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1937南京长江撤退唐生智“口头指示”的真实性
2018-12-22 13:20:42  来源：唐仁和提供  点击：  复制链接

 

　　1937年12月12日张定胜南京保卫战结近尾声开始撤退了。

　　南京卫戍司令部最高长官唐生智将军，在12日下午17时左右(有说是16时)下达了书面撤退计划大意是“作战部队大部由正面阵地突围，少部由下关长江撤退”的命令，有回忆者说唐生智会后又口述了一个口头撤退指示：“允许中央军87师、88师、74军、教导总队在无法全部突围，有船时相机也可从下关渡江向滁县集结”，从而造成撤退的大混乱，对此一说的真实性，大家是如何看待的，是认可当时参战中下级官员的回忆，还是有分析的质疑这个“口头指示”的存在(以下简称“口头指示”)。

　　笔者对唐生智南京撤退的所谓“口头指示”让中央军这几个师在有船的情况下从下关相机撤退一说，联系前后事实，觉得唐生智战前备战时的做法和此撤退时的“口头指示”矛盾太多了，且技术操作不起来，哪有那么多船呢?这个他不知嘛。唐生智在战前发布了破釜沉舟的死命令，大意有三：“第一，各作战部队不许后退。擅自后退造成丧失阵地者实行‘连坐法’严惩;第二，收缴江面所有各部队所拥有的船只交由南京卫戍运输司令部统管，未得允许禁绝部队擅自渡江;第三，并交付中央军第36师执行沿江南岸之警戒，江北岸由第17军团警戒，对胆敢不听指挥、脱离战场者进行制止，甚者可以开枪阻止”。

　　对于一个战场老手来说，战前做出这样的举动之后撤退时又说出这样的话，唐生智不想后果吗?当时他48岁也不至于达到老年痴呆健忘的程度吧。问题是这个“口头指示”究竟在什么状态下发布的，随口一说，还是特意和中央军某将领暗示?从正常思维辨析，不应该是12日下午开撤退会议上公开说的吧?这个“口头指示”是个非常模糊的概念，是可以根据当时混乱状态去叙述让后人无从细考的事了。由此存在很多矛盾，下面我们来试着探讨一下。

　　唐生智(1889——1970)，湖南永州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国军陆军一级上将，国民政府军委会第一厅主任，军法执行总监，国民训练总监部总监、警卫执行部主任(即国防工事构筑委员会)。

　　1937年12月12日，唐生智当时虽有病在身(阿米巴疟疾)，也不至于糊涂或者头脑不清到下发这样的“口头指示”(笔者认为)，对于一个久经沙场的高级将领，这个逻辑很难圆说的(笔者亲自采访过他的卫士浙江宁波人，黄埔11期毕业的华宣恩老兵得到证实)：“当时唐长官收缴了江南大部船只，他自己是知道的，怎到了紧急撤退时他又说出中央军‘在有船时可相机从下关撤退’这样的话呢?看似好像他为了保住蒋介石的中央军有生力量，就算暗地里知道有些部队私藏有限船只，也不能不考虑当时中央军尚有几万人正在南京作战的事实”。笔者思考这样的口头传达又是在怎样的情景下，在具体何地、何时、对何人所说呢?难道他是准备用自己备用的小火轮让几个师的官兵渡江吗?还是指望附近未及收缴的渔民的划子船渡江逃生?(这是有的但很少，不足以让几万人过江)，或是暗示自己这些可怜的部下去火并互相抢夺友军船只渡江(南京卫戍军预备队中央军第36师的备船)?假设如果这个“口头指示”是真的有，那么战后谈责任时，这是造成混乱撤退损失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何在抗战期间又不拿出谈，而只是记载在部分将领的自传或者日记里呢?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个“口头指示”成为了今天史学界和坊间对唐生智指挥南京保卫战撤退不利责任的重要资料。

