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烂脚”：正在消失的日军细菌战幸存者
2015-09-21 11:14:34 来源：南都网 点击： 复制链接
浙江省江山市贺村镇棠坂村，8 3岁的毛省甫已经被“烂脚病”折磨70余年。
他可能是日军在华细菌战最后的幸存者之一。
如今住在江山新塘边镇敬老院的姜录才一辈子孤残，烂脚病折磨了他70年。
自己换药包扎的魏洪福。他是衢州市柯城区人民医院救助炭疽病受害者试点项目确诊的32名幸运者之一。接受了近5年的免费治疗后，他的伤口缩小了2/3。
81岁的傅君华1944年在丽水市莲都区碧湖镇放牛时感染，至今未治愈。最严重时烂到筋骨。
83岁的毛省甫已经时日无多，他被“烂脚病”折磨70多年。
周德全(右)和他的两位老乡刘凤进和方凤友均患有几十年的烂脚病，他们住在丽水市连都区林宅口村。
7月，浙江省江山市贺村镇棠坂村。夏日炙热的风刮不进这栋百年老宅的大厅，温度陡然降了几分。83岁的毛省甫一身长衣长裤，坐在自家大门口，双颊深凹，紧抿双唇，一言不发。长裤挡住了他两条腿上从脚背蔓延至小腿的巨大伤口，粉红色的伤口周围，布满焦炭一样斑驳的纹路。这两个伤口，好了烂，烂了好，反复70余年。他可能是日军细菌战最后的幸存者之一，但因缺乏相关医学鉴定，至今无人能百分之百确认。
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中国对日民间索赔运动的兴起，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联合会（筹）会长王选，注意到日军二战期间，在浙江和江西战场上使用过炭疽和鼻疽菌，老人们长久不能愈合的伤口很可能是感染这两种细菌的结果。自2004年起她带领宁波大学、浙江工商大学学生致力搜寻这些俗称为“烂脚病”的老人，到2010年他们记录下660名老人的口述。
这些口述记录显示，1942年5-9月，浙赣会战期间，日军行经主要路线包括浙赣铁路沿线一带以及当时中国方面机场周围地区：杭州郊外富阳、萧山、诸暨、浦江、义乌、兰溪、金华、汤溪、龙游、衢州、江山、遂昌、松阳、丽水等十多个旧县许多乡镇，随后暴发过群体性的“烂脚病”。各国学者近年的研究也能证明，二战中，日军在中国的确大量生产并使用过炭疽菌和鼻疽菌。但这种疾病的症状在当时并未引起国民政府的重视，长久以来不为人所知。
近十几年来，王选一直希望能弄明白日军的炭疽武器究竟给中国人留下过多大的伤害。由于专业性研究背景条件的缺失等原因，至今，这个问题仍未有答案，但这些疑似受害者们却时日无多。就像毛省甫，五年前，他能清晰地告诉前来调查的大学生，他认为身上终身未愈的伤口和日本人在村里“放毒”有关，并报出过同村另外5个有相同“烂脚病”症状的村民名字。三年前，他还能挑着扁担下地干活。现在，他的听力逐渐丧失，当志愿者贴着耳朵大声询问时，他的眼里往往透出迷茫，有时能简单地回答几句，有时沉默。突然，他缓慢吐出这句话：“灰心了，烂这么厉害，死了算了”，然后又安静地像一尊老宅子里的木雕。
难以愈合的伤口
志愿者说想看看毛省甫的伤口，他把裤子往上一拉，那两个让人不敢直视的伤口就赤裸裸地露了出来。没有绷带，也没有敷药物，一只苍蝇立刻落在伤口上。这么多年来，没有药物能根治这种大面积的皮肤溃烂。美国纪录片导演洪子健因此把一部拍摄炭疽武器受害者的纪录片命名为《恒伤》。这是受害者们身上长达70年的痛苦，也能隐喻中日关系上难以愈合的战争创伤。
2002年，美国医学历史学家、病理学家马丁·弗曼斯基博士（Dr.Martin Furmanski），与美国皮肤病教授麦克·法兰兹布劳，以及著名历史学家谢尔顿·哈里斯，在王选的陪同下走访过金华和衢州20多名烂脚病幸存者，根据这些人对发病初期情况的陈述，他判断他们在1942年受到的是由两种不同的细菌引起的感染：鼻疽和炭疽。这两种细菌在自然界中通常存在于牛羊和马身上，会通过生病的动物传染给人，但不会在人际间传染。在浙江省的历史记录上，日军入侵前只发生过零星的动物传染人的炭疽病例。
据马丁·弗曼斯基博士解释，炭疽病毒通过皮肤破损处侵入人体内后，会引起皮肤炭疽。入侵处会形成类似蚊子叮咬的小包，但迅速发展为黑色的溃疡，随着黑色溃疡不断扩散，皮肤组织会肿胀得厉害，变形。死亡率约为50%.
