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与石陶钧:同年同窗同道同志
2019-01-15 14:50:11  来源：《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点击：  复制链接

　　先饮刃者两浏阳君，继饮弹者一桃源子，公有善化偕行，万古潇湘从此病

　　去冬相与间关走险，今冬乃与归骨还乡，我过长崎痛哭，期年生死顿殊天

　　这是石陶钧1916年12月为蔡锷题写的挽联。上联对谭嗣同、唐才常、宋教仁、黄兴、蔡锷等戊戍变法以来先后去世的湖南革命志士表示无比的悲痛和无尽的惋惜之情;下联则着重回忆了1915年12月他与蔡锷赴云南举兵反袁，推翻洪宪帝制，再造共和以及护送蔡锷遗体由日本回国的情景，倾诉了与蔡锷的深厚情义和对蔡锷的无穷怀念。

　　蔡锷和石陶钧同为湖南宝庆府邵阳县人，他们同年考取秀才，同在湖南时务学堂学习，同到日本留过学，并一同投身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在长期的学习和革命生涯中结下了深厚的手足情谊，是清末民初邵阳最著名的风云人物。

　　一、同年

　　1882年12月18日(清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九日)，蔡锷出生于湖南宝庆府邵阳县亲睦乡蒋家冲(今邵阳市大祥区蔡锷乡蔡锷村)。蔡锷1岁时，其父蔡正陵以邵阳谋生较难，举家迁往距离邵阳200多华里的武冈州山门镇。蔡锷刚满6岁即由乃父亲自启蒙，读书识字。次年，蔡锷受当地大地主刘辉阁知爱，被免费接到刘家所设的私塾，与刘家子弟一同接受旧式教育。到10岁时，蔡锷就读完了“四书五经”，并能够写出比较流畅的文章，在当地有“神童”之称。1892年应县试后，蔡锷被邵阳著名维新人士樊锥看中，樊锥即“携而授之读，衣之食之，有所适，辄徒跣从，昕夕讲授不辍”。 在樊锥的悉心指导下，蔡锷研习周秦诸子之学，尤好读《韩非子》、《老子》之书，学业大有长进，一年后又应府试。

　　1895年4月，蔡锷来到宝庆府参加院试，在考场遇到了同他一样前来参加考试的邵阳老乡石陶钧。石陶钧，字醉六，1880年3月28日(清光绪六年二月十八日)出生于湖南省宝庆府邵阳县和安乡大树村 (今邵阳市新邵县潭府乡大树村)一个农民家庭，比蔡锷大两岁多。他是家中最后一个男孩，前面有6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其父石静庵志图功名，但屡试不中，遂在周边村以塾师为业。 6岁时石陶钧也由其父发蒙，12岁时，改由其三兄石秉钧教导。在父兄的严格督教下，石陶钧饱读“四书五经”， 并广泛涉猎，较为系统地接受了传统文化教育。这年，宝庆府举行院试，石陶钧第一次离开家，步行50华里，也前来参加院试。这次考试的结果，蔡锷与石陶钧双双中了秀才。两个邵阳少年遂相互庆贺，并从此结为好友。

　　这年来宝庆府主持院试的是省学政江标。江标，字建霞，江苏元和县(今吴县)人，1889 年(光绪十五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入北京同文馆习外务，次年改授翰林院编修。青年时期，江标曾受业于朴学大师潘祖荫，好治今文经学，留心经世致用，鄙弃八股。1894年，江标出任湖南学政后，大力整顿校经书院，注重引进新学，致力以新学课士，给湖南社会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江标素来推崇魏源的经世之学，这次来到魏源故里主持院试，又眼见此地一批少年才俊，心里十分高兴，特于院试后约见了这次考试中的佼佼者蔡锷、石陶钧、李本深等人，并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邵阳先辈魏源，你们知得吗?读过他的书吗?你们要学魏先生讲求经世之学。中国前途极危，不可埋头八股试帖，功名不必在科举。”江标的这一席话，对蔡锷、石陶钧等人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使埋头科举的他们认识到，在科举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事情值得他们去追求，这对于他们维新变法思想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正如石陶钧后来所说：“他这一段话，把生长在静水湾的我，忽然启示了一个新的宇宙。我顿时感到我如须接受城市的影响，这城市还不是邵阳，至少应该是这佳客(指江标——引者)或魏先生所经历过的那些城市。因为邵阳只知道八股应试，而佳客反以抛弃八股，不必应试，指导其新入门的学生。我当然‘欲罢不能’的接受他的指导。这明明是才进入考试类型的生活就要破坏这生活的发端。”

