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迷雾：是谁为日本罪恶的731细菌部队蒙上了至今揭不开的黑幕
2017-09-01 09:19:30 来源：湖南文理学院学报 点击： 复制链接
摘 要：
有关731部队的历史直到现在还被掩盖着。日本政府、军部以及731部队,明知违反国际法,仍秘密进行细菌武器的研究和开发,并在中国战场使用,造成了重大的伤害。许多有关资料都证实了这一点。战争结束后,日本惟恐责任追究到天皇,举国掩盖细菌战和毒气战的犯罪真相,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终战后美国调查时以提供研究数据为条件和日本达成交易,使日本政府免除战犯的起诉,掩盖了日本细菌战的罪行。这从保存在美国的记录中可以证实。
一 终战时日本对细菌战证据的毁灭
(一)政府和军部指示销毁证据
决定接受波茨坦宣言后,8月15日,日本播放了天皇的“玉音放送”,陆军省召开了联络会议,阿南惟几陆军大臣指示销毁证据。这是后来从俘虏情报局长田村浩的记录中得到证实的。1946年3月7日,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国际检察局(IPS)的G·S·乌尔瓦斯在询问田村时,田村回答道:“能让联合国看出对己不利的军方文件全部烧毁了。”这一命令是由副官口头传达的,所以(烧毁文件)是按命令行事。
对于731部队,陆军省军事课员新妻清一中佐则更早地做出了决定,于8月15日上午8时30分下达了销毁证据的指示。新妻是负责包括日本陆军特殊武器的研究等所有技术研究的责任者。据共同社记者太田昌克对新妻的直接采访,新妻称:“14日早,得知终止战争的消息,不是(陆军)大臣的命令,而是我本身做出的判断”,“细菌武器的开发在国际法上触犯了禁止细菌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如果让美国知道会有麻烦。所以,我决定尽早处理之,于是同有关方面进行了联系。”
新妻还证实：“在忙乱的陆军省的一间办公室里,我开始向国内外的有关部门打电话。早8时半,首先打到负责武器开发和制造的陆军兵器行政本部。得到终战消息后,最先映入新妻中佐脑海的是负责秘密战、谋略战的陆军登户研究所(又称陆军第九技术研究所),该所正在秘密开发对美作战的秘密武器,称‘ふ’号。新妻命令该所的负责军官处置‘ふ’号。”“接下来联络的是正在苏联军进攻下败退的关东军,主要是关东军属下负责防疫给水的两支特殊部队。事实上,一支是使用‘马路大’进行细菌武器的实战开发的731部队,另一支是策划对家畜和农作物进行细菌攻击的第100部队。随后,新妻又联络了负责粮秣管理的陆军粮秣本厂,处理的对象是‘粮秣本厂一号’。这是一个隐匿名字,实际是在种子岛研究的特殊武器。这样,新妻向有关部门打了一通电话后,又对来办公室拜访的陆军省医务局有关人员传达了电话联络的内容,他们都领会了‘处置’一事。”[1]
为了不忘却,新妻将联系的部门、时间、接电话的人员做了记录,题为《特殊研究处理要领》(昭和20年8月15日,军事课)：
方针：
不给敌人以不利证据,紧急处理和销毁特殊研究之证据。
实施要领：
1、“ふ”号以及登户关系已向兵本草刈中佐直接传达,立刻处置(15日8时30分)。
2、关于关东军、731部队及100部队已同关东军藤本参谋电话联络,予以处置之(本川参谋不在)。
3、“粮秣本厂一号”向粮课主任渡边大尉联络,处置之(15日9时30分)。
……
上述记录是用铅笔书写在B5便签纸的背面,现存放在新妻的遗属处。
虽然,这一毁灭证据的指示是陆军省一名军事课员的个人决定,但联系前前后后,陆军大臣也下达了“烧毁能让联合国看出对己不利的军方文件”的指示。这说明它是体现了陆军省意志的指示。
事实上,在新妻同关东军联系时,731部队已经销毁了证据,解散了部队,队员们偷偷向日本内地和朝鲜、江界方向撤退。这是因为大本营作战参谋朝枝繁春中佐直接向石井四郎部队长下达了指示,所以采取了行动。
8月9日早4时,在市谷参谋本部作战室的朝枝中佐,与关东军司令部直接通了电话,通知他们苏联已经开始了军事行动。
当时的朝枝中佐最担心的问题之一,是关于731部队的事情。他在后来的手记中记载:“我意识到,731部队如果落在苏联军的手里,它的实态将暴露于世界,不久就会引发‘天皇是战犯’的大问题,这牵扯着天皇的根基问题。”[2]
8月10日,朝枝经上司批准,以参谋总长电名义,给石井四郎发出密码电报,内容是:“目前苏联已经对日参战,关于贵部队的处置,请协助朝枝参谋,于8月10日中午时分,在新京军用机场等待晤面。
在同一时刻,关东军司令部正在研究731部队的处置问题,决定将所有的实验室及细菌培养设施销毁。对于此事,关东军副参谋长松村知胜在伯力审判时向检察官提供了证言:“第731部队所有的设备秘密处置,绝不能落在敌人手中,不仅如此,因为部队展开的业务本身是秘密的,为了掩盖这些业务的真实,必须制定对策。换言之,部队进行细菌战准备的业务以及利用人体进行实验的痕迹都必须销毁。”关于解散731部队和撤往朝鲜的命令(事先,731部队为了防备苏联的进攻,派先遣队在朝鲜、江界构筑了阵地),是由松村的部下草地大佐拟定的,由山田乙三司令官署名,送交到731部队。
与此同时,8月10日中午,朝枝参谋在新京第二军用机场的机库里与石井部队长会面,向其传达了参谋总长的特别命令：
1、贵部迅速全部地毁坏之,队员一刻不留地尽快返回日本本土,一切证据物件等,必须永远从这个地球上消失。
2、为此,由驻哈尔滨的某某师团派出工兵一个中队,配属贵部,爆破贵部的一切设施。
3、建筑物里的马路大,用电动机处理之,然后投入贵部的锅炉里焚毁,其灰倾倒进松花江里。
4、贵部53名细菌学博士医官,用贵部的飞机直接运送回日本。其他职员、妇女、儿童等利用满铁运送到大连,再返回内地。为此,关东军交通课长已经同满铁本部电话联系,下达了指示。在平房站有直通大连的特急列车(可运送2 500人左右)。
