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考军校》
2018-10-29 14:23:23  来源：黄埔四期 文强 口述  点击：  复制链接

　　1924年，我17岁，到过一次广州，见到孙中山。孙中山先生有两个绰号，一个是“孙大炮”，还有一个是“大元帅”。我还见到程潜，见到李烈钧，见到蒋介石。那时蒋介石是副总参谋长。

　　回到湖南后，我考上了湖南艺群美术专科学校，校长是徐特立。

　　艺群美专有一位老师叫王基永，他每次上课并不讲公民课程，而是作时事报告，我感觉他对国内外的形势分析透彻，还有批判。有时，他问我们认清了形势怎么办?我们瞠目以对。他也并不解答他所提出的难题，最多说一句“同学们深思!”王基永有时巧妙地将孙中山与列宁相提并论，有时又介绍创办黄埔军校以及学生军东征、建立革命根据地等一些闻所未闻的情况。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常常到了下课之后，还包围着他，问东问西问个没完。

　　与我要好的一位同学名廖仲良，是湖南宁乡县人，比我大三四岁。有一天，他给我了个小本本，叮嘱我不能给第二个人看，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而且要躲在蚊帐内去看。我觉得相当神秘，不折不扣地一切照办。这个小本本，名叫《马克思主义浅说》，我躲在蚊帐中一知半解地一气读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触到的革命书籍。

　　那时，湖南有三剑客：毛泽东是搞农民运动的，夏曦是搞学生运动的，郭亮是搞工人运动的。他们三个人是分工合作。

　　我跟夏曦的关系很好。他对我说，国民党的革命是不彻底的，是改良主义的。其他的党派嘛，比如国家主义青年党，是无政府主义的。现在革命最彻底的，是马克思主义。我们有个领导，就是俄国，我们要走俄国的路。

　　我问：“孙中山是国民党，你怎么看他?”夏曦说，用我们湖南人的话说，孙中山是打着国民党的招牌，做马克思的事情。他又说：“现在俄国有个列宁主义青年团。”我问：“那是个什么组织啊?”“是一个年轻的革命组织，叫CY。”

　　那时我糊里糊涂的，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全国掀起了反帝的高潮。在这个反帝运动中，我是积极分子。夏曦到学生中考察，看到我敢作敢为，就发展我加入CY。

　　一天，夏曦通知我到第一师范去。我去了一看，来了不少人。墙上挂着马克思的像。第一师范的学生陈林达(湖南湘潭人，后来是国民党军长)也来了，我靠着他坐下。王基永给我们作政治报告，讲国际形势，讲革命形势。我坐在下面，觉得这个人了解的事情很多啊。夏曦对我说：“他是政治教员。”我说：“我们艺专的政治教员也是他。”夏曦说：“他的理论很好，很多事情我们还搞不清楚呢。”到了晚上，举行加入CY的宣誓仪式，又是王基永主持，我想：“他不但理论好，宣誓也是他来主持。”这才晓得他是列宁主义青年团在长沙组织的负责人。

　　我是个CY了。夏曦就动员我进黄埔军校。

　　我原打算以艺专作为过渡，然后再到京沪一带去深造。可时，到艺专不过半年，就接触了革命思想，卷入了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的爱国热潮中。接着又是“五卅”惨案的发生。大革命时代展现在我的面前。我在长沙教育会大礼堂追悼孙中山逝世大会会场中，看到了追悼人群如山似海，激动人心的挽联挂满了会场内外及“赐闲园”整个花园。记得有人抄下唐诗陈子昂名句来赞誉孙先生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那时既仰慕孙先生的伟大，不愧为辛亥革命的开国元勋，但又感到“后无来者”之句，似乎又过早地作了结论，难道当代以及千百年后，就没有一人能超过他吗?我带着幼稚的心理在探索着，希望投笔从戎。

