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隐秘的细菌战与根据地的艰难转机
2016-03-14 16:59:37  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   点击：  复制链接

　 　午夜的密谋

　 　1943年8月21日午夜，阴谋的气息在暗夜中弥散。凌晨3点半，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陆续召集他们控制之下的使馆、领事馆、华北交通、华北政务委员会、北平市卫生局、警察局的相关人员，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时任日军第一军医部部长的石井四郎，在会上做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报告，内容是“关于华北防疫强化对策”。石井四郎的另一个身份，是原关东军731部队队长，日本细菌战最高权威。

　 　那个夜晚的更多细节已经湮没在半个多世纪的烟尘里，被记录下来的只有一份简短的会议报告记录，石井四郎描述了华北地区北平、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发生了虎列拉——也就是霍乱——的状况，“19、20两日内发生11名(其中死亡6名)新患者，由此计算，自发生虎列拉以来的总患者总计达到188名(其中死亡126名)”，继而发布了六项必须从8月23日开始实施的《华北防疫强化对策规定》，核心内容就是禁止在发生霍乱区域乘车乘船，这些地区的果物蔬菜也禁止向外运输。

　 　山东地方史研究者崔维志分析，这份报告所使用的其实是“隐词”，隐藏着日军一个惨无人道的屠杀阴谋——“加强防疫华北虎列拉的意思，其实正是实施鲁西细菌战”。那些禁止通行的区域，比如“禁止在石门—新乡(不在内)、石门—德县、济南—德县(不在内)之间的各站及北平、张家口、大同、包头、怀来各站乘车；石门—新乡，大同(沿着铁道线的道路以南)、卫河以西的汽车禁止通行；禁止白河、子牙河、滏阳河、南运河、卫河的航行。”崔维志说，“其实就是实施鲁西细菌战有可能蔓延的区域。”这份午夜的报告，“实际上是实施鲁西细菌战的动员令”。

　 　果然，石井四郎作这个报告后没有几天，日军就实施了代号为“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十八秋鲁西作战”的霍乱作战阴谋——这也是侵华日军在中国实施的规模最大的细菌战。1943年是日本昭和18年，所以这次的细菌战被称为“十八秋鲁西作战”。日军59师团参谋是计划的制订者，该师团成立了“防疫本部”作为具体的指挥机关，作战时间为8～10月。

　 　在8月21日夜晚的密谋之后，日军航空兵、步骑兵向卫河及鲁西各县撒放了大量的霍乱菌。但整个计划如此隐秘，除了极个别人员，参战日军也被蒙蔽，指挥者只是宣称鲁西有霍乱疑似患者，为了防止感染，全军要进行防疫准备，部队进入疫区之后必须遵循一系列的卫生守则。日军所有的参战部队都注射了预防霍乱接种液，分发了预防感染药物，而无辜的鲁西民众对于即将到来的灾难却没有任何准备。直到死亡袭来，陷入霍乱之灾的卫河流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也一直以为遭受到的不幸只是一场天灾。

　 　水灾和霍乱的真相

　 　卫河发源于河南省辉县西北，经河北流入山东省，由馆陶、临清、德州，再向东北注入渤海湾。卫河临清至德州段与京杭大运河重叠，从这里乘船北可去天津，南可达杭州。这里成为山东与河北两省物资交易的通路，临清也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山东省仅次于济南的繁华城市。不仅如此，卫河流域也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是连接山东、冀南、冀中和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八路军冀鲁豫军区、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委和行署就驻在这里。崔维志分析，日军选择在鲁西实施细菌战，正是因为看到了这里战略上的重要性，而那一年山东异常的天气也为日军的阴谋提供了方便。

　 　8月21日这个密谋夜晚是否曾经下雨，不得而知，但是根据被保留下来的史料，进入8月以来，山东的天气就有些反常，持续几年大旱的山东西部地区普降大雨，并且一连下了十几天，卫河等河流的水位迅速上涨，这成为密谋者石井四郎和他的上司冈村宁次期盼中的良机。因为鲁西过境的卫河等河流河床高于西岸地面，利用汛期决堤放水，阴谋者有多重盘算，一方面是凭借洪水的泛滥迅速传播霍乱病菌，一方面还指望能够借洪水淹没冀鲁豫边区和冀南根据地，“把其中的八路军和农民一举消灭掉”。第三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卫河水位的上涨，严重威胁着日军控制的津浦铁路和后方重要军事基地德州的安全，而津浦铁路是日军的生命线，崔维志说，“博山、淄川、华丰、新泰的煤，金岭镇的铁，南定的铝矾土和油母页岩等地下资源，以及号称‘谷仓’的山东省的农产品”，向日本本土和伪满运送，都离不开津浦线，将卫河决堤，把水放于地势低洼的西岸，既能保住津浦线，又能保住德州。

