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用飞机散播鼠疫细菌
2016-08-28 10:27:14  来源：新华网 2011-08-12 （记者：王洪山 吴杰 梅世雄 刘永昶 聂鹏）  点击：  复制链接

　　编者按：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我们曾走访200位亲历抗战者。今天，我们重新将这部口述实录呈现在读者面前。曾经向我们讲述过这段历史的老人中，如今已有很多人业已辞世。但他们讲述的这些血与火的故事、他们经历的那段并不遥远的历史，不容我们遗忘。

　　本文采写于2005年，文中时间皆以2005年为准。

　　细菌战

　　到底有多少中国人成为侵华日军细菌战的受害者，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无法确知。

　　有据可查的至少有27万同胞在细菌战中遇难，而死于细菌战无法统计的更高达数十倍之多，尚存在世的幸存者仅剩数百人。

　　1940年11月28日上午，三架日本飞机侵入金华上空，在城区南郊外上空施放雾状物……

　　1941年11月4日凌晨，天空有雾。日机一反常规，提早向常德袭来。惊恐的人们四散奔逃，但奇怪的是，并未有爆炸声传出。日机低空盘旋三圈后，撒播了一些稻谷、麦粒、黄豆、棉絮块、由新布剪乱而成的破布巾以及颗粒不明物。谁也想不到这些东西是死神的帖子。

　　1940年开始，日军在浙江宁波、衢州、义乌，湖南常德等地用鼠疫菌和霍乱菌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细菌战，杀害中国军民近三万人。仅官方不完全统计，因细菌战直接死亡的有名有姓的中国军民在浙江就达7679人，常德7643人。而无法统计的难民等更多达上万人……

　　十三口之家就这么完了

　　采访时间：2005年3月28日

　　采访地点：湖南常德细菌战受害者接待处

　　见证人：张礼忠　学名张国珍，男，出生于1933年,现年72岁，现住湖南省常德市和平街40号。

　　■墙上粘有人血人肉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飞机拉粑粑（扔炸弹）”，这是我儿时唱得最多的歌。1938年冬，日军飞机轰炸常德广场（飞机场），下午，十多具尸体摆放在下南门的汉寿街（邮电局营业厅），我亲眼目睹了那悲惨的场面。

　　我家是一个有13口人的大家庭，父亲张金延，在易圣达棉花铺租用柜台开设张文化刻字店，生意兴隆，有所积蓄，一家人过着幸福的生活。

　　1940年阴历五月初七、初八，日军飞机丢了燃烧弹，我家的房屋完全烧光。1941年秋，一天清晨警报刚响，日本飞机就临空了，我左小腿被弹片炸伤，直流血，我拔腿就跑，一直跑到城外七八里地的阴阳桥，见到祖母、母亲等人，大哭一场。

　　下午解除警报回城后，还看到墙上粘有人血人肉，电线上挂有热的五脏、手、脚，街上到处是残缺的尸体，防空洞内外死了不少人，可怕极了。我腿上的伤口在乡下搞了一些烟丝包扎，后来感染化脓，双腿都烂了，臭不可闻，直到1950年才好。

　　■妹妹和两个弟弟都死于鼠疫

　　我的妹妹小名叫毛妹子的，才十七八岁，1942年4月份的一天，她开始发高烧，颈项肿大，全身乌黑。随后我的弟弟国民、国成也开始发烧。郎中对父亲说：三人的病情一样，可能是鼠疫。我爸赶紧要两个学徒王新舫、罗弄山租一小划子（船），把毛妹子送回农村，第二天便死了。两个弟弟发高烧，脖子肿大，腹股沟肿大、抽筋，身上还有些乌黑血块，第二天也先后死亡。奶奶用毛巾捂着嘴哭，生怕哭声被保长、甲长知道。那时高山巷口有警察站岗，担心警察发现抢去烧，所以一家人只能小声地哭了一个通宵。两个小弟，一个五岁，一个三岁，就这样悲惨地死了。

　　第二天清晨，我爸把两个弟弟一头一个放在箩筐里，上面盖衣服，随着早晨跑警报的人群，挑着去了小西门外，挖坑掩埋。埋葬时也不敢放声大哭，生怕被人知道。

　　我的祖母刘三妹想到两个可爱的小孙孙就哭，身体一天比一天消瘦，由于伤心过度，于1942年冬病故。祖父张友元，也于1943年阴历九月染鼠疫吐血身亡。两年之中死了六口人，房屋三处被烧光。父亲一生辛劳化为乌有，精神上打击太大太深，因此得病，医疗无效，在1944年冬病死，时年43岁。哥哥国彦因得病后无人照料死于1948年，死时19岁……

　　连抬尸体的人都找不到

　　采访时间：2005年3月27日

　　采访地点：湖南常德细菌战受害者接待处

　　见证人：黄岳峰　男，现年82岁，世居湖南常德县石公桥镇。现为湖南细菌战受害者接待处义务工作人员，曾作为中国常德市“侵华日军细菌战诉讼案原告声援团”原告在日本法庭作证。

