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信仰 奋斗一生——忆我的父亲、中共早期党员张震球
2020-07-11 09:57:26  来源：黄埔军校同学会网  点击：  复制链接

张震球 摄于1950年10月

　　“变更姓名是一门策略艺术”

　　我的父亲张震球一生曾使用过四、五个名字。

　　父亲张震球(1907-1974)，幼名张第贤，十岁那年上学，学名张仁俊，字寿祺。因家境贫寒，十六岁赴广州求学，考上广东省省立甲种工业专门学校免费生，几乎与黄埔一期生入学时间同步。当年11月底，在“广东甲工专”加入中国共产党，即被选送进入中共广东区委举办的“经济”和“党工”两个训练班(中共党校雏形)学习，正值黄埔一期生毕业之时。

　　1925年春夏之交，父亲作为广州工人代表会总部一员，参加了平息“杨刘叛军叛乱”的战斗，还作为省港大罢工工人纠察队总队部一员，参加了封锁广州市沙面英租界经济通道的斗争，与黄埔一、二期生并肩共事。1926年1月至10月，由中共组织派出，更名李贤，字赤汉(汗)，考入黄埔四期入伍生。期间曾被校方和中共党团组织分派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旁听学习两个月。是年10月初，黄埔四期毕业后，正式返回“甲工专”继续工科学业，并于翌年4月取得“最后毕业”。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肆意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国共合作破裂，校方才发现父亲是假国民党真“共党分子”，将他列入黑名单，立即缉捕。父亲机智脱险，逃到香港，经中共党组织确定，再次更名张震球，字亚白，潜回广西玉林老家，组织农运与暴动。

　　自1928年1月起，父亲在中共广西临时省委筹备组负责人朱锡昂的领导下从事中共玉林地区地下党的工作一年半，曾组织发动玉林地区农民端午暴动，成为朱锡昂的得力助手。此间，朱锡昂曾为张震球取名“黎贤”等化名，主要在玉林县周边一带活动时使用，内部口头传称，少有文字。这一时期父亲自己使用过的别名最多，五花八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是不得已的，是为了适应残酷复杂斗争形势，适应地下隐蔽工作，也有利保护党的干部，变更姓名就像是一门策略艺术，不动脑筋学习是万万不行的”。

　　1928年8月，玉林农民暴动失败后，父亲离开了玉林老家，奉命赴广西右江和红水河流域，参加邓斌(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百色起义，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光荣成员。此后一直使用“张震(振)球”一个名字，没有变更。

　　“信仰就是力量”

　　1962年秋，我考上北京一所理工科大学。学校里开设了政治经济学、党史学等课程，要求工科学生也要学习;学生们还得经常聆听院系领导作政治报告，传达中央文件与政策精神;为迎国庆，每年还要花费不少时间操练“民兵阅兵方队”。我有些不理解、不耐烦,回到家中不免发些牢骚。父亲凭着他丰富的人生阅历与感悟，都能耐心劝告、一一作答，细心解决我在成长过程中的种种困惑。我非常感谢父亲对我的开导、影响和帮助。有几回，我们父子促膝攀谈，一问一答,内容宽泛，令我记忆犹新，受益匪浅，现追忆整理如下。

　　我问：老爸，您长期做书记、当领导，早年就做过“小学教师”、“政治教员”，您在广州求学三年，您有许多老师，谁是您最怀念的老师呢?

　　回答：当然是郭洪犹烈士，我最怀念的师长。他是广东省省立甲种工业专门学校中共党支部的书记，他和周文雍带领我们发动了反帝反封建学生运动。他和陈延军、刘尔崧、恽代英、萧楚女、阮啸仙都是中共党内的知识精英。他不仅介绍、引导我加入中国共产党，而且我在广州上过的所有训练班、纠察队、军政学校、讲习所和青年学社等，几乎都是通过他的筛选推荐进入的。我在穗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表现如何，他都非常关心，了如指掌，他是我最可信赖的革命引路人和政治启蒙老师。遇到生活困难，他也能开怀解囊，无私资助，犹如亲兄长一般。

　　1927年，发生“四·一二”事变，国民党右派叛变，大革命失败，反动派在广州的大街上残酷杀害了郭洪犹同志，我亲眼所见，痛不欲生，我是誓死要为他报仇的。广东人民乃至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像他那样的英雄豪杰，实在太可惜了。这样的烈士师长在我一生中还遇到好几位，如朱锡昂、韦拔群、赵博生、左权、彭雪枫等。说到底，他们是为自己选择的信仰而献身的。

　　我问：我大学学习的专业是理工科，为什么还要安排学生们学习政治经济学、党史学等文史类课程，还要听那么多政治报告，传达那么多中央文件?

