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逸,原名张运镒,曾用名张胜之,1892年8月10日出生于海南省文昌县头苑镇上僚村的一个贫农家庭。少年时,正值清廷腐败,帝国主义加紧侵略。1909年10月,他在广州黄埔陆军小学秘密加入同盟会,献身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后参加了1910年广州起义、辛亥革命黄花岗之役和攻击两广总督府之役。1912年进虎门广东陆军学校学习,两年后毕业,由同盟会南方支部派遣,在海南岛北洋军队中进行反袁工作。1924年,他积极拥护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被派到广东许崇智部任旅长,参加讨陈东征之役。1925 年,参加了二次东征和北伐,屡立战功。1926 年7 月,张云逸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二十五师参谋长、第二方面军参谋长。先后参加了汀泗桥、贺胜桥、武昌、河南等战役战斗,为北伐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1926年10月,他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 年7 月,他向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力荐共产党员卢德铭任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长,后来卢率部参加秋收起义。在张云逸的秘密支持和掩护下,二十五师大部分人员由李硕勋、周士第率领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不久,张云逸随张发奎部队南下到广州。12 月,张发奎为控制海南岛,派张云逸接任琼崖驻军司令。随后,张云逸准备配合地方党发动琼崖武装暴动时,在海口遇险,逃脱虎口到上海找到党中央。后根据党的指示,回广东参加广州起义。1928 年8 月,中央决定他到广西做兵运工作。
1929 年7 月,张云逸开始在邓小平领导下争取俞作柏和李明瑞准备武装起义。经过党组织的活动,张云逸出任南宁军官教导总队副队长,广西警备第四大队长。他调离了在这两支部队中的反动分子,建立了秘密党支部,掌握了各级领导权。10 月,按照邓小平的指示,他带领教导总队和第四大队,从南宁开往百色。12 月11 日,在百色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张云逸任军长、前委常委,邓小平任军政治委员。同时成立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建立了包括10 多个县的右江革命根据地。
1930 年11 月,根据党中央的命令,红七军4 个纵队在河池整编为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3 个师,张云逸和邓小平、李明瑞率领第十九、第二十师从河池出发,执行中央交给的攻打柳州、桂林等城市的任务。
1931 年1 月2 日,红军进占全州县城。前委在这里召开了会议,决定抛弃“左”倾冒险主义,取消攻打柳州、桂林等城市的冒险计划,决定北上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师。会后,他率领红军经湖南道州、江华到达湘、桂、粤3 省交界的桂岭,将十九、二十两个师缩编为五十五、五十八两个团。2月底,在湖南的水口镇与王震领导的红军独立一师三团会合。3 月下旬,红七军五十八团和独立师第三团到达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永新城与红二十军会合后,中共湘赣省委决定成立“河西总指挥部”,由张云逸任总指挥。4月初,张云逸任红七军河西独立师指挥部总指挥。11 月,他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12月,调中央军委工作,先后担任中央军委一局局长兼红军第一方面军副总参谋长、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33 年“八一”建军节,中央军委授予他二等“红星奖章”。1934 年10 月,中央红军长征后,张云逸兼任军委纵队先遣队司令员,率侦察队先行,保障主力占领黎平。部队迫近乌江时,他亲自勘察地形、选择渡口,完成组织突破乌江任务。1935年1月,他率工兵部队架设江界河浮桥,保障一军团主攻部队和中央军委直属部队渡过乌江,甩掉国民党“追剿”纵队,占领遵义。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正确军事路线指引下,红军摆脱了被动局面,走向胜利。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张云逸协助周恩来、叶剑英主持后方工作。1936 年4 月,红一方面军与陕北红军渡河东征后,张云逸在兼任渡河司令员的工作中,为东征部队回师陕北,提供了有力的保证。12 月7日,张云逸被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37 年10 月初,中共中央同国民党达成协议,将南方8 省14 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10 月中旬,张云逸带着中共中央指示,从香港到厦门,然后取道漳州抵达龙岩,向邓子恢、张鼎丞所领导的闽西游击队传达中央指示精神。他号召游击战士们要顾全抗日大局,同国民党合作抗日,实现从内战到抗战的战略转变。他为此向游击队各级领导骨干进行了艰苦的说服工作,终于使这支脱离中共中央领导、独立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组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
