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侵华期间兽行——江西细菌战的危害与战争遗留问题
2015-08-27 11:33:10  来源：  点击：  复制链接

　　摘要：日军侵华期间，对中国实施过大规模的细菌武器攻击，江西是日军细菌战的重灾区。日军在江西实施细菌攻击主要有两次，时间分别为1940年和1942年。攻击重点在赣东北玉山机场周围地区和浙赣铁路沿线城乡。日军采取空中撒播细菌和地面谋略攻击相结合的方法，主要菌种有鼠疫、霍乱、伤寒等。日军细菌战制造了一个严重的细菌污染区，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巨大的内体和精神伤害，也给中日关系留下了百年伤痕。

　　关键词：日本侵华；细菌战；江西上饶

　　近年来， 日军在华细菌战问题已成为学术研究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遭受过日军细菌攻击的各省(市)受害调查工作也走向深入。自2003年起，江西细菌战受害调查工作逐渐展开，本文即是笔者主持近两年调查工作的阶段性成果。

　　日军江西细菌战从动员的人员、使用的设备、攻击的菌种、作战的区域等来看，在其细菌战历史上可谓规模空前。细菌攻击造成江西鼠疫、霍乱、炭疽、伤寒等疾病的大面积、长时间的流行，死伤甚众，危害极大。研究日军在江西的细菌战及其危害，对于了解普通民众的受害状况、揭露日军的细菌战罪行、支持细菌战诉讼等民间对日索赔，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日军细菌部队的组建

　　细菌战，是指使用细菌(生物)武器伤害敌方人员、毁坏战备物资的作战行动。（1）

　　鉴于细菌武器的极端残忍性和长久破坏性， 国际法严格禁止使用细菌武器作为交战的手段和方法。1899年通过的《禁止使用专用于散布窒息性或有毒气体的投射物的宣言》、1907年通过的《关于陆战法规和习惯的公约》(海牙第四公约)、1925年通过的《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等国际条约中均有明确规定，使用细菌武器是战争犯罪行为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准则。

　　日本深知使用细菌武器的严重危害性及战争犯罪性质，但出于侵略扩张的需要，依然走上了大规模研制和使用细菌武器的道路。推动日侵华日军江西细菌战的危害与战争遗留问题本细菌武器研制和细菌部队组建的元凶是石井四郎。他于1927年获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深厚的学术功底，并没有使他成为治病救人的良医，反而成为他推行细菌战的利器。

　　1928年4月至1930年4月，石井被派住欧美，秘密考察其他国家发展细菌武器的情况。回国后，他大力倡导研制细菌武器，并得到了日本当局的赞赏，在陆军省军务局及参谋本部有关将领的支持下，193 1年陆军省从十分紧张的军费中拨出20万日元，在东京陆军军医学校内建起了细菌研究室，开始研制细菌武器。（2）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为便于细菌武器的研制，石井于l932年将细菌研究基地转移到“满洲”，在哈尔滨市以南约70公里的背荫河镇建立了细菌试验工场，对外称防疫研究室。

　　1936年， 日本天皇正式密令组建细菌部队。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陆军大将山田乙三说：“关东军内有过两个细菌部队：第73l部队和第100部队，这两个部队都是直接受关东军总司令节制的。”（3） 第73l部队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1941年正式启用“满洲第73l部队”番号，石井四郎、北野政次先后担任部队长，驻地为哈尔滨市郊平房镇。关东军司令部干部部长田村正供称：“该部队的正式名称虽是‘防疫给水部’，但这个名称只是一种掩饰，其实这部队按基本职能来说，是一个准备细菌战和大量生产细菌攻防武器的特种部队”。（4）

　　73 1部队秘密进行细菌武器的研制、开发、生产和实战应用，为了加快细菌武器的研究进程，73l部队直接用活人做试验，进行冻伤、烧伤、烫伤、真空、高压、人与动物血交换、空气注射、细菌感染及活体解剖等各种试验。

　　第100部队对外称“关东军兽疫预防部”，与73l部队同时组建，驻地为长春孟家屯。组建之初主要研制对家畜和农作物的细菌破坏方法，菌种有鼻疽、炭疽热、牛瘟、羊痘等。（5）后来，随着日本战局的不利，也转向对人体的细菌武器研究。

