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将军”唐生智
2018-10-11 14:21:55  来源：中国论文网，作者： 郦千明  点击：  复制链接

　　时而拥蒋反共，时而反蒋拥共，真不愧急中“生智”。

　　民国时期，湖南一带有一支人称“佛教军”的奇特军队，全军两万余名官兵同时受戒向佛，佩戴圆形“佛”字胸章。这支部队的首领就是“佛教将军”唐生智。他率领这支军队南征北战，迅速崛起。

　　北伐前锋 拥共反共

　　唐生智(1890―1970年)，字孟潇，出生于湖南省东安县的一个官宦之家。22岁那年如愿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受到校长蒋百里的赏识。军校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湖南陆军混成旅，从见习排长干起，一路升迁，不满十年便成为暂编第四师师长。

　　对唐生智来说，1926年是他人生中的重要年头。当时湘军共有四个师，其中以他率领的第四师实力最强。湖南督军赵恒惕见他虎踞湘南，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便一方面竭力施以笼络手段，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削弱他的势力。这年2月，唐生智与广州国民政府达成协议，共同反对吴佩孚、赵恒惕的统治。6月，他宣布加入国民革命军，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总指挥。随后率所部沿湘江而下，一路势如破竹，击退叶开鑫，占领长沙城，使自己从一个地方实力派变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英雄人物”。毛泽东后来曾回忆：“湘潭一带的小孩子看牛时打起架来，一个做唐生智，一个做叶开鑫，一会儿一个打败了，一个跟着追，那追的就是唐生智，被追的就是叶开鑫。”

　　同年8月，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到长沙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北伐作战方案。会议采纳唐生智的意见，继续向北进军。唐生智仍任前敌总指挥，率三路大军齐头并进，连克平江、岳州等地，一周之内即冲破汨罗江防线，兵锋直指武汉。

　　此前，吴佩孚正在北方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作战，没有把北伐军放在心上。直到北伐军进入湖北，他才意识到形势不妙，匆忙率部南下，却为时已晚。唐生智率领的北伐军势不可当，取得了汀泗桥、贺胜桥战役的决定性胜利。接着，唐生智乘胜追击，再败吴佩孚于武汉三镇，并乘机扩编军队，成立第四集团军司令部，自任总司令，控制了两湖地区的军事大权。

　　早在北伐初期，唐生智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影响下，明显地表现出亲俄、亲共、亲工农的态度。他曾公开宣称：“革命没有民众的觉悟参加，是不能真正的成功。”革命要取得最后胜利，“惟有工农商学一致联合与武装同志共同奋斗”。他取消了赵恒惕颁布的“工会章程”，代之以广东国民政府的“工会法”。他还训令各县县长，扶助农民运动，秉公处理民团与农会的冲突事件。进入湖北后，他又和中共湖北区委书记彭泽湘多次会谈，表示绝对支持两湖工农运动，并任用彭为第八军政治部主任。1927年1月，他拨出款项，资助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创办汉口《民国日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唐生智仍与共产党人合作共事。他接受武汉国民政府的任命，担任北伐军总指挥，挥师进入河南，大败奉军于柳林、西平、临颍等地。蔡和森曾说过，唐生智在攻下郑州前，仍常在前方“公开讲演拥护三大政策，反对许克祥，否认湖南农民运动过火”。

　　1927年5月21日，唐生智部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解散湖南省工会、农会等革命团体，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不久，从前线归来的唐生智奉武汉国民政府派遣，查办这场反革命事变。这是促使他转变政治态度的关键阶段。他深知手下的多数将领都倾向蒋介石的南京政府，“马日事变”也是在老蒋的怂恿和支持下发生的。出于保全军队和两湖地盘的考虑，他不仅不敢过分管束其部将，而且还想拉拢他们为己所用。因此，他向武汉国民党中央建议，给许克祥等反共将领从轻处分。他认为湖南“工农运动领导失人，横流溃决，迭成恐怖”。当部下请示如何处置“违抗”参与团体活动禁令的共产党员时，他断然回答：“执行革命纪律，应从严究办。”6月28日，共产党员萧文等四人被唐的部下枪杀。