以上可见,陆军省军事课、关东军司令部以及大本营作战课等军部上层人物,在苏联进攻开始后,面临的是731部队的处理问题。山田乙三司令官在伯力审判中的供述称:“关东军司令官没有中止这些部队(731部队和100部队)业务、解散部队的权力。”尽管如此,山田司令官还是指示731部队销毁了证据。新妻清一中佐也是如此,超越了自己的权限。这说明,掩盖731部队的活动是最重要之事,是比任何事情都优先的急务,陆军省三方面的动作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二)731部队的破坏与撤退
接到军部上层的命令后,731部队开始全力进行了毁灭细菌战研究证据的行动。对部队的中心建筑研究栋(称“ロ”号栋)以及研究设备、实验用具、资料等予以销毁。
当时,部队内有特设监狱,称七号、八号栋,被关押的实验对象“马路大”由吉村班(负责冻伤研究的班)和特别班(监狱看守班)负责用毒药杀害,再由部队的现役兵(西山班)和军属少年班在“ロ”号栋中部焚尸,骨灰装进草袋里,与被破坏的监狱铁门一起用卡车运走,按照朝枝参谋的指示,丢进流经市区的松花江里。
安达野外实验场是利用人体实验细菌武器的场所,其设施、建筑等,均不留痕迹地销毁。
1940年12月以来,731部队在苏满边境的孙吴、林口、牡丹江、海拉尔以及大连等地设置了支队,第二部(实验研究部)部长碇常重大佐驾驶轰炸机,把各支队的菌种和重要资料运回本部,其余设施全部毁掉。
除“ロ”号栋以外,部队还有70余栋建筑及设施,由工兵将其炸毁,仅留下部队本部,即第一栋,因为这里没有部队业务,不用担心。其他如队员宿舍、航空班、田中班的建筑、冷冻实验室以及小动物饲养场等建筑一律销毁,只剩下部分水泥残骸。
据沟渊俊美伍长的见闻,用于实验的404名“马路大”全部被处理掉。尸体搬运和焚烧阶段有大竹康二经历者作证;运送骨灰的有铃木进的自述。这些环节紧紧相扣。证据除笔者亲自采访他们的记录外,沟渊、大竹原鹤男等人已将参与销毁证据的行动汇编成书,以真实姓名出版[3]。
据731部队大连支队(大连卫生研究所)总务部长目黑正彦自述,8月15日傍晚,石井部队长乘飞机来到大连卫生研究所,带来部队破坏后的摄影照片,称准备让内地的陆军省看。可见,石井的确遵从了陆军中央的命令,进行了隐匿罪证的行动。
但是,主要干部的有关研究数据等重要资料没有烧毁,而是偷偷运回了日本国内,藏匿在金泽市,后来又转移到千叶县石井四郎的故里、原第四部长增田知贞的家里。关于这些资料的运输过程,运输班的司机越定男在《日之丸·红色泪》一书中作了详细的记述。
731部队第一部血清班的负责人秋元寿惠夫在战后不久,把自己亲身经历的部队破坏经过正式出版成书[4]。动物班员郡司阳子(化名)在《证言·731石井部队》[5]一书中也详细记载了部队撤退时的情景。
根据厚生省发表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略历》以及原队员的记述,撤退时第一批约1 300人是在途经新京附近时得知停战的消息,然后南下经朝鲜回国。其他队员是从8月26日到9月5日期间,经釜山返回仙崎、 、米子、门司等港口,然后上陆复员。
(三)对队员的封口令
为绝对保守秘密,石井队长在撤退之际,命令队员均随身携带一旦需要自杀用的青酸钾铝。另外,对约40名隔离入院、“业务感染”(在作业中发生感染事故时称“业务感染”)的带菌队员,考虑到不能带回国内,用青酸钾铝杀害,为的是保守秘密[6]。
在撤退途中的新京附近,石井队长得知终战消息,惟恐队员们复员后在内地暴露其战犯事实,于是在新京车站和釜山港严厉命令队员们对军历和业务内容严守机密,队员之间不得相互联系,不得从事公职等。
731部队的复员是作为军事机密处理的。陆军省军事课致石井队长的通知,现存放在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内容如下：
关东军司令官及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官：
兹决定防疫给水及化学部有关部队的一部分或全部迅速复员。
关于实施复员的细则依照陆机密电第86号执行。此外,关于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本部的复员,依据陆机密第369号《帝国陆军复员要领细则》执行。但是,对该部现役军官中部长以下最小限度的军官,不另外下达命令,命其充任金泽师团管区司令部附,待其他现役军官复员结束后的第二日,依照预备役细则第7条第6号转属。[7]
安排“最小限度的军官”充当金泽师团管区司令部附是考虑到如果需要重新召集部队,可以把金泽作为部队的本部。另外,将队员转为预备役,是为了防止队员分散,泄露秘密。
队员们在各个港口登陆后组成小组回乡,之后,在全国各地设立联络站点,由联络员经常走访队员,检查是否严守队长的命令,并根据情况以生活费为名支付金钱,为的是封住他们的嘴。
面对这种态势,有些队员并不贪求一直威胁着他们、防止泄露秘密的石井的金钱。他们给石井发去的信件,现存放在美军米德基地(1)。
这样的隐匿工作以后一直持续着,GHQ着手调查、命令各地的队员,下级队员们惟恐被当作战犯而遭受起诉,所以更是闭口不言。
二 终战后日本对细菌战证据的隐匿
(一)桑达斯的调查
美军在战争结束的同时,派出科学调查团成员、底特里克基地细菌战研究的第一人桑达斯中校到日本展开调查。
桑达斯的助手是内藤良一军医中佐。内藤是军医学校的教官,是到洛克菲勒研究所索要黄热病菌种的人物,又是参与对中国的细菌战和参与南方军防疫给水部队进行细菌战准备的人物。这一切桑达斯并不知道,他只是因为内藤是细菌学者,又能说英语,所以聘用此人担当助手。
调查从东京大学传染病研究所长宫川米次开始,然后涉及到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室长出月三郎、细菌学教室室长井上隆朝以及军部的上层人物。调查没有获得有价值的情报。
出月、井上只介绍了“陆军内部流行病的防御”的研究内容,对于研究者也只是提供了军医学校的研究员名单。
桑达斯只好评述称:“这是关于生物战的最初会谈,完全不满足,日本军医讲的如果是真实的,从防御的侧面看也完全是幼稚粗放的。”这样,实际情况继续被隐瞒。
日本方面坚持称细菌战的研究只是防御方面的研究。询问出月、井上的问答记录如下：
问：军医学校进行了生物战的攻击研究了吗?
