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父胡金通早年在宁波的浙江保安团服役,驻扎在奉化县溪口镇。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的序幕拉开了。父亲所在的部队随宁波防守司令部开赴上海前线,在张发奎将军所指挥的右翼军阵地上与日寇进行战斗。当时中国军队武器装备很落后,他们用的步枪是“汉阳造”,重机枪用的是仿德国的“马克沁”(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我陪家父去拜访黄埔十七期同学李赣驹,他们两人还说起此枪打了几百发子弹便要用水冷却),且重武器很少。不可一世的日寇凭借他们在武器上的优势,狂妄宣称“在三个月内消灭中国”,中国军队与日寇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在战役后阶段的一次战斗中,父亲所在的连队除了他和一位江苏的战友以外,全都为国捐躯。他俩从血泊中爬起来,怀着沉痛的心情回到原部队整编。并发誓将来一定要收复上海,为死去的战友和同胞报仇,雪此淞沪战役之恨。在悲痛之余,家父也在冷静思考:论中国军队的单兵素质并不比日本军队差,日军夜战、近战和拼刺刀还不是我们的对手。日寇如此猖狂,无非是凭借他们在武器装备上的优势,远程火力比我们强大。要战胜他们,必须要发展武器,尤其是重型武器。而操作先进的武器需要有经验的指挥官的带领和示范,合理分配和正确运用火力资源,方能克敌制胜。那就需要到军事院校去学习,一个进军校的愿望在父亲的心中油然而生。
1939年,第三战区传来了中央军校三分校(江西瑞金)招生的好消息,父亲一看机遇来了,旋即去报名。得到应允后,他先后参加文化考试和步兵指挥考试,均成绩合格,但是迟迟拿不到入学通知书。父亲到团部找团长询问,团长不了解他上军校的动因,对他说:“你要升官,有机会我会提拔你,不一定要上军校。”父亲回答他:“我上军校的目的是要学习军事技术,不是为升官。”父亲见找团长未果,只好赶到师部,找到了陆军暂编三十五师师长劳冠英(广东合浦人,黄埔五期的学长)请求放行。劳师长派人取来本师军官考试的成绩表一看,父亲不但文化考试合格,而且他的步兵指挥考试成绩突出,完全符合进军校学习的要求。他马上打电话给团长,命令他放行,就这样父亲如愿进入了中央军校三分校,编入第十期军官班步兵科。
中央军校学习分学科和术科,术科主要是学《步兵操练》、《阵中勤务令》等课程。这些对于军官班的学员来说,很容易就掌握了。但是对于《战术》、《兵器》、《筑城》、《交通》、《地形》等学科,他们正缺乏这种系统的教育和正规的学习,而且这也是他进军校的目的。在军校里,父亲虚心向教官学习,并运用这些学科知识分析和讨论以往战斗的得失,把感性的经验上升为系统知识。外语教官还教授日语,主要用于在战场上对日寇喊话,以进行政治攻势,敦促他们投降。父亲晚年病重住院,我在医院陪夜,有一天晚上他在梦中伊哩哇啦说了一大堆日本话,我听不懂。第二天我问他:“您昨天梦里怎么说了许多日本话?”他想了想说:“我做梦在战地对日本鬼子喊话呢!”军校毕业后,父亲返回了陆军暂编三十五师原部队,仍旧当他的中尉排长。
1941年春父亲刚返部队不久,盘踞在杭州的日寇偷袭钱江南岸后沿浙赣线向西进犯。我陆军暂编三十五师南渡富春江,昼夜兼程赶往诸暨县堵击敌寇。行军至浦江县境内时被鬼子的侦察机发现,不久从杭州方向飞来20余架敌机俯冲扫射。上级立刻发出防空警报,师长劳冠英即令部队就地疏散隐蔽,所有的重、轻机枪立即占领制高点,交织火力网,瞄准敌机开火。敌机不敢低空扫射,就以数以百计的炸弹发泄。当部队快赶到诸暨时,前方传来诸暨县城已失陷的消息。他们就在城西至五指山一带与敌寇展开激战。父亲的那个团被敌围困在五指山上,他们就利用茂林、竹林、山草作掩护,与日寇进行对垒。第二天团主力部队奉命突围。为了掩护主力撤退,连长命令我父亲率领一个突击排进行佯攻。连长给突击排配上最好的轻武器和足够的弹药。父亲与战友们采取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灵活战术,轻装上阵,攀越高山,乘隙钻入敌群,遇敌群人数多的边打边撤,遇敌群人数少便把它消灭。行进中忽然发现前方的山岙中有一帐篷,探知是鬼子的临时野战诊所,仅有鬼子兵14人。他们抓住了战机,在帐篷外架起两挺轻机枪,将14名鬼子当场报销。他命令战士一把大火烧了鬼子的帐篷,继续迷惑敌人,带着战利品加快步伐向西面方向撤离。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就这样机智勇敢地和日寇周旋,既掩护全团官兵顺利撤退,又消灭了日本鬼子。此次战斗突击排阵亡2人,受伤5人,营长上报师部该排集体记功一次。
1942年5月14日起,日寇调集十余万兵力分五路向我奉新公路、曹娥江两岸、绍兴诸暨大道、浙赣铁路两旁及富春江两岸同时进犯。我第三战区判断日军有一举进攻金华、兰溪,进而有窥视衢州之企图,打算在金兰地区将敌歼灭。父亲所属的暂九军(暂编三十五师隶属暂编第九军)利用长乐、东阳、义乌各既设阵地予敌打击,并且控制东阳永康公路协同金华线作战。5月下旬,为了策应友军七十九师(师长段茂霖,黄埔三期学长、湖北蕲水人)的金华作战,劳冠英师长命令我父亲带领一支“敢死队”占领金华城东一座浮桥的日寇据点。父亲在强烈的炮火支援下,向上仰攻,他身先士卒,在烟雾的掩护下,带领全队战友神奇般地冲上浮桥,全歼据点的日寇。劳冠英师长在金华项村闻讯攻克浮桥的战报后,当即打电话给团长,提升我父亲为上尉连长。是役父亲被战友们纷纷称誉为“打不死的程咬金”。