　　尽管如此，唐生智“分共”与汪精卫等人有所不同。他曾对彭泽湘说：“我决定和平分共，不杀害一个共产党员。我本不想反共，如今为了团结军心去反蒋，只能如此，但仍希望和共产党做朋友。”在武汉，他亲自将黄克诚、陈赓、罗瑞卿、陶铸、柯庆施等共产党人送走。又指示部下，把王恩茂、王首道等礼送出境。

　　唐生智虽然口头答应和平分共，但仍卷入“清共”的漩涡之中。8月1日，共产党人发动南昌起义，他奉命抽调驻军围剿起义部队。很明显，他已由联共、拥共走向分共、反共的歧路。

　　两度倒蒋 兵败下野

　　唐生智与蒋介石的矛盾由来已久。早在北伐军攻克两湖初期，蒋介石便担心他势力膨胀，将来必拥兵自重，便乘其入豫作战之机，指使各路军队进入两湖地区，以削弱他的势力。唐生智发现后方不稳，不得不抛开河南战场，迅速南下控制局势。他对蒋介石的阴谋怀恨在心，发誓与其势不两立，一心寻机报复。

　　机会终于来了。1927年8月，蒋介石在指挥津浦路作战中节节败退，唐生智看准时机，与汪精卫等密谋东征讨蒋。他在电文中指责老蒋“自立政府，擅开会议，屠杀异己”，“以军治党，以党窃政”。接着，他率部夹江东下，迅速占领安庆、芜湖，直逼南京。当时，老蒋北有孙传芳的军队隔江对峙，西有唐生智大兵压境，形势十分不利。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与何应钦火上浇油，乘机联合逼迫老蒋下台。在四面楚歌声中，蒋介石被迫通电下野，回到浙江溪口老家隐居。

　　蒋介石下野后，武汉方面失去了东征的借口，但唐生智却不愿放弃东征。宁汉合流，国民党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由桂系和西山会议派掌控。唐生智通电指责中央特别委员会“违法篡党”，并在武汉成立政治分会，以两湖和安徽为据点，与南京政府抗衡。于是，南京政府以通敌叛党为由，免去唐生智本兼各职，并下令讨伐。心高气傲的唐生智平常与各路“诸侯”多有不睦，当南京组织西征军讨伐他时，各路军阀也借机进攻两湖。他被迫步老蒋后尘，宣布下野，远走日本。

　　时隔一年，蒋桂战争爆发，正在上海当寓公的唐生智忽然接到蒋介石的邀请，要他去唐山接收被桂系改编的旧部。这是他东山再起的难得机会，便欣然前往，被任命为讨逆军第五路军总指挥。不过，老蒋对他仍不放心，很快又把他调到南京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兼编遣会编组部主任。名为重用，实则削权。他虽然收回了旧部，但今非昔比，在他离开军队的一年时间里，整体作战能力已大大下降，他明智地选择了韬光养晦之计，暂时为蒋介石“效劳”，企图利用蒋介石这把保护伞逐步扩充自己的实力。

　　1929年10月，蒋冯战争爆发，蒋军在河南南阳被冯军击败，蒋介石又想起唐生智这员骁将，急令他率旧部至偃师、登封前线参战。他不敢怠慢，亲临第一线，与冯军刘汝明部激战三昼夜，大获全胜，一举扭转战局，令蒋介石大喜过望。战争一结束，蒋介石亲赴郑州慰问唐部官兵。在郑州火车站的欢迎队伍前，蒋介石显得异常亲热，不仅拥抱了唐生智，还公开赞扬道：“孟潇有军事天才，这回打得很好，我不及他。大家往后要听他的指挥，听他的指挥就等于听我的指挥一样。”当晚，蒋介石又把唐生智请到自己的专车上谈话，要他坐镇西安，担任西北边防军事长官，建设西北。他并不领情，直言不讳地说：“西北军队还多，地方军阀连年叛乱，我看建设西北起码是三十年后的事。”老蒋见他不愿去西北，便提出请他负责训练军队或者到国外考察，唐知道老蒋处处防备他，千方百计让他离开原有的地盘，所以对这些意见均婉言拒绝。

