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波字 8604 部队在粤的细菌战活动
2016-03-02 15:22:21  来源：《湖 南 文 理 学 院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点击：  复制链接

　　据波字 8604 部队日本老兵的证词和许多相关调查材料，该部队建立于 1939 年，其本部设于当时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现中山医科大学）,下设 6 课，配员 1 200 余名，负责日军华南地区细菌战事宜。1942 年波字 8604部队运用伤寒等细菌屠杀香港和广州难民数千；波字 8604 部队还从事细菌的人体试验和鼠疫跳蚤等细菌的生产活动；波字 8604 部队还在广东各地秘密地进行细菌战，杀害大量中国军民。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在中国建立了四支细菌战部队：关东军满字 731 部队；华北派遣军甲字 1855 部队；华中派遣军荣字 1644 部队；华南派遣军波字 8604 部队，在中国进行灭绝人性的细菌战。目前史学界对满字 731 部队、甲字 1855部队、荣字 1644 部队及其罪恶活动均已有一定程度的研究，惟独对波字 8604 部队的情况与活动知之甚少。本文拟对此作一探寻。

　　一 波字 8604 部队的大本营设在原中山大学医学院内

　　波字 8604 部队的前身创建于昭和十三年（1938 年）9月 7 日，当时称“第 21 野战防疫部”，以井上少佐为首，约150 人，组建于日本大阪市。1938 年 10 月 12 日，日军该部在广东大亚湾登陆，10 月 31 日抵达广州，在原中山大学医学院（当时该校已撤往后方）设置本部。该部是华南派遣军司令部直辖部队，兵力逐步增加，开始执行使命，改名为“波字 8604 部队”。这支部队“首任部队长是田中岩军医大佐，以后是佐佐木高行、佐藤俊二、龟泽鹿郎。除本部外，该部还将兵力分派到广东各地及华中除州（按：疑为安徽省的滁州）、福建省、广西省、香港（九龙）等地区”，打着为中国人防疫、救护等和平旗号，进行“圣战”[1]。

　　1993 年，有一位名叫丸山茂的旧日军班长在东京参观731 部队的罪行展览后，良心受到很大震动，第一次在东京揭露出波字 8604 部队的真相：

　　当时我是广州波字第8604部队第1课细菌检验班班长，部队对外称是华南防疫给水部，部队长是佐藤俊二（军医大佐）。该机构较为庞大，是配属 1 200多名（按：一说数百名）专业人员的师团级单位。本部下设 6 个课。其中有专业将校约 100 人。

　　总务课：是后勤保障、人事、财务管理部门，由熊仓少佐任课长。

　　第 1 课：细菌研究课，由沟口军医少佐任课长。本课下设庶务班、研究班、检验班（主任：佐藤大尉）、培养班、消毒班和动物班。共 80 人，其中将校官 10人，中国劳工 7 人。

　　第 2 课：从事防疫给水研究，江口卫生少佐任课长；

　　第 3 课：从事各种传染病治疗的研究工作，由小口军医少佐任课长；

　　第 4 课：从事鼠疫培养和病体解剖等工作，渡边军医中佐任课长。该课是用铁丝网围起来的，禁止与外部人员交往。食住等一切生活都在里面进行，很可怕。只有晚上点灯时才能看到里面的一些情况，里面的棚子里挤满了石油罐。有时从外面运来很大的行李（按：是不是已被麻醉了的活人或尸体呢？），连哨兵也不能看到里面装的什么东西[2]。

　　第 5 课：是器材供应部门，其课长忘记了[3]。

　　根据丸山茂两次提供的地图核实，其本部、部队长室、总务课、第 1 课、疟疾研究室、动物室均在现中山医科大学图书馆旧楼（两层，另有地下室）之内，第 2、3、4、5 课，经理部，宿舍，酒吧，细菌培养室，检索班，饭堂，马房等均在旧图书馆附近，也包括现中山一院的部分地方.

