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细菌战中的幸存者
2016-01-06 09:41:09 来源： 点击： 复制链接
当时的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资料图片）。
阅读提示：1931年，日军占领东三省。从1943年开始，日军拿活生生的中国人做细菌战试
验。许老是这段屈辱历史的见证者和幸存者，他的两个妹妹正是死于细菌实验，村里有一半人都死于日军之手。
讲述人：老许 年龄：78岁 职业：退休工人 记述：记者 罗毅 实习生 张凤华
在东风公司退休工人许老家里，他向记者讲起了60多年前的那段血泪史。他说，讲述是为了铭记。正如他在回忆录中写的那样：“一个人不了解自己的过去，他的生活就没有价值；一个人不了解屈辱的历史，就不会珍惜现在的幸福。”他要以此来警示子孙后代，要让他们明白国破家亡的耻辱，更要让他们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许老虽然年近八旬，但他身体健朗，声音洪亮。讲到日本鬼子的滔天罪行时，他总是悲愤得不能控制，眼中含着泪花。
屈辱的童年记忆
想起我的童年，只能用“屈辱”两个字来概括。印象最深刻的不是饥饿、皮鞭，就是机枪、死人。
1932年，我出生在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屯村一个穷苦的农家里，父母都是地主家里的雇工。1931年9月，日军侵占东三省，随后扶持起傀儡政府。次年3月，成立伪满洲国。从我记事起，脑海中印象最深刻的，除了饥饿、皮鞭，就是机枪、死人，过的完全是地狱般的生活。
当时，傀儡政府给老百姓发放了良民证，这页纸是屈辱的象征。那时候，老百姓出行全凭一张良民证，走到哪里都得随身携带，即使在屯与屯之间走动也必须带着。如果被日本鬼子查出来没带，轻者打一顿，重者要罚，还要关起来。
有一次，我和父亲一起到离我家大概十几里的地方去赶集。当我们跋山涉水赶到集市时，看到市场门口站着许多伪军和日本鬼子，他们向我们要良民证。父亲掏了掏口袋，脸一下子变得惨白：良民证忘了带。伪军和日本鬼子见父亲拿不出良民证，上前就打了父亲两耳光；一个鬼子又瞅瞅父亲身边的我，二话没说恶狠狠地踹了我一脚。那时的我仅9岁，疼得直咬牙，却不敢哭出声来。折腾了大半天后，伪军和日本鬼子又要父亲找担保人。我们在集市口站了两三个小时，终于遇到一个熟人做了我们的担保人。一切按他们说的办妥后，伪军和日本鬼子却不让我们继续赶集，而是叫父亲回家拿良民证给他们看。没办法，父亲只好走了来回近20公里路，给他们送来良民证。鬼子这才让我们走，可这时集市已经散了。
我从小就知道，良民证不是什么好东西。持良民证的中国人处处都受限，不能到商场、公园等大型公共场所。在自己的国土上，我们却不能享受本该享受的权利，其中滋味，现在是无法体会的。
日本鬼子占领东北三省后，变着法子整中国人。除了良民证，他们还搞了一个统账本,用来限制每家每户买东西的数量。日本人规定，一户人家一个月只能买煤油一斤、洋火一盒、洋线二两、盐二斤……我们舍不得用这仅有的一点物资，为了省洋火，我们把纸放在太阳下，用镜子对准某一点一直晒，直至着火，然后用它来生火做饭。为此，我们家的几个小孩经常轮流在太阳下曝晒，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日本鬼子还规定了“两不准”。一是不准吃大米饭，只能吃粗粮，如果看见谁吃就把谁抓起来，少则15天，多则一个多月。1943年春节，我们用精米（旱地里种的米）给老祖宗上供，被保长无意间看到了，我们全家都吓得发抖，父亲被保长狠狠地整了一顿。二是家里不准有铜器，家里有铜器的一律犯法，1942年底，我们屯附近所有人家中的铜器全部被没收了。在日本鬼子的高压下，老百姓都非常穷。我们住在地主家场院一间不足5平方米的打更房里，一天只能吃两顿饭，都是发了霉、变了味的小米。在我的记忆里，每年春节是最难熬的，因为这个时候地主家基本上不需要佣人了，母亲就没什么活干，所以一到春节我们就得出去要饭。那时候过年，地主家有吃和喝，街头都是和我家一样到处要饭的穷人。
当牛做马的劳工生活
监工站在旁边，看谁干活慢了，就会用鞭子狠狠地抽。一些才10多岁的少年，因为不堪重活，身体弯得像龙虾一样。
1941年，日军要在大连到哈尔滨的国道边修一条地下通道用于铺设通讯设施，劳工都是当地的老百姓。日本鬼子经常开车到我们屯及附近抓劳工。日本鬼子手里都拿着绳子，看到谁家有强壮的劳动力捆起来就架到车上。每次日本鬼子抓人的时候还非常挑剔，老人或小孩不要，只要18到40岁之间的青壮年。如果被抓的人稍有不从，他们就会皮鞭相加，边打边骂。一看到日本鬼子，屯里的人就像躲避瘟神一样，能逃就逃,能躲就躲。有一次，母亲在外干活，突然看到日本鬼子又进了我们屯，母亲拖着带病的身子，飞快地跑回家给父亲通风报信。父亲反应特别敏捷，眨眼的功夫就躲到了屋里炕边的二层墙里，日本鬼子把我家搜了个遍也没找到人，骂骂咧咧地扬长而去。
