服从。”
此刻，北伐军正源源不断从河南前线撤回武汉，6月15日，武汉总工会召开了10万人参加的庆祝大会，庆祝北伐军凯旋。唐生智立即按照国共两党联系会议和武汉国民政府决定的“先北伐，后东征”的方针，指挥部队转入“东征讨蒋”。在鲍罗廷、陈独秀的催促下，唐生智命令张发奎率第二集团军沿长江右岸下九江;何键率三十五军沿长江左岸下安庆，讨伐蒋介石。
此刻，冯玉祥正赴徐州与蒋介石会晤，举行徐州会议。6月21日冯、蒋联名发表马电，宣布“中正、玉祥”并肩携手。威胁武汉国民政府立即停止“东征讨蒋”，迅速清党反共，否则将武力相见。还煞有其事专电命令唐生智立即撤回东征部队，再赴郑州，参加北伐。其电文为：
“孟潇同志：努力革命。祈即调集所部于郑州以与冯玉祥所部将士协力北伐，克定幽燕，实为至幸。”
还声称：“凡有妨碍北伐者，乃是反革命”。郑州会师结果是加强了蒋介石的反动。正如周恩来指出的那样：
“我记得最明显的是在武汉危急，‘马日事变’以后，我们党的中央，还仰望农民领袖、基督将军的冯玉祥;那时，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就连外国同志也好，大家都仰望他。……结果冯玉祥在徐州和蒋介石会面，来了一个大反动，把所有的武汉人都出卖了，于是武汉全面落空了。”
唐生智至此更加认识到：要巩固武汉国民政府，要真正平息夏斗寅、杨森、许克祥等的叛变，要抵御冯玉祥等人的压力，要稳定军心，千头万绪，最重要的一项是“东征讨蒋”。
许克祥“我知道周斓并不是一个共产分子，但也明知他是唐逆生智的亲信幕僚，凡事不能不服从唐的命令……周斓一再回答的是：‘今后一切，应侯中央的命令。’所谓听命‘中央’唐生智、汪精卫、鲍罗廷所把持的武汉政府，无异就是听命于共产匪党。
“此际我军驻在湘潭一带，距长沙咫尺，而到广东边界又太远，甚不安全。我乃改变战略，避实就虚,移驻湘乡县境有利地带，借以减少意外损失。比及到达湘乡时,唐逆生智恰由武汉回到长沙，立刻派叶琪(叶当时充唐逆指挥下的副军长)携了唐逆写给我的亲笔信来与我会晤。信中内容大致说我马日铲共的军事行动，他很表示钦佩;并说他因前方军事紧急，只能在长沙停留一天，就要赶回武汉，务望我同叶琪立刻回到长沙，共商军国大计。这信措辞委婉，表面看来，确象情真语挚，置腹推心，且叶琪率同空车四辆，准备载我所带的卫队;又用口头代表唐逆对我备致赞扬，百般安慰，劝我立刻随他回到长沙，不要辜负唐的期望。我始终认定唐逆久为共产特务头子鲍罗廷等所控制，他这次派叶琪来特意劝诱我自投陷阱，他的口蜜剑腹是路人皆知的，…… 我何可贸然前往，投入虎口?”
唐生智见叶琪带空车而回，已知无法诱捕许克祥，乃命令许克祥部十天内开赴宝庆(邵阳)由王锡焘部改编。许克祥更加意识到危机已到，立即拔队窜逃。许在同一篇文章中描述了这件事：
“唐逆生智诱杀我的计划失败以后，回到武汉，就把本团改隶湖南省军事厅管辖，交第二师师长王锡焘改编为该师第五团，命我充任该师副师长，限在十天内改编竣事具报。王锡焘也有电报给我，限我在一个星期内开到宝庆，听候点编。我当时预料唐逆已电令王锡焘先在宝庆布下陷阱，以完成他再度诱杀我，献媚共匪的毒计。”
许克祥此时正好接到蒋介石任命他为独立第三师师长的命令，几天内就逃窜到湘桂边界。此次诱捕计划的执行者是叶琪。叶琪是何键三十五军的鬲，J军长，又是4月底何键在汉口密谋“两湖并举，反共驱唐”的与会者，因此，诱捕是刁;可能实现的。何况许克祥素来狡诈，四个月前，刚刚参加了捕杀他的军长袁祖铭，记忆犹新。加之，讨许呼声、缉贼怒吼、两湖传缴，甚至几天前唐生智接见湖南省请愿代表团的允诺，也已见诸报章。许克祥已成惊弓之鸟，即使另派他人，亦是难于诱捕成功的。诱捕、诱骗均未成功，唐生智才公布通缉令。 《民国大事记》有记载，其文为:
“唐生智以许克祥灰(10)日窜入祁阳，大肆抢掠，勾结湘粤边匪，蹂躏地方，行同枭獍，下令严缉并没收其财产，拘拿其家属。” ，
自从“马日事变”发生后，唐生智对许克祥的态度始终是将其与蒋介石、杨森，夏斗寅联成一线的，其有所异者，只是对许的讨伐，因受客观条件的制约而形成：先是拟令军事围剿，后改和平谈判，再则不以武力解决，临场则诱捕、诱骗，最后才公布明令通缉。处置是严厉的。