　　中山医科大学行政科科长徐球说：“我今年 59岁 （按：此岁数均为 1994 年调查时的岁数，以下同），生长在原中山大学医学院动物中心后面（当时是农村），几十年来都在此居住。抗战时期，在原中山大学医学院也驻有许多日本军队。我见到驻在此处的日本军队不像打仗的军队，有不少日军穿着白大褂，像医生一样，还养有一些马。他们办公、居住的地方戒备很严，有武装守卫，有的还用铁丝网围起来，不让无关的人员进入。我不知道他们里面是搞什么的。”[4]徐球还带笔者观看了当时日军的马房，有几百平方米，其顶部是用日本产的镀锌板建成的，现在还保存完好，在中山一院门诊部东南边（按：最近建新门诊大楼时已全部拆除）。

　　长期在中山大学医学院和中山医科大学工作的明华生副主任技师说：“50 年代初期，我在原中山大学医学院药物研究所（即现中山医科大学保健科）二楼听课，就发现有两张椅子背后写着‘波字第××××部队’（号码不记得了）的字样。我还看见过一些旧家具也写有这些字样。听人说，这是日本佬搞细菌战用的东西。1972 年，我被派到华南农学院附近办农场，农学院一位退休干部指着老拖拉机站的房子对我说，日本佬曾在这里搞过细菌战研究。解放初期，我到广州伍汉持纪念医院（即现中山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旧楼）找人，看到一电线杆上钉有一木牌，上面写着‘波字第××××部队、华南防疫给水部’。我还见过生理学教研室有一旧椅，背上写着日文‘?长室用’，此椅现还在。根据日本人提供的简图看，可以肯定日军波字第 8604 部队就驻扎在原中山大学医学院，即现在的中山医科大学院内……”[5]笔者在看了生理学教研室的旧椅子后，还发现该室有一个印有日、中、英文的金属商标的铁柜，写明是日本东京的产品，是日军用过遗留下来的医用铁柜。后在电教组又发现一个。

　　中山医科大学图书馆退休返聘研究馆员郭家铸（70 岁）写道：“1953 年初……图书馆底层地库堆积了很多旧的医学中外文书刊，其中日文书刊较多……而其中日文细菌书刊特别多……出版年代多数是昭和年间……所有书刊都陈旧，有些发霉破烂……前两年我馆又因书库存书爆满，而且这些日文书刊实在太旧过时，又无人看……故把解放前的日文书刊都全部当废纸卖掉。”[6]

　　广州退休老人李俭（70多 岁）来信说：他在广州惠爱路（即现中山四、五、六路）生活了大半个世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发现这里的侵华日军每晚向日本商店和日本人居室发放捕鼠铁笼，每天上午由身穿白大褂的日本军人用军车收集。一车一车活老鼠从惠爱路向东运去（按:中山大学医学院就在这个方向上）。从那时起，已经流传着日军搞细菌战实验的说法[7]。

　　波字 8604 部队除其本部占用原中山大学医学院外，其防疫给水部队还占据了原设在广州北郊江村的国民党第 4路 军野战医院和军医学校旧址，为时长达 3 年之久，主要从事防疫（侦察水源，收集疫情）、病源检验、验水、消毒检诊、净水等作业，直接为日本军队和日人啤酒工厂服务[8]。此处的主要建筑物保存完好，现由广州军区联勤部所属的医院和广州戒毒中心使用。

　　波字 8604 部队对华南地区（主要是广东、广西、福建及港澳等地）的传染病进行了甚为详细的调查，为其部队的防疫和对华南地区进行细菌战服务。笔者在广州市档案馆发现的两件不完整的日文统计图表足可证明此点。一是《敌地区急性传染病统计表》（1939～1941），内含有《两广地区（及港澳）鼠疫疫情一览表》（1867～1929）和《广西地区急性传染病统计表》（昭和 10年 、11 年，即 1935、1936 年）；二是《传染病发生概见图》，由“波字防疫”即“波字防疫给水部队”编印，标明调查流行病的最后时间为昭和 19 年，即 1944年。后来广州市档案馆又找到了另一半，成为完整的一份档案资料。[9]

　　二 波字 8604 部队在广州难民收容所杀害大批省港难民

　　1941 年 12 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并侵占香港等地，大批香港难民被遣返回广州。1942 年初，广东省政府将位于广州南石头的惩教场改设为难民收容所。

　　波字 8604 部队为了维护日军的统治，在南石头难民收容所里，秘密地使用细菌武器，杀害了大批来自香港及广东本地的难民，造成了惨绝人寰的一幕。

　　此事是被原8604部队第1课细菌检验班班长丸山茂第一次公开揭露的：

　　为了不再出现侵略他国的情况，我再三考虑，决定把不为人知的“大量屠杀香港难民的细菌战”披露出来.