　 　卫河大堤被日军53旅第44大队掘开，大队长广濑利善率领60人抵达临清大桥附近的卫河西堤，7人负责掘堤，其余人员警戒。附近村民得知掘堤的动静，赶来哀求日军住手，都被日军打翻在地。在村民与日军厮打的时候，水流湍急的拐弯处已经被掘开半米宽、半米深、5米长的口子，汹涌的洪水向西堤一泻千里，转眼间堤坝被冲垮150多米。河水奔腾，人们根本无法逃避。崔维志花了很长时间考证当年的灾难情境，“田里待收割的谷子转眼就不见了，正在地里干活的一群年轻人被淹死，正在临清旧城门玩耍的5名儿童，一齐惊呼妈妈，转眼就被洪水吞噬，从村里逃出来的一群群背负包裹的人，也被洪水追得走投无路……”驻扎在武城县官寨二十里堡的日军一个分遣队也因逃避不及，全部被淹死。漳河、滏阳河等河流的大堤，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陆续被日军掘开。洪水携卷着日军投放的霍乱菌在这片土地上肆虐。

　 　这次细菌战究竟使用了多少霍乱菌，目前依旧没有准确统计。根据济南防疫给水部日本战犯竹内丰供述，仅1943年8月，参谋部就来取过三次细菌，“8月上旬一次，同月20日左右一次，月底一次”，“数量具体不知道，只知用玻璃制的口径约40厘米、高50厘米的圆桶装运了5桶，3次一共15桶”。事实上，就在8月21日密谋这一天，竹内丰还在解剖室里残忍地将俘获的一名八路军战士做了活体解剖。

　 　根据始作俑者广濑利善大队的调查，仅临清大桥决堤，就造成960平方公里以上的地区浸水，约40万吨以上的农作物和9.6万公顷的耕地遭到破坏，6000户以上的中国人房屋被冲倒，因霍乱、水淹、饥饿，中国居民死亡约3万余人。洪水过了一个月才慢慢退下去，连广濑利善自己也承认，“美丽富饶的卫河左岸已经变成了人间地狱”。馆陶县社里堡村的幸存者，70多岁高龄的井富贵老人依旧清晰地记得灾难的样子，“8月里河决口，9月里闹霍乱，半个月里大批村民死亡，记得当时全村一片哭叫声，基本上家家都有出殡的！”这次的灾难，使得包括鲁西、冀南24县在内的中国军民死亡数字高达42.75万人。

　 　细川中康、江田稔、广濑三郎事后签发了一份《关于霍乱停止发生的报告》，隐瞒日军撒布毒菌造成瘟疫的真相，还把发病原因说成是从中国人那里感染的。更令人惊讶的是，日军12军军医部于1943年11月上旬在济南召开“鲁西霍乱原因讨论会”，与会者在所谓的研讨之后，竟一致认为“一是由于当时在厦门和香港流行霍乱，从南方传来此地；二是因霍乱菌可以越冬，原来此地就有霍乱菌”。上世纪50年代初，部分日本战俘才吐露出了真相，但却因为历史的原因被湮没在一堆史料之中。直到1993年，山东地方革命史研究专家崔维志和他的夫人唐秀娥，为征集他们所著的《山东抗日战争纪实》一书，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档，发现了鲁西细菌战的线索，此后费劲周折，最终在中央档案馆查到了当年日军细菌战犯交代的口供、笔录及揭发材料，灾难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前往延安的通道与铁道队传奇

　 　同样是8月21日这一天，山东版图的另一片区域，鲁南地区的故事，更适合交给枣庄市薛城区的张静波老人来回忆——一个血与火交织的战斗记忆，和他曾经历过的绝大多数战斗年月一样，胜利的喜悦交织着失去战友的哀恸构成全部基调。现年85岁的张静波曾经是鲁南铁道队长枪队的队长，或许鲁南铁道队这个名字会让很多人觉得陌生，那么换个称呼——铁道游击队——是不是可以唤起更多熟悉的记忆？伴随了一代人成长的《铁道游击队》并不只是一个故事，人物原型和曲折的情节其实全部来源于真实，是作者刘知侠先后两次深入鲁南铁道队，与战士们朝夕相处得来的革命史实。

