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与华兴会:与孙中山分道扬镳的黄兴有没有另立派系?
2018-11-06 17:46:29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点击： 复制链接
武昌首义爆发后第三天(1911年10月12日)，清政府就对起义迅速做出反应，派遣陆军大臣荫昌率部前往镇压。与此同时，北方的袁世凯也与清廷展开了一场政治博弈，终于在开战半个月后如愿以偿走马上任来到信阳，以钦差大臣身份换掉徒劳无功的荫昌。武汉前线，阳夏保卫战如火如荼，清军陆军第五镇为第二军军统冯国璋麾下的北洋新军，士气旺盛，革命军抵抗异常艰苦，武昌军政府大有被扼杀于摇篮之势。
10月28日，前线形势一发千钧之际，名震海内外的革命党领袖黄兴由上海乘船抵达武汉，旋赴都督府与黎元洪会晤。黎听闻黄兴到来，立即派人制作了一面大旗，上书“黄兴到”，随后派人举着大旗骑着马在武昌城内与汉口未沦陷地区跑了一圈。前线将士看见大旗，得知黄兴来了，顷刻间士气高涨，军心大振，连城内的居民铺户也纷纷鸣放鞭炮，表示欢迎。那时黄兴在革命军心中的地位，是如救星般的存在。
湘籍留学生的核心人物
辛亥革命至民国新成这半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政治风云诡谲，变幻莫测。民国成立后，原本波涛汹涌的政局瞬间变得风平浪静，孙中山与袁世凯会晤达成协议，时人皆以为南北和解，天下太平，并将孙中山、袁世凯、黄兴和黎元洪四人并称为“共和四杰”。袁世凯代表北洋系，黎元洪是武昌起义时才半推半就进入革命军阵营的，只有孙中山与黄兴是真正的老牌革命党人。早在反清革命时期，因两人搭档默契，常被以“孙黄”并称，后来有了“孙氏理想，黄氏实行”这一评价。
当然，如果就此把黄兴看作是孙中山的粉丝迷弟，鞍前马后为偶像冲锋陷阵的一个角色，那就大错特错了。从一开始，黄兴就有自成一系的革命团体华兴会，并入同盟会后，无论是反清革命时期，还是民国成立后，黄兴不仅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也不乏大批追随者，甚至与孙中山发生过分歧。当然，他没像陶成章、陈炯明那样与孙反目成仇，华兴会也没有形成一个明显的派系，除了因孙、黄思想契合度较高之外，与黄兴个人的气度与见识亦有很大关系。
黄兴生于1874年10月25日，湖南善化县(今属长沙)龙喜乡凉塘人。派名仁牧，一名轸，后改名兴。1898年戊戌变法前夕，24岁的黄兴还在两湖书院深造。新学方兴，书院课程除经史文学外，还有天文、地理、数学、测量、化学、兵法、史略学等新学科。初入书院黄兴尚无革命思想，只觉得科举制度贻害无穷，反倒对地理与体操尤为精勤。也是在这期间，黄兴在课余购得西洋革命史以及卢梭《民约论》诸书阅读，但未与同学公开探讨，唯有私下对一位叫白逾桓的同学透露过想法：“吾侪求学岂为满人效忠也?盖将造成有用之才，以备他日为我汉人扬眉吐气耳。”
黄兴这种谨慎的性格伴随其一生。在书院期间，黄兴表明思想立场的行为，另有一次记载是在1900年自立军事件后，唐才常等自立军首领被杀，有同学曾见到黄兴为之痛哭。他在书院时，的确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例如后来也干出一番教育事业的章士钊。1902年，28岁的黄兴被选派赴日本留学，彼时留学生中谈论时政是一种潮流，或曰革命，或言保皇，为表明政治立场，不少人还剪辫立志，这其中不乏真志士，但更多是侃侃而谈之辈。同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就相当看不上这些人，说“无辫之徒，回国以后，默然留长，化为不二之臣者也多得很”。但他对黄兴却另有一番印象，说“黄克强在东京作师范生时，就始终没有断发，也未大叫革命，所略显其楚人的反抗的蛮性者，惟因日本学监诫学生不可赤膊，他却偏光着上身，手挟洋瓷脸盆，从浴室经过大院子，摇摇摆摆的走入自修室去而已”。
尽管黄兴从外表上完全看不出有任何革命倾向，但其领导能力在那时已开始崭露。1903年，沙俄侵略军违约不从东北撤退，激起国民拒俄运动，尤其在留日学生中最为激烈。黄兴在宏文学院领导湘籍留学生组织“土曜会”，鼓励挺身杀敌，打破现状，成为湘籍留学生的核心人物。
这一年黄兴从日本归国，已不同于以往的低调，而是开始在两湖书院等地发表演说、散发传单，用的宣传品如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等，都是宣扬反清革命思想，做好大干一场的准备。不过黄兴等人的举动很快引起了当局注意，只能被迫离开湖北。当年秋天，黄兴抵达长沙，开办明德速成师范班，开始以此为掩护继续宣传反清革命，而此时他身边已聚集了章士钊、刘揆一、陈天华等志同道合的同志，以湘籍人士为主的华兴会应运而生。
不唱高调的实干派