　　二、同窗

　　院试之后，蔡锷仍跟从樊锥学习，1896年12月应科试，名列一等，次年9月又赴省城长沙应乡试。而石陶钧则由江标推荐入长沙校经书院，并安排他住在著名学者叶德辉家从其学习经学，后来江标见叶德辉思想守旧，又将石陶钧从叶家转住督学官署内萱圃，在他的亲自指导下学习并进行一些自由研究。

　　中日甲午战争后，为了救亡图存，中国有识之士提出了“教育救国”口号，1896年，刑部侍郎李端棻上书清廷，主张自京师以下及各省州县皆设学堂。在此背景下，熊希龄、蒋德钧等湖南士绅会议设立宝善成制造公司，并提出在公司内设一所工艺学堂。这一提议得到湘抚陈宝箴的赞同，并亲自命名工艺学堂为时务学堂。经过紧张的筹备后，1897年9月17日，陈宝箴在《湘学新报》上刊出《招考新设时务学堂学生示》，并于9月24日举行时务学堂第一期入学考试。15岁的蔡锷从邵阳赶到长沙参加了这次考试，并以优异成绩被录取为头班学生。

　　lO月，时务学堂正式成立，陈宝箴任命熊希龄为时务学堂提调(校长)，主持一切行政事务。学堂聘请梁启超、李维格为中、西文总教习，并聘欧榘甲、韩文举、叶觉迈、唐才常等为中文分教习，王史为西文分教习，许奎垣为数学教习。11月14日，梁启超从上海抵达长沙，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他到任后即为时务学堂拟定了《学约》，《学约》分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等十部分。接着梁启超又主持制定了学生功课章程，为学生开列必读书籍数十种，其中包括《万国公法》、《万国史记》、《日本国志》、《格致汇编》、《几何原本》、《化学鉴原》等十几部西学书籍。除要求学生完成日课之外，梁启超还十分强调学以致用，要求学生勤读报纸，关心时务，了解国内外大事。从时务学堂招考示和梁启超所订《学约》以及学生功课章程看，时务学堂就是要把学生陶铸成有理想、有抱负、有学问、懂礼貌、务实笃行、经国济世的于才，以便将来投身于救国救民的维新变法事业。

　　11月29日，时务学堂在临时租用的长沙小东街刘文恪的旧邸开学，蔡锷也开始了对他后来的人生道路有重大影响的新的学习生活。开学后不久，蔡锷再次与石陶钧不期而遇，两人自然是十分高兴。石陶钧是由叶德辉向熊希龄、梁启超推荐到时务学堂随堂就读的，虽然不是时务学堂的正式学生，但他与蔡锷朝夕相处，共同受教于梁启超。

　　在时务学堂，梁启超按照既定的教育方针，“借《公羊》、《孟子》发挥民权之政治论”，向学生大力宣扬孔子改制学说，鼓吹变法维新。经过梁启超、唐才常等人的启发和教导，蔡锷和石陶钧接受了维新变法理论的洗礼，最终完成了由封建守旧思想向维新变法思想的转变。蔡锷开始认识到：“我们求学，是为了探孔教之精蕴，以匡济时艰。”因而，在思想和学业上进步很快，“每月月考，皆居前列。英气蓬勃，同学皆敬慕之”。在努力学习维新变法理论的同时，他还注意联系实际，关心时政，“谈到当前政治败坏，声情激越，决心贡献自己一切力量，以挽救国难”，并在《湘报》上先后发表了《<后汉书·党锢传>书后》和《秦始皇功罪论》两篇文章，借古喻今，鼓吹变法维新。石陶钧也进步很快，逐步跳出了科举的樊篱，“始有更进一步探取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的渴望”。

　　1898年9月，戊戌变法运动失败，时务学堂被迫停办，蔡锷和石陶钧等人前往湖北欲入武昌两湖书院，但因他们曾为时务学堂学生而遭拒绝。湖北求学不成，蔡锷决定继续去上海求学，而石陶钧则选择独自返乡。两位好友不得不暂时分离。

