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份日军细菌战文件的解读
2016-03-03 14:29:20  来源：《民国档案》  点击：  复制链接

　　［摘　要］　１９４２年底，日本细菌战部队之重要人物增田知贞在实践基础上形成了系统的细菌战理论。本文主要从细菌战的特点、细菌战战略以及细菌战的进攻与防御几个方面对增田知贞的细菌战理论进行解读。

　　细菌武器，作为二战开发出来的ＡＢＣ武器之一[1]，日军将之用于实战所造成的人员伤亡是骇人听闻的。二战时期，日军不仅进行了细菌战，还形成了系统的细菌战理论，这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军事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日军细菌战理论主要形成者是增田知贞，他是日军细菌战部队的关键人物。[2] 日军细菌战理论经历了试验室到试验场再到实战这样一个形成过程。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日军就在哈尔滨不远的五常之背阴河监狱进行秘密的人体试验和活体解剖。后来由于发生了一次监狱越狱事件，日军担心泄密，搬迁至现在７３１部队原址—哈尔滨平房，在这里继续秘密进行大量的人体试验和活体解剖，积累了大量的细菌武器知识、武器试制和使用的技术。这是在试验室状况下进行的。日军细菌战部队紧接着进行了田野试验以检查细菌武器性能，获得了大量数据，然后对细菌武器加以改进，使之可以进行大规模实战。[3] １９４１年进行常德细菌战，１９４２年进行浙赣线细菌战，在实战中都获得极好的战果。

　　细菌战理论来自于日军细菌战部队的细菌战实践，这一点毋庸置疑。日军细菌战部队留下的迄今发现的唯一能够证明其已形成系统的细菌战理论的文件，是一份１９４２年年底增田知贞离开中国战场回到日本东京后对一些日本科学家所作讲演的讲演稿[4]。还有一份文件是北条园了[5]１９４１年出使德国时将自己同年在日本陆军军医学校的演讲稿提供给了德方参谋部。该论文系由德文翻译成英文。该档案在时间上比增田知贞的要早，内容上与增田知贞的论文有区别，相当简略，不是一个成型的系统的细菌战理论[6]。也许是因为细菌战情报属于国家机密，即便是盟国，日本也不愿意与德国分享。

　　细菌战研究属于一个起步较晚，而且由于资料的限制和专业性强等特点而发展较慢（国外在２０世纪７、８０年代开始，国内学界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涉足）的学术领域。美国著名细菌战研究专家希尔顿·哈里斯在他的研究中使用了这份档案，但未作深入探讨；此外，便没有其他国外学者系统研究日军细菌战理论。据笔者所见，国内对日军细菌战理论的研究还未开始。本文意在抛砖引玉，引起细菌战学界对该课题的重视。

　　一、《细菌战》史料来源

　　《细菌战》材料源自于一份二战后美军相关人员询问日军战犯的《希尔报告》。二战后，世界很快进入冷战，美国认为自己又将面临苏联的威胁。为了获得更多的战争武器以对付苏联，美国认识到细菌武器的战略价值，而当时世界上细菌武器最先进的国家就是日本，而且美国已经知道了日本进行细菌战的秘密。美国军事占领日本后，多次派专家和情报人员赴日收集珍贵的细菌战情报。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２８日，美国国防部第四次派遣马里兰州迪特里克堡[7]的专家希尔前往日本进行调查。希尔在对石井四郎、菊池齐、大田澄、龟井贯一郎、增田知贞、金子顺一、内藤良一、碇常重、若松有次郎等日军细菌战部队重要人员讯问的基础上，形成了《希尔报告》。《希尔报告》相对于以前几次的讯问报告如《汤普逊报告》更有价值，因为它除了包括日军细菌战部队宝贵的细菌武器技术资料外，还有一份绝无仅有的细菌战理论的《细菌战》论文。《希尔报告》包括总论和分论，近８０页，用英文写成。希尔讯问增田知贞，希尔根据增田知贞提供的信息的基础上用英文写成了这个分论，共１８页。该分论扉页前：“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Ｉｎｔｅｒｒｏｇ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日本审讯报告）”，编号为０１３，文件结尾还有希尔手书的“Ｉｎｃｒｅｄｉｂｌｅ（难以置信）”，表达了自己的感受。因为当时美国方面由于伦理道德和法律因素的限制，细菌武器的研究还处于秘密的试验室阶段，更不用说实战了，而当时日本取得的成就足以让希尔这位专家目瞪口呆了。