1938 年1 月6 日,新四军军部由武汉移驻江西南昌,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2 月,张云逸和项英、陈毅、曾山等,分赴粤赣边、湘赣边、闽赣边、闽东、闽西等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以及部队整编的指示。张云逸去福建,先在古田县与国民党县长洽谈了闽东游击队叶飞所部第六团北上抗日的问题;接着到福州与陈仪进行多次谈判,达成了设立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的协议。2 月底,张云逸筹备成立了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随后,张云逸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向国
民党福建省当局就“漳浦事件”提出强烈抗议。经过多次交涉与谈判,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不得不交还了300 件武器,使红三团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张云逸还到闽北地区动员红军游击队下山集中,并将这支队伍从福建带到安徽岩寺新四军军部。经过张云逸和新四军其他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仅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就将新四军编成了4 个支队,于三四月间陆续在皖南、皖西集中。张云逸在华南独自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和担负组建新四军的工作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
张云逸在皖南期间,为了支持第一、二支队东进江南敌后,将所率的第三支队第六团调归第一支队领导,自己率领第三支队立即进入皖南前线展开对敌作战,以策应第一、二支队东进。1938 年10 月,张云逸和谭震林率领新四军第三支队以机动防御方式与敌周旋,先后取得了清水潭、马家园等战斗的胜利,毙伤日伪军300 余人。为了加强对新四军江北部队的统一领导,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东进方针,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张云逸于11 月率军部特务营的两个连,渡江北上,抵达江北无为地区。到无为地区后,他立即与驻安徽国民党桂系当局建立了统战关系,并将庐(江)无(为)地区中共领导的一部游击队和人民自卫军,统一整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担负开展皖中地区的抗战任务。1939 年2 月,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江北游击纵队一部及战地服务团100 余名干部抵进皖东,在皖东活动的第四支队机关、部队亦陆续向皖东开进。
1939 年5 月中旬,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在东汤池正式成立,张云逸兼任指挥,徐海东任副指挥(尚未到职),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兼政治部主任。同时成立江北指挥部前委,张云逸任书记。1939 年6 月底,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整编所属部队,将四支队分编成第四、五支队,江北游击纵队改由江北指挥部直接指挥。部队整编后,在张云逸的部署和指挥下,即挺进淮南津浦路两侧,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和开辟根据地。不久,第四支队开辟了以定远县东南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抗日游击根据地;第五支队开辟了以来安东北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抗日游击根据地。江北游击纵队一部在巢县、无为地区坚持斗争,保持与皖南军部的交通联系,一部进至和县、含山地区和青龙厂开展游击战争。到1939 年底,新四军江北部队由4000 余人发展到8000 余人。
1939 年11 月,刘少奇到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后,相继主持召开了三次中原局会议,讨论华中发展方向、根据地建设和统一战线等问题,作出了发展华中的一系列决策。张云逸同徐海东、罗炳辉、邓子恢等江北指挥部和支队领导人,根据这些精神和刘少奇的具体指示,
对各项工作做了全面的布置,将第四、五支队分别展开于路东和路西,抽调干部和战地服务团组成大批民运工作队(组)深入农村、城镇,放手发动群众,组建各种群众组织,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猛烈扩大部队,组建民兵游击队。
