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的研究
2016-03-02 15:15:00  来源：湖南文理学院细菌战罪行研究所  点击：  复制链接

　　一 731部队罪证的保护和研究

　　揭露731部队的罪行，必须从对731部队罪证的保护和研究抓起。已经进行的对731罪证的保护和研究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那是苏联公开出版发行《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简称《伯力审判材料》）后的1950年秋季，刚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颁发了关于“保护哈尔滨之平房、长春之孟家屯日本细菌工场及安达之鞠家窑特别实验场”的通知。当时平房的原731部队遗址已经变成一片废墟，但中心部位残垣断壁明显存在，土陶细菌弹壳堆积如山，地方政府没有将此纳入保护计划。由于这里是我国新兴的航空基地，所以由新建的国营122厂负责，在四方楼遗址四周圈着铁刺线，竖立着“不得破坏”的公告，并配备专人看护，但这只是看护，根本谈不上研究问题。

　　第二阶段，从1958年10月至1969年10月，这11年间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革命”两次社会大变革，“731”遗址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职工群众用拆下的砖头，在“731”遗址上盖住房，不少单位在遗址上盖了厂房或办公室。为了“大跃进”，某工厂竟在遗址上砸钢筋，拆原731部队动力班的钢梁架子，用来炼钢铁。到了“文化革命”时期，无政府主义更为严重，“革命委员会”发动三千民兵、中学生，为寻找可利用的地下洞，竟挖地2米，不仅将残墙断壁夷为平地，而且遗址地下设施也被破坏得所剩无几。

　　第三阶段，从1982年至今的20年间，这是对“731”罪证遗址保护和研究从开始重视到深入发展的阶段。中国对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的正式研究大体上是从1982的8月开始，比日本的研究时间大约晚两年。在此之前，虽然我个人对此做过调查研究，但研究深度和广度都是非常有限的。1982年8月，获悉日本著名作家森村诚一先生将于9月中下旬来平房考察731部队的罪行。那时没有731部队遗址管理机构，事先由哈尔滨市地方志办公室牵头组织了有我参加的“三人调查组”，不但对遗存在平房区和哈尔滨市内的731遗址进行了考察，而且走访了数十名幸存的中国劳工见证人。森村诚一先生这次考察对我们保护731遗址起到了很大的启发作用。他考察哈尔滨平房的原日军731部队遗址和长春孟家屯的原日军100部队遗址后，在北京会见了前文化部长夏衍，他遗憾地说，731部队罪证遗址留下的不多了，仅剩地下实验室了。

　　1982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的邓力群阅看文化部的一期简报后批示：“要把日本侵华时期的这个万人坑，那个万人坑，南京大屠杀（地），哈尔滨的日军细菌工厂等作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起来。”

　　邓力群还建议将这期简报转给胡乔木阅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看后，在给邓力群的复信中指出：“前阅报载《恶魔的饱食》的作者（指日本作家森村诚一先生——笔者注）前往哈尔滨日本细菌实验旧址，看了已盖了工厂，仅存地下实验室遗迹。此事望告黑省委宣传部和文物局（指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国家文物局——笔者注）着意保护，并作为对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教育场所……这类事情现在抓已经迟了一大步，如果再不注意，则有关文物将永远湮没，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了。”

　　当时日本发生了篡改教科书事件，否定日本侵华罪行，同时又掀起复活军国主义的思潮。反华的气焰十分嚣张。身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意味深长地告诫全国人民：“岸信介要搞满洲建国之碑，我们就到处搞日军侵略之碑。这对教育人民，教育青少年和子孙后代有特别重要意义。”