答：什么都没有做,关于生物战的攻击方面没有进行研究。
问：如果遭受攻击,准备使用的是哪种生物武器的病原体?
答：肠伤寒菌或肠管道细菌。
问：生物战的攻击方面,没有进行任何研究,能解释通吗?
答：的确没有进行攻击方面的任何研究,只是研究如何避免敌人的攻击,这些研究都在军医学校进行。
问：我们从许多各自独立的情报来源得知,日本存有生物战使用的炸弹,关于这些炸弹的特征,所有情报提供的都一致。
答：这是战略的?是事实,是我们责任外的事情,当然,我们一无所知(2)。
问：那么,谁知道这些事情?
答：参谋本部的人员。
问：参谋本部的谁?
答：我们也不知道。
问：如果没有攻击方面的知识,如何在防御研究上取得实效呢?
答：我们相信所采取的基本措置。
问：防御方面的研究记录可以让我看看吗?
答：建筑物几乎都烧毁了,有关生物武器的医学研究资料也焚毁了(3)。
他们明显是在撒谎。他们称所焚毁的研究资料,实际早在疏散时就隐蔽在山形和泻的疏散地处。
11月以后,桑达斯陆续调查了军部上层的人物。他们提供的都是虚假的证词,只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坚持主张没有进行攻击性研究。原陆军省次官若松只一说:“我不对生物战感兴趣,强调的是防疫。”
原参谋次长河边虎四郎也说:“据我所知,日本陆军绝没有进行攻击性研究。”
原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曾任关东军司令官,多次下达对宁波、衢县进行细菌攻击的命令,他竟然也说:“明确地说,日军没有进行攻击性研究的意向,唯一目的是研究有效的对抗措施”。他还说:“使用细菌是国际法禁止的,因此,我相信在任何场合都不应使用这种战斗方法。”
陆军大臣下村定,曾是参加包括细菌战在内的浙赣作战的第13军司令官,他也称陆军省不了解这类研究:“陆军省不知道在满洲的石井部队,只知道他们是独自地进行对生物战的防御研究。”桑达斯问:“防御给水部队这样大的组织已成立了十几年,陆军省竟然不知道他们有能力研究这个问题,实在令人吃惊。”村定答:“是的,我也有同感,我也很吃惊,因此,我想调查一下防疫给水部队”[8]。
以上可以看出,这些回答都是虚假的。为了掩盖真相,日方事先统一了回答内容的口径。他们虽然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但是不难看出,他们所从事的是一种国家掩盖行为。
还有,协助桑达斯的内藤良一一直秘密接受着国家的指示,是控制桑达斯情报来源的人物。多年后,英国BBC节目制作组采访了桑达斯：
问：“事实上,交到你(桑达斯)手里的情报,都是由内藤控制着吧?”
答：“是的,后来我才明白这一事实,确切地说,他(内藤)很谦虚,又很有心计,每天早来晚归地工作。有趣的是后来才知道,他并不是回家,而是奔忙在日本的各个司令部(headquarters)”。
问：“是为了整理第二天给你提供的情报吗?”
答：“是的,是报告给我们的任务(mission)”。
问：“不客气地说,他不过是为了你已经了解的情报忙碌吧!”
答：“完全是这样”(4)。
桑达斯由于工作进展得不顺利,所以曾威胁过内藤。桑达斯说:“我对他说,这样下去,不仅丢脸,还有可能被送回国内,这样下去简直是合伙蒙骗。其实,我完全没有回国的意思,想让他害怕是事实。……我对他说,不然,要来一位比我更厉害的人替换我。”(4)
第二天即10月4日早,内藤才拿来两页手写的报告。它是从天皇到中国各地防疫给水部队的系统图和组织图,并概括记述了细菌武器研究的目的和结果。可是,关于人体实验的事情却一直被隐瞒着。报告的最后一页有桑达斯签署的意见:“曾问过内藤博士:是否使用俘虏作为实验用的‘活体材料’,他发誓说那样的事情绝对没有。”
桑达斯认为这份报告是调查的突破口,于是交给了麦克阿瑟,并提出如下方案:
“如何做,才能(把资料)科学详细地搞到手”,“向内藤承诺,参与生物战的有关人员不作为战犯审判”。
“麦克阿瑟说,‘你是此事的科学方面负责人,当然不能实行拷问,但不这样做情报恐怕也不能到手,对内藤的承诺可以说是麦克阿瑟的意思,这样,资料就能到手’”[9]。
也许,对桑达斯而言,获取细菌战的情报比起追究战犯更为重要吧。桑达斯把免于起诉的意思转告内藤。两天后,首先从询问内藤开始,接着询问了对731部队非常了解的新妻清一中佐,负责设计和制作细菌炸弹的金子顺一少佐,以及石井四郎的臂膀、策划细菌攻击计划并发表过细菌攻击方法论的增田知贞大佐。可是,即使以免于起诉为条件,内藤仍没有放弃警戒心,一些隐匿的事实仍没有弄清楚。
这时,正苦于应付有关731部队预算情况询问的新妻清一,接到了来自增田知贞的一封信。这正好补充调查内容。桑达斯把调查的结果写成报告书,从中可以看出增田知贞在隐匿工作中下了不少的工夫:
原则上日军没有实施(细菌)攻击的计划,因此,在预算上即使有攻击用的预算,但是并没有进行,只是做了攻击研究方面的预算而已。而且限于731部队使用范围内,在部队研究预算中只是一小部分。实际上,731部队攻击使用预算中的大部分属于PX方面,事实数字如不隐匿,则会暴露出攻击意图。[1]243
桑达斯调查的结果,显示了细菌炸弹的种类、构造等。但是,利用人体感染率来进行实验和研究,即隐秘的人体实验的事实仍然没有弄清楚。
(二)汤普森的调查
桑达斯调查的第一阶段结束后返回美国。因为围绕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的高额支出,官僚之间发生了争执。桑是为了调整这些关系回国的,但又因为他患了肺结核就没有再返回日本。
接替他的底特里克基地的阿沃·T·汤普森中校被派到日本。在底特里克基地,汤普森研究了桑达斯的报告,决定从审问北野政次等二人入手,从而弄清平房部队的活动情况。北野从1942年8月同石井在一起工作,后来曾接任731部队长。
