窒息的回忆：侵华日军化学战备忘录（下）
2016-10-12 16:32:40  来源： 作者：李克峰  点击：  复制链接

　　日军对化学战的认识　

　　从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日本对战争基本规律的认识决定了日军对化学战的认识。　

　　（1）日军颁布的《统帅纲领》强调精神因素对战争胜负的决定作用，因此非常注重打击对手的抵抗意志，战争中日本进行的化学战、细菌战和大屠杀等等残暴行为，实际上都是为此目的服务的恐怖手段。　

　　（2）日军强调进攻的作用，由于其陆地作战以步兵为主，使用化学武器可以帮助日军解决了一个关键问题——突破。　

　　（3）一战后日本军界引入了总体战思想，但日本经济基础依然相对脆弱，且国内资源贫乏。在经历20年代末全球性经济危机和东京大地震等严重打击后，其经济实力不足以为日本陆军提供先进的机械化部队，因而求助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从化学战常理上分析，日本本土资源缺乏，化学毒剂生产不足，还有国土狭小等客观因素，均造成其从战略角度不宜发展化学武器——因为化学战往往招致对方报复，上述不利条件会增加报复的危害性。但是，日本在战略上习惯于冒险，特别是这种“冒险”的对象是当时的中国军队时，化学武器确实成为日军作战的“至宝”。　

　　化学武器与日军战斗力在中国正面战场上，日军制定作战计划时，一般按照日军一个联队相当于中国军队一个师的比例计算战斗力。抗战初期和中期的作战行动证明，这一计算是符合实际的，其中原因是日军武器装备、后勤保障、军官战术素养和士兵的教育训练水平等方面，确实优于当时中国军队的平均水平。　

　　这种优劣对比在长达8年的战争中不是一程不变的。从单兵素质上看，在转入持久战后，日军在抗战初期投入的为侵略中国备战多年的精兵逐渐消耗（或转移到太平洋战场其他战区），优秀的初级军官、士官损失也很大。因此，随着日军从24个师团扩大到51个师团，其单兵素质开始显著下降，也正是这个时期起，日军开始疯狂地使用化学武器。到战争后期，在地面火力方面，得到盟国援助的中国缅甸远征军和驻印军的近战火力已强于日军，装甲兵和炮兵力量也有很大提高；在空中力量方面，此时空中优势逐步转移到中美空军手中。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整个抗战进程中，中日两军差异最大且很少变化的，实际上是化学战能力。而化学战能力占据了日军战斗力表现的很大部分——日军使用化学武器的时机，大多是战斗的关键点，如久攻不下的阵地、突围、掩护撤退等。故日军称化学武器为“决胜瓦斯”，不无道理。日军中战斗力较强的部队，往往也是使用化学武器较多的部队，如果没有化学武器的帮助，日军进攻速度会大大下降，后勤压力和伤亡也会相应增加。　

　　另一方面，应该看到日军化学战的局限性。　

　　（l）化学武器的突击强度与日军自身防护能力不足的矛盾，造成其不能真正发挥化学武器的效率。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只能使用低杀伤性毒剂，否则可能伤及自身；　

　　（2）日军自身机动能力不足以利用化学武器产生的效果。二战中，日本陆军机械化程度不高，“决胜瓦斯”虽然创造了胜利条件，但较低的推进速度限制了胜利的兑现。

　　日本宣传战问题　

　　宣传战是各种战争手段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战果直接与其他战果相互影响。战前，日本为了伪装自己的化学战准备，积极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如两次海牙会议。并签署了禁止化学武器日内瓦议定书。因此，在战争中，日本在化学战问题上采取死不承认的态度，并对国内进行了严密的新闻控制，所以日军在中国的残暴行为并没有对其造成过大负面影响。　