　　而再看某些中级将领(师长、旅长级别)都能头脑“清醒地”撇下自己部队逃生，何况头脑并不混沌的南京最高指挥官唐生智,这是一个有过作战资历的高级将领最起码的素质吧。从他自己做到战至最后一刻离开首都，冒险最后撤退到下关也证实了他并不是头脑不清醒。因南京卫戍司令部属下官员，副参谋长佘念慈及参谋处长廖肯未赶到江边，唐生智下令再等一会儿开船。如果是个头脑糊涂，没有经历过生死作战见过大世面的人，能在此时如此淡定去等不知何时能到的属下吗?要是一个贪生怕死逃命慌乱的人，是肯定急着开船逃命的了。估计当时船上很多人都如热锅上的蚂蚁恨不得立马到达江北逃生呢，但唐没有这样做。最后还因等待属下也等到了日军飞机的到来，在船过江时遭到扫射，造成船上大量人员死伤(华宣恩就是此时中弹昏厥4天不醒，肠子被飞机子弹打出来了)。

　　战场瞬息万变，时间就是生命!唐生智为了尽量带走司令部的部下没有这样做，从慈悲为怀角度说(他信佛教有“佛教将军”之称)，这样的等待须臾是可以接受的，符合唐生智的心理活动。而要几万人部队在有条件时自行找船渡江，唐生智就不考虑条件在哪，后果是什么吗?几个卫戍司令部属下的安危细节他都能考虑，他就考虑不到中央军几个师没船这个事实，一旦军队找不到船的后果又是如何呢?对一个严厉而坚决的唐总司令在这紧急时刻突然说出这样看似关心部下，实则无法实施的话，和前面所做反差巨大，让人无法理喻。(唐生智在南京保卫战前的表现是非常坚定的。在敌合围时，以自己弱势面对精锐的日军毫无害怕动摇之心，对敌人的诱降给予的是猛烈的回击!)

　　有个唐生智撤退细节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可作为参考。笔者有幸从当时跟随他撤退的卫士华宣恩老兵口中知道的是：他们原先也是准备从挹江门出去的，但守门的官兵就是不准，唐的亲信交涉无果后，把轿车门打开让守门官兵辨认这是真的南京卫戍最高长官时，守门军官认可唐生智，但要他出示有效签署的可出城文件手令才可开门放行，唐无言以对。此时中山北路已经云集很多退下的一线作战官兵，为了减少麻烦，唐生智命令立马关上车门另走和平门出城去的，到下关因此绕道很远还耽误了时间(路上有准备巷战挖断的道路障碍，还有难民，汽车很难行走。华老如是说。为此2013年11月11日下午，笔者在华老家录下了当时华老回忆时的大量影像资料备存)。换句话说，连所谓下达“口头指示”的唐生智本人都出不了挹江门这个事实，按照“口头指示”的逻辑，那要叫向长江边撤退的中央军部队怎么走，按照这个逻辑是无法想得通的!一个通向江边的城门事例可说明，走长江撤退是必须要有严格命令才可行的。另一个例子同样是中央军的第74军也是在撤退命令下达前一个小时，就提前跑到下关三叉河开始扎浮桥渡河再过江时，也遭到36师211团的劝阻，因为这些地方都是到达江岸码头最近之路了。
 

　　南京卫戍副司令长官刘兴，湖南衡阳人，保定军校第2期步兵科毕业，陆军中将加上将衔。1937年时负责长江防务。

 

 

 

　　南京卫戍副司令之一，罗卓英将军。保定军校第8期炮科毕业，陆军上将。

 

　　南京卫戍司令部副参谋长，佘念慈将军，江苏赣榆人、陆军中将。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第2期骑兵科、陆军大学正则班第五期毕业。

　　南京卫戍司令部参谋部处长，廖肯，陆军少将(黄埔5期炮科毕业)。

　　由当时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参谋处第一科谭道平等人制定的南京卫戍军正式突围计划书(部分)。

　　谭道平(1905—1985年)，湖南长沙人。黄埔6期步科毕业。1936年由陆军大学第11期毕业后，由唐生智推荐进入参谋本部“国防军事构筑警卫执行部”任中校参谋，负责制定勘测验收首都及江南地区国防工事工作。1937年11月中旬留守南京，原单位改为“首都(南京)卫戍司令部”任第一科上校参谋科长参加南京保卫战。此照为1936年拍摄。

　　谭道平1946年写得《南京卫戍战回忆》文章

　　谭道平1965年1月《回忆1937年唐生智卫戍南京之战》中撤退的描写，其中只字未提“口头指示”一说。此文后刊登在《江苏文史资料选刊》第17辑中。谭道平回忆从1946年刊登在《中央周刊》第八卷里的《南京卫戍战回忆》文章开始(其中有些不实)，到1965年重写，再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又写，前后有至少三次公开发表，他的回忆使得很多当今史学界的专家采用，但谭道平每次回忆文章里有所增减(当时所处政治环境影响)和回忆误差处，在采用时必须甄别。