桑达斯也把自己的怀疑之处提示给了汤普森:“我对汤普森谈到炭疽菌炸弹和人体实验时,他很认真地听,我指示他要特别调查宇治型炸弹和炭疽菌的实验情况。”[9]
汤普森在日本的调查从1946年1月11日开始,在此两天前,GHQ和SCAP曾向日本政府提交了《关于将石井中将带到东京的命令》备忘录,内中要求日方,如果石井在1月16日前没有出面,必须详细报告石井的下落和没有出面的理由,以及强制石井出面的时日。
可是,日本政府在1月16日竟回复称:“终战联络中央事务局毫未耽搁,立即用电报同金泽地区有关部门联系(听说石井在金泽),但至今没有回信。”1月17日,又回复称:“东京牛区若松町77号石井四郎将军家中来了电话,他已经返回自宅,但患了胆囊炎。特此通告。”[10]
所以,汤普森是从1月17日开始询问石井的。此后的五周时间里,在技术情报部员D·S·埃里斯中将的协助下,汤普森对石井进行了断断续续地询问。
询问时,石井隐瞒事实,拒不承认使用俘虏进行实验和大规模开发细菌武器,称在平房只是使用小动物进行了小规模的研究。
在此调查期间,苏军已经对满洲进行了封锁。同桑达斯一样,汤普森也未能到满洲现场进行调查。
另一方面,终战时任第13军军医部长的北野政次在上海被俘,关押在拘留所里。1946年1月9日,美军用飞机把他带回日本。1月11日,S·E·哈瓦伊特塞茨和A·H·修威西典巴古两位大校(译音)对北野进行了调查询问。
北野称他们没有将细菌武器作为武器的意图,在平房的研究只是使用了猴、鼠、灰鼠等小动物。对汤普森的询问,北野继续隐瞒实施细菌战的实况,称“那样的实验是不能使用人类的”,“细菌战在日内瓦条约中是被禁止的事情,是不被承认的行为”。
北野隐瞒事实的举动,实际是按照背后的指示行事。这封指示信现存放在新妻清一的家中,是用手写在陆军便签纸上的,内容是：
同北野中将的联络事项：
1、o与“保作”绝对不能讲出来。
2、关防给的石井队长等还在满洲。
3、增田大佐排除万难单独返回,向“麦”司令部出头。
4、关防给的总务部长兼第四部长大田、第一部长菊池、第二部长碇、第三部长兼资材部长增田大佐,其他人调转或解职。
5、第一部负责研究,第二部防疫实施及指导,第三部给水实施、指导及资材修理,第四部制造、资材保管、补给等。
6、七、八栋乃中央仓库,田中班负责P研究,八木泽班负责自营农场。
7、“保研”除石井队长、增田大佐外,无人了解全况。因研究分工详细,又经常换人,他人只是部分了解情况,而且,其目的也不得知。
8、北野中将在任时,“保研”只是在前任的基础上进行了若干实验,没有积极进行,处于停止状态。
9、“保研”没有上级指示,为了防疫研究的需要进行了一部分研究。
10、北野中将在任时专门从事流行性出血热的研究[1]243。
其中暗语“O”指的是实验用的“马路大”,“保”即细菌战,“作”是作战,“保研”指细菌战的研究。另外,把监押“马路大”的七、八栋说成中央仓库,从事鼠疫跳蚤研究的田中班称作进行鼠疫研究。把研究植物破坏病菌的菜园八木班说成自营农场。这就是指示的实际内容。
前面提到,部队队员已经转业,指示的内容明显告之要扯谎。第3款的增田“单独返回”也不是事实,部队撤退时许多队员都亲眼目睹了。第5项的第二部负责“防疫给水实施及指导”也是虚假的,实际上,该部负责安达实验场的管理、实验的实施等事宜。第8项也不是事实。从1943年到1944年,北野曾在安达实验场进行过炭疽菌和鼠疫菌的人体实验。伯力审判时,柄泽十三夫和古都良雄都证实了这一点。另外,根据井本熊男的日志,第9项也是虚假的。
新妻去世前,曾对前来采访的共同社记者太田昌克说,上述指示共做了80份。如果新妻讲的属实,想必是用来发给有关人员,以求口径的一致。
据新妻称,这份回答询问的指示是他做的。但是,这份回答肯定经由了政府有关人士的指示。如此认定决不牵强。
对石井的询问,起了作用的是石井的长女春海。春海在负责询问记录的打字工作之前,由原参谋本部作战课服部卓四郎负责此项工作,此人曾参与对美国和澳大利亚实施细菌战攻击的策划(据陆军省医事课长大文郎的备忘录记载)。1945年12月1日,陆军省改编为第一复员省时,服部任史实调查部长。1987年4月27日,记者西里扶甬子采访了春海,春海说:“最早接触石井队长是GHQ的美国人,可能是汤普森。服部参谋负责准备工作,服部找来的陆军省的翻译マキ也来了,询问的内容打字后我送到原陆军省大楼里。联络的事情完全由我进行,是服部的命令,学会打字也是按服部指示做的。”(5)
可以看出,政府方面也参与了汤普森的调查,731部队的有关人员相互联系,互相通气,共同掩盖了(731部队的犯罪)事实。结果,汤普森拿出的报告同桑达斯一样,关于731部队人体实验的内容一点也没有涉及。
但是,有一点值得怀疑,即:“关于日本生物战研究及准备,从各种情报源获得的情报看,很具有系统性,通过询问情报提供者也得以证明,说明情报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接受了指示。”
三 美国发现日本的隐匿及其对日本细菌战罪责的包庇
(一)苏联的讯问要求
发现731部队人体实验的事实,起因于苏联提出了询问要求。
1947年1月7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苏联代表部通过国际检察局(IPS)致函给GHQ的G2副参谋长,指名要询问细菌部队的三名军官。同时,苏联的次席检察官A·瓦西里埃夫少将也发来文书。文件中列举了731部队的人体实验、跳蚤和细菌的生产量、跳蚤的生产方法、对关押在监狱之人的感染实验、在安达的实验、销毁平房的证据等犯罪事实,指名要求询问与此有关的石井、第一部长菊池斋大佐、总务部长太澄大佐等三人。
