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底至 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性决战,几乎歼灭了蒋家王朝的全部力量。解放战争胜利的号角已经吹响,国民党政权失败的丧钟则开始哀鸣。蒋介石明白自己已经日薄西山,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心境中,宣告“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任代总统。
由于当时国际局势的影响,共产党希望停止内战,并且很早就向国民党表明了此意。但是国民党并未作积极反应,和谈也一直没能付诸实施。李宗仁当代总统以后,立即发表文告,愿意在毛泽东 1949年 1月 14日时局声明所提出的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谈。当时,毛泽东希望桂系的亲信,李宗仁和白崇禧的高级参议刘仲容来参加和谈。李宗仁答应了。刘仲容也很高兴,立即开始着手这个事情。
为什么双方都选择了刘仲容来做这个“和平使者”呢?
刘仲容(1902—1980),湖南益阳人。他早年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以后,长期担任李宗仁、白崇禧的高级参议。1936年西安事变中,他积极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经在武汉、桂林、重庆等地积极参加团结抗战的爱国民主运动,并参与发起了成立中国民主政团联盟。在这个期间,刘仲容和毛泽东双方有过接触,彼此的印象都非常好。
现在这个关键时刻,只有与双方都有着不错关系的刘仲容来担当这个“使者”最为合适了,因此刘仲容义不容辞地答应了。刘仲容费尽辛苦,几经周折找到了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并通过它给中央发了和谈的电报。中共中央立即复电欢迎刘仲容前去。毛泽东很重视这个事情,于 3月 21日起草了一份电报,发给中原局。电文如下:
李宗仁、白崇禧的代表刘仲容 16日到汉口,与白崇禧大约需有几天商量,约定20、21、22日到驻马店,请你们迅即命令卢声涛科长速往驻马店迎候。刘仲容到时,立即派妥人陪同乘车经徐州、济南、天津至北平市政府叶剑英市长处,愈快愈好,不要去石家庄。
刘仲容由湖北武汉出发,经河南信阳到达遂平,由遂平进入解放区。而后,他又经遂平过漯河到了郑州。这时,郑州接待站的负责人已接到北平电报,转告刘仲容前往北平。因为毛泽东已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由石家庄迁往了北平。刘仲容又往东折去济南,由济南换车北上,终于于 1949年 3月 28日到达了北平。
刘仲容到达北平的当天就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安排他在中南海的丰泽园里休息。晚上,周恩来派车把他送到了香山的双清别墅,住在那里的毛泽东要跟他进行一次谈话。
刘到时毛泽东正在批阅文件,他立即放下手中的事情,满面笑容地伸出手,紧紧握住刘仲容的手,连声说:“辛苦了!辛苦了!”
主席的热情和问候瞬间消融了他长途颠簸的劳顿。他轻松地笑着说:“托主席的福,不辛苦。”
然后二人坐下,开始了交谈。两人在很多方面见解颇为一致,因此谈话气氛相当友好融洽,谈话时间也一直从晚上 8时到第二天凌晨 3时。
毛泽东问刘仲容:“你说说看,你对南京方面有什么看法?”
刘仲容略一思索,幽默而简洁地说:“南京政府目前有三种人:一种是主和派,他们已经认识到国民党失败的命运不可避免,只好求和罢战;一种是顽固派,他们认为美国一定会出面干涉,因此想现在先求和,赢得时间,准备将来再打;还有一种人既不敢得罪蒋介石,又不相信共产党,只好在二者之间动摇徘徊,非常苦闷。他们可以算是苦闷派吧。”
毛泽东听罢哈哈大笑。然后,他又问:“那李宗仁、白崇禧算是哪一派呢?”