　　谭道平文章刊登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同样历史事件回忆里，又增加了唐生智这样说。由此看出我们今天所得悉的亲历者回忆必须严谨分析。(1987年版“原国民党将领回忆抗战《南京保卫战》”)

　　再者，如果有此“口头指示”至12月12日傍晚，守卫下关挹江门的南京卫戍军预备队，中央军第36师并还没有得到唐生智的暗示，允许中央军在有船情况下从下关突围。可以想想真有这个指示，又是怎样个操作呢，大量突围部队到达挹江门和守门部队说：“我们有船，可以突围的，这是唐司令长官嘱咐的”。一是从大量撤退挹江门的幸存老兵回忆里没有得到过这个证实，第二，即使这样说了，当时情景完全可以是，守门部队怎样去证实撤退部队所说的属实呢?连唐生智想走此门，没有手令都出不去，他们乱糟糟的一喊就出了?从技术上讲是没得办法操作的!再绕回来，既然有“口头指示”又为何不及时通知下面开门呢，唐生智在此时是和中央军开玩笑玩吗?而挹江门唐生智不知是重要出城通道吗，他真糊涂到如此地步了吗?最后挹江门大量的溃军是硬冲才出来的。

　　而南京卫戍司令部离守挹江门的第36师212团熊新民团部不过1.5公里的城市大路距离(司令部在萨家湾铁道部，唐生智等高级长官倒是在玄武门百子亭自己公馆，也离挹江门不远，如下图标识)，如果说是较远的紫金山、中山门、中华门一线作战区域的中央军教导总队、87师、88师传达不到位，还有个说法，这同是中央军的第36师没有知晓这个“口头指示”是不好解释的，因为他们把持着到下关的出城通道呢!事实是36师没有接到守城作战军人可以通过本防区挹江门撤出的命令，所以会和撤退友军在争执中发生火并，造成伤亡事件。
 

　　南京挹江门与唐公馆及南京卫戍司令部距离示意图。右上蓝色箭头为唐生智出去的南京城门“和平门”(即明代的“神策门”)

　　那么挹江门及下关地区三叉河、中山码头、燕子矶等地怎会有大量部队集结撤退呢?以一个事例来说明。12日中午过后，中华门西侧彻底失守。下午14时，中央军第88师孙元良部就已经跑到挹江门准备撤退，即刻被36师宋师长给好言劝回继续作战(36师师长宋希濂回忆)。那时唐生智撤退会议尚未开，油印突围计划书也没下达呢(估计正在赶印)，难不成是唐生智电话秘密通知孙元良首先撤退不成，这是不可能的事。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前线作战部队在看到自己快被合围前，第一本能就是准备找最安全、最短路程的地方撤出去。至于不久后来下发的突围计划书，即使传达到某些部队，此时也不会有人去关注遵行了。何况还有些没有传达到位的特种、后勤、宪兵警察等部队，他们只有随人群主流往安全地——江边撤退(也有往鼓楼国际安全区跑的，也有按照计划突围的，但毕竟不是多数)。因为敌人全面合围圈即将形成，特别是一股日军从长江以北的江浦快速包围南京唯一安全撤退通道——“津浦线浦口码头”，蒋介石慌乱，南京更慌了!撤退令一而再，再而三下发唐生智撤，南京撤退成为毫无征兆的措手不及。南京当时就是一片混乱，连唐生智都控制不了手下的部队了，虽仓促制定了撤退计划，那不过是正常的军队作战程式化的流程而已，你执行和不执行，在此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地各自逃命才是正道。中央军中的中央军教导总队几个长官开完会就跑了，此时紫金山教导总队还在和敌人激战。如果了解南京保卫战战场地理位置和当时作战情况就知道，教导总队一部在紫金山前后，一部在城内，敌人全面由东向紫金山压过来，山上幸存官兵只有下山向西北江边突围(紫金山在城外)，城内教导总队直属部队，只有从城北的和平门、挹江门突围，余下城门不是在激战，就是堵死了(金川门走火车，但属36师控制专道也走不脱的)。其他如中央军第87师、88师、江宁要塞守备队、装甲战车连、宪兵各团等部队，都是这样的突围途径，别的道路很难实施所谓突围计划书指定区域，这才是符合当时的客观事实。假设有这个“口头指示”由此造成下关混乱局面，也和这个所谓的“口头指示”没有直接联系。很多部队在12日中午就开始到达长江边扎排准备偷渡过江了，如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周振强率特务营百来人就是。如果再追加个什么细节“口头指示中央军不能全部突围有船时，相机可以从下关撤退”一说，那事后大家不觉得有“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王二不曾偷”之嫌吗?

