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魔的证据——侵华日军731部队历史罪证挖掘记
2022-12-07 11:15:47 来源：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点击： 复制链接
侵华日军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内锅炉房遗址。
731部队使用过的木质卷柜，卷柜上刻有“石井部队”字样。
731部队的创立者和领导者石井四郎。
1943年6月25日，731部队高等官团在本部大楼前合影。
2018年4月14日，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相当于国家档案馆)公开了731部队留守名册中3607名成员的真实姓名。在二战结束七十多年后，这是在侵华战争期间罪行累累、恶名昭彰的731部队首次被披露成员名单。这份名单包括了几乎所有的731部队队员实名，是全面了解731部队构成的最珍贵资料。日本政府保管着详细的731部队档案一事也首次得到确认。
731部队研究的是被国际条约明令禁止的细菌战、毒气战，被用来做活体实验的，是大量中国人、朝鲜人和盟军战俘——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因为曾被用作这支恶魔部队的番号，“731”这个特定的数字组合出现的时候，总会散发着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恐怖气息。
二战结束距今已七十多年，罪行累累的731部队，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审判，甚至在很长时间里被人为遮掩起来。几十年来，包括有良知的日本人在内的世界各国学者专家，不断挖掘、揭露731部队的种种罪证，却始终换不来日本政府对731部队罪行的认罪和忏悔。
挖掘731部队真相是一段崎岖曲折的长路。无论日本承不承认，真相就在那里，铁证如山。
躲过东京审判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接下来的近三年时间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二战日本甲级战犯进行了审判。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等战争贩子被判处绞刑，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但是，东京审判被告席上的28名甲级战犯，没有一个人对731部队的罪行负责。731部队的所有成员，没有一个人被起诉、审判，甚至在东京审判的整个过程中，都没有提及“日军731部队”。
唯一的一次，731部队最令人发指的行径——“活人人体试验”，在法庭上被一位美国法官偶然提及，却点到即止，含糊而过。
1946年8月29日，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美国法官沙顿宣读《南京地方法院监察处关于敌人罪行的调查报道》，其中提到：“敌方多摩部队把擒获的平民运到医学实验室去实验传染血清的效能。这个部队是最秘密的组织之一，该部队所杀害的人数是无法确认查明的。”
法庭主席问：“您不想再提供我们一些关于所谓在实验室内实验毒血清效能的证据吗?”
沙顿却说：“此刻我们不想拿出关于本问题的补充证据……”
在汗牛充栋的东京审判历史资料中，再也找不到任何与“活人人体试验”相关的继续追问。美国法官“不想拿出”补充证据的措辞，现在读来，引人深思。
沙顿提到的多摩部队，是侵华日军在华北、华中、华南的三大细菌部队之一，但是相对于关东军下属的731部队，可谓是“小巫见大巫”。731部队是日军细菌部队的鼻祖，产下了一众徒子徒孙。
多摩部队本部设于南京，对外称华东派遣军防疫给水部。
在侵华日军的作战体系中，每一个方面军均设有防疫给水部本部，每一个师团设有防疫给水部，另外，每个防疫给水本部还设有支部。这些“某某防疫给水部”，都有一个统一的名称——“石井机关”。“石井”指的就是731部队的部队长石井四郎。
石井四郎曾发明一套战场净水装置，在日军中应用广泛，不但在侵华战争中，在太平洋战争后期，孤岛之上的日军之所以能负隅顽抗，这套净水装置发挥了很大作用。
