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第三支队喋血皖南纪实（2）
2020-07-22 09:58:11  来源：文史纵览  点击：  复制链接

　　三支队一到繁昌，就把帮助地方创建党组织作为重要工作。谭震林立即约见中共铜陵中心区委书记张伟烈，代表三支队党委宣布成立中共铜南繁中心县委，暂时归三支队党委领导。辖区为铜繁两县和南陵南四区。同时，三支队一面派出民运工作队员和军事干部，在驻地及其周围做地方群众工作，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一面举办“抗日救亡训练班”，培养地方干部，物色建党对象。繁昌建党工作首先在靠近三支队司令部驻地(南四区沙滩脚)的敌前西南山区并沿东南漳河一线，即在国统区内繁一区、繁二区秘密展开。敌后地区也有少数知识青年参加“培训班”学习后被接收入党。

　　铜南繁中心县委领导时期，繁昌就成立了敌前的繁三区委和敌后的繁二区委。未建区委的区，县委直接领导中心支部或支部。1939年4月，皖南特委撤销铜南繁中心县委，分别成立繁昌县委和铜陵县委。繁昌县委辖繁昌全境和南陵南四区。县委机关随三支队司令部驻地变动而变动，先后设在繁昌中分村和南四区的新村何。1939年底，繁昌县委下辖繁一区、繁二区、繁三区的新林、平沟、紫岚、小淮、丰湖地区，南四区，共5个区委、7个中心支部、43个支部，973名党员。到1940年底，繁昌党组织发展到下辖5个区委，11个中心支部，258个支部，1211名党员。党组织的发展壮大，确保了我党我军在抗日游击根据地内各项政治任务的完成，为繁昌成为“革命老区”奠定了坚实的政治领导基础。

　　1939年5月，五团团长孙仲德调任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员，五团政委曾昭铭调任新四军教导总队上干队党支部书记。谭震林决定五团第一营营长徐锦树担任五团团长，五团第二营营长林开风担任五团政委，第三支队六团参谋长梁金华担任五团参谋长，第二支队三团副营长何志远调任第三支队五团政治处副主任。第一营营长祝喜良、副营长邓林，第二营营长陈仁洪、副营长马长炎，第三营营长李钖锋、副营长叶露霄。

　　三支队在帮助地方建党的同时，还积极主动组织和武装群众，收编地方武装，组建游击队。

　　骆云山原是国民党繁二区区队里的班长，该地区沦陷后，他带领部下，打着抗日旗号，在大、小磕山和保大圩一带打资敌。1939年初，三支队派刘全等人在保大圩开展活动，与骆云山联系，收编了他的武装，组建了一支受三支队和县委领导的游击队，活动在红花山、马坝一带。不久，这支队伍发展到60余人，1940年6月编入“长江游击队”二连。

　　1939年秋，三支队五团协同繁昌县委成立了“繁昌县猎户队总部”，按总队序列，区建大队、乡建中队、保建分队。发展到1940年，全县猎户队员1200多人。猎户队在县委军事部和总队部的领导下，组织开展站岗放哨、搞情报、做保卫、锄奸除特、截取敌人物资、配合部队作战等。

　　同年秋，县委组织部长苏拓夫深入敌后大、小洲，组建了一支游击队。到1940年，这支队伍发展到50余人。9月编入一支队一团。1939年秋，苏拓夫还组建了沿江游击队，始建时只有一、二十人，在长江上打资敌，为部队扩兵。到1940年，发展到30多人，编入三支队民运科组织的另一支游击队中。

　　1940年6月，三支队五团一营副营长刘全又组建了“长江游击队”，属三支队和县委军事部双重领导，下辖2个连，共百余人，主要活动在大洲、高安、旧县、马坝一带，开展扩兵、锄奸、筹集钱物。1940年9月，也编入了一支队一团。

　　1939年春，铜繁边界有一支“沙洲游击大队”。三支队派人去做工作，这支队伍归三支队领导，改番号“铜繁芜游击独立第一大队”。在三支队的帮助下，这支队伍不仅控制了沙洲这块长江南北交通的“跳板”，而且还先后支援了上百名战士到三支队，壮大主力。不久，这支队伍和郎坑游击队各一部共500多人，经过整训，在1939年秋编入了三支队。

　　三支队驻繁期间，地方革命武装迅速发展壮大，输送到正规军队的兵力至少有一个团，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养了合格的兵力。这些都是在国民党三战区的严格限制和压迫下，通过斗争才得以实现的。

　　三支队驻繁期间，繁昌建立的抗日群众团体主要的有：各级农民抗敌协会，会员参加担架队、瞭望哨、递步哨，为新四军运送粮食和军用物资，传递文件、架桥筑路等等;各级妇女抗敌协会，会员为战士缝补浆洗、做军鞋、募集抗日款，收集废旧钢铁(制造兵器)、动员亲属参军等等;各级青年抗敌协会，会员宣传抗日思想、张贴抗战捷报、动员青年参军参战;商民协会，会员平时筹备牲猪、白酒、糕点、日用品，赠给三支队;工人抗敌协会，会员战时抬担架、平时修桥筑路、捐钱捐物支援部队;儿童团递步哨遍及每一个村落。

　　正是由于有这么多县、区、乡、保四级群众抗日团体，有了如此可爱的民众支持，所以三支队将士在战场上同日寇的搏杀才越战越勇。即使是在“血战繁昌”的战役中，繁昌人民上至70多岁老奶奶、下至7、8岁的小姑娘，都冒着炮火送饭送水，慰劳战士，令战士们十分感动。三支队官兵以自己的光辉行动，赢得了繁昌人民的大力支援，无愧于“人民子弟兵”和“皖南抗日前线主力军”的光荣称号。

　　三支队非常重视统战工作。谭震林特别重视对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他刚到繁昌，就将逃亡的国民党繁昌县政府迁到赤沙八分村常驻办公。他做通了铜陵的陈春圃(曾任北伐军旅长)的思想工作，并通过陈的介绍，不少青年参加了三支队举办的抗日救亡训练班，其中大多数人后来都成为地方上的抗日救亡运动骨干。

　　1939年3月，正值春耕生产。三支队了解民情，帮助农民克服口粮、肥料、石膏、耕种、借贷等困难，发展粮食、丹皮、沙参的生产，切实解决药商的欺诈压价和销路问题，并根据可能的条件，逐步推开“二五”减租减息。