　　在世界舆论面前，日本政府还进行了大量反宣传，诬陷中国军队使用化学武器（无独有偶，意大利也曾经诬陷埃塞俄比亚使用化学武器）。二战结束后，日本某些右翼势力一方面积极掩盖日军进行化学战和细菌战的事实，一方面利用原子弹问题大做文章，将自己粉饰为“战争受害者”，企图抹杀侵略罪责——这种片面宣传在日本国内也确实起到一定效果。　

　　从以上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宣传的力量，二战虽然结束了，但因此引发的宣传战还在继续进行。中国作为化学战和细菌战的受害一方，至今并未对日军化学战和其它问题进行足够的认识和反思。　

　　中方防御化学战的检讨　

　　抗日战争中，日军化学战给中国军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说明我方在化学战的防御方面存在巨大的漏洞和不足。下面分别从战前、战中和战后三个方面检讨。　

　　日军化学战的装备和手段，大多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欧洲各国所广泛使用，并非秘密。从一战结束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的20年时间里，中国虽然建立了少数防化研究所、防化学校和第23化学兵工厂，但只能少量生产几种毒剂。这些制品主要用于防化装备研究，并有少量毒剂炸弹用于内战，但部队始终没有形成大规模化学战的概念和能力，更不具备对敌国领土进行远程化学战报复的手段。这一装备发展的空白点日后被敌人所利用，并且成为中国军队最大的弱点之一。　

　　以当时中国薄弱的经济基础，固然缺乏大规模生产化学武器的能力，但建立有效的防护手段是可能的（同期，英国储备了3,000万具防毒面具，4,000万罐防毒油膏，4万吨消毒用漂白粉，1,000万份传单）。造成这个缺陷的最主要原因是国民政府沿袭了清末以来传统的对外妥协政策，在军事战略上只专注于内战。1937年之前的中国军队是根据内战需要而装备和训练的，对外军的战备工作和军事学术研究基本处于瘫痪状态。抗战开始时，中国军队开始在严重缺乏防化能力的条件下作战，仅有的20万套新式防毒面具也大部分损失于淞沪会战。幸而在开战之初，日军缺乏使用化学武器的经验，没有进行大规模化学战。之后，虽然又增加了少量新式防毒面具，但数量远远不能满足需求。而临时生产的简易防毒面具和防毒口罩（100万个）等防护装备，效能很差，防护时间极短（有的只有10分钟），且只能应付剌激性毒剂，对窒息性、糜烂性、全身中毒性毒剂基本无效。　

　　除上述表面问题外，中国军队遭受化学武器严重损伤的原因还体现在战略、战术、工事、侦察、组织、教育、心理、纪律、医疗、补给等多方面：　

　　（l）中国军队的远战能力弱，这便不能有效反击和压制日军化学战部队，而不得不依靠近战。但近战时火力又不足，于是只能依靠密集队形——这些均为日军实施化学战提供了便利条件；　

　　（2）经历淞沪会战的教训，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开展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和运动战，井减少日军进行大规模化学战的可能性。但是，战术思想没有相应调整，仍然沿袭内战的打法，较多地依赖阵地，习惯于被动防御，极少主动出击日军侧后——这为日军实施化学战提供了充分的时间准备；　

　　（3）阵地多为一线配置，缺乏纵深。防御上没有弹性，阵地间不便相互支援，往往一点突破，全线崩溃——也是日军化学战效果显著的原因；　

　　（4）构筑工事往往只重视防火炮轰击而忽视防化。因此即使是能抵御大口径榴弹轰击的坚固工事，也防御不了小型毒剂筒的袭击。经过几次惨痛的教训，敌后根据地的地道普遍进行了防毒改造，效果较好；　

　　（5）对化学武器的侦察能力差，也是中国军队遭受化学战伤害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对有潜伏作用的毒剂，如芥子气，往往在整支部队中毒后才发现——这个缺点后来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得到了部分改进；　

