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定陆,幼名兰亭,族氏排行名宜富,号伯农,生于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7年1月17日,祖祠殷家溪(今佘市公社)远祖来自江西,传为唐朝李世民后裔,故族谱为陇西堂(即甘肃成纪地方)还有西平堂传为李世民的赐姓。父李德林有四个弟兄,旧社会一贯务农,曾佃吾县蒋家的庄屋庄田,家境贫寒。
二、李定陆学历:六岁开始读私塾,约八年。所从老师张鼎丰、潘少艮、邹齐廷,从三字经百家姓一直读到四书五经、大学中庸、古文观止、纲鉴、左传、礼记、诗经、口诵心唯,深中学而优则仕的儒家做官的流毒。十五岁入县立高等小学堂,十六岁入县立简易师范,十七岁入常德二中均未毕业,十八岁去广东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二十一岁六月毕业,二十五岁考入南京军事委员会政训研究班第一期六个月毕业,二十九岁带上校级考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五期两年毕业。
三、经历:
1、1926年3月经舅父邹齐廷介绍帮助和鼓励与吾县高云梯黄么吾等四人经汉口上海乘海船到香港转到广州,住广州华宁里怡昌客栈,持邹齐廷介绍信与邹兰甫见面(他系日本留学生当时任广东大学教师——现在的中山大学),高云梯系他亲外甥,他就写信介绍我与高二人到农民讲习所(共产党办的)见副所长罗亦农,所长毛泽东已到湖南开展农民运动工作了。我二人以该校学生少(不过百多人)规模小,心中不愿,高不久回县了,我则与澧县几名学生初入21师工兵营一月维则考入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学校约两月余,黄埔军校开始招考了,我决心到广州天字码头黄埔入伍生招考处报名,报考即取。入伍生在广州沙河报到,编于入伍生第一团独立十八连,先驻广州沙河,不久分驻在广东石龙县,并曾担任广州到深圳的广九铁路的巡查警戒,照规定入伍三个月即升本校肄业六个月即毕业。到1927年四?一二政变,国共第一次分裂,政局动荡影响,我黄埔六期一直搞了三年才毕业。我还是由黄埔集体约六百人和七期约百余人请求当时在黄埔代校长李济深批准乘招商局新华轮船海运上海,再乘京沪铁路火车,抵南京军校的。这只新华轮由上海返广州途中超载行驶到香港附近海面,触礁沉没海底了,此乃我毕生难忘的事故。
2、1929年6月在南京中央军校第三大队十二中队毕业,曾经校长蒋介石亲持名册点名,以形象面目打上圈于名字顶上的即留校就业,未打圈分发到部队去留,我在校重机枪研究班研究了一个月即分派到当时新成立的教导队学习德国式的军事操练(蒋介石那时要建立所谓新式军队),聘请德国军事顾问百余人,在这个教导队编制上、装备上、军事操练上完全采取德国式的,把日式的那一套只用于普通一般军队了。经过短短一个月训练,我们开始当排长。1930年3月至8月这个教导队扩充成为教导第一师,我任步兵第二团第二营五连中尉排长出发到河南归德参加了蒋冯阎第一次大内战,打了半年升了上尉连长,1931年春这个师改为国民政府警卫军第一师。我调任该师部特务营第三连长,不久又调任该师军官大队的大队附。
在当排连长参与蒋冯阎内战时,宋希濂是我的营长(黄埔一期毕业),我在河南归德县攻下之后,被派为第三营援队,一颗迫击炮弹(冯玉祥军队打来的)落在我面前不炸,以后我转战山东我升任重机关枪连长,正在汶河南架机枪时,阎锡山军队孙楚军打一颗野炮弹落在我与宋希濂营长面前也未炸,如果以上两炮弹都炸,不死则伤,结果我们都未负伤,这也是命运所定吗?
