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修补细菌战记忆
2016-01-04 10:22:58  来源：南方都市报  点击：  复制链接

　　当年崇山村村民被日军活体解剖的林山寺旁，一块巨大的石碑镌刻着义乌细菌战1315名死者的名字。 

　　上世纪4 0年代日军在义乌。这张照片被细菌战原告团作为证据呈交到日本法庭。

　　崇山村里到处可见这样的标语。这是一个有历史，有尊严的村庄。

　　浙江浦江县乡民自制的告示牌子，挂在崇山纪念会现场。那里的细菌战受害情况还没有进行完全调查。

　　缺少了对战争破坏后果特别是受害者的关注，对战争的理解是不完整的。

　　历史的记忆正在消失，再不做调查就真的来不及了，当务之急是成立民间组织。

　　——— 王选(原告团团长)

　　“11月18日义乌崇山村。天气冷，衣穿暖，房费、路费自理”。中国浙江崇山村决定纪念自己村庄细菌战蒙难7 0周年，一份通知通过电子邮件发出。

　　来自美国的独立纪录片制作人、来自日本的记者、律师和研究者，湖南、浙江的乡民市民，江西、吉林、四川的研究者，从四面八方向这里汇集。崇山村瞬间成为一个特殊的“场”，有了一种号召的力量。

　　11月18日曲江王氏祠堂沉重的双扇木门开敞，黑纱挂在祠堂正上方匾额上，匾额上是三个烫金大字———“叙伦堂”。

　　白发苍苍的老人，衣着朴素的乡民，来自远方的客人，互相间的问候，英语转日语，日语转汉语普通话，普通话再转崇山村方言。

　　像是一场离乱久别后的相逢，问候之后怱觉身边少了故人。有人在查点人数，看哪一位老人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悄然离世。

　　崇山村3 1名原告，已经死亡20人。活着的只有11个人。分别是王选、王晋华、王基月、王兴钱、王桂春、王福元、王明光、王基煜、王丽君、王新林、王基木。活着的也不是全部都能到场，80多岁的年纪，已经不起风寒。

　　700年宗族村庄被撕裂

　　粗大的雕饰木梁柱重重叠叠撑起高大的屋架，折返着幽暗的历史光影。方形的天井，流水环绕。三进院落房屋，一进比一进修得更高，也更隐蔽。最高最深幽暗处，是宗族社会的最核心，祖先的神位一一在列。

　　曲江王氏祠堂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宗族祠堂，坐落在义乌稠江街道上田村。但是，这个祠堂已经不再仅仅供奉祖先灵位，细菌战死亡者的名单和照片占据了祠堂的另外两进院子，院落的四面墙壁上，那些无辜殒命者的眼睛静静地望向汇集在这里的人们。

　　如一株生命力旺盛根系发达的古树，祠堂荫蔽着王氏子孙，也用血缘和传统将他们紧紧梱在一起。王氏远祖是距今1175年的王彦超，繁衍的后代在浙江金华、义乌有十几万人。曲江王氏祠堂建于第十五代王良贵，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这是王氏最大一支血脉的祠堂，供奉着四周60个村庄2万人的祖宗。崇山村人对这座祠堂有非同一般的情感和记忆，因为这是60个村庄中最大、最繁盛的一个。

　　11月18日来这里不是为了祭奠祖先，而是为了70年前那个苦难、恐怖的日子。

　　1940年10月4日日军在衢县空投下8.0公斤的鼠疫跳蚤造成9200多人死亡。第二年春天，鼠疫再次猛烈暴发，传染到义乌县城。虽然国民政府采取了很多防疫措施，但鼠疫依然一波一波向外扩展。离义乌几里地的崇山村未能幸免。

　　这年10月13日，崇山村农民王焕章清早起床去买了两把竹梢和一根毛竹，背着回来，在塘里洗了澡。到家就全身发烫，腿根肿痛，舌根发硬，病势危急。

　　虽然村中中医王道生来诊治过，但晚上王焕章就死了。接着，伺候他的儿媳即发病，次日也惨死了。王焕章独子王继法第三个病倒，22日挣扎了一天，也死去了。第四个是4岁的孙女。11岁的孙子由娘舅收养给人家看牛，不幸被毒蛇咬，王焕章一家5口人就全部死绝了。