　　（6）从组织机构上看，虽然中国军队在编制上也设有防化机构，但实际情况极不健全，很多部门形同虚设。中国军队整体规模大于日军，但防毒专业人才仅及日军的10％；　

　　（7）缺乏普及的防毒教育，导致官兵对化学武器认识不足。化学武器威力虽大，但使用上需要很多外界条件，如气象和地形等，若我方能自觉加以灵活利用，就可以大大减少日军化学武器的危害；　

　　（8）从心理角度看，抗战意志不坚强的部队，往往会被对方化学武器所震慑，甚至出现整军、整师的脱离阵地行为。相反，作战决心坚强的优秀部队一般能够承受巨大的损失且坚持战斗；　

　　（9）军纪的影响也不可忽视，特别需要强调的是防毒纪律。很多情况下即使拥有防护条件，但若不严格执行和遵守防毒纪律，也会遭受伤亡。如不愿随身携带防毒面具，防毒器材穿戴不正确，毒气袭击后过早取下等等；　

　　（10）医疗条件对减轻化学武器的作用非常重要。日军的很多毒剂伤害本来不难排除和医治，但由于当时中国军队医疗条件普遍简陋，致使很多轻伤也发展为严重伤残。　

　　战后，国民党军队仍然没有对化学战给予足够重视，不但在日军投降时未能利用战胜国的优越条件彻底解决化学武器遗留问题，而且自身防化能力仍然没有加强。虽然在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从未使用化学武器，但国民党军队防化能力低下仍然牵制了其作占灵活性，比如在淮海战役最后阶段，杜聿明集团曾计划利用空军投掷化学武器掩护本部突围，而临时空运来的防毒面具只有3，000件，从而造成原计划被迫取消，几十万大军束手就擒。　

　　盟国的作用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正是日本在中国疯狂进行化学战的时期，中国政府曾经寄希望于盟国方面的压力，抑制日军暴行。美国总统罗斯福为此曾经两次公开讲话，并且以化学战报复相威胁，给予日本警告。美国的化学战能力对日拥有绝对优势，同时，日本又缺乏对美国本土的远程打击能力，因此罗斯福的态度取得了美国民意测验结果的支持。不过警告从来也没有兑现，其主要原因是遭到英国的反对——因为存在德日军事同盟，英国担心受到德国的化学战报复。1945年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但此时日本化学战高峰期已过，两者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日本投降后，美国为了获取日本在中国使用化学战和细菌战的经验，特别是大量活体试验的资料，对日本化学占和细菌战的战犯采取包庇态度。在东京审判时，美方阻扰了有关化学战和细菌战方面的调查，直接导致日军大量犯有战争罪的人员逃脱法律制裁。　

　　遗留问题　

　　有关日本化学武器遗留问题，今天应特别重视。日本投降前，在中国境内存放了大批没有使用的化学武器。其中比较明显的是东北地区，由于苏联红军的进攻，日军撤退时仓促抛弃了很多毒气弹、剂，已于战后被多次发现。　

　　关内地区则不同，因为这部分日军从日本宣布投降到缴械回国之前时间非常充裕（其间还奉国民党政府命令“维持地方治安”，并对八路军和新四军进行“自卫”），因此日军对化学武器的隐蔽更加充分，至今发现事例较少，但潜在危险性不容忽视。　

　　战后，仅偶然发现的日军遗留化学武器造成的伤害就达2,000多人，以后随着国内建设规模的扩大，加之暗藏化学武器的锈蚀和破损，突发伤害问题将更加严重。　

　　化学战引发的思考　

　　武器本身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化学武器同样如此，但武器发展如果存在空白，就会被对手所利用，并造成自身的巨大损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质与量应该成比例，不能仅仅满足于拥有，必须需要形成一定的规模和战斗力，才能确保有效的威慑能力，从而实现“以战止战”；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应特别注意攻守平衡，任何一种能力的失衡都会降低整体战斗力水平的发挥。　

　　总之，化学武器和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对此类事物的一无所知及对国防教育的麻木不仁态度。　