刘仲容说:“从历史上看,蒋桂多次兵戎相见,宿怨甚深。现在两家又翻了脸,彼此更加怀恨。李宗仁、白崇禧知道蒋介石不会对他们善罢甘休,因此他们一方面要防范蒋介石对他们下手,另一方面又怕共产党吃掉桂系军队,惶惶不可终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采取了‘和谈’,以谋取‘划江而治’的局面。因此,白崇禧极力希望解放军不要渡江。他还估计解放军顶多只能抽出 60万人渡江,认为国民党凭着长江天险以海陆空军固守,解放军要渡江也没那么容易。”
当刘仲容讲到这里时,毛泽东变得神色凝重起来,他指出:“白崇禧要我们不渡江,那是绝对办不到的!还有,我们能用于渡江作战的解放军是100万人,而不是 60万,这点白崇禧可想错了。而且,我们还有另外 100万民兵,他们也不像国民党的兵团,我们的民兵战斗力可大着呢!再者,等我们过了江,江南的广大人民都会拥护我们,那我们的力量就更加强大了。白崇禧没想到这个吧。”
当时,桂系的一部分军队在安庆陷于重重包围,还有一个团在武汉附近的下花园被解放军陈赓部队缴了械。白崇禧要刘仲容请中共方面予以解围。
毛泽东听了刘仲容的话,点头说:“我们可以放松解围,下花园缴到的武器,也可以归还。你告诉白崇禧,通知他派出人员,让双方的前线进行联系。”
刘仲容点头。两人又就很多别的问题交换了意见,毛泽东很赞赏刘仲容的机敏才智和勇气,刘仲容也很佩服毛泽东的谋略和胆识,兼之二人都是湖南同乡,因此很是投缘。在静谧的夜里,伴着淡淡的茶香,他们一直说话到凌晨三点。
国共和谈终于迈出第一步。
第一次密谈过去的 6天后,也就是 1942年的 4月 3日晚上,毛泽东又叫刘仲容去双清别墅谈话。这一次,周恩来也在座。
当时的情形是,尽管刘仲容已经迈动了和谈的脚步,但是李宗仁、白崇禧的态度却比较松懈。毛泽东要刘仲容回南京一趟,对李、白做做工作,催促一下,争取让他们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能认清形势,早日向人民队伍靠拢。
刘仲容同意,但似有蹰踌之意。
毛泽东看出来了,笑着说:敢去吗?”稍后他又立即保证说:“怎么样,“我可以对你打包票,你一定会平安回来的。”
刘仲容说:“敢去敢去。只要有需要,去哪里都没问题。”
接着,毛泽东告诉刘仲容一些事情,让他向李宗仁、白崇禧转告。
刘仲容听得很仔细,并一一记下要点。毛泽东点了另一支烟,“我知道白崇禧喜欢带兵,他的桂系部队不过 10万人。将来和谈成功,一旦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国防军时,我们可以继续请他带兵,让他指挥 30万人。人尽其才,对国家也有好处嘛!”
毛泽东稍稍停顿一下,接着话锋一转说:“白崇禧要我们的军队不过江,这办不到。我们的大军过江以后,如果他感到孤立,可以退到长沙看情况;再不行的话他还可以退到广西嘛。我们来一个君子协定,只要他不出击,我们三年不进广西。好不好?”
刘仲容说:“你的话我都记住了,一定转达。”毛泽东又问刘仲容:“你看,我们是不是煞费苦心?之所以这样做,不是我们没有力量打败他们,而是希望我们的人民少受点损失。”刘仲容十分真诚地说:“你这样安排,很周到,对他们也仁至义尽了。”毛泽东很高兴,他转向周恩来说:“他们去南京的事,你给具体安排一下吧。”这次谈话,使“和谈”的具体内容、事项、地点都变得具体并且可操作起来。只要南京方面同意,真正的国共和谈也就不远了。
毛泽与刘仲容的第二次谈话一结束,刘仲容便立即奔赴南京,去向李宗仁、白崇禧传达中共中央对他们的政策,并且劝说他们早日进行和谈。然后,他又风尘仆仆地赶回北京。
1949年 4月 12日,刘仲容乘飞机从南京再次到了北京。他一下飞机,来不及休息就驱车直奔双清别墅,向毛泽东汇报这次南京之行的情况。毛泽东一见刘仲容,就笑容满面地说:“我给你打过包票,现在不是平安回来了吗?”刘仲容说:“承蒙你关照,我一路都很顺利。”毛泽东问:“李宗仁、白崇禧的态度有没有一些转变?”
“你的话我原原本本都向他们说了。但是白崇禧顽固地坚持反对解放军渡江,看来没有什么希望了。”刘仲容显得有点无可奈何。“那么李宗仁呢?”毛泽东追问一句。“我看,李宗仁还有很大的争取可能性。”刘仲容答。
毛泽东过了会儿说:“中共中央已经决定,解放军就要渡江。希望李宗仁在解放军渡江时,不要离开南京。如果认为南京不安全,可以飞到北平来。共产党会以贵宾款待他。那时和谈仍可以继续进行。”
尽管毛泽东和刘仲容作出了很大努力,但是国民党始终态度顽固,并拒绝在和平协议上签字。从 4月 21日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狮开始过江,并一举占领南京,解放了许多地区,加快了全国解放的步伐。
虽然国共和谈暂时没有成功,但为以后奠定了基础。刘仲容在整个过程中南北奔波,以他对时局的清楚认识和分析立下了汗马功劳,并且受到了毛泽东的信任,成了他的挚友。
解放以后,刘仲容留在北京,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等做了大量的工作。李宗仁的回国,他就起了很大作用。毛泽东邀李宗仁进餐,亦要他出席作陪。他还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1980年 3月 27日,刘仲容在北京逝世,终年 77岁。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23-01-29 16: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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