　　《希尔报告》原藏于美国马里兰州迪特里克陆军化学细菌研究基地，现藏于犹他州达格威试验场技术图书馆。希尔顿·哈里斯在犹他州达格威试验场技术图书馆发现了该文件，后由日本细菌战研究专家近藤昭二编入ＣＤ－ＲＯＭ 版《７３１部队·细菌战资料集成》（日本柏书房２００３年版。）（下称《细菌战资料集成》）。该文件在《细菌战资料集成》的ＣＤ盘号为６－３３－１。以前学界主要关注细菌战人体实验和实战的研究，没有进行细菌战理论的研究，关键在于缺乏有说服力的材料加以实证。笔者当年应常德细菌战研究所陈致远之邀，通读《细菌战资料集成》，得到此文件。陈致远认为此文件极为罕见，意义重大。

　　二、对增田知贞《细菌战》的解读

　　这份集中体现日军细菌战理论的文件近４７００字，共１８页，既包含了战略思想，也包括战术的运用，攻防兼备，还涉及了大量的武器的类型和使用问题。共分７个部分：序言；细菌战定义；细菌战特征；细菌武器的类型；细菌武器的使用；历史上的细菌战事件；结论。

　　日军细菌战理论主要是一个针对中国战场也兼顾苏联和美国的战争理论，是一个很全面的细菌战军事理论。比如说针对苏军，该理论主要指出如何使苏军的重要战斗工具—军马失去战斗力。“对敌军马匹实施马鼻疽、炭疽和土拉伦斯菌攻击，毁坏敌军的军马，就能大大削弱敌军战斗力。”[8]针对美国海军，该理论主要提出污染海军食品和污染军海平面的方法使美国海军失去战斗力。“特别是在他们的军舰离港之前用伤寒菌污染敌方海军食品，症状会在二、三周后出现。此时军舰已在太平洋中部，这样他们的舰队进程会大大受阻。另外，由于已知伤寒菌能在温度和海流有利的海水里生存一周多时间，可以使用大量的细菌污染海平面造成军舰非直接的感染病菌。”第一部分，增田知贞首先说明了疫病的自然流行和人为爆发是很难区别的。日军正是利用细菌战这一隐蔽性的特点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战争目的。但是，罪恶毕竟不能掩盖，人们很快就知道了日军进行细菌战的犯罪事实。

　　增田知贞认识到人才对细菌战研究和实践的重要性，“细菌战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需要高科技知识来支撑它。”“由于存在敌军人为制造疫情的可能性，我们也产生了细菌战思想。”在这里，增田知贞指出敌方可能进行细菌战，为自己研究和生产细菌武器进行细菌战创设前提。而且增田知贞还在第六部分提出了世界范围内已发生的细菌战事件，说明自己进行细菌战的正当性和紧迫性。如果我们知道日军细菌战部队有计划有预谋的欺骗日本某些科学家为之服务的话，我们就知道增田知贞这些话是带有欺骗性质的，意在引起在场科学家的高度关注并为细菌战部队服务的。增田知贞在东京对这些科学家发表演讲，主要目的不是为了阐释细菌战理论，而是为细菌战部队招揽人才的。没有人才作支撑，日本细菌武器的研制就不可能达到世界第一的程度与规模。必须指出，石井四郎和增田知贞等人都是当时世界顶级的微生物学家、细菌病毒学家。希尔顿·哈里斯说自己写作《死亡工厂》除了要探寻这段不为人所知的历史真实，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促使人类思考科学家的伦理道德问题，是国家利益至上，还是人类的道德良知至上的问题。包括石井四%、增田知贞等大批日本科学家为了自己国家能赢得这场战争，失去了科学家应有的伦理道德，从科学家变成了屠杀人类的恶魔，这才是人类应彻底反思的。[9]

　　第二部分，增田知贞首先给细菌战下定义，“我方为了获取更有利的（战略）位置而对敌方使用致病性细菌以破坏敌方有生目标的行为称作细菌战。”该定义从作战目标、作战手段和作战目的三方面指出细菌战是一种特殊的战争行为。增田知贞接着回答了哪些是致病性细菌。“致病性细菌包括细菌、原生动物、病毒、立克次生体等”。增田知贞紧接着指出细菌战的战略目标—“细菌战不仅能用来杀死敌方军人，而且用来破坏敌方领土内的生物，包括人口、牲畜、家禽、谷物和蔬菜，还能用来针对明显倾向敌方的中立国或成为敌国盟国的国家。”增田知贞然后着重揭示细菌战的战略意义。“最重要的是为了消灭敌人。为了赢得战争，将战场上的敌人全部歼灭，是细菌战最基本的策略。”这样，它就把战略目标指向了阻碍日本实现战争胜利的所有对象。