　　昭和十七年（1942 年）二月～五月。

　　在中国广东省广州市河南滩（南）石头难民收容所。

　　受害者——由于日本军攻占香港而造成的香港难民中，由水路逃到广州的大部分人。

　　加害者指挥官——波字 8604 部队（华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队）（简称南水部）的部队长佐藤俊二军医大佐。

　　实施者——南水部第 1 课细菌检验班的场守喜卫生伍长。

　　的场守喜的后方作业——使用细菌的增菌、准备，对被感染者作大便检验等试验，整个工作直接听命于部队长，同是第 1 课的细菌研究班清水清伍长也可能参与了，理由如后述。

　　……昭和十七年（1942 年）4月 ……我等 3人 被派到滩（南）石头作疟疾调查……在这里见到了的场

　　守喜。……的场守喜把我带到屋外，走到珠江边没人的地方，很郑重地对我说：“我告诉你我正在做的事，但为了你自己的安全，这事一辈子也不能说出去。军方为了保证广州市区的治安，把来广州的难民安置在滩（南）石头收容所，但由于香港来的难民太多，收容所已人满为患，命令南水部用细菌杀死他们。很不幸，任务落到了我的头上。我直接听取部队长的口头命令，并发誓不把事情对外张扬，小心完成任务。部队长派飞机去（东京）军医学校取来肠炎沙门氏菌（副伤寒菌），投放在饮用的汤水中……当晚就出现了患者……死亡率很高，死亡者不断出现。死者由（伪）省政府负责埋葬，在先埋尸体上不断重叠放上新来的尸体，到最后，连掩盖尸体的土也没有了。”后来我还听说：“要把收容所的 200 多难民转移到北江上游占领区以外地区。听说给他们发了数量不少的法币、粮食、衣服。被送到占领区以外的人大概是感染了肠炎沙门氏菌未发病，或是发了病但病较轻而幸免于死的人们，他们都是带菌者。这是（日本）军方坏到骨髓的战法，他们连那些幸存下的人都不放过，把他们当作菌种，在敌方阵地展开细菌战。(1)

　　当时按日军规定，在前线作战 3 年以上者，可分批返回日本，可是的场守喜和清水清都不能返回，这大概由于他们参与了滩（南）石头细菌战而要封住他们的嘴巴吧。后多次查找的场守喜，但他一直没有回国，可能是用战死灭口的方式消失（灭）了。[10]

　　在原南石头难民收容所附近的几个村子，许多知情的老居民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见闻。

　　南石西村居民吴伟泰（68 岁）说：“日军占领广州后，把惩教场改为难民收容所，男女老少都有，人数很多，日军不让难民进入广州市区……难民中常常饿死、病死好多人。起初，日军把难民的尸体集中到一大土坑里，想用硫酸之类的药水化掉这些尸体，但没有成功。尸体的气味很臭，大风吹过，我们就闻到一股腐臭难闻的气味，晚上还会见到磷光。……我还记得日军侵占广州后第 4 年（1942 年），亲眼看到日兵在稻田中用纱布袋捞孑孓虫，又找人给饭食后去喂蚊子（按：让蚊子咬），然后抽蚊血来做试验。”[11]后来他又说：“我姐夫被日军捉入检疫所喂蚊，后得病，三年后病死。当时南石头村死人不少，拆了六成的屋，生活很艰难。”[12]曾在难民收容所生活了 4 年之久的南石西村居民肖铮说：“大约 1941 年底，1942 年初，港九难民回到广州，惩教场改称为伪广东省赈务分会南石头难民收容所。1944 年又将名称改为广州市南石头难民收容所。我因家里无饭食而于1942 年至 1946 年自动进入难民所……日军杀人不见血。生病无人看，天冷无衣着，吃又吃不饱，天气很冷。第一年（1942年）难民死亡为最高峰，可能有鼠疫。从香港回来的难民不让自由出入，我们可以自由出入，要去种田、种菜。”[13]