这些挂着“某某防疫给水部”羊头的日军部队，从石井四郎和731部队那里学到的远远不止战场净水装置，它们真实的作用，是研究和实施细菌战。
731部队成立于1932年，为掩人耳目，先后叫过“加茂部队”(取自石井四郎家乡)、“东乡部队”(石井四郎偶像东乡平八郎)、“满洲第六五九部队”、“满洲二五二零二部队”等名字，对外则一直称“关东军防疫给水总部”。
这支盘踞在中国东北哈尔滨平房区的恶魔军队，在日本的侵略计划中占有重要地位。日本军队里甚至流传着“小小的哈尔滨，大大的平房”的说法。
731部队的本部基地中关押着大量俘虏，主要是中国人、朝鲜人和苏联人，其中中国人占了绝大多数。他们中有一些是投身抗日的战士，有一些是被判定为苏联间谍的情报人员，还有许多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妇女儿童。
当一个人进入了731部队的监牢，在那些冷血恶魔的眼里，就不再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只是一个个还有生命体征的“马路大”(日语意为“圆木”，引申意为“试验品”)。他们的价值，只是被用来观察在注射细菌、病毒之后，身体一步步被吞噬的过程，直到痛苦地死去。他们的尸体最终会被焚烧，毫尘不剩。
令人发指的人活体实验，远不止这一种。冻伤实验、毒气实验、灭压实验、活体解剖这些听名字就让人不寒而栗的反人类实验，在当年平房区731部队发生了无数次。3000至10000人死于731部队的活体实验。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细菌战在国际法中被明确禁止，日军对此心知肚明。进行反人道、违反国际法的细菌战研究，自然极尽隐秘。
731部队基地最初建设在黑龙江省五常县背荫河，1935年迁至哈尔滨平房地区，圈定6平方公里范围营建细菌部队的设施。这是一项极为保密的巨大、综合性的工程，4个日本建设株式会社历时两年多才告完成。
731部队本部设施区内至少建有76栋建筑，其中指挥中枢所在的“四方楼”，占地约为l5000平方米，内有各种细菌研究室、可供全年使用的冻伤实验室、监狱、解剖室等，还有处理人体和动物尸骸的3个焚尸炉。
以731部队本部为核心，关东军划出了6平方公里的“特别军事区”，把这里变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杀人魔窟。
731部队为恶作孽的十余年，一直处在侵华日军的高度保密之下。1942年4月，中国就向全世界公布了日军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书面报告，但那时也不知道731部队是细菌战的幕后黑手。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出兵我国东北。关东军兵败如山倒。石井四郎于8月10日率部仓皇撤回日本。在撤退前，为掩盖其罪行，石井四郎下令炸毁所有主要建筑物，烧毁大部分绝密资料，并集体屠杀当时特设监狱里尚存的300多名“马路大”。
731部队的秘密，似乎要在巨大的爆炸声中湮灭。
但是，侵华日军对731部队处心积虑的保密工作，并非它逃过东京审判的真正原因。事实上，在东京审判之前，美国对731部队的罪恶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
1945年12月，逃回日本老家的石井四郎被美军情报人员抓获。他是日军实施细菌战的直接责任人，731部队总指挥，日本陆军中将，无论是罪行、职务、军衔，都足以将他推上东京审判的被告席。
然而，石井四郎最终逃脱了审判。不只是他，731部队绝大部分的核心人员、研究人员，在战后都安全地回到了日本，甚至继续在日本的学校、医院、企业等部门任职。这些昔日的“杀人魔头”，洗掉手上的淋淋鲜血，改头换面，又成了日本社会中的“精英分子”。石井四郎经营了一家诊所，直到1959年患病去世。
他们制造的那些残忍、恐怖的历史，好像从未存在过一样。
历史上被隐瞒的一章
1981年秋，一位叫约翰·W·鲍威尔的美国记者在《原子能科学家公报》旬刊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历史上被隐瞒的一章》。
那段被隐瞒的历史章节是一桩肮脏的交易：石井四郎为首的731部队，以向美国提供细菌战资料为条件，逃过了东京审判。
