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731部队暴行实录：宁波变成了一座死城
2019-01-25 09:48:07  来源：新浪8新闻个人图书馆  点击：  复制链接

　　1940年10月，黑死病被空投到无辜的宁波居民头上。现年74岁的何祺绥清楚地记得当年宁波遭到鼠疫细菌攻击的情景。1940年10月27日，他亲眼看到一架日本飞机在宁波商业最繁华的开明街上空盘旋然后撒下了大量麦粒、面粉和黄色雾状的东西。当时他的父亲在宁波中山东路266号经营着元泰酒店。麦子和黄色粉状的东西纷纷扬扬地落下，有的人很惊慌，而

　　何褀绥二十四岁的叔叔却走出来捡起了麦子，放在嘴里咬了一下，向旁边的店员说：“没什么呀，是麦子!”叔叔是店里账户会计，初中文化毕业，刚结婚，年轻力壮。当天夜里就头昏脑胀，不能料理账务了。店员用躺椅把他抬去看病，医生只认为是一般头痛脑热，开了点儿药回来，但是“病”越来越重，11月1日暴死。

　　实际上10月29日就出现了最初的患者，开明街入口处的滋泉豆汁店、紧邻的王顺兴大饼店、胡元兴骨牌店、宝昌祥西服店，还有东后街一带，死者陆续出现。

　　最初死者仅限于日本军用飞机空投了跳蚤的地区的居民。污染区内有商店43家，住家69户，僧院一处，共计113户，人口591名。

　　11月2日，华美医院的丁立成院长给患者王仁林(男，四十七岁，当日死亡)的淋巴腺做了穿刺，用染色液制做了标本，根据显微镜检查发现了鼠疫杆菌。11月3日又抽了患者俞元德(男，16岁，11月6号死亡)的血液和淋巴腺穿刺液，并用土拨鼠作了动物实验。从第二天死掉的土拨鼠的血液和淋巴腺穿刺液里也发现了鼠疫菌状的杆菌，并进行了细菌培养，得到阳性结果。后来又把培养物送到省卫生处，吴昌丰技师检查了培养的杆菌，进行了血清凝聚反应，得到的也是阳性结果。

　　所有患者的临床症状都是淋巴腺肿、高烧、昏睡、头疼。

　　在确定鼠疫的当天，市政府立即封锁了传染区。6日设立了临时防疫处，但是死人依然不减。8日开始在传染区修建高3.7米的围墙。

　　“戴防毒面具的人用石灰对街道消毒。那天夜里出动了消防车，把围墙内的建筑物全部烧毁。我亲眼见到火从我家酒店的窗户中烧出来，后来又烧上了屋顶，最后房子倒塌。由于被火烤，我的脸红了一个多月。四百多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何褀绥摸着脸说，当年的情景直到现在依然让他惶恐不安。

　　恐慌弥漫了整个宁波城，学校停课、公共场所及旅馆、饭店纷纷停业，宁波变成了一座死城。疫势蔓延迅猛，发病暴死者接连不断，沿街走的是穿丧服啼哭的人，地上撒着消毒的石灰，四周阴森森的，恐怖万状。疫区天天死人，最多一天死了二十多人，死亡者很多是孩子。甚至有十二户人家全家死绝。

　　高将近4米的围墙挡不住疫病的漫延，也挡不住人们纷纷逃离城区，何褀绥的父亲也扔下酒店逃走了。外逃的结果是引发宁波周围的奉化、慈溪、象山等县的鼠疫大流行。

　　11月6日，疫区死亡人数已达五十五人，疫区居民怕被隔离，外逃日甚，疫情随之扩大。防疫处采取强制手段将剩余的四十多人全部隔离，布告全县举报外逃者，并派出搜索队日夜搜索外逃者。对死者的尸体也不再允许自家掩埋，而是要统一深埋于西南郊区的老龙湾。10日，省卫生处处长陈万里和卫生署防疫队第17队携带疫苗直奔宁波。

　　但是种种手段仍不能减轻宁波市民的恐慌。强制隔离和死者不能自己掩埋更使人们坚定了逃离的决心。何褀绥的父亲给店员们发了路费让他们赶紧逃走，但18个店员仍然死了14个。学徒钱贵法被拉入隔离病院，钱是少有的进了隔离院又得以生还的，他回忆道：“隔离院的情景就像是地狱，到处是垂死的人，面色发紫，手抓胸口，痛苦得嚎叫，在地上翻滚挣扎，真是惨不忍睹。”

