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延闿统治湖南始末
2018-12-25 11:26:56  来源：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作者：林小鱼  点击：  复制链接

　　(一)

　　湖南自咸、同以后，许多文官武将，出力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被称为“中兴功臣”。他们退职回籍后，地方官吏自巡抚以次，都特别尊重他们，不敢得罪。因此，绅权之大，常能左右一切。当湘籍留学生纷纷回省办学的时候，绅士中有一群特别顽固的人，以王先谦、叶德辉和孔宪法教为首，拚命反对开办学堂;而一般青年志士，则认为中国要救亡图存，必须首先多办学堂。于是湖南新旧两派的斗争，突出地表现在教育界。一九○三年春，胡元倓等开办了私立明德学堂，成了新派的中心。因为该校的教员如黄克强先生、吴禄贞、张继、苏曼殊和我，都是革命派。顽固派王先谦等，对明德学堂大加指责。两派相互斗争，曾引起多次风波。

　　明德学堂开办的这年夏天，谭延闿从北京会试归来，应邀来校参观，当表示热心赞助，并愿为学堂负筹措经费的责任。可是这时他的父亲谭锺麟还在世。谭锺麟也是一个顽固派，尽管搜括的民财很富，却不愿出一文钱办学堂。谭延闿的妻子方夫人，出身官僚家庭，赔嫁的金器首饰不少，谭就取出兑换，支援了明德的经费。我们看到他这样热心教育，就把创办其他私立学堂的立案、请款和拨给校舍等事情，请他出面和官府及绅士们打交道，以便减少阻力，顺利地解决问题。这两年里，湖南学堂之多，学生之众，为各省冠。国内外革命同志来到湖南参观的，莫不惊异赞赏;而且借参观的机会，进行革命联系，彼此互通声气。当时的谭延闿，不过是一个热心教育的绅士而已，关于这些革命活动，我们对他是严守秘密的。辛亥湖南光复前夕，官绅们已经看到了革命迅速发展的形势。湖北首义后，湖南已呈山雨欲来之势。对于新的主政人物的选择，官绅们自然要为他们自身的利益作打算了。他们原来属意巡防营统领黄忠浩，想把他捧出来维持局面。当时龙璋和谭延闿，都曾向黄劝说过。直到焦、陈起义，杀掉了黄忠浩以后，官绅们才转而阴谋推戴谭延闿出主省政。

　　(二)

　　一九一一年夏历九月初一，焦达峰、陈作新在长沙领导一起义。我在两上月以前奉黄克强先生之命，由北京经上海秘密回到湖南，在长沙约集各方面同志秘密开了多次会议，布置军事，约定夏历十月起义，并严诫毋蹈过去因事机不密以致失败的复辙。为了避免暴露，大家要我避居宁乡原籍，到期派人掩护入省。由于湖北提前起义，湖南势必提前响应。长沙光复的第五天，由洪春台、洪兰生派人持焦、陈两督的安民布告促我晋省。我到省后，看到督署新旧军人争功论赏，纪律很差;焦、陈两督军书旁午，穷于应付。两督见我到来，也没有和我商谈革命的具体问题。有一次，我因事到督署会晤焦达峰，他正在案头摆着一堆礼服样本，和裁缝工人一道，挑选研究都督制服的式样。我当时感到他已经有点陶醉于革命的初步胜利了。

　　湖南光复后，黄克强先生由上海到武汉主持军事;派谭人凤到长沙，督促出兵援鄂。焦、陈两督正在一心调遣军队援鄂之际，不料新由益阳防地调省的第五十标营长梅馨纵兵叛变，两督以湖南起义首功，竟同遭杀害。梅馨利欲薰心，加以出身留日士官，自恃才高，不肯下人，竟充当了戕害革命领袖的刽子手，其结果终身为社会所不齿。