　　三、同道

　　1899年6月，蔡锷与范源濂等人辗转来到上海，考入南洋公学，在等待入学之际，蔡锷接到逃亡日本的梁启超来函相召，遂于8月东渡日本。到日本后，蔡锷即进入梁启超创办的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学习。东京高等大同学校的教材“多采用英法名儒之自由平等天赋人权诸学说”，蔡锷比较系统地学习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受到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熏陶，思想由维新变法转向民主革命，“由是高谈革命，多以卢骚、福禄特尔、丹顿、罗伯斯比尔、华盛顿相期许”，“所游者皆革命党人，黄兴、陈天华、宋教仁为其最契者”。他与刘百刚、吴禄贞等人创办“励志会”，以联络情感，策励志节，又与湖南、湖北、浙江部分留日学生“秘密结社，歃血誓盟，以倾倒清廷，建设新国家为宗旨，以死为期”。在积极投入革命活动的同时，蔡锷十分重视对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宣传，不仅以奋翮生等笔名在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新民丛报》上发表文章，“以唤醒国人”，而且还与湘籍革命志士创办《游学译编》，宣传民主革命理论。

　　1903年春，石陶钧由湘省政府派往日本留学。到日本后，石陶钧除了见到老同学蔡锷外，还结识了黄兴、杨源浚、陈天华等先他赴日留学的湖南老乡。石陶钧赴日留学“抱着一个使中国民族兵工独立的热愿，有志于造兵科的技术”。蔡锷、黄兴得知后，认为石陶钧的这种思想落后于时代，即“以军国民革命的路线相号召，力促我(即石陶钧——引者)放弃造兵，而从事用兵，以破坏现状为出路”。在黄兴、蔡锷等人启发和帮助下，石陶钧的思想也逐步由维新变法转向排满革命。他深刻认识到：“我不入地狱，谁入?我不习陆军，谁习?不摧翻满清，国已先亡，救国的技术更安所措?”认识提高后，石陶钧在蔡锷、黄兴的带动和鼓励下，积极参加拒俄运动，并踊跃为为军国民教育会捐款。1904年4月完成日语补习后，石陶钧转入振武学校，迈出了“习陆军”的第一步。1904年冬蔡锷由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回国后，石陶钧继续在振武学校学习，并于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7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五期炮兵科学习。

　　蔡锷抱着“期握统御并训练国民之实权，而后于国事有济”的理想回国，投身军事救国实践，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从事军事教育工作。尽管蔡锷与石陶钧一个在国内，一个在日本，远隔万水千山，但他俩却经常书信来往，交流思想，交换学识。蔡锷往往从工作需要出发，不时向石陶钧了解日本军事教育的近况，委托石陶钧搜集并寄送日本出版的有关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等方面书籍以及日本、越南等国的地图和资料;石陶钧则常向蔡锷咨询和了解国内新军编练方面的情况。蔡锷则在书信中告诉石陶钧，国内新军编练普遍存在编制畸零、营房缺乏、服装混杂、人才短缺等问题，并谈及对新军编练的看法：“吾国陆军教育，最大毛病，在以学为事，不以事为学，故一味虚饰，实际上毫无把握。至军人精神，尤不注重。近年卒业生虽多，然不适用，多缺点，诚恐为将来十年二十年后祸患不浅。”通过蔡锷的介绍，石陶钧对国内新军编练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

　　1909年4月，石陶钧由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即回国。其时，蔡锷正在龙州主持广西陆军讲武堂工作，得知石陶钧回国的消息后，很是高兴，立即去信力邀石陶钧入桂协助他的工作。石陶钧慨然应允，即于7月风尘仆仆抵达广西龙州。两位老朋友见面后兴奋异常，蔡锷即任命石陶钧为讲武堂学员队长兼战术教官。讲武堂担负着培训广西中下级军官的重任，但由于前任吴元泽主持无方，“堂事纷麻”，“丑态怪状，罄竹难书”，“学兵营聚众殴官，围贻杀人之事，层见叠出”。 在石陶钧的协助下，蔡锷采取断然手段，对讲武堂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撤换官长20多人，裁散兵丁200余人。不久，讲武堂的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前此各种丑态怪状“不复萌故态矣”，“前此全营出操之士兵，不过数人乃至数十人，今则适成反比例矣”。在夜深人静之际，蔡锷与石陶钧还常常探讨理想抱负，蔡锷向石陶钧吐露了自己来广西练兵的主旨：“一、为求中国独立自由，必须战胜至少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以此为最高目的;二、为达到此目的，必须全国一致，三、广西必须为把握全国之枢纽。为完成此事，要密切团结新人。”石陶钧听后深以为然，认为蔡锷“立言甚巧”。救国救民的共同理想，使两个好友的心贴得更紧了。

