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远抗战
2018-10-23 22:45:10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综合  点击：  复制链接

　　绥远抗战又称为百灵庙战役，是1936年在国民政府蒋介石的推动支持下 ，中国绥远地方当局傅作义部与日本支持的德王等蒙古分裂分子之间发生的一场局部战争。以中国晋绥军、中央军全胜而告终，这次胜利有力的推动了中国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

　　历史背景

　　日本侵绥的战备

　　侵占中国的内蒙古，是日本侵略者“满蒙计划”的一部分。日本自1933年侵占热河和冀东之后就计划建立一个类似伪满洲国的“蒙古国”。为此，日本将实现该目标分为三步：第一步占领蒙东。从九一八事变到侵占热河，这一步已经实现。第二步是利用内蒙古民族分裂主义者和上层统治势力，如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等制造“内蒙古自治运动”。自日本占领蒙东地区之后，就加紧实施这一步。第三步，在此基础上侵占察哈尔、绥远两省，建立一个名为“蒙古大元帝国”或“大元共和国”的傀儡政府。

　　日本侵占绥远，必须先占领察哈尔。1935年初，日本制造了察东事件。19356月，日本企图通过签订秦土协定 强迫中国军队从察东撤出。1935年7月25日，关东军制定了《对内蒙措施要领》的绝密文件，决定了“扩大和加强内蒙古的亲日满区域，随着华北的进展，而使内蒙脱离中央而独立” 的方针。1935冬，日军借口张北事件，指使伪军李守信部占领了察北六县和察东八旗，又在1936年2月1日成立了伪“察哈尔盟公署”。日本在察哈尔得手之后，便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了绥远。

　　绥远在内蒙西部，北接外蒙古，南界晋、陕两省，东临察哈尔，西接宁夏、甘肃。控制了绥远，就构成了对华北、西北的包围态势，就获得侵入华北、西北的理想通道。“从东北经察绥，西至宁夏新甘，造成封锁中国，隔绝中俄的阵线，是某(日)方最近一二年来努力的目标” 。日本通过1936年5月建立的伪“蒙古军政府”，控制了察北和察东地区，直接威胁着平绥铁路和晋北的大同及绥远的包头。

　　为了侵占绥远，日关东军的《对内蒙措施要领》规定了从政治上对绥远省的傅作义进行收买的政策;如果收买难以实现时，就抓住有利时机，把他(傅作义)打倒，驱逐到山西省内 。接着，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参谋田中隆吉、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太原特务机关长和知鹰二等人纷纷蹿到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对傅作义威胁利诱，进行策反，声称傅若不与日本“携手合作”，日本则支持德王以“武力解决”。这一切都遭到了傅作义的拒绝。于是关东军决定发动对绥远的武装进攻。

　　1936年5月12日，在日本关东军的操纵下，在化德成立了傀儡政权——蒙古军政府。由日军供给军费、武器，在各机关、军队中配备了由日本人充任的顾问、指导官、教官。伪蒙古军共编成2个军、9个师，总人数在1万人以上。第1军军长李守信，辖第1、第2、第3、第4师和炮兵团等，驻张北地区;第2军军长由德王兼任，辖第5、第6、第7、第8师和炮兵团等，驻化德。第9师为警卫师。原在绥西五原、临河一带活动的土匪头子王英也纠集了绥远一带的土匪游杂部队，拼凑成立了“大汉义军”，以王英为总司令，下辖4个旅，总人数达6000人以上，驻尚义、商都。

　　1936年10月，关东军制定了侵绥计划。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接任驻化德特务机关长，直接指挥伪军行动。11月5日，田中隆吉召集德王、李守信、王英等布置攻绥计划。决定兵分三路：李守信第1军部署于绥东兴和一带为左翼;德王第2军部署于绥北土木尔台以北地带，并以伪蒙军第7师进驻百灵庙(今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为右翼;以王英军为主力，进攻红格尔图和土城子。计划先夺红格尔图，然后李守信和德王部从百灵庙和兴和同时出动，会同王英部一举攻占归绥市，再分兵进占绥东集宁和绥西包头及河套地区。