　　11月30日晚，防疫处痛下决心，一举烧毁了开明街传染区所有的房屋。烧房从晚上7点开始，在11个点上同时点火，烧毁开明街上的113户住宅、店铺。宁波最繁华的一条商业街化为灰烬。

　　12月初，疫情得到控制。当年防疫机构的统计是，从疫情发生到最后一例病人死在医院，共35天的时间，死亡109人。这并不包括逃出宁波而死在其他地方的人。

　　宁波是国民政府控制疫情最好的典型。1940年鼠疫在宁波得到控制后，没有再度爆发。而衢州、常德却在以后的数年内多次爆发鼠疫，经年不绝，并且波及周围许多城市和乡村。

　　湖南常德市在1941年遭到鼠疫攻击之后，直到1945年11月，市区多次暴发的鼠疫至少造成6491人死亡，周边乡村的死亡人数超过万人。

　　而在鼠疫攻击之前，这些地方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鼠疫。

　　1941年10月2日，浙江省义乌县城北门稠城镇十字街口一带，发现了胀着肚子的死老鼠。接着附近两居民暴病死亡。据义乌档案资料记载：“9日，发现六人继发鼠疫，病家及其邻近发现死鼠数十只。10日，居民六人暴卒，患区楼敬德家中发现死鼠五只。13日，隔离病院中，两名病人死亡。5日至15日累计发现死鼠一百余只。鼠疫迅速蔓延全城。”

　　得病的老鼠口渴难忍，到处找沟渠喝水，城内的水沟成为最快的传染路线。义乌城北

　　门灵塘的水来自城东门的金山，老鼠们沿水沟而上找水喝，鼠疫迅速沿水沟窜行到东门，使这一带成为鼠疫的第二高发区。义乌是江南水乡，到处都有水，老鼠沿沟找水，鼠疫沿水传播，一时间，义乌城郊的下麻车、盐埠头、石古金、山口、下傅、陈村、义驾山、桥东、桥西、孝子祠、宗宅、三里塘、塘里赵、岭头、岭下等村落都成疫区。

　　据义乌县政府防疫机构统计：义乌城区鼠疫自1941年10月8日开始，当月死亡36人，11月1日至24日死亡57人。到12月，鼠疫蔓延到城内40多个居民点，其中以原发地北门一带最为严重。

　　崇山村，王选的家乡。1942年的崇山村是义乌县的一个乡，离县城义乌不过十几里地。

　　1942年11月15日，崇山所属的佛堂区区长周树萱向县政府报告说：“本年9月29日，即农历八月二十日起，崇山村发生鼠疫……”

　　1942年10月13日，崇山村农民王焕章清早起床去买了两把竹梢和一根毛竹，背着回来，在塘里洗了澡。到家，全身发烫，腿根肿痛，舌根发硬，病势危急。

　　于是家人立即请村中有名的中医王道生来给他诊治，家人急忙抓来王道生所开的药，喂他吃下，但是药毫不管用，晚上王焕章就死了。

　　王焕章一去世，伺候他的儿媳即发病，病势凶猛，次日也惨死了。王焕章独子王继法眼看着父丧妻死，一下就病倒了，随即高烧不止，22日挣扎了一天，也死去。接着四岁的孙女也死亡。十一岁的孙子由娘舅收养给人家看牛，被毒蛇咬死。就这样，王焕章一家五口人死绝了。

　　给王焕章看病的王道生也没有逃过死神的追击。回家后不久，作为医生的王道生就发烧，口渴难忍，虽然家人不离左右用心照顾。但只三天时间，王道生就痛苦地死去。王道生行医为善，在地方上是有名望的人物，又有八个儿子，因此丧葬隆重。

　　家里请来了和尚做了三天三夜的道场。乡里邻居包括其它乡里的亲戚都来奔丧，人员进进出出，很热闹。

　　但是道场未结束，恐怖的事就接二连三地发生了。第二个儿子王旌善的妻子吴菊兰病了，和王道生的病状一模一样，挣扎几天就死了。女儿王海妹、女婿鲍小牛带儿子鲍弟来崇山为父亲送丧，回义亭鲍宅后不几天三人全部死亡。吴菊兰死后，他的丈夫王旌善还没来得及埋葬妻子，自己也暴死了。