　　日军化学战例　

　　镇压台湾雾社起义：　

　　1930年10月，台湾爆发雾社起义，高山族起义者砍死了包括日本县长在内的134名日本殖民统治者。驻台湾屏北墓地的日本陆军第8飞行联队，派出川崎乙式战斗机5架转场至埔里机场，在3周时间里，共投掷普通炸弹和毒剂弹800余枚，当时台湾总督府电文中记载“共向山谷集中使用绿弹10O发。”在航空兵配合下，日本军警屠杀高山族起义者287人。

　　支援步兵行动：　

　　日军《支那事变的教训｜》第51号中总结：“第20师团初期战斗，每次攻占1个村庄平均损伤30－40人，甚至多达100人。而此次战斗遭敌抵抗的村庄约10个，由于紧随特种烟一举攻占，此间我之损伤仅10名以下，可见其效果之大。”该文件又说：“未使用特种烟的独立混成第4旅团遭到敌人的顽强抵抗，直到敌人全线退却以前，战斗均相当困难。”　

　　1938年徐州战役，日军第3师团第6联队进攻白家郢地区。6月4日7时30分，东南风，凤速3￣4米／每秒。日军1个毒气小队施放毒剂筒，毒烟压制了下风方向2,000米内的中国军队，日军左翼1大队戴防毒面具随后攻击，而右翼2大队也随后发起冲击，但是遭到中国军队防线侧后方105高地上机枪火力压制，日军攻击受阻。日军另一毒气排立即开始向105高地施放毒剂筒，但随后风向转为西南，日军毒气排只好停止攻击，转移到105高地侧翼第3次放毒。毒烟覆盖105高地后，日军2大队再次发起攻击，但此时已近中午，山坡受到日晒产生上升气流，毒烟很快消失，105高地守军再次射击，日军攻击失败。此次战斗，日军施放毒剂筒194个，发烟筒40个。　

　　1938年8月22日6时30分，东南风，风速3米／每秒，无上升气流。日军波田支队第2联队和第3大队在赤湖东北城子镇朱庄向中国军队第81师两个营阵地施放毒剂筒420个，日军步兵带防毒面具紧随毒烟突入阵地，守军全部中毒，除3人轻伤撤离外，其余均被日军刺杀。事后日军报告中说：“对中毒严重不能行动者剌死300余人。　

　　1939年第一次长沙会战，中国第9战区军队在新墙河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9月18日，日军第6师团在山炮发射的毒剂弹支援下，占领北岸中国军队警戒阵地。9月23日4时，日军集中共3个炮兵联队的150毫米榴弹炮、野炮及山炮，用爆破弹和毒剂弹袭击南岸中国军队阵地。至8时，东北风，风速2.5米／每秒，日军野战毒气队施放毒剂简10,000个，形成宽约8公里，纵深2公里的大面积毒云。8时30分，日军步兵6,000人配戴防毒面具随毒云后徒涉新墙河，中国守军第2师牺牲700人，阵地失守。　

　　刘汝明68军大刀队白刃肉搏歼灭日军300人，但遭日军毒气袭击，中毒达400人。　

　　化学战压制炮兵：　

　　1938年9月27日，日军炮兵2个连向田家镇北侧中国军队炮兵阵地发射毒剂弹28发，榴弹52发，守军停止射击。9月29日，日军对马鞍山中国炮兵阵地射击毒剂弹38发，榴弹59发，守军停止射击。　

　　利用化学战防御：　

　　1939年12月18日，中国第5军荣誉第1师、第200师、新编第22师攻击昆仑关日军第5师团12旅团。日军增派台湾旅团增援，并在战斗中多次以发射毒剂炮弹、施放毒剂筒、飞机放毒等方式顽抗，但由于中国军队不顾伤亡，顽强进攻，最终攻克昆仑关，歼灭日军4,000余人，并击毙其旅团长中村正雄。　