　　中央领导同志意味深长地提醒我们，要从教育青少年和保护文物的认识高度去保护好“731”遗址。为此，中宣部致函文化部党组，希望有关部门按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办好此事。不久，国家文化部签发了文物字［82］1289号文件：《关于做好保护日本侵华罪证遗址工作的通知》。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中宣部的信函和文化部的通知，引起了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领导的高度重视。立即批准将731部队罪证遗址列为市、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于12月1日组建了哈尔滨市平房文物管理所（不久改为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开始对731部队罪证加以研究和保护利用，把“731”陈列馆办成向全国人民特别是向青少年进行爱国教育的阵地，同时不断深入地揭露侵华日军731部队的罪行。

　　从1982年至今这20年中，先由成立侵华日军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做起，从平房附近居民手中征集了1000多件罪证实物，在平房和哈尔滨市内发现了20多处731部队罪行遗址，又通过走访80多名中国劳工，接待和寻访80多名原队员、原宪兵，寻访30多名“特别移送”的受害者家属，查阅200多万字的历史档案资料，并联合国内外历史学者，经过多方面的考察和研究，基本上搞清了侵华日军731部队用活人做细菌试验和广泛使用细菌武器的重要罪行。接着全国各地的历史学者，分别对长春的100部队、北京的1855部队、南京的1644部队、广州的8604部队和在东北、华北、华中和华南进行细菌战日军的罪行进行了调查研究，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目前，由我们保护下来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遗址有23处，征集的罪证实物达1 000多件。这些罪证数量虽然不多，但和全国各地相比还算是好的。对侵华日军细菌部队罪证的保护、研究和利用，经过了很长一段认识过程。正像20年前中央领导指出的那样，对日军侵华遗址要着意保护，并作为对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教育场所，这类事物情现在抓已经迟了一大步，如果再不注意，则有关文物将永远湮没，并将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事实就是这样，日军731部队重点遗址是侵华日军重要罪证。731部队以平房为细菌实战研究中心基地，到底干了些什么？不用说日本国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不真正了解，连中国人民甚至哈尔滨的平房人也很少有人知道。如果把侵华日军731部队罪证保护、研究利用好，不但使参观者信服，而且对日本否定侵华是一个有力的回击，同时也对控诉日本否定侵华是一个有力的支持，再者也为控诉日本细菌战罪行提供了法律依据。再过许多年，即使加害者、受害者等见证人都离开了人世，但我们事业也会立于不败之地。

　　二 抓住日军细菌战部队要害罪行取得证据

　　以731部队为中心的各个日军生物化学特种部队，他们的要害罪行都是用活人做实验和广泛使用生物化学武器，杀伤敌对力量和破坏生活资源。

　　石井部队（731部队）刚被派到中国东北来的时候，日本陆军大本营给石井四郎的任务是，以人、动物、植物为对象，进行生物化学武器的实战研究。石井部队在背荫河时期，不但对人进行各种传染病菌试验，而且利用野外实验场进行毒气试验和触电实验。曾在背荫河石井研究所（化名加茂部队的石井部队）工作的原队员于1993年证实：“我们不仅在市内对人进行霍乱菌传染试验，而且在部队附近的一个村屯也进行过这种试验，那个屯子死了不少人。”1999年我们去背荫河镇进行考察时，发现当时进行霍乱试验的地点是李瓦房屯。李瓦房屯的老住户李永春老人讲：“记得在1934年夏，背荫河的日本人来我们李瓦房屯，从我屯惟一的一口井里抽出水，说是化验。日本人走后，我们屯30多户人家都喝这口井水，结果发生了霍乱传染病，全屯死了30多口人，我母亲就是那次霍乱病死的。一天，听说日本人要来检查，背荫河村警察所关所长提前来到我屯对我们讲，日本人来时，大家都精神点，别说得了霍乱症。不然，日本人就把患病的人拉进中马城搞试验去了。”结果，日本人来后，什么真实情况也没得到。

　　李永春等老住户还讲，就在发生霍乱传染病之前，日本人就把硕大户山的一角全部封锁起来，不让周围村民靠近。那几天背荫河的日本人一直在山里发炮，那黑色烟柱很长时间不散。据分析，这就是野外的毒气实验。

