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时的长春千早医院 日本细菌战“帮凶”
2019-05-22 11:03:55 来源：新文化网 点击： 复制链接
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后，因经常有鼠疫等传染性疾病流行，“满铁”设“满铁传染医院”加以应对，从而便于隔离治疗。随着日军在东北侵略加剧，这座医院逐渐沦为日本细菌部队控制的非军事机构的细菌战外围组织机构，与长春第100部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满铁成立后长春建成最大的综合性医院
1906年，日本借助满铁在中国东北进行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侵略活动，满铁掌握着了铁道、水运、航空等交通运输业务之外其他方方面面的重要的工业，以及遍布各主要城市的满铁医院和大和旅馆等多家会社和文教科研医疗机构。
满铁，全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日本经营满洲的核心是1906年-1945年在中国东北存在的特殊公司，实际以公司的名义实行殖民侵略。极盛期，有80多家关联企业的股权。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满铁在伪满洲国首都新京(长春)设计特别本部，成为实际上的总社。有人说：“日本的‘满铁’铺到哪里，医院也就建到哪里。”1907年，满铁在长春开设“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新京医院”(长春铁路医院)，是当时长春最大的医院。
1932年3月“满洲国”设立后，新京人口迅速增长，满铁在附属地南广场开设的“满铁新京病院”的就诊人数也不断增加。因经常有鼠疫等传染性疾病流行，后因南广场一带的人口稠密不利于设置传染科，于是满铁就筹划建立一座专业的“传染病院”，便在当时人流稀少的兴安大路(今西安大路)兴安桥外，建起了这所“满铁传染病院”。
同期建设的还有新京特别市第一医院。新京特别市第一医院位于新京自强街(现长春吉大二院)，其主楼1935年8月动工，1936年9月竣工投入使用。这家医院建成后，立即成为当时新京(长春)最大的综合性医院。
当时，除了这些民间医院外，还有关东军方面的军队医院。1936年开始，关东军《卫戍病院条例》被新的《陆军病院令》替代，在以前“诊疗及教育”的职责基础上，增加了“医学试验”的职能(731及100部队也就有了“存在依据”)。随后，“卫戍病院”的名称全部改为“陆军病院”。
到1945年伪满洲国消亡前，日本关东军设在新京的陆军病院共有两所，分别为关东军总司令部直辖下的“关东第五陆军病院”和“关东第七陆军病院”。其中一所位于新京兴安大路兴安桥外(现长春西安大路与青年路交会处东北角，原空军航天医院);另一所位于西广场西的“西大营”(日本满铁长春守备队和驻屯军兵营)南，称“陆军卫戍病院”。
西安大路千早医院旧址
危房严禁靠近
沿繁华的西安大路一直向西，西安大路3559号，有一座古旧小楼院落。小楼进门处，一个圆形的花池内，几株松树郁郁苍苍。黑褐色的两扇木门敞开着，细钢筋焊成的铁门落了锁。木门旁的墙上，挂着两块黑色文物保护牌。这里是伪满千早医院旧址，长春市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7月公布。
解放后，这里曾作为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职工宿舍使用。如今，建筑已不再作为居住使用，空在那里，只有几株松树相伴。楼外墙体高处，贴着警示牌：“危房，严禁靠近”。据老住户介绍，二楼的纯木地板被浸泡久了，已经腐坏。楼板因此受损毁坏，随时可能掉落，楼梯因此被铁门封锁，不能上楼。而一楼走廊内，透过微光，还可以看到古旧的煤气管道和黑色的自来水管。透过一楼窗脊的空隙，还可以看到曾经居住的痕迹。被遗忘的热水壶、老式行李箱…………
