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伤寒！炭疽！霍乱！日军在浙江的细菌战
2024-09-25 10:16:00  来源：浙江档案网  点击：  复制链接

　　2014年8月15日上午，我走进位于曙光路的浙江省档案馆，打开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档案，翻开那些有的已经看不清字迹，写在宣纸上的文件和信函，看着那一串串已经成为符号的人名，多次潸然泪下。

　　浙江省云和民国三十四年度(1945年)鼠疫发病情况登记表：

　　病人姓名 性别 年龄 详细地址 起病日期 死亡日期 临床症状 备注

　　廖锡珍 男 23 中正街七十一号 10月5日 10月8日 高热淋巴腺肿痛 肺鼠疫

　　徐烈宗 男 44 合作宿舍隔壁 10月2日 10月4日 发热胸痛、咯血 肺鼠疫

　　龙小长 男 16 县合作社 9月23日 未知 高热昏迷呕吐股腺肿痛败血性鼠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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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是日本对华细菌战的受害者。浙江省档案馆有数百件日军在浙江实施细菌战相关的馆藏档案。

　　日本投降那天，他染上肺鼠疫

　　在成堆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档案里，我第一次了解了云和这个地方。

　　云和县地处浙江省西南部，现属丽水市。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拉开了全面抗日战争序幕。1942年，因云河天然屏障般的地理环境，浙江省会迁至云和。

　　但不幸随之而来，云和成了侵华日军细菌战的重要攻击目标，城内外鼠疫、痢疾、霍乱、炭疽蔓延，死人不断。

　　云和县前街有个叫“廖丰和”的老商号。

　　老板廖根昌40岁，在云和，没有人不知道廖老板，没有人不知道“廖丰和”。在当地年轻人眼里，廖老板的“廖丰和”自他们出生起就在了。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本是件举国欢庆的大喜事，可对浙江省临时省会云和县城来说，灾难还没有结束。

　　也就在这一天，“廖丰和”老板廖根昌染上了肺鼠疫。

　　廖老板有两儿一女。大儿子廖兰生23岁，女儿廖爱松18岁，小儿子廖玉龙8岁。因为生意忙，除了小姨子在店里帮忙，家里还请了个叫项美兰的帮工，18岁。

　　廖根昌患了肺鼠疫，高热、呕吐、咯血、昏迷，胸痛。

　　当时，云和有个名医叫徐烈宗，是当地影响较大的三位中医之一。当年，云和主要是他们在医治鼠疫病人。

　　据调查，徐烈宗和另外两位名中医当年治愈的病人不下四五百人。他们走遍疫区，挨家挨户，串门诊治，价格低廉。

　　1943年11月20日，徐烈宗还因及时诊断患鼠疫的村民，而获过政府嘉奖。

　　徐烈宗诊断廖根昌患了肺鼠疫，给他开了清热解毒的药，比如，羚羊、犀角，还开了草药，主要有白茅根、马兰头等。

　　据档案记载，当时几位中医医治鼠疫患者，开的药主要是清热解毒类的。

　　尽管他们收费低廉，但还是有很多人家无钱医治。

　　这些人家一旦出现患者，便自行将患者隔离，并不声张。当然，不声张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怕声张后，亲人被政府隔离，不能亲自陪护、照顾。

　　家人将患者转移到专门一间房，由专人照顾，先用针挑开肿块，挤出血水，然后再用酒精不断擦拭。当时也有幸运的，经家人这

　　样医治就好了的。但这种情况一般在早期才会有机会。

　　浙江省档案馆提供的控诉细菌战的光盘提到过一个事例，讲述人是个鼠疫患者。当年还小，有一天他的腿根出现肿块，并伴有发烧症状。妈妈马上把他关进柴房，用针拼命扎那个肿块，用手挤出血水，然后用酒精反复擦拭。第二天，他的烧退了，人好了。但也有许多人用这种方法无效，家人只好眼睁睁看着亲人死去。