　　据派往四平市毒气实验场执行警戒任务的宪兵（上等兵）渡边泰长证实，“1934年11月9日，日本陆军化学实验所满洲派遣队、关东军防疫给水班（石井细菌部队前身，）在四平郊外1公里的地方，强占一所中学，在四周围墙上架上高压电网，在里边对人进行非人道的毒气试验和触电试验。我们的任务是负责监视中国人。”

　　1934年初秋，背荫河中马城发生了越狱暴动，王子杨等12名反满抗日分子逃脱细菌魔窟。1990年前后几年，我们在新发屯、程家岗等地寻找到当年帮助难友砸断脚镣子的爱国农民付连举和吴泽民。这些都是石井部队细菌杀人的有力的见证人。关于石井部队（731部队）平房时期的要害罪行罄竹难书。当时在731部队服苦役的中国劳工每年1 000多人，最多时达3 000人左右。他们虽然在部队外围的一些单位进行体力劳动，但也能耳闻目睹一些重要情况。据劳工幸存者白武斌、付景岐讲，日本人迫使中国劳工用马车往四方楼运送粮食、蔬菜和面包。劳工们意识到四方楼里监押着人。日军一支特种部队监押人干什么？这点又从在部队军官食堂当伙夫的付景岐口中得到证实。据付景岐讲，一天，宪兵室春日翻译官让他准备夜餐。半夜时分，春日领着仓原一吾宪兵曹长和一名汽车司机来到餐厅。在饭桌上，仓原一吾抱怨说，由于牡丹江方面来的火车晚点一个多小时，后又到香坊保护院拉来几名俄国人，不然早就回来了。仓原还说，那两个中国人押进特设监狱还不老实，明天让细谷班长好好地收拾收拾他们。付景岐由于经常接触日本人，所以仓原一吾的话，他们都能听懂。他对细谷刚男过去只是认识，这回听仓原一吾一说，才知道细谷四方楼里是看管“犯人”的。这里提到的仓原一吾就是在苏联滨海军事法庭作证的那个仓原一吾。

　　关于往四方楼内院7、8号牢房运进活人的秘密，分别由潘洪生、方振玉、王志洪等劳工证实。那么，日本人关押活人干什么，劳工却不得而知，但从种种迹象可以猜测到日本人在搞什么研究和试验。乔世兴曾看到人骨架、土陶炸弹壳、炮弹丸。裴富、王志洪都曾从铁路线上往山口班运送过土陶炸弹壳。王志洪还被迫从野口班往铁路专用线的临时站台上运送装血粉的铝箱。有不少人证实，日本人迫使中国劳工把抽取的马血送到四方楼门口，由日本人接过去进了四方楼。这些都是731部队要害罪行的人证。

　　从森村诚一《恶魔的饱食》一书中得知四方楼及特设监狱是731部队细菌研究中心。可是731部队为销毁罪证，在败退前将四方楼等重要建筑物炸毁。东北光复初期四方楼及特设监狱残迹尚存，到了“文革”后期，这遗址被夷为平地。为寻找731部队要害罪行的物证，我们于2000年7月在获得勘探资料前提下，对四方楼及特设监狱遗址进行试掘。据传，由3、4、5、6栋组成的四方楼，一阶都是第四部（细菌生产）所用。7、8栋特设监狱除在这里监押反满抗日分子外，还各设有一处地下实验室。我们从四方楼中心走廊开始挖掘，发现了很大一块建筑格局比较明显的基址。经研究认定，这是特别班值勤室和被监押者伙房的遗存。

