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维夏：血染青山杜鹃红
2019-01-08 15:20:29  来源：《桂东文史资料》，作者：李辉明  点击：  复制链接

　　方维夏，号竹雅，1880年11月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长寿街的一个小康之家，兄弟三人，他为长为大。早年留学日本，学成回国后，任湖南省长公署教育科科长，湖南省教育会会长。1920年8月，毛泽东等人在长沙发起办文化书社时，他积极参加，是文化书社总社的三十六名社员之一。11月，和友人一起开办平江文化书社。与此同时，他与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1922年，任湖南省参议员，公开支持工人运动，揭露赵恒惕的“联省自治”骗局。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派往湘军中开展党的工作。1925年1月，任湘军讲武学堂政治部主任兼教官。8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五师党代表。大革命失败后，任贺龙所率的第二十军第一师党代表，参加南昌起义，被任命为革命委员会宣传委员会委员。1928年，出席在苏联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从苏联回国，被派往苏区工作。先后任闽西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总务厅厅长。湘赣省苏维埃政府教育部部长，兼司法部部长等职。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方维夏奉命留在苏区。次年，遵照中共湘赣省委的决定，带着部分队伍，进入桂东的东边山，开辟桂东东边山、西边山为中心的湘粤赣边区游击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 方维夏到达东边山不久，便与已完成掩护红六军团突围西征任务后，继续留在桂东一带活动的湘赣红军独立第四团会合。他们在桂东等地与国民党军队及其地方武装多次发生战斗，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等原因而失利，红独四团损失很大，减员不少，退至普乐的东水休整。1935年初春，团长李宗保经不住艰苦斗争环境的考验，带着一个营和机枪班、短枪队叛变投敌，政委旷珠权领着所剩队伍，在桃寮与敌遭遇，红独四团又一次遭受损失，旷也向桂东县政府缴械投降。接着，团政治部主任、团参谋长也认为大势已去而逃跑了。在部队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方维夏凭着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不顾年老体弱，毅然挺身而出，力撑危局，克服重重困难，收集、整顿红独四团余部，将队伍带到东边山的上庄、下庄、青洞、泥塘一带进行整休，继续坚持斗争。未几，他们与罗荣所率的桂东游击队合在一起，人数增多百余。他们确定以东边山为根据地，向湘赣边界发展，灵活出击，相机打击敌人。此时，方维夏紧紧抓住战斗的间隙，整顿队伍，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初步的整顿，部队的情绪得到稳定，战士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新的变化，战斗力又有所提高，并在新坊、龙溪等地方打了一些小的胜仗。紧接着，普乐油箩口一仗，打垮桂东铲共义勇队一个排，击毙付班长一人，缴获长枪7支，子弹一千余发和一些军需用品。该排排长郭勐虽幸逃脱，却得了一个“撤职究办”，坐牢九个月的处分。此外，小江一仗，击退国民党保安团两个连的袭击;上庄伏击战，打死、打伤国民党军数十。

　　在这段时间里，方维夏还率领队伍取得攻打青洞正江钨矿公司的胜利。某日晚，他带领游击队悄悄的接近矿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除掉了几个步哨，继而拿下碉堡，乘胜冲进矿山警备所，当睡梦中的警丁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时，他们的枪支已被夺去，子弹已被全部收缴，个个都成了俘虏。这次行动，狠狠地惩罚了公司的资本家及其走狗。战斗结束后，方维夏等将缴获的财物分给了工人，并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向资本家和工头作斗争。

　　1935年4月，湘赣省军区司令员蔡会文率领二个大队的红军战士，由江西油山进入东边山，与方维夏所部会合。稍后，游世雄又奉项英、陈毅之命带领百余人也来到了东边山。他们把上述部队和已活动在桂东地域的红军及地方游击队进行整编，成立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同时，成立了中央湘粤赣特委，书记蔡会文，方维夏为特委委员，宣传部部长。自此以后，方维夏全力以赴地从事游击根据地和游击支队的建设。在特委和支队司令部的领导下，很快的打开了工作局面，游击支队发展到近千人。特委派出8个工作团，每个工作团为2—4人分赴湘粤赣边界各县发动群众，组织贫农团，发展地方党组织，一个以东、西两边山为中心，包括湘南的桂东、汝城、资兴、酃县、粤北的南雄、始兴、赣南的遂川、崇义、上犹、大余等县边界在内的，纵横数百里的游击根据地迅速形成。方维夏为此付出了很大的精力，作出了很大贡献。

　　方维夏为人刚直耿介，刻苦耐劳，待人诚恳谦虚，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虽年过半百，但精神矍铄，斗志昂扬。在异常艰难的环境中孜孜不倦，勤勤恳恳地为人民忘我工作。他经常与队伍一起转移，背包自己背，枪支自己拿，干粮自己带。每当休息时，他便与战士们谈心，进行宣传教育，遇有战事，他毫不犹豫地拿着左轮枪投入战斗。他生活俭朴，不吸烟，不喝酒，穿的是长布褂，粗布衣，他与同志们一样“野菜汤，口中粮”，粗粮粝食，一点也不特殊。尽管条件差，生活苦，任务重，但他充满着高昂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对未来满杯信心，整天都是乐呵呵的，他非常关心、爱护同志，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人，见到他人有缺点、毛病，总是及时指出，苦口婆心地加以劝导，帮助改正，常常把自己的铺盖给其他同志使用，将困难留给自己。在部队处于高度分散、隐蔽的情况下，他紧密地依靠和团结群众，与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与人们谈起他时都众口一词，无不啧啧称赞。