鼻疽病毒对马致命，但染上鼻疽的马对人危害性不大。日军用此病毒来攻击国民党军队的运输工具———马、骡等牲畜。当鼻疽菌通过污染的饮水或伤口进入人体内，会在身体的任何部位形成流脓的伤口，这些脓疮会深入肌肉和骨头，让患者极为疼痛，并在数年内反复发作。
正是在1942年，毛省甫放牛时见过日本人的飞机低低掠过村子，撒下传单和碎布，村里随后就出现了10多个烂脚病人，他自己左脚上原先因冻疮留下的小伤口，此后变成了左右脚都有的大伤口。
但他直到几年前志愿者上门调查前，从没怀疑过这些伤口和日本人有关。刚解放时，一个医生说他得了丝虫病，没法治。1985年时，另一个医生按静脉曲张为他治疗，动手术割除他伤口处的一段动脉血管，溃烂停顿了几年后，又一发不可收拾地迅速扩张至小腿上部。结婚60多年的妻子至今仍把这些伤口归咎于他不爱干净。
在小女儿毛丽梅的记忆里，父亲的床褥和鞋子总是血迹斑斑的，母亲有洁癖，不愿靠近，父亲就自己包扎伤口，她会帮着父亲清洗鞋子。但就这样，父亲每天长时间地泡在水田里，靠种地养活4个孩子。伤口在天热时有臭味，父亲因此多年来独自吃饭。毛丽梅从未见过父亲在孩子们面前流露出痛苦，但在15年前，父亲的好友偷偷告诉她：你爸爸说夜里疼得受不了，想用一根绳子挂在树上了断。
肉体上的疼痛，也同样折磨着其他的烂脚老人。住在江山市新塘边镇敬老院里的姜录才，87岁，1943年开始烂脚，如今晚上每小时会疼醒一次，睡不着。衢州九华乡的魏洪福，84岁，1945年开始烂脚，他两个脚背各有一个拳头大的疮口，永远感觉疮口上像撒了辣椒，疼得火辣辣的。
“他们丧失了诉说历史的能力”
毛丽梅看着父亲近两年体力迅速下降，从城里搬回了父母家附近。她总想着买些没吃过的东西让父亲尝尝鲜，父亲已经到了活一年算一年的时节。毛省甫的姐姐在24年前因为烂脚病去世，毛丽梅记得这个姑姑在去世前，溃烂从脚部扩大到臀部，多年都无法平躺着睡觉。但当毛省甫被问起姐姐究竟什么时候开始烂脚的，他只说：“想不起来了。”
王选和学生调查团队对660名老人的口述调查到2010年基本完成。此后，学生们告诉王选，他们能找到的老人越来越少，即便能找到，这些老人也因年长和毛省甫一样，很多事想不起来了。1998年前后，王选开始着手调查时，去过一个被称为“烂脚村”的村庄，当时至少有1/3以上人烂脚。隔了年再去时，村里人就告诉她来晚了，见到过的烂脚老人都过世了。现在，这660位老人里还有多少人活着，王选和学生们都不知道。
随着老人们记忆的衰退，王选说他们如今几乎“丧失了诉说历史的能力”。甚至，有些人从未拥有过这种能力。这些疑似受害者们大部分是农民，在中国历史上本就是最沉默的一个群体。王选在调查时发现，很多人因为贫穷和缺乏教育，对历史的记忆混沌、缺乏细节、逻辑混乱，有时还因为经历过政治运动，不敢言说。纪录片导演洪子健在访谈这些老人时发现，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因为什么生病，有些人忍受了六七十年的痛苦，只认为是自己命不好。
就在南都记者寻访受害者的时候，江山市83岁的烂脚老人刘增虎于6月29日去世。2012年12月当地的志愿者才找到他，学生调查团还没来得及为他做口述记录。在衢州市细菌战历史陈列馆新拍的纪录片内，留下了刘增虎最后的影像。这位83岁的老人坐在一栋昏暗破旧的出租屋内，裸露着腿上几乎烂透脚跟的伤口。陈列馆的工作人员说，今年5月去拍刘增虎时，他已无法开口说话了。再也无人能弄清楚他腿上的伤口何时出现，这些年，他又如何度过。
只有被记录的历史才能成之为历史。从二战结束至今，犹太人从未停止过对德国纳粹的控诉和索赔，他们以民间之力在各地成立大屠杀纪念馆，每年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支助学者研究，让全世界的人都在战后迅速了解了纳粹的血腥暴行。而中国乡间这些沉默的炭疽病疑似受害者，之前就没有能力引起外界关注，随着他们一个个的消失，这段还未清晰的历史很快就会被彻底遗忘。