　　随后我们对7、8号监狱进行了试挖掘。虽然挖掘工程尚未全部完成，但从暴露出的基址情况看，否定了地下实验室的存在。关于7、8号监狱内部结构，据原731部队队员的回忆，就有两种说法。曾参加7、8号监狱建设工程的荻原英夫说，监狱（活人实验所）内部结构都是这样：中间设有两排牢房，牢房四周有循环通道，以供看守人员通行用。而曾进入牢房参与活人实验的神谷实、田村良雄讲，监狱内牢房、特别实验室、看守室都是靠南北墙而设，中间有走廊。我们这次试掘发现，7号牢房一阶结构与神谷实、田村良雄的说法一样，8号牢房一阶结构与荻原英夫说法一样。至于7号、8号牢房二阶结构是什么样，我们无法看到，据三位队员各自的说法，那与一阶结构是一致的。我们对7号基址分析：7号监狱内，中间有大小不同的牢房20间，排在东西向走廊两侧。牢房东头有一个看守室和6间特别处置室。牢房西头北侧有一个像消毒室的房间，在里边曾发现一具高压灭菌器残体，在东头紧靠看守室的一个房间基址上，还发现一个玻璃注射器。8号监狱基址所看到的情况是：有两排牢房共20间，外侧的看守巡视通道与走廊连接，牢房两头除6间鼠疫特别处置室和1间看守室外，在走廊东头北侧有一个大的房间，那是洗澡池子。我们在一个特别处置室基址上，也发现一支深蓝色的玻璃注射器。神谷实在临死前重病期间曾画一张7、8号监狱的平面示意图并加以说明，“中间那些稍大点的房间是牢房，两头那些小房间，除一间作为看守员值班室外，其余的小房间，有的是X光实验室，有的是鼠疫、冻伤特别处置室”。原少年队员田村良雄在多种场合证实说：“我作为宇野诚技师的助手，几次到过7号牢房。我知道7号二阶是女‘犯’监押室，一阶是监押在实验中的人。我曾协助宇野技师对7个被监押的中国爱国志士做过鼠疫传染实验，并作过两次活体解剖。”

　　关于被监押者的来源，前苏联于1950年出版的《伯力审判材料》作了披露：“凡是按‘特别移送’手续被解到石井部队里去的不幸人们中没有一个人生还的事实，也是丝毫毋庸质疑的。”按照《伯力审判材料》提供的线索，从1982年开始，我们利用5年的时间，查实了哈尔滨国际反帝情报组牡丹江情报站和奉天情报站遭到日本宪兵队破坏的经过，有朱之盈、吴殿兴、孙朝山、敬恩瑞、王成林、赵永庆、赵宗博、史顺臣等8人被日本宪兵队“特别移送”到石井部队（731部队），通过细菌实验杀害了。接着我们还查实了大连国际反帝情报站和勃利国际反帝情报站遭破坏并被“特别移送”案件130多起，被“特别移送”人员知其姓名的就有85名。1999年黑龙江省档案馆在自存的档案中发现知其姓名被“特别移送”人员46名，2001年吉林省档案馆发现知其姓名被“特别移送”人员277名。上述所有的“特别移送”案件，都由被俘的日本宪兵所供认，有的已被中国受害者家属和见证人所证实。

　　那么，这些被“特别移送”的反满抗日分子、国际反帝情报人员是怎么样牺牲在731部队里的呢？我们中国劳工是无法知道的，可是原731部队的川岛清（军医少将）、西俊英（军医中佐）、柄泽十三夫（军医少佐）、 原秀夫（军医少佐）、田村良雄、上田弥太郎、山下升等人员分别在苏联海滨军事法庭和沈阳军事法庭上供认，这些被“特别移送”人员都是通过鼠疫、霍乱、伤寒、炭疽菌传染实验而被暗害了。

　　以731部队为核心的侵华日军各细菌部队另一条要害罪行是广泛地使用细菌武器。比较典型的是诺门罕细菌战、宁波鼠疫战、常德鼠疫战、浙赣干线细菌战、鲁西十八秋霍乱作战、绥西鼠疫战等。这方面调查研究工作，我们东北方面的研究人员做得不多，多数是经过浙江、湖南的研究工作者艰难努力，一个一个地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加上日本一些研究工作者在日本发现了《井本日记》，那日记充分证明731部队确实在浙江、常德等地投撒了鼠疫菌。