　　日军在华北、华中、华南也都设有细菌部队(防疫给水部)，如北京“甲”1855部队、南京“荣”1644部队、广州“波”8604部队，1942年又成立新加坡“冈”9420部队。（6）上述部队同73l部队之间在人员和组织方面共同合作，开展包括人体实验在内的细菌研究工作，同时，各防疫给水部也成为向中国各地进行细菌作战的据点和基地。

　　南京的华中防疫给水部成立于l939年4月，本部设在南京中央医院，代号为“荣”1644部队，又称多摩部队或“桧”字部队。“荣”1644部队在上海、苏州、常州、南昌、九江、汉口、安庆等地设立l2个分部，部队总人数约1700人左右。这支部队与73 l部队一起，是对江西实施细菌作战的罪魁祸首。

　　除了上述五大细菌部队及其近70个支队(部)外，日军在很多军级、师团级部队中建有细菌部队性质的“防疫给水班”，担负细菌作战的任务，形成庞大的细菌攻击网络。

　　日军细菌部队的生产能力巨大，据担任过73l部队生产分部长的柄泽十三夫供认：在充分利用其生产能力和良好条件下，73 l部队理论上一个月内可培养出鼠疫细菌达300公斤，炭疽热病菌约600公斤，伤寒症细菌800～900公斤，（7）霍乱病菌约2000公斤，副伤寒症细菌800～900公斤，赤痢细菌800～900公斤。除731部队外，还有其他细菌部队，其生产总量十分可怕，甚至连日军自己也感到震惊—— 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说：“当我视察第73l部队时，那里制造细菌战武器的研究工作与生产活动之巨大规模，竞使我极端惊异。”（8）

　　二、日军在江西实施的细菌战

　　江西处于东部沿海与西部内陆的交界地，在抗战时期，江西作为与日军作战的前沿地带，战略位置十分显要，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就长期驻扎在上饶、铅山等地。江西重要的战略地位，是日军在江西发动细菌战的直接原因。

　　1．1940年对江西的细菌攻击

　　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1940年，日军陷入侵华战争的泥潭中不能自拔，战争资源日渐匮乏。日本为获取丰富的战略资源，急欲占领东南亚。因此，日军统帅部决定减少在中国战场的兵力，把战略重点转向南方。在此背景下，日军统帅部决定在华中的浙江、江西进行“保号作战”，实验在实战条件下用飞机撒布各种传染病菌的有效方法，企图以细菌战摧毁中国军民的斗志，把细菌战作为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

　　根据当时担任中国派遣军作战主任参谋井本熊男少佐的业务日记记载，1940年6月5日，井本熊男与日军参谋总部作战参谋荒尾兴功中佐、中支那防疫给水部(南京“荣”1644部队)部长代理增田知贞中佐就细菌战问题进行了协商，初步计划在7月份实施细菌战，攻击目标为“浙赣沿线城市”，负责人是石井四郎。（9）

　　7月22日，井本熊男视察杭州，决定杭州机场及中央航空学校作为细菌战作战基地（11）。石井四郎则在哈尔滨731部队本部，一面组织远征队，一面集中生产供这次作战使用的各种细菌。关于此次作战所使用的菌种，据当时在731部队生产部任职的柄泽十三夫供认：“1940年下半年，我奉直接长官铃木少佐的命令，要准备70公斤伤寒菌和50公斤霍乱菌。……我执行了这个命令。同时，我从第二部人员方面听到，第二部内为石井将军远征队培养了5公斤染有鼠疫的跳蚤，以便用去散布鼠疫。”（11）原731部队的雇员田村良雄也证实：“1940年7月初旬到9月下旬，l0月下旬至l1月中旬，编制了临时大量生产细菌队，从各部召集了约120名人员……在两个细菌工厂里制造了约270公斤伤寒、霍乱、副伤寒、鼠疫、脾脱疽菌。这些细菌都由航空班送往南京及华中地区的‘远征队’使用了。”（12）

　　1940年8月，“石井部队”参加“保号作战”的人员和器材由陆路和水路陆续运抵杭州。据参与此次运输行动的石桥直方在日记中记载，8月6日，器材(航空炸弹700发、汽车20辆)被运抵目的地杭州笕桥的原中国中央航校。（13）