　　王道生十六岁的幼子逃到碑塘水口殿，病时四肢弯曲，如同“奎星踢斗”，死得更惨。儿子王旌堂逃到梅林村亲戚家里，由于八岁的孙女王妹带去的鼠疫病菌，引起亲戚全家五人染疫死亡。

　　王道生一家十人(王道生夫妻俩，四个儿子，两个儿媳，一个孙子，一个孙女)全部死亡。只有儿子王旌昌当时不在家，活到八十多岁，成为家族唯一幸存者。

　　1942年崇山的所有医疗就靠中医王道生，现在医生都死了，崇山人没有了任何医疗防预体系。人们只知道这是一场连医生都医不好的病，但是什么病，怎么传染的，没有人知道，更不知道是日本人施放的细菌。自王焕章和王道生去世后，崇山村每天死亡五至八人，最

　　多的一天死了二十多人，不到三个月，就死亡403人(包括染病外逃死于外地的)。染疫不分男女老少，患病的死亡率高达95%，连年轻力壮、体格强健的也十病九死。

　　崇山人接二连三死亡，全村陷入极度恐怖。太阳没有下山，家家户户关了门，躲在家里。有病的人怕染上家人，只得出门逃避，亲戚朋友家里不敢去，就躲到无人管的庙宇里或者躲避到塘埂田里去等死。住在后山背的王焕海全家逃到野外，留老母亲看家，不料老母亲得了鼠疫，发高烧口渴难受，爬出门去沿街讨茶水喝，但没人敢给。最后连她自己的独生儿子见了都不敢靠近，眼巴巴看着母亲死去。

　　崇山鼠疫暴发几个月后，崇山人才知道这场瘟疫的名字叫做“鼠疫”，是“日本佬”投放的。

　　在鼠疫暴发的几天之后，义乌县政府召集各机关主管及城区中小学校长，成立了县防疫委员会，拿出的第一笔钱是“抗日应变经费”，暂作防治费用，并电请专员公署和省政府派力量防治，同时发动群众开展灭鼠灭蚤活动。

　　1941年10月13日，义乌县防疫委员会电请浙赣铁路局客车在义乌站暂不停靠，并关闭义乌城农历三、六、九日的集市。禁止疫区码头装载货物搭载乘客，禁止集会拜佛。

　　崇山一个乡(现在为村) 1236口人，死亡403人，达三分之一。逃走150人。整个乡完全成了鼠疫的世界、死亡的世界。崇山的山依然是青山，水依然是绿水，但却村村萧索鬼影绰绰。一个有上千年历史的乡村遭到致命的打击，了无生机。

　　1942年11月16日，崇山乡乡长王文格、江湾镇镇长王芝生以“快邮代电”的形式给流亡永康大平的县政府章松年县长发了求救电报，电报行文如哀号哭告，读之令人心痛：

　　“义乌县县长章钧：职区于本年农历八月二十日起发生疫病甚剧，每日死亡约在五人以上，总计死亡不下三百人......际此天灾兵燹，人力物力两感困难，虽经罗掘筹募，为数无几，恐无济于事。素仰钧长爱民如子，实不忍职区鼠疫扩大，迫不得已，敢请钧长鉴核，迅于呈报省政府派委治疗，并予拨款救济，以拯民命。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铣电)”

　　就在崇山人为疫病哀告求救之际，更大的灾难降临到这个村子。

　　11月11日，日军南京1644部队二十人突然来到崇山村，七八十个日本兵荷枪实弹包围了山村，将村民全部赶到后山集合，强迫脱去衣裤接受检查。同时对鼠疫感染者涂药水，或撒药粉，或打针。将发现淋巴结异常的7个人，强行拖到后山背的碾米屋里，加锁隔离，并且不准送食物给他们吃。

　　但是没有人知道日军突然进村实行隔离打针并要烧毁村庄的真正目的。直到战争结束半个世纪后，前日军细菌战部队成员田甚太郎在临终前说出了真相：为了检验细菌战实施的效果，日军南京1644细菌部队下属的金华支队，义乌分遣队队长高山中尉及两名下属，特来收集细菌武器鼠疫的实施结果，检察细菌武器的杀伤力。

　　因为担心鼠疫会危及驻义乌的日军，日军给兵士们进行了预防接种和定期检查。义乌的防疫委员会怕日军烧房也积极配合日军的“检查”，并主动提出“男女分开检查”，村外的林山寺辟为隔离所收容鼠疫患者。但是日军还是一把火烧了村子。

