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将军刘斐
2018-11-15 17:00:56  来源：黄禹康  点击：  复制链接

　　在现代史册里的众多将军和名人中,刘斐虽为国民党要员,但他深明大义,与共产党同心同德;他曾任国民党的高级将军,却毕生致力于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他的言行,他的贡献,足以证明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和平将军。

　　刘斐1898年10月生于湖南省醴陵县。他早年就学于广西南宁讲武堂和广东西江讲武堂,以后受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影响,投身革命,北伐期间曾任总司令部主任作战参谋。大革命失败后,他到日本学习军事,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步兵专门学校和日本陆军大学,回国后任广西民团干校教育长。抗日战争时期,他是国民党中坚决的抗日派人物,历任国民党“对日作战大本营”作战组长、军令部厅长、次长等职。抗战胜利后,他任国防部参谋次长,不久因不满国民党政府的内战独裁政策而毅然辞职。

　　1949年4月,刘斐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代表,参加国共和谈。和谈破裂后,未再返回南京国民党政府。他为促成程潜起义,为湖南和平解放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斐将军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会第二、三、四届常务委员、第五届政协副主席,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要职。他真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特别是为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大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面对日军入侵,力主抗击凶寇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上海军民立即应战,大规模抗战开始。当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令部作战组中将组长的刘斐和有关负责人认为,我国的战略方针应该是:针对敌人企图使战争局部化的阴谋,尽可能使战争全面化;针对敌人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尽可能利用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等多种有利条件,实行持久消耗战略。但蒋介石和国民党一些上层人员所执行的仍是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当时国民党参谋总长何应钦持悲观论调,他认为:日本有强大的陆海空军,有现代化的军事装备,不要多久,中国就有亡国的危险。刘斐在一次会议上有针对性地说:敌人强大是事实,但也并非是不可战胜的。最近十八集团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同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大战,不就取得一次大胜利吗?装备比“中央军”差的共产党的军队能打败精锐的板垣师团,我们“中央军”为什么不能打败敌人呢?

　　1938年3月,日军矶谷师团主力沿津浦线南进,企图占领台儿庄,进而迂回攻打徐州。战情紧迫,坐镇徐州的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决定进行徐州会战,准备以较多兵力用于第一线,凭借工事在徐州外围进行持久防御。此时任军令部第一厅(主管作战)厅长的刘斐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国民党部队编制不统一,战斗力弱,如与日军作固定一地的防御战,必然被动挨打而失败。敌人占领了上海、南京,此时正气焰嚣张,冒险轻进。我军应利用优势兵力大胆实行机动灵活的运动战,于敌人对徐州没有合围前实行各个击破;如敌军以大兵力向徐州作“正规”的会战时,则我军实行机动防御战,控制强大的预备队,相机乘敌弱点以运动战击破之,以保徐州。

　　果然,日军以矶谷、板垣两师团的各一部,分别由津浦路北段和台潍公路对徐州实行分进合击,轻率地以少数兵力实行外线作战。刘斐认为机会难得,便向蒋介石建议立即把汤恩伯军团连同配属部队调到津浦路正面主动迎击,在运动中打它一个措手不及而歼灭之。蒋介石采纳了刘斐的意见,作了全面部署,并派刘斐赴前方协助李宗仁指挥这次战役。刘斐随即到达台儿庄附近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指挥所,协助李宗仁指挥。台儿庄会战共歼日军2万人左右,沉重打击了日军,也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的信心。

　　1938年10月武汉撤退后,刘斐随军事委员会到了长沙,此后又去衡山。在此期间,他和中国共产党副主席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多次接触,从长沙去衡山参加高级军事会议即“南岳会议”时,他还与周恩来和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同乘一车。周恩来向他谈了国共合作坚持抗战的重要意义和抗日民族统—战线的方针、政策,以及对国际、国内时局的分析和抗战必胜的信心等,使他获益甚多。后来刘斐和友人骆介子谈到这次与周恩来的接触时,曾感叹说:“衡山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不满蒋介石独裁,积极争当和谈代表