　　1941年9月30日，中国军队2个军共6个师攻击防守宜昌的日军第13师团。10月2日，中国军队攻占宜昌外围据点，10月8日，中国第2军第9师一部攻入宜昌域内。这时日军濒于绝境，遂烧掉秘密文件和军旗，高级军官已经准备自杀。为了挽救败局，日军决定用毒剂弹做最后挣扎，后分别于8日21时、9日18时、10日15和16时，先后进行了4次大规模化学攻击，共发射二苯氰胂毒剂弹1,500发、芥路混合毒剂弹1,000发、飞机投掷毒剂弹300枚。另外，还大量使用山炮、迫击炮和毒剂筒。以上行动造成中国军队和居民大量伤亡，其中第9、第76师两师中毒1,600人，其中600人死亡——由于攻击部队伤亡很大，中国军队最终被迫停止进攻，反攻宜昌计划失败。

　　利用化学战掩护撤退：　

　　1941年10月31日，日军220联队在郑州五里铺、老赵寨地区的3条道路及两侧用芥子气掩护撤退。日军《支那事变化学战例汇编》中记载了当日战况：”该师于10月31日开始向黄河以北转进，当日天气晴朗，南风，风速约2米／每秒，气温27.5℃。使用黄剂（芥子气）约330公斤，布洒时间约1小时。效果：敌人的前进完全被阻止了，使师主力顺利撤退。后根据情报部门报告，敌人所受损失甚大，匆忙后退。以上说明在部队脱离战场时，使用少量黄剂可以收到很大的放果。“　

　　1941年，日军对太行抗日地进行“扫荡”。日军第36师团于撤退时，在沿途村庄大范围布洒糜烂性的芥子气，特别是在门窗、炕席、家具、粮食、草料和水井等处，造成根据地军民数千人中毒死亡。由于当时为冬季，气温很低造成毒气挥发缓慢，共持续数周之久。　

　　利用化学战破坏地道：　

　　1945年8月23日，八路军第17团攻击汾阳日军时，因地道被发现，日军向地道内放毒，造成我军第3连67人全部牺牲。　

　　1942年，在“五一”反“扫荡”中，冀中定县北疃村在3天之内挖成地道，5月16日，该村民兵依托地道击败日军300人的进攻。5月27日，日军派遣第101师团163联队工2，000人，包围北疃村。定南县大队与敌人激战半日，但药消耗殆尽后转入地道。因组织不严密，地道内混进汉奸，后虽然处死了2名在地道内造遥的汉奸，但地道口位置已经暴露。日军在逃脱汉奸的指引下，堵塞了通往村外的地道，并向地道内放毒。由于北疃村地道未经防毒改造，造成地道内军民800多人全部死亡，日军还杀害了没有进入地道的居民380人——史称“北疃惨案”。　

　　在百团大战过程中，日军用毒共计20余次，其中利用防御13例，支援进攻7例，7次迫使八路军撤退。共造成八路军中毒21，182人次，约占参战部队10％，其中包括是旅级干部8人。我军缴获毒剂弹57发，毒剂筒2，059个，防毒面具1，051副。在我军进攻阶段，防御中日军主要使用作用时间短的剌激性、窒息性毒剂；日军扫荡阶段，则使用了大量的糜烂性毒剂——芥路混合气。　

　　8月22日，日军在炮兵和20架飞机的支援下猛攻狮垴山，坚守此地的八路军769团近500人中毒，保有战斗力者仅数十。在阵地面临失守的危急关头，129师警卫连及时增援，打退了日军进攻。直至8月26日，八路军一直扼守狮垴山，成功地掩了129师主力完成破袭正太铁路的行动。　

　　9月22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3团进攻东团堡，由于日军放毒、八路军约300人中毒，致使第一次攻击失利。以后第3团用浸水口罩简易防护，经过几天的反复争夺，最终全歼170名日军士官。　

　　9月23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20团2次攻进曹沟堡，日军在村庄里放毒，第20团大部分官兵中毒，被迫撤出战斗。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10-12 16:3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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