　　崇山村的王丽君记得日本兵烧村子那天的情景，那是她们家最悲惨的一天，是她记忆里最不堪回首的日子。放火的时候，王丽君和母亲一起被日本人赶着去了后山背。村民们都被集中在初冬寒风四起的广场上，大火起来的时候，人们看着自己经营一生的房屋被烧时，凄惨地哭叫着往日本人的包围圈外冲，可明晃晃的刺刀又把人群逼了回来。

　　那一天，王丽君的哥哥刚刚得鼠疫死了，两个姐姐也发病了。父亲守在房子里不肯走，心里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只要人在屋里，总不至于连人一同烧。可是火还是窜到她家里来了，屋子已经冒烟了，父亲急忙让姐姐往外逃，可是两个姐姐病得走不动。火冒到屋顶上来了，到处都是燃烧的噼叭的响声，皮肤感觉到了炙热，烟已经呛得人不能呼吸。父亲先把一个姐姐背出来，又冲进火海背出了另一个姐姐。

　　父亲很怕两个姐姐被日本人带到林山寺去隔离，就把两个姐姐藏在了甘蔗地里。因为崇山村有传染病，所有的亲戚家都不留宿。

　　父亲这时候才发现，除了人之外，家里什么都没有带出来，连一口锅一只碗都没有，两个姐姐在田地的泥土里痛苦地挣扎，让人目不忍睹。父亲乘夜黑又回到烧毁的家里，挖开废墟找了一口锅几只碗，找了张门板给姐姐搭了张床。然后又乘着天黑将大姐背到山里，藏在看山人用的小屋里。等父亲转回地里再看二姐的时候，二姐已经死了。王丽君和父母在野地里过了整整一个冬天。大姐因为在山上的小屋，不是那么的冷，竟然熬了过来。

　　林山寺的罪恶已渐渐为村民所知，他们知道那是一个有去无回的地方。赵六妹的三个女儿抬着母亲的尸体准备埋葬，被守候在后山背的日本兵发现，赶走抬棺材的人后，林山寺里几个穿防毒服装的日本“军医”打开棺材盖，剖开死者肚皮，挖出心脏及一些淋巴核，又砍去一只手臂和一条腿，剩余部分丢弃野外。

　　张连菊是当年从林山寺隔离所逃出来的幸存者之一，她向世人讲述了她亲眼所见的活体解剖。

　　这天下午她看见几个穿白大褂的日本人(1644细菌部队的细菌学家)将崇山村王关富的未婚妻——十八岁的吴小奶捆在凳子上，全身蒙上白被单。吴小奶在被单底下拼命地哀求“先生。我的病会好的……”一面大叫“妈妈救命……”。突然，吴小奶的叫声变了调，撕心裂肺般，好像不是人发出的声音。张连菊看到吴小奶的胸膛被活生生地剖开了，血涌了出来，染红了被单，日本人在剜割她的内脏。张连菊惊恐得晕厥过去，醒来之后连忙从粪坑孔逃出，向江湾方向爬行。

　　在崇山村的鼠疫患者或病死者身上提取出的鼠疫菌被命名为“松(崇)山株”。 1644细菌部队1科的近食秀夫——当年崇山村活体解剖和病死者的尸体的肢解者，在他的鼠疫实验室里，用“松山株”在印度老鼠身上进行感染实验并用来培养跳蚤，他甚至将他的“研究”以论文的形式在科学杂志上发表。

　　1943年3月鼠疫传染在崇山止住，义乌县卫生院院长杨尧震去崇山调查，看到的是崇山附近土阜上，坟墓累累。由于埋葬时害怕被日军发现后拖尸肢解，众多坟墓都是草草挖个坑，施放尸体后，盖上几畚泥土，就匆忙离开，没有墓碑也没有标记。而经历一冬的风雨，坟墓大半塌陷，尸体被野狗拖出，满山狼籍。杨尧震将此情景报告县政府，要求拨款掩埋，以避免病原扩散。但是崇山村因死难者众，活着的人又处于啼饥号寒的境地，根本无力去掩埋亲人的遗骨，县政府只好命令乡公所发动乡内其他村里的人去捡拾尸骸，加盖坟土。