　　唐生智虽然助蒋讨冯，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始终没有忘记反蒋重任。他竭力拉拢各路地方武装，于同年12月1日领衔发表通电，指责蒋介石穷兵黩武，以至内战不止，外患日重。次日深夜，石友三部在南京浦口打响反蒋第一枪，唐生智立即响应，迫不及待地调动部队于驻马店、漯河一带，准备沿平汉路南下，夺取武汉。

　　蒋介石采取缓兵之计，急派邵力子赴上海找到唐生智的老师蒋百里，让他做唐的工作，答应唐做军政部长，条件是撤兵拥蒋。蒋百里觉得这种做法明摆着不信任唐，实为止沸扬汤之举，当场表示反对。同时，他又密电唐生智，提出“东不如西”的建议，劝学生向西北发展，避免冒险东进。但唐生智刚愎自用，没有采纳老师这一颇具远见的计谋。更要命的是他没有立即向中央军进攻，而是听从佛教居士选定的所谓“黄道吉日”出兵，结果失去了最佳战机。12月27日，唐生智下达总攻命令。然而当晚突然天降大雪，部队被阻于遂平、确山之间，无法行动。原与他商定共同倒蒋的各路杂牌军以为情况有变，均按兵不动。阎锡山经不住蒋介石的威逼利诱，竟放弃与唐的口头约定，调转枪口，出兵郑州。于是，阎、蒋成夹击之势，唐生智腹背受敌，不得不再次宣布下野。

　　力主抗战 守卫南京

　　抗战爆发后，唐生智认为中国只能打持久战，且必定取得胜利。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日寇乘胜西进，南京岌岌可危。在国民党总统府召开的高级幕僚会议上，当蒋介石提出由谁负责防守南京时，在场数十名将领面面相觑，竟无人答应。见此情形，老蒋很恼火，便赌气地说：“如果没有人守，我自己守。”这时，唐生智站起来说，南京用不着委员长亲自去守，从前线下来的将领中派一个军长或总司令带几个师或军去守就行了，或者就让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去守。蒋说他们不行，资历太浅。

　　会后，蒋介石把唐生智找去，直截了当地说：“关于守南京的问题，要就是我留下，要就是你留下。”唐生智闻言，只好说：“你怎么能够留下呢?与其是你，不如是我吧。”就这样，老蒋用激将法，把这个烂摊子撂给了他。

　　当时南京城一片混乱，许多人都不愿留下来，唐生智只好临时拼凑一个卫戍司令部，着手调集军队，构筑防御工事。他犯有严重的胃病，身体非常虚弱，但他并不后悔。他经常集结官兵训话，说战争降临在我们面前，而南京是我们的首都，绝不能轻易地把它奉送给敌人，保卫首都的责任现在毫无迟疑地要我们来担负，我们不能辞卸这一责任。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公开表示：“本人奉命保卫南京至少有两件事有把握：第一，即本人及所属部队誓与南京共存亡，不惜牺牲于南京保卫战中;第二，此种牺牲定将使敌人付出莫大之代价。”在场的记者无不为之动容，纷纷鼓起掌来。

　　为了表示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必死决心，唐生智命令把下关到浦口的渡轮停开，并将所有军用民用船只看管起来。守城官兵见退路已断，只有抱定拼死一战的决心。

　　12月8日晚上，日军飞机飞临南京上空，在唐生智寓所投掷重磅炸弹，部下苦劝总司令搬到地下室办公，他却若无其事地说：“我不能为几颗日本炸弹就吓走了。”次日拂晓，日寇攻占牛首山，进犯雨花台。日军以六七十架飞机在南京城内外反复轰炸，投弹数百枚。日军总司令松井用飞机投下最后通牒，劝中国军队投降。唐生智置之不理，下令各部队应与阵地共存亡，擅自撤退将按连坐法严惩。又派宋希濂部负责沿江警戒，禁止任何部队渡江。

　　日军劝降不成，恼羞成怒，向南京发起更猛烈的进攻。12日，南京城破。唐生智接到蒋介石撤退的命令，便召集部下布置分路突围的计划。他带领少数人马越过长江，向安徽境内退却。半路上，大病初愈的他实在走不动了，问副官有没有车，副官好不容易找来一辆沾满牛粪的板车。他觉得非常恶心，便长叹一声：“我带兵二十余年，大小百余战，从未有今日之狼狈啊。”