　　会后王英率部离开商都向西移动;李守信率第1军从张北移至商都，作为第二线;德王的第2军主力布置在尚义、化德一带，为后援，其第7师绕经后草地进驻百灵庙，为北线作战的主力。伪军总兵力在1.5万人以上 。其目的是以商都和百灵庙为据点，对傅作义部取外线包围态势，以便南袭归绥，西攻包头、固阳，东攫集宁，迫使绥远守军退回山西。同月中旬，伪蒙军1万余人和王英的“大汉义军”5000余人在察绥边境和绥北集结。田中隆吉吹嘘说：“‘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一打就跑，我们没费多大力量，就占领了东北四省，建立了满洲国。而绥远军更是不中用的，可能一吓就跑，很快就能拿下绥远。 ”

　　中国军的战备

　　1936年春，国民政府对日本的态度已有变化，蒋介石调中央直属部队5个师进入山西，准备进攻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同时也准备支援晋绥军，抵抗入侵绥远的日伪军。5月27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要求其增兵援助绥远傅作义：“弟意于此省府改组以及四省边区名义发表时，一面应对包绥从速布防，以示决心……预请当机立断，迅即增防。” 但阎畏惧日军进攻山西及红军再度渡黄河东征，犹豫不决，请求中央军支援。7月中旬，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表示对日本入侵的“容忍”是有“限度”的 ，并成立国防会议。7月31日，蒋介石再电阎锡山，阐明局势，令其“从速决心增加绥防五师之兵力”。 8月10日，蒋介石又电阎锡山，命令对进犯绥远的伪蒙军采取攻势：“欲使匪伪不敢再扰乱绥远，则我军仅主防御，不能达成我目的，必须于其击溃之时，或侦知其后方司令部与麕集所在地，我军出其不意猛力袭击，予以一大打击后，即时退回原防固守，则匪以后必不敢轻动，此为必操胜券与一劳永逸之计。” 在蒋介石的极力推动下，在日军欲取绥、晋的情况下，阎锡山也提出了“抱着弱国的态度，守土抗战，踢破经常范围，加紧自强”的方针 。

任绥远省主席，35军中将军长时的傅作义

　　中国国民政府绥远省主席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以“不惹事，不怕事，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的原则同日军和德王进行坚决斗争，在军事上也作了相应的准备。料敌必将大举侵绥，一面加紧准备抗击，一面向蒋、阎报告。阎对绥远军队的部署和指挥关系作了如下调整：“第19军(王靖国部)在晋部队(该军原有4个团在绥)及第68师(李服膺部)并独立第7旅(马延守部)、独立第8旅(孟宪吉部)、炮兵4个团，为先遣入绥增加抗战之部队，尔后视情况之必要，凡属晋省部队，全数入绥抗战。先以68师一部开绥，其余分驻晋北及大同附近集结，由……(傅作义)随时调要(用)。 ”

　　1936年8月9日，第68师一部到达兴和、丰镇，担任前方警戒。1936年9月18日，中央军炮兵1个大队抵绥。1936年10月14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告知已调汤恩伯第13军(2个师)和门炳岳部骑兵第7师增援绥远。1936年10月21日，蒋介石又电告阎锡山：“谈判仍无进展，默察情势，绥远敌在必得，且预料其攻绥时期，当不出下月初旬。”并指示：“乘敌准备未完以前，决经(以)优势兵力由平地泉附近向东取积极攻势，并以有力部队由丰镇进至兴和，遮断匪伪南北之连络，迅速扑灭匪军，以绝其占领绥远之企图。 ”

　　1936年10月30日，阎锡山、傅作义面见蒋介石，研究了兵力部署及作战等问题。1936年11月11日，阎锡山以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的身份发布关于绥远作战序列的命令：

　　一傅作义为晋绥剿匪军总指挥兼第1路军司令官，第1路所部为第35军，附第205旅(欠第407团)、独立第7旅，补充第10团并炮兵第21、第29团及小炮大队(欠第1、第3中队)