　　中国将细菌战的消息传递到国际上是在1942年。3月31日，中国卫生署署长金宝善将日军在中国撒播细菌的情况整理成报告，4月上旬向世界公布。4月6日，中国外交部根据这份报告正式向英国政府申明：只有通过盟国打败日本，才能制止这种残酷的细菌屠杀。4月11日，重庆英国大使馆的官员将日本细菌战问题的备忘录正式交给了英国外交大臣。但是英国国防部并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当4月21日英国军需部向英国波顿细菌研究所提供中国的备忘录时，备忘录被注明：“看不出是可以信赖的东西”。

　　对此美国也不相信。4月11日，美国也得到了这份备忘录，但美国有关官员的意见是“并未对此提出足够的新的事实，以改变我们原来的见解，也就是，认为没有将常德发生鼠疫的原因归咎于日本的决定性证据。”

　　重庆方面将常德受细菌攻击的消息用电报发给悉尼，悉尼也对此事持怀疑态度。

　　在当时人们的知识范围内，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对许多国家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细菌武器只是科学家的空想或者细菌用作武器是正在研究的事，他们不相信已经有人进行了细菌攻击，就是进行了细菌攻击，科学家们也不相信会有如此惨烈的效果。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唯一一个使用细菌武器的国家，细菌武器对于世界来说大大超过了人们的知识和想象。

　　“简直是无稽之谈，证据似乎并不充分。”英国的卫生医学研究评议会上，英国的专业人士说，“存在于大米或其他物质中的鼠疫菌可以说确实无害，只有投下疫蚤或已感染鼠疫的老鼠才会导致病疫的出现，但那也只能是在最佳条件下才可能发生。”英国的科学家一语说到了问题的关键：跳蚤怎么会感染鼠疫?感染鼠疫的老鼠从飞机上投下，细菌为什么不会死?

　　英国生化学家普遍对飞机上投下鼠疫菌持否定态度，直到1992年3月英国生化学者在剑桥大学的研究经验还是认为从飞机上撒布鼠疫菌，细菌会全部死亡。

　　1941年常德受到鼠疫攻击，国民政府派遣了鼠疫专家陈文贵等人组成的调查队前往。陈文贵是国民政府仅有的1936年应联合国卫生部邀请到印度的哈福金研究鼠疫的细菌学者。到达常德之后，11月25日解剖了前一天死亡的常德第五个患者(男，二十八岁)。陈进行了细菌培养、动物接种等实验，从医学上证明了该患者染上了真性腺鼠疫，死于鼠疫菌引起的败血性感染。

　　同时到常德进行工作的还有鼠疫专家、国民政府卫生署外籍防疫专门官员pollitzer博士,他经过独立的调查和研究，得出了常德鼠疫和11月4日日军飞机攻击直接有关的结论。12月30日，pollitzer博士致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的报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Pollitzer博士通过一些途径向世界公布了这一事实，他认为“鼠疫不可能通过正常渠道进入常德”。从日军撒播东西到发病只有八天时间，“从落下物中现生出的形态上同鼠疫菌相似的细菌”，是“极为有力”的证据。更为重要的是pollitzer博士在当地捕到的老鼠身上“发现了印度跳蚤”，而他认为湖南从来就不存在这种跳蚤。在pollitzer博士的推动下，英国《每日电讯报》刊登了《日本发动细菌战》的文章;《旗帜晚报》报道了pollitzer博士解剖感染老鼠的报告。

　　陈文贵和pollitzer的报告是严谨而无可置疑的。美国和英国利用自己的独立情报网获得了中国受细菌武器攻击的相当准确的情报。在确信细菌战攻击为真后，美国的反应是立即行动起来，开发自己的细菌武器。1942年夏天美国联邦防卫机关设“战争研究部”(WRS)，出台了大规模研究化学武器的计划。同年，由三名专家独立地就细菌战问题写出了90页的报告，报告指出：“看来日本对中国实施的细菌战......已不仅是业余爱好的运动了。”

　　1943年美国的细菌战计划在迪特里克堡和加里福尼亚大学两处大规模实施。美国的细菌战计划和原子弹开发计划一样，是美国战时两项最大的研究计划，一直到战争结束很多年，这两个计划都是保密的。

　　尽管如此，美国人还是比日本人晚了十多年。

　　没有人能想出或做出下列的事：

　　将人体的水分抽出，看抽出多少人仍能生存;将人裸体置于零下40多度的严寒中，看人会冻成怎样;给人换上动物的血液观察其反应;往人的肾里注入马尿;用人体来培养鼠疫菌，然后再去感染跳蚤，再用带鼠疫的跳蚤去作武器感染更多的人等等。