黑色文物牌上的寥寥数语，说明这座建筑的过往，却没有说尽这里曾经的到底发生过什么。“东北沦陷初年在长春开办的一所医院，实为传染病专业医院。为了隔离，地址选在当时远离市中心且距居住区较远的地方。曾先后收容患伤寒、霍乱和鼠疫等流行病的患者，尤其以鼠疫患者为最多。这所医院的防治对象，主要限于日本人。”
路过遛弯的市民，只知道这是一座日本人留在长春的建筑，这座建筑是长春市内众多伪满时期古建筑之一，不那么显眼，甚至根本不为人所知。可就是这栋建筑，和日本人在中国战场上进行的细菌战，有话不完的渊源。就是这里，曾经血雨腥风，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侵略罪行的一桩重要佐证。
初称“满铁传染医院”
后为生物制品所职工宿舍
伪满皇宫博物院研究员沈燕著的《长春伪满遗址大观》里，这样介绍千早医院。“伪满新京千早医院：1933年由满铁出资修建，1935年5月1日开始营业，是一所专门医治传染病的医院，内设病床240张，健康人隔离观察床660张。”
千早医院，是满铁在东北兴建的众多医院中普通的一所，初称“满铁传染医院”。时任满铁总裁为林博太郎。他在沈阳上任时，沪市商会通电全国，共起制裁奸商，剥夺其人格名誉。
“满铁传染医院”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层高两层，西侧为“新京医科大学”， 建筑平面为中廊形式，两侧布置房间，呈横“工”字结构。为增加走廊采光，房间的门均设有亮子，东西两侧建筑为病房空间，并在位于其南侧两端设有“阳光房”。建筑二楼的窗户造型和门厅的造型均为半圆形，特点突出，现在还有很多老住户将其俗称为“生物月亮门”。
由于是一所专门的传染病医院，建筑每层设有隔离室，并设有独立的特殊通道(现已改建为窗)。沿着走廊两侧分布的房间，和现在医院的格局相似，主要为一些诊疗室和办公用房使用。在楼顶还能看到当年设置的大型水箱的框架。建筑外部整体形成前庭后院，在东西两侧都有通向后院的出入口。
更值得一提的是，据史料记载，伪满时期的“满洲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传染病栋”即沈阳市传染病院，与伪满千早医院旧址外观完全相同，如今沈阳市传染病院已拆除，无从考证。但可以推测，这种设计方式为当时的一种建筑风格，当建筑需满足同种功能时，即同一套图纸兴建同一类建筑。
1937年12月日本取消满铁附属地治外法权时，将其移交给伪满“新京”市特别公署。这所医院改称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新京共立医院”，简称满铁新京共立医院，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出是属“满铁”和“新京”两家共同设立的医院。后来，原满铁的许多单位都移交给了伪满洲国管理，在医院方面，除了“满铁新京病院”仍归满铁管理外，这所先是“共立”的医院也彻底移交给伪满洲国，随后更名为“满洲国新京千早医院”。
与千早医院隔街相对的是伪满时期卫生技术厂，建于1934年。现为长春市生物制品研究所。1946年在苏军撤离后，共产党领导“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次攻占长春时，对门的“卫生技术厂和这所医院都被民主联军接收。国民党占领时，医药科研人员在5月的撤离中一并搬迁至佳木斯。1948年10月长春解放后，佳木斯“东北卫生技术厂”回迁，后来又变为“长春生物制品所”，而“千早医院”的建筑则成为了“生物制品所”的职工宿舍，简称“生物大宿舍”，其一楼住着结婚后尚未分配住房的小夫妻，二楼是独身宿舍。
满清亲王供述：千早医院收容关东军地方试验感染患者
尽管名称改来改去，但“千早医院”自建立之始，始终以传染病为主要业务方向。当时社会上经常爆发伤寒、霍乱、鼠疫等流行性传染病，特别是流行性鼠疫的杀伤力非常大，而这所医院是防治鼠疫的主力医院。
据中央档案馆编《伪满洲国的统治与内幕——伪满官员供述》，毕业于满洲医科大学满清亲王爱新觉罗·宪均笔供中，涉及千早医院参与研究细菌的部分，也从侧面验证当时的情况。
如果对宪均这个名字有些陌生，那说起他出身的家庭，读者就一定知道他了。他是爱新觉罗·善耆的第十二子。供述中称：“1913年我父亲善耆在川岛浪速的援助下，派我的二哥宪德到东京，以东京为本部组织了以我父亲为首的宗社党，目的是为满清复辟。” “1916年7月，我父亲企图东山再起，首先把我的十四妹爱新觉罗·显玗过给川岛浪速作为养女，改名叫川岛芳子，把我以下的弟弟妹妹全部送入日本小学校念书。”