12 月下旬,日军由南京、蚌埠等地出动2000 余人,向津浦路西周家岗、大马厂等地“扫荡”,驻古河的国民党军队闻风逃窜。张云逸同徐海东、罗炳辉指挥部队采取“诱敌深入”、“敌退我进,敌守我攻”的战术,在周家岗、玉屏山、陈郢后山等地与“扫荡”的日军进行了3 天激烈的战斗,毙伤日军160 余人,沉重打击了日军的疯狂“扫荡”,并乘胜收复了周家岗、大马厂、古河等地。这是新四军在皖东首次取得反“扫荡”斗争的胜利。从此,我军威震皖东,树立和扩大了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影响。至此,新四军江北部队在张云逸的领导下,初步完成了向皖中、皖东敌后的战略展开,抗日游击战争得到广泛发动,为创建巩固的皖东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三
1939 年10 月,新桂系李品仙上台后,反共活动日益加剧。对于安徽境内的抗日武装和民主根据地,新桂系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接二连三地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挑起一系列的反共磨擦。1940 年1 月,国民党安徽省第五专区专员李本一,先是给张云逸来函,说要将新四军江北部队南调,并指斥新四军向民间勒派粮款,不尊重地方行政系统,组织扩大游击队,妨碍征兵等。对此,张云逸于2 月23 日复函李本一,坚决拒绝将新四军南调的无理要求,并一一驳斥了李本一对新四军的种种污蔑。他在复函中还揭露了皖东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反共行径,要求其明令制止。但是,李品仙、李本一不顾我党的抗议,竟在皖东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欲将新四军江北部队完全消灭,切断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联系,并使江南新四军处于无退路的境地。2 月27 日,国民党皖北行署主任兼第十二游击纵队司令颜仁毅部第二支队和特务大队,乘新四军第四支队北移对付日伪军之机,以“护送点验人员”名义,占领第四支队防地,修筑工事,强行进犯定远以南大桥地区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中原局机关。同日,国民党安徽省第五专区专员兼第十游击纵队司令李本一率其部由大马厂向大桥地区开进,颜仁毅部第一支队也向高塘铺一带集结。桂系正规军第一三八师、一七一师则从淮南铁路以西向东运动,其先头部队越淮南路紧逼驻合肥以北青龙厂一带的新四军第四支队,企图分三路合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
在这危急关头,刘少奇、张云逸召集会议研究对策。他们认为:现在顽军向我们进攻了,这次磨擦仗非打不可。要打就一定要打好、打赢,要坚决打退顽军的进攻,消灭顽军的有生力量。为了打好这一仗,张云逸同刘少奇、邓子恢、郑位三等组成了领导机关,一连几天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地研究制定作战方案,决定主动越出包围圈,夺取定远城。定远一战,共歼灭国民党第十二游击纵队大部、第十游击纵队一部共2000 余人,生俘其支队副司令郑其昌以下官兵1000 余人,取得了定远自卫反击战的胜利。
在李品仙与新四军江北部队激战正酣之际,韩德勤趁第五支队主力西援、路东新四军兵力空虚之机,调集10 个团万余兵力向津浦路东游击根据地进攻,于3 月2 日首先围攻驻半塔集第五支队后方机关和少数留守部队,企图与李品仙东西夹击新四军。
当时,新四军第五支队在半塔集的留守部队加后方机关、教导队全部仅3000 人左右,而且新战士多,武器装备劣于顽军,情况十分危险。据此情况,刘少奇、张云逸、郑位三等研究后,决定在路东动员和组织一切力量,坚持半塔集,待路西主力挥戈东援后,再歼灭韩顽。同时,张云逸就皖东路西军事磨擦问题两次致电李宗仁、白崇禧,揭露李品仙挑起皖东军事冲突的事实真相,要求李、白致电李品仙迅速制止对我的敌对行动,严惩挑起内争的顽固分子,以固团结抗战。张云逸还公开致电蒋介石、顾祝同、李品仙、于学忠予以揭露,吁请严令制止。
3 月26 日,叶飞率新四军挺进纵队越过天扬公路驰援半塔集,于马集歼灭顽军第十三团1 个营。这时路西自卫战胜利在握,第四、五支队等主力在刘少奇、张云逸、罗炳辉、陶勇指挥下迅速增援半塔集。27 日,几路增援部队均赶到半塔集外围之张山集、竹镇一线,进攻半塔之顽军。顽军全线动摇,仓皇后撤。29 日,新四军分四路纵队出击,在王店集、莲塘与顽军激战,将其击溃。顽军连夜撤退,新四军跟踪追击,直至南三河畔。至此,半塔保卫战胜利结束。此战歼灭韩军3000 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
在这场反顽斗争中,张云逸有勇有谋,正确地指挥调动部队,巧妙地运用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打得果断勇猛,停得及时恰当,谈得理直气壮,为保卫、巩固和扩大皖东抗日根据地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这次桂顽、韩顽挑起的磨擦中,反共顽固派到处捕杀迫害我军官兵及其家属,甚至拘捕了张云逸的妻子。张妻韩碧于1940 年2 月22 日携幼子远之,从新四军军部赴江北指挥部途中,在安徽无为县襄安镇被国民党部队扣留。反共顽固派逼着要韩碧给张云逸写信,企图以人质为要挟软化张云逸,但被韩碧严词拒绝。张云逸得知夫人和幼子被扣押,极为愤慨。但他仍然把主要精力放在紧张的指挥反顽自卫作战上,并且把抗议顽固派对妻子的迫害同反对顽固派捕杀迫害我军官兵家属结合起来进行斗争。3 月31 日,张云逸致电蒋介石、林森和李宗仁、白崇禧,揭露顽固派的这一反动行径,要求政府释放全部被扣人员和归还枪支、物资等,并通令各省地方政府对我官兵家属,应同全国一切抗日将士家属一样,一视同仁,给予优待,严办残害我官兵家属的肇事者。经过严正抗议和不断斗争,韩碧母子被国民党顽固派扣押7 个月之久,于同年9 月被释放。