美国细菌战研究专家谢尔顿·H·哈里斯在《死亡工厂》一书中提到，除极少数日本研究细菌武器的“科学家”和高级将领在苏联的远东城市伯力受到审判外，没有一个日本细菌战的“科学家”为他们在1931～1945年间的暴行受到审判。“美国在与它的盟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可能还有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共谋同意下，与这些战犯进行了一场交易……双方达成的免予追究战犯责任的协议在日本、美国和中国造成长期后果。”他指责美国当时为获得细菌武器的科研数据，放弃了对日本细菌战罪行的追究。
沉默的个体和故意忽略罪行的政权，让这段历史极少为人所知。最近两个月，洪子健带着自己的纪录片《恒伤》、《历史血痕》、《姜春根》在美国多家大学轮流放映，有大学生无法相信这是真的，直接质问他：“是不是在替中国大陆拍反日宣传片？”
固定志愿者平均年龄80岁
对日军细菌战罪行的调查，最早起源于日本。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起飞，主题为弥补过去的和平运动随之兴起。一些参与战争的老兵和左派政治家，公开露面忏悔日军在二战中的罪行。到1995年二战结束50周年时，村山富市以日本首相身份，向二战亚洲受害者国家进行口头道歉，推动和平运动进入高潮，日本市民自愿结成团体，赴亚洲各国和地区，进行战争受害真相调查，并开始调查日军实施细菌战引起疾病流行造成的伤害。
1993年，日本学者发现日本防卫厅资料室所藏原日军大本营作战参谋井本熊男的作战日志中有关日军在中国战场实施细菌战的详细记载，并予以披露，日本各界人士开始组织民间调查团，到日志中记载的细菌战攻击地做实地调查。当时在日本留学的王选，老家义乌县崇山村曾遭受过日军细菌战鼠疫的灾难，村民们向日本政府提交了联合诉状，率先发起了中国细菌战受害者的对日诉讼；村民们要她联络日本民间调查细菌战的和平人士，找到后，她遂加入了日本民间的调查团，并与村民组织起细菌战调查委员会。会说义乌话的她，成为两国民间交流的桥梁。到1997年8月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时，王选成为中国湖南、浙江两省180名细菌战受害者对日索赔的诉讼团团长。
井本日记中记载的湖南、浙江各地的鼠疫菌，以及浙江江山的霍乱菌投放，中国战时档案中有大量相关的证据资料，这两类受害者向日本提出索赔。准备诉讼的过程中，湖南常德、衢州、金华、丽水等地细菌战的幸存者和家属，组成了当地的志愿者团队，在地方上开展受害调查，协助地方史志部门整理相关的历史，筹备建立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协会。炭疽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进入王选的视野后，这些志愿者们开始广泛搜集烂脚病人的情况。
2004年之后，宁波大学的学生志愿者组成社团加入王选的调查。王选希望他们通过广泛的访谈，来充实研究资料。但年轻人中很少有人能对这段历史有长久的兴趣，王选通常只能在一年级的新生中找到志愿者，培训一段时间后，这些学生在大二进入调查，但到了大三，几乎所有的志愿者都因要找工作或考研而退出调查。王选又要重新开始培训新生。一些专家提醒王选要注意调查的专业性，王选也按照流行病学的框架设计了调查表格，因缺乏医学、细菌学、历史学背景的专业人士的帮助，她发现学生的调查仍存在缺憾。“但他们不做，就没有其他人了。”王选说，这就是学生社团调查的无奈。
2007年180名受害者的对日索赔结束，日本最高院法院最终驳回了受害者索赔及道歉的诉求，但未有推翻下级法院对于日军细菌战事实的确认。细菌战幸存者和家属争取成立合法社团、继续维权的努力不断受挫，随着年龄增长，活跃度也逐年降低。2010年12月的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协会筹备会衢州会议上，大家算了算，代表们的平均年龄，包括当时未满60岁的王选，高达80周岁。