　　我的父亲也反对我学艺术，说：“学什么艺术啊，还是进一所大学吧。”当时，有黄埔军校、广东大学、岭南大学三所大学可供选择，但我受到夏曦的鼓动，决定投考黄埔。在动身之前，我特意读了一些进步刊物《新青年》《湘报》等等。

　　这次长沙投考黄埔的一共有八个青年，编成了一个组，陈林达是组长，我是副组长，还有六个是长沙黑铅炼厂的工人同志。去广东有两条路，一条是搭火车，火车快一些，但路上不安全，吴佩孚他们经常在铁路上抓学生。一条是水路，从上海到厦门，这条路比较安全，而且要便宜一些。我们选择了水路。

　　出发之前，毛泽覃找我，说名单上没有他。“我很想同你一道去考黄埔，只是我去不了。”我问：“是不是你的哥哥不让你去啊?”“我没有路费，去不了。”说着，他哭起来。我说：“你哭什么呢，这样好了，我估计要不了多少钱，路费我出，衣服钱你自己出，我有饭你有饭。”毛泽覃高兴了。

　　我向陈林达讲，毛泽覃也要跟我们一道去考黄埔。陈林达不同意：“怎么可以加带一个人呢?”我说：“他也是CY，为什么不允许他去呢?”陈林达表示要全体通过，而且毛泽覃没有钱，我们也没有钱给他呀。我说：“我出钱。”“噢，你有钱?可是组织上没有交待，你又搞个人来。”“哎呀，做好事嘛，把他的名字写在最后-毛泽覃。”就这样，我带着毛家老弟一道投考黄埔。

　　到了上海海关，一看，贴了一张布告：说是台风来了，封关了。所有的船只都停开，船票不卖了，想走也走不了。大家很着急，本来就没有几个钱，又搞了个封关，进不能进退也不能退。过了几天，我们只有两块钱了。毛泽覃着急：“我跟着你已经花了你很多钱，现在又封关了，怎么办呢?”

　　陈林达是组长，他更着急：“老文啊，我是组长，你是副组长，现在封关了，我们的伙食钱只够三天了，怎么办呢?你赶紧打个电报向湖南要钱。”湖南回电报了：“一切费用自理。”青年团也没有钱。

　　这一下，陈林达急得不得了。我说：“你不要着急，我有办法。”到了晚上，我把他叫来：“你摸摸我这个棉衣呀，看有个什么东西?”他上前一摸：“哎，这是个什么东西呀?像个硬的圈圈呀?”我说：“这是我妈妈给我的，叫我备而不用。爸爸娶她时，给她一对金镯子，她脱下一个给我缝在棉衣里。我母亲给我讲过，这个圈子相当于一两黄金。”“噢，值那么多钱呀?我们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你这个妈妈很难得的。拿个金圈子给你，你妈妈很有远见啊。”他把我妈妈称赞了一通。我对他说：“你对大家不要说，要不他们吃烟喝酒，几天就搞掉了。”

　　我们两人拿着金圈子跑到金店去问，说是值一百块洋钱。我对陈林达讲：“我把这个金圈子交给你，换成一百块洋钱，当作我们到广东的路费，多余的钱作为公费，我们的目的地还没有到达，我自己不要这个钱。”

　　封关八天后，恢复船运。我们买了票上船。他们打听买票的钱是从哪来的，陈林达说：“是文强的钱，他拿出来给我们用，我们要节省着啊。”

　　从上海到厦门，用了四五天时间。经过厦门时，他们那些人讲：“哎，看鼓浪屿，鼓浪屿!”我问：“鼓浪屿是个什么东西!看看。”我看见对面山上有个天文台，隔得好远，看也看不清楚。我正在甲板上看天文台，有个人在我衣服上一揪，又敲敲我的耳朵，我回头一看，是毛泽东!

