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在建军中的作用
2018-11-03 15:04:49  来源：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 黎显衡 撰稿 载黄埔军校旧址博物馆  点击：  复制链接

　　黄埔军校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培养革命军将材的学校。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的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取得了划时代的胜利。由于没有真正的革命军，未能捍卫民主共和制度。他办军校的宗旨，是要建立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在军校开学典礼上沉痛地说：“中国的革命有了十三年，现在得到的结果，只有民国之年号，没有民国之事实”，“所以中国十三年的革命，完全是失败”。并指出俄国所以能彻底成功，是因为有一支革命军，中国辛亥革命后，“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了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所以今天在这地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1]黄埔军校以三民主义为指导，突出了革命的政治教育，走全新的建军道路。

　　一、黄埔军校实施政治教育是中国军校教育史的创举

　　军队在战争中能否取胜，有政治的、物质的、战略战术的诸多因素，而政治因素是最重要的。黄埔军校要创造出一支革命军，最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军事教育，而在于革命的政治教育。在军校中军事教育是重要的，而政治教育则是创造革命军的灵魂与保证。没有它，就不可能培养出为国家独立、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勇士与将帅。受纯军事教育出来的军人，无非为了取得一点维持生活的饷钱去打仗，成为有奶就是娘的雇佣兵。

　　中外许多著名军校，除苏俄的红军学校外，都没有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和开设政治教育课程。清政府为组建新军，办了许多军校，如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浙江陆军武备学堂、两广武备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广东将弁学堂以及各省的陆军小学等。有的军校仿德国或日本的军校学制，聘用外国教官。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张之洞给清政府的“创设陆军学堂及铁路学堂折”，提出了“创设自强新军”的宗旨，办法是“整军御武，将材为先”，“仿照德国，训练劲旅，非广设学堂，实力教练，不足以造就将材。[2]”1880年，李鸿章奏准设立天津水师学堂，该学堂规定“一日间中学西学文事武事，量晷分时，兼程并课”，此举认为是“实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船之本云。”[3]张之洞、李鸿章吸纳西方的军事思想和军事技术来办军校，练新军，确是中国军校教育史上的进步。

　　清政府办的军校和民国初年各地方政府办的军校，都是中国近代社会才产生的，从形式上是新式军校，但从本质上仍属旧军校，因其办校宗旨是为清政府或为军阀政府服务的。而旧军校亦有一点积极作用，就是军校出身的后来投身民主革命运动，成为著名将领者亦不少，如蒋介石、叶剑英、邓演达，张运镒(张云逸)、李济深等。

　　黄埔军校是革命党创办的，与旧军校有本质不同，它设置政治工作机构和政治教育课程，以造就革命军为宗旨。它初创时，经费不足，武器简陋，生活艰苦，仍成为中国乃至越南、朝鲜、印度等国的被压迫民族的青年所向往的革命摇篮，青年们有一句口号，就是“到黄埔去!”。而清政府办的军校，物质条件优越，却很少人投考，要用高官厚禄来吸引人去学习。李鸿章坦白地说：对青年“不可不多方诱掖，以收鼓舞作新之效。”[4]孙中山为了建立革命军，改造国家以国民党名义来办黄埔军校，是开创了中国政党办学校、办军校的先河，改写了中国军事教育史，提供办军校的成功范例。

　　二、政治教育是实现黄埔军校宗旨的根本保证

　　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民国初，中国的军队是分裂的，各有地盘，各为其主，互不统属。有的军队是军阀控制的，有的军队虽受孙中山指挥，但未经政治改造，仍不能称之为真正革命军。黄埔军校为创造革命军，采取了多项措施。

　　1、实施军事、政治并重的教育方针。该方针，是根据孙中山关于既学军事又学政治的指导思想来制定的。他在军校开学典礼上演说，要求学生要有高深学问，“关于军事学和革命道理的各种书籍及一切杂志报章都要参考研究。”[5]丰悌撰写《本校从黄埔到南京的变化》一文对教育方针作了具体阐述，指出：“所谓教育方针，便是教育施行所根据的原则。这个原则，简言之，乃是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并重，而且不但是并重，政治教育更有超过于军事教育之势。”[6]军校政治部副主任熊雄撰写《一年来的本校政治部》，指出军校的“教育方针的总原则，就是‘军事与政治打成一片’。政治部依据这个原则，故对学生官长兵夫，乃有贯注全部的政治教育计划。”[7]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两者是互补的，政治教育对师生和革命军官兵的思想起了主导的作用。军校的学生，要掌握军事知识和技能，更要有为革命奋斗牺牲的思想。否则，孙中山办军校的宗旨不能实现，与旧军校的学生无异。