　　1910年4月，石陶钧离桂赴北京陆军部任职。是年年底，蔡锷也因广西干部学堂的“驱蔡风潮”离桂赴云南任职。尽管两位好友在短暂的相聚后又天各一方，但仍书信往来不断。1911年4月13日，刚任职云南新军第三十七协协统的蔡锷致信石陶钧，谈及对端方即将复出一事的看法：“斯人再出，我族其无噍类矣!然实满汉共同之以蟊贼也。”同时，蔡锷还向石陶钧表露了抵御列强入侵的策略：“吾侪军人，应于‘拼命’二字外，择一稳健之策，否则，拼命毫无所济，且不够说拼命也。姑就吾湘小范围而论，外兵阑入湘境至快当在一年以外，尚能得少许时布置，如能于一年中得正式国民军二十万，即足为南服之中坚，但非合以湖北不可。以两湖为根据地，相机肆应，未必不可保半壁之局。苟有万众一心，以赌存亡之决心，断可有济。”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蔡锷与石陶钧认为推翻清政府封建专制统治的时机到来了，不约而同地投入了反清战斗。在云南的蔡锷闻风而动，领导和发动了云南昆明“重九起义”，一举推翻了清政府在云南的封建专制统治，成立了云南军政府，并被推举为都督。在北京的石陶钧则与杨源浚、袁华选密赴天津，然后乘船南下，于11月16日抵达武汉汉阳，担任民军督战指挥官，协助黄兴指挥汉阳保卫战，为各省的相继响应，迫使清政府垮台，争得了宝贵的时间。

　　由此可见，在辛亥革命时期，蔡锷与石陶钧同声相应，积极探寻救国救民之路，共同为推翻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建立民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同志

　　1912年9月，担任云南都督的蔡锷日理万机，力邀石陶钧入滇协助他主持西南协会工作，但因黄兴恰在此时回湘，决定留石陶钧辅佐翰林将军谭延闿负军事的责任而作罢。1913年3月，宋教仁遇刺后，石陶钧奉黄兴之命赴沪，密议讨袁大计。同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后，石陶钧又随黄兴赴南京，协助黄兴组织讨袁司令部，并担任代理参谋长。“二次革命”失败后，石陶钧先随黄兴转赴日本，次年8月又随黄兴远赴美国。而蔡锷则于1913年10月奉调入京，在京师先后担任总统府军事顾问、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将军府昭威将军、经界局督办、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办事员等职务。因此，“二次革命”后，蔡、石两位好友又一次天各一方。

　　1915年8月，袁世凯利令智昏，帝制自为。为反对袁世凯称帝，捍卫民主共和，蔡锷与梁启超等人密谋赴滇起兵反袁，并托人捎信给远在美国的黄兴征求意见。黄兴接到蔡锷长信后，认为蔡锷的想法很可行，立即派石陶钧去日本协助蔡锷潜返云南，起兵讨袁。共同的历史使命再一次将蔡锷与石陶钧紧密地连在一起。

　　石陶钧到日本后即与蔡锷所密派先期抵日的殷承瓛取得联系，在蔡锷经天津赴日本后，设法帮助蔡锷避开了日本的新闻记者和袁世凯的密探，秘密通过日本赴香港。蔡锷离开日本后，石陶钧又按蔡锷的要求，以蔡锷的名义就医东京，不时向袁世凯政府报告病况，并给袁世凯的亲信唐在礼等人寄法帖、古籍等，以给其造成蔡锷一直在日本治病的假象。在石陶钧等人的帮助和掩护下，蔡锷于12月19日顺利抵达云南昆明，并于25日与唐继尧等人宣布云南独立，揭开了反袁护国战争的序幕。

　　云南宣布独立后，石陶钧即离日赴滇，被蔡锷任命为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并随蔡锷自昆明出发奔赴川南护国战争的主战场，与数倍于己的袁军展开殊死搏斗，从而使此役成为“有枪炮以来，吾国战事，当以此役为最”的著名的恶战。石陶钧记叙了护国军在蔡锷指挥下，于泸州外围纳溪与数倍于己的袁军激烈搏斗的情况：“我军苦战纳溪城东棉花坡一带阵地，昼夜不得更代，给养不及半具，子弹不以时至，与敌决死，以互争尺寸地之进退者。自二月初蓝田坝不利起，至三月七日夕退军止，伤亡而外，每营平均不及三百人。彼其疲惫之度，在战斗续行中，殆已无可拟语。”由于敌众我寡，地势不利，以劳攻逸，加之武器弹药不足，护国军于3月6日被迫战略撤退至大洲驿一带，待机破敌。此时，罗佩金已改任第一军左翼军总司令，石陶钧即被任命为代理参谋长，担负起协助蔡锷指挥川南反击战的重任。3月12日，蔡锷抱病在大洲驿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制定反攻计划。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蔡锷不仅周密部署军事行动，而且强调鼓舞士气。对此，石陶钧十分赞同，并给予高度评价：“松公(指蔡锷——引者)以为循此现状，即专守亦无可言，非先作我士气不可。乃遍历行间，耳提面命，以血泪申大义，以军法励怯懦，竭移山填海之力，矢有进无退之心，将此生存战线之三千一百三十人,人人灌以一绝而复苏之兴奋剂，即以一己之精神力平均分配其几许于其所部之人人。此时直谓全军佐胜之具，确已不在枪械子弹之属，而直接取效于公一身之动焉可也。激战之后，指挥官员之意志不为强压的群众惰力所摇迫者，陶钧经历战役屡矣，此事实平生仅见。”