　　后来肖铮又补充了一些情况。他写道：“我父亲肖苏，在1942 年因生活所迫，投入难民所抬死尸，后因生病于 1947年死去。我三弟肖海在 1942 年入难民所，因饥饿及生病，于1944 年离开人间，当时只有 12 岁。我四妹肖霞于 1942 年入难民所，在里面生病及饥饿几乎至死，幸好及时带出难民所，当时只有 10 岁，现还健在。难民刘福、劳注、囚（仇？）良三人被日军从难民所带到日军部队用作研究细菌（战），分别被日军抽去脚脉（筋？）、抽血及割大腿肉，随后带回难民所死去。”[14]

　　曾在南石头难民所呆过几年之久的冯庆章（后改名冯奇）回忆：“广州沦陷不久，伪省府组织了广东省赈济委员会南石头难民收容所，所长刘念端。难民所条件非常恶劣，每人每天分派两勺味粥……当时在难民所流传着这样一首打油诗：‘笼中鸟，难高飞，不食味粥肚又饥，（食了味粥）肚病必疴无药止，一定死落化骨 池。’……一下子就死了几百人。伪政府派人将其尸体抬出难民所外乱葬岗草草埋葬。每天都有20～30 人死亡，少则 6～8 人不等……1942 年春夏间，香港沦陷后，大批香港难民一船一船被运到南石头收容所，约三四千人之多。日本人强迫难民打‘防疫针’，但很多人打后发高烧，抽筋……不几天便倒地不起。这时已建好两个大化骨池，死了的或快断气的都丢下化骨池……不时有日本人来难民所宣传招人去做工，选些青壮年的人……送到检疫所。据说开始几天让入选者吃得好些，等到入选者肥胖时，将其关入黑房，放蚊虫、跳蚤吸血。这些人便渐渐消瘦，直到死亡。一批批人从难民所出去，却不见有回。1945 年日本投降前难民所剩下的难民很少了，香港来的难民所剩无几，几千难民就此四散，不了了之。”[15]

　　曾在伪粤海关海港检疫所工作的廖季垣（77 岁）说：“日军占领广州时，我于 1941～1945 年在粤海关海港检疫所工作，除本所在编人员（有日本人、中国人，主要是搞检疫工作，一般穿西装，白大褂）外，还驻有日本卫生部队一个班（按：据丸山茂揭露，这是波字 8604 部队本部派来执行细菌战任务的），约七八个人，有专门房子给他们用。他们是穿军装，配有武装的。我看见过二三个日本兵去捞孑孓虫，捉蚊子。但他们的工作对中国人是保密的。所以具体情况我不大了解。检疫所靠珠江河边的西南角有一小门，日军卫生部队出此门后走一段路便可从南石头难民所大门进入难民所。他们在难民所干什么对我们中国人也是保密的。”[16]

　　曾在难民所当过种菜场农工的顺德市梁先生来信说：检疫所上所通风好，是日军佐级军官之宿舍及穿白大褂的人所住的地方，下所好像是个医院，是穿白大褂的人出入的地方，里面有翻译。每天晚上 7 时后，这里派出很多日军拿着吸蚊器到附近村庄吸蚊虫，或到村民房中蚊帐内吸蚊，顺便调戏妇女，村民对他们愤恨到了极点……将捉回来的青年人喂蚊做试验。有一次捉了棣园村一个叫范茂的青年人，被咬得满身伤口，因而逃走，后又被日军捉回。将范茂灌饱了水，将一块床板放在范茂的肚上，两个日军踩上去把水踩出来，连续多次……后不久死去了。后来又在鸡春岗捉了一个结婚不久的青年人李日……捉去下所喂蚊吸血，被咬得全身是伤口，后又送去?（宰）人场（在广州造纸厂内）（按：所谓?人场，实为日军进行“活体解剖和活体试验”的地方……晚上从难民所捉去的人就生?，经常听到惨叫声，后来就听不到了，不知是否打了麻醉针，抑或?死尸，其尸骨就送往难民所的化骨池。”[17]

　　南石西村居民肖永光（70 岁）说：“我弟弟肖树 1942 年被日军捉入检疫所，关了两个晚上喂蚊（即强迫让蚊子咬），头都肿了，后来在医院医了很久才好。他 1970 年过世，才39 岁。”[18]

　　其他证人陈娴、钟瑞荣等等都谈到类似的情况，由于篇幅关系不一一列举了。

　　可见，伪粤海关海港检疫所的公开身份虽是一个检疫机关，但暗地里却是秘密进行细菌试验和细菌战的场所。

　　战后，日本陆上自卫队卫生学校编写的《大东亚战争陆军卫生史》也谈到了上述情况，除了隐去难民死亡原因、大大缩小难民数字等外，其他基本情况与丸山茂和中国知情人所谈的情况大体一致。