　　2、聘请苏俄军事顾问。帝国主义者反对孙中山的革命，只有苏俄支持他。孙中山决心以俄为师，1923年1月发表“孙文越飞宣言”，8月5日派遣由蒋介石、张继、汪兆铭等人组成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考察，学习苏俄建设红军的经验。在黄埔军校开学前，孙中山接见了苏俄顾问团的亚??伊?切列潘诺夫等人，表示“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按照苏联式样建立一支军队，准备好北伐的根据地。”[8]苏俄军事顾问到黄埔军校后，协助制订教学计划、各项制度和进行示范教学。在东征中，顾问亲临前线，协助制订作战计划与指挥战斗。苏俄顾问为军校和革命军的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3、吸纳军事与政治教育人材。人材是办好军校的重要因素，军事教官从国内军校或在外国军校留学的人中挑选，有王柏龄、叶剑英、张元祐、邹竟、钱大钧、刘峙、胡树森、文素松、严重、王俊、李济深、邓演达、何应钦等。可谓军事教育人材云集，如百川汇海。在军校中开设政治课程，除苏联外，没有别的军校可资借鉴。俄国革命前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状况、革命任务、对象和特点都与俄国不同，政治教育课的内容与方式，不可以照搬苏俄军校的模式。黄埔军校要寻求既了解三民主义，又熟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教官十分困难。

　　军校始创之时，政治部主任、政治教官虽是国民党政治家，却对政治课的认识肤浅。政治部第一任主任戴季陶，号称孙文主义理论家，却不了解三民主义的真谛，1924年5月21日在军校讲演，说“要以三民主义来代替资本主义，如果三民主义能够成功，资本主义就不能存在了，大家总要做到平等的社会生活，中国的成败，民族的兴亡，都在于此。”[9]这种空想的不可实现的政治主张，决不能正确引导学生理解革命理论和认识社会的。戴季陶在军校“接事不久，因为和张继、谢持争持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的事起冲突，愤然离了黄埔到上海。”[10]

　　接着，邵元冲出任政治部主任，仍无能力使军校政治工作改观，11月，又随孙中山北上商谈国是，亦离开了军校。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政界人士，名为兼任政治教官，实忙于应付时局问题，无暇到校作政治演讲。廖仲恺鉴于军校政治教育工作的涣散，唯有请求中国共产党帮助。

　　与此同时，周恩来从欧洲回国，9月1日在香港致函中央(团中央)，说明与他同行归国的刘子荘、周子君已直达上海，罗振声和他往广州一行，“故不克直达沪上报到。我们在广州耽搁的日期，我须挨C??P中央命令而定，振声同志原欲入广州国民党军官学校，如可能，当即在广州住下，否则或系不久亦将转往上海。”[11]由此分析，周恩来回国前尚不知道回国后要做什么工作。他抵广州，参加了平民教育工作，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10月10日，他出席在第一公园举行的双十节纪念大会，以民族解放协会代表名义在会上演说。11月，周恩来接替邵元冲兼任军校政治部主任。此事可从《本校政治工作的历史发展》一文中找到了根据，该文记载：“十三年十一月，周恩来先生继任本部主任”。[12]张申府撰写《筹办黄埔军校点滴》一文，说是他向廖仲恺推荐周恩来的，并由廖仲恺寄旅费请周恩来回国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此回忆录与上述的历史事实不符。1925年1月5日，陈延年给旅莫斯科的“致乔年、若飞、一飞、罗觉同志信”，说周恩来是中共广东区委委长、宣传部长，工作很忙。周恩来何时辞去上述两职，可能在2月间随军出发东江讨伐陈炯明叛军之后。他辞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之职，仍保留区委常委，并兼军委书记，专注于军事系统的工作。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到军校工作，是中共认识军事工作的重要性，又是帮助孙中山办军校的一项重要举措。

　　4、设立党代表与政治部。黄埔军校是国民党办的，凡参加军校者须参加国民党。军校党代表与国民党总理孙中山、校长蒋介石同为校本部的最高领导人，党代表是执行国民党的方针政策，监督行政工作，校长发布的命令，须由党代表副署才能生效，这种制度是仿照苏俄红军的。国共合作时期，参加黄埔军校的共产党人都是跨党的。校党代表属下的各级党代表，既可以是没有跨党的国民党人担任，又可以是跨党的共产党人担任。黄埔军校党代表与苏俄红军党代表，形式相似，性质有别。苏俄的党代表是纯共产党人担任，并代表俄共的。