　　“哎，毛大哥，你怎么在这儿?”他捂住我的嘴说：“说话声音小一点，这个地方还在厦门，是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统治的世界，他们如果晓得我们到广东去，就会绑票。”我听他讲得很有道理。

　　他上下看看我的打扮，我穿的衣服上有两个铜字“艺专”，帽子是白色哔叽的，帽子上插着一把铜宝剑，这是艺专的校服。

　　毛泽东把我浑身上下看了几眼之后。说：“你呀，打扮得太漂亮啦!人家都注意你，都看着你，帽子上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一把宝剑插着，太引人注目。”又说：“帽子就不要戴了，衣服上‘艺专’两个字可以取下来。”

　　我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就一把抓下帽子往海里面丢，毛泽东一下子就把我的帽子抢过去了，说：“你这是幼稚的行动，你把这样好的帽子往海里丢干什么?这不是发神经病吗?你回去放在你箱子里头。”我笑了，说：“也对。”那时我才18岁。

　　我问他：“我在这船上怎么没有看到你呀?”他说：“我们住在上面的官舱，你们住在下面的统舱。我告诉你，我是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夏曦，郭亮，还有四川的廖划平，也都是。”我说：“我知道了。”

　　他又问：“你们还有几个人?”“我们都是考黄埔的，你的老弟也在，要不要他也上来?”我回去找毛泽覃，故意往官舱走，一看官舱里夏曦也在，郭亮也在，还有廖划平也在。当时我并不认识廖划平，进了黄埔之后，廖划平是我们的政治代表，后来这个人成了叛徒。

　　我对毛泽覃说：“你哥哥也在船上，你去看看你哥哥。”“我不去，他没有好脸，看他干什么呢，那个官舱你上不去，我更上不去。”

　　船到香港，毛泽东来找我，说：“那边派船来接我们了，你看那个插着青天白日旗的船就是。你们到了广东，那里的旗子也是青天白日旗。到了广东，我们就自由了，到了革命的世界。”夏曦问我：“你在广州有熟人没有?”我说：“熟人倒是有，但是地位隔得太远，是我父亲的朋友。”“什么人哪?”“程潜。”他说：“这样吧，我给你想个办法，到了广州后，你们先住在黄元里那里的一个小旅馆，花不了几个钱，我写一个条子，你拿着条子去那里的组织接头。”

　　我们到了广州，按照夏曦说的，住在黄元里的小旅馆，是湖南人开的，臭虫多得要死。我拿着夏曦写的条子去找广东组织的负责人。找到了广东共青团的负责人穆青，他后来当过四川省委书记，被刘湘杀掉了。

　　穆青说：“你们是夏曦介绍来的?他是湖南方面的负责人，我们知道。”穆青想了想：“我们这里没有专门人才，你是艺术专科学校的学生，你会画像吗?”“画像嘛，简单的事情，用格子一套，放大就是了。”他说：“你是专门人才，给我画一张孙中山的像。”

　　我画好第二天就送去了。他一看：“很像啊。”他说：“我们还有很多标语要写，写标语要文化啊。”我说：“写个标语有什么问题呢?”我就把陈林达他们都叫来，穆青很高兴：“好啊，这样吧，我把你们送到罢工委员会去。”我问：“罢工委员会是个什么机关呢?”他说：“香港工人正在罢工，刘少奇在我们这里组织罢工委员会，你们向他报到，有饭吃，每天除了有饭吃之外，还有六块钱。”我们一听，还有这样的好事?我说：“有饭吃就行了。”

　　我们到罢工委员会报到后，被分配到工宣部。这个地方只能办公，不能睡觉，还得找处睡觉的地方。我听说农民运动讲习所可能有地方住，就去那里看看。远远地，就看见毛泽覃站在农民运动讲习所门口，我喊：“你怎么到这里来了?”“我哥哥在这里嘛。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孙中山办的，现在他要我哥哥在这里负责。”“噢，是这样啊。”我问：“这里有没有地方住啊?”“有地方住，房子大得很，来个百八十人没问题。”我说：“我们十几个人没有地方住，你能不能跟你哥哥讲一讲，让我们住在这里?”