　　抗战胜利后,刘斐任国防部参谋次长。他对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的独裁专制和内战政策非常不满,因此从1945年秋起便多次提出辞职,但未获批准。1948年3月,桂系首领李宗仁在“国民大会”上当选为南京政府的第一届副总统。蒋介石顾忌桂系在中央权势太重,1948年6月,安排何应钦取代另一桂系首领白崇禧的国防部长职务,将白崇禧调任华中“剿匪”总司令。刘斐因和白祟禧关系较密切,也于这年秋天辞去国防部参谋次长职务,只挂一个最高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的空衔。

　　自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败局已定。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联合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等主张和平解决问题,逼蒋介石下野。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告“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1月22日,李宗仁发表文告,愿与共产党方面进行和平谈判。3月,国民党政府决定派首席代表张治中和代表邵力子、黄绍 、章士钊、李蒸、刘斐到北平参加谈判。

　　当时,国内要求和平的呼声日益高涨,但国民党中的顽固分子反对以中共所提“八项和平条件”为和谈基础,蒋介石仍在幕后操纵国民党反动派积极备战。他们企图通过和谈,以长江为界,划江而治,以便卷土重来。当白崇禧在汉口劝刘斐前往南京担任和谈代表时,刘斐就提出:“要和,就要真心实意地和,不能搞假和。要真和,蒋介石会破坏的。必须反蒋,才能真和。若是这样,我是愿意去的。如果只是搞一套假和平的花招,最好不要我去。”白崇禧说;“事在人为嘛!现在只有一条路,总的方针是反蒋、主和,你放心去嘛!”随即,刘斐去南京见李宗仁。他问李宗仁:“全国人民要和,仗是打不得了。可是,国共和谈,你想和到一个什么样子呢?”李宗仁说:“现在正在研究,我想做到‘划江而治’。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可以在平分秋色的基础上来组织民主政府。”刘斐认为这只是国民党方面的如意算盘,在目前情况下很难办到。他进—步问:“假若共产党不同意,那又怎么办?”李宗仁搪塞说:“那以后再说嘛!只要和谈成功,我一定签字,你就代表我去北平谈判吧!”

　　1949年4月1日,国民党和谈代表团从南京乘机飞抵北平。在商谈过程中,刘斐曾按李宗仁的要求提出:“现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蒋介石已经下台了。只要和谈能够成功,蒋介石是不能再起来的。人民苦于兵祸已久,若是让李宗仁来和平解决长江以南的问题,就可以免于用兵,借以保全国家元气……”中共方面拒绝了国民党这种借和谈为名,实为“划江而治”的意见。其实在3月下旬,毛泽东就对白崇禧派去北平试探和平的刘仲容说过:“白崇禧要我们不过长江,这是办不到的。”4月13日和谈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向南京代表团宣读和提交了《国内和平协定》。协定分八条二十四款。在这次正式会议前的商谈过程中,南京代表团曾提出修改意见40余处,半数以上意见被采纳,但所谓“就地停战”和“划江而治”的意见则被否决。在4月15日举行的和谈会议上,中共代表团提出了《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要求南京代表团于4月20日以前决定是否愿意在协定上签字,并规定4月20日为签字日期。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代表团对《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表示可以接受,但需要向南京政府请示决定。结果因李宗仁仍听命于“引退”幕后的蒋介石,拒绝签字,和谈宣告破裂。此后刘斐和南京政府代表团其他代表都不愿返回南京,仍留在北平。

　　和谈期间,4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曾邀请刘斐和同属桂系的黄绍 到他的住处作客。毛泽东在询问了刘斐等来北平的生活情况后说:“刘先生,你是湖南人吧?”刘斐回答说:“我是醴陵人,与主席邻县,是老乡。”毛泽东说:“嗬,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哩!”