四
在自卫反击胜利后,为适应斗争形势需要,张云逸等江北指挥部领导人,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刘少奇的指示,分别成立路东、路西两个省委和联防办事处、联防司令部。为加强地方政权建设的领导力量,张云逸从江北指挥部所属新四军主力各团派出大批军事干部,协同地方,建立健全各级党的组织,发展地方武装,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早在3 月份,华中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已成立。在成立定远县政府时,张云逸和刘少奇、邓子恢等经过反复考虑,委派具有丰富群众工作经验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统战科长魏文伯担任了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的第一任县长。接着,张云逸主持江北指挥部又独立自主地委派了盱眙、嘉山、来安、天长、六合、高邮、仪征、淮宝、滁县、凤阳、全椒、和县等皖东各县县长,基本实现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将皖东全部、江苏一部化为根据地的任务。
由于中共统一战线在皖东取得成功,很多革命知识分子陆续从敌占区和国统区投奔到皖东参加各级政权建设,一些原国民党政权机构的公职人员和开明绅士,也纷纷向新四军靠拢,表示拥护中共的抗日主张。张云逸根据中共中央制定的“三三制”原则,成立县、区、乡
各级民主政府和参议会,吸收开明士绅和部分进步的旧政府人员参加各级政权的机关工作,以补根据地初创时期干部的不足。在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运动中,根据当时皖东的具体情况,张云逸提出了“三七分租”、“分半给息”、“废除旧债”等口号,并依据党在抗战时期的土地政策,强调在减租减息之后,保证交租交息,较好地调整了租佃关系和债务纠纷,既保证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又争取了大部分中小地主和开明士绅参加抗战。
皖东敌后根据地的建立,直接威胁着南京等城镇的日军及两条铁路运输线袁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震惊。1940 年4 月底,日伪军向我路西“扫荡”,占领定远县城。张云逸针锋相对,指挥新四军第四支队将日伪军击退。接着,日伪军又向我路东“扫荡”,骚扰破坏我盱眙、嘉山地区,27 日又占领来安县城。5 月底,新四军五支队胜利地进行了“火烧来安城”的战斗;6 月又对津浦路南段开展破袭战,袭击滁县县城、沙河集、张八岭、嘉山集等敌据点,破击津浦路,迫使日伪军撤出来安城。
此后,张云逸坚决地贯彻了坚持路西,巩固路东,向西防御,向东发展的方针,命令第四、五支队配合陈、粟部队和八路军南下部队开辟了淮宝地区,沟通了皖东与淮宝两个地区的战略联系,全力支援了陈、粟部队于10 月初进行的发展苏北根据地的黄桥战役。
1940 年9 月,日军又纠集第十五、十七师团和江都警备部队铃木部以及伪江浙“绥靖”部队一部,共1.7 万余人,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趁新四军第五支队北进淮宝、路东兵力空虚之际,从来安、六合、天长、高邮、明光、五河等地,分七路对津浦路东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面对这一严重局势,张云逸立即动员路东军民行动起来,投入反“扫荡”的斗争。根据敌情,张云逸在兵力上做了周密的部署。他发布命令,要求第四支队和在路东的新四军各部队,在人民自卫武装的配合下,就地分散,广泛开展游击战,狠狠打击日伪军的进攻;要求淮宝地区的第五支队等部在外线积极策应,牵制日伪军兵力。9 月5 日,日伪军对皖东根据地分进合击。为实施灵活作战,张云逸和江北指挥部其他领导人,分散到各个部队,进行直接指挥。在主力部队、地方武装、自卫队的密切配合下,采取灵活穿插,以袭击、伏击等战术,使日伪军到处扑空,被动挨打,特别是竹镇附近伏击日军指挥机关的胜利,使日伪军极大恐惧。到9 月17 日,出动仅12 天的日伪军被迫分路回窜原地。至此,路东反“扫荡”战斗胜利结束。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军委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全军扩编为7个师,其中第二师由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编成,张云逸任新四军副军长兼二师师长。在1942 年夏以前,张云逸未到军部工作,主要在第二师主持工作。1941 年4 月30 日,根据中央军委决定,新四军第二师组成以张云逸为书记的军政委员会,成员还有罗炳辉、郑位三、郭述申、周骏鸣。1942 年2 月成立淮南军区,张云逸兼军区司令员。从1941 年2 月到1942 年底的一年多中,张云逸同邓子恢、罗炳辉、郑位三、郭述申、周骏鸣、张劲夫等一起,根据中央、华中局及军部指示袁对二师和淮南党、政、军、民各个方面的建设整顿、训练、巩固和提高,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1942 年夏,张云逸根据中央决定,离开二师到新四军军部工作。年底,他同军部和华中局机关一起,转由苏北阜宁至盱眙县黄花塘,领导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和各师的工作。