1932年，宪均任伪满禁卫步兵团少校军医官。在1937年8月任伪满治安部医务课长时，由当时的关东军军医部长梶冢隆二指导，新京满铁医院技师高桥某为研究百斯笃菌，试验结果是一名男性青年死亡，于是在梶冢隆二的主持下，组织了新京地区百斯笃防疫委员会。
时任卫生技术厂长委员阿部、委员新京满铁医院院长冢本禛二，千早病院院长委员安部某都是委员等成为委员和干事。该委员会在新京日满军人会馆开了第一次会，首先由委员冢本禛二报告新京满铁医院技师高桥某研究的经过，并说还有蔓延的可能。在冢本禛二的报告后，委员长梶冢隆二作指示说：“今天的医学已不许可停留在消极的治疗方面，要积极地配合国策向前进才行。但本年度只此一名，别无感染。”
1938年7月，在新京日满军人会馆开了第二次会议，梶冢隆二指示说：预想今年可能有百斯笃的发生，希望各委员在作防疫当中充分掌握近代医术等后，由梶冢隆二向各委员分配了防疫业务，关东军方面的防疫由梶冢隆二担任，伪满军方面由宪均担任。
就在一切准备完了之后，于7月下旬，卫生技术厂长阿部把百斯笃菌的昆虫散布在城里兴运路和日本桥等处一带的所谓贫民区之间，于是在该地带三名小孩首先发病，至8月下旬共发生80余名百斯笃患者，发现患者处的房屋皆被烧毁。而感染的80余名患者和400余疑似患者皆被收容在千早病院，患者死亡在90%以上，疑似者于9月中被释放。“这一次的新京百斯笃流行，是日寇关东军用大都市密居的地方试验感染情况的罪恶行为，我是该委员会的委员是有责任的。”宪均自述中说。
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选编 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同样提到此事，文中称1938年7月，伪新京卫生技术厂厂长阿部，把带有鼠疫菌的昆曳，撒在长春兴运路和日本桥一带的贫民区，随即引起了鼠疫的泛滥。到8月下旬，发现患者80余人，嫌疑患者400余人。于是日伪当局派遣警察把患者的房屋烧掉，并把患者与嫌疑患者收容到千早医院。结果，患者死了90%，嫌疑患者后被释放。
千早医院成为细菌战外围组织机构
70年前的8月15日，东京电台播出了日本天皇的《停战诏书》。对中国人民来说，在那场长达14年的罪恶战争里，他们几乎经历了人间所有的苦难：家破人亡、烧杀抢掠…………天上日本的飞机如死神般投下各种炸弹：不仅有重磅炸弹，还有各种细菌弹：鼠疫、炭疽、鼻疽、霍乱、伤寒、结核…………给中国人民带来死亡、邪恶和恐怖。
在战后的审判中，关东军医务处处长梶塚隆二中将和731部队细菌生产部部长川岛清少将供述：“天皇曾下达敕令组建731部队和100部队。”但战后多数731部队成员和日本社会各界竭力否认，试图掩盖天皇知道并扶持731部队的事实。
而在这场惨无人道的细菌战中，无法逃避的是“活体试验”在治疗传染病的医院同样进行着。千早医院逐渐沦为日本细菌部队控制的非军事机构的细菌战外围组织机构，与长春第100部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千早医院设有特殊传染病隔离所，大批收容鼠疫、霍乱等病人，而且还经常向第100部队提供进行细菌实验用的人的活体。关于千早医院在细菌战中所发生的一切，详实的史料十分有限，零散地夹杂在长春第100部队与战后供述史料之间。
1932年8月，日本在东京陆军军医学校建立细菌研究室;次年将细菌研究室迁到中国东北，在多地建立细菌战研究基地。从1936年起，日军先后在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和新加坡等地成立细菌战部队，包括哈尔滨第731部队、长春第100部队、南京荣字1644部队、北平甲字1855部队、广州波字8604部队和各师团防疫给水部，共63支部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细菌战网络。在细菌战剂的生产方面，日本主要追求能大量生产、成本低、毒力强烈、传染性强、对外界抵抗力强，而又不留下使用痕迹等指标。
第100部队
从事细菌战的人员约800人