　　二汤恩伯为第2路军司令官，指挥所部第13军，附第72师及炮兵第27团。

　　三李服膺为第3路军司令官，指挥所部第68师，附炮兵第24团及小炮第1、第3中队。

　　四王靖国为预备军司令官，指挥所部第70师(欠第205旅，该旅第407团由师直接指挥)，附独立第8旅。

　　五赵承绶为骑兵军司令官，门炳岳为副司令官，指挥骑兵第1师、第2师及第7师。

　　参战部队的主力由傅作义的第35军及赵承绶的骑兵军组成。第35军辖2个旅、6个团：第211旅，下辖第419、421、422团;第218旅，下辖第420、435、436团。该军和骑兵军各以一部驻绥东、绥北前线。王靖国率第70师驻绥西包头一带。李服膺率第68师集结于晋北高阳、天镇等地。汤恩伯率第13军由陕西向绥远开拔(绥战开始后，该部还在途中，未参战) 。

1936年参加绥远抗战的晋绥军

　　1936年11月5日，伪“蒙古军”正、副总司令德王和卓特巴扎布向傅作义发出通电，为侵绥战争制造借口。1936年11月8日，傅作义在复电中对德王作了驳斥。蒋介石也致电德王，对其进行规劝和责备。但德王在关东军的怂恿指挥下发动了对绥远的进攻。

　　战役经过

　　绥远抗战从1936年11月15日开始，到12月19日结束。整个抗战又分为红格尔图战斗、百灵庙战斗和锡拉木楞庙战斗。其中尤以百灵庙战斗影响最大，因而人们通常把绥远抗战称作“百灵庙战役”或“百灵庙大捷”。

　　红格尔图战斗

　　1936年11月13日，王英所部伪军兵分两路从商都分向兴和、红格尔图进攻。1936年11月15日，伪军1500人进抵红格尔图附近的阳坡村，与驻绥军前哨部队接触。1936年11月16日，伪军向红格尔图猛攻，守军据垒抗击，“战斗二小时，匪死伤六七十名，被击退”，敌攻势顿挫。

　　红格尔图属绥远陶林县，为千余人口的小镇，西距县城80公里，南离集宁90公里，东距敌伪盘踞的商都30公里，为绥、察交界之要冲，是绥东北的门户，是商都通往百灵庙的必经之地。驻守这里的是骑兵第1师彭毓斌部的3个连。彭毓斌在获悉战讯后即派骑兵第6团增援。1936年11月16日、17日两天中，田中隆吉、王英指挥2个骑兵旅、1个步兵旅向该镇猛扑。守军拼力奋战，红格尔团始终在绥军手中。

　　傅作义、赵承绶于1936年11月15日午夜到达集宁前线指挥。傅分析各方面的情况后认为：进犯红格尔图的伪军虽非敌之主力，然其诸兵混合，队伍庞杂势众，如敌首战取胜，可增伪军气势，威胁绥省安全，影响晋绥军士气，并能西进绥西，对晋绥军形成危害。于是决定首战应击破红格尔图当面之敌。采其“守点以抑留敌人，集中主力进攻”的作战方针，即“借各城镇之既设工事，以民众守要点(县城及有工事之较大村镇)，使正规军队机动出击敌之据点” ;或向来犯敌人主动出击，先击一路，各个击破。

中方三位指挥官：赵承绶、傅作义、王靖国

　　1936年11月16日上午，傅作义与赵承绶发出作战命令：由骑兵第1师师长彭毓斌率骑兵4个团，由步兵第218旅旅长董其武率步兵2个团及炮兵1个营，在彭毓斌、董其武统一指挥下，以秘密、迅速的行动歼击红格尔图附近之敌，并限于17日夜间发起袭击。并调驻丰镇的第68师第401团至大六号，掩护集宁东北一带，支援出击部队。

　　此时，伪军王英部在前线约三四千人，其一部围攻红格尔图，余分布于土城子、打拉村、台道湾等处。18日凌晨1时30分，晋绥军发起全线攻击，战至上午7时，土城子大部被攻占，红格尔图东、南、北三面之敌向北方逃窜。8时半，骑兵第1师师部进入红格尔图。此役击毙伪军500余人，俘20余人，连同前3天的保卫战，共毙伪军1000余人 。晋绥军从俘虏中找出了王英军的电台台长、日本人牟礼吉和雇员松村利雄 。在红格尔图激战的同时，李服膺部1个团在兴和与敌展开了攻防战，经17、18两日激战，王英部伪军于20日全部退出兴和。