　　其实，当时医治鼠疫并不是没有特效药，这种特效药叫鼠疫血清针。

　　据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的回忆录记载，1943年，由于疫情严重，他也染上了鼠疫。幸亏当时的福建省主席连夜用专车送来鼠疫特效药(鼠疫血清针)而得到救治。

　　当时，日军在占领区内抢收了全部救命药，要想得到一支实际价格仅需几毛钱的鼠疫血清针，必须以黄金兑换。

　　云和的叶俊臣患上鼠疫后，以一只金戒指换取一支血清针，用了好几只金戒指才保住性命。

　　贵溪村的王忠，倾其家产，以4800斤稻谷为代价换取6支血清针，逃离了鬼门关。

　　也有不少人虽然脱离了险境，但留下后遗症，成了白痴。

　　扔银圆，扔黄金，竟没人敢接

　　虽然廖根昌是大老板，可一时间根本搞不到救命的血清针。

　　廖根昌服了徐中医的药，病情并没有好转。

　　而时隔两月不到，为他治病的徐烈宗医师也患上了肺鼠疫，病逝。

　　家人看廖根昌用药不管用，又去请来当地的道士梅宗仁驱鬼求神，结果不但廖根昌不见好，道士梅宗仁回到家也发起了高烧，经医生诊断，也染上了肺鼠疫，不久离世。

　　8月21日晚7点，廖根昌永远闭上了眼睛。

　　云和有个油漆匠，叫刘宝贤，平时，除了接漆工的活，也接殡葬的活。

　　廖老板去世后，刘宝贤去给廖老板穿寿衣，为其棺木上漆。等廖根昌下葬，他回到家，也染上了肺鼠疫，不治身亡。

　　就连当时给廖根昌抬棺材的叶祖其夫妇也都染上了肺鼠疫陆续身亡。

　　廖根昌的大儿子、女儿，还有来家里帮忙的廖根昌孩子的二婶娘，以及帮工项美兰也相继染上肺鼠疫，并于8月28日同一天死去。

　　8月29日，在云和县前街曾一度门庭若市的一幢小楼就这么被警察局贴上了封条。廖根昌的妻子、小姨子，还有8岁的小儿子被关在小楼内。

　　被关第二天，廖根昌的妻子开始发烧，染上了肺鼠疫，而家里连一口水都没有了。三个人趴在楼房窗口向外呼救，可是寂静的街道连一只鸟都没有。

　　廖根昌妻子实在难熬，从楼上丢布匹，扔绸缎，都没人敢上前接应。最后，她只好含泪让妹妹直接往楼下扔银圆和黄金，还是没人接应。

　　一周后，她含恨死在小楼上。留下了年幼的儿子廖玉龙。

　　同天，廖根昌生病期间来帮忙的弟弟廖根德(38岁)、哥哥廖贤奎(49岁)也因染肺鼠疫死亡。

　　廖根昌的妻子离世后，警察局把他的小姨子和小儿子转移到了城外大庆寺后面的破屋里，这样又隔离了7天。

　　9月26日、9月30日，廖根昌的父亲廖田寿(67岁)、妈妈李翠花(65岁)也相继死去。

　　一家十一条生命，只剩下廖玉龙一个孤儿。

　　一时间，县前街成了“鬼门关”，成了当地人避讳的词，好像提到“县前街”三个字都有危险。

　　1945年10月12日，县政府发文封闭消毒廖根昌住房，孤儿廖玉龙被送到马鞍山隔离，才幸存下来。

　　据浙江省档案馆的档案记载，云和鼠疫始于1942年，发病率最高的时期是1943年和1945年。

　　1943年8月，距城3里的河上村妙严寺第一儿童保育院发现鼠疫，死亡难童11人，政府决定焚烧妙严寺(据浙江省档案馆档案，当时，《东南日报》以《云和扑灭鼠疫，焚烧疫区房屋》为题进行报道)。