　　刘斐说:“蒋介石打不下去了,让李宗仁出来搞和谈,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和平是大势所趋。”

　　毛泽东说:“人民的要求,我们最了解。我们共产党是主张和平的,否则也不会请你们来。至于李宗仁,现在是六亲无靠哩!”他扳着指头说:“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帝国主义靠不住;笔三,蒋介石那些被打得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第四,桂系军队虽然还没有残破,但那点子力量也靠不住;第五,现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为了和谈,他不搞和谈,这些人士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诚心和谈,共产党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哩!”他在房中踱了几步接着说:“我看六亲中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只要你们真心和谈,我们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是守信用的。”

　　谈到《国内和平协定》,毛泽东问:“这个协定你们都同意吗?”刘斐说:“总的我们是同意的!只有‘前言’中说蒋介石是挑动内战的罪魁祸首这句话,虽然情况确实如此,就怕李宗仁签字有难处,因为他只是个空架子,蒋介石背后捣乱他吃不消。”

　　毛泽东笑着说:“好,看你们的情面,不写罪魁祸首……”

　　中午,毛泽东请黄绍 和刘斐吃饭,边吃边谈。当谈到各人爱好时,刘斐趁机将他疑虑的一个问题试探毛泽东,问道:“您会打麻将吗?”“晓得些,晓得些。”毛泽东回答说。“您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毛泽东听了差点失笑喷饭,立即说:“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刘斐也会心地笑了起来。

　　后来刘斐在回忆这段难忘的会见时对新华社记者说:“在回宾馆的路上,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毛主席是那样伟大而平凡,那样学识渊博而幽默,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促使程潜起义,赢得湖南和平解放

　　刘斐辞去国防部参谋次长职务后,于1948年12月回到长沙。他去见程潜时,就谈到当前时局,力主国共和谈解决问题。程潜对刘斐非常器重,认为刘斐学有专长,才干出众,属桂系又不羁于桂系,且能为他出谋划策,排困解惑,特别是为他沟通与桂系白崇禧的关系。因此,程潜经常与刘斐交谈,征询意见。

　　程潜历来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和倒行逆施不满,他和桂系也有嫌隙,而蒋介石与桂系的矛盾更深。蒋介石任命程潜为长沙绥靖公署主任(辖湘赣两省)兼湖南省政府主席,就是便于在武汉与两广之间的湖南,掌握湘、赣两省以钳制桂系。程潜来湖南后,和中共湖南地下省工委取得了联系,在刘斐、程星龄等一批将领和民主人士的促进和帮助下,决心自谋出路,和平解决湖南问题。

　　在程潜酝酿和平起义过程中,刘斐和程星龄、唐星等帮助程潜解决了两个重大问题:

　　其一是计调陈明仁,帮助程潜掌握军权。程潜有一个顾虑,就是蒋介石虽然派他回湖南主持军政,但并不信任他,又派—批黄埔军校毕业的湘籍将领回湖南掌握军权。其中任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的就有李默庵(兼第十七绥靖区司令)、黄杰(兼设在衡阳的国防部第五编练区司令)。程潜如果不能掌握实力,没有军队,要控制湖南局势,自谋出路,主持和平,也是办不到的。刘斐深知程潜这个顾虑,他在和程潜的族弟、省物资调节委员会主任程星龄商谈这个问题时,都认为如能设法将华中“剿匪”副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调来湖南,事情就好办了。程潜和陈明仁同是醴陵人,又有师生之谊,便于合作。他们征求了程潜的意见,程星龄还征求了中共湖南地下省工委书记周礼的意见,两方面都表示同意。