　　1939年4月1日，三支队在铜陵大屋基方村主持召开铜南繁三县各界代表座谈会。三县县长、县区动委会委员、区长、所有联保主任共130余人参加会议，共商团结抗日大计。5月4日，三支队召开“五四”纪念大会，并请国民党繁昌县县长张孟陶、县党部书记洪添铭任主席团成员。张孟陶在《报告》中说：“我能在沦陷一半的繁昌主政，主要是靠新四军的支持和帮助。”国民党的失意分子陈少川，范冲的大地主、县联保主任谢葆轩，都是地方名士，名望很高，都在三支队的教育下转变政治立场，倾向共产党。谢葆轩真诚地说：“假如全国的军队都像新四军，则抗战必胜无疑!”三支队官兵的真诚合作，感动了无数仁人志士。

　　正是由于三支队的统战工作全面、扎实、深入民心，所以在每次战斗中，繁昌各界都在全力支援新四军。国民党繁昌县长、科长、秘书，县党部书记，动委会主任，都曾奔赴战场，为抗战服务。但由于国民党三战区的反共顽固派不断制造磨擦，挑起反共事端。而新四军政委项英又严守“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繁昌上层的统战工作越来越步履维艰。皖南事变中，三支队将士大部分壮烈牺牲，部分突围人员过江后编在新四军七师五十六团一营，继续投身于抗日反顽的洪流之中。

　　挺进团渡江北上

　　1940年6月，新四军第三支队参谋长林维先率五团三营一部，来到陈瑶湖，与江北游击纵队特务大队合编，在桐水圩成立以林维先为团长、张友来为政委的新四军第三支队“挺进团”，下辖三个大队。挺进团建立后，首先拔除了无为老牛埠和桐城东乡孙家畈两个日伪据点，并以桐东水圩抗日根据地为依托，相机与日伪作战。其间，林维先亲率挺进团一大队到桐南破罡地区活动，攻打了土顽陶洪根大队，歼其一部。到9月间，在中共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密切配合下，林维先率领的挺进团经过十多次战斗，扫清了桐东三官山外围的土顽据点，初步形成了以三官山为中心桐城、庐江、无为抗日游击根据地。

　　1940年10月，中共桐庐县委书记鲁生和林维先在谢氏宗祠主持召开了青山、水圩、四虾、周谭、施湾、源潭、老湾、六州桐东八乡共70余人参加的桐东参议会，成立了桐城东乡联办事处，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权。同年12月，将桐城东乡联办事处改为桐东区抗日民主政府，王光钧为区长，区政府驻谢家祠堂，同时成立了桐东区人民参议会。

　　1941年农历正月，日军十六师团进驻大通、安庆，集中3000人的兵力、4架飞机，扫荡桐东游击区(陈瑶湖)。由于事先获得情报，驻扎在湖中的新四军三支队“挺进团”林维先团长和中共桐庐县委书记鲁生周密研究对策。

　　农历正月十二，团长林维先紧急部署，命二大队一个排至横山警戒，两个排到苎镇口警戒，五连到龙王嘴监视敌人。六连在大队长方瑛的率领下，护送从皖南山区突围出来的新四军向龙王嘴转移。桐东区委书记王光钧带一个排的兵力坚守王家排，剩下部队掩护县委机关转移，同时疏散湖区群众。第二日凌晨，驻长江南岸梁山矶的日军用火炮轰击陈瑶湖及其周围地区，并分兵两路：一路由老洲头经苎镇口直插青山;一路由灰河乘汽艇、木筏直取龙王嘴，形成包围和夹击之势，著名的“陈瑶湖之战”打响了。拂晓，警戒苎镇的新四军与日军相遇，新四军边战边向水圩方向撤退。在汪家嘴，“挺进团”二大队和一部分从皖南突围出来的新四军被日军包围。六连全体战士连续突围三次，都未能成功。最后，六连用火力掩护从皖南山区突围而来的新四军由水路后撤，而六连仍在敌军包围下坚持战斗，天黑才冲破封锁线。二大队五连与日军战斗更为激烈，四架日机向五连阵地狂轰滥炸，五连撤退到陈瑶湖芦苇丛中。

　　繁昌保卫战

　　第三支队驻南陵抗日前线。不久，为便于指挥作战，三支队司令部由南陵迁到繁昌中分村。五团团部先驻南陵，后也迁驻繁昌中分村。一营驻繁昌城附近马家坝、铁门闩、五里亭一带;二营驻孙村、马坝以西地方;三营驻梅冲、范冲等地。防地经常调动，有合有分。

　　皖南为东战场前线，又为三战区屏障，繁昌是皖南的门户。它位于芜湖至铜陵一带长江的突出部，是濒江诸镇进出繁昌城和南陵县的交通要隘，保卫繁昌对皖南即对整个东战场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日本侵略军基于这一战略考虑，便从维护长江的交通运输线，从芜湖威胁我皖南后方，巩固他占领区的统治，进而占领我皖南产米区，补他国内不足，繁昌成了日军必争之地。

　　因此，日军在这里配有二个师团重点驻守。岩松十五师团驻芜湖，高品五二联队之川岛警备队驻繁昌伏龙山、峨桥、三山、横山桥、矶山一线，企图先发制人，先夺繁昌，作为前进的阵地。

　　我三支队与国民党军队的总体部署为：第三支队五团的一、二、三营和六团三营居中在前;五十二师、一四四师居侧靠后。其任务是，三支队与国军五十二师、一四四师一道，共同担任繁昌、铜陵、南陵境内长江沿岸的防御作战任务。国民党第三战区的这一布阵，把三支队五团的三个营和六团一个营夹在两军之间。

　　在日军和国军夹缝中坚持抗战的新四军第三支队五团，1939年在谭震林亲自指挥下创建的闻名大江南北的五次繁昌保卫战，其中第一、二两次战斗发生在1月和2月，后三次战斗分别发生在5、11、12月。

　　第一次保卫战于1939年1月10日开战。这天，日军驻伏龙山、峨桥高品五二联队400多人，分两路进攻繁昌城。我五团二营出战迎敌，日军退至马坝。11日，日军继续向繁昌进攻，占领繁昌城。13日，经我五团多次袭扰，集结主力准备反攻，日军惶恐向峨桥、横山撤退。

　　第二次保卫战于这年2月10日展开。我五团在孙村附近阻击敌人，峨桥之日军步骑炮兵300余人，乘机绕道进占繁昌城。五团集结主力反攻后，日军不支撤退。

　　三个月后的第七天，即5月17日，安庆开来日军松木联队一部，600余人驻荻港，300人驻伏龙山、峨桥一带。20日，荻港日军400多人，一路攻乌金岭、马厂一线，一路直奔孙村。第三次保卫战，我五团连续两日，在这一地区杀伤、消耗敌人。日军向顺安、朱村撤退。激战4天，日军伤亡300多人。