　　同年10月10日，云和县城内司前巷3号叶家厅住户邱鸾花首先发病，13日死亡(《东南日报》1943年10月15日报道)。

　　此后，云和县城鼠疫一发不可收。

　　据当时浙江省防疫站统计，1940-1945年，云和县发生鼠疫的疫点183处，患传染病者2740人，死亡1045人。

　　而这些都是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华细菌战所犯下的灭绝人性的罪行。

　　细菌战、石井四郎和731部队

　　细菌战也称“生物战”，是利用细菌或病毒作武器，以毒害人、畜及作物，造成人工瘟疫的一种灭绝人性的罪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使用了细菌武器。

　　1925年6月，在瑞士日内瓦签订的《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明确规定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然而，一些国家却一直在研究和使用它。

　　二战期间的日本便是其中之一，而始作俑者是一个叫石井四郎的人。1892年6月25日，石井四郎出生在日本千叶县加茂的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

　　根据李晓方编著的《泣血控诉》，王选(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团长)撰文称：1928年至1930年，日本法西斯就在着手细菌武器的研制了。

　　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派后来成为日军731细菌部队司令的石井四郎专门赴欧洲考察细菌武器。

　　1932年，东京的日本陆军军医学校设立了防疫研究室，开始了以石井四郎为中心的细菌战研究。

　　同年，在中国东北黑龙江省背阴河地区建立了细菌实验部队，也叫“东乡部队”，开始是一支非正式部队，所有军医都用假名字。

　　1936年，“东乡部队”成为日本天皇认可的正式部队。总部设立在哈尔滨的平房区。1940年，这支部队改名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主要从事用于人的细菌武器的研制。

　　1938年，他们还分别在北京、南京、广州设立1855、1644、8604细菌部队。

　　这些部队共有60个以上支队和派出机构，总人员在一万名左右。根据2002年日本厚生省公布的资料，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731部队的编制人员还在3000人以上。

　　日军各细菌部队，还使用活人作细菌武器试验。

　　除细菌战部队，在华各日军医院，各部队防疫给水部，甚至常规部队、普通医院，医学协会组织等也有参与细菌战研究，包括人体试验、活体解剖、细菌培养和撒播等。

　　石井四郎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说，在日本国内不能做的事，在中国哈尔滨可以做。

　　哈尔滨秘密基地设立了特设牢房7号、8号楼，这两幢楼由特别班管理。

　　在东北参与细菌战研制的原日本731部队士兵筱冢良雄，多次为731受害者作证。当时，他还是个少年兵。

　　1939年春，15岁的筱冢良雄和另外28名少年兵辗转抵达哈尔滨。

　　1942年10月前后，筱冢良雄接到命令进行人体实验和活体解剖。第一次实验是对5名中国俘虏进行验血，其中4人被注射了4种鼠疫预防液。

　　一周后，又对他们进行同样的注射。1个月后，给全体人员注射鼠疫菌液进行观察。结果，5名俘虏全部感染鼠疫，3天后3人死亡。

　　另外两人作为鼠疫重症患者，被转送到诊疗部作活体解剖实验。

　　这一次活体解剖他不在场。但不久后，他开始担任活体解剖助手。此后，他执行过三四次这样的任务。

　　他说他第一次解剖的这个男人头脑清晰、具有知识分子风度。

　　“我看到那个男人瞪着我，我只好把眼光转向别的地方。他的脸色和身体完全变黑了。在他还有一口气的时候，特别班的人员把他赤裸的身体放在架子上，然后送到我们解剖室。他被放在解剖台上，班长命令我给他洗身体。我用橡皮水管清洗他的身体，再用板刷刷他的身体。我的手脚都哆嗦起来……这样不到两个月时间，我对5个中国人进行了活体解剖。”