第100部队旧址在今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散热器厂。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将设在长春城南10公里处的孟家屯(今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散热器厂)的关东军临时病菌收容所改称为100部队。1943年后又以低价收买了附近农民的大片农由。该部队的机构和第731部队的机构相似,在司令部下设有五部与总务部。第一部主要是研究鼻疽、炭疽热、传染性贫血等导致牲畜迅速死亡的各种细菌，以确定各种病症及其性能和传染方法，下设若干分部。第二部主要是负责研究、实验与制造细菌武器和进行细菌战的方法,是该细菌工厂的中心部，下设细菌、病理学、实验动物管理、有机化学、植物学等分部。第三部是牲畜防疫。第四部是动物饲养。第五部负责教育培训从事细菌工作的技术人员，又称五三一部队。
总务部下设研究、设计分部及占地60余响的实验农场和占地20余响的牧场。在各部与各分部内，还分别设有细菌室、孵卵器室、冷藏库、培养室、小动物室、消毒室、化验室、制剂室、解剖室、实验室、病理研究室及禁闭室、特种仓库、火化场、养育房等部门。整个从事细菌战的人员约800人。其中2/3的人员是兽医、医学、生物学、细菌学、化学、农会学等方面的专家和技术人员。
这支部队由职业军队兽医若松次郎少将领导，对外称：关东军军马防疫给水部。第100部队的任务与731细菌部队大体相当，主要从事细菌武器与细菌战的研究，并培养了一批专门从事细菌战的专业人员。
第100部队与设在长春的千早医院、伪新京卫生技术厂、伪新京市防疫所、伪大陆科学院马疫研究处、伪马政局畜牧司、伪新京畜产兽医大学等单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如伪大陆科学院马疫研究处,经常向第100部队提供炭疽热、鼻疽、腺疫、烤疫等毒力很强的细菌毒苗和人、畜的活体标本。该处的细菌研究室和病理研究室也常常借给第100部队进行细菌研究和实验使用。又如伪新京市防疫所则设有细菌部、化验部、防疫部和病理部，对传染病人进行解剖。
而第100部队也经常到上述各部门及东北各地采集菌苗，并让畜产兽医大学的师生和其他部门一些人员到该部队内进行细菌工作培训，参加撒布细菌和检疫等活动。此外，上述各部门的有关专家还经常密切合作，共同进行细菌实脸与病理解剖工作以及开展细菌战方面的学术研讨活动。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100部队开始研制人畜并用细菌武器。这支部队饲养了数以万计的鼠类及一些牲畜以供试验与培养细菌用，经过反复的试验与筛选，确定以鼻疽菌、炭疽菌、牛瘟菌、鼠疫为主要研制对象，采用飞机播撒的方法大量地杀害人畜，对特别区域进行细菌战。
据日本战犯关东军兽医部长高桥隆笃供认：第100部队在1941年至1942年间，一年内就生产制造了1000多公斤炭疽菌、500公斤鼻疽菌、100公斤锈菌。这些细菌大部分用以中国浙江的战场上。
满清亲王供述：千早医院收容关东军地方试验感染患者
尽管名称改来改去，但“千早医院”自建立之始，始终以传染病为主要业务方向。当时社会上经常爆发伤寒、霍乱、鼠疫等流行性传染病，特别是流行性鼠疫的杀伤力非常大，而这所医院是防治鼠疫的主力医院。
据中央档案馆编《伪满洲国的统治与内幕——伪满官员供述》，毕业于满洲医科大学满清亲王爱新觉罗·宪均笔供中，涉及千早医院参与研究细菌的部分，也从侧面验证当时的情况。
如果对宪均这个名字有些陌生，那说起他出身的家庭，读者就一定知道他了。他是爱新觉罗·善耆的第十二子。供述中称：“1913年我父亲善耆在川岛浪速的援助下，派我的二哥宪德到东京，以东京为本部组织了以我父亲为首的宗社党，目的是为满清复辟。” “1916年7月，我父亲企图东山再起，首先把我的十四妹爱新觉罗·显玗过给川岛浪速作为养女，改名叫川岛芳子，把我以下的弟弟妹妹全部送入日本小学校念书。”
1932年，宪均任伪满禁卫步兵团少校军医官。在1937年8月任伪满治安部医务课长时，由当时的关东军军医部长梶冢隆二指导，新京满铁医院技师高桥某为研究百斯笃菌，试验结果是一名男性青年死亡，于是在梶冢隆二的主持下，组织了新京地区百斯笃防疫委员会。