　　731部队还有一条罪行就是毁灭罪证的罪行。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为反击日本关东军，分3路进驻中国东北。731部队慌乱了手脚，石井部队长下令将最后监押的尚未来得及使用的406名反满抗日志士用毒气暗害，拖到事先挖好的大坑里，浇上汽油焚烧。由于尸体埋不下，便把多余的尸体运到市内，扔进松花江里。这些秘密行动，我们中国人是无法知道的。为寻找其罪证，1988年我在日本大阪与10名原731部队队员进行座谈。有个第4期的少年队员岛田正治忏悔地说出他们50名少年队员奉命到7、8号监狱里往外拖尸体的事。1995年在哈尔滨举办的为了和平反对侵略战争座谈会期间，参加会议的原队员铃木进递给我一个纸条，要求我领他去松花江畔，有重要事情对我说。原来在1945年8月10日（或者11日），他们奉命把3台汽车开到四方楼东侧，将装进草袋里的尸体运到松花江沿，由派到那里的731队员将尸体扔进松花江。他还说，每车装有20个草袋，那天共运2趟。我估计如果每个草袋装有两具尸体的话，那么扔进松花江里的尸体大约有200具。我们取得了731部队毁灭罪证的重要人证。

　　三 抢救性地寻找人证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当年日本不仅仅在中国东北建立731部队、100部队，而且在华北、华中、华南分别建立了1855部队、1644部队、8604部队，另外还在新加坡建立了9420部队。他们犯下的许多重要罪行还没揭开。1993年5月至1994年末，我们曾与日本和平友好团体联合在日本举办了“731部队罪证展”。有不少恢复良知的原731队员、原日本宪兵，不畏日本社会上的政治压力和反动势力的恐吓，揭发731部队的罪行，忏悔自己的过失。可是还有相当一部分原731队员不情愿自我反省。特别值得我们深思的是，除1855部队原队员伊藤影明、8604部队原队员丸山茂和9420部队原队员冲岛袈裟春等个别人能够忏悔过去外，绝大部分人不能站出来揭发100部队、1885部队、1644部队、8604部队和9420部队的罪行。

　　现在这些原队员、原宪兵都年事已高，不时有离开人世的可能。我所认识的731部队少年队员石桥直方，他曾两次访问平房，并毫无顾忌地揭发731部队罪行。1993年我访问日本时，曾到热海市所安夫医院看望住院的石桥直方，他感动地向我补充了新的证言。1940年7月，他随石井部队第一批远征队员乘火车赶赴南京华中派遣军防疫给水部（即荣字1644部队），然后转车到达杭州细菌攻击基地。由于操作不慎，从飞机往下搬运时碰开跳蚤容器使跳蚤四散，使荣字部队不得不因此重新培殖一批跳蚤而延迟了投放细菌进度。

　　这一证言，在石井部队否认在宁波上空喷洒鼠疫菌液和投撒混有跳蚤的“鼠疫米”的情况下，无疑是一个有力的旁证。本来石桥直方还能回忆些重要情况，可是我在1994年第3次访日时他就死了。这几年给我们提供证言的胡桃泽正邦、越定男、三尾丰、小笠原明、荻原英夫等人都先后离世。如果对在世的原队员不抓紧做思想工作，好多的历史真相将被永远湮没。

　　我们中国的劳工幸存者和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家属也都年高多病，并且逐年减少。如果不在他们头脑还清醒阶段取证，也将会给我们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

　　四 如何揭开“防疫给水部”的面纱 ?