　　日军不但在浙江实施细菌战，还为验证其细菌战的效果，在义乌崇山村进行残酷的活体解剖实验。

　　据浙江省档案馆档案记载：1942年秋，日军为配合浙赣战役作战，在浙江中部的义乌投下大量沾染鼠疫菌的毒物。当时，义乌崇山村方圆10公里地区大面积暴发流行性鼠疫。

　　为检验细菌战效果，由侵华日军731部队本部与南京荣字1644细菌部队组成的联合特遣队，竟然在崇山村附近的林山寺进行了惨绝人寰的活体解剖实验。

　　2013年，《中国档案报》记者对崇山村受害幸存者进行了专访。

　　村民王晋华(78岁)说：我的表嫂才18岁，被日本人骗到林山寺，以治病为名，将她活活地挖出心肺。村里还有两个妇女，她们分别被日军砍掉了手和脚拿去做实验。

　　王兴国(60岁)：小时候，听村里长辈说，鼠疫开始后，日本人嘴上说是来给村民预防接种的，其实，他们把感染鼠疫的人集中到主山殿进行活体解剖。

　　日军在浙细菌战罪行一览

　　据浙江省档案馆档案记载，浙江是侵华日军细菌战的主战场和重灾区。

　　从1939年6月开始至1945年夏，日军多次对杭州、宁波、绍兴、金华、衢州、丽水、温州等7个市10多个县发动扩散鼠疫、霍乱、伤寒、炭疽、鼻疽等杀人毒菌的大规模投放。

　　浙江受疫菌感染的人数在30万人以上，死亡超过6万人。许多死里逃生的受害者被毒菌摧残了几十年。

　　1939年6月，萧山首先受到侵害。6月4日，日机飞到萧山境内，投下糖果、糕点等有毒食物;7日，又在萧山的头蓬、南阳、靖江等地投掷白色絮状毒物;8日，在龛山等地投下毒气弹;13日在义盛、靖江投下细菌弹;在绍兴沥海所一带撒放大量白色粉末。

　　1940年起，日军加大对浙江细菌战的规模。

　　10月4日，日机两次对衢州居民区撒下大批带菌麦粒、黄豆、粟米、麦麸、碎布、棉花、跳蚤、含有跳蚤的小纸包及宣传单。

　　10月10日后，衢城相继有多人突患急症死亡。死者家属反映:“死者在患病期间均有高热、畏寒、腋下淋巴结肿痛等症状”。县卫生院初步诊断为疑似鼠疫。

　　10月27日，宁波遭到日军细菌武器的空袭。日机在开明街撒下大批含有吸饱鼠疫病人血液的跳蚤的面粉、麦粒。

　　11月27、28日，数架日机在金华城区喷撒类似烟雾的东西。经浙江省卫生处检验，证明确系鼠疫杆菌。

　　12月5日，浙江省政府时任主席黄绍竑急密电重庆蒋介石:上月28日敌机在金华撒布之白色颗粒，经省卫生处陈万里等5员严密检验，辨明确系鼠疫杆菌。据载，该县有167人染鼠疫病死。

　　1942年日军打通浙赣铁路，8月25日，日军细菌部队司令石井四郎亲自到衢州秘密布置细菌战。

　　自26日至31日，石井一方面派飞机在中国军队阵地及防区空投带鼠疫菌的跳蚤，另一方面，派细菌战部队随同地面部队撒播细菌。从玉山经开化华埠至常山，经球川、白石至常山，从广丰经新塘边、清湖至江山，从常山经衢州至龙游，从江山经后溪至衢县，在沿途各城乡居民区的井水、水塘、食品中投放霍乱、伤寒、炭疽、鼠疫等病菌。

