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舅父文九德先生
2019-01-07 14:26:07  来源：《湖南文史》，作者：漫道雄关  点击：  复制链接

　　(一)

　　舅父文九德，字有生，是外祖父山玉公的独子，清光绪十五年即1889年农历四月廿二日生于衡山东湖天柱寺。行大，还有三个妹妹，我母亲居三姊妹之长。他家历代都是贫苦佃农。除了受地租剥削，常年还有无穷的差役，地主少爷出门，外祖父必被唤去抬轿，用他的话说是“肩膀给人当马骑”。外祖父有感于祖祖辈辈目不识丁，受人欺压，便节衣缩食，供儿子就读于乡塾周鹤汀先生家。虽家境难以维持温饱，读书时中午常须挨饿，瓜菜成熟时，方可摘条黄瓜聊以充饥，但舅父天资高，又勤于读书，深受其师器重，故得以免除学费，读完四书五经等孔孟之书。后相继进入衡山高等小学堂、湖南陆军预备小学。毕业后考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与白崇禧同期)，1909年毕业回湘军任职，先后做过副官、连营长等，1922年任补充团团长，不久编为国民革命军唐生智部第九团任上校团长，追随中山先生，参加过北伐战争。1927年初改任黄埔军校长沙第三分校步兵大队长、学生总队少将总队长。1929年长沙分校并入南京中央军校，舅父未随同前往，而留在湖南担任四十六旅上校副旅长，1934年调任陆军第十六师上校参谋处长。舅父在军中的最后一个职务是安徽六安团管区司令，1937年到任，1939年辞职回乡开发实业，五十年代初故去。

　　舅父戎马半生。他在任内军纪严明，身体力行，既不准部队侵扰百姓，也从不体罚士兵。他在长沙分校的学生、五十年代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办公厅主任、革命历史影片《大浪淘沙》作者朱道南同志于1980年回忆道：“九德老师思想进步，拥护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为广大同学所敬重。”

　　(二)

　　1939年当他在军队服务了三十个春秋，历经晚清到民国的沧桑变迁，领悟了人生的真谛之后，以半百之年毅然回到哺育他的家乡，用多年的积蓄购了50亩水田，一片山林和他祖辈就佃居的那栋泥墙茅屋，从此揭开了他生命的新篇章。尔后漫长的12年里，在地方上，他总是开新风气之先。舅舅家地属雪峰山脉，处驰名中外的五岳之一—南岳衡山风景区中。南岳山以西岭为界，山南山北俗称前山后山，舅家和我家都在后山。这里气候潮润，雨水丰富，遍山楠竹。每逢春夏之交，新竹长成，是极上乘的造纸原料。世世代代，都是湘西的纸匠于嫩竹砍伐期，到后山来租山建槽造纸，手工小帘，一人操作，约四开大小。凭藉这丰富的原料，舅父几经周旋，于1941年争取了一点投资，在东湖建成“湖南南岳造纸厂”，并出任厂长。他聘请了专业技师，招聘有一定文化的工人，制定严格的管理办法。由于采用半机械化作业，且推行当时的新工艺，故纸质可达现代新闻纸水平。

　　舅父分析了后山农作物品种单一及耕作方法原始粗放等弊端，倡议引种小麦、棉花。启发贫困山区父老乡亲的脱贫之心。他在自家山林里开辟示范油茶场、油桐林(以往是自然杂生，产量极低)。红薯也是他从任所驻地引回后山的。他根据农艺书籍介绍，亲率两名长工、一名月工精心操作，不稍懈怠。棉苗栽种长成，他要亲自抽样点数一株几个枝杈，一枝结桃几个，每株采棉多少，计算产量和成本;蔬菜地里处处留下他的足迹，整地栽种，浇水浇粪，计算产量，一棵辣椒结实多少，一蔸红薯有多重，都一一记清，忙个不停。有时白天没干完，晚上挑灯再战;小麦喜干热，不宜后山，试种两年，收成欠佳，毅然放弃;茶油是我们家乡的主要食用油，天柱村的油茶林，经几代繁衍，均已果实累累，受益者，饮水思源，对九德公感恩不已。