　　在日本侵华期间，无论是细菌实战研究部队（即非机动性防疫给水部），还是在各师团配备的细菌实战部队（机动性防疫给水部），都打着“防疫给水部”的招牌，活跃在各个战场上，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防疫给水部”起到了混淆视听和掩人耳目的作用。就拿731部队的活人实验、活体解剖来说，研究发现，细菌传染是试验，传染病治疗是试验，甚至在沈阳战俘营里对美、英、澳大利亚等盟军战俘传染病预防注射也是试验。从实际情况看，细菌传染试验，已被日本细菌战犯所证实，可是在传播并预防治疗方面多是得不到证实。通常认为，731部队是搞“防疫给水”的，各个支队主要任务是培殖鼠类和跳蚤，后期进行传染病菌的保存培养。可是档案资料表明，牡丹江第643支队和林口第162支队曾用人搞过试验，（但缺乏人证）。再比如，农安鼠疫，连原731部队人员都说是他们投撒的鼠疫菌。可是，我们现今看到的说法是：由两个鱼贩子带进去的，或者说是猎人带来的。为了“防疫”，他们出动了“防疫列车”，连哈医大的学生都参加了防疫，后来随着长春“三不管”地方发生鼠疫，连“关东军临时鼠疫防疫队本部”也设在了长春。去年吉林省档案馆公布一批关于鼠疫防疫方面的日文文件，似乎说石井部队（731部队）在为中国人办“好事”。这些日文文件虽然难以置信，但我们还拿不出证据。如果不是《井本日记》佐证，恐怕类似农安鼠疫这样的历史事实永远也无法说清楚。

　　1998年3月，我在《哈尔滨日报》上看到记者在青年历史研究工作者的配合下采写的两篇文章，一是说黄和云是“731”部队在农安活体试验的幸存者；二是说李素贞是通辽鼠疫幸存者。他们在鼠疫中死里逃生，我是相信的。可是他们忽略了一个关键环节：日军731部队如何利用农安、通辽这自然鼠疫区的客观环境和条件制造鼠疫灾难，并没有拿出根据来。况且说通辽发生鼠疫是1948年，无形中，我们工作人员有了“编造嫌疑”。

　　这种不求甚解的情况很多。2000年我在《新晚报》上看到一篇“爆炸”性新闻，说是长春100部队搞过炭疽菌传染试验。证据是一张“满洲帝国”信纸上用日文写的“对人、畜进行炭疽菌试验报告书”（草稿）。一个“专家”认定，这无疑是100部队搞的。我对此有几点疑义：（1）那地方的炭疽病是自然发生的，还是人为造成的？（2）这个报告虽然是日文，但怎么可以肯定是100部队的人写的，难道不能是懂日文的中国人写的？（3）有什么根据说是100部队搞的试验？?

　　我认为，这场炭疽菌试验很有可能与100部队有关系。可是从使用“满洲帝国”信纸这点来看，写报告的人很有可能是在伪满卫生机关工作的懂得日语的中国人或者是日本人，不像是100部队干的。我在研究平房地区三个村屯发生鼠疫情况时，也有这样体会。哈尔滨地区从来不是自然鼠疫区。平房的三个村屯1946年发生的那场鼠疫，防疫专家调查后一致认为是人为造成的。我们历史研究工作者与防疫专家配合，也力图寻找发生鼠疫的原因，否定了从外部传入的可能性，但从种种迹象上推论是731部队带来的遗害。知情的原731部队成员田村良雄也证实说：“如果没有731部队放出染疫动物的情况，这地方也逃不脱鼠疫灾难，因为731部队在撤离前曾派出人员往这些村屯里投撒了鼠疫干燥菌。”表面上看，这三个村屯发生鼠疫无疑是731部队造成的，可是，这个结论都是推测而来的，田村良雄的证言也不具有法律效力。上述都具有这样共性问题：731部队搞细菌阴谋的秘密并没有完全解开。