　　查敌伪档案，1942 年广州主要流行疫症是伤寒（见广州市档案馆敌伪 33—1—941 卷），这也证实了上述丸山茂所揭露的，波字 8604 部队长佐藤俊二下令用沙门氏菌（引起伤寒病）杀害大批难民是事实。由于大批尸体简单浅埋，且有 200多名带伤寒菌的难民离开难民所，故而导致此病的广泛传染流行，其时间、地点、病症都是十分吻合的。

　　当时南石头不仅有陆地上的难民收容所，而且还有船上的难民收容所。据当时从香港返回的难民何琼（80 岁）和其儿子冯芳标（61 岁）揭露说，1942 年初他们从香港坐轮船回到广州南石头被日军拦住不准上岸。说要检查瘟疫，验大便。如认为有问题，就拉入（海港检疫所的）传染病室，有入无出。何琼菊在船上大约月余，到她设法离开该船时，原来的 480 人，只剩下 40 余人。她见到有几个人在船上死了，被日军丢下河里去，其他的进了传染病室，没有回来，听说他们都死了[19]。

　　冯庆章（冯奇）也证实有此事。他说，当时的难民所长刘念端说：“这里人装不下，所以只好留在船上，船上的人也是难民。”[20]广州读者潘杜来信也证实此事[21]。

　　香港索赔协会发言人吴溢兴回忆说：当时香港有1 60万 人，当中 30 余万人为了逃避战火，都纷纷北上广州……较早前新闻报道说，当时日本军曾在广州设有一个细菌实验室，这并非一个传闻，而事实上当年不少市民从广州返回香港之后，都斩钉截铁地对我说，确实存在此事实，死亡人数不知多少[22]。

　　三 波字 8604 部队在广东各地进行细菌战

　　日军不仅在广州进行细菌战，而且在广东各地进行细菌战，特别是以当时广东省临时省会韶关及粤北地区为其进行细菌战的主要目标。目前发现的直接有关日本细菌战的资料揭示：

　　1937 年 11 月 7 日，3 架日机由唐家湾起飞，在广—九铁路附近投弹并撒白、绿、黄色药粉。经我军搜集研究，全系毒质，并有肺痨病菌。1939 年 6 月 1 日，据中国铁道部运输司令钱宗泽电称：敌派汉奸冒充难民，携带热水瓶，内藏霍乱、鼠疫、赤痢、伤寒等传染病菌，潜入粤、桂、滇、蜀，投于我军阵地水质（源）中，其派往重庆、桂林、西安、金华、韶关等地的人已分由海南岛、汕头、汉口等地出发，第二批不久即赴长江各地。1939 年 10 月 13 日，顾祝同致何应钦电文说，敌派细菌学、化学专家 30 余人来沪转往晋、鄂、粤等担任指导。(2)

　　1939 年 4 月，波字 8604 部队派 15 人到海南岛定安县进行鼠疫调查，为进行细菌战做准备[23]。

　　1938～1939 年间，日机常轰炸广东省阳江县。有几次日机来袭，但并未投炸弹，扔下来的是粘性的棉花，吊悬在电杆上、电线上、树上，散在地上、田野间……原来是含有霍乱菌的。棉花上的胶粘体，是培养细菌的培养液，大概是用东洋大菜膏（Agar-agar）造成的培养基。到 1943 年夏天，霍乱像洪水猛兽般疯狂流行着……这一年患霍乱而死的人，两广、福建一带，总数不下百万。据乡间老一辈人说，历来霍乱死人从没见过那样厉害的……阳江这一年因霍乱而死的不下千人。报载广西一个 130 余人的村子，死了 70多 人。(3)

　　广东省政府 1939 年 5 月 20 日的训令中提到，日军“为防止我游击队蔓延，早有广散传染病细菌于战区之计划。近由东京运沪大批菌苗，指定福民医院为组织细菌培养装制场。共分鼠疫、霍乱、伤寒、白喉、赤痢之5 种 ，制成雪茄烟式之蓝黄两色玻璃管，已分送华中、华南各前方。令于放弃阵地时，投置于河井及民房中，并令大批分发各特署机关，派遣汉奸散布各游击区内。自本月起，前线敌军均已发给驼绒复式口套”[24]。