　　于是,1949年春节期间,刘斐即去武汉向白崇禧说:现在湖南有军事实力的是蒋介石的嫡系,要派一个人去湖南掌握军权才好。白崇禧问他派谁去好。刘斐说:“最好是派陈明仁,他也是蒋介石的‘天子门生’,便于和那些黄埔生打交道。”白崇禧说他准备要陈明仁当武汉卫戍司令,守卫武汉。刘斐说:陈明仁指挥不了桂系军队,靠他自己那两个军是守不了武汉的,不如要他回湖南去掌握军权,坚守湖南,保障武汉到广西的通道,所起作用还大些。白崇禧觉得刘斐说得有道理,便同意了。刘斐又去见陈明仁,说靠白崇禧是没有前途的,还是回湖南和颂公(程潜)一道自谋出路的好。陈明仁与桂系并无渊源,也不愿为白崇禧去拼命守武汉,便马上同意回湖南。

　　1949年2月,陈明仁率部来湖南后,即向程潜表示“愿跟随颂公走”。陈明仁随后兼任长沙警备司令,第一兵团也由两个军扩充到三个军。陈明仁调来湖南并掌握军权,是以后程潜、陈明仁能够起义成功的一大关键。刘斐为此立了大功。

　　其二是授计程潜金蝉脱壳,及时回长沙起义。1949年3月刘斐去南京任和谈代表前,向程潜告别时说:“我去北平后,这里同白崇禧的联系,可由唐星去办。现在形势还没有十分明朗化,白崇禧这时要你同他反蒋、主和,如果和不成,又可能转过来要你同他一道主战,甚至会裹胁你同他去广西。那时,你千万去不得,必要时可以把部队向湘西方面避开一下,再相机起义。”刘斐当时也和唐星商谈过这件事。他在去南京途中到武汉时又劝告白崇禧说:“程颂公是块老招牌,千万不能动他,如果危及颂公,会引起湖南人包括湖南部队的公愤,势必把湖南搞乱,徒然增加陈子良(陈明仁)的困难。”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占领武汉,白崇禧率部退守湖南。7月,人民解放军进入湖南。白崇禧担心程潜起义,在长沙对与桂系有渊源并安排为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的唐星说:“长沙就要成为第二个四平街了。(注:陈明仁曾在东北四平街和人民解放军打过硬仗。)我决定移驻衡阳总部。这里就由陈子良负责。湖南地方部队可以随颂公到广西去,以免临时陷于混乱。请你向颂公报告一下,准备早点离开此地。”把程潜和湖南地方部队搞到桂系老巢广西去,这正是程潜最担心的事。唐星是湖南新化县人,与刘斐私交甚厚,与中共湖南地下省工委也有联系。为支持程潜起义,他将计就计,对白崇禧说:“湖南地方部队和其他正规军在10万人以上,若拿来维持地方秩序,暂时还可以起作用;若一调动,地方就会大乱起来,共产党游击队就会到处出山,连陈子良都会站不住脚。再说,把这十来万七七八八的队伍调到广西去,只怕广西那个穷地方也养不起,就连你的这些作战部队后方的交通运输,也会搞得混乱不堪。这都是兵家之忌呀!”白崇禧采纳了唐星的建议,让他和程潜先到邵阳,待战事紧急时再去湘西。并决定湘西设长沙绥靖公署指挥所,由唐星负责指挥。唐星将会见白崇禧的情况向程潜报告后,程潜采取权宜之计,于7月21日脱身去邵阳。在白崇禧去衡阳后,又于7月29日秘密返回长沙。8月4日就宣布起义了。

　　1949年5月,刘斐由北平去香港后,继续与黄绍 以及当时在香港的一些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央委员、立法委员和其他人士共同协商,开展促进国内和平和脱离蒋政权运动。这些人每星期三举行时事座谈会,刘斐被推举为五位总召集人之一。他们联合贺耀祖、龙云、罗翼群、刘建绪等44人,发出《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由刘斐等于8月13日举行港澳记者招待会,予以宣布。“声明”号召忠于三民主义、忠于中国人民的国民党员,立即与反动的国民党政权决绝,重新团结起来,成为一股新的革命力量,坚决向人民靠拢,与中国共产党彻底合作,为革命的三民主义发展而继续奋斗,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共同努力。这在当时被称为“香港起义”。9月间,他们又联合公开发表《告国民党陆海空军全体将士书》,号召国民党主体将士“效法程颂公、陈明仁两将军的义举,或弃暗投明,率队来归;或举兵起义,实现局部和平”。