　　傅作义于红格尔图初战告捷的当晚，乘敌一时难以再犯之机，先发制人，立即发起百灵庙战役。蒋介石也于1936年11月16日从洛阳致电阎锡山：“即令傅作义主席向百灵庙积极占领，对商都亦可相机进拳…非此时乘机占领百灵庙与商都，则绥远不能安定也。 ”驻绥军遂准备进攻百灵庙。

　　百灵庙之捷

　　百灵庙位于绥远北部，是乌兰察布盟草原上著名的寺庙，距省城归绥约160公里，距武川120公里，四周群山环抱，为喇嘛、蒙牧民聚集中心。有公路北达外蒙古库伦(乌兰巴托)，东通化德，西南接包头，东南连归绥。如果说绥远是连接中国东北、西北的津梁，而“东西策应的根据地就是百灵庙” 。

　　百灵庙名义上是国民政府的蒙政会所在地，实际上日本和德王把它经营成进行侵绥战争的后方基地。驻守这儿的有伪第7师(骑兵)约1800人、德王直属骑兵1000余人，另有专任指导的日本军官四五十人。总计约为3000人。同时运来大批的粮秣和装备，“存在庙上的子弹有100万发以上，白面约二三万袋” 。

　　针对百灵庙四周环山、山外为平坦草地、35公里内无村落、易守难攻的地形特点，晋绥军制定了隐蔽接敌、正面攻击与迂回包抄相结合、速战速决、准备阻击援敌等指导要领，“以强袭之准备作奇袭之行为”，对百灵庙发起进攻 。

　　1936年11月20日，傅作义在归绥召集孙长胜、孙兰峰和袁庆荣部署战斗，要求在1936年11月24日前以迅疾动作、敏快手段，在增援之敌到庙之前袭取成功。同时发布作战命令：“骑2师孙师长长胜为指挥，步211旅孙旅长兰峰为副指挥，旅参谋长袁庆荣为参谋长，指挥步兵419团(欠1营)、421团(欠1连)、第70师315旅补充第1团(欠1连)、骑兵第8团及特务3个连、炮21团第3营，及第6连小炮2门，无线电3台，汽车1队(计甲车20辆、汽车24辆)，以迅捷之手段，袭占百灵庙。” 1936年11月22日晚10时，各部队按指定地点集结完毕。

　　1936年11月24日凌晨1时，进攻百灵庙的战斗全面展开。日本特务机关长盛岛角芳指挥作战，以炽烈火力阻止晋绥军前进。战至4时，攻击部队深入各敌阵地，战斗呈胶着状态。上午7时天即放明，若无进展，敌飞机助战，援兵亦至，则对晋绥军非常不利。因此孙长胜、孙兰峰到第一线指挥作战，袁庆荣指挥炮兵，并拨给尖刀连9辆汽车，每班乘1辆，由东南山口鱼贯向庙内冲击，决心在早晨全歼庙内之敌。

　　经过反复搏斗，终于突破敌阵，突入庙内。激战后将敌歼灭大半。日本特务机关长盛岛角芳先率部逃跑，日本顾问烟草谷与伪蒙军第7师师长穆克登宝也分乘汽车狼狈逃窜。至1936年11月24日上午9时30分，晋绥军收复了百灵庙。百灵庙一役，毙伤伪军七八百人，俘虏300余人，缴获炮3门、重机枪5挺、步枪400余枝、电台3架，还缴获了弹药一批、面粉2万袋和大量汽油。晋绥军伤亡官兵300余人 。

　　收复锡拉木楞庙

　　在百灵庙惨败的日、伪军退到锡拉木楞庙。田中隆吉为了挽回颓势，命令“大汉义军”的副司令雷中田率领所属金宪章、石玉山、葛子原、赵奎阁等部在锡拉木楞庙集结，向百灵庙反扑。1936年11月28日，敌以汽车100余辆运兵3000余人到锡拉木楞庙，准备反攻百灵庙。1936年11月29日，王英直接指挥伪军骑兵2000余人绕过商都以北土木尔台，运动到陶林西北一带牵制晋绥军。