　　日本著名作家森村诚一说：那真是“残酷的汇演”。“731部队活体之类的实验，是极其怪诞的。所以相比之下，奥斯维辛的毒气室，应该说是有些人性味了。德国的集中营被解放时还有犹太人生存，而731部队撤离时却将收容的‘圆木’杀害，因而无人证实内幕。”为《恶魔的饱食》撰写书评的人这样写道。

　　1945年8月6日，一架美国B29轰炸机在广岛投下一颗原子弹。一种极其残酷的杀戮方式被世界所知，核时代宣布到来。

　　三天之后的中国境内，苏联军队向南推进。很快部队就发现了奇怪的事情：满洲国的首都长春完好无损，但郊外的孟家屯却成了一片废墟;工业城市奉天没有任何损伤，但几个被日军隔离出来的地点却炸得体无完肤;哈尔滨纹丝不动，但郊外的平房除一堵巨大的墙无法炸毁外，其余的被彻底摧毁，一片废墟。

　　更为异样的是，这些废墟里成千上万只老鼠窜来窜去，还有大量的兔子、黄鼠狼等，无人看管的病牛羊、驴子骡子，还有几百只猴子四处乱窜。瓦砾的下面，是无数的动物和人骨，头发、衣服的碎片和阵阵恶臭。

　　没有人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恐怖的事件，当地居民只知道这里曾经住过日本军人，是禁止出入的。一些关于高高围墙里的恐怖传说在老百姓中间流传，但谁也不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

　　一切行动都开始于苏联红军进攻的那一刻。8月6日凌晨，日本关东军的石井四郞中将就接到了大本营发来的命令：销毁一切设施，所有人员全部撤回日本。苏军进攻的三天后，在哈尔滨的731部队平房区，就大火冲天并伴着阵阵恶臭 。

　　12日傍晚，排列在部队机场的炮兵队开始向平房区的主要建筑进行炮击。成排的炮弹打出去，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炮弹在建筑墙壁根本留不下什么痕迹，就反弹了回来。于是又调来野炮队，情况依然一样，四方楼太坚固了。后来又调来工兵队用炸药将建筑炸毁。

　　监狱里关押的人全部被杀害。有中国人、苏联人、朝鲜人，是被用来做人体实验的“材料”，当时被收容在四方楼监狱里的有400余人，估计全部是用氯气杀害的，并就地在建筑的天井中焚尸。然后装在草袋中，大部分运往流经哈尔滨市的松花江，丢入江里。

　　731部队的所有人——五十余名医生用部队轰炸机首先运回日本国内。队员包括下士官兵、护士，不留一人，全部乘火车撤退;10日，三十三辆列车使用部队的专用线，从第一批开始撤退，直到14日下午7时最后列车开出，1700名人员家属和物资迅速地回到了日本。

　　12日傍晚，石井四郞因要求提交731部队已被破坏的照片证据，故从上空拍摄了破坏的残迹，然后将底片送往大连冲洗。

　　关于日军细菌战在宁波犯下的罪行，市民印象较深的应该是开明街上的疫病区。而事实上，在北仑区柴桥街道穿山村，60多年前日军细菌战同样在那里留下了无法掩盖的罪恶与创伤。

　　穿山村对细菌战还有记忆的老人如今都年事已高，很多都已经离开了人世，除了山头那些受害者的坟墓以及那场灾难给老人们带来的一生的梦魇，似乎再也找不到其他的痕迹了。在村南的一个山冈上，周德兴老人带我们找到了一位细菌战受害者周安生的坟墓。老人回忆，在1940年日军的细菌战中，周家六口人，除了小儿子周岳义，其他人无一幸免，全部感染霍乱病菌而死亡。

　　在穿山村史志上详细地记录了亲眼目睹日军丢细菌弹的已故老人邹兆仙和邹品方的讲述：1940年，公历9月中旬的一天，我们正在炮台冈山脚下做农活，只见一架日机飞来，飞机飞得很低，飞机上血红的太阳旗看得很清楚，飞机在穿山村上空盘旋几圈后，从飞机上落下一个炸弹。我们看炸弹没爆炸，就大着胆走过去看，只见炸弹落地的地方，随风飘着一片片肥皂泡沫一样的东西，亮晶晶的，正向大湾、河南路一带飘去，大家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还有人看到田野上、水池里也有很多小浮子一样的东西。那时大家只知道日本飞机上丢下来的不是好东西，但是没有想到日本人丢的竟是细菌弹，要大批死人的。