　　致力祖国统一,英名彪炳史册

　　1949年8月,中共驻香港负责人通知刘斐和黄绍 :“周恩来副主席来电,邀请你们两位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随即,刘斐和黄绍 秘密乘船去北平,于9月下旬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参加了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开国大典。19日革命军事委员会组成,刘斐为委员。

　　1949年10月至1950年3月间,毛泽东曾和刘斐几次谈话。有一次毛泽东亲切地叫着他的字号,问他:“为章,你看我国能不能统一?国家能不能建设好?”刘斐回答:“一百多年来,列强鱼肉我国,分裂中华,压迫民众,这固然是祖国分裂、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但我们这些炎黄子孙也不争气,自辛亥革命以来,军队派系繁多,战争连绵不断,民不聊生。甲派上台,打倒一切,乙派掌政,一切打倒,如此反复,谈何统一与建设?”

　　毛泽东说:“共产党不搞打倒一切,只打倒那些罪大恶极而又顽固不化的反动分子,其余的人只要他愿意爱国,维护统一,我们就同他讲团结,有一技之长者统统包下来为新中国服务,你看怎么样?”刘斐兴奋地说:“古人有言:‘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共产党取此政策,百川焉能不归大海!”

　　1950年春,刘斐去武汉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部部长。就职后,他经常到长江、汉水各地区调查研究有关水利工程建设问题,随时向群众学习、请教,完成了周总理交给他的一项重要任务——作出了华中区水利工程建设规划。随后,他又参与荆江分洪工程的领导,直至取得分洪的胜利。

　　1954年夏,刘斐又回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全国人大和民革中央工作。他亲自参加过两次国共合作,有着深刻的体会,因而特别关心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大业,并做了许多工作。在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1981年9月,叶剑英委员长提出关于实现祖国统一的九条方针以后,他心情激动,殷切期望台湾国民党当局能够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审时度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及早举行两党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使海峡两岸人民携起手来,共同振兴中华的伟业。

　　刘斐常以自己和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历史关系,通过广播和报纸发表谈话,撰写文章,谈形势,讲政策,号召去台人员认清前途,掌握命运,为祖国的和平统一而贡献力量。他在接受新华社记者访问时说:“1949年,(下转53页)(上接22页)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致使祖国今日仍未实现统一。回首往事,令人痛心。今天,国际、国内的形势都很好。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面前。我想,在台湾的故旧、友好也不无感慨吧!30年来,我对共产党、毛主席关于爱国一家,不念旧恶,一切向前看的政策体会颇深。每一个有爱国之心的中国人,谁不愿意看到祖国统一呢?祖国的统一是历史的必然,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1981年10月,他在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的《学习孙中山为祖国统一奋斗到底的精神》文章中写道:“我看,对等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是台湾当局最好的出路。现在是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时候了,祖国统一的日子不能再延迟了。希望台湾当局能够珍视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扬辛亥革命精神的客观现实和所作的种种努力,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早下决心,捐弃前嫌,并权衡利弊,改弦易辙,作出相应的决策,实为至盼。”

　　为了实现祖国的统一,刘斐在逝世前还口述了《叶老颂》一文,文中奉劝台湾当局应当以民族大义为重,尽早实现和谈,争取在我们这代人还健在的时候,大家欢聚一堂,共庆祖国统一。

　　1983年4月8日刘斐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虽然他没有看见祖国完全统一这一天的到来,但人们坚信台湾回归祖国是一定会实现的。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23-01-29 16:5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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