　　另据 1940 年 6月 5 日《抗战旬刊》报道：“（番禺）市桥日寇藉名防疫，强迫我各地赶市同胞打针……有打五六针的，有打眼眉及额头上的，连日惨死已达4 人 。谣传此类毒针有断种的，有癫痫的，有急性的，有慢性的，不一而足。一般同胞甚为恐慌，多不敢到市桥。故市桥异常冷谈。”[25]

　　粤北乐昌县蔡满天来信印证了上述情况。他说：1940 年我志愿参加抗日军队，在乐昌受训。1941 年五六月间，日军派汉奸到广东后方，冒充沿海逃难的难民，偷偷地将细菌药物放进水缸、食物、水井等处，使很多群众中毒甚至死亡。投放的细菌有霍乱、肺病、疟疾、痢疾等，传染性很强，流行快，死亡率高，在医院里有几百名受害者。每晚都能听到送葬的炮竹声，野外四五公里远的地方都是新坟墓地。这是日军在乐昌进行细菌战犯下的滔天罪行[26]。

　　广东著名的公共卫生专家陈安良教授说：“1942 年我在中国军政部军医署第 8 防疫大队工作。当时发现日机撒放麦粒到粤北翁源一带，麦粒中有跳蚤，但因没有培养基，查不出是什么细菌……抗战时期在广东的廉江、湛江一带有鼠疫菌，经常发现有鼠疫流行。”[27]

　　广州著名的细菌学专家、中山医院退休教授钟之英说：“据广州大石街的老居民反映，日军占领广州后，大石街三巷西边的广东女子师范学校（按：现为广东省政府后半部分）里驻过日本军队，有人看见日军养了不少广东黑色老鼠，还养了许多马，又常捉中国人。这些是否与日军进行细菌战有关？”[28]

　　由上可见，波字 8604 部队不仅在抗战时杀死、伤害大量的中国军民，而且留下了严重的疫情后果。

　　1994 年曾来广东实地调查的日本人糟川良谷先生最近给我寄来他的论文。论文提到下述证据。原日军第 23 军司令部军医部、波字 8604 部队成员、香港占领地总督部副部长、731 部队第三部部长江口丰洁所著《防疫给水和香港的卫生行政》一书指出，近年来在原（东京）军医学校旧址发现的大量人骨也极可能就是从广东送过去的“检验体”；南石头难民修建的两个埋葬尸体的“构筑物”，就是现场证词中的“化骨池”。糟川指出，死亡的难民被任意丢弃在南箕路一带。他还说，当时军医学校对包括沙门氏杆菌在内的肠炎杆菌的研究已颇有成果，并进入实验阶段。

　　据华南防疫给水部的报告，他们饲养 1 万只老鼠，每月可生产 10 公斤鼠疫跳蚤，后来增加到 2 万只老鼠，跳蚤产量也增加了一倍。在中山大学医学院图书馆附近的第 4 课早就开始生产鼠疫跳蚤，并从白云和天河机场用飞机运走，其进攻的目标是昆明、丽水、玉山、衢县、桂林、南宁 6 个城市。

　　糟川指出，沙东迅在广州市档案馆发现的华南防疫给水部所作的《传染病发生概见图》（1944 年制成）是经该部调查班调查后作为《兵要卫生志》的图示。这与细菌战是紧密相关的，因为只有充分把握当地的地方病史，才可以做到逐步实行细菌战，扩散鼠疫，恰似天然流行的样子来欺骗世人。1942、1943 年（广东）省内鼠疫的急剧发生，明显是由细菌战造成的。波字 8604 部队 1941 年参与福州战役，并于事后掘出尸体进行鼠疫鉴别检查，1941～1942 年参与香港战役，另外和南方军防疫给水部（新加坡）一起进行人员转移，这些事实都得到了证实。然而对波字 8604 部队的调查研究才刚刚开始，今后还要不断努力。(4)