1903年11月4日，华兴会在长沙成立，除了黄兴之外，参与结盟的还有章士钊、刘揆一、宋教仁、谭人凤、吴禄贞、张继、周震麟、苏曼殊等二十余人，黄兴被推举为会长。华兴会没有留下正式的纲领文件，但以武力推翻清王朝的政治目的十分明确。组织成立后，随即展开意识形态的宣传工作，当年冬天在周震麟的协助下，印发名为《血泪书》的革命小册子，内容从一连串外侮说起，抨击清政府软弱无能和屈膝媚外的种种丑态，末有“凡属炎黄种子，急宜奋起图存，誓驱鞑虏出关;否则瓜分之日立至。血泪陈词，伫望速起”等语。
黄兴与在日本那帮天天高喊革命，回国便把发辫徒然留长的留学生的差距就在于此，在安全的环境下(日本)他不唱高调，到危险的环境下却立马大干一场。按照黄兴的方针，华兴会将采用“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的策略，并与湖南哥老会势力最大的首领马福益合作，组织湖南会党，黄兴被推为主帅，刘揆一、马福益为副总指挥，计划在1904年11月16日慈禧太后生日当天发动起义。华兴会的首义与当年兴中会首义有太多相似之处，都是在组织成立之初即策划武装起义，都借用了会党的力量，甚至连结局都一样——风声走漏，未举先败。黄兴等人不得不经上海逃亡日本。当时华兴会成员在湖南还组织了个叫“科学补习所”的团体，领导者主要成员有胡瑛、吕大森、曹亚伯、宋教仁、孙武等人，受华兴会事败的牵连，“科学补习所”也遭到破坏，少数成员逃亡日本，多数人化整为零在当地坚持斗争，保存和发展了武汉三镇的革命力量。
亡命日本后，黄兴与宋教仁继续展开反清斗争，于东京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当时“支那”一词还不是贬义)，黄兴很快迎来了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1905年7月下旬，他在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的引荐下结识了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据宫崎寅藏回忆，当时孙中山刚从欧洲回到日本，在宫崎住所做客时问他，在日本的中国人中，是否有杰出人物。宫崎回答：“仅仅两三年间，留日学生猛增。有一个叫黄兴的，是个非常的人物。”孙中山听后非常感兴趣，说：“那我们就去看看他。”宫崎可能认为黄兴作为后辈，让孙中山亲自拜访不太妥，对孙道：“我到他那里去把他请来吧。”孙中山倒是不拘这些小节，说：“不要那么麻烦了。”于是与宫崎一同前往黄兴寓所拜访。
孙中山比黄兴大8岁，但两人算得上意气相投。宫崎回忆说：“寒暄过后，彼此不拘小节，大有一见如故之感。他们很快就开始谈起国家大事来……大约有两个小时，孙、黄两人专心商议国家大事，酒肴少沾。直到最后，他们才举杯庆祝。”此次会面后，孙中山将黄兴引以为知己，黄兴也被孙的见识与风度折服，没过多久又带着宋教仁、陈天华等数人在东京凤乐园与孙中山再度相见，黄兴等人对孙中山备至倾慕，并愿意率领华兴会全体成员与孙中山组合新革命团体。时人姜泣群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评述：“孙、黄这次会面，为尔后同盟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这个良好的开端，意义是很重大的。”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举行成立大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黄兴则被孙中山指定为执行部庶务，居协理地位。华兴会作为一个独立革命团体的历史仅有不到两年的时间，与光复会后来脱离同盟会不同，原华兴会成员后来虽也一度与孙中山发生过分歧，但始终没有换掉尊孙的旗帜，更不会另起炉灶分庭抗礼。
再说黄兴的第一代追随者，如宋教仁、刘揆一、谭人凤、张继等人加入同盟会后，在反清革命阵营中一直活跃于中心，并在民国成立后登上了更大的施展舞台。不过也有不少原华兴会核心成员未能看到光复那一天的到来，最著名的就是华兴会发起人之一，《猛回头》的作者陈天华。1905年，因日本政府颁布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在留学生中引起强烈纷争，陈天华一方面愤于国弱被人欺，又见同学只知内讧，绝望之下，于12月8日在日本东京大森海湾愤而蹈海自杀，时年30岁。无独有偶，1906年5月6日，曾在长沙明德学堂受业于黄兴的留学生姚洪业也因愤于时势，在上海投黄浦江自尽。