1月24日,内藤良一再次接受GHQ法制局的调查。这次,内藤用微妙的言辞涉及到人体实验问题,认为石井有罪。当时的调查官记录如下:“该供述证实了许多匿名告发者揭发石井在细菌战研究中利用俘虏进行人体实验的事实。内藤的供述是首次非匿名获得的情报。”(7)
2月10日,麦克阿瑟致函国内参谋本部,请示是否允许苏方询问。经国务、陆军、海军三部调整委员会小委员会研究,指示即使允许苏方询问也不能让他们获取重要情报。于是,他们考虑,如果在监视下讯问,苏联通过讯问还是有可能获得细菌战的知识,便事先对三人进行了预备讯问,指示三人对苏方公开的情报决不能吐口,同时也不能涉及美方的调查情况。这样,对苏联不过是做出一副友好国家的架势,允许其进行讯问。
3月21日,参谋本部的附带条件的许可传达到麦克阿瑟处。苏联方面因美方迟迟未予回复,每日执拗地催问。
此期间,G2部长丘尔茨·A·威罗比向参谋长报告称:“苏联方面多次试图索要石井,我们应该将其隐匿起来。”可见,围绕着731细菌部队,美、苏双方展开了攻防战的状态。
苏联方面为了敦促美方,把川岛清的两份供述书以及柄泽十三夫的一份供述书提交给美国。内容包括731部队的组织、研究的内容、实验的内容、对中国实施细菌攻击的事实等,与后来伯力审判中两人的供述内容完全相同。
(二)费尔调查的突破
为了进行预备讯问,美国从国内抽调三名专家到日本。4月16日,化学战部队(CWS)的诺伯特·H·费尔博士到达日本。
费尔在预备讯问增田知贞的时候,一位叫龟井贯一郎的人物充当了联络人员。早在桑达斯来日调查时,此人就和内藤一起担当翻译和联络工作,曾是众议院议员,战争时期任圣战技术协会的理事长,是秘密支持秘密武器开发的人物。把龟井推荐给费尔的是日本政府。
据龟井本人回忆:“在占领军调查日本陆海军的新式武器开发、秘密武器的研究生产、我国陆海军的纤维资料以及食品保存量、陆海军机构等情况时,美国通过有末机关和镰田机关,要求日本陆海军省推荐最高翻译,后来,我作为日本人翻译的总头,展开上述调查和协调工作。”
费尔在讯问增田知贞之前,首先是龟井会晤了增田,然后把结果告之费尔。内容如下:
在中国中部地区对中国军队的确进行了细菌战的实验攻击。桑达斯中校和汤普森中校讯问时,是(日本)刚刚投降不久。实际上,了解实验结果的人,如果能相信你们的讯问是纯粹站在科学角度上的话(免于战犯起诉),我相信你们能获得更多的情报。增田向我承认了人体实验。牺牲者都是判处死刑的满洲人罪犯。凡是从事人体实验的人,发誓绝不能吐露情报(8)。
一周后,费尔和龟井于4月29日,对增田进行了讯问。最后,增田这样说:“我想协助你们,你们也有把我们当作朋友的责任”,“如果你发给我们免于战犯起诉的文书,你们恐怕就能掌握全部的情报。对于队长自不待言,对部下也应让其知晓。”第二天,他又说:“桑达斯说我扯谎,不过是没有告诉他真实的情况。从目前世界的局势看,可能是美国和苏联争霸世界吧!作为我个人是想把美国当作朋友,也想为之协力。”(9)
从5月8日开始,对石井进行了两天的讯问,石井以患病为由使讯问在东京石井的家里进行。
费尔首先告诉：“为了技术、科学的情报,不是为了战犯(调查)。”
石井的回答是把真实和谎言交叉在一起,一边吐露一些美国希望获得的情报,一边同增田一样,要求得到免于战犯起诉的文书。他这样说:“平房的全部责任由我负责。我希望部下和其他军官们不要卷进在那里发生的问题。如果你发给我和部下以及军官们免于起诉的文书,我能够向你们提供所有的情报。你们可能已从增田、金子、内藤那里得到了许多情报。我还希望美国方面能够雇佣我作为细菌专家,进行对俄作战的准备。我经20年研究和实验获得的东西都可以提供给你们。我对于细菌武器的使用以及防卫上的战略问题进行了极深入的考察。我研究了在各种地域或寒冷气候条件下可以使用和应该使用的最适合的病原菌。我可以写一部包括战略使用短期考察的细菌战的书。”
两天的讯问结束后,费尔通过翻译吉桥太郎告诉石井,不久将有俄国人来讯问他有关人体实验、大量生产跳蚤以及对中国军进行战场实验的情况,不能讲出来。另外,也不能吐露美国人有这样的指示。
(三)美、日掩盖细菌战罪责的交易
麦克阿瑟获知报告后,向国内陆军部报告了进展的情况,建议在内部隐匿情报,并对(731部队有关人员)免于战犯起诉,还呈报了费尔的预备讯问结果：
远东最高司令官
WDCID(转呈CGMLC)
GBCAW/RPM/mjd
1947年5月6日
TOO:061015
作战上的优先事项
(C-52423)请转送MID阿尔特·威得少将。美军综合参谋本部(JCS)无线电W94446、SWNCC351/1。航空邮寄费尔博士1947年4月29日及5月3日信件。无线电W94446、SWNCC351/1计五部分。
第一部,据当地日本人的供述,证实了苏联交给美国的讯问调查书复制件中,有关苏军俘虏川岛和柄泽的供述属实。
第二部,三名日本人承认了人体实验,讲述了人体实验的情况,石井也予以默认。对中国军的实地实验,至少进行了三次,据可以信赖的情报和增田关于计划规模的报告,1945年8月,在平房处理了400公斤炭疽干燥菌(后订正40公斤———原文注),另对植物生物武器的使用也进行了研究。石井勉强承认,直属上级(可能是参谋本部的幕僚)知晓此计划,也获得了许可。石井称,如果以书面文字保证其本人及部下免于战犯起诉,准备将计划详细地托出。另外,石井自称,包括攻、守两方面的战略和战术使用,其本人具有高深和广泛的理论知识,可以提供在远东地区及高寒地区使用的最合适的细菌战病原体的研究数据。
第三部,{1}在供述过程中,或经过说服,日本人对苏抱有恐惧心,希望协助美国加以利用。关于人体实验的结果,以及包括破坏作物的细菌战研究的珍贵技术情报等大量数据资料,如果不受战犯审判,也许从日本下级军人中就能够获得。{2}情报保存在日本有关人员的谍报系统中,如果不作为战犯证据采用,也许包括石井的供述,我们还可以获得更多的数据资料。{3}如果向石井等有关人员提供免于起诉的书面文件,也许能够获得包括石井及其上司的全部计划、理论和所有情况等。为了获得石井部下的协力,石井本人可以发挥作用。