　　政治部的职责，“是负担政治教育及在学生与人民群众中发展国民革命的意识之唯一机关。政治部对党及党代表负责，党代表命令并指导政治部，务使严重的军队纪律在正确的政治认识和指导之下，以巩固战斗力之基础，使部队成为严密的组织。”[13]至于校军属下团队之党代表，由政治部管理。

　　周恩来入黄埔军校后，锐意整顿政治部，设立了指导、编纂、秘书三股，使军校的政治工作面目一新。1925年1月，军校学生从长洲岛迁往省城北较场，教导团则进驻长洲岛。政治部亦迁往广州，只留一部分人员在长洲，负责教导团的政治教育工作。

　　黄埔军校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加强了对师生的政治教育，保证了孙中山办军校宗旨的实现。

　　三、政治教育是建设革命军的核心内容

　　1925年7月国民政府成立，开始实施军政、民政、财政统一。军校教导团扩编的党军和大元帅府属下的滇、桂、赣、湘等建国军，统一编为国民革命军，并将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制度推广到国民革命军中。原各建国军所设的军校，一律并入黄埔军校。为此，军事委员会于1926年1月12日议决：将黄埔军校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原隶属国民党，改为隶属于政府。其目的：“一，集中一切注意力于这个军事政治学校，以期军官们得到最好的政治教育。二，组织和指导一种统一的政治工作，使各军军官中消除省区观念的旧倾向。三，拔选最有经验的将校和教授，集中于这个学校，以期军官们得到最好而且一致的军事政治知识。四，……”[14]。为此，军校增设了政治队，而步兵.炮兵等各队则开设公共的政治课程。这一切措施，都突出了政治建军思想，使政治教育成为建设革命军的核心内容。

　　军校政治部因周恩来辞职，以邵力子、熊雄为正、副主任，以杨其纲为秘书、恽代英为主任政治教官。国民革命军的各军亦设置政治部和党代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继承了陆军军官学校时期的好传统。军校不仅是学生的课堂，而且是原各建国军下级将领学习三民主义，提高觉悟的革命熔炉。教育方式有：

　　设立政治工作会议制度。以校长蒋介石为会议主席，政治部主任、教官、科长等均出席。5月3日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对高级官长的政治教育由校长负责，每星期作一次政治报告。各团队长官的政治教育，由政治部负责。

　　考查学生之品性思想及主义。为使政治教育工作有的放矢，6月11日校本部令各团营连长随时考查学生之品性和思想信仰，每月定期向直属长官汇报，作为政治教育实施之参考。

　　令各部队酌调军官到军校补习党义。各建国军整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存在地方狭隘思想和排除异已等问题。要使原各建国军改造成革命军，政治教育是必须的、十分重要的。军事委员会于是调各部队的军官到黄埔军校学习国民党党义，以提高政治思想，为国民革命奋斗。

　　对在校学生以各种形式加强训练。举行政治讲演比赛、政治讨论会、政治测验以及到农村进行讲演实习等。

　　组织宣传队。军校的宣传工作，分为平时与战时的宣传。宣传对象有群众、本军、友军和敌军。滇、桂军部分人员附义后，由军校加以训练，组成的特别宣传队，专对盘据省河一带的滇、桂军进行宣传。

　　组织血花剧社。在校内和校外宣传演出，剧目有“还我自由”、“黄花岗”及“鸦片战争”等，宣传效果很好。

　　编辑政治书刊。军校出版的政治丛书，有《各国革命运动概论》、《本党重要宣言训令之研究》、《政治概论》、《中国国民党与劳动运动》、《中国国民党与农民运动》、《帝国主义》、《政治学概论》等。报刊方面，有《黄埔武力旬刊》、《黄埔生活周刊》、《革命军》、《黄埔军人周刊》、《黄埔日刊》等。丛书、刊物有10多种，有的印数达几万份。军校又编写了“校歌”、“三民主义革命歌”、“革命行军歌”等，以激励军校师生和国民革命军。

　　对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人员教育。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执法者必须依法办事。军校对从事政治工作的人严格管理，先后颁布了“政治工作人员惩戒条例”、“政治工作人员恪遵职守令”等。