　　我们晚上住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白天到罢工委员会上班。搞了半个月。

　　在广州，我们真是耳目一新，满街红色标语牌，民气昂扬，对比北洋军阀统治区的死气沉沉，简直是两个天地。我既感到兴奋，又感到紧张。觉得自己对革命的认识很不够，面对着许多新鲜事物，一知半解，连“三民主义”“三大政策”的含义都弄不清，一开口就是笑话百出。有人向我说：“革命的书非读不可，革命的理论非懂不可，像胡适这样的名教授，也不知道帝国主义这一名词的含义。”青年们为了一名词术语，会争论不休，我往往在一旁洗耳恭听，未敢插言。

　　1925年8月黄埔军校第九次招考，考了一篇国文，考了数理化，我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取。陈林达与我同榜录取，长沙黑铅炼厂的工人同志都没有考上，他们便投奔叶挺主持的第四军学兵团到肇庆入伍去了。毛家老弟没有考取，留在了农民运动讲习所。

　　我进了黄埔军校，是黄埔第四期。毕业后分到入伍生第三团三营一连。连长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张慎阶，广东人，少年英俊，在东征战役中立过功，是一位以身作则的青年军官，我对他十分敬服。入伍生第三团各营，都驻扎在黄埔岛对岸鱼珠炮台和深坑一带，以后又迁到陈家祠堂，这处祠堂气派很大，据说是叛将陈炯明的祠堂。我所在的连，被人笑称为“湖南同乡会”，湘籍人占大半以上。湖南人能吃苦，外籍同学称之为“骡子”精神。

　　我进黄埔的时候，激动得写了一首诗：

　　考入黄埔军校

　　腾飞万里气如虹，沧海茫茫主宰中。

　　三类权衡知我路，丹心报国奋前锋。

　　开学后几个月的一天，把我们团员集中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其中有林彪，有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有陈林达。我们被升为共产党员。墙上也是挂着一张马克思的像。我们坐在凳子上，陈林达一拍我：“坐在前面的那个人你认识吗?”我说：“我不认识。”他说：“他是广东共产党的负责人周恩来，今天的领誓人就是他。”周恩来出来讲话了，他说：“我们升了级了，由CY升为CP了。”大家都很高兴。

　　入学后我跟林彪、周恩寿、李运昌编在一起，我还是班长。我们连里，南方人多，北方人少。湖南人多，湖北人少。大家一起过的是当兵的生活。

　　一次打完靶后，林彪的枪没有上交，枪里面还有一颗子弹。我们每次打靶完后都要把枪和子弹交上去，林彪就大意了。回去洗洗澡，吃完晚饭大家休息了。我和林彪都住下铺，我看见林彪滚来滚去地没有睡好，好像有什么事情似的。一会儿，看见他的手到枕头后面去拿枪，我这个班长就要管事呀，但我不敢管，怕人家说“人家都睡着了，就你没睡着”。

　　我总睡不着。忽然，“啪”地一下，响了一枪!

　　值星官拿着手电一下子跑进来了，问我：“文强，你是班长，你看见什么了?是谁在打枪?”他这一问，问得我慌里慌张的，我说：“我没看见谁睡觉的时候打枪，我没看到。就是看到林彪有点神情不安，睡得不好，看见他的手老在枕头后面去摸。枪架在枕头后面。”我再没有敢往下说。

　　值星官很有经验，他跑过去，把林彪的那只枪拿来一闻，刚刚打地嘛，有火药味道呀，再用手电一照地下，子弹壳还在那里呢。“林彪，枪是你打的，你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不讲话呢?”值星官很生气。林彪知道自己错了，说：“我下操的时候急急忙忙没有检查，我就睡不着觉，老惦记有这回事，我一摸枪呵，就打了这一枪。”“噢-你自己承认了?我要让你坐禁闭，一个错误是你没上交枪和子弹，第二个错误是晚上你又打了一枪，两个罪加在一起，坐禁闭!”