　　11月8日至26日的第四次保卫战，构成“繁昌大战”，人们称之为“血战繁昌”。

　　7日夜间，日军川岛警备部队在国民党军配合下，携九二步兵炮、八二迫击炮、掷弹筒、轻重机枪，倾巢出动。

　　8日拂晓，日军分兵三路到达新兴街、松木口和三元口附近，摆开了繁昌大战姿势。

　　谭震林副司令员运筹帷幄，认为日军川岛警备队装备优良，兵力优势，我军应采取扩大正面的部署，对敌人形成包围之势。繁昌城南面的峨山头，是整个战场的中心要地，如果扼守，不但可以控制城厢，而且能吸引日军的兵力，为出击部队造成有利条件。繁昌西北一带山地，便于我军威胁与 制日军。在我军侧翼预先布置相当兵力担任警戒，可防止日军从荻港、铁矿山方面增援其攻城部队，可保障我侧翼之安全。据此，第三支队司令部下令：五团一营放在马家坝附近山地，以小部队作正面限制，主力占领有利地形，打击日军侧翼;二营隐蔽在白马山附近，待机向繁城西北方向出击;三营在红花山、孙村附近加强侧翼警戒，随时准备打击荻港、铁矿山方向来援之敌;六团的三营以主力扼守峨山头，控制日军，并以一部担任城防。

　　8日上午七时许，日军杀气腾腾地向繁昌城扑来。九时，日军在炮火掩护下，全部迫近繁昌城，并突入城内。双方激战到十一时，我方将日军紧紧包围在繁昌城内。

　　这日下午三时，五团司令部下令发起总攻，一营从城北，二营从城西相继杀进城区，六团三营一部从峨桥山头直扑城内，双方展开了肉博，杀伤日军100多人。战至五时，天上飘下蒙蒙细雨，我五团官兵越战越勇，日军不支，纷纷向北门溃退。我军部队奉命撤回原驻地，抓紧休整，以备再战。

　　日军正面攻击繁昌城吃了败战，那肯罢休。数日内，日军调兵遣将，他们从南京、芜湖、大通、三门、湾 沚 之敌抽调集中于荻港，有步兵、炮兵、骑兵、空军、水警等，总兵数约在2000人以上。日军此举，正在孤立繁昌，直逼云岭，策应青阳方向的进攻，威胁我微屯后方，继之为打通浙赣线创造条件。这是日军为配合其西南战略进攻的一个重要步骤。

　　面对这一新的敌情，谭震林副司令员果断决定：五团三营迅速进到孙村附近，以 制敌人;一营继续放在马家坝附近，负责向三山、横山方向侦察警戒;支队警卫排占领三梁山西侧棱线，向梅冲、孙村方向警戒;二营和六团三营面向孙村，待机出击。

　　13日凌晨三点钟，日本鬼子终于又来了。进至孙村的日军是石谷联队之西川大队，计步骑兵五六百人，五团三营已在梅冲与敌接触，在其后尾随跟进。五团司令部命令二营迅速出发，占领乌龟山高地，堵住敌人。

　　这乌龟山本是一个无名高地，在塘口坝的东南，与塘口坝隔一条几百米宽的稻田。山的东侧连接大青山，西侧靠近黄浒至赤沙滩的道和大道，南侧是一片起伏山地，山顶部是一个光秃秃、圆溜溜的象个大乌龟，故叫乌龟山。乌龟山阵地进可攻，退可守，是敌人主攻的高地。只有夺取乌龟山，才能挽救敌军的败局。于是，五团二营与日军的一场残酷的血战，在塘口坝展开了。

　　14日上午八时过后，山坳里的雾消尽了，阵地前面和山下稻田里成群乱窜的日军兵马，都暴露在二营的火力之下。二营居高临下，以猛烈的火力扫射敌人。刹时间，一排排手榴弹，一颗颗子弹，打得山下脱缰的战马到处乱跑，打得敌人象死猪一样扒在地里一动也不动。

　　不一会，急怒的日军重新整理了队伍，密集的炮火又向二营阵地打来。只见一群群黄糊糊的鬼子，排成散兵队形，由西向东，由北向南，沿着乌龟山的山脚，满山遍野地向上爬。

　　阵地西北面最突出的小高地是二营四连在那里坚守。日军一次次集团式冲锋，都被英雄的四连打下去。一次，日军步兵后面跟随着一百多骑兵，他们声嘶力竭地狂叫向上冲，四连的轻重机枪对准敌人马队扫射。刹那时，鬼子的骑兵人仰马翻，一百多名骑兵折了一半。

　　日军不死心。日近中午，又从荻港调来几百名援兵，开始进攻。当敌人爬到距我方阵地仅二三十公尺时，一排手榴弹又在敌群中爆炸，鬼子被炸得嗷嗷直叫往下滚。整个阵地好似天崩地裂一般，到处是浓烟烈火，到处是吼声和鲜血。敌人的再一次猛烈攻击终于又被四连打退了。

　　敌人在四连阵地上接连吃亏以后，便把主攻方向转到乌龟山右侧六连的阵地。敌人的几次冲锋，都被六连官兵用手榴弹和机枪火力击退，鬼子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阵地前的小山包上，三八式步枪零乱地丢在草丛间。

　　当敌人主力向六连阵地攻击的同时，有股日军突然冒着我方重机枪的扫射，从营部指挥所和六连之间插进来，想迂回夹攻六连主阵地。军情十分危急。六连机枪手章有林眼中冒出了火，胸中的热血在沸腾，他抱起机枪狠狠地扫射。枪管打红了，他的左手被烫起了血泡。就抽出洗脸毛巾缠在手上，继续射击，终于把穿插进来的敌人击退。

　　下午3时，鬼子的攻势大不如前了。但五团的勇士们仍士气高昂，尽管许多同志手上、脸上到处是血，还是一动不动地坚守在阵地上，严阵以待。

　　五团在塘口坝的浴血奋战，深深地感动了繁昌人民，他们纷纷动员起来参战支前，抬担架，送弹药，架小桥，送茶饭，就连国民党繁昌县县长也感动得亲自带人抬担架来了。

　　晚上七点许，黄浒方向来了一批鬼子，他们控制了附近几个小制高点。在这同时，汽艇在黄浒至塘口坝的小河里来回运送伤兵和武器。原来，鬼子兵已秘密地撤出了阵地。

　　塘口坝战斗就这样以敌人的惨败和五团的胜利而告终。这次战斗，日军前后投入的总兵力2200多人，死伤400多人，川岛中佐指挥官被我击毙。缴获大量步枪、毒化筒、浮水器及各种弹药等。