　　■家里的死老鼠有半撮箕，村里人成群成堆死

　　我的家乡石公桥镇，是西洞庭湖平原的一个美丽古镇。来往的商客络绎不绝，一公里多长的小街有300多家商户，1500多居民。

　　那是1942年阴历九月，镇上开始出现大批老鼠死亡的现象，特别是鱼行、肉行、粮行等食杂行，死的老鼠更多。我家里死的老鼠有半撮箕，是我亲自扫出去的。只隔三四天，就开始接二连三地死人，第一个死的是熊金枝的奶奶陈三元。

　　陈三元死后还没有出葬，她隔壁的丁长发死了。丁长发的尸体放在地上，他的妻子鲁开秀抚尸痛哭，不到一天，鲁开秀的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女儿丁妹之又死了。接着丁长发的母亲丁刘氏、大弟丁尾臣夫妇、小弟丁尾要、大女儿丁月兰也先后死亡……

　　眼看丁长发一家死光了，有人提议，把丁长发在常德读书的儿子丁旭章和未婚儿媳叫回来在孝堂里成亲“以喜冲灾”，拜堂后立即离开家庭外出躲避鼠疫。他家请的三个帮工鲁方新、魏乐元、贺第卿，也感染上了鼠疫，先后死了。不到一个月时间，丁长发一家死了11人，只剩下在外面躲避鼠疫的儿子丁旭章和儿媳妇李丽枝幸免于难。

　　当丁长发家里死人时，鱼行老板张春国夫妇和儿子张伯钧，还有一个女儿以及一个帮工共五个人先后也死了。那时人成群成堆死，埋都埋不过来。石公桥死人高峰期间，人死后连抬尸体的人都找不到。

　　■石公桥一时变成了死镇

　　邵阳一个姓申的青年，到石公桥买棉花回去，在途中死亡。湖北石首县藕池等地的民船，到石公桥运麻类等土产品，有个姓肖的船老板夫妇，装好土产后开船回去就死在了半途中；湖北汉口汉剧院第五团到石公桥演戏，有两个演员传染上了鼠疫死在石公桥。眼见瘟疫暴发，人们不敢到石公桥做生意，居民都纷纷关门外逃，到远方投亲靠友躲避鼠疫去了。昔日热闹繁华的石公桥，后来变成了阴森、恐怖的死镇。

　　石公桥暴发鼠疫后，常德防疫处派来了医疗队和防疫部队，医疗队中有个欧洲医生伯力士，我亲眼看见他为病人检验。他检验的结果证实，石公桥死的人都是与常德城死的人一样，是日军731部队撒播的鼠疫细菌所致。

　　当年我已二十来岁，正当身强力壮的时候。一些死于鼠疫的人，大家不敢帮忙抬尸体，我仗着自己身体好，就帮忙搬。丁长发一家人的尸体，都是我抱走的。不久，我身上感到不舒服，腹股沟起了红斑，身上阵寒阵冷，发高烧。家里人催我赶快到防疫队找伯力士医生看病。他一检验说我得了鼠疫病，随即给我打预防针、开药丸子吃，强行留我住了几天临时隔离医院。伯力士医生对我说：“幸好你来得早，治疗及时，要是晚来一天就没法治了！”因此，由于我治疗及时，才得以幸免于死，并能活到今天。

　　做梦都没想到棉絮里放了鼠疫细菌

　　采访时间：2005年3月27日

　　采访地点：湖南省常德市东门外五铺路杨志惠寓所

　　见证人：杨志惠　女，1922年生，常德市人。1947年参加工作，1979年退休于现在的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

　　■那些破棉絮、烂布条里裹带的都是带有鼠疫杆菌的跳蚤

　　1941年侵华日军用细菌武器屠杀常德人民时，我和母亲还有一个弟弟，孤儿寡母三人居住在常德市五铺街一个破旧四围通风的木板房里。当时我19岁，弟弟13岁。

　　1941年农历十月的一天早晨，忽然听到一种轰鸣声，母亲脸色大变，说：“日本飞机，日本飞机，快，快躲起来!”母亲把一张桌子拉到房中，又抱来几床棉被铺在桌上，把我和弟弟拉到桌子下面躲起来。我们吓得不敢出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过了几十分钟，突然一切静止下来，外面尘土飞扬，我们看到五铺街一带的大街小巷到处是谷、高粱、麦粒、破布和烂巾。那时，我们连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些破破烂烂的东西，就是日本73l部队扔下的鼠疫细菌。那些破棉絮、烂布条里裹带的都是带有鼠疫杆菌的跳蚤。

　　三天后我弟弟开始发高烧，连续三天三夜茶饭不进，呕吐不止。弟弟患病第二天，我也开始呕吐，并且头痛、高烧、抽搐。听说这病是瘟疫，要死人的，我母亲吓傻了。随着常德瘟疫急剧蔓延，当地的保甲长勒令我们住进了隔离医院。

