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从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选派学生30多人,赴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学速成师范,定期8个月毕业,学成回国后充任学堂的师资。黄克强先生和我分别从两湖书院和经心书院被派出国。在武昌出发时,我才认识黄先生。从三书院派出的同学,还有李熙、卢弼、金华祝、李步青、周维桢、张继煦、冯开濬、余德元、万声扬、王式玉等。到东京后,同班上课的还有浙江学生周树人(鲁迅)、汤尔和、许寿裳、寿昌田等10余人。弘文学院院长由日本高等师范学院院长嘉纳兼任,教师都是日本人,梁启超的弟子范源濂任翻译。那时,梁启超正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主张君主立宪,留学生中附和者不少,弘文学院学生亦多对梁启超表示崇敬。不久,我们与湖北早先派出的学生戢翼翚、刘成禺、程家柽等接触以后,知道他们曾在孙中山先生居住日本时,同孙先生见过面,听过孙先生讲述排满革命的道理。他们并介绍我们阅读一些书籍,如《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及黄梨洲、顾亭林、王夫之等明末清初诸大儒的著作,遂激发起我们的民族感情。我们回溯中国从鸦片战争到庚子事变以来,遭受外国人的侵侮日甚一日,将有亡国灭种的惨祸,这都是由于清廷的腐败无能、抑压汉族民气所致的。我们觉得清廷是中国复兴的障碍,爱国志士要救亡图存,必须首先推倒清廷,因而都认为孙先生主张排满革命是对的。弘文学院同学每晚都在自习室讨论立宪和革命的问题,最初颇多争论,以后主张排满革命的占了多数。
黄克强先生在同学中一向是笃实厚重、不多发言的,但他把问题看清楚了,决定自己应走的道路以后,意志即异常坚决。他曾说,他的远祖在清初曾写过遗书,要黄氏子孙永不出仕清朝。有一晚,他与一些同学争论得很激烈,气急得说不出话来,竟将手中的小茶壶掷地摔碎,表示他已下定决心从事排满革命,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动摇的。他与湖南学生陈天华、杨笃生等共同创办了《游学译编》。这个刊物同留日的浙江学生出版的《浙江潮》、江苏学生出版的《江苏》、湖北学生出版的《湖北学生界》,都是宣扬革命理论的刊物。同时,邹容所著《革命军》,陈天华所著《猛回头》、《警世钟》,杨笃生所著《新湖南》以及各省留学生所著宣传革命的其他各种小册子,风起云涌,大量输入国内,唤醒了国人,也震动了清廷官吏,因而曾引起查禁报刊、停止留学生官费的一场风波。黄先生与万声扬、李步青、金华祝和我毕业回鄂时,大为梁鼎芬所不满(梁在当时是张之洞所最宠信的红人,执掌湖北教育大权)。他对我们4人大加申斥,不派职务。于是李步青、金华祝分别赴天津、长沙从事教学,暗中宣传革命。万声扬赴上海开办昌明公司,表面上是经营普通书店业务,暗中发售革命书籍,并为国内外革命同志的联络机关。黄先生回湖南,同教育家胡子靖办明德学堂,培养革命青年,同时创办华兴会,准备起义。我在武昌闲住数月后,得东京同学资助,再赴日本,作自费生留学。当日俄战事爆发,东京留学生组织义勇军时,我曾参加,受过军事训练。我深感革命须靠武力,希望进日本陆军学校但陆军学校不收自费生,须由清廷驻日公使保送,而驻日公使保送须由清政府或各省督抚造送名册。恰巧浙江抚台保送名册中,有一永嘉县“丁人俊”的名额是预填的一个假名,准备留给革命同志顶替入校的。我就顶替了“丁人俊”名入振武学校,寻升入陆军士官学校为中国第五期士官生。
1905年,黄先生在湖南起义失败,潜赴上海,再到东京。适孙中山先生也来东京,他们会面之后,认为各方革命团体须统一组织起来,才能步调一致,力量雄厚,遂结合留日学生中的进步分子,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举孙中山先生为总理。孙先生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党纲。当时入党的人对于排满革命的理论是深信不疑的,并且正是因为具有这种革命决心,才宣誓入党的。先一年章太炎、蔡元培、陶成章等在上海成立光复会时,他们的党纲上只有“恢复汉族、还我河山”两句话。同盟会会员对孙先生所提“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意义还不大明白,以为是将来革命成功以后的事,现在不必推求。孙先生对宣誓入党的同志讲解“建立民国”时,是举法国和美国为例,讲解“平均地权”时,是举德国在青岛所订地价税和按价收买土地办法为例(“耕者有其田”系在辛亥革命以后提出的)。因此,同盟会会员在国内宣传革命、运动革命时,只强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两句话,而对“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意义多不提及。湖北共进会的誓词与同盟会的誓词相同,但把“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意谓满人压迫汉人,人权不平等,所以要革命。辛亥武昌起义以及全国各地响应起义所用的共同口号,只是“排满革命”。在南北议和时,南方提出的条件,只是要清帝退位,以为清帝退位即算是革命成功了。以后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也以为只要袁世凯宣誓赞成共和,就算是开始“建立民国”了。当时许多革命党人都抱着这种看法。
孙中山先生不常在日本,自日政府禁止孙先生入境以后,同盟会总理职务即由黄先生代理。黄先生是留日学生,又长住日本,因此,国内外同盟会会员多与他直接商讨问题或通信联络,他和同志间的感情也就深厚起来。特别是黄先生与军人的关系,由于有一段特殊原因而更加密切。黄先生在日本代理同盟会总理时,中国陆军留学生的人数特别多。第四期陆军士官生有75人,第五期陆军士官生有57人,第六期陆军士官生有198人。其中加入同盟会的陆军士官生不下百余人,我所能记忆的:第四期有张世膺、周承菼、张承礼、蒋作宾、吴钟镕、金永炎、覃师范、王家驹、高佐国、吴经明、何澄、刘一清、刘毅、翁之谷、成桄、史久光、周斌、刘维焘、曾继梧、刘绳武、邓质仪等;第五期有王孝缜、黄恺元、何成濬、陈乾、李浚、陈之骥、姜登选、李书城、袁华选、全恕、石陶钧、王凯成、吴和宣、殷承王献、杨源濬、朱先志、齐琳、高霁等;第六期有居扶一、李兆祥、王兆祥、刘祖武、孙棨、吴藻华、陈强、欧阳武、张华辅、赵复祥、李根源、林爽、尹昌衡、胡万泰、刘存厚、卢启泰、刘奈纪、胡学伸、官其彬、黄国梁、刘汝赞、罗佩金、阎锡山、孙庚、李鸿祥、叶荃、杨曾蔚、李敏、高声震、仇亮、朱树藩、姚以价、程子楷、张开儒、纪堪颐、李乾璜、耿觐文、张凤翙、黄毓成、顾品珍、朱绶光、温寿泉、唐蟒、唐继尧、童锡梁、孙方瑜、赵恒惕、田遇东、李烈钧、程潜、刘洪基、华世中等;此外还有陆军测量学校的黄郛、曾昭文等。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23-01-29 16:5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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