　　8月末，细菌战的前期准备工作完成。经过对攻击目标的侦察， 日军确定首次攻击在9月中旬进行，具体攻击方法是使用飞机在“4000米以上高空”采用“雨下法” 或撒布鼠疫跳蚤。从作战记录可以看出，日军从9月18日到10月7日这一期间内共进行了6次细菌攻击，攻击地点包括江西玉山等浙赣铁路沿线地带。仅9月18日《井本日志》就明确记载：“玉山每平方公里2公斤(附近村庄每平方公里0 7～0 8公斤)”（14）

　　时任第三战区司令部卫生处处长的杨济民也证实了这次日军的细菌攻击。当时俘虏了一个日军防疫人员，由杨济民负责审讯。日兵证实：这次华东细菌战就是他所在的731部队头目石井四郎亲自策划的。（15）

　　10月8日，井本熊男被调到参谋本部第一作战课，临行前与其后任吉桥戒三和增田知贞等人就“保号作战”交换了意见，提出在12月份结束“实验”，对于正在进行的细菌战，则认为“C[霍乱]”可能不成功，“P[鼠疫]”也许可以成功。

　　从我们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1940年日军对江西的细菌攻击，效果并不显著。关东军军医部长棍隆二也供称：1941年2月，石井四郎在向其汇报1940年细菌战时说：“不能从高空散布细菌，否则细菌统统会死掉，说细菌只能在500公尺以下投掷，但在低空投掷时，细菌散布的面积又太小……”（16）所以实施起来很难，“一方面，因为细菌要从低空投掷，但在低空投掷便使敌方能自由地扫射飞机；另一方面，因为使用这种方法(低空投放细菌)就需要极多的细菌。” （17）而1940年“保号作战”对玉山的攻击方法，是从“4000米以上高空”采用“雨下法”撒播稀薄菌液：一方面，因飞机高度太高[4000米>500公尺(米)]，细菌在下落的过程中已死亡。另一方面，因为是稀薄菌液，而飞机低空撒播需要极多的细菌再者，这一次细菌撒播是把细菌赤裸裸地投掷下去，没有使用媒介物。“石井四郎还对我说，效力更大得多的细菌投掷法是不把细菌‘赤裸裸的’投掷下去，而是把它同媒介物一块，即同虫类，特别是同跳蚤一块投掷下去。跳蚤是最富有生命力的虫子，把跳蚤染上鼠疫后，就从飞机上投掷下去，而寄存在跳蚤体内的鼠疫菌，便能顺利地同跳蚤一起落到地面上。这种情况可减少飞机有被敌方高射炮击落的危险。” （18）所以，玉山虽然遭到了细菌攻击，但没有出现疫病的大流行也就成为可能。

　　鉴于霍乱、伤寒等细菌攻击未能达到预期效果，日军从10月中旬以后把攻击重点放在撒布鼠疫细菌方面。11月27日和28日，日军在金华城区上空撒布鼠疫菌，完成了1940年浙赣细菌战的最后一次攻击。

　　日军通过1940年“保号作战”的细菌攻击，对比了不同浓度的细菌菌液效果，对不同的地区使用了不同的菌种，为他们进行更大规模和采取更有效的方法实施细菌战提供了实战经验。

　　2．1942年对江西的细菌攻击

　　1942年4月18日，美军16架B一25轰炸机从太平洋上的航空母舰上起飞，对日本东京、名古屋、神户等城市进行了首次空袭，然后降落到浙江、江西的军用机场，日本朝野震动。为了报复并阻止类似的进攻，日军大本营发出了大陆指第1139号令，指示中国派遣军发动浙赣战役．摧毁浙江、江西境内的军用机场。（19）

　　与此同时， 日军决定把细菌战与陆军的地面进攻相结合，探索使用细菌武器的最好攻击方法“地面传染法”，即在日军作战略退却时，在铁路沿线、机场附近村庄施放细菌，使之成为细菌亏染区，阻止中国人民修复和再次使用这些机场。

　　1942年5月至7月，日军发动浙赣战役，从浙江宁波和江西南昌两面夹击，打通了浙赣线。

　　石井四郎在731部队本部也着手组织参加细菌战的远征队和集中力量生产作战所需的各种细菌。据川岛清供称：“在1942年6月，第731部队长石井中将召集部队全体指挥人员会议，当时他向我们宣布，说很快就要派遣远征队到华中去，以期探究使用细菌武器的最好方法……从6月底到7月初，该远征队分成好几个小队乘坐飞机和火车抵达驻屯在南京的“荣”字部队。”（20）