　　他致力于游击队的思想建设，并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游击支队在东边山整训时，他开办了几期党、团员训练和干部训练班。为办好训练班，事先他通盘筹划，认真准备，通霄达旦工作，为讲好课，他认真阅读有关资料，认真准备讲稿，深入浅出地向学员讲政策，讲党和红军的纪律，讲党的群众路线和依靠群众，发动组织群众，做好群众工作的主要性等。他还经常用苏联红军的英勇事迹，鼓舞游击战士的革命斗志，增强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决心，坚定革命事业必定胜利的信念。

　　湘粤赣边境红军游击支队和游击根据地的不断发展、壮大，使国民党政府甚为恐惧。他们调集湘粤赣三省近三个师的兵力，凑上三省边界县的地方武装，利用叛徒李宗保为响导，以东边 山为主目标，采取搜山、砍山、烧山、并村移民、连保连坐和严密封锁等各种手段，不断地对根据地进行“会剿”，妄图将游击队全部歼灭。广东军阀余汉谋大肆鼓噪：不把共军打死，烧山也要将他们烧死，烧不死也要把他们饿死、困死。此外，他们还组织“跟脚队”、“听响队”、“观烟望火队”等，到山上、河岸、路边看有无脚印，听有无声响，站在高处观望有无烟火， 若发现可疑之处， 则立即搜山。为粉碎敌人的“搜剿”，游击队化整为零，一般都以中队或小队分散活动。给养困难，就采山蕨、摘苦菜、挖竹笋、吃野果、啃草根，以此充饥。尽管困苦异常，但方维夏对革命事业仍忠贞不二，矢志不渝。

　　1936年夏初，方维夏夫妇及警卫员张××、杨××在普乐的上、下庄一带被敌围困，隐蔽在仙背山搭棚而居。敌人的“清剿”一日紧似一日，物资供应一天比一天困难。此时，曾为方维夏买过油、盐、米、胶鞋、电池等日常生活品并为他搭过山棚的黄犹斌、郭先古、黄甘古的活动，被乡长郭英汾发现。他采取威胁利诱的手法，将他们三人收买过去，指使他们以送粮为名，前往方维夏隐蔽之处，寻找机会谋杀方维夏。四月下旬，黄犹斌等三人按郭英汾所授之计，带着粮食来到仙背山，假惺惺地对方维夏说：这里离村民不远，人多咀杂，恐怕消息走漏。为了安全，避免敌人发现，还是把厂棚移至深山里好。由于过去来往较为密切，方维夏同意了他们另找地方打棚意见。当日，新棚打成，但未全部盖好。傍晚，黄犹斌等人以砍木料需要刀具为由骗去了刺刀，钩刀各一把，与方难夏的两名警卫员一起下山。22日晚，他们五人一起睡在新棚下面的旧棚里。深夜，黄犹斌、郭先古、黄甘古趁警卫员熟睡之机，将他们杀害。翌日清晨，黄犹斌等背着一些晒垫等物，再度上山，来到方维夏夫妇住地。他们趁方维夏没有注意的时候，拿起厂棚里的枪，向正在煮饭的方维夏射击。方维夏倒在血泊之中。旋即，他们又开枪打死了方维夏的夫人李××。关于方维夏等被杀害的情况，1936年5月14日的《国民日报》有过如下报导：“方匪维夏夫妻……近来盘据桂东三区之东山。……迨本年三月，该处乡长郭英汾，知非用计，难于奏效，乃饬乡民郭垂绅、黄犹斌、黄甘古等三人，直抵匪处，化妆侦测，并嘱相机图谋，自有重赏。不图匪果入计，竟将该绅等掳去，胁迫当兵，绅等也遂为从，以窥其破绽，而待机宜。至二月初二晚(即国历四月二十二日)，方匪维夏夫妻，……迁于高山，隐于深谷，只令二从看守。绅等趁此时机，乃于深夜，杀死二从。复于翌晨，以戏枪为名，击毙匪首方维夏夫妇。”

　　方维夏夫妇殉难后，黄犹斌等将其财物，包括被盖，银元、银牙铣、外币(即卢布)、衣服等全数收裸，带着三支长枪、二支短枪及一帮人来到仙背山，割下方维夏夫妇头颅，用布袋挑着经扶洞，沙田送往县城，向国民党桂东县政府讨赏，得奖金100元，三名凶手各得50元、30元、20元不等。方维夏的头颅则被悬挂在下黄桥“示众”。接着，他们又将方维夏夫妇尸体运至县城，进行拍照。后，桂东县政府又将方维夏夫妇头颅送往长沙，向湖南省政府请赏去了。而他们两人的尸体则被草草地掩埋于桂东县城附近，具体地点，则因当时没留下任何标记，加之时间的推移，当事人早已先后去世等原因，至今尚未寻清。

　　杀害方维夏等人的凶手郭先古，后来投入国民党军队，去向不明;黄甘古则在桂东解放前数年一命鸣呼;黄犹斌于解放后被桂东县人民法院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志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驱为群裂”。方维夏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中共桂东县委，桂东县人民政府根据群众的意愿，将县城中心的主要街道命名为维夏路，以志纪念。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23-01-29 16:5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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