　　我们衡山不知从何时起便流传着“前山会杀猪，后山会读书”的民谚，意即前山交通发达，信息来源广，人们的商品意识早就较浓;后山人则闭门读书研究学问，不少人因而进入仕途(像曾任湖南省长的赵恒惕、湖南财政厅长周子贤等都是后山人)，舅父深知民众文化教育之重要。回乡后，欣然接受乡亲们的推举，担任本地新授寺小学的义务校长，继承传统，把学龄儿童都吸收进来读书，贫苦子弟连书籍课本都免费。对创办这项公益事业的罗应儒老先生，年年设坛祭奠，弘扬老先生为民兴利的思想，教育乡邻及在校师生。舅舅在安徽任所驻地的一位袁姓挚友，不远数千里，于1940年把他的儿子袁宜之夫妇介绍来后山，九德公聘他为新授寺小学教师，以大学毕业的学历，在新授寺任教多年，直至抗战胜利，才同校长依依惜别，返回安徽老家。

　　在当时社会管理松懈、风气不正的条件下，舅父倡导立乡规民约：尊老爱幼、禁止牌赌、惩治偷盗、看“四季”牛、修乡村公路、封山造林、不信迷信。互相监督，严格遵守。舅父的两位至亲表弟曾染上牌赌恶习，他找来谈心，严辞规劝，直至改正。那时，到天柱寺村，如到另一文明世界，男耕女织、怡然自得。良好风气代代相传，迄至今天，令当地人自豪的是，天柱一角赌风绝迹，路不拾遗。这和舅父早年呕心沥血的倡导，不无关系。

　　(三)

　　天柱寺村地处僻壤，交通不便，消息闭塞。舅父便常年订阅中央和省的报纸，每天由孩子们去五里外的东湖邮代所取回，看过后，按同一格式折好，依日序排列，保存在书房里。几年过去，报纸码成小山，整整齐齐。人们都说我舅父办事认真得近乎古板，收到一封信，一定用剪刀将上口谨慎地剪开，绝不像一般人随手撕开，以致有时不慎，信瓤也一起撕破;看后必定工整地在信封落款一侧记上“某年某月某日收(送)到”，若已作复，随即再行加注“某月某日复”字样;处理过的信件，依日期先后，一摞一摞排列在书架上，归笼在竹篾书箱中。以致时隔二十多年，且历经土改运动，为了查询我大表兄立徵的下落，我父亲于1954年去他家书房楼上，还顺利找到立徵表兄记述“一二·九”及“一二·一六”学生运动的信件，为证实立徵的烈士身份起了重要作用。这些材料，又经中顾委委员李锐同志的推荐，今天已成为珍贵的史料编入《革命烈士书信》续集。

　　舅父对孩子们读过的书刊，也成捆成箱保藏在书房楼上。那时县城都少有书店，乡下更难买到书，可是他家书房楼上俨若一家图书馆。课本、儿童读物及《开明少年》、《少年先锋》、《大家唱》等宣传抗日救亡的书刊，还有鲁迅著作，应有尽有。我小时，总吵着要到舅舅家去，为的就是去看那五彩缤纷的识字卡、连环画和听外婆绘声绘色地讲“老虎外婆”之类的童话故事。

　　以上几个细微处，足见舅父那时就已具有科学管理思想的雏形，这同八十年代的今天所推行的文书档案管理、定置管理等学说，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四十年代以前的农村，只有少数中医郎中，没有医院。妇女生育，只有请接生婆，巫医合流，九死一生。九德公宣传新法，我的三个表妹，先后于1943至1948年降临人间，都是舅父依照妇科典籍而亲自接生的。这在当时，以他的身份，被看做是惊人的怪事。

　　在南岳造纸厂，舅父见工务主任是一位好学上进、正派勤谨的青年，便介绍他同我二姐相识，以后他们恋爱结婚。那是1943年，由舅父倡议，在我家为二姐举行了简朴的新式婚礼。没按乡间习俗大摆筵席，铺张浪费。而只请来亲友邻里，舅父亲自为外甥女证婚。新郎新娘也不拜天地。仪式间，只是主、证婚人讲话向新人祝贺致意，新人致答。这在我们山村，确是开天辟地头一回，颇为青年们和饱受包办婚姻之苦的过来人所羡慕。