　　塘口坝血战的胜利，伴随着战场隆隆的炮声，很快传遍了江南大地。当时，日军派遣军总司令哀鸣道：“国民党军乃是手下败将，唯共产党军乃是皇军之大敌。看来要在共产党军手中夺取繁昌城是不可能的。”新四军《抗战报》为此发表了题为《保卫繁昌屏障皖南的伟大胜利》的社论，并通报表彰了第三支队第五团。国民党第三战区也在全军通令嘉奖五团;国民党繁昌县县长代表县政府献旗，上书“保障繁阳”四个大字。

　　这年，日军接连四次进犯繁昌，被我五团击溃后，于12月21日晨八时，在三山、横山桥等集结，约300余人，附炮四门，卷土重来，冒然作第五次侵犯。我团一部在积岩、大行冲等处给敌予严重打击，激战甚烈。终因我五团英勇苦战，至下午3时，遂将来犯之日军击退至大小行冲、松林口一带。次晨，该敌再度向繁昌进攻，同时铁矿山之敌亦增援500余人，占领红花山后，以一部进犯白马山，至山腰时，遭我五团各部猛烈截击，敌不支，向原路溃窜。时峨桥、三山之敌400余人亦附重炮10余门来援，中午12时，繁昌曾一度为敌军所占。我五团首长下令发起总攻击。赖我五团官兵奋勇冲战，机动袭击，战至下午3时半，将进犯之敌击溃，完全收复繁昌城。此仗血战两昼一夜，日军伤亡百余人，发射炮弹600多发，消耗极大。

　　1940年4月，奉新四军军部命令，谭震林调到苏南，任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司令员，负责恢复和发展东路地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第三支队担负的任务重，但所配备的指挥员却始终不齐全。谭震林先是副司令员主持全面工作，1939年12月升为司令员，1940年3月底又去苏南另受重任。此后上级没有再为三支队安排正副司令员。参谋长赵凌波1939年5月调任军部参谋处长，直到1940年6月，林维先才接替赵凌波任三支队参谋长，但时隔一个月即1940年7月，又改任三支队挺进团团长，率队赴江北执行任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政治部主任胡荣一人独撑三支队局面。

　　1940年4月24日，日军第十五、十六、十七师团各一部计1.2万人，伪军3000人，共1.5万余人，分别从芜湖、荻港、铜陵、贵池出发，兵分三路，用骑兵开路，步炮兵协同，在飞机掩护下，向繁(昌)南(陵)泾(县)青(阳)进犯。国民党守军闻风而逃。面对严峻的形势和穷凶极恶的敌人，胡荣沉着冷静，运筹帷幄，组织一团、三团、五团和六团，在繁昌城、何家湾、马家坝、父子岭一带进行顽强阻击，这是皖南第一次反扫荡。战斗进行了10天，5月3日结束。在三支队的沉重打击下，敌人受到重创，不得不沿原路返回。整个战斗，新四军仅伤亡20余人，毙伤日伪军数百人，以劣势对优势，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10月4日，日寇加伪军1万余人，组成步、骑、炮、空军联合兵种，在三木石太郎指挥下，兵分两路，再次大举扫荡皖南，其中一路5000余人向铜陵、繁昌进攻(另一路进犯云岭，由叶挺军长亲自组织反击)。胡荣得到情报后，一面通过地方党组织动员猎户队和地方武装毁桥破路，将山区特有的大圆木横七竖八地分段堆积在路面，给日军进攻设置障碍，或在日军可能进出的要道和隘口布下疑兵阵：待敌人靠近时，将鞭炮点燃后装进铁桶里爆炸，以迷惑敌人，扰乱敌人阵脚;一面组织五团和六团三营在梅冲、孙村和中分村一带设伏布防，以逸待劳，进行反击。

　　到1940年下半年，除原有在皖南的部队外，又增加三个师，对新四军形成包围之势。胡荣以新四军三支队政治部主任的身份，代表新四军去国民党繁昌县政府找县长徐羊我交涉。谈话中，他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正气凛然地揭露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企图全面挑起内战的政治阴谋，声明共产党和新四军决不会束手就擒，坐以待毙，万不得已时会以牙还牙。徐羊我被戳到痛处，惊恐万状，随即电告皖南行署主任黄绍耿，黄绍耿接电后更是坐立不安，慌忙又将电文转报立煌(即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特急。立煌省政府主席李：据繁昌县长徐羊我戌月马日(11月21日)函称：新四军三支队政治部主任胡荣亲到该县府声言：中央抗战决策动摇，行将妥协投降，并谓我皖南增加三个师，皖北发动张淦等二十九个师向该军及皖东北八路军威胁，国共破裂危在旦夕等语。同时发现该军传单，标题为：‘全国同胞起来，反对反共内战，投降派挑拨，大规模内战一触即发’等字样。谨电报闻，并祈指示。”

　　石井坑口悲歌

　　项英秘书扬帆谈皖南事变：新四军皖南部队原来只有一个团的战斗部队，后来因为敌人对我们挑衅，我们就逐渐增强了力量，把附近的部队调回来，守卫皖南。皖南事变为止，我们一共有多少部队呢?有老一团、老三团、新一团、新三团、五团、特务团，还有一个教导队，七个多团。这些部队都是能打仗的。周围都是国民党部队，皖南部队的特点就是处在国民党包围之中，自己没有根据地。我们军部所在的云岭地区，当地有国民党的政府，国民党的县党部。我们只有部队，其他什么也没有，所以很危险。国民党部队在皖南事变的时候有多少人呢?它有一个五十军新7师、144师、145师，二十五军52师、40师，还有一个108师，共六个师，再加上皖南事变时临时调来一个七十九师。这样，国民党一共有七个师，在数量上远远胜过我们。我们总共只有9200多人，国民党七个师有10万多人。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岁月。日军向华中、华东新四军发动猛烈进攻。蒋介石企图借日军之手消灭新四军，竭力限制新四军作战与发展壮大。为了粉碎敌人阴谋，中央一再指示新四军，要积极深入到敌后打击敌人、壮大自己。早在1939年的二三月间，中央曾派周恩来副主席到皖南云岭军部传达指示，并同军领导商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深入敌后的各部队发展很快，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有的从一个团发展到几个团，有的从一二千人发展到近万人。