　　南京被合围状态图，可见紫金山防守部队唯一安全可行的就是长江边突围，因为大家知道江北岸浦口尚有我国军胡宗南第17军团三个师在控制着，这也是造成南京守军“由大部从正面阵地突围”变成“大部过江突围”的实际状况了。

　　1937年第88师师长孙元良及师参谋长陈素农将军于上海前线。最右者冯圣法到达南京保卫战时为74军58师少将师长

　　日军刚占领挹江门城门(外侧)不久拍摄。防守部队为中央军第36师212团。可见城门左、中门洞是用沙袋堵塞的，只有右侧开半扇门流通进出。几万人要由此通过，是个怎样概念可想而知。在城门右侧门洞，因突围时国军战车排两辆德国1型战车与36师发生火并，用车载机枪射击城门，打中城门内抛锚的卡车，车中汽油又引发大火将城楼木质建筑烧毁，右侧城门可见焚烧火熏痕迹。

　　挹江门城门前中山北路上留下一片突围时守军丢弃的物资，道路为之堵塞，一派狼藉混乱至极。

　　挹江门城门无法出去时，很多等不及撤退的守军就从其两侧城墙上以布条、被服、绑腿、扁担、子弹带，甚至危险的木柄手榴弹做攀附物，直接坠落城墙向江边逃命。从图上可见守军的手榴弹、钢盔、武器装备等。

　　当年把守挹江门的中央军第36师106旅212团上校团长，熊新民(黄埔六期毕业)

　　而对于有船撤退的中央军，像74军俞济时部，战前就通过同乡，交通部余飞鹏部长偷留一艘火轮于江北岸，待情况紧急时渡过自己的部队是有这样例子的(不敢留江南就是怕知晓后受到卫戍司令部的惩罚，江北岸就好说了)，所以12日下午17时30分撤退会议一结束，俞济时第一时间就是通知其部下赶快坐备好的船突围(之前该部已经在三叉河进行撤退了)，51师、58师部分官兵就是这样突围出去的。但这不能说明就是这个“口头指示”存在的合理性全部。而当时大部官兵、特别是中央军校教导总队、88师、87师的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本能冲向下关，还有杂牌部队黔军第103师、东北军第112师几个团等也是这样。

　　南京防御战时卫戍军总预备队中央军36师106旅第211团、212团及第108旅216团防御位置资料。笔者标注的74军突围所要搭浮桥的三叉河位置(不过此河到不了长江边)，88师及特种部队撤退路线、也有铁道部(卫戍司令部)、玄武门处的唐公馆、和平门(唐生智出走的城门)清凉山、马家山炮台等地，清晰地说明了当时南京防御、撤退的概况。

　　南京制定的突围计划成建制去遵循的只有粤军。他们最早在城外汤山作战的，后损失惨重几个师脱离第一线战场后，撤进南京城休整准备巷战，因为撤退突然无需大规模巷战了，倒是由太平门按照计划迎着敌人前进方向突围出去的，造成敌人措手不及还给予敌一定杀伤，但损失极其惨重!但不要忘了粤军按照计划突围是有前提的，就是他们突围前大部已经基本脱离第一线战场属于休整状态，没有和敌人近距离咬合在一起了，接到撤退计划后有着良好的军人执行命令的心理。打个比方，就如大楼火灾发生，有的人因为靠近逃生出口或者懂得冷静自救方法，可以安全脱险(但也不可能不狼狈)。但有的人无处逃生时，明知跳楼可能会摔死，还是有些人不顾一切打开窗户跳下去，这就是人在危急时的本能反应。