3、1933年春又入当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研究班第一期,六月毕业后,任南京军校第九期交通队训育员,1934年8月——1935年6月被桂永清以组织铁军名义派我任武汉护卫队队附(队长敖祖钺黄埔军校三期生)这个武装组织为蒋介石法西斯组织——复兴社军事组长桂永清所组织,不久为蒋介石命令撤消,接着我调任河南省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专任委员,负责省高中以上学生平时军训和集中军训总队附(上校级),这是1935年7月——1936年5月,接着又调任湖北省任上述职务至1937年1月,在这一段时间,我先后与河南省主席商震、国民党驻河南绥靖主任刘峙、湖北省主席黄绍雄以及两省教育所长保安处长公安局长等多次会见,尤其是高中以上学生集训时,省主席都兼总队长,教育所长,省军训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副队长,我以省军训专任委员,兼总队附,负教育之责。
各省的国民军训委员会,直属南京国民党政府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教育处,各省国民军训委员会及派任各大中专校军训教官和各县军训教官,省军训委员会主委专委由南京中央直接任免,其薪金也归南京统一开支,各省市只付补助军训集训费。
4、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正式开始,国共第二次合作又形成了,蒋介石为迫于民主运动的压力,不得已在内部宣布取消法西斯组织——即当时众所周知“复兴社”及其内层组织“三民主义励行社”,第二内层组织“革命青年军人同志会”。那时以第六战区长官陈诚兼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部长,周恩来先生兼任政治部副部长,并把全国国民军训拨归该部第二厅主管(厅长杜心如)。有一天(大约1937年八九月)总政部第二厅主任秘书打电话给我, 杜厅长口谕周恩来副部长要去汉阳兵工厂看看,要我通知武昌公安局长蔡孟坚在武昌汉阳门码头准备一艘轮船迎接周副部长渡江去汉阳兵工厂,须于明日早完成准备,我当即通知蔡局长后,次晨去汉阳门那艘船上等候,大约上午八时,周副部长由总政部第二厅上校视察张定一陪同到轮船上,周副部长一见我名片,即和我握手,并询问我藉贯,我说是湖南临澧人,他又问林伯渠是你同乡吧,我答是,我只知其名未见其人,我是黄埔六期毕业,我考入黄埔六期编入入伍生第一团只见广州天字码头入伍生报到处见到你的名字,是我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但因你去福建第一军了,恨未见面,今日一见,足慰平生,他笑说:很好,国民军训工作重要,好好干吧!我说我看国民军训工作于抗战有其名而无其实,我仍想去正规军,他答笑而靠岸离别我了,因为汉阳公安分局长率领许多干部来欢迎他,这是我一生中见到周恩来的荣幸,但随即分别了。即返武昌军训总部。
5、1938年春我调任贵州省军区司令部(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兼军区司令官)国民兵教育处第一科上校科长,主管各县军训,不到两个月又调总政治部上校视察官,派任军事委员会检阅第五团检阅委员(大约共计五个检阅团),任务为检阅各自国民党驻军装备训练和各县军训,委员由军事委员会各部派出,由军事委员会直接选派中将级军委或高参担任正副团长,我第五团长为周斌(湖北武昌人日本陆大生曾任中国陆大教育长),这个检阅从重庆到贵州云南两省检察。
6、抗日战争自“七七芦沟桥”正式开始,到上海“八一三”以至南京失守,日军节节前进,由上海,而福建,广州,香港,先后沦陷,在这一阶段,我深感抗战军人第一要学识,第二要直接服役在军队,以尽一军人天职,当时中国沿海均被日寇封锁,唯一国际通路只有云南至缅甸仰光,即“滇缅公路”,而云南省主席龙云主席对蒋介石是表面应付的,当我们检阅第五团到云南昆明时,龙云已早是“西南行辕主任了”,他又兼云南省主席,适逢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路过昆明去重庆,龙云在省政府请卡尔宴会,并请我们第五检阅团参加宴会,到场的省各厅局长等挤满省府大礼堂,这个礼堂四周全是镜子嵌装,各个举动谈笑,相互照见,当英国卡尔大使一进大门,昂首而入,目无旁人,直入礼堂后座与龙云握手,虽经龙云把我们陪客一一介绍与他,他只点头而已,当时我感到英国人自高的神气可恨!显得中国人卑下可耻。