　　中医王道生也没有逃过死神的追击。给王焕章出诊后，他就发烧，只三天就痛苦地死去。王医生是乡里行医为善有名望的人物，又有8个儿子，因此治丧隆重。三天三夜的道场，乡里邻居都来奔丧。但是道场未结束，二儿子王旌善的妻子吴菊兰病了，挣扎几天就死了。最后女儿、女婿、外孙……王家10人全部死亡。只有儿子王旌昌当时不在家，活到80多岁，成为家族灾难的见证人。

　　从此，崇山村每天死亡5- 8人，最多的一天死了20多人，不到三个月，就死亡404人，23家绝户，占全村人口的三分之一。再后来连帮忙抬尸体的人也找不到了，人们怕出门撞见“瘟神”。

　　11月7日，日军731部队和荣字1644部队在村外林山寺建立隔离医院，宣传“皇军给村民治病”，让村民将发烧者送到林山寺去。16岁的王侗将3岁的弟弟王仿送去，希望救弟弟一命。当他再看到弟弟时，幼小的身体已经腹腔洞开内脏全无。原来日军来崇山村是为了挖坟验尸取样，并活体解剖以取得染疫者的淋巴组织，将得到的“崇山株”细菌用于研究和制作新的细菌。

　　18日日军纵火将村庄烧毁。“啼饥号寒，哭声震天”，“空前之浩劫”。1942年11月19日，崇山乡乡长王文格、江湾镇镇长王芝生联名致电流亡永康大平的义乌县县长章松年。1943年3月义乌县卫生院院长杨尧震去崇山调查，看到累累没有墓碑的土堆，经一冬的风雨，大半塌陷，尸体被野狗拖出，满山狼藉。

　　这是个有完整宗族史的村庄，就这样被细菌战撕裂、阻断了。

　　日本立教大学学者上田信对崇山村进行了一系列社会、历史学田野调查，作为一个日本人，他敏感地发现：“对于中国人来说家的毁灭就是一切的毁灭，祖屋的消失就没有了寄身之所。没有家就没有族，没有家与族就没有国，因此这种打击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而是文化上、历史上、精神上的破坏。直到我去的时候，战争的影响在崇山村还可以看到，而且眼睛看不到的破坏更深重”。

　　细菌战祸害了崇山村“冲”、“茂”、“焕”、“基”字辈的四辈人，祖屋烧毁、子孙四散，死的死逃的逃，宗族社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村庄从此一蹶不振。

　　一点一点修补历史

　　东阳江江畔的崇山村如今早已名不副实。它不再是崇山之上要塞般耸立着的村庄，而是正被中国发达的小商品批发城义乌蚕食和包围。如今，抵达义乌这个发达的浙江地级市不再是一件难事，飞机、高铁和四通八达的道路连接着外面世界。但是，如果想从义乌市抵达崇山村却得花一番力气，只有挤过密密麻麻的批发市场和集市的摊位，穿过村口牌坊之下狭窄深长的巷口，一座白墙黑瓦青石板路的村庄才肃然于眼前。

　　崇山村的生活全变了，全村3000人口，其中2000人是外来打工者。村里70%的房屋都出租了，种地已经不是主业。当年将3岁的弟弟送到林山寺被日军活体解剖的王侗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王侗在1999年去世，他的儿子王建政开了家庭花饰的工厂，每天生产用的布料就达2吨。王建政除了是农村家庭工厂老板，还接替父亲成了控告日军细菌战的原告，并担任崇山村细菌战受害者协会(筹)的副会长。这个身材结实长相方正的男子在纪念大会上的发言铿锵有力。

　　“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崇山村高处的黑瓦白墙之上，到处可见这样的大红字标语，让这个正在城市化的乡村有了异样的氛围。体形硕大的白鹅在祠堂前的池塘里高叫不止，一排黑字刷在祠堂的白墙上———“‘日本是一个特殊的国家，这个国家只要一强大，必定向外扩张、侵略。’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对亚洲周刊记者的谈话”。

　　这是一个有历史记忆，有尊严的村庄。

　　1994年留学日本的王选回到家乡，村里的王焕斌对她说：“选，你去找这个日本人”。这是一个叫森正孝的日本教师，希望能在课堂上给学生讲“真实的历史”，来中国调查细菌战受害情况。1991年，崇山村的村民王达、王焕斌、王仲明等就调查了崇山村鼠疫受害情况，并发起一个万人签名，想告日本，但苦于没有出路。