第四部,上述各项,依据贵无电194446号记载的条件而进行,不会对苏联的共同讯问产生任何影响。
第五部,依远东司令官指示,关于上记第三部B的执行方法请迅速回答。
将官名：AGD军务局长、R·M·勒威大校
承认(复核):参谋本部上级参谋、G2、G·S·马伊亚茨大校
在东京审判的调查阶段,国际检察局负责中日战争小组的负责人特马斯·莫罗大校曾追究过细菌战和毒气战的问题,向G2提出要讯问石井四郎,G2拒绝。于是,莫罗又将3月中旬以来在中国现场调查收集的资料汇集起来提交给(首席)检察官基南。可是,基南也没有采纳。为什么基南没有采纳呢,是否依据麦克阿瑟的指示?现下无从推断。但是,如果没有麦克阿瑟的允许是不可能把战犯庇护下来的。
美、日协商免于战犯起诉经过了一段较长的时间。就在美国连续协商之时,费尔的手头已经陆续收集到“成果”。以下是6月20日化学战部队长费尔的报告:
A、除汇集19名细菌战重要人物而撰写的60页英文报告外,还获得了对中国进行12次攻击实验的情况及地图、8份关于细菌战的报告和文件等。8月,又获得了3份报告和显微镜照片。
进入7月,美国的结论基本形成。
SEF 182/2
E·F·里奥恩茨jr/71436/mds
C·F·肖巴特
1、据SWNCC351/2/D的建议案,将日军BW(细菌战)情报留置在美军情报系统内,即不能将这些资料作为战犯的证据,是否批准请决断之。
2、在SWNCC351/2/D里,远东最高司令官明示,从日本获得的情报包括日本的BW计划和人体实验,该BW计划的权威是石井将军,如果以书面保证他及上司、部下不受战犯追究,可以提供详细的计划。据他称,他在大规模进行防御和攻击使用研究的基础上,具有高深的BW情报知识。
3、远东最高司令官称,为了将日本的情报留置在美军的情报系统内,如果不作为战犯证据使用,可以从石井手中获得这些情报或补充情报。而且,石井也称,经由他和有关人员的协助,可以确保这些资料的获得。
讨论:
4、日军BW部队队员可以在美国的机关里,协助整理文件、报告以及通过人和动物解剖采集的细胞组织幻灯片。石井可以将20年对BW的研究,整理成论文。
5、日军BW部队犯有战犯的证据,东京国际检察局也表明要立案进行广泛的调查。现正进行的东京审判,应同纽伦堡审判中被追究的罪行内容类似,所以,苏联有可能要收集日军的战争犯罪证据。
6、现已从日军获得的BW情报以及今后还可能获得的情报,无论在科学武器方面,还是情报关系方面,都对我国的安全保障具有致命的重要性。
7、日军BW部队的生物武器,是在科学操纵的环境下对人体影响的唯一情报源,这些情报的随意分配,对其他领域的研究情报,以及今后收集到手的可能性上也具有重要影响。
8、BW情报对我国的安全保障具有致命的重要作用,国务、陆军、海军三部调整委员会远东小委员会与作业部商议,决定对日本BW部队提供的情报全部留置在政府的情报系统内,此决定是基于以下几点做出的：
第一,我国政府对日军BW部队人员不作为战犯追究。
第二,BW活动同战犯的关系,现在的东京审判正在争议之中,今后,苏联方面有可能独断地进行调查,有可能暴露证据。
第三,苏联披露的证据中,美国人被当作人体实验材料的证据有可能出现。
提案：
9、建议民事部承认SWNCC351/2/D方案(12)。
8月1日,三部调整委员会远东小委员会下发SFE188/2文件。美国认为,在国家利益上,日本的生物战资料的价值比起追究战犯远远重要,不能让他国获得。所以,美国将调查结论予以掩盖之。
费尔报告中记载的资料至今还没有发现,但是731部队的资料在呈交给美国的证据中存在。
美国犹他州达古威实验场存有题为《Q报告》的解剖报告,原保管在底特里克基地,包括1940年农安、新京鼠疫流行时的57名患者的病理解剖报告,共计744页。
报告的开头写道:“高桥(正彦)医师与他人共同进行的疫学和细菌学的调查,用日语印刷, 1948年7月提交给美军。是高桥与其他成员从9月29日到11月5日期间,在两个地区对死亡者进行的病理解剖学调查。”
患者总数57人,其中农安39人,新京18人。报告中继“开头语”后是“患者一览摘要”。对每名患者记载有“患者编号、名字的大写字母、年龄、性别、发病日数、治疗状况”等。新京的一号患者写为:“KF 8♀8 G”,“KF”是什么人不知。
经庆应大学教授松村高夫、京都产业大学副教授江田宪治、关西大学非常勤讲师江田いづみ与中国学者解学思、郭洪茂、李力共同研究,了解了这一报告之谜。
石井部队以防疫队的旗号进入流行区域时(在农安称作雁部队),满铁新京工事事务所负责封锁疫病区,并提出一份《鼠疫防疫作业报告书》。其中有新京鼠疫患者一览表,内中有住在室町四丁目七号宝昌楼的“藤田君香”,年龄8岁,女,9月25日发病,10月2日死亡。该记载与美国的“KF”表一致。
另外,松村高夫教授还发现了分析农安、新京鼠疫的高桥正彦的论文,这是在增田大佐担任主任,石井四郎军医少将担任指导下,做出的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题为《关于昭和15年农安、新京鼠疫的流行》。其中,包括对藤田君香在内的患者解剖检查的结果和分析,而且与731部队业务室保存的鼠疫菌进行了比较,检查其毒力。
根据高桥正彦的分析数据,1948年,高桥小组做出报告书,交给了美国方面,即《Q报告》。
费尔调查后,10月28日,埃德温·V·席尔博士与约瑟夫·威库达博士来到日本,进行补充调查,对石井四郎、高桥正彦、增田知贞等“在哈尔滨以及日本从事细菌战研究”的24人进行了讯问和记录。12月12日,向美国化学战部队长提交了《生物战调查概要报告》。