　　短短几天时间，几乎城区所有鼠疫患者都被赶进这里隔离起来。当我母亲请人将我用木板抬到这里时，院内已挤满瘟疫患者。我看见200多名患者裹着破被烂衫痛苦地蜷缩一团，一阵阵哭喊声撕心裂肺。

　　■手术后至今将近60年，这块疤痕仍未愈合

　　进隔离医院的头一天，我的神志还有点清醒，不时看到有人被抬了进来。这里面有七八岁的小孩，也有四五十岁，甚至六七十岁的老人，经常听到有人被芦席裹着抬到郊外烧掉了，死者的亲人在地上哭得打滚。

　　当时隔离医院的药很少，死人一个接一个，死后都被火化。我母亲目睹这种惨状，生怕我和弟弟也活不下去，急忙跑到原广德医院，找到院长谭学华苦苦哀求。谭学华听到母亲哭诉的那些惨状，答应收留我们。为此，谭院长还与一些医院的外科医生发生了矛盾，因为外科医生生怕他们的人被瘟疫传染，拒绝收留我们。

　　最后，谭院长给我们安排在一个堆放器物的破旧木板房里。我们的治疗都是谭院长亲手进行的。一个半月后，我的弟弟右耳长出一个砣，而且越长越大。约两月，我的左腹股沟也长起一个硬砣。到第三个月，这个砣越长越大，手摸起来滚烫，高烧持续不退。谭院长对我母亲说，这是日本的细菌战引起的，导致了糜烂性淋巴腺肿大。

　　我弟弟患病三个月时开始整天昏迷，伴随着严重抽筋，严重时我母亲和我按都按不住。后来，我的抽筋更加严重，按照谭院长的吩咐，抽筋时，要我母亲往我口里塞一双用布缠着的筷子。这样，痛苦难受时就只能咬着筷子，以免舌头咬断。

　　到第4个月时，我腹股沟的砣长得更大了，颜色已发黑，成天处于昏迷状态，经过母亲的再三哀求，谭院长最后替我动了手术。手术后至今将近60年，这块疤痕仍未愈合。

　　疮口烂了两年多

　　采访时间：2005年3月31日

　　采访地点：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汤溪镇青春街

　　见证人：伊文秀　男，70岁，退休工人。现住金华市婺城区汤溪镇青春街。

　　■一架日机从我们村经过，撒下一些烂布样的东西，细菌从此就在我们村蔓延开

　　1944年7月，一架日机从我们村经过，撒下一些烂布样的东西，村民不知内情，就捡回家，细菌从此就在我们村蔓延开。当时弄不清是什么病菌，后来才知道是炭疽病菌。

　　这年7月初，我的母亲突然发高烧，热得连衣服都穿不住，毛巾浸水后放在胸口立马就有蒸汽发出，嘴唇干燥，不断要喝冷水。当时农民根本不知道这是日军细菌战引起的，只称它为瘟疫。四天后，年仅34岁的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之后，我的弟弟妹妹又相继而亡。在不到十个月的时间中，我失去了三个亲人。

　　■我们村是细菌战受害的重灾区，家家户户在下午三四时就关门，路上长满了青草。

　　我同父亲两个人也传染上炭疽病。父亲脸上先是起红斑，后来开始烂，烂了一年半左右，右眼底留下一个长三厘米、凸出一厘米的肿肉痕疤。我背部长疮，流着血脓，粘住衣服，难以脱下洗换。那个年代缺医少药，只有听天由命。同村的村民有的人用价格很贵的青霉素，我们家里穷，没用。祖母帮我用红茶水清洗伤口，每天洗，连续洗一年多时间，初步才有好转。在祖母的照料下，我的伤口烂了两年多才愈合，至今留下疮疤18个。

　　我们村地处浙赣铁路沿线，是细菌战受害的重灾区，那段日子，村里天天要死人，最多时一天死亡人数达六七人。村中死气沉沉，家家户户在下午三四时就关门，早上八九时才开门，路上长满了青草。

　　当时全村有700多人，254人发病，幸存者只有8人，包括我和伊雪明。伊雪明属于非常严重型，至今还有严重后遗症。他口腔溃烂，牙齿掉光，一个晚上左脸掉一大块肉，下颌不会动，吃饭困难，到现在嘴巴还张不开，说话也不清楚，60多年来只能喝稀饭度日。

　　话外音

　　二战胜利后，盟军在苏联设立远东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消息传到常德后，该市各人民团体立即联名发表通电称：“这一血债，必须清偿。”

　　但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美国与日本暗地达成了以免予审判细菌战犯的条件来换取日本细菌战资料的协议，而让细菌战直接制造者石井四郎等首恶分子逃避了惩罚。苏联当时只对被苏军俘虏的12名战犯进行了审判，史称伯力审判。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8-28 10:2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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