　　军校的政治课，既有专职的政治教官讲课，又常邀请社会知名人士到军校演讲，毛泽东、刘少奇、苏兆征、鲁迅等都曾到军校演讲，深受师生欢迎。

　　政治教育内容很广泛，而核心思想可概括为四方面。

　　第一，“亲爱精诚”教育。军校内，有不同党派、不同信仰的热血青年与旧军人。他们来自国内各地和不同国家，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最终的奋斗目标亦异。孙中山提出“亲爱精诚”作为校训，祈望在军校者都团结起来。在军校的初期，团结与合作是主流，1926年才逐步产生磨擦，1927年走向分裂。

　　第二，培养革命人生观。孙中山在军校开学演讲中，要求学生“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一心一意的来革命，才可以达到革命的目的。”[15]蒋介石对学生训话时强调：“要革人家的命，先要革自己的命”。“我们还要顶天立地来扶持天地间的正气，来拯救人类的劫运。[16]”军校的政治课程，不仅有“三民主义”，而且有“帝国主义侵略史”、“中国民族革命问题”、“社会主义发展史”、“各国革命史略”、“各国政党史略”以及工农运动的历史。汪精卫任军校党代表时说：“本校学生为担负本党军事工作之中坚，除切实接受党的训练，努力研究本党主义，凡本党之一切出版物皆须细心阅览外，更必须注意世界潮流，所以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斯主义等书籍，以及表同情于本党或赞成本党政策而极力援助本党之一切出版物，除责成政治部随时购置外，本校学生皆可购阅。”[17]此时，军校的学生思想是自由的，多数是进步的。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育大纲草案》明确规定：“只有借政治工作阐明本党的学说与主张，养成士兵确定革命观点，方可以保证军队的统一与为主义奋勇作战的革命精神。”[18]军校编写的“士兵日课问答”共44条，告诉士兵什么是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何当兵，为谁打仗等，其中有：

　　问：我们为什么要革命?

　　答：我们要救国救民。

　　问：我们为什么要民生革命?

　　答：我们感着贫富不均，阶级不平等的痛苦，所以要民生革命。

　　问：我们救护人民的职责是怎样呢?

　　答：我们只有鞠躬瘁死而后已。[19]

　　但是，“革命”一词，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党派的人，对“革命”有不同释义。国共合作时，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是反帝反封建。1927年4月，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共清党后，其所谓“革命”，性质已蜕变了。黄埔军校有一张历史照片，画面是校门前扎了一个牌坊，有一副对联：

　　上联?升官发财请往它处

　　下联?贪生怕死未勿斯门

　　横批?革命者来

　　画面上还有“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校名横匾，该校是在1928年改成此名的，此照片是1928年或1928年后摄影的。1928年8月27日，黄埔军校教育长李扬敬训话，会场的壁上贴有“坚定革命的人生观”的标语[20]。1929年8月26日，黄埔军校教育长林振雄训话，还有“发扬黄埔精神，完成革命大业[21]”内容。军校济深公园1928年建的教思亭，在柱上，有10多条标语，既有“革命”的字眼，又有打倒共产党的文字。此时期的军校对联、领导人讲话和标语所谓“革命”，实质是欺骗学生与群众的幌子。

　　第三，武力与民众结合的教育。没有群众支持的军队，则与军阀的武装无二。军队有了群众支持，才可以成为一支强大武装。孙中山在《北上宣言》指出：“凡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者无不败。反之，与国民结合以速国民革命之进行者无不胜。今日以后，当划一国民革命之新时代，使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之现象，永绝迹于国内。其代之而兴之现象，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国民革命必于此时乃能告厥成功。”[22]黄埔军校十分重视对学生和革命军进行武力与民众结合的教育，编写了《武力与民众》等宣传材料。周恩来离开黄埔军校后，仍被邀请于10月14日回校，作“武力与民众”为题的精彩演讲。蒋介石亦曾移用曾国藩编写的《爱民歌》作教材，产生过积极的作用。黄埔师生在武力与民众结合的思想指导下，积极参加工农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军校又派一部分优秀毕业生到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各地的农民自卫军中，担任军事教练。工农群众则支持军校师生和革命军，取得各次战役的辉煌胜利。

　　第四，进行革命的纪律教育。军队有了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和自觉的纪律，才可以成为受群众拥护的革命军，才能战胜敌人。军事顾问加伦说：“革命的军队有革命的纪律”，“普通军队的纪律是压迫的，革命军队的纪律，是自觉的。还有一种更大的意义，革命军要时刻保持一致，这才是反抗帝国主义、军阀唯一的方法。”[23]