世界为之哗然。
鲍威尔于1919年生于中国，父母都是美国人。他的父亲是一位有名的记者，在上海发行了名为《中国评论》的杂志。受父亲的影响，鲍威尔也成了记者，足迹遍布中国各地。
在中国，鲍威尔曾亲历“细菌战”。1940年5月、6月间，731部队出动飞机，在中国浙江撒下了大量的鼠疫跳蚤。鼠疫很快在中国的城市、农村传播蔓延。
鲍威尔后来回忆说：“凑巧那时我在宁波……日军在当地进行细菌战的结果，使许多中国农民像虫蚁一样被杀死了……我无比愤怒。”
1953年，鲍威尔回到了美国，他写了很多有关中国的文章，成了一位有名的“中国通”。在中国的经历，让鲍威尔始终对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的罪行耿耿于怀。他一直在搜集着相关证据，并写过数篇揭露文章，却所获甚微。
直到1981年，鲍威尔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堆积如山的文件里，发现了有关731部队的蛛丝马迹，并且找到了侵华日军研究和实施细菌战的直接证据。
这些档案，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和盟军总司令部麦克阿瑟之间往来的机密文件，其中具体记录了对731部队石井四郎等首要分子的审讯及有关人员的移交问题。
鲍威尔后来回忆说：“长期以来，这些文件一直列为机密。由于实施‘情报公开法’我才搞到了手。”
实际上，早在太平洋战争之前，美国的军事情报机关就得知了日本在进行细菌战的研究。日军投降后，1945年后半年至1946年底，美国情报部门收到了很多有关日本在中国东北进行细菌战研究和实验的匿名告发信，美军确信日本细菌战研究人员曾进行过人体实验，并已经拥有大规模细菌战作战能力。
美军占领日本后，迅速通过各种途径找到了不少日军细菌战部队的专家和将领，特别是石井四郎被美军情报部门发现并抓捕。美军随即“对石井进行了为期7周的秘密讯问”，在这7周当中，美军还对另外20多名石井的亲信人物(包括一些军医)进行了审讯。
美军的审讯起初并不顺利。因为日军在战败前烧毁和藏匿了细菌战部队的所有材料，同时命令所有的参与者绝对保密，因此美军很难获得有价值的实物证据和口供。
而石井四郎等人之所以不配合审讯，并不是遵守保密的命令，而是他们也意识到自己对美军的“价值”，在待价而沽。他们太清楚自己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如果公平审判必然是重罪。
石井四郎、增田知贞等731部队核心人员，私下通过参与美军审讯的日本翻译龟井贯一郎向美军情报官员报价：“我们愿意合作……如果你能向我们提供书面豁免保证的话，也许我们能弄到所有的情报。”
为了迫使美国同意赦免细菌战研究者的战争罪责，日本人还打出了苏联牌。当时冷战已经开始，他们非常清楚美国对苏联的敌意，因此增田知贞语带威胁地向美军审讯者表示：“如果我们与某个共产主义分子联系的话，他有可能告诉苏联人。”
这样的“要挟”确实切中美国心理。
1947年3月21日麦克阿瑟给美国政府的一份报告中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苏联检察官要求审问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哈尔滨市近郊从事细菌战研究的石井中将、菊地大校、太田大校……他们强烈要求分享美国获得的有关(细菌战的)情报……苏联的要求表现出对731部队大量生产鼠疫菌、霍乱菌以及鼠疫跳蚤的兴趣。”
美国对苏联的要求自然是拒绝。他们对石井四郎等人的审讯，其实也不是出于审判的目的。一份由东京发往华盛顿的审讯报告就明确指出：“石井等人目前为止提供的资料证明对确认、补充、完善美国细菌战研究的某些领域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并且对未来研究的新领域也具有启发。”
石井等人和美国当局周旋了一年多，终于换来了保命符。
美国国务院在1947年9月的一份秘密文件中明确提出：“731部队细菌战的情报价值远远超过追究石井等人的战犯行为所产生的价值，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极为重要。”“不对石井等人作出免于战犯起诉的承诺，但(可以告诉他们)，美国出于安全保障的考虑，不追究石井以及有关人员的战争犯罪责任。”