1943 年底,陈毅去延安参加整风和党的七大,直到1945 年秋才回到军部。在这期间,张云逸代理军长主持全军军事工作。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云逸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1944 年4 月,日军纠集了五六万兵力进攻河南,发动了豫湘桂战役。汤恩伯、胡宗南指挥的40 万国民党军闻风而逃,郑州、洛阳等30 多座城市相继陷落。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为了给进攻国民党战场的日军以打击,开展河南抗战局面,从战略上将华中、华北、陕北3个战略区联接起来,提出向河南敌后发展,控制中原的战略方针和任务。根据这一指示,5 月4 日,张云逸和饶漱石、赖传珠等命令第四、五、七师除加强原地区的巩固外,做好进军河南敌后的准备。正当我军准备西进河南时,顽军耿继勋部向微山湖东西两岸地区进攻,企图切断我军在华中与冀鲁豫联接及华北与华中地区交通,阻止我军西进。对此,张云逸和饶漱石、赖传珠即给毛泽东、朱德去电建议:乘顽军向我进攻之际,由十八集团军总部组织八路军一部南下,四师加以配合,进行丰(县)、沛(县)、砀(山)反顽自卫战役,给顽军以沉重打击,尽可能控制丰、沛、砀地区,以利我西进。毛泽东、朱德等同意这个建议,即令八路军山东部队南下,对丰、沛、砀地区的顽军给予打击,歼其大部,使耿继勋、冯子固部退守铜山西北一带,为新四军四师西进创造了有利条件。7 月25 日,中共中央正式下达了向河南敌后进军的部署,并颁布了进军河南敌后的有关政策。根据中央的部署,张云逸决定,以四师主力5 个团执行西进任务,两个团配合地方武装和民兵坚持淮北路东根据地,并调三师七旅到淮北地区作为机动力量,以二师、七师钳制桂顽,策应四师西进。当西进的第四师遭到顽军南、北、东三面夹击时,张云逸迅速命令三师七、九旅主力与第一师一部共5 个团,截击由东向西企图合击的顽军第三十三师和第十四纵队苗秀霖部,从而使新四军西进部队扩大了作战回旋余地,确保了前后方的交通联络。在张云逸指导下,第四师主力在西进的4 个多月中,歼灭日伪军和顽军1.3 万余人,拔除据点36 处,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和顽军的进攻,控制了东起津浦铁路、西至商亳公路、北自陇海铁路、南迄涡河的广大地区,解放人口250 余万,基本上恢复了原有的豫皖苏地区,使淮北解放区获得近l 倍的发展,扩大了新四军在西线战略反攻的前进阵地。
1944 年冬至1945 年秋,张云逸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刘少奇、陈毅的一系列指示,组织粟裕、叶飞等率部渡江南下。南下部队经过9 个月的艰苦战斗,取得了粉碎日伪军的多次进攻和三次天目山反顽战役的胜利,歼灭顽军1.3 万余人,彻底打破了顽军聚歼新四军主力、驱逐新四军出江南的狂妄企图,开辟了苏浙边敌后新区,初步完成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东南的战略任务,进一步巩固与发展了苏南根据地。
从1944 年春起,张云逸指挥新四军二师兼淮南军分区发起攻势作战,袭击日伪军据点和交通线,取得重大战果。1 月,津浦路东军分区来(安)六(合)支队攻克来安县东南重镇雷官集和临近长江边的六合县瓜埠镇,歼伪军团长以下250 余人。3 月,津浦路西军分区部队攻克凤阳县东南红心铺据点,伪军全部投降。5 月底,第五旅粉碎日伪军2500 余人对淮南津浦路西地区的“扫荡”。7 月,津浦路西军分区部队攻克凤阳县南殷家涧据点,8 月,津浦路东军分区盱(眙)嘉(山)支队袭入盱眙县城,歼敌一部;来安支队攻入津浦铁路南段滁县之乌衣火车站,歼伪军1 个连。11 月9 日至16 日,新四军二师四、五旅一举粉碎了日伪军7000 余人对淮南津浦路西地区的“扫荡”,同时取得了占鸡岗自卫反击战的重大胜利。经过11 个多月的攻势作战,巩固了淮南津浦路西阵地,同时完成了对西防御的战略任务,保障和策应了第四师主力西进和第一师主力南下。
在1944 年,张云逸还领导新四军开展了大规模拥政爱民运动,增强了党政军民的团结,使对敌斗争的开展和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获得有力的保证。这一年,张云逸还领导部队进一步开展了生产运动,使各部队在农副产品及日用品上达到了自给和半自给。同时还进一步发展了军工生产。1944 年7 月1 日,党中央下发了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张云逸主持军部对全军的军政训练作了具体部署,并领导全军于1944 年冬开展了以提高四大技术为主的军事训练,以尊干爱兵运动为中心的政治整训,为迎接反攻做了充分的准备。
1945 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阶段。8 月8 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9 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意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据此,张云逸等一面命令华中各地敌伪立即限期向我缴械投降;一面部署我军反攻,准备夺取南京、上海、徐州、武汉等大中城市及宁沪、沪杭、津浦各铁路。他号召解放区全体军民和沦陷区同胞迅速行动起来,为迫使敌伪投降、收复华中全部国土而战。