　　第三部分，增田知贞分析了细菌战的特征。第一个首要特征是传染性。“所有生物对不同的病原体都有不同程度的防御机能，这种现象称作特质”。抵抗程度能自然或人为地增加。抵抗力会因“疲劳、饥饿、恐惧、疾病、湿度等环境因素的不同而不同”。由此，读者会知道当时日本细菌战部队对细菌武器的研发是多么的仔细，在实验室环境下和野外要进行多少试验，才能得到这些结果。细菌因为它的毒性大和易传播特点而被用作细菌战武器。[10] 细菌战就是使用这些细菌武器在广大地域范围内造成疫病流行，以实现战略目标。第二个特征是它的能效性。日军在做研究时，注意到了不同细菌的致病机理不同，也注意到了东亚蒙古人种、俄罗斯斯拉夫人种以及盎格鲁萨克森人种的不同[11]，还注重对不同地区不同风俗的考察。例如，在进行常德细菌战时，日军就注意到了常德丧葬风俗—入土为安，办丧事时间长的特点，而这会给地方政府的防疫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实际上，常德细菌战的巨大伤亡与此风俗是有极大关系的。第三个特征是细菌战的破坏性。“不管实际战果如何，在普遍民众中散布细菌肯定会影响敌方民众的士气。疫情在各地爆发，会使该国为了控制疫情而耗费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这样肯定会大大降低该国战争能力。”日军正是从打击中国军民抗战的士气和破坏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经济基础这两个着眼点对中国实施细菌战的。仅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日本细菌战战略思想是达到了一定高度的。第四个特征是它的复杂性。因为细菌武器不易存贮，而且使用细菌武器作战时不做好预防也会给自己的友军带来危害，因而使用细菌战武器极为复杂。“如果进攻部队配备大量的防疫人员，在进攻敌军时，就能有效保护面对敌军的友军免遭严重的伤亡。”从实际战况来看，浙赣线细菌战就造成了日军友军的几千伤亡。增田知贞对细菌战复杂性的思考说明他对浙赣线细菌战的教训进行了很认真的总结。

　　第四部分，增田知贞对细菌武器进行了细致的分类，由于专业性太强，笔者不在此作太多分析。日军对以下细菌和病毒及其所致疾病展开了研究并取得了大量实质成果：细菌：鼠疫、霍乱、伤寒、痢疾、肺结核、马鼻疽、炭疽、地中海热、兔子热、破伤风、气性坏疽、肉毒杆菌毒素；原生动物：急性传染性黄疽、回归热、性病、疟疾、黑热病；立克次氏体：斑疹伤寒、爆发性斑疹伤寒、恙虫病、洛杉矶斑疹热；病毒：登革热、黄热、天花、口蹄疫、狂犬病、流行性脑膜炎、流行性贫血。[12]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日军能在如此广泛领域取得这样的研究结果是很惊人的。疫苗的研制一般都是用动物作试验，但是动物很多方面代替不了人，所以疫苗实验结果是不太理想的。这些结果的取得是与当时日军用人体作试验分不开的。《细菌战资料集成》里有一个Ｑ 报告和一个Ａ报告，它包含了大量的如鼠疫患者肝、脾、肾、心脏等等变化的试验数据。这些真实数据是７３１部队对人体进行细菌试验之后活体解剖获得的。而交出这两个核心报告就是美国在二战后能与石井四郎、增田知贞等人达成免罪交易的主要条件。第五部分，增田知贞详细说明细菌战部队战术上是如何组织进攻和防御的。战术进攻分为破坏行动和战略进攻，防御战术主要针对日本本土论述的。

　　破坏行动是细菌战部队派遣少量人员秘密进行的小规模军事破坏。我们看看破坏行动针对的目标。日军细菌战部队选择“在首都和军工厂引起疫情爆发，可以降低他们的政治和军事的活动性”；或者选择航运及交通要道、水源地；尽可能快速的杀伤更多的人口，造成更大的心理震撼；破坏对象还包括军用动物以及军队的食品供应，达到瘫痪有生作战力量的作战效果。战略进攻则是大规模使用细菌武器战场作战。

　　从攻击技巧来看，分为直接散布和间接散布两种技巧。增田知贞认为直接散布病毒性细菌要注意以下几点：“１．应该大数量使用；２．避开会降低效果的因素；３．用带菌者和啮齿类动物来传播扩散疾病。”直接散布还包括“用女间谍完成刺杀重要人物的使命”。间接散布主要是污染交通枢纽和敌方已加工好的食品。

　　增田知贞强调相关人员应掌握所有与细菌相关的知识，并且要求在最适合的环境下使用细菌武器。例如“可以把霍乱、伤寒和痢疾细菌直接倒进水管以污染水供应系统和污染水源地”，“通过污染，形成带菌者”。