　 　在枣庄市党史办主任赵世钦的指点下，记者找到了薛城区临山公园里矗立的铁道游击队纪念碑，高达33米，正面是铁道图案，碑文上铭刻了这支传奇部队的战绩——“协同主力依靠群众与日伪展开殊死搏斗，截军列打洋行毁铁路炸桥梁……民心由此而大振”，“辟通华中山东赴延安之要道，护送刘少奇、陈毅、罗荣桓等千余名指战员安全过境”，被原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誉之为“怀中利刃，袖中匕首”。

　 　抗日战争以前的枣庄已经是全国闻名的煤炭基地，盛产优质煤，交通方便，与津浦线的重镇临城(今薛城)、陇海线的赵墩，有铁路支线相接，与临沂、台儿庄和滕县有公路相连。1938年3月枣庄沦陷，日军进驻的兵力在一个联队以上，还收罗了大批矿警、伪军及便衣特务。同年8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直接领导的人民抗日义勇总队由枣庄撤往抱犊崮东部山区，为即时获得枣庄敌伪情报，抽调洪振海、王志胜两名排长回到陈庄建立了抗日情报站。1939年11月，洪振海领导的枣庄抗日情报站发展到8名情报员，他们将合伙从日军列车上扒下来的煤炭换成钱，作为主要基金，又自筹了部分钱款，在距枣庄火车站不到百米的陈庄办起了商号为“义合炭场”的煤炭经销部，解决了大量活动资金，同时也获得了更多的敌人情报。鲁南铁道队就是在这个情报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根据铁道队第六任政委郑慎的回忆，1943年春，全大队已经有150余人，编为3个短枪中队和3个长枪中队。这一年，因对敌斗争需要，鲁南铁道队的主要使命由截击敌人物资、破袭敌人交通等转为保护由党中央所在地延安经山东至华中(其间主要穿过津浦铁路)的战略交通线，例如护送干部、传递文件、运送军用物资等。人们所熟悉的那些传奇般的斗争事迹，多是围绕着为完成这一重大战略任务而涌现出来的。

　 　张静波老人还能清晰讲述1943年11月护送陈毅的故事。鲁南铁道队接到军区首长的指示，最近有重要首长过路。杨广立、杜季伟、刘金山商量后做了分工，杨负责铁路西，其余两人负责铁路东，同时湖上也准备好了船只。等见到之后，才知道是新四军军长陈毅同志，他是路过这里去延安，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铁道队的活动范围是鲁南津浦铁路两侧，这里敌伪戒备森严，惟一比较安全的地带是微山湖。陈毅住在湖心的一只小船上，每天划着船在湖上转一转，每当队员去看望他，向他汇报工作时，他总是讲坚持3年游击战争的故事，并且强调说，“你们这条交通线很重要，现在有许多负责干部经过你们这里到延安去学习，去参加党的七大”。最后离开的时候，陈毅还让警卫员把仅有的5支驳壳枪选了两把送给铁道队。

　 　1944年冬，日军专门组织了一个所谓三角部队，采用“剔抉”战术，和铁道队对抗，但也只是落得个损兵折将的下场。在屡遭失败之后，日军又使出软办法，派沙沟车站“爱路段”特务平野，向铁道队乞求谈判，结果被义正词严地训斥了一顿，这个名牌特务只好灰溜溜的回去，这在抗日战争史上也属罕见。历经7年的坚持与抗争，鲁南铁道队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扫荡”与反“扫荡”的转机

　 　8月21日的深夜密谋，引发的同样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连锁反应，一方面是洪水与瘟疫的肆虐，另一方面，是应对日军大规模“扫荡”的艰难战斗。为了配合残忍的细菌战计划，日军调集了3万余兵力，对冀鲁豫、冀南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妄图歼灭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主力。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兼区党委书记黄敬，掌握了日军秋季大“扫荡”的计划，于9月1日向全区发出《关于准备“反扫荡”的指示》，号召全体军民总动员，紧急备战，根据毛泽东的游击战方针，主力部队有计划地转移到外线，向敌人薄弱部位出击，威胁其后方；留少量主力在中心区，会同地方武装坚持斗争。但是对于日军大规模霍乱作战的阴谋，却并不知情。