　　为对军校师生和革命军的教育。时任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东征总指挥的蒋介石颁布了许多命令、戒条、口号。其中有“申明军纪令”、“重申纪律令”、“整顿校风令”、“矫正恶习令”等。军校还有四句口号、军人十戒、十项要求等。“军人十戒”的内容是：不怕死、不贪财、耐劳苦、知耻辱、遵守纪律、牺牲私见、爱护人民、尽忠职务、团结精神、始终完成我们的最后任务。“四句口号”是：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十项要求”是：不怕死、不怕穷、不怕冻、不怕痛、不怕热、不怕饥、不怕疲、不怕远、不怕重、不怕险。此外，在士兵的胸章背后，印上“不怕死”、“不要钱”、“不拉夫”三句话，作为座右铭。

　　东征中，独立第一师进驻博罗后，公布革命军的纪律是：“泄露军机者枪决、临阵退缩者枪决、私通敌人者枪决、私卖军火者枪决、骚扰人民者枪决、抢掠财物者枪决、恃强买卖者枪决、奸淫妇女者枪决、滥杀人民者枪决。”革命军对违令者严惩，东征淡水之役，教导第二团第七连连长孙良临阵退却，判决死刑。教导第二团第九连连长桂永清进入兴宁，拾获贵重物品私藏不缴，受撤职处分。革命军有革命的纪律，才可以攻无不克，取得东征胜利。

　　综上所述，黄埔军校前期有了政治工作制度和进行革命的政治思想教育，才使孙中山的办校宗旨实现，军校领导的教导团得以发展壮大，组建成一支革命党军。后来，政治工作扩大到国民革命军，初步建成了革命军。1927年下半年，国民党清党后，这支军队迅速分化，大部分成为新军阀的工具;一部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起义，参加了红军，继承和发展了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制度，发展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后来，红军发展为抗日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真正的革命军。毛泽东对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给予极高的评价：“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24]历史证明革命的政治工作制度和政治思想教育，对建设一支革命军起着决定性作用。

　　在黄埔军校创校80周年之际，我们纪念它前期创造的辉煌历史功绩，纪念它曾为国家培养了许多杰出的战士与将帅，纪念在军校出身的为国为民牺牲的革命先烈。今天，曾走过不同道路的黄埔同胞又相逢一处，发扬黄埔的革命精神，为振兴中华和国家统一继续做出贡献。

　　[1]孙中山：《陆军军官学校开学演说》，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1936年5月编《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1册，第107、109页，档案出版社影印，1898年7月第一版。以下凡引此书，只写书名和页码。

　　[2] 张之洞：《创设陆军学堂及铁路学堂折》，载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134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第二版。

　　[3] 《天津水师学堂》载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131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第二版。

　　[4] 李鸿章：《创设天津武备学堂折》，载《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133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3月第二版。

　　[5] 孙中山：《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开学训话》，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1册，第115页。

　　[6] 丰悌：《本校从黄埔到南京的变化》，转载《黄埔军校史料》(续编)第50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3月第一版。

　　[7] 熊雄：《一年来的本校政治部》，转载《黄埔军校史料》(续编)第49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3月第一版。

　　[8] 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9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5月第一版。

　　[9]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7册，第245页。

　　[10]《本校政治工作的历史发展》，原载《黄埔潮》第24期，转载《黄埔军校史料》(续编)第470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3月第一版。

　　[11] 周恩来1924年9月1日致中央的信(手稿复印件)

　　[12] 《本校政治工作的历史发展》，转载《黄埔军校史料》(续编)第47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3月第一版。

　　[13] 杨其纲：《本校之概况》，原载1927年3月1日的《黄埔日刊》，转载《黄埔军校史料》第8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第二版。

　　[14] 《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组织大纲》，转载《黄埔军校史料》第13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第二版。

　　[15] 孙中山：《陆军军官学校开学演说》，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1册，第110页。

　　[16] 《蒋校长之精神讲话》，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7册，第231页、第232页。

　　[17] 《汪党代表训令》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7册，第249页。

　　[18] 载《黄埔军校史料》第18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第二版。

　　[19]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7册，第251页、第253页。

　　[20]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9册，第340页。

　　[21]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9册，第342页。

　　[22] 孙中山：《北上宣言》(1924年11月10日)，《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296～297页，中华书局，1986年7月第一版。

　　[23] 加伦：《在黄埔同学会成立大会的演说词》(1926)，载《黄埔军校史料》(续编)第45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3月第一版。

　　[24] 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70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8月第二版。

责任编辑：振中 最后更新：2021-08-07 15:5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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