　　据了解，当村里的水缸、池塘出现“石灰状”不明漂浮物一星期后，穿山村就有人开始发病了，头痛、发热、上吐下泻。很多人都是上午发病第二天就死了，但到死都不知道病因是什么。“当时村里人都吓死了，但条件差，没能力去医院，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家人死去，有钱的买点消毒药水洒在院子里，没钱的只能迷信地去求神拜佛。人一个个死掉，棺材、坟墓都来不及做，就挖个坑草草埋了。”86岁的周光春老人回忆起当年的情景还是一脸的惊恐。短短一个月时间，穿山一个村就死了80多人，很多家庭都惨遭灭门。

　　事后，经医生确认才肯定村里人得的是霍乱，这种从未出现过的疫病是日军细菌弹造成的恶果。

　　宁波市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副会长王泰栋表示，1940年7月17日日军进攻镇海口战败后，为了报复也是为再次进攻做准备，于1940年10月发起了细菌战，1941年4月19日，宁波被攻陷。其实没有发现的受害地肯定还有，比如穿山村。细菌散播、传染快又广泛，当时宁波的乡下非常落后，很多人得病死亡都不知道是因为细菌战引起的。穿山村的情况也是后来进行细菌战研究时才发现的。

　　而在《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中的记录也印证了王泰栋的说法：一九四〇年间，由石井四郎亲身率领了第七三一部队内一个装备有大量伤寒菌、霍乱菌及大量鼠疫跳蚤的战斗远征队到中国宁波一带去，由于用飞机散播染有鼠疫的跳蚤，在宁波一带发生过鼠疫流行症……该远征队的活动特别是在散播鼠疫方面不仅对于中国宁波城内的居民，而且对于宁波附近许多区域的居民都是极端危险的。

　　细菌战诉讼、慰安妇、毒气战、南京大屠杀、平顶山惨案诉讼……当中国人带着满腔的悲愤向日本政府提出一系列的诉讼时，一群留学日本的爱国赤子义务为中国受害者做日语翻译，组团到日本法庭声援。张剑波便是其中的一位。他现为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学研究科博士，发起一个名为“中日和平与和解研究会”的社团组织，他任会长，有20余名会员。在22日的庭审中，他就和另一位留日学生担任原告团的义务翻译。“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提供支持是天经地义的事。”昨天下午，张剑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日本人必须也应该为60多年前的罪恶向中国人谢罪，最起码要真诚地说声对不起。但是没有，日本政府包括日本国内的媒体连最起码的态度也没有，还千方百计狡辩和掩盖。这确实让人遗憾。”张剑波向记者谈起自己对日本国人心理的研究，“一些日本人明知道对中国人所做的事是错的，就是不承认;你跟他说，他还跟你急。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如何去破解?我很有兴趣去研究。”他认为，一方面中国人要求日本“谢罪”，另一方面是日本人“拒不谢罪”，这就是中日关系中最大最难的“症结”。他表示，写完现在的博士论文后，他将着手研究中日关系问题。

　　张剑波的“中日和平与和解研究会”组织了不少活动，他的目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日本的年轻人不知道日本曾有过的罪恶历史，一旦他们知道，相信他们会作出正确的抉择。”他告诉记者，去年，他请了3位细菌战受害者到早稻田大学开了一个讲座，讲述日本那段罪恶的历史。听过讲座后，许多日本大学生十分惊奇：有这样的事吗?后来他到中央大学去讲学，发现一位日本女生老冲着他笑。女孩子告诉张剑波，那次她听了细菌战的讲座后，回去看了很多资料，感触很深。如今，她也成了“中日和平与和解研究会”中的一员，努力学习中文，并预备今夏到中国实地调查细菌战的历史。这些事让张剑波感触很深：“我们就这样一点一滴地做，让更多的日本年轻一代了解历史真相。

　　今年10月15日，一则来自新华网的消息牵动着众多宁波市民的心：日本非政府研究小组——731部队细菌战资料中心研究人员奈须重雄当日在东京称，他发现了证明侵华日军731部队在中国发动细菌战的新证据。

　　众所周知，宁波是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的主要受害区域之一。根据历史资料记载，1940年10月27日，侵华日军在宁波开明街上空投撒许多染有鼠疫病毒的跳蚤、麦粒和棉絮等杂物，几天后，开明街一带暴发鼠疫灾难，一个月内死亡110余人。那么，这次新证据会不会也与宁波有关，从而也为侵华日军731部队在宁波的暴行提供更加有力的证据呢?