美国没有给石井等人出具书面承诺，却“说到做到”，不遗余力地给石井等人“保命脱罪”。
首先是封锁新闻报道。1946年1月，美国《纽约时报》等媒体披露了石井四郎被捕的消息之后，有关日本细菌战主犯的所有情况、731部队的历史资料等报道，再没有见诸媒体。直到东京审判结束后很久，有关日本细菌战的内容也一直没有在美国媒体出现过。
其次，在远东国际法庭，美国充分利用了其主导地位，让石井等人根本就没有被起诉的条件。远东军事法庭对日军细菌战的调查，被麦克阿瑟以“保密”为由阻止。其他国家法官提出的指控，要么被美国认为不成立，要么干脆不理睬。
在美国的庇护下，石井等人终于挺到了1948年3月。从那时起，远东军事法庭不再接受新的证据——这群魔鬼躲过了审判，逍遥法外。
作为对美国的回报，石井四郎等人交出了他们所掌握的日方细菌战情报。据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秘密文件称：“19名细菌战研究计划的关键人物撰写了一篇长达60页的人体试验报告”，还有一篇20页的关于多年来对农作物破坏试验的研究，以及一篇由19人写的对家畜细菌战的研究;“8000张关于用人体和动物进行细菌战试验研究中的解剖病理观察玻片和幻灯片。其中有关鼻疽、鼠疫、炭疽的3本解剖报告，有两本长达300页，另一本长达700多页，报告中还分布着数百张人体组织培养的幻灯图片。石井写了一篇关于他本人20年来从事生物战各方面研究的专题报告文章。”
对于这些情报的价值，这份文件评估说：显然美国在大规模生产实用性武器方面遥遥领先于日本，然而日本用人体做的研究是无价的，因为相对于美国通过动物实验进行推测细菌战效果的方式，日本人用人体做实验所得的资料更加直接和完善。
这些报告作为“机密文件”，直到1978年才被解禁。但是“解禁”只是法律规定这些文件可以公开，文件究竟是什么内容，没几个人知道，也很少有人有兴趣去翻阅那些堆积如山的文件。
直到几年后，存放于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文件副本才被鲍威尔发现。
反省材料
鲍威尔在1981年发表的文章，让全世界为之哗然，“731”开始频繁出现在各国的媒体上。有关731部队历史的研究，一时成为二战史中的热点和显学。
而中国作为日本细菌战的直接受害国、731部队的所在地，相关的研究取证其实早已开始。只是，受各种条件所限，研究进展非常艰难。
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学者对于731部队的研究十分艰难。731部队的遗址已经被日军全部破坏，存世的信息来源只有文字资料，但是由于美国和日本对于这段历史的刻意遮蔽，使得中国学者能够看到的资料少之又少。
尽管如此，在信息闭塞的几十年时间里，中国学者们还是想尽一切办法，最大程度地搜集关于731部队和细菌战的材料。
中国对731部队历史的了解，最早的来源是苏联的“伯力审判”。
美国人庇护石井四郎等人逃脱审判、独享细菌战情报的做法，苏联人心知肚明，却在远东军事法庭上无可奈何。于是，苏联就在自己主导的对日本战犯进行的伯力审判中，把审判日军细菌战犯作为与美国进行角力的政治工具。
1949年12月，苏联独自把拘留的12名731部队有关人员在伯力滨海军事法庭进行审判，认定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以及731部队成员高桥隆笃等12人犯有制造细菌武器、人体试验、实施细菌战等罪行。其中，山田乙三被认定的罪行为：在1944年至1945年任关东军司令期间，“曾领导其所辖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准备细菌战的罪恶活动，鼓励过该两部队在进行各种使用细菌武器试验时，蛮横地杀害成千人命的行为。”
1950年，苏联公开出版了《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同时指责美国对日本细菌战犯的包庇。当然，这些动作不但没能阻止美国与石井等人的交易，反而使二者的合作更加亲密，也更加秘密了。