　　(四)

　　舅父九德公出身贫寒，同情社会底层人们的命运;一生读圣贤书，尊老爱幼，友睦邻里，堪称孝子、贤兄、慈父。

　　我的周氏外祖母过世早，那时舅父年方12，小姨刚满五个月。刘氏继外祖母一年后进门，自己虽未生育，但抚养周氏所生子女，辛劳一生。舅父待继母一如生母，即使后来在军中担任较高级职务，大小家务，都尊重继母的意见。到了晚年，老外婆常常咳嗽不止，有时卧床不起，舅父不劳女工，而亲自侍奉床前，端屎倒尿。1948年，继外祖母病故，当时正在长沙为三儿治病的舅父，接到电报，星夜赶回。披麻戴孝，用乡间最隆重的仪式为继母治丧，亲撰长篇悼文，历述继母的贤淑美德，哭奠于灵前。对此，乡邻无不交口称赞。舅父致力军务，原配赵氏舅母随军操持家中一切，1922年心力交瘁不幸去世。之后，舅父仍一如夫人在世，对岳母(恰是我的姑奶奶)，情同亲母，孝敬关怀，直至老人归仙。继舅母章国干女士的娘家姑姑，是一位笃信佛教、视力极弱的孤身老人，长沙沦陷后，便跟随舅父家生活。舅父待妻姑亦如生母。乡间难比老人过惯了的城市生活，舅父总是千方百计弄些好的食物孝敬她，使她直到临终，总在念念不忘侄女、侄婿对自己的照顾和孝敬。还值得特别一提的是，1922年舅父已升任营长职，回忆自己的成长，对启蒙恩师周鹤汀老先生万分感激。为了报答，便把生活清贫而年迈的周老师接到常德任所，一住数月，极尽孝道。临别时，以400元银洋的厚礼相赠，帮助老师安度晚年。以后每次返乡，头一件事就是探望恩师，直至1944年周老先生病逝，从无间断。对贫困的近邻老人，每逢过年，馈赠稻谷百斤，初一、十五必登门叩节，问好请安。

　　对三个胞妹，舅舅作为长兄，更是倍加关怀。仅举二例：我家和两位姨妈家都是一贫如洗的佃农，每逢我母亲姐妹的生日，舅父送四担(600市斤)稻谷。名义是送生日礼，其实是在生活上助一臂之力。我家人口多，尤多得帮助。我小姨刚满五个月便被送到谭家当童养媳，家庭生活很苦。到她20岁时，因家庭琐事，夫妻拌嘴，一时想不开，竟投水身亡。这下吓坏了谭家，以为她哥哥在外做官，一定不会轻饶，吃不了兜着，便用其阿婆的寿材入殓。舅父得知苦命小姨的不幸，非常难过，但人死不能复生，便强忍悲恸，令大表兄立徵携款从长沙赶回后山料理。感念谭氏阿婆对小姨从五个月起的养育之恩，执意改用外祖父的寿材方才罢休。小姨的婆母后来把这件事叨念了几十年。