　　此后，衢州沿浙赣线的各县城乡居民区相继发生了鼠疫、痢疾、伤寒、副伤寒、霍乱、炭疽等传染病。

　　据1942年衢县防疫委员会调查，9月至12月，全县患疫总人数达2万余人，死亡3000余人。

　　1943年5月，衢州各县鼠疫、霍乱等疫病继续大流行。常山县所属的浙赣沿线各乡镇发病10241人，死亡1506人。

　　据衢州各县防疫委员会调查统计，1943年，衢州各县患霍乱、伤寒、炭疽等传染病者共45000余人，死亡7600余人。

　　1944年6月26日，日军第二次侵占衢县，于同月29日撤离，此后衢县又发生鼠疫、伤寒、痢疾、疟疾、疥疮等传染病大流行。

　　而云和县作为当时浙江省国民政府的流亡地，日军在地面上使用陆军对云和攻击失败后，于1942年8月26、27日在云和空投细菌弹，引起云和县鼠疫的流行。

　　1945年夏，云和再次遭受日军鼠疫攻击，空投带鼠疫细菌的棉花、糖果、饼干、玩具等物，波及重河、贵溪、局村、石浦等数十个村。

　　日军在云和不但空投细菌武器，还派敌探、汉奸扮成和尚、小贩、商人、渔夫、乞丐、苦力者、剃头匠、老妪或摩登女郎等，走村入户，直接投放疫菌到水源、粮食里面。

　　据1941年12月3日，浙江省第四公署第5733号电：“前据密报，绍(兴)敌运到百斯笃(鼠疫)及伤室扶斯(伤寒)两种烈性传染病菌，并派男女汉奸携带赴我后方散发。”

　　哭泣，不如揭开真相

　　战争已经过去，但真相和中国人民所受的伤害一直在那儿。

　　现在，日本对华使用细菌武器已是不争事实，而找出真相，则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

　　抗战胜利后，民间调查团经过十余年的调查发现，抗日战争期间，浙江大面积暴发的鼠疫，是日军投放的带有鼠疫疫菌的红色跳蚤传播的。而其它的疫情，比如炭疽、痢疾、伤寒等，也都是日军对华细菌战犯下的罪行。

　　我们应该记住这些参与调查这段历史真相的人，特别是一个名叫王选的伟大的女性。

　　美国著名作家谢尔顿·H·哈里斯说，只要有两个王选这样的女人，就可以让日本沉没。

　　王选祖籍义乌崇山村，1952年出生在上海。留学日本，获日本筑波大学硕士学位，精通英语、日语。

　　1982年，王选还在日本求学，当时正准备赴美深造。她在机场候机时，有个日本老兵给她看了一张照片，是关于细菌战受害者要求赔偿的照片，照片上是即将充作“试验材料”(731部队称为“丸木”)的中国人，他的目光中流露出恐惧与无助。王选一下子泪流满面。

　　从那以后，王选改变了留学美国的计划，她开展了艰难漫长的调查取证工作。

　　1997年，王选被侵华日本细菌战中国受害者对日诉讼原告团推选为团长和总代表。

　　在之后漫长的岁月里，王选奔波于中国、日本、美国等各大城市的大学、工厂、居民区。

　　在东京一审法庭上，王选面对被告席上日本政府代表，流泪控诉日军暴行，震动了整个法庭，就连审判席上的两个女法官也流下了眼泪。

　　在法庭外，王选还深入日本，动员日本二战时的老兵为受害者作证，原731部队少年兵筱冢良雄也是她动员上庭作证的。

　　王选说，每个人都可以做些什么，贡献人类，普通者也能创造历史，改变世界。

　　《细菌战》作者张益清说，对日诉讼的主要目的，是让全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都知道二战期间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以史为鉴，让这段悲惨的历史永远成为过去，不再重演。

　　8月13日上午，浙江省档案馆公布了13份侵华日军在浙江实施细菌战的档案。档案无声，却胜千言，此次公布活动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8月15日傍晚，我走出浙江省档案馆，微风拂在我的脸上，望着曙光路上南来北往的车流，和人行道上带着孩子，陪着家人漫步的人们，我忍不住恸哭，悲伤无法藏匿。

　　感谢为证明、并保存这段历史作出巨大贡献的人们。

责任编辑：毛里遥 最后更新：2024-09-26 11: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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