　　回答：专业课是一定要学好的，它是你走上工作岗位、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专长和本领，我们讲又红又专，讲的是不能偏废任何一方。你们学校用大部分时间学专业知识，用少部分时间学政经文史，听一些报告，这样的安排很有必要。将来走向社会，不光要与物打交道，还要与人打交道，就少不了文史知识的储备。每个人一生都要读书学习，学习别人的知识，补充自己的不足，就一定要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中国的东西要学，外国的东西也要学。我在广州上学，开始学的是纺织机械专科，但实际上大部分时间都去学马克思主义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一门科学，是西方传过来的新鲜东西，是政治思想领域的大学问。她不是宗教，不同于封建专制主义，也不同于欧美流行的资本主义。因为人人都要分辨是非对错，都有思想倾向，所以人人都要自觉去学一点文科，无论学工学文，还是学农学医，都要为自己国家的社会发展实践服务，大家步调一致了，才能团结起来干成大事，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我问：您给我们四兄弟起的学名，依次是建华、建中、建新、建民，连起来就叫“华中新民”，就是“中华新民主主义”吧?那么，您年轻的时候怎么就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没有选择三民主义?

　　回答：选择信仰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大事，十八、九岁的青年人，正处在世界观形成、定型的关键时期，选择信仰应成为年轻同志的自觉行动，因为会影响自己一辈子。我在广州求学时，自认为“大革命”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因此就以为两个“主义”是一回事，参加哪个组织的活动都可以反帝反封建。但后来，我所在的“甲工专”中共影响力非常大，具有压倒优势，我又有谈得来的中共党员同乡学友作榜样，才有了最初的信仰选择——马克思主义。

　　我看过孙中山论三民主义的书刊，孙中山认为：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我学习了马列主义的书刊，懂得了些马克思主义基本道理。我认为：为少数资产阶级服务的所谓民主主义，本质是资本主义，不能说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为多数劳苦大众服务的，她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她涵盖并超越了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预言：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定胜利，而且只有在工人阶级政党领导的国度，经过漫长的历史进程，才能得以实现。

　　但是，起初自己的认识并不清晰。申请入党时，我还以为“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甲工校”党支部的郭书记对我的这个说法没有作解释，只是微微一笑。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让我猛然觉悟，原来这两个“主义”的对立、冲突可以发展到这等不可调和的地步。这哪里是观点、理念、主义的争论，完全是两个阶级“你死我活”的对抗。从此，自己的立场才变得更加泾渭分明，彻底与反革命的国民党右派一刀两断。

　　我是按照新中国成立之前，毛主席《论联合政府》的论述考虑，为你们四兄弟起的这些名字，意思是：新中国建立后一定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先行实行人民的新的民主主义，组建联合政府，建设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将来再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华新民”的建国理念，表达了自己建设中华的美好愿望和一贯思想，也是中共党内外进步人士达成的普遍共识和信仰。总之，为你们起这些名字，是让你们不要忘本，鞭策你们朝着前辈开创的崭新方向，奋发有为，继续前行。

　　我问：我们大学里见到许多农家贫寒学子，听他们说，三年经济困难中，农村确有饿死人的事情。想不到解放都十多年了，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又走上合作化集体化的社会主义道路，怎么还会发生饿死人的事情，是不是党的方针政策出了岔子，或者“主义”出了问题?

　　回答：不是“岔子”，是偏差和错误，主要原因在党内，一些干部“官”做久了，民主作风少了，脱离群众了，“冒进风”、“浮夸风”盛行，不注重客观实际，不去维护农民切身利益，有的地方层层干部不作为，才会犯这样的大错误。现在，全党都在反思，特别是省以上的领导干部，负责农业的主要干部，都在调查研究，调整错误政策，纠正不良作风，保障粮食供应，汲取了经验教训才会有经济的好转，我和你妈妈都参加了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七千人大会(1962年1月)，刘少奇总结原因时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很值得深思。

　　我们党好就好在自己出了“左”的或右的差错，能够正视，而且能够把它纠正过来。我们党公开承认并及时纠正自身的缺点错误，是自信和有能力的表现，只要能继续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戴，振奋精神，踏实苦干，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纠正不了的错误。目前看，这个错误还是局部的、暂时的、可以克服纠正的。不能因为头脑发热，执行政策出偏差，犯了这样的错误，就全盘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甚至动摇或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这一点决不可取。

　　现阶段，我们完全可以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中汲取有益的营养，用以丰富我们的建国理念，下决心解决好八亿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教育问题、住房问题、身体健康与卫生问题、出行问题等等。空喊漂亮口号，不做好实际工作，就不能为广大人民服务好，这不是我们的“信仰”和“宗旨”所要求的。

张震球-田筱珊夫妇与儿女们在一起(1967年元旦)二排右起，建华、建中、建民、建新

　　（来源：《黄埔》杂志  作者：张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