　　第二年，王选找到了森正孝并把他带到了崇山村。“如果没有记忆，那就什么都不会有，实际上，崇山村的人从来没有忘记，只是没有地方表达”。王选说。

　　森正孝见到崇山村人王培根提了一个问题：“崇山村两年左右死了几百人，一定有很多坟吧，它们在哪里，能给我一张照片吗？”

　　哪里有什么坟！当年的崇山村自顾不暇，死者都是草草而葬。又怕日军发现坟茔挖出来解剖，都把坟头拉平，后来政府怕鼠疫再发，又重葬死者，什么都没有留下。

　　这是段被冰冻并在逐渐失散的历史。中国人的抗日战争记忆是经过近30年的努力才一点点拼凑起来的。崇山村也是如此。战后将近50年的沉默，苦难经历只在家族里以非正式的方式流传。

　　在中国受害地作田野调查的日本东京女子大学现代教养学部教授聂莉莉在东京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细菌战受害者的记忆是一种‘无声息’的记忆。”

　　无声息的记忆包括几十年来只能将记忆深埋在内心，甚至不曾对家人诉说；长期以来，大规模的鼠疫受害在当地也鲜为人知，不曾在当地县市历史博物馆及抗战纪念活动中提及。这是一种极不正常沉默。二战以后，或许只有中国一个国家缺乏这种以战争受害者为主体的诉说、回忆、反思和追讨正义。

　　一面是个人私下记忆的苦难和沉重，一面是集体公共的历史话语对之的冷漠和无视。聂莉莉认为这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政治的社会的体制性特征和历史话语的特点，自上而下、重整体，缺少自下而上、自个体而总和的历史总结。

　　半个世纪前的苦难，一下子被中日民间细菌战调查激活，记忆的闸门被撞开。

　　王培根、王锦悌(已逝)等12个在乡间有文化、有影响的老人成为崇山村最初配合日本调查的成员。王选的加入为崇山村村民和日本律师架起沟通的桥梁。精通日语、英语，又能讲崇山话的她，是王氏祖宗王良贵的第35代孙。

　　一个个死亡者的名字，一个个受害家庭，一个个悲惨故事。崇山村被割断的历史一点点地修补。崇山村的行动迅速影响到周围村镇。张村的村民纪关南找来：“我5岁的时候，家里人都死光了，调查调查我们村吧”。孤儿纪关南成了张村的调查骨干：崇山村的媳妇染病逃回张村娘家，结果先传染了村里医生一家，接着疫病如烈火，全村死了64人。

　　一个村又一个村，细菌战村民调查委员会成立后，王锦悌成为调查委员会里的骨干，并成为崇山村的第一批原告。

　　几个70多岁的老人，靠两条腿跑完了整个义乌县几十个村子，集齐了一份1315人的鼠疫死亡者名单。

　　崇山村的民间调查模式，一波波向外扩展，金华、丽水、衢州、宁波、江山，一个地区又一个地区，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

　　“个人记忆是多种历史载体中的一种，缺少了对战争破坏后果特别是受害者的关注，对战争的理解是不完整的”。聂莉莉说。

　　战争记忆，不同于一般意义的资料，它们不是抽象的数字，不是刻板的条文，也不是综合性的记载，而是作为一个人的生命、身体、亲人、尊严等遭到摧残的活生生的历史。

　　在中国的历史书写中，缺少的恰恰是这一块。个体的、家族的，生命的历史。

　　1999年清明节，在当年村民被日军活体解剖的林山寺旁，凌然架起一座飞檐重叠的亭子，亭子被命名为“劫波亭”。黑底烫金大字刻在亭柱上：林山宝地建碑亭国耻毋忘，东京法庭诉奇冤举世共愤。劫波亭环抱着一块尺幅巨大的黑色花岗岩石碑，碑上镌刻着义乌细菌战1315名死亡者名单。苦难的、半个世纪以来无处诉说的记忆找到了一个盛放的容器。

　　劫波亭下，纪念碑前，在这些普通乡民悲惨死去57年之后，第一次慰灵仪式在清明节的细雨中开始。“这是中国第一块镌刻记载普通的战争受害者名字的纪念碑，如果死者在天有灵的话，他们一定会感到安慰”，王选说。