　　关于细菌生产，川I岛清说：“当时第四部所执行的任务，是供给第731部队派出的远征队以各种细菌；此种细菌培制有130公斤，随即用飞机送到华中去了。”（21）上田弥太郎则供称：“1942年4月，……所制造的四十公斤细菌，时就做成细菌弹了，起运时据说是运往南京、玉山地区投掷”。（22）

　　“荣”1644部队也参加了这次细菌战，并紧急生产细菌。关东军第五军团军医处长、军医少将佐滕俊二说：“在浙赣一带进行动作时，‘荣’字第1644部队中有一部分人员帮助进行过这次动作。此外，当时又从第731部队那里派来了很多军人。我不知道这次动作具体经过的情形，但我知道‘荣’字第1644部队司令部帮助进行过这次动作，例如在繁殖跳蚤方面”。（23）

　　另据当时在“荣”1644部队九江支队工作的榛叶修证明：“昭和十七年(作者注：1942年)六月至七月，制造下列细菌是事实：一、霍乱，二、伤寒，三、鼠疫，四、赤痢。制造有关者为防疫科全部人员。”（24）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在此次细菌攻击中，日军几乎使用了他们研制的各种细菌武器，包括鼠疫、霍乱、伤寒、副伤寒、炭疽、赤痢等，而且使用的数量十分惊人。

　　日军在战役初期使用细菌攻击，固然给中国军队和民众造成了极大危害，但由于中国军队后退，日军进入疫区作战，给日军本身也造成了伤亡。据美军捕虏日军询问报告中述：“日军误入自己进行细菌武器攻击的地区，日军有一万人以上得病，死于霍乱的日军有1700名”。（25）

　　鉴于这种情况的发生， 日军内部对于是否继续使用细菌作战出现了意见分歧，最后决定采用“谋略细菌战”的方法，也就是在日军撤退时才在居民逃亡地区撒布细菌，以返回的居民为目标，造成疫病流行，毒害中国人民。

　　8月下旬，日军按预定计划先后撤离江西上饶(19日)、广丰(19日)、玉山(20日)等地，向浙江衢县一带集结，在撤退时，73 1部队远征队开始实施“谋略细菌战”，在上述地区撒布细菌。

　　据川岛清供称：“这次细菌攻击动作，是要在玉山、金华及浦江一带举行的。在这一动作完毕后，我才知道当时是用撒放方法对中国人施行了鼠疫、霍乱及副伤寒症细菌攻击。鼠疫细菌是用跳蚤散布的，而其余的细菌，则是直接将其放到蓄水池、水井、河流等等中去的方法散布的。”（26）古都良雄也承认：“我于1942年问参加过到华中去动作的远征队。到华中去动作的远征队所负的最主要任务，是要在玉山城一带对中国军队及和平居民进行细菌军事破坏工作”。“我参加过把盛有细菌的瓶子投到水井、沼泽及和平居民住房里去的工作”。（27）

　　日军还利用被俘的中国军人传播传染病，据古都良雄供称，当时设立了两处中国战俘集中营，人数约为3000人。日军预备了3000个特制烧饼。烧饼是由远征队队员参加做成的，里面注射了伤寒菌和副伤寒菌，然后把烧饼分发给中国战俘吃，并进行拍照，以宣传日军的“慈善”行为。吃完后，把中国战俘全部从集中营放走，目的是让他们去传播伤寒和副伤寒流行病。

　　在居民区， 日军还留下了许多用细菌感染了的饼干，把饼干放置在院墙、树木下面以及行人休息地点，仿佛是他们偶然忘掉的。引日军细菌部队还制作了用细菌感染的巧克力，“每块巧克力内放的都是炭疽热细菌。这种巧克力是预备供进行军事破坏工作用的”。引在战火纷飞、粮食短缺的年代，那些饼干、巧克力无疑有“致命”的诱惑力。

　　关于这次细菌作战，《井本日志》有这样的记录(8月28日)：

　　广信 Px[鼠疫](1)毒化跳蚤(2)施放经过注射的鼠

　　广丰 (1)