但是,蒋介石为了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在8 月11 日连发三道命令,要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原地驻防待命”,不许向日伪军“擅自行动”,与此同时,他却命令国民党军队“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抢占战略要点,并指使汉奸、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根据反攻形势的新变化,党中央于8 月12 日确定华中我军任务是:江南部队就地向四周发展,夺取广大乡村和县城,不作占领大城市的打算;江北部队力争占领津浦路及长江以北、津浦路以东,淮南以北一切城市,消灭日伪军。张云逸坚决执行党中央新的部署,领导华中全体军民开展对日伪军大举进攻,解放县城32 座、市镇400 余个,歼灭日伪军3 万余人,完成占领南京、太湖、天目山之间广大农村和许多县城的任务,使苏中、苏北、淮南、淮北连成一片。至此,华中解放区已有县城40 座,人口达4346 余万,新四军发展到31.86 余万人,民兵80 余万人。
五
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党中央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张云逸组织领导了苏南、浙东、皖中、皖南的机关、部队北撤和主力北上的工作。10 月,他率领新四军军部到达山东临沂。12 月中旬,中央书记处批准由陈毅、饶漱石、张云逸、黎玉、舒同5 人为常委组成华东局,领导华东地区的斗争。1946 年1 月,新四军军部和山东军区合并,张去逸任副军长兼军区副司令员。
6 月,全面内战爆发,张云逸领导了山东军民配合野战部队进行自卫战争,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1947 年1 月,中央决定取消新四军番号,成立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他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主持华东军区工作。4 月,蒋军开始对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他组织、指挥地方部队坚持斗争。8 月,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机关由他和邓子恢率领转移到渤海惠民地区,组成了党的华东后方工作委员会,他任书记,领导华东和渤海地区土改、整风、三查三整和整顿后方等工作。1948 年11 月1 日,华东野战部队整编为华东野战军(后改称为第三野战军),同时按地区建立各级军区,华东军区为一级军区,下辖山东军区等二级军区。张云逸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山东军区司令员,继续在后方主持华东军区和山东军区的工作。1949 年3 月,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会后,张云逸主持召开了山东军区会议,传达二中全会精神,作出关于建军、治安、生产、支前等工作的决定,领导山东军民为进一步加强人民军队的建设,恢复和发展生产,巩固解放区,支援大军南下解放全中国作出了贡献。
9 月下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张云逸出席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随后,又被任命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广西解放后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广西省政协主席。同时,还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华南分局第二书记和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由于长期的艰苦战斗生活和紧张的工作,张云逸积劳成疾。党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对他的健康十分关心,毛泽东亲自写信要他抓紧治病和安心休养。1952年11月,他到苏联疗养,1953年夏回国后在中央工作。由于张云逸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为人民建树的卓越功勋,1955年9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在党的第七、八、九、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云逸均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在第一、二、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62 年10 月后,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在他的晚年,虽然体弱多病,但他始终保持一个共产主义者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质,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经常深入基层视察工作,了解情况。1974 年11 月19 日,张云逸病逝于北京,终年82 岁。
责任编辑:徐为 最后更新:2019-06-25 10:4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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