　　除了细菌战受害历史，另一段被砍断的乡村历史也在修复。“曲江王氏祠堂‘文革’中已经破坏得不行了，王氏的子孙捐款40万元，义乌教育局给了10万元，我们按照旧式雕花，把祠堂全部重修。买了200斤桐油，把梁柱全部漆过”。王培根说。2004年，王氏族谱开始第24次重修，其间续写族谱被阻断了80年。子孙捐款，募款公开，60多个村选举代表，这不仅是一次重修历史，还是村民自治的一次实践。

　　记忆的力量

　　今年崇山村70周年纪念会氛围特殊。11月17日晚央视播出身份为民主党党首的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宣布解散众议院的新闻，原告团律师一濑敬一郞、记者西里扶甬子、近藤昭二等日本人全部站起来默默地看着电视。

　　如果民主党的落败自民党执政，最让人担心的是日本政坛或许将继续右倾化，那么中日之间关于历史问题的解决将更加困难重重。

　　资深记者西里扶甬子从1997年开始来中国进行战争受害问题调查，她认为，未来的日本，将是一个对战争记忆更加淡化的日本。日本右翼对历史的认识是粗浅的，并一直想忘记它。一般的日本人战争历史了解不多，“他们不理解中日磨擦中国人为什么那么愤怒，因为将现实和历史问题联系起来看的市民非常少。”

　　40多岁的日本学者上田信说，他们这一代日本人是“不知道战争的小孩”。他感慨，现在“不知道战争的小孩的小孩”都已经长大成人了，他们对战争知道得就更少。

　　上田信对战争的了解直接来自细菌战诉讼。他特意到崇山村进行了系列田野调查，并将细菌战的内容写进了日本高中历史教科书。这在日本是第一次。这本由清水书院出版的高中历史教科书的采用率达到了12%。

　　来自美国的国际独立纪录片制片人Jam es H ong说，“中国没有人管这些受害者，日本也不管。实际上中日两国都在等这些人死去，那一段历史就被翻过去了”。

　　生命与记忆的历史之山，是一砖一瓦持续堆积起来的。它在那儿了，就不容易翻过去。

　　73岁的王继续2010年参加日本市民集会，面对日本市民，他说出了深藏在心底的家庭秘密。1940年11月的崇山村林山寺，当村里殓尸人发现王继续祖母遗体大襟衣服上满是血迹，掀开一看，女人的腹腔开裂内脏全部被掏空了。王继续作为崇山村受害者协会会长，参加过无数证言会，但祖母死亡的细节，十几年来他一直缄默不言。“家族的大耻辱，大到说不出口”。王继续说。不仅仅是悲愤、屈辱、仇恨，还有宽恕，才让家族最隐密的痛苦得到释放。没有释放，和解与友好永远不可能到来。

　　变化正在崇山村的村民身上悄然发生。十几年来，崇山村的农民知道了飞机、护照和签证，他们可以洗罢脚上的田泥，就站在日本的法庭上，他们不再发抖害怕，坦然用崇山方言讲自己家族的故事。崇山村5名原告到日本出庭10次以上，义乌有20名原告到日本出庭，路费自付自筹；他们在日本国会前游行，学会了不丢下垃圾，他们花自己的钱印好材料和名片，学会了使用电子邮件，甚至学会了制作PPT文件，有记者来采访时就递上一张名片，上面大大方方地写着：崇山村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细菌战原告团顾问律师刘惠民说，这是一场发生在中国乡间的公民运动。

　　十五年来，中日民间每年都坚持开一次细菌战问题共同会议，中国的受害者每年都去日本国会进行一次请愿并在日本各地向市民宣讲；民间的细菌战调查向深度和广度开拓，新的受害地不断发现，事实在累积。

　　日本民间组织的努力成果也在右翼的叫嚣中渐渐扩大。战争思考联盟中的国会议员成员从几个扩大到30多个，不断有议员就战争遗留问题向政府提出质询；非营利性的法人N PO组织“日军731部队细菌战资料中心”在东京都注册成功，其成员奈须重雄发现的金子顺一论文成为细菌战新证据。

　　慰安妇、强制劳工、无差别大轰炸、细菌战，日本外务省外交文书编纂委员会委员长、日中历史会谈中日战争部分日方首席专家波多野澄雄用“火山爆发”来形容上世纪90年代涌起的亚洲国家民间对日诉讼。他认为，旧日本帝国的过去，已成为束缚现代民主日本的难题。尽管日本法院以司法政策和一系列条约作为盾牌，回避战争责任，但世界民主化和人道化日渐取得人心的大趋势，已使日本政府无路可走。