　　玉山 (1)、(2)、(3)把P(鼠疫]千燥菌混入米中．目的：鼠— — 蚤— — 人（30）

　　从以上供词和日记中，我们不难看出日军为造成当地疾病流行，花费了多少心思。日军细菌部队的努力没有“白费”，在赣东北造成了疾病大规模的流行。

　　三、日军江西细菌战的受害状况

　　日军对江西的细菌攻击，不但在当时造成被攻击地区大量流行病的发生，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危害，而且疾疫难除，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遭受日军细菌攻击的地区，疾病流行，日日有村民暴亡，人人自危，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噩运就会降临到自己和家人的头上。细菌战给普通居民带来的恐怖是我们现在难以体会和想象的。因为细菌武器不同于普通武器，它把普通日常生活的空间、社会关系、自然环境变为杀人凶器。细菌武器并不单纯大量杀伤生灵，还破坏了人们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生存社会基础。

　　当时细菌感染者死亡人数十分惊人。玉山县宅前村黄林凤一家10余口人先后离世，只剩下她一人孤苦伶仃。而整个宅前村，因日军在水井里投放病菌，在几个月的时间里，600多人的宅前村，只剩下100多15人还在疾病中挣扎。毛宅村原有500多人，只剩200多人；梅花墩原有100多户，只剩16户；关山桥的蔡家，死得只剩蔡顺花和她的女儿两人，而且她的女儿因为染病，身材一直也长不高；岩瑞镇宅前村祝腮菊家原有13个人，最后只剩3人；另据初步调查，龙头山、老虎窝、关坑、五村坛、杨家畈、上下筛篷等自然村，村民基本上全部遇害。当时正是收割水稻季节，由于无人干活，导致成片的水稻烂在农田中。许多村庄无人居住，逐渐变为农田。

　　《江西民国日报》也揭示了玉山受害的惨状：“玉山是浙赣交通要冲……据调查，战前这里的人口有25万，至今还不到21万。虽然这4万多人不尽是死于疫病，而这数目是确够惊人的。自这地方光复以后，一直流行着几种可怕的传染病症..使这儿的人民无时不陷在恐怖和窒息中”。（31）

　　在上饶和广丰，由于日军撒播鼠疫菌，两个月后出现大规模的鼠疫流行。

　　上饶第一例鼠疫发生在日军撤离上饶市二个月后，即1942年9月10日(公历为10月19日)，在马皇庙一徐姓农民家里，其六岁的小孩突然得病，表现有发高烧、畏寒、头痛、脸发红、呼吸迫促、起病十分骤急，以及发现双侧腹股沟淋巴腺肿大，得病第二天急死。（32）

　　接着，广丰县也出现鼠疫。据群众反映说，当时到处是马粪、垃圾堆，老鼠、跳蚤多得怕人：屋内有跑动极慢、肚子大大的老鼠，有时可以拾到死鼠。

　　广丰县第一例鼠疫发生在东大街的一个工人家里，患者叫周祖根，男性，34岁，做绳工人。据他爱人说：在发病前未到过任何地方，仅在家里发现死鼠，于9月12日(公历为10月21日)突然起病，“表现为发高烧、头痛、寒战、呕吐，以后双侧鼠蹊部及腋下淋巴腺相继肿大。得病一天进入昏迷、谵妄，不能进食，但无皮下出血、咳嗽、咯血、腹泻等现象，得病三天突死”。（33）

　　据当时上饶中心卫生院院长刘任涛回忆：“(我)接到广丰县卫生院打来的长途电话，得知广丰城内居民发生瘟疫，要我前往检查。我当即与我院化验员郭志楠带着显微镜和化验药物，连夜赶到了广丰县城。翌日早晨，广丰卫生院领我们走入城内居民区，检查发高热鼠蹊淋巴腺肿大的患者。在两名男患者淋巴腺中抽出液体作涂片在显微镜下检验，郭化验员惊叫‘鼠疫杆菌!’再给另一女患者检查，结果完全相同。我们一致确定为“鼠疫”。（34）

　　1942年1 1月1日，第六行政区中心卫生院徐学璇也在广丰报告“该县小东门田里(地名)及东街湖沿等处相继发生高热腺肿病人，于72小时内死亡之病例，先后采取尸体肝脏液及患者血液涂片染色镜检皆为鼠疫杆菌存在。"（35）

　　在上饶城区鼠疫流行之际，有一住户张桂炎患病，从上饶赴沙溪镇岳丈家休养，其妻余大英怀孕已先回娘家。张桂炎到沙溪后，病情继续加重，诉头痛异常、发高烧、脸发红、鼠蹊部淋巴腺肿大、极痛、干咳，于第二天突死。不久以后，其妻余大英、余大英的妹妹、母亲；邻居余昌福、余昌福的妻子、子女、母亲；中医汪伯都得病死亡，症状与张桂炎一样。（36）