　　我们一看，真玄!子弹从下铺打上去，把上铺的枕头打了一个大洞，再往上铺一摸，人也不见了。上铺那个同学姓林，叫林伟俦。解放天津时，林伟俦是国民党守天津的军长，也是个中将。值星官说：“哎，这个位置不是林伟俦吗?人到哪里去了?”正在喊着的时候，林伟俦拿个杯子跑来了，值星官说：“你干什么去了?”他说：“我喝水去了!”执行官说：“你命大，你要是睡在

　　里呀，这一枪就把你打死啦!好好好，大家睡觉，林彪明天执行禁闭。”

　　值星官一走，林彪火就起来了，那时我们只有十几岁嘛。他捏起一个拳头，说：“文强，你这个家伙怎么落井下石呀?你这个湖南骡子。”我一听，就说：“林彪，不要骂人。我怎么落井下石了?我也没说是你打的枪，我只是说你睡得不好嘛，怎么是落井下石呢?”他说：“你还要说?我揍你!”他越说越激动，就跑到我床铺面前。我说：“林彪呵，你要是跟我打架呢，我估计你三

　　打不了我，来打吧!”他一巴掌打上来，打得我的火也出来了，我“啪”地一下把他打到铺上去了。他不服，还要打。大家起来帮我的忙：这个九头鸟，好厉害，敢打班长。

　　过后，林彪不理我了。

　　后来周恩来和贺龙决定搞八一起义，我们南下到会昌，在会昌，我们的部队遇到与驻守在会昌的钱大钧部队，打了一个遭遇战，钱大钧部队缩回去后，我就坐在路边到处看，想：“上面怎么还没有命令，要我们去追击呀?”那时周逸群是党委书记兼师长，我是少校连长兼组织委员。这时，有人对我说：“你看路边，林彪在那里，你看到没有?”“咦，林彪在那里?他好久不理我了，我见见他。”我跑过去了，林彪背对着我，他并不知道我在他身后，人家就指着林彪说：“你看你后面是什么人呀?”他回过身来一看，是我。我看他还有点不高兴的样子，就跑到跟前拉了拉他的手，说：“老林哪，你是湖北佬，我是湖南佬，我们有两年不见面了，大敌当前，不要再闹小孩子脾气了。”他望着我笑一笑，举起手给我敬礼。“哎，”我说，“你这个人还很近人情，还给我敬礼呀。”他笑了，说：“我不是给你敬礼，我是给你的官阶敬礼，我是个上尉，你已经是个少校了，我给你的官阶敬礼。”我说：“不管是什么官阶，也好，我看见你有笑脸了!”他就哈哈地笑起来了。小孩子脾气不闹了。

　　后来我到潮州看朱德，在那里跟林彪又见了一面。那里有个地方叫三河坝，我们就在那里又见面了。林彪说：“老文呵，咱们又见了面啦，我招待你吃点东西吧。”我说：“你不要招待我，我也不要招待你，很短的时间，我们马上就要通过三河坝，要赶到潮州，我没有时间停下来，另有任务。”这次分开，就再也没有见面。后来他一直打到了东北，我在国民党里面也到了东北。

　　进入黄埔不到三个月，入伍生第三团举行甄别考试，凡经过甄别考试及格的，一律升为军官生。我通过，并被分派到政治科政治大队第二队学习。周恩寿也考取了政治科，林彪考取了步科。

　　在升入军官生的甄别考试中，要经过一场口试，邓演达老师是主持口试者之一。叫到我的名字后，我肃立在他面前，一点不敢马虎。

　　邓演达是黄埔的教育长(后来调升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一度成为武汉国民政府的风云人物，为时不久，宁汉合流，右派势力抬头，他逃往国外，后来归国不久，遭蒋介石的毒手殉难于南京)，他仪表非凡，神采奕奕，双目如电，不论是站着、坐着，还是行进间，他的上身都保持立正的姿势，一股浩然正气，溢于眉宇。他用不着说话，只要远远听到他那有节奏的长统马靴的声音，哪怕同学们正在闹得欢，立刻就会鸦雀无声。