　　笔者综合这些当时的因素，结合人性心理活动的合理成份，对这个唐生智的“口头指示”存在性感到疑惑!这些前后的矛盾事例，无法解释一个头脑尚清醒之人能下达这样的指示。

　　国民政府交通部余飞鹏部长(1884年—1966年)。浙江奉化人，陆军上将。北京军需学校毕业。1938年任军委会后勤部部长，82岁时于台湾病逝。

　　笔者推测认为所谓南京撤退唐生智的“口头指示”是战后对南京作战损失的一种开脱的台阶。在蒋介石一再要求南京部队撤退这个事实下、在12日下午16时前制定了正式文字撤退计划书的情况下、又在组织了南京保卫战确实尽到短暂固守的战斗实况下，这一系列合理因素综合前提下，不论是日军的强大势在必夺南京，还是国军作战死板僵化，或是最高层的把握时机欠缺，结局是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国府军事委员会大本营是没有完全以此惨烈收尾来预料到的。南京的短暂固守和仓促撤退都是在蒋委员长反复权衡授意下进行的，谈主要责任蒋氏是要承担95%的，这样概率的责任由最高统帅来负责，对今后的抗战威信是个不小的损失，因为它是以首都做代价，在没有达到预期军事阻击效果情况下就丢失了(其实上海作战蒋也要付很大责任)。所以可能再次授意部下以唐生智说过这个“口头指示”，来勉强弥补捉襟见肘的南京保卫战过快失利的责任担当，特别是撤退的混乱结果。在当时敌我军事实力对比下，丢失首都南京是肯定的，但如此去丢，是不能肯定的，至少高层预期心理不能接受。既然是勉强弥补(疑似不存在的“口头指示”事实)，当然不能大肆宣扬，惟有私下你知我知即可，唐长官就得再次委屈一下，一竿子兜到底算了。这样解释前面所说一些将领将此事记载在日记或者自传回忆录中的做法是能理解的了。也正因南京撤退的急促慌乱所带来的隐痛，唐生智自后期抗战就没有再担任什么战役或者高层实质的后勤职务。以此推断，南京一役后对唐氏既不惩罚，也不再续用就符合逻辑了。虽说是唐氏自行推辞一切军政职务回老家办学校去了，但其中之意我们不应该总是患“重感冒”不闻其味吧。以上笔者的推测对否，以待更多资料还原揭秘。

　　笔者认为在采用回忆录时不能“利我者取，不利我者弃”，或者前后不加联系矛盾点，不予深思其理，不多方面接触各种资料汇总分析。犹如初学书法临字帖，只临大概不究其细，还说这是个性理解的表达，这样的理解在初学阶段何以得经典法书之真髓呢，研究历史笔者认为同样道理!

　　最后，我们在回溯一下这个“口头指示”今天为何这样明确。在2005年7月第一版的《南京大屠杀是料集2 南京保卫战》中收录了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资料“南京卫戍军战斗详报”第146页最上端有一个括号备注，如下图所示，提及这个“口头指示”。笔者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到档案号为“七八七—7593号”的该文件，从头到尾也没看到这个“括号中的口头指示”，而该书对其他南京卫戍战斗详报如实不差地摘录，觉得加括号的内容是书籍编者有意为之(笔者不知这个“括号”内容来自何处资料?)。笔者在其他学者有关此内容书籍中也曾看到这括号中的内容，在这些有权威的历史资料丛书中出现，估计这就是使得后来的研究者大量引用而传播开来的因素。

　　紫色方框里就是所谓唐生智的口头追加要中央军撤退的指示。

　　历史原件(南京卫戍军战斗详报复印件)最后没有这个“括号内容”。今天到底我们采取有，还是没有这个唐生智“口头指示”值得探讨!

　　笔者5年前在宁波采访南京保卫战期间负责唐生智第二道安全的卫士华宣恩老兵(1914年—2016年正月)。唐生智的保卫有三道，第一道为外接宾客卫士，第二道为居室或者工作办公时的门外卫士(华老既是)，第三道为屋内卫士，一般为唐生智亲信组成。

　　南京下关江面。笔者指示出当年守军撤退路线和渡江区域(此图由南京历史图片研究收集专家——杨再辰老师提供)。

　　希望大家讨论此文，更希望大家以正确逻辑思考事物存在多面性的可能。以上仅代表我个人观点，提供大家参考，谢谢!

　                                                                                                         静逸书屋 张定胜

责任编辑：范迪 最后更新：2018-12-22 14:3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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