还有一位自杀者是华兴会的骨干分子杨笃生。1911年7月，在英国留学的杨笃生听闻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的消息后，深感民族危亡，光复无望，于8日在利物浦跳海自杀，并留有遗书，将留英数年所积之英币一百三十镑汇交石瑛、吴稚晖，托二人转寄黄兴，以作为革命之军费。最后一位为反清革命殉道的华兴会核心成员是吴禄贞，武昌起义后，已打入新军的吴禄贞计划在北方发动兵变，直捣黄龙，因事泄而被袁世凯派人暗杀，牺牲在光复的前夕。
孙、黄分道扬镳
从1905年孙黄初见到1916年逝世，黄兴始终与孙中山并肩作战，期间同盟会内部发生过两次“倒孙风潮”，主要由原光复会的陶成章、章太炎等人率先发难，矛头直指孙中山，并欲拉拢黄兴。黄兴在两次倒孙风波中，始终旗帜鲜明地站在孙中山这边，也因为黄兴的坚持，避免了原华兴会出现大规模从同盟会分裂出去的情况。不过这两次风波也无疑使光复会与同盟会孙、黄两派的关系恶化，最终重新打出光复会的旗帜，独立革命。
孙中山与黄兴也有分歧，例如两人曾经为革命成功后新政府采用的旗帜问题上发生激烈争吵，孙中山坚持用早年牺牲的故友陆皓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而黄兴则力挺井字旗，两人相持不下，竟闹到摔水壶的地步。不过闹归闹，事后黄兴也没明确反对用青天白日旗，而孙中山也在旗帜上加上类似井字棋的红底背景，以示对黄兴意见的尊重。
另一个分歧则是武装起义的地点。造成民国派系的主要原因是地域观念，而这种观念在同盟会时代的内部冲突中就有相当大的影响。在武昌起义前，孙中山领导的十次武装起义中，有八次在广东，另外两次在广西镇南关和云南河口，在他的构想中，是先夺取两广，再挥师北伐。但这些起义的失败引起了浙人团体光复会成员的强烈不满，黄兴虽然一直支持孙中山，但原华兴会成员对此也很有意见。尤其在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宋教仁、谭人凤等原华兴会成员另组同盟会中部总会，决定脱离孙中山两广革命的方针，策划在长江中下游发起武装起义。
1911年10月10日，中部革命武昌起义打响，黄兴亲赴前线指挥阳夏保卫战，将士们见到“黄兴到”大旗，为之振奋。武昌首义也引发了全国各省的连锁反应。革命军攻下南京后，在与袁世凯周旋的同时开选临时大总统，黄兴位列三个备选人之一。一方面固然由于黄兴多年的威望，另一方面，武昌首义爆发于中部，其中如孙武等直接参与策划起义之人多是原“科学补习所”的成员，中部同盟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故而地位较高。1912年春，南北取得共识，袁世凯逼清帝退位，民国成立。黄兴也很快转变了反清时期的排满思想，与蔡元培、宋教仁、刘揆一等发起组织中华民族大同会，目的在于“民国初建，五族涣散，联络感情，化除畛域，共谋统一，同护国权，当务之急，无逾于此”。
同盟会已不太适合再以过去的形式存在，宋教仁联合了几个小党，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孙中山仍被推为理事长，但实际上权力掌握在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手中。正当宋教仁等准备风风火火大干一场时，一个叫武士英的杀手在上海火车站终结了他的生命。1913年春天的刺宋案不仅将宋教仁的内阁政治梦击得粉碎，也将孙中山与黄兴再度逼向武装起义之路。
孙中山在日本总结革命失败教训时，认为党内意见分歧、党员涣散、意志不能集中等都是重要原因，遂决定另组建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必须以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之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永远遵守”。入党者要加盖指模并宣誓效忠领袖，“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这一做法引起了黄兴的强烈不满，他对誓词中“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词有看法，而且不赞同签名后还要加盖手印这种旧式会党的做法，这一次，他不再如从前那样与孙先生并肩作战，而是明确拒绝加入这样的组织。除了黄兴，李烈钧、谭人凤、柏文蔚等在东京的老党员都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这是孙中山与黄兴自结识以来最大的一次分歧。
为了不与孙中山的矛盾进一步扩大，黄兴决定离开日本。临行前，孙中山以古句相赠：“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希望将来还能携手共进。1914年6月30日，黄兴与李书城一同由横滨乘船前往美国，孙、黄分道扬镳。赴美途中，黄兴带着迷茫与失落的心情赋诗一首：“口吞三峡水，足蹈万方云，茫茫天地阔，何处着吾身?”