　　邓老师对着我端详了一番，问我，“为什么要来这所学校学习?志愿何在?”我立即回答：“是为了革命不怕死而来，志愿是打倒列强，打倒军阀，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他似乎很满意，连连说，“好，好，好，以后要多多地研究三民主义，是新三民主义，具有‘三大政策’内容的新三民主义。”

　　我退出考场后，便琢磨新三民主义这个“新”字，究竟是什么。一连问了许多同学，都回答不出来。我带着这个问题问恽代英老师，才明白了三民主义新旧的界线。恽代英老师说：“孙中山先生所著的三民主义有新旧之分，旧三民主义是从民治、民有、民享而来，孙中山先生已经否定了，并亲自在广东大学讲演过新三民主义。不过新三民主义要比较完善的话，必须包括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贯彻实行三大政策的精神。”

　　我当时很不理解，认为到黄埔军校来的目的是学军事，为何又学起政治来了?后来才了解，凡考取了军官生的，视其考试成绩，分配到步、炮、工、辎、政治五个科去受训。后来还添设了一个骑兵科，共六个科种。

　　曾毕业于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日本士官以及海外其他军校的黄埔老师，都认为政治科是一件新鲜事，是革命学校的创举，当然，也有保守的右派分子，造谣生事，诬蔑政治科为“赤化科”。

　　我们考取政治科的，兴高采烈地离开了陈家祠堂入伍生营地，坐着花艇到校本部去报到。不料报到后，竟让我们到离校本部将近20华里的沙河营房学习。所谓营房，不过是一所全部用毛竹和蒲葵搭盖而成的简易棚。政治大队队长是胡公冕先生，当晚集合我们讲话，说新校舍正在抢建，不久就可搬入去住。这座毛竹营房，别看简陋，还有通风、透光、防潮等等优点呢。我们都是来黄埔革命的，就应该生活革命化，等等，话说得不多，但大家高兴了起来。其实，简易校舍搭盖得挺精雅适用，宿舍、自学室、饭堂、盥洗室、俱乐部，连接着大队部、大操场。我们在沙河营房生活了四个多月，又迁到蝴蝶岗新建校舍。

　　我在黄埔政治科受训将近半年的时候，周恩来给我们作报告。报告之前，他问：“你们这些同学有会速记的没有?”我举手：“我学过。”我是在艺专学的速记。周恩来说：“你还会速记呀?你记录过没有?”“记录过。”他说：“你出来。”我就出列了。他又说：“我们这里还有两个记录员，你们三个人合作吧。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湖南明德中学毕业，后来上了艺专。”“哦，你的资历还不错嘛，就指定你负责吧。”周恩来报告之后，我把速记稿整理好给他送去，他连声说整理得好整理得好，很高兴。

　　周恩来又把我介绍给邵力子，说：“我这里有个速记员叫文强，我的演讲他第二天就整理好送来了，记得很清楚，我看了一下就批复印了。不错不错。”这样一来，邵力子也找我速记，他讲三民主义的稿子，是我记下来整理的。邵力子不知道我已经是共产党员，问：“你是不是国民党员呀?”“我不是。”“你还不是国民党员?你的速记这么好，我来介绍你。”邵力子写了个条子，让我加入了国民党。

　　1926年3月20日，发生了中山舰事变。校本部自3月19日夜间起，已进入戒严状态。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教官恽代英、萧楚女、高语罕、李合林等等都在20日黎明前被捕了。这些情况是从大队长胡公冕先生口中传出的，因为他任过校本部的警卫队长，调为政治大队长后，他原先的部属透了消息给他才知道的。当时知道消息的，也仅限于极少数人，绝大多数真相不明，整个的政治大队笼罩在疑云里，提心吊胆，窃窃私语，出操上课停止了。