多年来，细菌战受害者协会试图成立民间组织，但一直未得到政府批准。目前，只有湖南常德的受害者协会获准成立，其他地区的协会志愿者递来的名片上，都和王选一样印着一个“筹”字。“不能成立民间组织，参加国际活动时我们都没有身份”，王选说，目前他们每年还要赴日，游走国会，参加集会，在中国和日本民间方面召开一次共同会议，推动细菌战问题的解决，在国际上的一些活动，她只能以日方社团组织的名义出面。
中国政府对日军实施细菌战造成的受害未进行过全面的调查，内地学界这方面的研究也很少。多年来，这段历史的调查和记录仅仅依靠这些平均年龄在80岁的固定志愿者，流动性极强的大学生，以及所剩无多的高龄受害者。
缺位的政府救助
王选一直希望政府能对这些疑似受害者进行体制化的救助，她担任浙江省政协委员期间，提出过议案。2008年，浙江省民政厅、财政厅联合发文，提出将二战细菌战后遗症受害者的治疗费用纳入医疗救助范围。但目前，细菌战受害者最为集中的浙江省，只有衢州市柯城区人民医院建立了一个救助炭疽病受害者的试点项目。
柯城区人民医院的救治项目建立于2009年，为32名炭疽病受害者提供免费救助，项目推动者是浙江省衢州市防疫站原站长邱明轩。邱明轩上世纪50年代进入衢州市防疫部门工作，翻阅过大量的国民政府时期的疫情记录。1990年撰写地方卫生志时，他发现在1942-1945年之间，衢州的防疫部门记录到零星的炭疽病例，但当时政府仅以“皮肤传染病”的名义进行防治宣传。1999年至2000年间，已退休的邱明轩在衢州卫生部门的支持下，对40个乡镇277个村庄进行了细菌战受害者的调查，以流行病学的方式对包括炭疽病在内的5种传染病进行排查，当时确认了200多名炭疽病死者。
2009年，他建议在柯城区民政局任局长的女儿，提供经费，让医院为这些受害者提供免费治疗。由于发病时间太久，已经无法对伤口进行病理切片测试，邱明轩医生根据发病的时间、地点，发病初期的病症，发病时周围人的情况，以及是否可能有病毒接触史，从80多例疑似幸存者中，确诊32名病人。另外考虑到炭疽病毒在泥土里可以留存40-60年，也有研究认为可达100年，这些由医生确诊的病人发病跨度从1940年代至1970年代。魏洪福正是这32名幸运者之一。接受了近5年的免费治疗后，他的伤口缩小了2/3.
毛省甫就没有这么幸运，女儿曾去江山地方政府寻求补助，政府答复因为他有4个儿女，不符合救助条件。一个新近成立的基金会本月向他还有部分老人赠送药物，并许诺会持续提供免费药物。但南都记者发现，得到免费药物的老人，由于缺乏医生指导，为省钱以餐巾纸代替绷带包住伤口，而这会导致伤口二次污染。
王选认为，这些民间救助始终不如政府的救助有力。这种病无法根治，这些烂脚老人需要的不过是一些消炎的药膏药水及绷带，和医生定期监督指导，费用不多，但能有效减轻他们的肢体痛苦，给予心理安慰。她说：浙江省的GDP已经超越法国，完全有能力帮助这些老人。
追寻历史真相，为了和平
80多岁的邱明轩医生在过去十年内，写了三本关于细菌战的书。而他的高中同学，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受害者协会会长（筹）杨大方，除了协调志愿者们去看望烂脚老人，参加王选的调查活动，还定期去学校、部队开讲座。
这两位老人，有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身上对国家、社会和历史的强烈责任感。邱明轩身患重病正在休养，但仍然在计划下一本新书。他说，如果不是因为患病，他会非常乐意尽可能多地接待记者，去学校讲课，尽可能大声地去诉说这段历史。这几天，杨大方顶着40℃的高温，负责衢州细菌战历史陈列馆的重新装修，这是一个主要依靠民间资金建设的博物馆。他说跟着王选去日本参加诉讼时，看到日本人在靖国神社里将战犯作为英雄拜祭，他们才意识到要修建自己的纪念馆，让我们所知的历史被记住。
他们都对战争有过痛苦的记忆。1941年，杨大方9岁时，日军在衢州散播的鼠疫菌导致父亲在5天内暴毙，奶奶和叔叔没多久都因不明原因死亡。他和母亲被隔离在郊区的小船里，连父亲的尸体都没能见到。邱明轩医生的叔叔死于鼠疫、12岁的堂姐死前脚上和身上大面积溃烂，所以他立志要做个医生。
解放后，这两个高中同学同时参军，在20世纪50年代，杨大方开着轰炸机上过朝鲜战场。邱明轩作为炮兵参加过金门炮击。