　　刘任涛回忆说：“不到一星期，上饶医院给我来了长途电话，报告上饶市区那河街发生了疑似鼠疫病例，于是我又偕同化验员郭志楠赶回上饶医院，汪医师陪同郭志楠前往那河街给患者抽液检查，同样发现鼠疫杆菌”。（37）

　　第六行政区中心卫生院徐学璇在广丰的报告中说：“1 1月8日上饶太子庙等处发生鼠疫患者， 日有暴亡，经镜检死者体液，确有鼠疫杆菌”。（38）

　　上饶、广丰鼠疫发生后，当地政府和卫生部门极为重视，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防治鼠疫：

　　第一，设立鼠疫隔离院，患者就地隔离治疗；派军队封锁疫区，禁止居民随意出入，防止鼠疫蔓延。并对疫区用石灰和漂白粉进行消毒。

　　第二，对疫区人民实施预防注射，尤其是疫区内和水陆交通要地，更是实施普遍注射。

　　第三，开展灭鼠灭蚤工作，用石灰填堵鼠洞、撒灭蚤剂，消灭疫源菌。

　　但由于防疫人才不足，战时经费十分有限，加上药物器材缺乏，有的地方措施不力、执行不彻底，使疫情难以控制住，不断有人得病暴亡。当年有医疗记载的鼠疫患者，上饶78人，死亡78人；广丰42人，死亡42人， 死亡率达到100％ 。几年后的1946年，上饶市鼠疫患者60人，死亡22人；1947年沙溪镇发病53人，死亡45人；1948年，万年城镇发病47人，40人死亡。（40）

　　并且，自1942年以后，鼠疫即在江西大上肆虐，“江西人间鼠疫流行始于1942年，止于1950年。除1943年无病例报告外，其余8年均有发病。先后有14个县、市发病2989人，1550人死亡。在此以前，江西省无鼠疫史料记载。”（41）

　　上述数字仅仅是就诊于各地医疗机构的统计数字，并不准确，不能完全反映当时鼠疫的危害情况。早在1946年就有人指出：“本省灾情惨重已如上述，而战时搬迁频繁疫疠继起，凡各种法定传染病均有发现，传布既广，蔓延尤速……惟此项数字仅系指曾就诊于各医疗防疫机关者而言，此外各地发生病患所在皆是，纵或死亡相继，大都隐瞒未报，故实际之传染病患当数倍于此数。”（42）

　　江西善后救济视察团也指出：“鼠疫流行..地方虽设有防疫机构，但人财两缺，无所作为，一般民众，复不知事之严重，病不求医，死不报验，数年来各县染疫及治愈与死亡之人数，无人能知其真实。”（43）而据在广丰县城行医的韩崧灵回忆：“当时，我在县城行医，由于生病的人多，门庭若市，非常忙累，一天要治病一百多人次，有的还要出诊……根据这几个病例的情况，我分析这种病是腺鼠疫……后来，传染的范围稍有扩大，由田里向南门外、小南门和西街传播，大约每天有二、三十个人因此死亡，最高的时候一天死了七、八十个病人。”（44）通过与幸存者的调查印证，我们也发现，当时鼠疫的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远远大于医疗资料的记载。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在城镇、农村普遍建立防疫机构，配备专职防疫人员进行鼠疫疫苗预防注射，并深入宣传鼠疫防治知识，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灭鼠灭蚤，降低鼠密度，消灭蚤类孽生场所来抑制蚤类的繁殖等，通过这一系列的得力措施，1951年以后，江西省没有再发生大规模的鼠疫。

　　四、战争遗留问题的思考

　　侵华日军细菌战给当地人民带来肉体上的折磨难以忘却，造成心灵的创痛则更加刻骨铭心。

　　我们的调查访问，使细菌战受害者不得不再次直面那失去亲人的无以言状的痛楚，每一位受访者在一开始都不太愿意讲述那不堪回首的岁月，有的边讲边哭，有的只剩下一声叹息，而有的老人因痛苦太大、承受太久以致毫无表情。幸存者李新泉老人(76岁)说：“我们一大家子从日本鬼子的烧杀抢掠中幸存逃生，高高兴兴地回到家里，房子烧了可以重建，可我爹妈、姊妹就这样在不明白为什么的情况下痛苦的死去了，这人生损失我该怎样才能弥补呢?我永远也无法弥补了!我至今一回忆起当时的他们就禁不住落泪啊!”77岁的周锶玉老人谈到死去的亲人泣不成声，她说自己子孙满堂，但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娘家人— — 她的家人均死于那场人间瘟疫。84岁的蔡顺花老人边吃晚饭边接受我们采访，她婆家12人只剩下她和女儿幸免于难，她语气平静地对我们说，就是吃日本鬼子的肉，她也会毫不犹豫。