该报告记载,11月22日讯问了石井四郎,他承认自己研究的肉毒杆菌,“利用5人作了人体实验”,他的同伴也就实验的内容作了直截了当的说明。这显然说明,是时,免于战犯起诉的交易已经达成。
第二年的7月26日,负责伤寒、布鲁氏菌、沙门氏菌等细菌研究的早川清向帝银事件调查本部,讲述了细菌战的事实,以及受美国指示隐瞒事实的过程。内容如下：
留目———金泽组、军医学校人员、原陆军大佐早川清。
731部队当时专门从事肠伤寒的研究和生产,部下有100-200人左右。
帝银事件发生时还没有接受指示(隐瞒),直到最近,GHQ的吉桥来对我说,美国人保障我们当事人,还说如果美苏战争爆发,让我们迅速转移到美国。(他们)好象多少承认细菌战术的优越性。
调查人员询问到当时使用的某某方法和人员时,因GHQ在调查时所有的人员都发过誓决不能外露,所以没有对他们讲。
关于活体解剖不追究为战犯的事情,是最近才明了的(GHQ要我们严守本件的机密,不要自掘坟墓,称在警察中也有共产党,所以对警察也不能讲,为的是千方百计地保护你们的部下)(13)。
早川说,GHQ要队员们严守机密,如果吐露出来等于自掘坟墓。因为在警官里有共产党,有泄露给苏联的危险,为了保护众多的部下对警察也绝不能吐口。
四 战后日本对细菌战事实的长期掩盖
(一)伯力审判后的掩盖
苏联方面从石井的嘴里没有问出什么,最后不了了之。于是,苏联从逮捕的约100人的细菌战关联者中,选择出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731部队支队人员,甚至还有一位饲养老鼠的士兵等12人,由伯力于1949年12月进行了审判。向世界呼吁日本的细菌战是战争犯罪,并把法庭的情况用广播传播到全世界。
可是,美国认为苏联是为了转移日本人在西伯利亚被羁押的视线,所以无视苏联的宣传,日本的媒体也只是刊载了一小段消息而已。
伯力审判判决的两个月后,1950年3月1日,众议院议员听涛克己(共产党员)在外务委员会提出了质问。
听涛：“2月1日,(苏联方面)再次向美国、英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交了备忘录,主张国际军事法庭必须审判遗漏的以天皇为首的关东军军医中将石井四郎、军医中将北野政次、兽医少将若松等人。事件的内容非常重要。对此,政府对这一问题的经纬及内容,掌握了什么样的情报,请回答。”
国务(法务)大臣殖田回答:“听涛君询问的是细菌战术的话题,有关其经纬和内容本人知之不详。我想说的是关于法律问题。对日本人战犯的审判是接受波茨坦公告后,由联合国进行的。最近传闻的关于细菌战术的日本人战犯问题,作为政府不能干预,我是这样考虑的。”
听涛：“在战争中,政府是否知道这一事实,请回答。”
殖田：“政府即使听说这一事实,但也没有追查的权力和职能,也没有调查的必要。特别是把天皇当作战犯处分之事,日本政府绝对反对。听涛君的质问与外国的口气和文字同调,我认为这样的举动不是考虑日本的国益,作为日本人,这样的提言也不能代表日本国民的意思,这样的质问本身也过于可笑。我认为,这岂不是受某外国的牵制,反感日本的行为吗!”
殖田的答辩始终强调战犯问题必须完全依靠联合国,本国不能介入。
苏联把伯力审判的记录集成一册俄语版的书,即《关于原日本军人准备及使用细菌武器的公判书类》,同时翻译成英、中、日、朝文版(如有其他版本笔者尚未见到),向各国发送。该书的扉页注明系莫斯科外国语图书出版所发行,但没有注明发行渠道,也没有附注其他有关资料,所以(日本)有人怀疑它是一部伪书,甚至怀疑审判的存在,不予以重视。
1987年,尽管伯力审判被告人之一的三友一男著文证实,但在第三次家永三郎教科书审判的一审判决时,法庭方仍然称该书是“来历不明之书物”。直到1992年,苏联方面将调查审判时的记录和公判记录的胶卷、照片等公开,这部书才终于被认定,对它予以了应有的评价。
从内容上看,与费尔报告里记载的羁押在中国的战犯的供述完全符合。这证实这部资料的可信性,迄今为止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
笔者也曾直接采访过伯力审判的被告三友一男、久留岛佑司、福住光由、樱下清、木章等人,证实了他们陈述的内容完全准确,甚至包括日本人难以读懂的人名、地名、印鉴等都完全正确。
(二)731部队干部的掩盖
两年后的朝鲜战争中,有人提出了美国军队使用细菌武器的问题。1952年10月24日,在召开日本学术会议上,第四小组的成员提出《申请(日本)国会批准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的日内瓦条约》的提案。可是,第七小组(医学组)的成员强烈地反对。他们是三年前在召开同样的会议上,阻碍一部分科学工作者反省战争声明的一些人,其中有北冈正见、木村廉、户田正三等人,他们都是把自己的学生送到石井部队的细菌学者。户山说:“今天,细菌作为武器基本不能实用,如果不能实用,我们是下了苦功做了愚蠢的事,这样的蠢事不能再做,在这一点上无论如何请放心。”他们之所以反对,是不想把禁止使用细菌武器与战争时期的事实关联起来,还是暧昧心理在作怪?
就这样,直到30年后森村诚一的《恶魔的饱食》出版,才在世间引起了轰动,731部队的问题浮出水面。
一个时期,反对恢复防卫医科大学设制以及军医学的医科学生们,开始挖掘和追究731部队的问题,受到了曾是731部队成员的东京大学医学部长和金泽大学医学部长的责难,一概以不了解、不知道的忘却姿态来搪塞,辩称是“国家的需要”、“天皇的命令”等,不承认事实的存在。
新闻记者高杉晋吾曾采访过731部队负责冻伤人体实验的吉村班长(时任京都府立医科大学校长),并在自己的著述中记载了下来：
高杉：“伯力审判资料中有这样一段记录,‘……把三名中国人的手指切下来,其他人露出骨头,吉村把他实施冻伤实验的结果告诉了我’,这是怎么回事?”