7、我们由云南检阅后回重庆,即请求报考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五期学习,按规定那时中央各部只准报一名,各军以上只准报一名,共计约近千名,而军令部规定只取120名,我就一考而取了,因为当时国民党中央军与派系高级军官多半入陆大特别班,如冯玉祥、卫立煌等都是被蒋介石准入陆大特别班,而上校以上至少将级多半是择优录取的。至于各军师中校以下,上尉以上军官报考陆大普通班肄业两年半。我于1940年2月毕业,派到云南大理行集团军总司部参谋处任作战课长(总司令为宋希濂),这时我滇缅远征军,杜聿明第五军和六十军张轸部完全在缅甸失败,日军已占领了仰光腊戌秘支那等处,处在云南西部怒江东岸仅宋希濂部队的七十一军,不久增加了第六军和宋希濂的基本师第三十六师,不久又增加了一个预备第二师。
8、这时日军为56师团,前线已至高黎贡山之线了(原为攻占上海久留米师团)并有日18师团和其他各师团先后占领缅甸各重要据点,这就是日军企图完全封锁我国国际通路的唯一后方,1941年11月调我任36师上校参谋长,1942年在高黎贡山和其西面广大地区担任游击牵制日军进攻怒江,1943年春36师被日56师团和日18师团包围在高黎贡山终被突围而渡怒江东整补,这时远征军司令长官由陈诚改任为卫立煌接任,我36师108团长宋昆被撤调,命我兼任108团长,经过半年全师的整训,准备滇西向日军大反攻。
9、1944年2月36师在怒江邓川县出发到怒江粟柴坝渡江上高黎贡山,36师109团2月底上高黎贡南头,由于未早餐,官兵冒大雨登山约50里休息,坐地倒毙士兵约3—400余人,武器丢在山腰连人都死在山腰深沟,沿途死尸遍野,这是什么原因,在于空腹淋雨,不坐则可,坐则站立不起而倒地毙命,这一惨痛教训,长官部只给师长李志鹏记大过一次而已。
10、围攻腾冲城情况:腾冲城为滇西通缅甸密支那要冲,做玉石象牙买卖的商人来往不绝,日军占领这一城后,城墙四周掏空,上盖钢板石条,日兵藏在城墙内,我们围攻月余不下,我108团占领城墙不能立稳脚跟,那时美军空军每逢晴日用空炸和地面碰炸两种炸弹,以红绿塑料伞投下,空炸离地二丈,碰炸什么炸什么,我们只望炸开城墙开一缺口而不可得,最后仍用工兵炸药利用夜暗秘密接近城脚埋上黄色炸药一二箱一炸开约3—4丈大缺口,但城墙内日兵宁炸死无一人投降,最后初次使用喷射器火焰(高达千多度)喷射,日兵蚂蚁似的逃出,我用机枪射击而歼灭了,这个日守兵没有一个生逃,腾冲城才告克复。不到三天,又东下龙川江协同71军等攻克龙陵、日本56师团和其他师团等败退缅甸、腊戌,我36师陆续撤回云南贵州整理。
11、1945年8月,我被调任杜聿明的昆明防守总司令部参谋处少将副处长,日寇于这年8月13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宋希濂已调新疆任警备总司令了。大约这年九月底用武装解决了龙云的主席职权,由蒋介石派飞机押去重庆,不久命他为农林部长,十月杜聿明任东北保安长官司令,我被任东北保安长官部第三处少将处长(这时蒋介石仿效美军编制,把师和军以上指挥机关参谋处改为1、2、3、4四个处,1处管人事,2处管情报,3处管作战,4处管后勤)。我由昆明乘飞机到重庆,转乘美国运输机飞上海再飞北京,转东北锦州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那时由广州海运秦皇岛登陆的有52军,到1946年开进东北的有新一军、新六军、71军,新成立的新七军、新三军、新五军、49军,还有收编伪满投降部队和东北地方部队共计八个师十三个支队,都归杜聿明长官部直接指挥。1946年6月我调任这个长官部第四处少将处长,主管海陆空部队调动武器、弹粮运输、部队各兵站和沈阳兵工厂的指导,1948年7月杜聿明肾炎病重去上海就医,这个长官部于八月撤消,国民党军事指挥,直接归国民党东北行辕指挥,我和第四处编入东北行辕第四处(东北行辕原只有交通处负后勤责任,这时撤消了交通处,中将处长调任蒋军东北空军副司令),九月这个行辕主任熊式辉调台湾,改由参谋总长陈诚自南京到沈阳兼主任,我仍任第四处少将处长,其他各处长都为陈诚调换了,1949年陈诚调走,东北行辕改为“东北剿总司令部”,由卫立煌担任总司令,不久我因病去北京住医院,被调为该剿总少将高参。这时东北长春于三月被解放军围困,守长春的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再三函电要我去长春任他的兵团参谋长,我以长春久困,难逃解放为由而未去就任。