　　五 加强对日军细菌战部队罪行研究的国际?合作是工作取得成效的可靠途径

　　侵华日军各个细菌实战研究部队都打着“防疫给水部”的招牌，秘密进行细菌战阴谋活动，中国人民很难看清他们的真面孔。在日本侵华期间，无论在室内室外的实验场所，还是在各个战场上和广大居民区里，都发现了日本投撒细菌的实况，有些在当时或者是现在从多方面得到证实，但有的还缺乏足够的证据。大家都关心日军对沈阳战俘营里的美、英等国战俘是否进行了细菌试验的问题。笔者从1982年开始关注这一研究课题，掌握的情况不多。已经了解到731部队第一部凑班（霍乱研究）班长凑正雄技师曾带人到沈阳战俘营去对美、英战俘做过细菌传染试验，说是测验西方人对某些传染病的适应性，但还没有掌握试验的具体细节。后来日本朋友寄给我一份资料，那是一个名叫皮梯的被俘的英国高级官员的日记。日记记载着日军在那里不时地对美国战俘搞副伤寒、天花、赤痢等预防注射实验，还抽血……到105天就死亡186人。到1943年8月6日，死亡人数增加到208人。到11月21日，死亡已经超过230人……说这一定是731部队“科学家”搞的试验。他还看到一位日军高级军医官来这里视察过。据我所知，731部队在平房确实对人做细菌传染试验和各种疫苗注射试验。可是他们在沈阳战俘营里是真正搞传染病预防注射呢？还是搞细菌传染试验和预防注射试验？反正隔几天就死一批人，被监押者说不清。如今，凑正雄技师和那个叫植园的人已经过世，那个岛田恒二或其他参与者如果还活着的话，能否襟怀坦白，还不清楚。但不管怎么说，很需要知情的原队员出来讲实话，也需受害的美、英的幸存者作证。这就说明国际合作的必要性。不但731部队核心秘密，就是对揭开100部队、1855部队、1644部队、8604部队和9420部队要害罪行的内幕（可以说远未被揭开），同时也需要充分的旁证。如若实行国际合作，中国、日本和美国的历史学者就会发挥各自的有利条件，查阅历史档案、资料，加强对其罪行的考证，发动加害者、被害者及其家属等见证人出来讲话，我想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举办“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国际研讨会”，到受害地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也是行之有效的办法。

　　关于参与日军细菌战人物的研究，也有很多难点：有人使用化名，让人猜测不透；有人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有人在731部队里任职，同时又出现在其他日军部队里；有人虽然在关东军正规部队时当卫生兵或者军医，但往往为731部队的军医服务或为细菌实验提供方便条件。揭开这些人物神秘莫测的内幕，都需要国际性大合作。

　　最后我想谈谈在对日军细菌战罪行的研究中抄书改编、引证和考证的问题。关于日军细菌战罪行，早在1950年，苏联公开用几国文字出版《伯力审判材料》后，中国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揭露文章。这些见证资料对以后的研究工作不仅提供了日军细菌战罪行的线索，而且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上个世纪，到了八九十年代，紧跟日本历史学者的步伐，研究专著和文章像雨后春笋出现在中外报刊上，当然这是好事。可是不难发现不少文章内容多数是抄书改编的。我不反对抄书改编和引证，但我认为抄书、引证必须建立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之上，绝不要偏听偏信。要想引用，必须通过自己或别人的调查考证，否则，你就是不负责任的沽名钓誉者。有那么几位“学者”，为了出名，对历史不懂装懂，出了笑话。有的著述中说：“1939年5月，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大将视察了石井部队，要求石井四郎大佐带队参与即将发动的‘诺门罕战争’”。有的撰写论文说“宪兵队的‘特别移送’，需经关东军司令批准”。有的说“1855部队长西村英二大佐，就是731部队训练教育部长”。其实不是那么回事，1939年5月时，关东军司令是植田兼吉大将；宪兵队的“特别移送”须经关东军宪兵队司令官批准；曾任731部队训练教育部长的是西俊英中佐（后升为大佐），直到日本战败时还在731部队673支队活动，并被苏军俘获，而西村英二从1939年到1945年始终在北支1855部队。

责任编辑：吴步璇 最后更新：2016-03-02 15:1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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