　　现在不仅有原日兵班长丸山茂的证言，而且还有原 8604部队队员井上睦雄（73 岁）的证言。1995 年 7 月 23 日，日本友人糟川良谷先生在广州亲手交给笔者一份重要的证词。这是他早三天（1995 年 7 月 20 日）在日本访问原日军波字8604 部队队员井上睦雄的记录，是揭露侵华日军在粤进行细菌战的新罪证。其中谈到，日军对我抗日游击队员进行活体解剖，并养了大量老鼠，每月生产 10～15 公斤的鼠疫跳蚤，进行鼠疫战等重要情况。井上睦雄说：“我 1943 年 2 月随部队进驻原中山大学医学院，被分配到第 4 课病理解剖班”,“解剖执刀者是桥本，其余的人是助手。桥本解剖尸体内脏时，我们同时切开头盖骨。病理班多时每天得到四五具尸体。还有被称作中国间谍的人（可能是抗日游击队员）。一看就知道那种尸体的额头是被日本宪兵队枪击的。额头有时即使被子弹击中而引起脑震荡但（人）不至于死。确切地说，那是活体，心脏仍在跳动……地下室里有很多用福尔马林浸泡、装在坛子或大瓶子里的头颅、内脏标本”。“1944 年，我调到鼠疫跳蚤生产部门，负责恒温工作，昆虫班大约有 10 名卫生兵、数名中国劳工，饲养了 50 万只硕大的白野鼠……我记得房间里有 100 个左右的石油罐”“。我记得 1944 年空袭变得激烈前发出了增产的命令。鼠疫跳蚤每月需要 10 公斤，就得生产15 公斤……鼠疫战将发挥最大作用”。“1945 年 6 月 24 日，波字8604部队在中山大学医学院的5栋老鼠饲养舍和鼠疫蚤的培养设施被（美军）二十五六架 B29 战机编队炸毁，我们的工作才不得不停止 ”。(5)

　　糟川良谷先生补充说明：通过井上的证言，波字 8604部队进行鼠疫战的实况更加明了。在此之前，1943 年 4 月 17日，日本陆军省医务局的“医事课会报”中，有“华南防疫给水部（”即波字 8604 部队）可月产 10 公斤鼠疫跳蚤的记述。井上的证言是实际参与生产者的证言。波字 8604 部队生产的鼠疫蚤可能在对重庆、昆明等内陆地区轰炸时使用过。因此，井上的证言是十分重要、难得的，它真实地将日军波字 8604部队在中国犯下的惨无人道的罪行公布于众。

　　原 8604 部队长佐藤俊二在远东军事法庭受审时也承认，从1941年12月到1943年2月间他领导广州波字8604部队，1943 年 2 月到 1944 年 3 月领导南京荣字 1644 部队，主要研究和生产用以攻击中国军民的致命性细菌。

　　从上述日本人和中国人提供的证言及档案馆、报刊、书籍等媒体收集的资料可以看出：

　　第一，进行细菌战是当时日本最高当局（包括当时的日本天皇）蓄谋已久的秘密的战略性措施。从 1939 年日军波字8604 部队（对外称：华南防疫给水部）在广州编成开始，日军即开始在粤秘密地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惨无人道的违反国际公约的细菌战。其大本营设在原中山大学医学院（现广州中山二路中山医科大学）旧图书馆及其附近地方。伪粤海港检疫所是波字 8604 部队秘密进行人体试验的场所。广州南石头难民收容所（现广州摩托集团）是该部队在广东进行细菌战杀人最多的场所，至少有几千名无辜的香港难民和广东难民惨死于细菌战中，其尸体大部分埋葬在南箕路两边。在广州北郊江村也驻有该部队的一部分，为时约有 3 年之久，为日军进行细菌战服务。此外在广州大石街附近的旧女师（今广东省人民政府后半部分）、今华南农业大学、今中山大学肿瘤医院等处，昔日都曾驻有日军细菌战的部队。日军在粤北、粤西、海南等地都有活动，杀害大量的中国军民，并留下严重的后果。人证物证俱在，不容抵赖。

　　第二，波字 8604 部队组织庞大、严密，保密性特强，档案、报刊、史书上均没有记载，中国人不知道，日军也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如果不是日本旧军人最近的揭露，日军曾用细菌武器杀害大批香港和广东难民的罪恶活动还一直被饿死、病死的表面现象所掩盖。我们希望中日两国人民，特别是原波字 8604 部队成员、广东和香港受害的幸存者，勇敢地站出来彻底揭露日军细菌战罪行。