父亲算躲过了这一劫，但又被保长抓去当苦力。保长命令父亲到二道沟修地沟，从当年春天一直干到冬天。干活不仅没工钱，还不给饭吃。后来父亲体力不支，身上多处受伤，没法再干活，看到这种情况，保长说“让你儿子来”。没办法，才10岁的我就去顶替父亲，因为个子小，人又瘦，下不去沟里就在地上挑土篮。我们干活时，日本兵在旁边监工，看到谁干活慢了，就会用鞭子狠狠地抽。那里有很多和我差不多大的小孩，有的根本不是用肩膀挑，而是用背挑，他们本来就瘦弱的身体因经不起土篮的重压而变了形，就像龙虾一样。
惨绝人寰的细菌战
小时候见惯了死人，昨天还在一起玩耍的人第二天就死了。当时还以为是得了什么病，后来才知道，这是日军拿中国人做细菌实验。
在离我们村里不到40公里的地方，驻扎着大量的日本军队，经常会有飞机从我们村子上空飞过。日军还在离我们村子不远处设了一个研究所，具体研究什么，当时大家都不知道。但听大人讲，只要有人走近，炮楼上设的机枪就会响起来，把人打得跟筛子一样。
有一次，我壮着胆子爬到附近一个小山包上，看到研究所那里用铁丝网围着几间房子，看不到日本兵，但可以看到穿白大褂的人。不时还有军车开进来，我看到车上拉的是牛马等动物，当时觉得很诡异。后来才知道，这里竟是日军100部队的一个细菌工厂，我们村的厄运也由此开始了。
1943年，8、9月份，在长春市长春县、九台县、农安县、双阳县等地，日本鬼子拿活生生的中国人做细菌战试验。
我们家住在长春县米沙子区二道沟屯，屯里有30户人家共210人。那时候我10多岁，我发现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屯里的人几乎死了一半。昨天还在一起玩耍的伙伴，第二天就死掉了。当时，我眼睁睁地看着身边熟悉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死去，都以为得了什么急病，后来才知道，这是日本鬼子在拿我们中国人做细菌试验。晚上，日本鬼子把染有细菌的各种物品，包括食物、日常用品，从飞机上投掷到地面。天亮后，不知情的老百姓把这些东西捡回家，接触这些染上细菌的东西后相继去世。
我的两个妹妹也因此夭折，一个5岁，一个7岁。她们早上起来还好好的,吃完午饭后就喊肚子痛并开始拉肚子，当时，家里人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母亲弄了点红糖水加大蒜让她俩吃下去，我们也喝了一点预防肚子疼。当天晚上，两个妹妹没有出现别的状况，可到了第二天早上，她们俩又说肚子疼，疼得直在炕上打滚，那撕心裂肺的呻吟声真让人揪心。家里人都慌了，手忙脚乱地给她们熬红糖水，可没等我们把红糖水端到面前，她们就离开了人世。
那时，百姓穷得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人死了就用草席裹起来丢在荒草地里。当时因为人死得太多，大家都有些麻木了。我的两个妹妹死后，我和父亲用草席把她们裹起来放在小板车上，推到距家300米的荒地里。这荒地长约500米，宽7米，刚开始还长着厚厚的青草，可没几天功夫就再也见不到绿色了：荒地里摆满了尸体，一个压着一个。刚开始死人的时候，屯里人围在一起，算是开追悼会了，家里人也都哭得死去活来，到后来，死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也就见怪不怪了。
野外，野狗拽着人的头、肢体和内脏到处跑。开始，人们都非常害怕，但见得多了就习以为常了。我们看到散落的人头或肢体，会把它捡起来放回荒地。这样的情况，地方卫生队或者疾病监察机关不可能不知道，但他们从未问过这件事。只记得当时保长通知我们禁止外出，我们就只好乖乖地待在自己的屯子里。9月份以后，我们才得到可以外出的消息，大家都松了口气，庆幸自己还活着，但一提到死去的亲人都免不了嚎啕大哭。
那个时候，人们都以为是瘟疫，以为是天灾。直到1948年长春解放后，在一次展览上，我才知道原来是日本人在拿我们中国人做试验。
在那样的悲惨岁月里，老百姓度日如年。我们天天都在盼着日本鬼子能早早滚出中国。终于等到了这一天，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了。
责任编辑：赵艳阳 最后更新：2016-01-06 09:47:13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上一篇：全国细菌战受害者代表首次集结义乌
湘公网安备430104020008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