山田乙三在苏联劳改农场里服刑半年后，根据新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达成的协议，包括他在内的969名战犯被移交给中国，关押在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这些日本侵华战犯中，包括少量原731部队的成员。除了在苏联已经被审判过的山田乙三等人，还有一些731部队成员，在中国的改造、感化下，主动交待了他们曾经犯下的罪行。
筱冢良雄就是其中一个。1945年2月，他接受了731部队下级士官培养教育，成为731部队的一员，并亲历了731部队的撤退及销毁证据的过程。
根据他后来的回忆，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里，他并未遭受折磨，而是受到了优待，这让他更加忏悔在731部队时犯下的错误。他和其他一些731部队成员，都主动写下了“反省材料”。
50年代初，这些由731部队下层军人撰写的“反省材料”，成为了当时中国所能掌握的、为数不多的关于731部队的重要资料之一。
1956年4月25日，中国在沈阳成立特别军事法庭，对在押侵华日军战犯中的36名首要分子进行了公开审判。其中包括731细菌部队林口162支队的榊原秀夫，还有11名将抗日志士秘密送往731细菌部队进行活体实验的关东军宪兵及特高科特务。他们在庭审中供认的罪行，也是731部队罪恶历史的另一份证据。
只是，无论榊原秀夫还是筱冢良雄，都是731部队的下层军人，而且加入时间很晚。即便是山田乙三，成为关东军司令时也已经是1944年，侵华日军和731部队都已经穷途末路。他们的证言，对于完整还原731部队的历史来说还远远不够。
中国学者所掌握的文字及口述资料，只是731内幕的一些阴暗角落。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中国对于731部队的研究，一度处于停滞状态。
直到80年代初期，才又出现了重大转机。有良知的日本人，揭开了731部队黑幕一角。
没有带入坟墓的秘密
几乎就在鲍威尔埋头于美国档案馆寻找731部队相关资料的同时，在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森村诚一开始了对731部队老兵的寻访。
据森村诚一回忆，他当时正准备创作一部名为“死器”的小说，小说的时代背景选在二战期间，因而在素材准备过程中走访了大量日军老兵。在这个过程中，他偶然得知了侵华日军中的秘密部队——731。
对二战史和日本军史都有相当了解的森村诚一很意外，这个部队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进一步采访了解到的情况，让他更为震惊。
731部队本部建在中国东北哈尔滨附近的平房区，是当时世界最大的细菌战研究和生产基地。除本部外，731部队还有数个细菌部队分支，分布在中国各地。
这样一个庞大的组织，参与其中的人员为数众多。在战败之后的数十年中，731部队的参与者多已回到日本生活。日本其它军队的成员，总会有人出于不同心态回忆战争的历史、从军的经历，却唯独731部队，鲜有人对外界透露自己的这段历史。那些日本老兵们似乎都把自己在中国的这段经历从个人履历上抹去了。
直到森村诚一逐个找到他们，才从他们的口中得知其中的原委。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前几日，731部队收到撤离指令。
关东军司令部参谋朝枝繁春回忆说，他飞往新京(今长春)，在军用机场的一座机库里与石井四郎交谈了1小时左右，并传达了军部的详细指示：731部队全体解散，部队成员尽早返回日本本土，所有证据物品都必须永远地从地球上消失;一个携带5吨炸药的工兵中队调归石井四郎指挥，必须将所有的设施炸毁;本部内的“丸太”(俘虏)，必须加以处理，再放锅炉内焚烧，然后将其骨灰等投入松花江冲走;53名具有博士头衔的军医，必须用军用飞机直接运回日本本土。
石井四郎听完命令就要回去时，忽地停下脚步，转过头来不甘心地追问朝枝：“研究资料也不能带回去吗?”
“不，不能带回去!”朝枝当即拒绝了。
随后，石井四郎赶回哈尔滨，向731部队下达了撤退命令。
根据很多日本老兵的回忆，撤退的时候除了执行来自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石井四郎还自己下达了三条军令，一是不能讲自己在731部队的经历，二是回国后不能担任任何公职，三是不能互相联系。很多人还一致还原了石井四郎言辞激烈的话：“731部队的秘密要带入坟墓!”