12、1948年8月我回沈阳,经龙天武一再托人邀请去任他新成立半年的新三军少将参谋长,对我自己说来是不得已的,因为公私交谊上我不能去长春郑洞国处,又不愿奉国防部调充某军副军长(住河南)只得就近与石门龙天武共处,妄图度过东北的危局。不料这年10月蒋介石亲到沈阳开会,命东北剿总各军(廖耀湘第九兵团)迅速由东向西解锦州之围,其实锦州长春两地已被解放军围攻半月了。弹粮缺乏,全靠空军空投补给,情况在守备各部队极为困难,第九兵团廖耀湘与蒋介石在沈阳开军事会议西援锦州进军路线不同,廖主海上由营口上船运部队到锦州外围,只须一日,而送蒋介石命由沈阳往新民县北攻彰武县再向西进,沿途黑山县北镇县必受到解放军的牵制,何日到达锦州,难以肯定,蒋当面申斥廖避重就轻,妄图海上逃走,使廖难堪,但只得服从蒋命而行,照东北剿总命令廖兵团于十月一日在新兵县集中完毕,但由于辽沈铁路沈阳新民段的柳河铁桥被解放军破坏而东北剿总未及时派工兵修复,新三军于辽阳沈阳两地集结用火车输送新民,一列车接到一列车开不出去,前头列车已到新民,后尾列车还在沈阳,同时新六军由沈阳北的铁岭一带徒步行军开新民,铁路上沿途拥挤不堪,直到十月三日才集中新民县,紧接命新三军向北攻彰武县,十月七日新三军以54师攻占彰武台门,十三日攻占彰武县(在彰武台门北约三十里),这彰武县有一铁桥系齐齐哈尔到打虎山站的一段铁路,为解放军第四野军后方主要补给线,蒋介石计划切断这一铁路,廖兵团再向锦州西进,又加上在葫芦岛登陆的国民党几个军东进攻击锦州,东西夹击以解锦州之围,妄图歼灭解放军四野兵力,当新三军54师打退解放军第六纵队(等于一个军),即炸毁彰武铁桥,同时向北追击第六纵队,但该纵队北撤哈尔套街(距彰武县六十华里)新三军54师只得追上30里向北警戒,这时新六军新一军七十一军从彰武县至新民县间齐头向黑山县前进,这时解放军第五纵队沿彰武县至黑山铁路抵抗,而第六纵队又由哈尔套南下尾追新三军后尾,以至廖兵团每日向西前进不过8—10华里,十四日蒋介石第二次到沈阳东北剿总打电话到彰武新三军军部找廖耀湘不接电话,要我回电话慌说廖司令官已赴第一线去了。我们部队于十月十五日进抵新立屯时秘闻锦州于15日被解放,十月九日长春也被解放了,这一秘密传闻不径而走,廖兵团士气很消沉,我新三军攻下彰武西进时已改为廖兵团的预备军了。十月二十一日锦州解放军十多个纵队主力向里山反包围廖兵团,十月二十二日廖耀湘开会命各军向南向东突围,晨晚命我新三军的第十四师向南到江家屯,新一军七十一军在黑山县北,向东突围,新六军22师在黑山南高地与207师一个旅阻击解放军主力向黑山县前进的包围,十月二十四日晚71军88师一个团被解放军突破,一小部进袭胡家窝棚廖耀湘指挥所,半夜过后又袭击到沙家窝棚我新三军指挥所,军长龙天武(石门人)苍忙命军部和直属部队工兵营通信营输送团,军山炮野炮营及配属的重炮团军特务营而向东撤退,大约走了二十里到茶棚庵早餐,新三军54师驱逐那一小部解放军后,在军部后面掩护东进,新三军暂编59师在54师左侧后方东进。此时龙天武对我说:军部及军直属部归我率领向南方江家屯十四师靠(十四师为陈诚龙天武的起家的基本部队),他自己指挥54师东进,暂59师担任后备东进掩护,实际上当天新一,新六,七十一各军师相互渗差东走西窜了,我率军直属部队于二十五日晚进抵三家村附近,碰到207师一个营的部队,士兵伏地不动,有个军官对我们说他们系207师某团某营奉命向南,进到三家村即遭到村内机枪射击,我们还弄不清是敌是我,所以还在埋伏派兵侦察,一面请示上级,我只得率部停止,我军部政工处长黄澈自告奋勇乘卡车去闯一闯,搭一辆小吉普车从村内开出,上坐四五个着美式军大衣军官,一遇我部队问参谋长何在?我有一军官答在后面,这辆吉普车上的人边前进边大声说:廖司令官命令,你们部队继续南进,这是廖司令官的命令,并说廖在村南一辆装甲车上等候。