1943年5月鄂西会战时,父亲的部队在石牌、曹家畈、易家坝一线与日军激战,毙敌甚多。战至6月10日,日军共被歼3500余人后退回原驻地,会战结束。
1943年10月,父亲随陆军暂编第三十五师作为第六战区的直辖部队参加常德会战,而后便进入四川,继续进行长江上游的防守。有一次父亲率领一个连官兵,在长江瞿塘峡乘船换防,忽然船舱进水,父亲和战士们立即用身上的棉被和船上的铁皮、木料堵漏。由于船吃水深,虽然堵上漏洞,但是船的重心还是慢慢向下移。怎么办?父亲当机立断命令司务长扔掉所有的粮食,命令战士扔掉所有的衣被,但规定枪支弹药一件也不能丢。经减负后,船体保持平稳了。后来船在大足镇停泊修理,镇长和乡亲们到码头迎接全连官兵,镇长年迈的老母亲对父亲说:“在这里发生事故,十船总有九船沉,你们真幸运啊!只有打鬼子的好人才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镇长马上写了封证明信,说明情况,交第六战区长官司令孙连仲将军,补还损失的给养。50年后,父亲与当年的司务长李云峰叔叔回忆起这段往事时,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作为军人,抗战守土有责,宁可不吃不穿,也不能丢掉赖以生存的武器。”
1945年,日寇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与此同时中国驻印军取得了缅北战场的胜利,打通了滇缅公路,援华物资源源不断地通过这条公路运往中国。其中第十八、第七十三、第七十四、第九十四、新编第六军等5个军共15个师,全部由盟军教官训练、盟军顾问指导、全部是美械装备。记得父亲回忆,不但枪械变得精良,每位士兵脚上的草鞋都换成胶鞋,连每个士兵身上的背包质量也好不少,轻巧的背包里配有“骆驼”牌的香烟、巧克力、消炎和止痒药水等。在此情形下,日寇却妄想进行垂死挣扎,竟意图攻占湘西地区而直逼贵州取重庆。父亲随九十四军军长牟庭芳(贵州郎廷人,黄埔一期学长)参加“湘西会战”,牟军长得知父亲指挥的第八连英勇善战,欲改善他们的装备,当时第一连的装备最精良,出发前他命令各连装备留在原地,第一连和第八连连长交换队列,从此父亲成为第一连的连长。每次行军,牟军长的吉普车在前,父亲连的十轮卡紧跟在后。在洞口、高沙的一场战斗中,日寇的一粒子弹击中父亲的左臂,顿时鲜血直流,父亲只让卫生兵包扎一下,继续进行战斗,直至战斗结束后才去野战医院取出子弹,从此左臂留下一块伤疤。湘西会战最终以日军彻底溃败而告终,此乃抗战期间中日双方的最后一次大会战。湘西会战结束后,父亲随九十四军牟军长进入广西境内,相继攻克了桂林和柳州,进行广西追击战,直至抗战的最后胜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告无条件投降,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欣喜若狂,终于盼到这一天了。1945年9月初,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汤恩伯命令第九十四军接管上海。他们立即赶赴柳州,9月7日晨从柳州机场起飞巨型运输机11架,载着九十四军的英雄向上海方向飞去。将士们高唱着岳飞的《满江红》,父亲百感交集,八年前在上海立下誓言,今天终于兑现了。是啊!淞沪耻,今日雪。驾长鹰重拾旧河山,壮士今日喜迎凯旋。飞抵上海大场机场后,上海各界代表手捧鲜花欢迎凯旋的英雄。他们开始住在江湾的复旦大学,后移师徐汇的交通大学,部队从复旦行军至交大时,道路两旁到处都是拍手鼓掌的上海市民。
我曾经问父亲:“您一生中最难过的事情是什么?”他答道:“莫过于为抗战中死去的战友送葬。”父亲在中央军校毕业后,随部队先后参加大小战斗数以百次,许多的黄埔同学和好战友都为国捐躯了。每当他回忆起这些往事的时候,总是很难过。他对我说,当时为牺牲的战友开追悼会、抬棺木、鸣枪送行是常有的事。他谈到抗战意义时说:“如果没有抗战的胜利,我们都是亡国奴。”
父亲一生不喝酒、不抽烟,从无不良嗜好,唯独喜欢读书。在抗战时期,不论战事多紧迫,一册《古文观止》从不离手,只要有空闲时间就抓紧阅读。从事新中国建设工作后,他兢兢业业、踏实肯干,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他晚年生活在上海,积极参加市黄埔军校同学会的活动,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尽绵薄之力。85岁时在上海去世。父亲,您在天国还好吗?作为您的子女一定会发扬黄埔精神,用以建设我们伟大的国家。谨以此文纪念我的父亲。
作者:胡松涛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0-07-10 16: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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