《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资料选编》主编、原东北地方史研究室主任王希亮告诉记者：“这三条军令相当于‘封口令’，此外，大部分731部队成员在回到日本以后都得到了一些经济补偿，大多数人选择一生缄默，甚至家人都不知道他的这段不光彩的履历。”
森村诚一因为小说创作，意外地窥见了这支部队的内幕，他一个个走访731部队的成员。很多人打破了“封口令”，那些回忆，在森村诚一的笔下还原出了731部队的真实历史。
森村诚一放弃了写小说的计划——那些731部队老兵讲述的恐怖历史，比小说家的想象、加工更令人震撼。他把听到、看到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写下来，用纪实的方式完成了报告文学《恶魔的饱食》。这也是第一部比较完整讲述731部队历史的公开出版物。
《恶魔的饱食》1981年11月在日本出版，300万册一销而空，日本国内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此书出版后，日本右翼一度视森村诚一为眼中钉。一些人曾劝森村诚一不必冒政治风险，不要招惹是非，但是森村诚一却对所谓的“危险”丝毫不惧怕。此后，他又在日本国内、美国和中国做了进一步的深入采访，对原著进行了较大的删改和补充，由日本角川文库出版了三卷本的新版《恶魔的饱食——日本细菌战部队揭秘》，这三卷本后来译成中文，进入了中国读者的视野中。
《恶魔的饱食》一书的出版，在上世纪80年代掀起了中、日两国研究731部队的热潮。
从日本方面来说，731部队参与者仍有很多人在世，他们是最重要的731部队见证人。在日本民间舆论的影响下，许多老兵在良心的谴责下开始突破“封口令”，日本学者获得了一批珍贵的老兵口述史料和民间史料。
除了这样的参与者回忆，还有大量731部队时期的文书、档案等资料在日本被陆续发现。尽管当初日本军方下令销毁731部队的所有证据，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严格执行了这条命令，包括下达命令的石井四郎本人。他在炸毁731部队基地设施的同时，把8000张细菌战试验解剖病理观察玻片和幻灯片偷偷带回了日本，这成了他后来换取逃脱审判的筹码。
1983年，731部队在中国做人体试验的两份“实验报告”在旧书摊上被发现;1986年，731部队《关于冻伤的试验报告》被发现，此外还有一些参与者的日记在日本国内被陆续公开，比如《井本日记》、《金原摘录》、《真田日记》等。
虽然日本学者对731部队研究的成果十分丰富，但是王希亮认为，应该还有大量的秘密材料没有被日本政府公开。能够站出来讲述当年历史的老兵，多数属于731部队的下层士兵，他们真正接触到的731部队核心机密并不多。
在中国，除了平房区那片被炸成瓦砾的废墟，很难再找到731部队的直接物证，但是，一个见证731部队历史的特殊证人群体进入了公众视野。
日本法院的认定
1995年的一天，做过8年英语教师，又曾与丈夫一起赴日留学的王选，偶然地从英文报纸上读到一条新闻：第一届有关731部队的国际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两位日本学者在会上报告了他们去浙江义乌崇山村调查731细菌战的情况。
这则新闻中提到的义乌崇山村，是王选父亲的家乡，也是她青年时插队生活多年的地方。她听父亲说起过，在抗战期间，家里共有8位亲人死于当地爆发的瘟疫。那时的王选，还没有把瘟疫和侵华日军的细菌战联系起来。
王选联系了那两位日本学者，既精通日语又懂得浙江方言的她，开始协助日本民间细菌战调查团前往崇山村调查取证。就这样从一个村开始，进而发展到整个义乌，然后是宁波，再就是江西、湖南……
浙江是日军进行细菌战的重点地区。1940年7月至年底，731部队组织远征队，在石井四郎亲自带领下，先后五次在浙江空投细菌炸弹。1941年春，细菌战的范围扩大到湖南等地。
1942年，石井四郎因贪污实验经费被撤职降级，调到南京任第一军的军医部长。不过，在1945年重返731部队并晋升中将后，石井四郎对当年的降职这样解释：如果他继续从事研究，他的仕途也就走到头了。为了获得更高的官衔，他需要有实战的经历。
的确如他所说，那三年中，石井四郎就是一个流窜中国多地的瘟神，在浙江、江西、山西等地，每到一地都会指挥实施细菌战。他甚至给3000余名中国战俘染上伤寒病菌，然后释放他们，由他们去传播瘟疫。
抗战期间，被日军投撒的细菌、病毒感染的中国民众恐怕要以千万计数，而被夺去生命的人，早已无法统计。
随着侵华日军731部队的黑幕被揭开，当年那些瘟疫的始作俑者终于被发现。挺过那些瘟疫幸存下来的细菌战受害者，很多人身上都留下了伴随一生的疮疤——那是对侵华日军细菌战最直接的证明。
上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多的中国细菌战受害者站了出来，开始向细菌战的元凶起诉索赔。王选被推举为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