被边缘化的余脉
1916年7月，孙中山与黄兴这对老搭档再次会面，冰释前嫌。遗憾的是，黄兴的生命也已进入倒计时。
就在1916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五周年这一天，积劳成疾的黄兴因胃出血而入院治疗，病情不但未见转好反而迅速恶化，开始大量吐血。自知时日无多的黄兴对前来看望他的孙中山留下遗言：“吾死后国家苟日臻富强，则吾虽死犹生也。”10月31日，黄兴因抢救无效，在上海逝世。孙、黄十余年革命情谊，其间虽有分歧，但在最后时刻终究还是站在一起的。两人都是理想家，也都是实践者，只是因他们合作得太有默契，故有“孙氏理想，黄氏实行”之说。
黄兴去世后，他的追随者们很快又陷入群龙无首一盘散沙之境。他们大多数人也与黄兴不同，对孙中山既无深厚的战友之情，也不如黄兴那样顾全大局，其中出来公开反对孙中山者也不乏其人。典型如陈炯明，虽为粤人，但民国成立后就与孙中山渐行渐远，二次革命后一度离开孙中山，选择了以黄兴为精神领袖的欧事研究会。晚年因北伐与“联省自治”的路线之争与孙中山矛盾重重，终于在1922年6月16日炮轰总统府，公然反叛孙中山。再如张继，1924年，他对孙中山晚年“联俄联共”政策大为不满，指责鲍罗廷居心不良，因此受到廖仲恺等人的严厉批评。张继因提案被否决，愤而离粤赴沪，并在给孙中山电文中大发牢骚：“自八月大会以来，共产派肆行无忌，继耻与为伍，请解继党职兼除党籍为叩。”孙中山收到电文后非常气愤，当即批示：“交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革除之!”后来还是由于众人说情，孙中山才没再坚持开除张继的党籍。
孙中山于1925年3月逝世后不久，国民党很快出现了第一个另立中央的派系“西山会议派”，发起人都是一些被边缘化的老同盟会人，张继就名列其中。北伐战争后，随着蒋介石迅速崛起，黄埔系成为明日之星，即使是当年跟着孙中山的老党员也逃脱不了被边缘化的命运，而黄兴的追随者们，更是边缘中的边缘。如熊克武、李根源等人，论资历、论功绩均不逊色，但在整个国民党时代都无法重回权力中心，一言蔽之：位高权不重。而最早就跟随黄兴起事的章士钊，则与不少光复会元老一样，投身教育事业，转型为教育家。
“派系”是民国政治中永远抹不去的符号，无论是北洋军阀时代各方公开承认的直、皖、奉、晋、川各系势力，还是国民党时代虽不再明言却无处不在的某某系某某派，始终如影随形。北伐战争之前，无论南北，派系主要因地而异，究其根源是中国人乡土观念强而国家观念弱，这一点在清末革命小团体中就体现得很明显。例如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会员286人中，广东籍多达271人，占95%。再如光复会，主要成员蔡元培、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等都是浙江人。而黄兴所领导的华兴会，成员则大多由湖南人组成，宋教仁在日记中甚至将其称为“湖南团体”。
然而要将黄兴与他的追随者划成一个派系却有欠妥当，尽管黄兴本人威望极高，手中亦握有一定实权，也不乏追随者，但他终其一生既未独树一帜，也没在暗中分庭抗礼，他与孙中山之前产生分歧时，能调和则调和，不能调和则选择避让退出。黄兴的追随者与他本人是有差距的，其中一部分人尽管威望与实权都与黄兴相差甚远，却在黄兴去世后，一次又一次地参与到党内分裂事件之中。这固然是因为这些自持革命元老的人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远远比不上孙、黄这般的革命友谊。更重要的是，黄兴那“功不必自我成，名不必自我居”的纯粹信仰与气度，在当时政坛中毕竟是凤毛麟角。
参考资料：
黄兴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23-01-29 16:5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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