　　发纵指使这次叛变的主谋者，一般公认是谭延闿所主管的原谘议局;特别是副议长陈树藩(炳焕)，为谭出力不小。当湖南光复，一般谘议局议员叫嚷推举谭为都督的时候，他表面上是既不首肯，也不拒绝。实际上自从焦、陈以起义首功被推举为正副都督的那一天起，谘议员就四出进行诽谤，特别是挑拨新旧两军之间的关系。他们攻击焦都督是“会党”，陈副都督在起义前不过是一个新军中的排长，并强调“维持秩序”，扬言焦、陈两督“年少望浅，不能服众”。大有不达到拥谭篡夺革命政权的阴谋目的不止之势。谭延闿就职伊始，即用都督印信给陈树藩的亲属下委札，不下五十余件，旋又用公费为他们派送了好几个西洋留学生;而陈树藩本人一直做着湖南省财政司长。这种种作法，在当时是人言啧啧的。

　　焦、陈两督被害后的头两天，市民惶骇，谣诼繁兴，说革命派要为焦、陈报仇，反动派还想继续残害焦、陈部属。谭延闿初任都督，一方面感到湖南局势还未稳定;另一方面感到革命党人对他的压力很大，终日胆战心惊，惶恐不安。

　　恰好这时克强先生来了一封长函给我和谭人凤，对湖南事变作了详尽的指示。内容大致是：为了稳定全局，湖南局面不能再乱，如果再乱，湖北将会支持不住，其他各省响应亦恐发生迟疑观望，我们再不能失去这次两湖光复千载一时的机会;既然谭延闿已经被推举为都督，就应权且维持他的威信，共同安定湖南。信中一再强调当前首要任务是迅速出兵援鄂;并指定我留在湖南为谭延闿壮胆，调谭人凤返鄂参赞戎机。

　　我遵照克强先生的指示，表明了个人不做官、不争权、专做事的态度。于焦、陈被害的第三天，在金盆岭广场召集新旧两军开会演说，人民群众也围聚倾听。我首先代表同盟会和克强先生，旌恤焦、陈两督，以明是非。然后对他们说：现在清朝皇帝还没有退位，敌人的兵力还很强大，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斗争任务非常严重。大家都是爱国者，革命者，新旧两军决不容许互相歧视，互相排斥;而应该严守纪律，听候黄总司令编调援鄂北伐，共同奋斗。至于湖南的局面，谭延闿既然做了民国的都督，就得革命;既然革命，我们就得维持他的威信。值此革命紧要关头，必须目光远大，顾全大局，才能得到全国各省的响应和支持。最后把汉阳吃紧和湖南省库空虚的实际情况都告诉了他们。他们都深受感动，热烈鼓掌。我本来带着几万元准备犒劳他们的，他们听说省库空虚，援鄂饷糈重要，一致表示不受。从此人心日趋安定，很快地组成了第二批援鄂部队，出发援鄂，与湖北起义军在汉阳并肩苦战，支持了十余日，又共同扼守武昌。

　　我还同谭延闿一道挽请了刘人熙出任民政司长，龙璋担任湘西巡按使。如上所述，谭延闿第一次督湘，革命党人迫于形势，是支持了他的。

　　谭延闿的统治地位既趋稳定，就逐步在各方面岂有此理置自己的势力。他的政治活动骨干始终是原来的谘议局议员，亦即宪友会会员。他选派了唐昆臣坐驻北京，通过汤化龙的关系，进而和黎元洪、袁世凯勾结。另外还有一些在京的湘籍官僚为他奔走。唐昆臣从北京向谭延闿密报消息的函电极勤，我在督署经常目击这种情况。至于他们内部的阴谋活动，谭延闿对我是保密的。

　　(三)