王选奔波于中、日两国的取证过程，事实上也是还原历史的过程，她将诉讼看做“让世界了解历史真相的一种方式”。
“王选在取证过程中获得了很多中日两国731部队亲历者的珍贵口述资料，此外还获得了不少日本学者的学术性证言支持，这些都对还原这段历史有巨大的作用。”王希亮说。
经过数次上诉、败诉、再上诉的经历，2002年8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在一审判决中，认定了日本政府在中国研制细菌武器及实施细菌战的事实。731部队长期被掩盖的历史真相，终于在法律层面获得了认定。这是王选和诉讼团多年努力后换来的里程碑式的重要成果。
然而，中国细菌战受害者仍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道歉和赔偿。
“日本法院和日本政府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日本政府一直都不承认这段丑恶的历史。”王希亮说。
直到现在，对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事件、慰安妇问题，以及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细菌战人体实验，日本政府一律以缺乏证据为由拒绝承认。
揭开731部队的历史，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731研究一直以来最大的难点在于馆藏档案的欠缺。“中国相关方面的文献资料很少，大部分的资料还是在日本，而这部分资料的披露还很不充分。”王希亮认为。
美国国家档案馆、国会图书馆等地都藏有数量可观的二战期间历史资料，王希亮认为，他们是否已经公开了所有的731资料?可能还要画一个问号。
2001年和2007年，由于国际社会和国内学界的压力，美国分批次对部分“731档案”进行了解密。解密后的档案被分别存放在国家档案馆、国会图书馆和加利福尼亚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2011年，哈尔滨市社科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负责人杨彦君赴美国国会图书馆科学技术商务部档案室查阅了这批美国解密的档案。
杨彦君说：“调查让专家触目惊心，石井四郎向美军提供了大量原始实验报告书，摧毁农作物的细菌战报告、对牲畜进行细菌战等研究，731部队多年来对细菌战的全面总结以及8000多张细菌实验病理、幻灯片等。”
而其中最核心的资料，是731部队成员撰写的解剖报告书。其中共有三个报告：即炭疽菌报告“A报告”，鼻疽菌报告“G报告”，鼠疫菌报告“Q报告”。这三份报告是731部队同美军进行秘密交易的核心资料的一部分，是能够证明731部队进行人体试验细菌感染的直接证据，填补了国内所藏资料的空白。
“从90年代到本世纪初，中国的731研究基本形成了以中外馆藏档案、口述历史、军事法庭审判材料为核心的较为完备的史料体系。”杨彦君说。
凿开地下魔窟
2000年8月8日，位于哈尔滨平房区侵华日军731部队遗址，迎来了第一次正式发掘。此时，距离这座731部队的大本营建成已过了六十余年，距离它被日军自毁也已经55年。
1945年8月中，随着一阵剧烈的爆炸，731部队本部的核心部位——“四方楼”被夷为平地。为了毁灭证据，日本侵略者亲手把这座魔窟炸成了一片废墟。
王希亮告诉记者，在1945年被日军人为爆破后，731部队本部的主要建筑仅剩几个锅炉房的大烟筒，残留的几个配属建筑也空无一物，有价值的历史信息被破坏殆尽。新中国成立之初，还没有对这片废墟的历史价值有全面了解。731本部旧址东翼先后为平房区政府、邮电局使用;西翼为哈尔滨市第二十五中学、一百六十二中学使用。进入上世纪80年代，我国对731部队的历史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后，才在本部旧址东翼一角开辟“731部队罪证陈列室”。
1985年，经过专家和学者们的论证，确定和保护了731部队本部的19处罪证遗址。这里被确认为二战期间规模最大的细菌战遗址群，具有与闻名世界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同等的文物价值。
但这仅仅是地上部分，地下部分却一直沉睡了55年。
731部队地下遗址，包括特设监狱的地下细菌试验室及其基础残迹、“四方楼”的基础部分和鼠疫试验室等地下残迹。此外，还有一部分是用于输送瓦斯、水、电、气的地下管网设施。发掘这些地下设施，不但能找到731部队更多的历史罪证，也能对731部队历史进行更准确、全面地还原。
不过，731部队所从事的毕竟是令人谈虎色变的细菌战研究，对其地下遗址进行发掘，挖出的可能不仅仅是设施、器物，731部队恶魔的种子会不会被触发?