吉村：“我不知道”。
高杉：“但是,资料中写的是吉村这个名字,这是别人吗?”
吉村：“(731)部队里有一个吉村班,也许是班里的事情,我不知道”。
高杉：“那么,先生是石井部队的队员吧?”
吉村：“那是确实的。”
高杉：“另外,还有隆一军医中将、西俊英军医中佐的证言,他们称都是做冻伤实验的,我想,先生在中国从事过冻伤实验是事实吧?”
吉村：“啊,嗯,冻伤实验吗,是生物学上对寒冷的反应,或是局部耐寒反应,观察局部的血管反应等等。”
高杉：“这是用人体……进行的吗?”
吉村：“这个吗,水鸟呀,水鸟站在水田里,摸一下它的足是温的,为什么是温的呢?它进入水里血管张开,温暖的血液流通,所以是温的。人的手脚对寒冷也有温的反应。对士兵、哈尔滨的苦力,以及居住兴安岭的鄂伦春人进行调查,如果把这说成是人体实验,那就算是吧。可是,人体实验这个词给人以阴森的感觉,是不是呀!”
高杉：“比如,有许多证言指出,手指腐烂露出了骨头,即使不是吉村先生做的,一般来说,也属于冻伤的人体实验吧?”
吉村：“没有做过这样的人体实验。”
高杉：“石井部队里也没有做过吗?”
吉村：“嗯,是的。”[12]
在731部队的监狱里,利用“马路大”进行人体实验的事实,有众多的证人和资料。
(三)日本政府直到现在的掩盖
1982年4月6日,在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标申利夫议员追究对731部队战犯免于起诉的问题。政府回答:“你指出的事实,是否有相关的记录,在这一点上我们不知。”
1997年12月17日国会上,栗原君子议员又就美国陆军记录管理局长约翰·H·哈切在谈话中所讲的,731部队交给美国的资料已经“装箱返回给日本”一事提出了质问。
栗原问:“据《朝日新闻》1986年9月19日的报道,这些资料返回日本后,最初存放在外务省复员局,防卫厅设立后,由外务省移到防卫厅,战史室成立后又移到战史室。这些资料是否还存放在现在的地方,为了搞清楚细菌战被害的事实,这些资料难道不应该公开吗!资料到底在哪里?”
防卫厅防卫局长佐藤回答:“昭和33年(1958年)防卫厅接收了美国没收的原陆军的资料,为了进行战史的调查研究,防卫研究所保存了约四万件,您提到的731部队,正式名称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资料中没有该部队的活动情况以及同细菌战有关联的资料。不过,在返回的资料中,有关东军部队的编制资料,其中有四份是关于防疫给水部队的记录,但是,没有该部队的活动状况以及与细菌战相关联的资料。”
1999年2月18日,田中甲议员又在国会上质问美国返还的资料问题,防卫厅长官野吕田回答称：“不能确认。”
五 结束语
以上证明,有关731部队的历史直到现在还被掩盖着。
日本政府、军部以及(731)部队明知违反国际法,仍秘密进行细菌武器的研究和开发,并在中国战场使用,造成了重大的伤害。许多有关资料都证实了这一点。
战争结束后,日本惟恐责任追究到天皇,举国掩盖细菌战和毒气战的犯罪。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终战后毁灭证据。美国调查时以提供研究数据为条件和日本达成交易,使日本政府免于战犯的起诉,于是掩盖了日本细菌战的罪行。这从保存在美国的记录中可以证实。
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后,本来应该像公告指出的那样,“在日本国民中恢复和强化民主倾向”,有义务在国民和国际社会面前披露非人道的犯罪行为。然而,直到现在,日本政府仍然不承认事实,继续予以隐瞒。不承认死亡的真相,就等于给那些丧失生的尊严的被害者以二茬痛苦。不仅如此,731部队的有关人员直到今天仍然不可救药,丧失良知,歪曲事实,这势必造成贻害后代的严峻事态。
注 释
(1)长谷川松之助、森井正夫、吉田民夫联名的信件存放Document 101,US Army l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Command Fort Meade,Md。
(2)原文如此,可能是记录文稿字迹不清。
(3)サンダ—ス·レポ----ト(桑达斯报告)附录29—A—a。
(4)David Wallace对サンダ—ス(桑达斯)的采访。
(5)采访石井春海录音.1989-04-27。
(6)REPORT ON JAPANESE BIOLGICAL WARFARE9BW ACTIVITIES BY Arvo T·Thompson,1946、5、31,P,ii。
(7)Doc,No,29510,SCAPMilitary Section,General Staff,Allied Translator and lnterpreter Section,Report of lnvestigation Division,Legal Section《Report#1117》,1947,4,3 N·A,Record Group 331。
(8)Norbert H,Fell,1947。6,24 Report的附件“LNTERROGATIONS of MASUDA,TOMOSADA”,1947,4,22,Dugway Proving Grounds,Dugway,Utah。
(9)“MASUDA,TOMOSADA;KANEKO,JUNICHI;AND NAITO,RYOICHI”1947:4。
(10)INVESTIGATION of ISHII,SHIRO 1947:5。
(11)Doc,no,C-52423,1947、5、6 N·A,Record Group 331
(12)“INTERROGATION OF CERTAIN JAPANESE BY RUSSIAN PROSECUTOR”,SFE 182/2,1947、7、15 N·A
(13)帝银事件搜查本部第一系长甲斐文助的搜查记录、别卷、7月26日。“帝银事件”发生在1948年1月26日,有人冒充防疫人员以预
防疟疾为名让帝国银行稚名町支店的人员喝下毒药,然后实行抢劫,当时有舆论认为同战时研究细菌武器的原731部队人员有关,警察机关也以此为重点进行了调查,因此涉及到了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细菌作战等战争罪行情况(编译者注)。
(14)见第7回国会众议院外务委员会议录第六号,1950年3月1日,国会议事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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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责任编辑：李一菲 最后更新：2017-09-01 09: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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