　　11月16日下午，宁波细菌战民间调查者裘为众递交了侵华日军731部队在宁波发动细菌战的最新罪证：日本731部队所属陆军军医金子顺一少佐1949年为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向东京大学提交的论文《PX(感染鼠疫的跳蚤)之效果略算法》复印件。论文中比较全面地记载了1940年至1942年间日本731部队在中国施放PX的情况(注：P意为鼠疫，X意为跳蚤，是人间鼠疫的主要传播媒介)。

　　裘为众在仔细研究了这份材料后表示，这次发现的新证据，跟以往的证据相互印证，为日军在华使用细菌武器的事实提供了强有力的确凿证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论文中提到，侵华日军在宁波发动细菌战致感染死亡人数达1554人，是宁波以前统计数字的15倍之多。

　　这篇1943年12月完成的题为“PX之效果略算法”的论文，主旨是为在太平洋及东南亚地区投放鼠疫菌的设想，按不同区域以及季节测算其实施效果。而这些测算的根据来自于在中国吉林农安，黑龙江大赍，浙江衢县、宁波，湖南常德，江西广信、广丰、玉山各地实施的6次实战数据。

　　2011年11月初，裘为众前往湖南常德参加中国首个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协会的成立仪式，恰好碰到奈须重雄所在的日本细菌战资料中心的负责人——濑敬一郎，后者特意交给裘为众一份金子顺一论文集的复印件。这份材料是奈须重雄耗费8年时间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关西分馆所藏约50万部博士论文中发现的。

　　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按类别分为两部，奈须重雄发现的《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一部》，其中收录了金子顺一发表的8篇论文。报告封面上写着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和陆军军医大尉金子顺一的名字，封面下半部分有“军事秘密”字样，在此之前一直不为人所知。

　　金子顺一在论文中写道，1940年6月4日在吉林省农安地区实施细菌战，播撒5克鼠疫菌，一次染疫8人，二次传染607人。1941年11月4日在湖南常德县城上空飞机散播1.6公斤，2810人染疫……总的算下来，6次细菌战的染疫者共计25946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金山顺一论文中提到，1940年10月27日731部队在浙江宁波上空利用空军飞机散播2公斤鼠疫菌，一二次感染死亡人数共计1554人，而这个数字是宁波以前统计人数的15倍。

　　裘为众说，严格地说第一次感染应为1940年10月底至12月初，人数为104人(这个数据是当年根据国民政府卫生署防疫处处长容启荣《有关浙江鼠疫调查的报告》中的统计)，而二次感染死亡1450人，应该是日军1941年4月占领宁波后至1943年12月之前由关东军731部队秘密调查、统计得来的。

　　国内有研究日本细菌战的专家认为，这篇论文中引用的数据，尤其是二次染疫人数的数据，并非来自金子顺一的调查，因为金子顺一在论文中没有详细介绍统计的方法。“因此我们可以认定，还有与之相关的更为详细的资料，日本政府应该公开这些资料。”这位专家说。

　　得知这个惊人的消息后，现年80岁的胡贤忠老人特地仔细翻阅了这篇论文的复印件。在1940年10月27日的浩劫中，当时年仅8岁的胡贤忠失去了父母亲、姐姐和弟弟四位亲人。

　　“这份日本人写的论文是揭露731部队罪行的有力证据。”胡贤忠老人说。此前，这位老人曾经在1998年和2004年两次前往日本，参加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诉讼。

　　2007年5月9日，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中国细菌战原告的上告以及受理上告的申请。不过，东京地方裁判所(2002年)和东京高等裁判所(2005年)的判决书中，都承认了侵华日军进行细菌战的事实。

　　法律途径走到了尽头，目前浙江省内像丽水的细菌战受害者代表已开始寻求新的解决途径，通过相关程序向日本内阁提交陈情书，要求日本政府设立有关原日军731等部队的调查机构。同时，他们还要求日本政府向有关受害者谢罪，并采取适当的措施，包括补偿、建立纪念碑、开展历史教育等。

　　11月3日，中国首个细菌战受害者协会在湖南常德正式授牌成立。有了合法民间组织为依托，中国的细菌战受害者就有可能到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去申诉，而这次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新发现的证据无疑成为最有利的后盾之一。

责任编辑：叶子 最后更新：2019-01-25 09:5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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