　　中山先生让总统位于袁世凯以后，同盟会旋改为国民党，又改总理制为理事制，中山先生任理事长，设国民党本部于北京，派宋遯初(教仁)代为主持党务。遯初头脑明细，手段灵敏，办党数月，袁世凯所支持、利用的共和党不能相与匹敌。临时参议院宣布召集国会、遯初南北奔走活动，党势益振，在国会会中国民党已操胜算。当时流言，如由国会产生政府，仍将选举中山先生和克强先生为正、副总统，遯初为国务总理。于是袁党和共和党都集矢于宋遯初了。

　　我于一九一二年春，被推为组织政府的湖南省代表，到了北京，曾和袁世凯面谈几次。他于对湖南地方关于财政、外务方面的要求，口惠而实不至，只是以官位拉拢个人。我看出他对国民党深怀嫉忌，绝无拥护共和的诚意，不辞而别，回到湖南。当时宋遯初任农林总长，住在三贝子花园(现在的北京动物园)办理党务。我在京时曾和他在畅观楼同住了一个多月，协助工作，并提醒他对袁世凯严加注意。国会选举完毕，袁世凯暗杀宋遯初案发生，中山先生和克强先生急电湖南，要我和谭延闿迅速准备长江上游的军事。我先到江西、安徽，和李烈钧、柏文蔚商议共同准备，然后到上海参加了布置讨袁的会议。会后，中山先生和克强先生仍派我回到湖南，积极准备行动。

　　一九一三年春，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阴谋日益暴露。我催促谭延闿加紧布置军事，他却故意延宕，没有积极行动。后来虽在革命党人的压力下不得不宣布独立，但不久又取消了独立。听说他在致徐世昌的密电中有这样一段话：“湖南独立，水到渠成，延闿不任其咎;湖南取消独立，瓜熟蒂落，延闿不居其功。”这就表明了他当时的两面态度。在取消独立的前夕，他害怕革命党人据湘讨袁，便纵容袁世凯收买的奸徒向瑞琮等，放火焚毁了我们艰苦经营的军械局，企图用消灭革命武器的办法，迫使革命党人离开湖南。取消独立之后，谭延闿还想恋栈投降，但是，袁世凯却认为他不可靠，并且要把北洋势力伸展到西南门户的湖南，就改派了汤薌铭督湘。谭延闿在汤薌铭抵湘前离省，后来竟无耻地入京向袁世凯请罪。汤薌铭下车伊始，就大量捕杀革命党人，残酷地镇压革命。

　　(四)

　　一九一六年讨袁军事结束，中山先生和克强先生回到上海，筹商对付北洋军阀的策略。我主张克强先生亲自督湘，以便领导西南各省，应付非常。这时谭延闿也在上海，表面上附和，背地里却从北京通过黎元洪由段祺瑞发表了他自己二次督湘。接着黄克强、蔡松坡两先生相继逝世，革命党人失去了军事长城，直皖两派军阀更加轻视西南;曹锟陈兵湘鄂之间，北洋军阀势力日益嚣张。谭延闿也因黄、蔡两先生的逝世而减轻了对湖南革命党人的顾虑，专心致志地去巩固他自己在湖南的统治地位了。

　　一九一七年，段祺瑞承袭袁世凯的故技，撤换了谭延闿，改派傅良佐督湘。傅良佐在湘没有实力，不久就因刘建藩、林修梅在零陵起义而被逐下台。段祺瑞又派拥有兵力的北洋军阀张敬尧督湘。这时直系军阀吴佩孚进据湖南衡阳、宝庆一带，谭延闿率部据守湘南郴、永一隅。适值直、皖关系日益恶化，谭延闿联合直系，吴佩孚让出衡、宝，回师鄂、豫。到一九二○年六月，谭乘张敬尧被驱逐的机会，实现了三次督湘。

　　湖南自谭延闿取消独立以后，经过汤薌铭、傅良佐和张敬尧等北洋军阀的残酷统治，人民受尽了痛苦，革命党人或惨遭屠杀，或被迫流亡。其他各省情况也相类似。但是，中山先生始终没有因革命实力遭受挫折而气馁，而是百折不回、再接再厉地领导着革命继续前进。