　　增田知贞还强调进攻前应采取充分的准备措施。选择作战目标和制定作战计划应详细，作战计划“必须突然、彻底地实施”。作战人员要经过良好的训练，并能圆满地完成作战任务。还要准备一个相当靠近进攻目标的飞机场，因为使用飞机来散布细菌作战效果是最理想的，这一点在常德细菌战和浙赣线细菌战已经得到证实。生产细菌武器的工厂越接近作战目标越好，因为细菌的存活期是有限的。腾冲作战时，增田命令部队就近收集活鼠以生产细菌武器。[13]

　　细菌战作战方式包括使用飞机抛撒细菌形成细菌雨，扔或释放填满细菌的炸弹或通过啮齿类动物传播。

　　在细菌战防御战术部分，增田知贞主要论述了日本本土细菌战防御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如何加强本土的细菌战防御，很详细。由于篇幅限制，兹不赘述。

　　《细菌战》既是一个蛊惑人心的演说词，又阐述了细菌战理论，它透露出来的意涵是非常丰富的。它作为唯一可以证明日军细菌战理论的史料，其历史价值是相当高的。

　　综上观之，日军细菌战理论是一个全面的军事理论，既包含了战略层面的理论思考，也有很详细的细菌战战术的运用。从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的结合的层面来看，它的理论意义也是非同寻常的。

　　注释：

　　[1]ＡＢＣ武器是原子武器、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英文首字母。

　　[2]增田知贞，１９０１年生，曾担任细菌战部队荣字１６４４部队部队长，１９４３年调往南方军冈字９４２０部队（南方军是日军负责东南亚战场的部队，冈字９４２０部队是日军在１９４２年建立的一支细菌战部队，总部在新加坡，笔者注），在中缅边境指挥细菌作战，１９４５年东北抗战胜利前夕秘密回到日本。由于二战后日美细菌战资料交易，未受战争审判惩罚。他是日军细菌战部队首要人物—７３１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的好友和得力干将。（７３１部队是日军建立的最早也是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细菌战部队，长期担任该部队部队长的是石井四郎，总部在哈尔滨平房。笔者注）在细菌武器研究和生产、细菌武器作战上都是日细菌战部队里为数不多的权威人物之一，其作用仅次于石井四郎。

　　[3]解学诗和松村高夫等：《战争与恶疫：７３１部队罪行考》，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4]Ｓｈｅｌｄｏｎ　Ｈ．Ｈａｒｒ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Ｄｅａｔｈ：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ａｒｆａｒｅ　１９３２—１９４５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Ｃｏｖｅｒ－ｕｐ （Ｉｓｔ　Ｅｄｉｔｉｏｎ），Ｒｏｕｔ　ｌｅｄｇｅ，１９９４．Ｐ111。

　　[5]日本细菌学专家，早在背阴河时期就和石井四郎一起工作，１９４１年至１９４５年德国投降止，任日本驻德武官，主要任务是收集欧洲各国细菌研究情报。被俘后为美军细菌战研究提供支持。

　　[6]［日］近藤昭二主编：《７３１部队·细菌战资料集成》ＣＤＲＯＭ版，日本柏书房２００３年版。盘号１－５－３，美国档案号Ｒ１１２，Ｅ２９５Ａ，Ｂ９。

　　[7]该地是二战及战后时期美陆军化学细菌研究基地。

　　[8]此部分所有引用除非特别注明都来自笔者未发表之《细菌战》译文，下不赘述。

　　[9]王选等译：《死亡工厂》的《中文版序言》。

　　[10]一般来说，细菌的毒性和传染性都是有限度的。细菌武器就是要人为的增强细菌的毒性和传播性，这是细菌和细菌武器的区别。笔者注。

　　[11]Ｓｈｅｌｄｏｎ　Ｈ．Ｈａｒｒ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Ｄｅａｔｈ：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ａｒｆａｒｅ　１９３２—１９４５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Ｃｏｖｅｒ－ｕｐ，Ｉｓｔ　Ｅｄｉｔｉｏｎ，Ｒｏｕｔ　ｌｅｄｇｅ，１９９４，ＰＰ１１３－１３１．

　　[12]以上分类反映的是１９４２年底日本微生物学研究成果，与现在流行病学通用的分类有所不同。笔者注。

　　[13]“Ｒａｔｓ　ｉｎ　Ｂｕｒｍａ，４Ｍａｙ．４４”Ｒｅｃｏｒｄ　Ｇｒｏｕｐ　１１２，Ｅｎｔｒｙ２９５Ａ，Ｂｏｘ１１，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日］近藤昭二主编：《７３１部队·细菌战资料集成》ＣＤ－ＲＯＭ 版，柏书房２００３年版，盘号１－３－９。云南省档案馆编：《日军侵华罪行实录·云南部分》，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６３４页。

责任编辑：吴步璇 最后更新：2016-03-03 14:3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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