　　注 释：

　　[1]见日本 8604 部队战友会执行委员本田幸一《编印名录的通告》，载《日本华南派遣军波字第 8604 部队战友名录》，易雪颜、沙东迅译，未刊稿。

　　[2]据日本《新泻日报》1994 年 11 月 6 日载：丸山茂说：第 4 课地下有很多福尔马林浸泡的尸体，第 4 课课长每天都进行解剖。石油罐里面盛着收集到的做鼠疫实验用的老鼠。

　　[3]以上均引自日人渡边登先生、山边悠喜子女士寄给郭成周教授、并由郭成周教授转来的中文译稿（未刊）。

　　[4]沙东迅《访问徐球的记录》，1994 年 7 月 4 日访问记录。

　　[5]沙东迅《访问明华生的记录》，1994 年 3 月 24 日，4 月 6 日、7 日访问记录。

　　[6]《中山医大图书馆郭家铸提供给沙东迅的书面情况》，1995 年 5 月 10日。

　　[7]《广州读者李俭给〈羊城晚报〉的信》，1994 年 11 月 26 日。

　　[8]见日本陆上自卫队卫生学校编《大东亚战争陆军卫生史》，沙东迅，易雪颜译，未刊稿，第 49～141 页。

　　[9]广州市档案馆馆藏地图广西 21 号图，日昭和十九年（1944 年）5 月调制，波集团司令部编写印刷班。

　　[1]后来丸山茂亲口告诉沙东迅，的场守喜后来回到日本，但不敢回自己的家乡，改名换姓，在日本到处流浪，客死他乡。

　　[11]沙东迅《访问吴伟泰的记录》，1994 年 8 月 6 记录。

　　[12]沙东迅《吴伟泰对沙东迅谈心智》，1994 年 8 月 30 日记录。

　　[13]沙东迅《肖铮的谈话》，1994 年 8 月 29 日录。

　　[14]《肖铮写给沙东迅的书面材料》，1995 年 7 月 25 日。

　　[15]《冯奇第一次给沙东迅的来信》，1994 年 9 月 18 日。

　　[16]沙东迅《廖季垣对沙东迅的谈话记录》，1995 年 5 月 18 日记录。

　　[17]《顺德市梁先生给〈羊城晚报〉的信》，1994 年 11 月 26 日。

　　[18]沙东迅《肖永光对沙东迅的谈话》，1994 年 8 月 30 日记录。

　　[19]沙东迅《沙东讯访问何琼菊、冯芳标的记录》，1994 年 12 月 3 日记录。

　　[20]沙东迅《沙东迅再访冯奇的谈话记录》，1994 年 12 月 3 日记录。

　　[21]《广州读者潘杜给〈羊城晚报〉的信》，1994 年 11 月 25 日。

　　(22)香港《星岛晚报》，1994 年 11 月 25 日。

　　[23]《大东亚战争陆军卫生史》，第 141 页。

　　[24]广东省档案馆档案，2（2）?8 卷。

　　[25]广东省档案馆藏资料 C2.17。

　　[26]《蔡满天给广东省社科院的来信》，1994 年 8 月 1 日。

　　[27]沙东迅《沙东迅访问陈安良的记录》，1994 年 5 月 9 日记录。

　　[28]沙东迅《沙东迅访问钟之英的记录》，1994 年 5 月 5 日、6 月 10 日

　　记录。

　　参考文献：

　　(1)丸山茂.侵华日军在粤进行细菌战，屠杀香港难民的证言[J].沙东迅，易雪颜译.都市人，1995，（1）.

　　(2)中央档案馆等合编.细菌战与毒气战[M].北京：中华书局，1989. 376～378.

　　(3)陈慎旃.日寇用细菌残杀华南同胞，我就是见证人[N].南方日报，1951-04-08.

　　(4)糟川良谷.日军在广东的细菌战[A].森正孝，糟川良谷.侵略中国与七三一部队的细菌战[C].东京：明石书店，1995.

　　(5)糟川良谷.日军波字 8604 部队队员井上睦雄的访谈录[N].沙东迅，陈艳玲译.孙耀珠校.南方日报，1995-10-10（1～2）.

责任编辑：吴步璇 最后更新：2016-03-03 14:24:54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上一篇：日寇波字第8604部队在广州细菌战 残害上万中国人(组图)

下一篇：日寇8604部队在广州细菌战残害上万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