时任卫生技术厂长委员阿部、委员新京满铁医院院长冢本禛二，千早病院院长委员安部某都是委员等成为委员和干事。该委员会在新京日满军人会馆开了第一次会，首先由委员冢本禛二报告新京满铁医院技师高桥某研究的经过，并说还有蔓延的可能。在冢本禛二的报告后，委员长梶冢隆二作指示说：“今天的医学已不许可停留在消极的治疗方面，要积极地配合国策向前进才行。但本年度只此一名，别无感染。”
1938年7月，在新京日满军人会馆开了第二次会议，梶冢隆二指示说：预想今年可能有百斯笃的发生，希望各委员在作防疫当中充分掌握近代医术等后，由梶冢隆二向各委员分配了防疫业务，关东军方面的防疫由梶冢隆二担任，伪满军方面由宪均担任。
就在一切准备完了之后，于7月下旬，卫生技术厂长阿部把百斯笃菌的昆虫散布在城里兴运路和日本桥等处一带的所谓贫民区之间，于是在该地带三名小孩首先发病，至8月下旬共发生80余名百斯笃患者，发现患者处的房屋皆被烧毁。而感染的80余名患者和400余疑似患者皆被收容在千早病院，患者死亡在90%以上，疑似者于9月中被释放。“这一次的新京百斯笃流行，是日寇关东军用大都市密居的地方试验感染情况的罪恶行为，我是该委员会的委员是有责任的。”宪均自述中说。
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选编 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同样提到此事，文中称1938年7月，伪新京卫生技术厂厂长阿部，把带有鼠疫菌的昆曳，撒在长春兴运路和日本桥一带的贫民区，随即引起了鼠疫的泛滥。到8月下旬，发现患者80余人，嫌疑患者400余人。于是日伪当局派遣警察把患者的房屋烧掉，并把患者与嫌疑患者收容到千早医院。结果，患者死了90%，嫌疑患者后被释放。
千早医院成为细菌战外围组织机构
在战后的审判中，关东军医务处处长梶塚隆二中将和731部队细菌生产部部长川岛清少将供述：“天皇曾下达敕令组建731部队和100部队。”但战后多数731部队成员和日本社会各界竭力否认，试图掩盖天皇知道并扶持731部队的事实。
而在这场惨无人道的细菌战中，无法逃避的是“活体试验”在治疗传染病的医院同样进行着。千早医院逐渐沦为日本细菌部队控制的非军事机构的细菌战外围组织机构，与长春第100部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千早医院设有特殊传染病隔离所，大批收容鼠疫、霍乱等病人，而且还经常向第100部队提供进行细菌实验用的人的活体。关于千早医院在细菌战中所发生的一切，详实的史料十分有限，零散地夹杂在长春第100部队与战后供述史料之间。
1932年8月，日本在东京陆军军医学校建立细菌研究室;次年将细菌研究室迁到中国东北，在多地建立细菌战研究基地。从1936年起，日军先后在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和新加坡等地成立细菌战部队，包括哈尔滨第731部队、长春第100部队、南京荣字1644部队、北平甲字1855部队、广州波字8604部队和各师团防疫给水部，共63支部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细菌战网络。在细菌战剂的生产方面，日本主要追求能大量生产、成本低、毒力强烈、传染性强、对外界抵抗力强，而又不留下使用痕迹等指标。
第100部队
从事细菌战的人员约800人
第100部队旧址在今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散热器厂。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将设在长春城南10公里处的孟家屯(今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散热器厂)的关东军临时病菌收容所改称为100部队。1943年后又以低价收买了附近农民的大片农由。该部队的机构和第731部队的机构相似,在司令部下设有五部与总务部。第一部主要是研究鼻疽、炭疽热、传染性贫血等导致牲畜迅速死亡的各种细菌，以确定各种病症及其性能和传染方法，下设若干分部。第二部主要是负责研究、实验与制造细菌武器和进行细菌战的方法,是该细菌工厂的中心部，下设细菌、病理学、实验动物管理、有机化学、植物学等分部。第三部是牲畜防疫。第四部是动物饲养。第五部负责教育培训从事细菌工作的技术人员，又称五三一部队。