经过黑龙江省文物部门及国家军事医学院、国家预防医学科学院等机构的多次论证，终于确定发掘、防疫等技术条件均已具备，这才打开了731地下魔窟的大门。
遗址发掘的开工地点是地下中心走廊的洞口。根据已经掌握的历史资料和证言资料，发掘首日，便发现了地下细菌实验室。
发掘进入第三天时获得了重大成果，挖出了一台比较完整的高压灭菌锅炉残体。根据原731部队成员在伯力审判中的证词，这些锅炉是用来大规模制造细菌的。锅炉的发现，让这段证词和证物完全吻合。
类似的情况在发掘过程中屡次出现。比如，在发掘中发现很多陶瓷弹壳碎片。这种炸弹是由石井四郎亲自设计的，它的弹壳为陶质，炸药很少，装在弹壳外的沟槽中，里面则用来装细菌。这样，爆炸时只炸碎弹壳，而不致伤及细菌。
731部队遗址的这一次大规模挖掘，总共获得1200余件文物。
2014年，黑龙江省文物部门以“四方楼”为重点，再次对731部队遗址进行了发掘。
虽然“四方楼”在731部队撤退前被完全炸毁，但经过这次发掘，我国考古人员“挖”出了“四方楼”的全貌。
该区域位于731部队遗址核心区南部中央，总占地面积超过15000平方米，由细菌实验室、特设监狱、中心走廊及四个庭院构成。
“四方楼”就像一个巨大的院落，细菌实验室像外墙一样围在四面，为四周合围封闭的三层楼房。这是侵华731部队进行细菌研究、生产、储藏及活体实验的主要场所。
特设监狱是两座楼房，位于院落中间，是关押“实验材料”活人的秘密场所。特设监狱和细菌实验室四个方向皆有连接通道走廊，有多少活生生的人，就是通过这些通道被送进了实验室，进行各种灭绝人性的活体试验。
这次发掘，再次出土各种遗物1000余件，其中有近百个保存完好的瓶子，有的瓶体上还依稀可以看到“毒”的字样。
对日化日军731部队遗址的发掘工作目前仍在继续，预计将持续到2021年。后续的发掘重点，有很多光是名字就让人不寒而栗：焚尸炉、细菌弹组装储存室、特殊武器研制厂……更多的历史罪证将会出土，731部队的罪恶历史会更全面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真相就在这里，不会因为日军企图毁灭证据的爆破，就把731部队在中国留下的罪证抹去，也不会因为日本政府的百般抵赖否认，就被从历史上抹去。
去年8月和今年1月，日本NHK电视台两次播放揭露731部队真相的纪录片：《731部队的真相：精英医者与人体实验》、《731部队——人体实验是这样展开的》，详细呈现了731部队当年在中国进行细菌武器研究和活人人体试验的种种罪行，而且首次公布了原731部队成员长达20个小时的认罪录音。
在日本政府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一次次地让人愤怒、齿冷的同时，日本社会的一缕良知让人看到希望。
今年4月2日，日本多所大学的医学教授联合成立“要求京都大学对731部队军医所授学位进行核实之会”，呼吁京都大学撤销731部队军医的学位。京都大学前身京都帝国大学，曾经为731部队培养、输送了大批医学博士。本该以救死扶伤为使命的他们，却成了一群嗜血的战争恶魔——其中就包括一手创办并长期执掌731部队的石井四郎。
14日，“要求京都大学对731部队军医所授学位进行核实之会”宣布，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公开了731部队留守名册中3607名成员的真实姓名。
外界此前曾多次要求日本政府公开731部队资料。2016年，日本政府公开部分资料，但以“家属以及战犯家属会被找到”为由将很多部分作涂黑处理。在外界的持续要求下，日本政府终于公开了制作于1945年年初的731部队名册，其中记载着52名军医、49名技师、1117名卫生兵等的实名、级别和联系方式。这份几乎包括所有731部队队员的实名名单，是全面了解“731部队”构成的最珍贵资料。
在历史这面镜子中，731部队和细菌战映出的是罪恶、残暴。人们对这段历史真相几十年不断的挖掘和还原，是对战争的拷问，也是人性的反思，文明的进步。
责任编辑：张莹 最后更新：2022-12-07 14: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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