7月6日，唐生智匆忙赶回武汉。 他按照6月1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只用了10天时间，力所能及地依照湖南省市请愿代表团所提的要求，处理了湖南问题。因一心想从讨蒋着手，从根本上解决策划叛乱的发生，仍将湖南军政大事委托周斓全权处理。 唐生智对许克祥、夏斗寅，杨森等人的叛乱，看成是蒋介石直接指挥或间接策划，看成是帝国主义、土豪劣绅的反攻，这是准确;但唐却没能料到他直属部队的高级将领，大部分参加了“两湖并举，反共驱唐”的策划。此时，密谋未明，阵营未清，既使唐生智想用兵讨伐许克祥，又能指挥哪一个军长、师长带领他的军、师，向哪一军、师进攻呢?
唐生智回到武汉，迎接他的是何键公开宣称：“不分共不东征”，进而逼胁唐生智。
毛泽东是6月13日与唐生智等人在军事委员会会议上，讨论湖南问题后，不几天就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先于唐生智几天，到达长沙。又在唐生智离长沙前不几天，被调回武汉。在7月4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议专门讨论湖南问题时，毛泽东认为：
“长沙事件为何键夺唐生智的权，唐本希望我们来恢复湖南局势，但见我们没力量，由他自己恢复了，唐意在打何，拉何部下，故未打许，这证明何派在湘力量很大。实际唐须我之助，但因我无力，无从着手。唐或有决心解决何，我们应促。成唐何分化。”
这个分析与马日事变前后发生的一些事情是紧密相联的。例如：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写道：
“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不当罪的极少。所以，唐孟潇先生也说：‘农民在乡下捉土豪劣绅，十个有九个是对的’”。
又如唐生智在《大革命时期概括回忆》一文中写道：
“农民支援北伐军，更不用说。我们每到一处，农民送水送饭、运输军火物质、侦察带路，各方面都热烈支援北伐军。这些都是中共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力量的表现，也是我以前经过多少战争所没有见过的。我还记得一件很突出的事情，正当北伐前线战争紧张，许克祥叛变之后，各地农民都不帮助军队运粮了，粮食运不到河南。这对北伐军的威胁很大，当时漯河只有几天军粮，我从漯河打电话到武汉给周鳌山，我想毛主席一定在武昌，农民协会都听毛主席的话，找他一定有办法。当时我对周鳌山说：‘你赶快去找毛润之先生想办法。’不到一个星期，岳阳的粮食就已运到了漯河。周鳌山事后跟我说，他在武昌找到了毛主席，他讲毛主席说：唐先生北伐的事情，也是我们的事情，我们一定帮忙。我们马上组织各地农民协会，你们放心好了。’这件事为什么记得这样清楚，因为那时军粮紧张，危在旦夕，假如粮食不能如期赶到，要想打败奉军，取得北伐的第二期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以上只是“马日事变”前后之一二事例，还可以伸延下去，例如：
1927年秋，武汉国民政府已经宣布“分共”。毛泽东在文家市准备发动秋收起义。因缺乏武器，派人往武汉联系。唐生智让其四弟唐生明(时任三十六军第二师师长，原任唐部警卫团团长)亲率警卫团一个连，从汉口乘车护送步枪300余支，子弹万余发，安全到达湖南浏阳，支援这支部队起兵讨蒋。
就是23年后在1950年，毛泽东与唐生智在北京会晤时，毛泽东对唐说：“唐老总，我对你是了解的，是信得过的。你那些部下，就难说了。”
列举这几件事和历史文件，可以补充、佐证，毛泽东1927年7月4日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对“马日事变”与唐生智关系及唐的态度所进行的分析，是了解和掌握了全过程，也是准确的，反映了客观史实。
唐生智在马日事变前后，在此革命形势急速发展的转折关头，作为第一个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的高级将领，身负重任，运筹帷幄，力挽狂澜，为反帝反封建、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建立了功勋的。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10-09 16:0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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