　 　事实上1943年的山东，正是日伪军“蚕食”和八路军反“蚕食”斗争异常尖锐的一年，日伪军蚕食的重点，是清河区和鲁南区。日军继1月用1.2万人扫荡清河区之后，又于4月22日以2万余兵力进行“铁壁合围”，企图消灭清河根据地八路军主力部队和领导机关。这次扫荡历时5天，连续合围3次，并出动飞机舰艇配合作战。4月24日，罗荣桓、黎玉向各军区发出《对保卫夏收与反蚕食战役的命令》。根据山东地方史研究者统计的数据，仅1943年8月至11月，根据地军民在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领导下，先后与日伪作战355次，歼灭日伪军4110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攻克敌据点、碉堡74座，攻入或袭击日军占据的东平、东明等6座县城，恢复、开辟部分地区，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大扫荡。

　 　据原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回忆，由于日军采用“分进合击”“铁壁合围”等各种毒辣手段，频繁进行扫荡和蚕食，根据地被分割成了若干碎块，鲁南基本区被压缩在东西长40华里的狭窄地带，当时仅占有村庄2700余个，人口64000人，土地面积2255平方公里，日军占据的村庄却有5583个，人口280余万人，土地面积7312平方公里。根据地南北最宽的地方十余里，窄处仅一公里，对面打枪，这边能听到清晰的枪声，面对这样的局面，他概括了一句，“鲁南的党政军民是站在一条线上”。

　 　肖华记录下他见证的艰难岁月，“艰苦沉重的战争重担，也压在根据地人民群众的肩上了，我们住在庄子里，老乡只好用煎饼来款待，在一般群众家里，妇女们头一天晚上将糠皮、红薯根和小小的山梨泡进水里，到鸡叫时分就爬起来推转着沉重的石磨，在小油灯下把它磨成稀浆，然后烙成一张张又酸又涩，难以下咽的煎饼来充饥，大清早起来，辛苦了半宿的女人面容憔悴，眉眼也被柴烟熏黑了”。

　 　在山东根据地的艰难斗争中，一个值得记录的重要人物是刘少奇。他一方面通过《大众日报》指导山东各地的减租减息，另一方面亲自深入东潘、夏庄、黑林子等村了解情况。他指示朱瑞等山东分局负责人，“目前，减租减息就是你们这里的中心工作，所有工作都要围绕着这一中心来做”。在他的努力下，山东的工作出现转机。1942年5月4日，山东分局作出《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以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为建设山东根据地的第一位斗争任务。”从5月开始，山东分局抽调300名干部组成工作团，以莒南、临沭为中心县，在9个中心区、30个中心村、120多个外围村首先展开了双减增资的群众运动。

　 　到1943年，枣庄抗日根据地和部分游击区普遍实行了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农业获得大丰收，有些地区自给有余，除从经济上继续支援兄弟地区的抗日斗争外，还可以向外地区输出，这使北海币有了物资保证(抗日战争时期，在枣庄地区流行着三种货币，北海币、法币和伪币，北海币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发行的货币。1941年4月1日由北海银行总行发行)，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北海币的信誉和地位，为排挤法币和禁用伪钞奠定了物质基础。1943年夏，北海币同法币的比值是1∶1，到年底，北海币升值，已达到1∶6。1943年9月10日，中共山东分局还下发了关于设立工商管理局，加强对敌经济斗争工作的指示，鲁南行署建立了工商管理局和税务局，统一领导对敌经济斗争和大力发展鲁南经济工作。税务局的主要职能是除按田地征收田赋外，还增加了集市贸易，牲畜屠宰和盐业运销等税种，1943年鲁南区共收入北海币3572万元，其中田赋占44.1%，公粮贷金占37.05%，出入口税占15.14%，行政司法税占2.33%，其他占1.22%。

　 　肖华回忆说：“在少奇的具体指导下，山东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人民从土豪劣绅如山的重负下得到了喘息，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抗战热忱，于是，根据地的每座村庄都变成了抗战的坚强堡垒。”

责任编辑：雷攀 最后更新：2016-03-14 17: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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