总务部下设研究、设计分部及占地60余响的实验农场和占地20余响的牧场。在各部与各分部内，还分别设有细菌室、孵卵器室、冷藏库、培养室、小动物室、消毒室、化验室、制剂室、解剖室、实验室、病理研究室及禁闭室、特种仓库、火化场、养育房等部门。整个从事细菌战的人员约800人。其中2/3的人员是兽医、医学、生物学、细菌学、化学、农会学等方面的专家和技术人员。
这支部队由职业军队兽医若松次郎少将领导，对外称：关东军军马防疫给水部。第100部队的任务与731细菌部队大体相当，主要从事细菌武器与细菌战的研究，并培养了一批专门从事细菌战的专业人员。
第100部队与设在长春的千早医院、伪新京卫生技术厂、伪新京市防疫所、伪大陆科学院马疫研究处、伪马政局畜牧司、伪新京畜产兽医大学等单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如伪大陆科学院马疫研究处,经常向第100部队提供炭疽热、鼻疽、腺疫、烤疫等毒力很强的细菌毒苗和人、畜的活体标本。该处的细菌研究室和病理研究室也常常借给第100部队进行细菌研究和实验使用。又如伪新京市防疫所则设有细菌部、化验部、防疫部和病理部，对传染病人进行解剖。
而第100部队也经常到上述各部门及东北各地采集菌苗，并让畜产兽医大学的师生和其他部门一些人员到该部队内进行细菌工作培训，参加撒布细菌和检疫等活动。此外，上述各部门的有关专家还经常密切合作，共同进行细菌实脸与病理解剖工作以及开展细菌战方面的学术研讨活动。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100部队开始研制人畜并用细菌武器。这支部队饲养了数以万计的鼠类及一些牲畜以供试验与培养细菌用，经过反复的试验与筛选，确定以鼻疽菌、炭疽菌、牛瘟菌、鼠疫为主要研制对象，采用飞机播撒的方法大量地杀害人畜，对特别区域进行细菌战。
据日本战犯关东军兽医部长高桥隆笃供认：第100部队在1941年至1942年间，一年内就生产制造了1000多公斤炭疽菌、500公斤鼻疽菌、100公斤锈菌。这些细菌大部分用以中国浙江的战场上。
史料证实千早医院进行细菌实验
2015年8月11日，黑龙江省档案馆公布首次发现的20件侵华日军731部队有关档案，其中涉及在长春进行细菌研究的部分史料。这批档案形成于1939年5月到1945年5月。档案内容有两种：一种是反映“731”部队在新京(长春)、农安进行“防疫”活动的档案，共有4卷;另一种是反映关东宪兵队向“731”部队实施“特别移送”情况的档案，共有77卷，其中均有涉及千早医院。
根据档案中记载，1940年夏天，伪满洲国首都——新京以及农安县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鼠疫，死亡人数达500人。而在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对外公布一批保存在日本内阁、陆军省、外务省、关东军等官方机构的往来公文和命令文件中，一份与长春有关的文件中表明，关东军司令部1940年10月5日下发的，关东军丙字第六九九号命令，命令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赶赴长春开展鼠疫流行防治。
1940年10月7日，“731”部队的部队长石井四郎把“731”部队主力以“关东军临时鼠疫防疫队”的名义调入长春，表面上负责所谓的“防疫”任务，实际上大搞细菌谋略活动。石井四郎借机召开有关会议，命令“防疫队”在千早医院、卫生技术厂、马疫研究所等场所，对鼠疫患者尸体进行病理解剖，以研制比原发鼠疫危害更强的鼠疫菌苗。
据《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选编 细菌战与毒气战》中称，日伪当局从新京一些部门和731部队派出200余人的防疫班去进行检疫。这些人到达农安县城后，进行惨无人道的细菌实验。其中，据当时任新京日本宪兵队情报系军曹的冈野今吾供认：被解剖人体者不下50名。此外，尚有一些怀疑患者被注射毒菌药剂后被折磨致死。总之，在当时防疫班统计的死亡者295人中，有不少人是被细菌武器毒害的。
日本宪兵队几乎每星期