　　开赴敌后的新四军部队迅速壮大的大好形势，极大地鼓舞了皖南的部队，大家多么盼望部队迅速发展，早日北渡长江，开赴敌后，狠狠打击日本强盗。这样的心情，在三支队指战员中表现得尤为强烈。三支队自到达皖南后，一直局限于东起繁昌、南陵，西至铜陵、青阳这样一个狭长的地域内，面敌背顽，进退不能，还处处受国民党第三战区的挟制，部队发展和作战都受到阻碍。在皖南的三年里，新四军建制未有任何变动。

　　为打破国民党的限制，1940年6月，军部决定以三支队五团三营的第七、第八连为基础，与桐庐游击大队和其他部队合编组成新四军三支队挺进团，任命三支队参谋长林维先兼任挺进团长，下编三个大队和一个特务连，全团约700余人。挺进团成立之后，立即开赴桐、庐地区，放手发动群众，发展抗日武装，并为迎接皖南军部及部队北渡做好准备。

　　1939年5月，军部任命五团团长孙仲德奔赴江北，担任江北游击纵队司令，他紧紧依靠皖中人民，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顺利地开创了皖江抗日游击根据地。在接到军部准备北移的指示后，他积极在江北筹措船只，并建立了交通联络站。

　　1940年底，在八路军一部的配合下，新四军发展到9万人，其中皖南军部和第三支队达10770人，苏北指挥部12000人，江南指挥部3500人，江北指挥部18800人，八路军第四纵队13489人，八路军第五纵队18185人，鄂豫挺进纵队12000余人。

　　1941年1月初，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尚有九千余人，其中六个团的部队，还有军直机关干部、战地服务团成员和海外归来参军的华侨、革命知识青年。

　　新四军每团辖三个营，每营辖三个连。按事变前老三团二营六连138人计算，那么一营兵力约400多人，一团兵力约1200多人。具体而言：新四军第一纵队司令部及老一团、新一团、特务营、警卫通讯连，共约3000人;第二纵队司令部及老三团、新三团约2500人;第三纵队第五团、军特务团组成，约2500多人;新四军军直属队(包括军部的司、政、后机关和教导总队)约1300人，其中教导总队800多人，分四个队(其中第三、四队共三百余人，第一、二队至少三百余人)、工兵连(按120人计)、机炮连(按120人计)。总计为9300人，完全符合皖南部队9000多人之数。

　　第三支队又叫第三纵队，为右路纵队，第五团、军特务团组成，约二千多人。第五团跟姑且军部前进，为全军后卫部队，特务团占据铜山、麻岭一线，警戒太平，保障右侧安全。

　　司令员张正坤，政委胡荣，参谋长黄序周(6日任职)，政治部主任吴奚如，特派员林谷。

　　第五团团长徐金树，政委林开凤，参谋长梁金华，政治处副主任何志远，特派员李胜;

　　特务团团长刘别生，政委张闯初，代参谋长杨采蘅，政治处主任汪大模，特派员冯北达;

　　战士们日夜盼着渡江北上到敌后去。1941年1月1日早上，团部要全体营以上干部到赤沙滩西南的支队驻地三条冲开紧急会议。大家火速赶到那里，见团首长早已来了。不一会儿，支队张正坤司令员(谭震林1940年4月已调离三支队，赴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任司令员)、胡荣主任从里屋走出来。张司令员说：“国民党正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矛头指向皖南的新四军，据中央军委通报，顾祝同、上官云相已按蒋介石的密令，调动了七个师的兵力，对我形成包围态势。军分会已经在12月28日作出全线北撤的决定，但北撤路线不从我们这里走了。军分会决定部队首先南下，过茂林，然后向东经榔桥、宁国附近，再向北到苏南溧阳一带待机过江。为保证军部北撤安全，军分会还决定我们三支队迅速南下，于5日拂晓赶到茂林随军部一起行动。”听了这个决定，大家感到很突然，心里又喜又忧，喜的是终于盼到了离开皖南、挺进敌后的命令了，忧的是南下迂回的道路上敌情严重，凶吉难卜。张正坤讲完后，胡荣作了简单动员，要求大家统一思想，坚决完成保障军部安全北撤的任务。部队进行了仓促准备，于1月3日黄昏，在繁昌的沙滩脚附近集结后，冒雨出发，5日赶到了指定的位置。

　　这次北撤，皖南的新四军部队共编成三个行军纵队。6日，支队首长指示，五团作为军部的后卫，直接归军部指挥，随二纵队向丕岭方向运动，任务是随时准备迎击尾随的敌人，保证军部后翼安全。黄昏时分，各路纵队按照计划开始向星潭、榔桥方向前进。二营是五团的前卫，这一夜，下着雨，部队在山路上艰难地前进。国民党的一四四师、一〇八师紧跟在新四军后面。突然，前面传来激烈的枪声，原来是国民党突袭了新四军，前卫部队正与他们激战。皖南事变发生了。

　　1月7日下午两点钟，军部派通信兵传下命令，要五团跑步前进赶到军部。当部队急行军越过军直的队伍赶到军部所在地丕岭脚下的百户坑村时，刚好叶军长从星潭方向看地形回来，见到战士们后，他很高兴，说：“你们来得正好，国民党正在星潭、徽水河一线构筑工事，现在新三团攻打星潭受阻，你们赶紧做好战斗准备。等军分会决定后，强渡徽水河，为全军打开前进道路，争取与一纵队会合，突出重围。”叶军长讲完后，就快步走到几间草屋里去了，那里，新四军领导正在开会。会后，部队很快做了动员，勘察了地形，做好强渡徽水河的战斗准备。

　　可是，在军分会上，由于项英的右倾保守，叶挺强渡徽水河突围的正确意见没有被采纳，军部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部队由原路返回里潭仓，向泾县方向突围。部队行进后，叶军长突然来到五团，心情沉重地说：“你们连夜回到里潭仓去抢占高岭，无论如何要在那里坚守三天，阻住由太平方向来的敌人，掩护军部和大部队改向泾县方向突围。完成任务以后，你们可以分散单独活动，坚持打游击，尔后待机过江。”五团接受任务后，由二营作前卫，向高岭方向迅速前进。