　　日军投放的细菌，还破坏了当地的自然环境，对自然生态造成长期的，甚至是永久的污染。在旧疫区，鼠疫、炭疽等疾病随时有潜在发华目军江西细菌战的危害与战争遗留问题生的可能性。

　　从1983年起，江西省恢复了因“文革”而中断的鼠疫监测工作，每年在黎川、南丰、南城、临川、抚州市、广昌、金溪、崇仁、上饶市、广丰、万年、上饶县和南昌市等13个疫点进行鼠疫监测：1988年在黎川县，检出Fl血清阳性鼠3只，1989年在广丰县，检出Fl血清阳性鼠3只，在南丰县检出5只。

　　 1991～1992年的监测结果如下：（45）

　　1991～1992年江西省旧鼠疫区的监测结果

　　年份 县市数 室内鼠密度（%） 染蚤率（%）总蚤指数 总检鼠数 阳性数

　　 1991 9 9.54 64.17 2.01 9279 3只

　　 1992 11 11.09 54.87 1.83 9974 6只

　　注： 1991年3只阳性鼠中，抚州市1只，上饶市2只

　　1992年6只阳性鼠中，南城3只，抚州市3只

　　从以上的监测结果可以看到，江西省鼠疫虽然已经平息了几十年，但仍然有动物鼠疫活体，依然存在从动物鼠疫传染到人间鼠疫的危险，可见日军细菌战危害的深远。

　　炭疽的危害也很深远。炭疽几乎是一种永不死亡的细菌，具有极其旺盛的生命力。在旧疫区，炭疽的发病率远远高于江西省其他地区，1956—1989年，上饶炭疽患者有31 1例，比发病人数位居第二的吉安(189例)多122例，比发病人数最少的赣州地区(3例)多308例。（46）

　　遗憾的是，侵华日军这些令人发指的罪行在战后并未得到彻底的清算，战争罪犯也未因此受到惩罚，无辜受害者更未得到任何赔偿。

　　对于日本而言，他们深知细菌战的国际违法性，因此在战败前夕即大规模破坏全部设施，尤其是细菌研究和生产设备，遣散部队及研究人员，以达到毁灭一切证据的目的。细菌部队成员绝大多数终其一生对此保持沉默，闭口不谈这段历史—— 细菌部队成为日军中“消失”的部队。

　　美国在战后基于本国利益考虑， 以不追究日军细菌战犯罪为条件，换取日军细菌研究人员的合作，研制细菌武器。在美国限量发布的备忘录中提到：“日军细菌战部队的技术情报几乎全部都没有落入苏联手中，如果公审战犯，这种技术秘密就会全部公布给苏联，所以，从美国的防卫和安全来看，应避免进行公审。”“由于日军细菌战情报的重要性，美国政府决定不揭发日本细菌战集团中的任何一个人员为战犯。”（47）1947年9月，美国政府正式决定对石井等人免于追究战犯责任。由此，那些丧尽天良的细菌战罪犯，运用在战争中从事人体试验、实战攻击的“成果”，转而成为日本医学界的重要人物，戴着专家的桂冠，十分体面地生活着。而所有细菌战受害者们在战后的几十年岁月中，独自默默地承受着痛苦，又静静地一个一个离开了人世。

　　这种历史和现实的不公，使日本侵华造成的战争遗留问题，成为横亘在中日两国之间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曾说：“对于牺牲者来说，金钱是无法补偿的。”“对许多人来说金钱并不重要，他们谋求的是自己经受的痛苦作为痛苦被承认，施加给自己的非法行为作为非法行为被认识。”诚哉斯言。我们认为，惟有日本政府坦承当年的战争错误与罪行，在世界面前展示一个负责任的民族所应有的态度，妥善处理战争遗留问题，才能赢得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各国人民的谅解和认同，从而实现其走向世界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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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9期 编辑：王丽娜)

责任编辑：罗莎莎 最后更新：2015-08-27 11:3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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