　　民间组织无处挂靠

　　纪念会的前一晚，赶到义乌的原告代表在一起吃自助餐，算是团聚饭。原告团律师顾问楼献开车从杭州赶来，看着欢乐相聚合影拍照的人们，对记者说：“这是最后的散伙饭，该来的都来了，老的，活着的。”

　　楼献说，没有民间组织，就搞不下去，不开放公民社会，细菌战受害问题就没有出路。

　　2006年6月25日，也是在崇山村王氏祠堂里，原告团律师一濑敬一郞向浙江、湖南的原告介绍十年来控告日本政府的努力。官司打完了，虽然日本法院认定了细菌战事实，但日本政府不道歉不赔偿，未来路在何方？

　　楼献律师提出三条：要建全国性的细菌战陈列馆，就如柏林市中心为犹太受害者建立的纪念馆一样；二，建立全国性的细菌战罪行研究中心，出版刊物，申报国家课题将细菌战的调查和研究进行下去。关于屠杀犹太人的著作有几千部之多，而关于中国细菌战受害的著述却寥寥无几；三，成立全国性细菌战受害者联谊会，有了受害者非政府组织，就有了控告的主体，可以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控告细菌战的反人类罪行。

　　倏忽之间，6年过去，三项目标没有一项达成，还会有80年纪念大会吗？不会再有了，十年之后将不会再有亲历者活在世上。

　　自细菌战受害诉讼结束之后，受害者的呼声日渐寥落，根本的原因是找不到出路和宣泄的渠道。义乌的受害者民间组织争取多年，虽然得到了民政部门批复，但一直都找不到挂靠单位。各地代表聚在一起开会讨论如何找到一个挂靠单位，湖南常德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协会2011年11月1日得到社会团体法人登记，操办这件事的徐万智说，光是找挂靠单位，就跑了三个月。

　　看着中国人热烈的讨论，在场的日本人一头雾水。中国细菌战原告团律师顾问刘惠民对记者说：“‘挂靠’一词是中国国情的代名词，日本人怎么会懂？实际上民间在许多问题上是有优势的，应该发挥民间的力量来进行突破。政府可以做专业指导。”

　　2012年8月21日，日本众议院议员服部良一向众议院议长横路孝弘提出《质问意见书》，由议长转交总理大臣。其中的第四部分内容是关于常德日本细菌战受害者协会的成立：“中国受害者对直到现在都未承认731部队实施了细菌战的日本政府，怀有严重的不信任，以及强烈的愤怒。731部队细菌战问题是日中友好的重大障碍。平成二十三年十一月，中国的细菌战受害地之一湖南省常德市政府批准细菌战受害者成立民间社团‘常德市细菌战受害者协会’，予以登记。该社团的活动目的之一是实现日本政府对于细菌战受害者谢罪赔偿的要求。政府是否认识到，该协会作为社团法人，是由中国湖南省常德市政府批准成立并登记？请明确答复。”

　　8月31日，日本内阁野田首相答辩道：对是否是政府批准成立并注册一事不知道；但对协会的成立从媒体报道中得知。

　　“这件事非常重要，至少日本政府表示知道了中国受害者的愤怒，知道中国受害者可能采取的行动，不能再装聋作哑。”王选说。

　　“实际上很多事政府是拖不动的”，王选说，细菌战的调查早已在乡间摸索出一套经验，应该放手让老百姓去解决他们自己的事情。

　　日军细菌战是至今没搞清的重大秘密。2011年奈须重雄用8年时间在日本国会图书馆关西分馆所藏的约50万部博士论文中，发现731部队金子顺一军医1949年向东京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其中记载在中国的6次细菌战攻击及25946死亡人数，这个数字是目前中方掌握的10倍以上。这远远不是日军细菌战的全部。最近发现浙江东阳、慈溪、嵊县都曾有鼠疫流行，其中东阳一个村死亡人数就达40人以上，这些地区完全是调查的盲区。

　　11月18日还清点了原告生存状态：

　　宁波9名原告，只活着2人。

　　常德的61名原告，活着的只有29人；

　　崇山村31名原告，只活着11人；

　　180名原告死亡已达三分之二。

　　“历史的记忆正在消失，再不做调查就真的来不及了，当务之急是成立民间组织。”王选急得哇哇叫。

责任编辑：赵艳阳 最后更新：2016-01-04 10:2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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