等我看见那辆吉普车返回时,叫哨兵阻止问话,那车开走很快进入三家村了,我军黄处长率政工人员六七人的卡车也跟着那吉普车后尾前进,抵村寨门,遭受手榴弹投在黄处长车箱中,黄与两名政工人员负伤,只得将卡车迅速开回,这已证明系解放军占领三家村而包围我们了,我考虑军部车辆和炮队运动笨重,不能突围,而且军特务营有的自行溃散,营长不见了,只有一个工兵营长及其所部官兵和我在一起,军部小汽车、吉普车、卡车营身遭袭击后,到茶棚庵时也没有了。这马夫也不知将马丢了去何方了。一塌混乱,我只得同工兵营等北返找军长去,这一天到晚只在茶棚庵吃一餐早饭外,一直到整夜就没吃了。十月二十五日在北进途中,工兵营李某对我说不管怎样向东方冲,我说,四周枪炮激烈,尢其红绿信号弹对我们四周放射不停,这一天没有吃一口水和一点饭,走路成为困难了,晚上走一个小村庄,碰到新一军某师长文小山,问我到哪里去?我勉强答欲向东去,他说不行,东去突围不可能了,我是被阻击转回的,我与工兵营长在村旁休息一下,二人只身前进到十月二十六日,解放军炮弹追射东走西窜新一军一排骑兵,又远见队伍不断由南向北,有解放军持抢押解,中午有飞机三架在空中侦察,那几个队伍照样前进,也不躲避,以致那三架飞机既不扫射也不投炸弹而去,就在这混乱中,碰到三个解放军战士清扫战场,见我们二人即加盘询,并派一兵去报告排连长,不一下几十名战士都围拢来,那个干部说,你们什么人,我们答说是新三军军部落伍兵,他们一看我俩是官不是兵,即押到连长面前,我工兵营长对他袒白了我俩身份,大约晚上八时许有四五人和解放军六纵队联络部长带两匹马接押我们,他自己走路,到六纵队夜深了,押在纵队警卫营由营长招待吃了晚餐,工兵营长另外押走了。次早六纵队司令模样人物和我谈话,你们不要担心,解放军优待被俘人员。又问:为什么你们下命令打我们,南面一个团阻击我们很激烈,我说我们没有下命令抵抗,只叫我去靠十四师而未到达混乱了,想不到我军54师师长宋邦伟已先我而在六纵队一个看守所,他左腿负伤裹绷带,于是与他住在一起,他说乘马正向东奔新民骑在马上中步枪弹而负伤的,部队散了,军长先天走了,大约去了沈阳,暂59师我不明了。十月二十七日我们一起有十余人被纵队用卡车押送到北镇四野指挥部看守所,到时才见71军长及我军14师长许颖暂59师长梁铁豹,新六军长李涛,71军87师长黄炎、守锦州的93军长卢睿,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等百余人都是上校少将中将级的将领,在看守所押了一个星期,又用十多辆大车大约两营部队由一名干部指挥沿途警戒,一面又秘密宣传这些战俘是军师长兵团司令等,老百姓围观者沿途不绝,但不准接近车辆。以后不知在辽还是在四平让我们乘铁板车送哈尔滨南岗子名叫解放军军官教导团改造,编两个高级队,高一队为师长以上将官,上校至中校少校为高二队,中级队为营连排长,天天学习八小时为毛选马列主义,只有在围墙兴菜园等两小时劳动,在山东莱芜战役被俘的绥靖区司令李仙洲,74军师长和天津被俘的94军副军长柑文泉,师长郭惠苍也押在一起改造,我从1948年10月25日被俘,直到1965年底被释放,经过了十八年的改造,文化大革命,没受什么冲击,这是党的伟大政策的体现和照顾。
13、1975年底我由山西永济农场被集中到太原约半月,参观了太原工厂,又被送北京,全国各省改造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选送的代表约80多人到北京驻民族饭店,由中央统战部领导乘汽车参观了石景山化工厂十三陵水库,天津附近杨村解放军军事训练项目,原国民党高级将领起义的被俘如杜聿明、宋希濂、钱昌照、刘霏等百余人在北京饭店陪我们受党中央领导接待的宴会,不幸的是周总理76年元月在北京逝世,我们参加了悼念,尤其是作为我当年黄埔学生的政治部主任,没有亲临送葬,深感悲痛。1976年1月我们三个人将官级被公安部派员送返武汉、长沙、广西南宁。当我到长沙湖南省统战部以我家眷老伴在临澧故乡,面嘱到常德后定居,但我到常德不两天,县公安局一位干部来常德接我到临澧县转居珠日公社永丰大队桥头生产队故里居住,我自己户口口粮仍在常德,以至于今。1976年下半年经常德市政协安插为市政协秘书,1978年特邀为常德市政协委员,以至于今。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23-01-29 16:5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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