　　舅父对子女要求极严。我的表兄弟姐妹有9人之多，现除大表姐年逾古稀在家休息外，他们中有一位是为民族献出了年轻生命的知名烈士，一位在海峡彼岸为祖国统一效忠，其余六位分别在医疗、教育或农业、电力战线的专业岗位上为四化建设出力。他们的成材，家教是良好的基础。舅舅要求孩子们从小就要尊师爱友，见了老师必鞠躬问好，放学路上与同学分手时要道再见，要爱护庄稼。他见孩子们在吃饭时掉下一粒粮食，一定要口念“锄禾日当午，粒粒皆辛苦”的诗句。他要求孩子们将日之所见记入日记，常年不懈，练习写作，甚至气温、风霜雨雪及一日三餐的饭食谱，都要观察入微，不一遗漏。他教育孩子们吃饭要细嚼慢咽，以利消化。他自己吃饭，也是从左腮鼓向右腮，反复咀嚼，方才下咽，以致他吃一顿饭比通常要长上一、二十分钟。即使一家老小同桌吃饭，他也坚持要大家使用公筷夹菜，防止传染疾病。他于1925、1929年先后两次聘请古文名师来家，为子女讲学并辅导古文及诗词写作。他本来切感军界的事不好作，勉励孩子们学习自然科学，将来从事实业。但一旦得悉长子立徵、次子立徽已毅然奔赴抗日前线，去挽救民族的危亡时，又极表理解和支持，使他们在前线建立了功勋。1938年3月，立徵大表兄曾回长沙看家并短暂停留，恰在长沙治病的舅父饶有兴趣而动情地听了前线的种种情况。“一二·九”运动后的寒假，李锐与文立徵，(他们是岳云中学同班好友)在长沙相聚，两位热血青年归途在武汉曾合影留念，还互拍了几张便照。立徵摄于渡江轮上的背影照，寄回家后，舅父将它连同立徵珍爱的卢沟桥、万里长城、长江小孤山等风景照，珍藏至久远。那背影照后面，舅父工整地记上：国遒之友李君为国遒摄于汉口舟中。40多年后，李锐同志再次见到此照时，挚友已壮烈牺牲，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我的三表兄立微于1947年患右股骨骨髓炎，因乡下误治转为痼疾，不能行走。舅父千方百计，甚至变卖已经不多的粮食，赴长沙诊治，经两年治疗，舅父吃尽千辛万苦，向许多人告贷，饱受无钱缴费取不出药和常常断炊之窘。到1949年夏，虽债台高筑，但立微的腿疾终得痊愈。立微表兄现服务于湖南中医学院附一院急诊科，对病员体贴入微，诊治时细心认真，受到普遍的赞誉。应该说，父亲那时带他求医之艰难，为他今天的良好医德，奠定了无形的基础。舅父对我们这些外甥子女，也关怀备至。我家境无力供小孩读书，舅父便把我两个姐姐带到长沙岳云中学附小就读。我小时他教我右侧位睡觉，并解释这可减轻心脏负担，利于肝胆放松，这使我刻骨铭心，右侧位睡姿保持至今。我二姨夫妇去世早，留下一儿一女两个孤儿，舅父长期收养，送其上学，直到结婚安家。我的堂兄是木匠，舅父专门带他到省城木器店观摩学习新样新艺，这位堂兄后来成为后山手艺超群的木工老师傅，他加工的家具很受乡邻欢迎。

　　(五)

　　我同舅父的最后一面是1950年夏秋之间。那时，我得以享受人民助学金复学于衡山县立中学。舅父到县城新华书店去买书，顺道到学校看我。他告诉我，我家杀了一口猪，母亲请他捎几元钱给我零用。他还谈起，“衡山县中”的前身就是他早年就读的“高等小学堂”，“研经书院”篆书蓝字石匾，在他读书时就高悬于此。他勉励我珍惜时光，好好读书。他对我说要买些书看，他已读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现在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了中山先生的遗训，自己要好好做些事情。他这次特别讲到要继续设法寻找立徵的下落。这时，虽然他仍一身普通农民的装束：脚穿草鞋，腰系围裙，但精神很好。可是仅时隔一年，当我从湖南省团校第八期毕业回校，一位老师告诉我舅父已经去世。

　　舅父的一生是勤劳严谨、乐善好施的一生，他自取“文谨厚堂”，意欲勤谨忠厚的家风代代相传。远在台北的立徽表兄年前寄来的“忆父九德公事略”中写道：“父亲为人忠厚谨慎、好客、富于情感、乐于助人，做事细密、耐烦、坚毅、忍让，稍欠长远完整计划，不喜理财，自称‘文谨厚堂’，我拟改称‘文敬业堂’，意在鼓励子孙‘敬事精业，诚挚勤奋，光耀门第，报效国家’，一代强似一代”。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23-01-29 16:5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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