　　锡拉木楞庙位于百灵庙东35公里处，在四子王旗的北部。晋绥军攻下百灵庙后得知伪军在此集结，料定敌必反攻，于是制定了退兵诱敌、守庙打援的方针。在作战部署上，决定：“一、以骑兵第2师孙长胜师长率该师(3个团)附炮2门，进击乌兰花，另以420团附炮1连，乘汽车支援骑兵;二、以211旅孙兰峰旅长指挥421团、补充第1团、炮兵2连、小炮4门，为固守百灵庙之部队，但除421团现在庙内之部队外，余在庙外准备，临时进入;三、以419团附炮1连，在后厂汗次老为伏兵;四、以独立第7旅之两个团，由卓资山开驻武川、黑老各1个团。”这样，使锡拉木楞庙之敌不能单独反攻百灵庙，而又迫使该敌离开，晋绥军则相机占领之。

绥远抗战经过示意图 

　　自1936年12月3日起，伪军向百灵庙反攻。守卫庙内的绥军1个团奋起反攻;杀伤伪军一部后，有计划地后退，诱敌深入。下午7时，庙外晋绥军发起反击，深入之敌大败而去。至1936年12月4日9时，彻底粉碎了伪军的反攻，毙“大汉义军”副司令雷中田及日、伪军500余人，俘200余人，并将王英伪军主力牵制于乌兰花一带，锡拉木楞庙敌守备力量大为减弱。

　　伪蒙军反攻百灵庙失败后，残部退到锡拉木楞庙和布拉图庙。伪军内部、伪军和日本顾问之间产生了矛盾，关系恶化。战败的伪军旅长金宪章、石玉山感到叛国附敌毫无出路，遂派人与傅作义接洽反正事宜。

　　当百灵庙守军与敌反攻部队激战时，骑兵第2师在乌兰花东北15公里处的南厢村、红房子与王英部激战，将其包围于乌兰花西北七八十里处的黄陶瓦。1936年12月8日，石玉山部1个旅在阵地反正。9日凌晨，金宪章也率部反正，将日本顾问小滨大佐以下日本军官27名悉数杀死，同时向伪蒙军第7师穆克登宝突袭，将其大部歼灭。1936年12月9日上午，晋绥军进占锡拉木楞庙。此时，伪蒙军呈土崩瓦解之势，伪旅长安华亭率领2个团、伪团长王子修率1个团于1936年12月18日宣布反正。1936年12月19日，伪军吕存义部闻安、王反正，也率部投诚。王英带着残兵逃回张北，被日军全部缴械。至此，“大汉义军”彻底覆灭。

　　战役影响

　　打击日伪气焰

　　绥远抗战沉重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吞绥远的阴谋。“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对日先后有过淞沪、长城抗战，每次战后无一不是以签订割地丧权的辱国条约而告终。而绥远抗战获得了既收复了失地、又没有签订任何条约的胜利。日本关东军原以为晋绥军不中用，一吓唬就跑，“只要由日本人作顾问，以王英部打前锋，利用汉人打汉人……蒙古军督后，作为第二线支援”就可取胜。事实与日军的愿望相反：近万名伪军和几十名日本顾问被歼灭，“大汉义军”彻底覆灭。此后日本不得不撤走了在青海、绥远、宁夏地区的日本侨民，撤销了阿拉善地区的特务机关。从此，日本关东军也不轻信伪军了。

当时的报纸记载

　　激发抗日热忱

　　其次，激发了全中国人民空前的抗战热忱。绥远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各地，“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旺，气为之壮” ，各地“自动组织各种救国团体与武装力量，如救国会、后援会、义勇军、宣传队、救护队、慰劳队、募捐队等，努力扩大救亡阵线，加强抗日力量……” 西安、上海、北平等大中城市的广大群众、各阶层人士及一些海外侨胞自发参加了“捐万件皮衣”、“以一日所得援绥”等运动，纷纷要求将绥战扩大为全国性的抗战。上海日商纱厂的4.5万名工人为抗议日本侵绥举行罢工。有人认为“这是‘五卅’以来，对日本帝国主义最大的一次打击”。日本当局也承认，“绥战使抗日气氛一度上升”。1936年11月23日天津《大公报》专门配发了著名记者范长江的杰作《绥东战役中五个民族英雄》。表彰了骑兵师长彭毓斌，旅长董其武，团长张培勋，团长苏开元。副团长张著 。