但如今，杨大方却说，回头看看这些往事，明白战争太残酷了。他们现在努力记录下历史的真相———当年日军侵华的罪行，那些受害者的痛苦，就是为了让年轻一代明白，在战争中，普通人，无辜的人有多么痛苦。他说：也许我们这一代，无法彻底摆脱对日本人的仇恨，但年轻一代没有见过这些，希望他们没有仇恨，希望他们明白和平的可贵。
邱明轩上世纪90年代应邀去日本研讨细菌战问题后，才意识到战争给普通日本人也带来了巨大的伤痛，那么多年轻人离开父母妻子，为了一架战争机器，就这样死在异乡的土地上。近年，随着日本右翼政党的上台，否认日军在二战中罪行的论调又开始盛行。邱明轩说，揭穿历史真相，对日本军国主义企图复辟会是有效警示。而王选说，他们做这些，是为了告慰受害者、为后世呈现真实的苦难“为了和解”。
毛省甫其实很难理解，这些同龄的老人为什么对他那么感兴趣。他也很难理解自己为什么会经历这么多年的痛苦。他只能和身后的老宅子一样，守在夏天的阴影里，一天天老去。
1949年12月，苏联政府在伯力对12名被指控从事细菌战犯罪活动的日军人员进行审判。伯力审判中原731部队第4部（细菌生产）部长川岛清和分部长柄泽十三夫供述：1942年中，他曾奉令准备了130公斤的副伤寒菌和炭疽菌，为731部队南下远征使用。此次731部队南下远征参加的是浙赣战役，使用了除鼠疫、炭疽、霍乱、伤寒以外至少6种细菌。———摘自《见证历史》，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
烂腿村的故事非常重要，因为它最终证实日本确实针对中国军队和平民，有意撒播生物剂作为武器。它还表明，这种撒播不是简单的控制范围内的“田野实验”，还是一种以一个省的人口为目标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攻击。事实上，“烂腿村”说明这种攻击是成功了，造成了成千上万严重的病例，也引起了成千甚至万人的死亡。———摘自《侵华日军浙赣细菌战炭疽、鼻疽攻击受害地调查报告》，美国医学历史学家、微生物学家、病理学家马丁·弗曼斯基博士
南都记者王骞 发自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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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对中国实施的细菌战（部分）
宁波细菌战
1940年10月27日，日军在宁波撒染有鼠疫杆菌的跳蚤、麦粒、面粉。2日后，中山东路以南，开明巷以东，太平巷以西的5000平方米地区内暴发鼠疫，市民死亡有姓名可查者106人。为彻底消灭疫源，137间住房被付之一炬。
衢县细菌战
因衢县机场战略地位重要，石井四郎的部队在1940年10月和1942年4- 8月，先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细菌战。日军播撒了鼠疫、霍乱、伤寒、副伤寒、痢疾、炭疽等细菌。导致衢州各县从1940至1948年中累计发病约30万人，病死约5万人。
湖南常德细菌战
1941年11月4日早晨，日军在空袭常德后，又在常德城北30公里处的石公桥镇撒播了鼠疫跳蚤。1941年11月11日至1942年1月13日，常德第一次流行鼠疫。总共发病31例，另有说法是34人发病，其中29人死亡。
吉林细菌战
1940年，石井部队在新京（今长春）、农安等地散播鼠疫菌，致使新京一带鼠疫流行。日本731部队溃逃后，人为制造鼠疫流传，造成东北第三次鼠疫大流行。波及吉林17个县市。
除去这些地点，在1937年到1945年间，日军还在云南、山东、内蒙古、黑龙江、江西、广东、北京等地实施过细菌战。
整理：南都记者王骞（据金成民《日本军细菌战》）
责任编辑：易庆文 最后更新：2015-09-21 11:1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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