　　我记得到了22日晨，党小组长张先梅悄悄传达说：“中山舰事变是蒋介石制造的阴谋事件，目的在于打击左派势力，矛头是对准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的……”

　　恐怖气氛笼罩了整个黄埔岛。

　　另外，还从大队部传出，广州戒严，如临大敌，苏联顾问全部被扣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被关押起来，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纠察队被全部缴械解散。第一师的政工人员，凡是共产党员，除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以外百余人都被扣押起来……恐怖气氛不仅笼罩了黄埔岛，而且笼罩了全广州市和广东全省。

　　我在事变的前一个星期，有感于左、右两派的斗争，主张切实拥护三大政策，把嚣张的右派势力压下去，于是冒冒失失地写了一篇《拥护三大政策是革命军人之责》的论文，投到学校出版的《黄埔潮》上发表，这篇不到两千字的稿子，明明是贴了邮票，投入大队部设置的邮政信箱里的，不料竟落到了第二队的队长李安定(他把左派和CP分子视为眼中钉)的手里。他暴跳如雷，派区队长把我叫到他的面前，横眉怒目地问我：“是不是想要造反了?”他拍桌打椅，将我写的那篇稿子摊在他的办公桌上，指责我胆大妄为，逼着我说出动机何在?是谁指使要写的?……我苦笑着答道：“稿子是我自动要写的，拥护三大政策是拥护总理亲手制定的政策，是革命军人应尽之责，我没有意识到有何不当，错在哪里?”这一答复，更引起他破口大骂，一脚将他办公桌前的靠椅踢倒了，指着我痛骂说：“你竟赤化到不可救药的地步!”正闹得不可开交，区队长蒋作舟走近我的身边，表面上是制止我再辩论下去，实际上是给李安定一点面子作台阶，蒋作舟对着我大叫一声：“滚!”我走出了队长室，以为大祸临头，许多同学也为我不安。但结果居然是李安定队长调走了。

　　3月20日事变后，蒋介石制定了一个“整理党务案”。此决议案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许跨党”，在“党内无党、校内无派。”我是跨党分子，周恩来介绍我加入了共产党，邵力子介绍我加入了国民党，遇到如此情况，应该有所抉择。经过与小组商量后，我决定保留共产党党籍，退出国民党。1926年3月，我退出了国民党，在黄埔公开了共产党员的身份。

　　事变后第三天晚上8点多，全体师生集合在校本部大礼堂听校长蒋介石的训话。蒋介石指着“亲爱精诚”四个字的校训，说：“如果本校长不革命、反革命，同学们就应该打倒我。”最后蒋介石两只眼睛注视着全体师生，问对他的讲话有什么意见没有?这时从政治大队第二队的队伍中冒出个湖北口音的学生王襄，高声喊道：“请问校长，你只要我们精诚团结，试问：我们最亲爱的廖党代表被帝国主义和一小撮反动派刺死了，我们的汪党代表到哪里去了呢?”(廖党代表指廖仲恺，汪党代表指汪精卫)这一义正词严地发问，使全场为之一惊。蒋介石一下子面红耳赤，过了一会儿，叫侍卫将质问的学生的名字记下来，说：“汪党代表有病，入医院了，不久就要出来的。”

　　5月底，黄埔军校在学生中挑选了三百人，到广州办事处进行特别训练。我和周恩来的老弟周恩寿都被挑选进去了。我们这个队的负责人一个是邓演达(他已升为总政治部主任，学生们仍按习惯称他为教育长)，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彭湃。开始，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直到参加了北伐的誓师典礼，才知道受训后要提前毕业，因为北伐前线需要人。

责任编辑：振中 最后更新：2018-10-29 14:2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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