　　二营连夜行军，于8日拂晓前赶到了高岭，刚到山顶，就看到国民党部队在不远的山梁上休息。部队迅速分成两路，一路抢占顶峰，一路扑向顽军。敌人还没反应过来时，便被二营战士的步枪、机枪、手榴弹消灭了。这时，一营、三营也很快冲上来了，各营迅速控制各制高点，全团凭险固守，打退了顽军一次又一次的冲锋。顽军在阵地前丢下了几百具尸体，高岭就像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死死地挡住了太平方向的敌人。10日傍晚，五团召集营干部在阵地上开会。坚守三天的任务已经完成，五团决定放弃高岭，重新返回里潭仓，追赶军部突围。从8日清晨开始，第五团在高岭血战三天，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

　　据五团二营营长陈仁洪回忆：7日晚上百户坑会议后，“叶军长突然来到了我们团，他心情沉重地说：你们五团连夜由原路返回，走里潭仓去抢占高岭，遇到敌人就坚决消灭，无论如何要在高岭坚守三天，阻击由太平方向来的敌人，掩护军部和大部队向泾县方向突围。完成任务后，你们可以分散单独行动，在皖南坚持游击战争，尔后待机过江。团首长向叶军长表示决心以后，仍由我们二营作前卫，由原路返回，向高岭方向迅速前进。”八日拂晓，二营赶到高岭，迅速向刚占领高岭的敌人扑去，顺利抢占高岭。接着，一营、三营也跟上来，控制各制高点。“由于全团凭险固守，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都被我们打退了。敌人见明打不行，便在夜间组织偷袭。我们据守的山顶上，有一座旧山寨，是用石头砌成的，因年代久远，大部分已经坍塌。为了节省子弹，敌人进攻的时候，我们利用有利地形，一齐向下掀石头，漫山遍野的石头，越滚越快，打得敌人无处藏身，鬼哭狼嚎。从此，敌人再也没有敢上来。我们坚守了三天，敌人在阵地前横七八竖地丢下了几百具尸体，而我们营只伤亡二、三十人。高岭就象一道钢铁屏障，死死挡住了太平方向的敌人，胜利完成了叶挺军长赋予五团的任务。”

　　五团经一夜急行军，在11日拂晓前赶到了石井坑口，经询问得知军部就在石井坑一线，叶军长正在组织部队。五团赶紧带着队伍向前赶，见到了站在一个小山坡上的叶军长。叶军长神情镇定，对二营长陈仁洪说：“现在我们的部队已在石井坑周围的山上跟敌人激战，部队已很疲劳，你们营赶快到长龙山接防，把教导总队的同志接下来，掩护其他部队整顿突围。”说到这里，他深情地看着全营的同志，大声说道：“同志们，你们五团是支过硬的老红军部队，一定要坚守阵地，长龙山不能丢!”说着，他用手杖指着山凹里的指挥所说：“我叶挺就在这里指挥，跟同志们同生死、共存亡!”战士们士气大振，转身向长龙山奔去。这时三营长李锡锋也带着战士上来了，他镇定地传达着团首长的口信：“一营上东流山主峰，三营归我指挥。”部队很快占领了有利地形，抢修工事。五团马不停蹄地赶到东流山，团部和一营守东流山主峰，由二营长陈仁洪带二营、三营坚守东流山的另一主要高地长龙山。

　　自1月11日上午始，国民党军第四师成营成团疯狂地连续发起进攻，阵地打成了一片火海，战士们个个像猛虎一样，枪管打红了，就从敌人尸堆里拣一支再打，顽军始终未能冲上山头。鏖战数日后，顽军发动了总攻，山顶被迫击炮掀起的烟雾笼罩，弹片横飞，烈焰燃烧，战士们在数倍于我的敌人面前，毫无惧色、英勇反击，山坡上堆满了血肉模糊的尸体。阵地上已有几处被顽军突破，战士们奋不顾身，同冲上来的顽军肉搏。战士们个个像猛虎一样，枪管打红了，就从敌尸体堆里拣一支再打。这一天，共打垮了顽军数十次的冲锋，毙、伤旅长各一名，四十师损失过半。我军也损失惨重，建瓯籍的三营副营长叶露霄光荣牺牲。

　　五团在高岭完成阻击任务后成建制赶到石井坑，立即接受叶军长命令到东流山接替教导大队。一营占据东流山主峰，二营、三营占据了东流山主峰东北边的主要高地东头山(五东蒙)。东头山阵地11日只有几次小的接触没有什么大的战斗。但据马长炎回忆：十一日下午，敌40师发起进攻，直至天黑，都被打了下去。

　　11日上午，国民党军以猛烈炮火，发起了第一次总攻击。新四军继续坚守石井坑，在西边的东流山和东北的高山阵地上，与国民党军展开极其激励的战斗，打退敌人多次进攻。

　　东流山争夺战更为激烈。国民党144师、40师向东流山主峰发起猛攻，五团、教导总队一直坚持战斗，军部参谋刘奎率教导总队工兵连先后打退十余次冲锋。下午3时，国民党40师119团和118团将“东流山之最高峰”“占领大半”，5时“全部占领”东流山。叶挺派陈忠率一个整编营前来增援。这个营由一纵突围受阻返回石井坑的全体指战员整编而成，陈忠任营长，下辖三个连，每连100多人。同时，新老三团占领五团右边前沿阵地，支援五团反攻东流山。在陈忠营和新老三团一部的支援下，五团于11日傍晚又夺回了东流山。

　　12日上午，顽军又增加了攻击长龙山的兵力，并首先集中迫击炮轰击我军阵地，刹时，山顶被爆炸的烟雾团团罩住，弹片和泥土纷飞，树林和茅草在燃烧，不时有炸飞的树杆和石块砸到战士的背上头上。跟着炮击之后，顽军像海浪般地一群群向山顶涌来。战士们在数十倍于己之敌面前毫不畏惧，英勇反击，打得顽军抱头鼠窜，一排排地倒下去。但敌孤注一掷，又一次地向阵地扑来，从正面、侧面多方攻击，我军人寡力穷，同冲上阵地的顽军肉搏，有的拉响了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经过一天的战斗，山坡堆满了血肉模糊的尸体。最后，部队不得不跟随军部一同撤退。可惜这个2000多人英勇善战的红军英雄部队，绝大部分血洒东流山，二、三营合计只剩下几十人，二营营长陈仁洪和副营长马长炎均身负重伤。团部和一营也没剩下多少人，一营副营长邓林牺牲，营长祝喜良身负重伤。