　　增强抗战信心

　　绥远抗战增强了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抗战信心，诱发了“西安事变”。各地实力派为绥战抗敌胜利而备受鼓舞。刚刚结束了两广事变的李宗仁、白崇禧发表通电，要求把前往西安“剿共”的中央军开往绥远，将广西军队一部或全部北上援绥。阎锡山遵其父遗嘱，将87万元的遗产作了援绥款。李宗仁、白崇禧还抗议将抗日七君子监禁，指出：“如政府加以迫害，遂使全国志士寒心。”应傅作义之请，宋哲元与韩复榘一度会晤于南宫，商讨援绥事项(由于蒋介石的阻挠，宋、韩援绥事未能实现) 。

　　绥远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西安，东北军、第17路军广大将士普遍喊出了“我们要援绥抗日，收复失地”的口号。东北军的将士找到张学良痛哭：“即使中央不同意，我们也要自行组织队伍援绥”。傅作义在绥远抗战胜利后成了全国人民敬仰的英雄，而张学良却戴着“不抵抗将军”的帽子。这深深地刺痛了他的爱国自尊心。1936年11月27日，张学良向蒋介石递交了《援绥请缨抗敌书》。1936年12月3日、7日。张学良又两次向蒋介石哭谏，要求援绥和释放七君子。蒋介石不同意，还以“没必要再派军队去绥远，必须集中全力消灭共产党”为由，将张痛斥一通。1936年12月9日，西安学生在纪念“一二·九”一周年大会上高喊“欢迎武装同志援绥”的口号，坚定了张学良、杨虎城兵谏的决心。张、杨于12月12日发动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发生后，张、杨在著名的通电中申明原因，并指出：“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 。

　　1946年12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人民举行的西安事变纪念会上讲演时指出：“唯独蒋介石先生别具心肠，硬要在日寇进攻绥东之际，拒绝东北军请缨抗日，强迫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继续进行内战。但他这种倒行逆施，不仅未能达到目的，反而激起了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是由诸多原因诱发的结果。蒋介石拒绝张、杨援绥之请，也是触发兵谏最直接的原因之一。

　　获胜原因

　　绥远抗战是国民政府驻绥部队抗击以日本人为顾问、以伪军为主力，旨在保卫国土、收复失地而取得圆满胜利的一次战役。仅就军事角度而言，最主要的原因是战役指导正确。它一扫1933年时长城抗战中分兵把口、处处设防、被动挨打的消极防御方针，采取了主动出击、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掌握优势，机动兵力，把打击目标首先指向对中国威胁最大、敌主力所在之红格尔图，尔后再及其他。每战都集中兵力打击敌之一部，对余敌取守势。由于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使晋绥军每战均居于优势。傅作义在战后总结说：“以绥省现有之兵力，若分路迎击，必致兵力分散，处处薄弱，重蹈过去长城抗战各不相及之复覆，难期成果;必须集结优势，先击一路，再及其他，期能各个击破。”

　　采取奇袭战术也是获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红格尔图之战时，傅令彭毓斌、董其武率部出敌不意地抄袭敌后，使其猝不及防。百灵庙之战时，各部队“昼伏夜行，竭力秘密”，逼近敌阵地;迨全部攻击部队进入攻击位置时，“百灵庙守敌仍在酣睡，竟一点也未发觉” 。

　　另外，重视心理战、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策略，亦为获胜的原因之一。“以华制华”是日本侵略者惯用的手法。傅作义认为，对德王、李守信、王英等死硬分子难以策反，但广大的汉、蒙官兵一般都有爱国思想，不甘心当汉奸。为了策反、瓦解敌之营垒，驻绥军在1936年夏即成立专门机构，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与伪军接洽。随着日、伪军在战场上的不断失败，伪军纷纷反正，使“敌力大减，敌气沮丧”，从而得以以较小的代价获得重大的胜利。

方大曾：绥远战场牺牲的首位战地记者

　　战役评价

　　此战，傅作义采取先发制人、远程奔袭的手段奇袭百灵庙，作战中中国军队共击毙日军7500余人，毙伤伪军1400余人，俘伪军600余人。百灵庙大捷，是中国军队自1933年长城抗战以来取得的又一次胜利。中国全国掀起援助绥远抗战的运动。

责任编辑：振中 最后更新：2018-10-23 22:5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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