　　计划既定，3月15日，蔡锷接连发出七道命令，指挥护国军向泸州袁军发起全线总反攻，连战告捷，重创袁军，使“正面之敌被此次击溃后，已无反攻之勇气”，“惟伏居战壕，不敢越雷池一步。即其新到之第八师，亦有闻风丧胆之势”。此战役后，处于四面楚歌的袁世凯不得不宣布取销帝制，要求与护国军停战议和。这标志着袁世凯武力镇压、军事围剿护国军的计划彻底破产。

　　在护国战争这场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中，蔡、石两位好友为反对帝制、维护共和，生死置之度外，并肩战斗在川南战场。石陶钧目睹了蔡锷为捍卫共和奋不顾身的革命精神和超人的军事才能，对蔡锷十分佩服：“先生以值时军书旁午，安排军事如功课一般，因敌人有坚固营垒三处，我们部下兵力单薄，恐难取胜，先生即想一退兵诱敌方法，徐图再进，借此休息，训练兵士，振作士气。故后来泸州、纳溪之战，虽二面受攻，均获奇兵制胜。先生为中国最有学识之军官，神妙不测。但惟一以诚心为用，是后来军中指挥官之模范。处此危境，能获胜者甚少，先生独能以少胜多(因军士不及敌人四分之一)，且支持日久。”

　　护国战争最终以袁世凯暴亡、民国恢复而结束。蔡锷因为发动和领导了反袁护国战争而被誉为护国元勋，石陶钧也因辅佐蔡锷指挥护国战争有功而被授予少将军衔。他们一同为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维护共和国体作出了重大贡献。护国战争结束后，蔡锷却因积劳成疾，不得不于1916年8月离川经沪转赴日本福冈医科大学医院治疗。石陶钧即与蒋百里等随同赴日，精心照料病榻上的蔡锷。11月8日，蔡锷终因病重不治身亡。蔡锷病逝后，石陶钧与蒋百里等人含泪经纪蔡锷的后事，向国内电报蔡锷最后病状、遗嘱、丧殡情形，护送蔡锷遗体回国，并发起悼念蔡锷的一系列活动。12月14日，上海各界举行蔡锷追悼会，石陶钧参加了追悼大会，并怀着沉痛的心情发表演说，忆叙了蔡锷抱病在川南前线指挥护国军与袁军鏖战的感人情景。

　　蔡锷的逝世，使石陶钧悲痛不已，他深切感到：“这不但是中华民国的重大关系，也是湖南人的非常损失，却更是我个人的永久孤立了。”自此之后，石陶钧以宣传蔡锷为己任，每逢云南起义纪念日，石陶钧都要参加当地的纪念活动，向人们介绍蔡锷反袁护国的丰功伟绩。1925年3月，石陶钧支持长子潮白与蔡锷之长女菊莲结婚，石蔡两家结联姻之亲。1941年9月，为了纪念蔡锷不世之功绩，石陶钧与刘达武、李剑农等人于邵阳发起成立《蔡松坡先生遗集》编印委员会，从事搜集、编辑和出版蔡锷遗著工作。经过艰辛的努力，到1943年7月，《蔡松坡先生遗集》编成出版，共12册，收入蔡锷文电、讲演、函札、杂著等190多件，约50万字，是为第一部蔡锷文集，为宣传和研究蔡锷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之后，石陶钧又与岳森、李剑农等人发起筹办邵阳私立松坡图书馆，募集图书1万余卷，并于1946年6月正式开馆，是为当时湖南三大私立图书馆之一，不仅驰名国内，而且蜚声海外。

　　蔡锷与石陶钧都是湖南邵阳人，都生活在多灾多难的20世纪的中国，都深受湖湘文化的熏陶与影响，都经历了从旧知识分子到新知识分子、从爱国到走上革命道路的转变，都为推翻清政府封建专制统治、建立和维护民主共和制度作出过重要贡献，都是近代中国先进分子的杰出代表，都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23-01-29 17: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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