　　五团二营、三营坚守的东头山，从上午开始连续打退十几次进攻。下午，国民党40师发起总攻，“他们仗着人多势众，成营、成团的轮番攻击。我们的机枪、手榴弹发挥了最大的威力。战士个个象猛虎一样，枪管打红了，就从敌人尸体堆里拣一支再打。尽管有几次敌人已经冲了上来，但是到十二日黄昏，冲击东头山的敌人还是被我们反击了下去。在激烈的战斗中，三营副营长叶露霄同志光荣牺牲，部队的伤亡也很大。”

　　据陈仁洪回忆：1月13日下午，东头山阵地还由五团二营、三营坚守。敌人发起总攻，营长陈仁洪、副营长马长炎先后负伤，“二、三营的同志已经伤亡大半。”直至4时，团部派副官主任曾水元接替阵地指挥，并奉命率部突围。

　　决战到1月12日傍晚，坚守东流山阵地的五团部队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前沿阵地上四处响起了“为了抗日，为了保卫叶挺军长，冲啊!中国共产党万岁声”的喊杀声。东流山阵地失守了。

　　第三纵队五团突围

　　第三纵队五团坚守东头山阵地伤亡惨重，其中两个营仅余数十人突围。结果除陈仁洪、马长炎等十几名同志因伤就地隐蔽待机突围之外，几乎全部牺牲失散。

　　陈仁洪、马长炎回忆：1月13日下午4时，第五团部派副官主任曾水元接替东头山阵地指挥五团二营、三营，两营只剩下几十人。五团奉命组织突围，一营营长祝喜良身负重伤，二营营长陈仁洪、副营长马长炎负伤，三营邓副营长牺牲。

　　经团部批准，陈仁洪、马长炎因受伤率卫生员柳向光、班长祝水生等十几个人留在就地隐蔽，待机突围。到3月份，逐渐聚集了失散人员达三十多人，组成几个战斗小组。后与项英、李志高取得联系。4月清明节之后，随李志高等通过茂林、章家渡、北贡里、戴家汇、板石岭、泥埠桥，从油嘴坊过江，冲击重围，到达无为。

　　第三纵队通讯参谋沙林回忆：一月十二日傍晚，五团一千余人只剩下几百人。由我率领五团一营撤下东流山回到石井坑，午夜，突围大血战开始了。

　　第三纵队五团三营营长陈仁洪回忆：13日下午大约四点钟，团政治处主任何志远对陈仁洪说：“团里已经接到叶军长的命令，准备在今天黄昏以后突围”。马长炎回忆也是1月13日下午开始撤退突围。

　　就这样，在皖南抗战中卓有战功的新四军三支队五团，约2000人牺牲在国民党的屠刀之下，这是多么惨重的损失啊!但是，三支队指战员在皖南事变中为保卫军部、英勇地抗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战斗精神，永远与皖南大好河山同在。

　　这支由崇安红军为骨干组建的新四军第三支队五团1300多人，除少数人从尸体如山，鲜血淋漓中冲出外，五团的英雄们为保卫军部和叶挺军长，几乎全团阵亡在东流山阵地。英雄五团的精神并没有被消灭，少数因伤就地隐蔽的指战员，如二营营长陈仁洪、副营长马长炎等人，收集了部分失散的新四军指战员，突破日军和顽军的防线，渡江北上，被编入重建后的新四军第七师，重返抗日前线。

　　三纵司令张正坤：牺牲;

　　三纵政委胡荣：被俘(自杀);

　　三纵参谋长黄序周：突围成功;

　　三纵政治部主任吴奚如：突围成功;

　　徐锦树，三纵队五团团长，牺牲;

　　林开风，三纵队五团政委，牺牲;

　　梁金华，三纵队第五团参谋长，被俘，后逃脱;

　　何志远，政治处副主任;第一营营长祝喜良，第二营营长陈仁洪、副营长马长炎，第三营营长李钖锋、副营长叶露霄;

　　李胜，三纵队五团特派员，茅家岭暴动组织者之一，越狱成功。曾任福州军区军事法院院长、赣州军分区司令员、福建龙岩军分区政委、上饶军分区政委，1984年去世;

　　瞿淑，三纵队五团军需主任，牺牲;

　　赖少其，三纵队五团宣教股股长，越狱成功，曾任安徽省文联主席;

　　王传馥，三纵队五团宣教代股长，教导队政治指导员。组织茅家岭暴动，牺牲;

　　李维贤，三纵队五团宣传干事，越狱成功。曾任云南省军区副参谋长。

　　新四军军部作战科长李志高、第二纵队参谋长谢忠良等新四军干部七八十人分别在皖南坚持数月。最后汇聚在一起，在皖南特委帮助下，于4月安全转移到江北。其中营级干部李志高、谢忠良、罗湘涛、胡金魁、陈仁洪、马长炎、杨汉林、李元、龚杰、陈建华、欧德胜、胡金龙;连级干部何继生、彭司宝(五团一营连长)、吴生茂(五团二营连指导员)、柳向光十来个人;排级干部李德和、郑德胜、张益平等二、三十人。李建春(营级)、刘奎(连级)留皖南坚持斗争。

　　新四军三支队在皖南前线的斗争事迹，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壮丽画卷。日军的进攻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剿杀，都没有使三支队的英雄们屈服。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军部，以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部队重新组编了七个师。从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的三支队战士大都编在第七师，为了民族解放事业，战士们又开始了新的战斗。

　　三支队驻繁期间，英勇抗战，爱护百姓，团结友军，扩大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亲如一家，繁昌人民发自肺腑，尊敬、爱护、支援三支队将士，真正认识到共产党、新四军是为人民谋利益的，而国民党才是假抗日、真反共、欺压剥削人民的民族罪人。所以，在皖南事变中，繁昌人民不顾身家性命地掩护新四军突围人员，给他们送衣送饭、治伤治病、护送过江，保留住这些宝贵的革命种子、中华民族的精英，演绎了一幕幕动人心弦的人间真情故事。

　　为了恢复皖南抗日游击根据地，皖中党委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组织皖南事变中的失散人员重返皖南，在芜繁铜一带打游击，扩大武装，逐步建立抗日根据地与民主政权。1941年3月，由杨采衡、刘全等人率领的一、三中队和二大队的一个中队率先从无为过江到繁昌，第二天他们就在小洲的小龙塘与日寇打了一仗，全歼日寇20人，大、小洲人民欢欣鼓舞：“新四军又回来了!”之后，在繁昌人民的积极配合大力支持下，经过5个月的斗争，继苏拓夫、金涛开辟的大小洲游击根据地之后，以红花山为中心，南北10余里、东西30余里范围的繁昌第二块抗日游击根据地又开创出来。随后，第三块以五华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也开创出来。