　　(五)

　　一九二0年，中山先生在上海决定北伐大计，先使陈炯明、许崇智率援闽粤军回粤，驱逐旧桂系莫荣新、沈鸿英等;随即号召国会议员南下，凑足法定人数，正式开会于广州，选举总统，成立革命政府，然后大举北伐。这年夏天，我代表中山先生到福建漳州会晤陈炯明和许崇智，商定回粤计划。陈、许主张我回湖南说服谭延闿分兵入北江声援，并议定由中山先生筹措开拨费用;湘军进入粤境，即可由粤方供给饷糈。我回上海报告，中山先生完全同意，命我积极进行。我先用个人名义，写信给谭延闿，传达了中山先生的北伐大计和对湖南的要求。谭延闿回信唯唯从命。我即持中山先生手函回湖南面交谭延闿。我到长沙不久，中山先生又派李执中、覃振、柏文蔚和张继先后来长协助工作。我就放手召集各军的军官和士兵开会，宣布中山先生的北伐大计，以及对于湖南军人发扬革命传统的期望，给予他们以极大的鼓舞。当时驻省军官鲁涤平、陈嘉祐，驻醴陵等第六区司令李仲麟，都积极拥护中山先生北伐，各自调遣所部，集结省城待命。而谭延闿则态度冷淡，故意延宕，不肯发布出兵明令。直到一九二○年八月，援闽粤军如期发动了，谭延闿还是处之淡然，邀请吴敬恒、章太炎等来湘演讲，游山玩水，酒食征逐，无视中山先生的北伐大计。我催促他早日出兵，说得舌敝唇焦，他还是推诿不决。于是我决计和湘军将领合作倒谭。议定推赵恒惕为总司令、林支宇为省长。与此同时，张振武杀了不服调遣的萧昌炽;廖家栋率第三旅会合各军，逼近省城。我认为倒谭时机已经成熟，就委托护法国会议员陈嘉会劝谭延闿自动离开湖南。谭打电话向我哀请等安葬了他的夫人再走，因为他的夫人死在上海，灵柩正在运回湖南的途中。我回答他说：“为了维持省城秩序，为了保证你的安全，务必马上离开。至于使你不能够为夫人亲营葬事，我不久回上海当面道歉。”他只得忍痛登舟，回到上海去了。

　　倒谭以后，陈嘉祐等率兵到了韶关，声援援闽粤军回粤，驱逐了旧桂系莫荣新、沈鸿英等。于是中山先生重返广州，组织大元帅府。不料赵恒惕在我赴粤复命的时候，竟背信弃义地在长沙惨杀了李仲麟等，又成了中山先生北伐的障碍。

　　一九二二年，陈炯明在广东叛变以后，中山先生和其他革命同志多集中在上海。不久，许崇智奉命率粤军和新桂军讨逆。叛将洪兆麟赖世璜等，向我和李烈钧表示悔改，愿意立功赎罪，欢迎我和李烈钧去粤。同时，留粤滇军欢迎杨庶堪。谭延闿这时也在上海，向我表示悔悟。我正感革命武装力量薄弱，认为谭延闿如果真有悔悟之心，忠诚地参加革命，还可以号召湘军旧部鲁涤平、陈嘉祐等，提兵相助，以壮革命声势。因此，重新介绍他加入中国国民党，晋谒中山先生。谭延闿在辛亥革命后加入过同盟会和国民党，但和中山先生的会见，这还是第一次。一九二二年夏历除夕，李烈钧、杨庶堪、谭延闿和我四人，随同中山先生由上海搭乘海轮驶赴广州。

　　谭延闿到了广东以后，还是不忘情湖南的地盘。他的党徒曾包围中山先生，想借中山先生之力恢复他在湖南的统治地位。但是，这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不可能了。
 

　　参考资料

　　谭延闿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12-25 11:3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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