都运送活人做实验
这一时期形成的档案内容中有伪满洲国民生部保健司作成的《农安百斯笃防疫情报》5件和《鼠疫发生日计表》8件，内容有隔离地区检诊作业日报、千早医院收容者名簿;由(新京)市防疫本部作成的防疫状况会报资料2份，内容包括千早医院隔离情况、市防疫本部解剖班对千早医院收容尸体解剖情况、环状线防疫警备队警备状况、捕鼠及菌鼠检索情况等。
而第100部队实验材料的来源与供应问题，主要依靠日本军宪来解决。其中，大批牲畜是由日伪当局把民众饲养的牲畜作为“剿匪的缴获”，运至长春转交给第100部队。而活人，一般则由日本宪兵队把在各地捕到的“反满抗日分子”和其他民众，通过“特殊输送”运至第100部队。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运往第100部队的活人实验材料越来越多。据第100部队医生中村吉二所说:“日本宪兵队几乎每星期都往第100部队运送活人做实验。”
所谓“特殊输送”，就是侵华日军关东宪兵队所属各宪兵队、宪兵分队、宪兵分遣队，将秘密逮捕的反满抗日者直接进行秘密审讯，然后将审讯报告逐级上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经司令官批准并下达“特殊输送”的指令，秘密地将其输送给731部队，进行惨无人道的细菌实验，直至残暴地杀害。因为没有经过法庭公开宣判就径直把这些人秘密送交731部队，这是带有特殊性质的办法，所以这种手续就叫做“特殊输送”。
在黑龙江省档案馆公布的馆藏关东宪兵队“特殊输送”档案中，目前已发现被关东宪兵队申请或指令“特别移送”到“731”部队的抗日人员，共计372人，被秘密进行惨无人道的细菌实验，直至被杀害。这些“特别移送”人员，分别来自苏联、蒙古、中国国民党及中国共产党等谍报系统;从国籍和种族上看，分别有俄国人1人、朝鲜人4人、中国人367人;他们有男有女，上至六七十岁的老人，下至十六七岁的青少年。
千早医院的史料目前公开很少
时年28岁的苏联谍报员孙连生，原籍山东省武城县，在1939年6月9日新京宪兵队队长近藤新八向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城仓义卫呈报报告，报告中认为“孙连生已失去利用价值，特殊输送较为妥当。”之后于1939年7月13日又呈报告，上报内容为“七月四日，依据关宪警第七五八号文件被定为特殊输送人员的苏联间谍孙连生，由于患上痢疾入住新京千早医院进行治疗。七月十二日十九时在该医院死亡。”
另据《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选编 细菌战与毒气战》，1942年夏，《青年文化》编辑赵仁昌被日警以“反满抗日”罪名逮捕，转送至千早医院密室监禁。《青年文化》杂志，缘起于1935年在沈阳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新青年》本是“协和会”“奉天省”的机关刊物，但刊登了大量有价值的文艺作品，是伪满时期比较重要的刊登文学作品的场地。《新青年》停刊后，由长春的“伪满洲帝国协会青少年团中央统监文化部”接管。王天穆、赵仁昌任编辑。他们梦想着在允许的范围内，创办一种新文学刊物。他们都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不满自己的生活，更不满当时东北文坛通俗文学当道的现状。
因为保护从敌伪监狱逃出来的作家李季疯，王天穆和赵仁昌被捕。一星期后，日警很客气地将赵仁昌释放。释放前给他注射了一针毒菌。结果，赵仁昌在3个月后便咳嗽吐血。5个月后肺部全烂，随即死亡。孙连生、赵仁昌两人的死亡，都与千早医院有着脱不了的干系，但由于目前有限的资料，我们无法得知更多的史实。
长春市政协文史专员连相如表示，关于长春第100部队和千早医院的史料，目前公开很少，很多人也无法获知更多的史料。不过，伪满千早医院旧址不仅仅是一栋建筑，它是日本侵华历史的见证，是不可移动的罪证，无法被否认。
责任编辑：徐为 最后更新：2019-05-22 11:0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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