　　在铜繁行政办事处的领导下，繁昌区乡政权建设由敌后中心区向四周逐渐展开。1941年10月，繁二区抗日民主政府成立。随着区乡政权的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逐渐扩大，革命形势整体好转。到1945年4月，皖南第一个县级民主政权———繁昌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这个政权又成为1949年5月成立的繁昌县人民政府的雏形。这里面也凝聚着三支队开创的铜南繁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一份功劳。

　　《新四军的前身及其组成与发展经过概况》：

　　以无为部队及皖南突围部队编为第七师，其组成部分如下：

　　原无为游击纵队(前身系江北游纵，自我军退出无巢地区后，江北游纵即改编为四支队一部分，即现在六旅;嗣后为保持与皖南交通，又派孙仲德率江北游纵之二四两连恢复无为地区工作，番号为无为游击纵队，部队发展由二百人至八百余人)。皖南三支队五团一营及皖南突围部队(皖南部队均系南方湘、鄂、赣、闽红色游击队;后改编为一支一团，三支三团，三支五团，发展了特务团及新一团、新三团;军部北上时，以新老一团改为一支队，新老三团改为二支队，军特务团与五团暂改三支队;军部被歼后，突围渡江共二百九十余人)。

　　长江两岸地方武装(由地方党领导的约四百余人)。于一九四一年三月在无为成立师部(与十九旅合并办公)，以前述各部合编为五五团、五六团、五七团及挺进团(即五八团)、独一营、独三营、特务营。各团略历。

　　五五团是皖南新老三团合计一个营，与无为游击纵队二个连合编，计共五百余人(五个连);后又另调一地方独立营补充，共约六百五十余人。活动于无为西乡及青、繁地区;后挺进桐东，接替挺进团活动区;三官山桂顽进攻后，又退出三官山，转移无为西乡活动。

　　五六团是皖南军特务团一个营及一团一部，与无为游击纵队四个连合并，后又补充了无为二个地方游击队，合计一千一百余人;至九月抽出第一营，另拨入独立营编为第一营，原三营欠八连，将挺团一个连改编为八连。活动于巢南、无北。

　　五七团是以五六团第一营为基础，与皖南独立大队及数个地方游击队合编而成的(约五个连，主要担任恢复皖南敌后工作)。现以梁金华率二个连配合地方游击队在皖南活动，以陈仁洪率两个连配合地方游击队在含和活动。

　　挺进团是皖南五团一个营，由林维先率领过江。与桐西、桐南、桐东地方武装合编(六个连)，向大别山挺进，开展大别山工作;于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四日在桐西与五师鄂豫挺进纵队独立团张体学部会合，曾一度与独立团合编为二十一旅，又名为鄂皖挺进支队;至七月，独立团回鄂东，挺进团坚持宿、望间之湖区，配合赣北地方党领导的独立团行动，发展了桐西独立团与数个游击队;自一九四二年初被顽围攻后，部队分散突围，遭受一部损失，现已有一部到达无为，另一部在太、岳地区活动，桐西独立团亦回无为。

　　独立营即白湖独立营改编的，原系白湖地方游击队，独三营即巢湖独三营，系巢南地方游击队改编的。

　　另长江游击大队(皖南特委领导的地方武装)及含和独立大队，均是最近发展的。

　　皖南事变中的徐锦树

　　新四军军部作战处在皖南事变的战地日志中写道：“第3支队第五团全体指战员在团长徐锦树的指挥下，誓与东流山阵地共存亡，与敌人逐地争夺，其壮烈为历次激战所罕见。”

　　徐锦树，罗田县三里畈镇人，1907年生，1925年被选送到广州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任红军第四方面军第30军第268团政治委员，三过草地，转战祁连山，历尽千辛万苦，于1937年9月率团到达延安。

　　1938年4月，徐锦树在抗大完成学业后，被派遣到新四军第二支队任营长，1940年春升任第3支队第五团团长。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9000多人马冒着罕见的冬日暴风雨，分三路纵队集结于青弋江畔的湾滩章家渡。此时，蒋介石部署7个师、近10倍于新四军的兵力，将其重重包围。1月6日下午，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等决定让徐锦树率领五团在高岭阻击国民党七十九师，掩护军部和兄弟部队突围。7日凌晨3点，团长徐锦树、副团长林开风、参谋长梁金华带头浴血奋战，攻下高岭，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坚守了两天两夜。10日上午，五团完成后卫任务后，受命向军部所在地石井坑靠拢，担任守备任务。

　　石井坑坐落在东流山北侧的山沟里,四周都是山，如周围山头被敌占领，那么敌人就会居高临下聚歼余下约5000人的新四军。叶挺察看这长约9里、宽约4里的大山坑后，迅即命令徐锦树带部队坚守东流山这一主要屏障，并强调：“如果它失守了，石井坑就无险可凭了!”

　　敌军向东流山发起一轮又一轮的疯狂进攻。炮弹带着撕裂空气的尖利啸声，黑乌鸦似的扑落到东流山上，随着烟尘升腾，滚过一阵阵沉雷。徐锦树经历过多次战斗，却从未经历过这样猛烈的炮火。“守住!坚持到一人一枪也要守住!”徐锦树沉着指挥战士们与敌战斗。

　　1月13日，由于寡不敌众，敌40师攻占东流山主峰。徐锦树又受命率部掩护军部撤至大康王坑。夜晚，敌军压境，叶挺被押，徐锦树和五团其他人员在突围中负伤被俘。

　　1941年11月间，石底监狱在李子芳的领导下，组织了一次越狱斗争。徐锦树、廖振文(原军司令部人事科长)、胡崇德(原老五团营教导员)3人，在越狱时因天黑下雨，逃出虎口后失去联系，被敌人发现，徐在搏斗中英勇牺牲，廖、胡二人5天后也被抓回。这次越狱虽然未能成功，但他们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有如一声春雷在上饶集中营炸响，开了茅家岭暴动、赤石暴动的先河。气急败坏的特务头子张超把石底监狱越狱罪名加到李子芳、黄诚头上，把他们二人钉上脚镣。

　　徐锦树同三支队司令员张正坤一道囚禁于江西上饶集中营七峰岩监狱。在当年深秋挖墙越狱时被敌发现，后与追捕之敌英勇搏斗，不幸壮烈牺牲，年仅34岁。

　　中央军委组织编写的《新四军战史》一书中这样评价徐锦树：“英勇善战，英名永存!”

责任编辑：宋吟霜 最后更新：2020-07-22 10: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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