　　日军进城后，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三十万左右的同胞惨遭杀害，无数妇女被奸污。唐生智获悉，悲痛欲绝，亲自跑到汉口面见蒋介石，自请处分。

　　反对内战 走向光明

　　南京保卫战失败后，唐生智回到东安老家，一面潜心办学、培养人才，一面闭门读书、掌握新知。他阅读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新民主主义论》，又读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书籍，思想上有了重大转变。他后来回忆说：“当时虽然体会不到这些书中的全部内容，但还是感觉到这些书中思想的正确与伟大，也感到自己的渺小无知，引起自己对过去一段时期的反省。”经过一番思索和比较，他开始考虑以后应该更好地为国家和人民做一点事情。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唐生智与中共秘密联络，共商和平解放湖南事宜。以后，他积极联系旧部，反对内战，呼吁和平。1948年春节，一些老部下前来拜年，他趁机劝导他们遵循孙中山先生“顺乎天理、应乎民情”的遗训，应认清人民解放军已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新形势，好自为之。他发起组织“同人会”，誓以坦白真正、互诚互信、向往真理、追求进步之精神，为建立真正和平、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3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行宪国大”。唐生智是东安县选举的国大代表，老蒋又亲自来电邀请，但他以“修母墓茔”为由拒绝出席。 　　11月，唐生智去南京见蒋介石，老蒋希望他“能以党国利益为重，共同携手，挽国家于危难之中”，唐却坚持认为仗不能再打了。老蒋要他出任衡阳绥靖主任，也遭婉言拒绝。过了几天，他回到上海，见到李宗仁，座中有李的秘书甘介侯。寒暄几句后，甘介侯称蒋介石是干不下去了，只有让位于德公(指李宗仁)。唐说老百姓希望和平、民主，而老蒋悍然挑起内战，结果其军队被打垮，他垮台是必定的，继起者非谋和是没有出路的。李宗仁称能战才能和，和时才能对等。唐又说：“老蒋的嫡系部队那么多，但是他违反了民意，就没有办法。我看只有一心一意地谋和，才是正道。”李宗仁不以为然，说美国有海军在青岛，必要时可以开入长江。唐嗤之以鼻，直言这是幻想。

　　李宗仁出任代理总统，邀请唐生智到南京任职。他这时正在谋划湖南和平起义，便断然拒绝道：“王八蛋才参加他们的内阁。”4月底，他应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之邀，赴长沙商量举义大计。后来，湖南省参议会决定成立人民自救委员会，公推他为主任委员。他致词说：“以天下人为朋友，湖南为救命而团结，能团结自救则存，不能团结自救则死，除了团结自救，没有第二个办法。”会后，他着手组织和平自救运动，负责编组地方武装，并串联湘南部队反对内战，做桂系部队的策反工作。

　　这时，白崇禧部退守湖南，派人请唐生智去广州任考试院院长，又遭严词拒绝。白仍不死心，又派部将张泽湘到东安见唐。吃了闭门羹后，张泽湘告诉唐的部下：“我们劝孟公(指唐生智)去广州是好意，是为了孟公的安全。现在这一带要清扫散匪，要坚壁清野。如果孟公硬是不见，他的安全我们就无法保障了。”唐生智知道来者不善，等他们离开后，急忙召集妻子儿女，嘱咐道：“他们几次找上门来，威胁利诱，手段用尽，我都没有依他们，看来他们是不会就此罢休，今晚我就要走了。从我几十年的经验看，如今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才有出路。”当天，他趁着夜色匆匆离开家里。第二天，白崇禧果然派士兵搜捕他，扑了个空，便将他的妻子儿女抓去当人质。

　　唐生智在东安迎接家乡解放，并配合中共地下党策动湘南国民党部队起义。他自称是人民的“小工”，表示要学习做好人民的“长工”。1950年4月，他应邀赴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他表示要“跟共产党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久，他出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湖南省副省长、湖南省政协委员会副主席等职。闲暇时，他仍潜心研究佛学，弘扬佛教。

　　1970年4月6日，唐生智因病逝世。临终时，他寄语佛教同仁“当机弘扬，改革佛教”，并自称“一生做人做事，是生活中了生死，了生死在生活中，为国为民，当乘愿再来”。这成了“佛教将军”留在世上最后的话。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10-11 14:3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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