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内部的国共对立与蒋介石的思想倾向
2018-11-07 12:37:45  来源：韩国 新罗大学 裴京汉 撰稿 载黄埔军校旧址博物馆  点击：  复制链接

　　一、序言

　　众所周知，黄埔军校不仅作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最重要成果而存在，同时，也是体现国共双方对立的场所，从另一角度而言，还是蒋介石实现军事统治与政治统治的舞台。基于以上原因，对于黄埔军官学校和蒋介石在这一时期主要活动的研究比对于中国现代史上其它问题的硏究要相对多一些。[1]

　　但是，迄今为止，却似乎还没有任何一部专著的军官学校内部国共间的关系及蒋介石思想观念的变化与倾向为重点进行过论述。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是以黄埔军校学生为核心而成立的两个学生团体，二者的对立与矛盾关系极为充分地体现了黄埔军校内部的国共对立情况。因此，本篇论文将对这两个学生团体的成立过程及两个学生团体间的对立情况进行较为深入细致的探讨，分析蒋介石对国共间的合作与对立所作的反映，力求阐明蒋介石的思想倾向——这一直引起众家争议的问题。

　　二、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成立与组织的扩大

　　青年军人联合会正式成立于1925年2月1日[2]。联合会的一些正规记录中记载了联合会的产生发展过程。联合会的成立与1924年8月广州商团武器输入事件有关，广东国民政府的统治陷于危机时，以各军事学校的学生为中心，曾成立了“青年军人代表会”，后来，以黄埔军校的学生们为核心，将“青年军人代表会”改编为“青年军人联合会”[3]。

　　关于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成立有几种不同的主张。有一种说法认为青年军人联合会是根据鲍罗庭的提议而成立的[4]。而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是共产党员出身的学生们所倡导成立的。[5]然而，右翼学生的典型代表，后来成为孙文主义学会重要领导的贺衷寒在联合会成立时曾任筹备委员[6]。联合会成立初期由包括黄埔军校，滇军干部学校、粤军讲武学校，桂军军官学校的全部学生在内的两千余名会员组成[7]。从这两个事实来看，很难断定从一开始，联合会就是通过共产党的独立领导而成立的。另外，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初期所提出的口号，只表明了反帝反买办的立场。[8]作为青年军人联合会机关刊物而正式刊行的《中国军人》杂志其内容至少到第二期(1925年3月2日刊行)为止，还没有任何左倾色彩。鉴于以上两点考虑，我们似乎可以认为这一团体并非一开始就被共产党员所操纵。[9]虽然，共产党方面也许有更长远的考虑，那就是在最初并不暴露其排他性的色彩，首先建立一个包括所有学生在内的组织，之后，通过联合会这一形式来实现他们的主张。他们是否真有这种考虑，我们不得而知，但这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联合会成立时，其所需经费计划每月由国民政府支付2300元，[10]除此之外，蒋介石与谭延闿每月分别支持200元和150元[11]，国民党中央也将支付150元的补助。1926年4月联合会解散时，在《青年军人联合会解散通电》中曾有“(解散后)欲归属现在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应取得蒋校长及军事委员会政训部之许可”这样的语句。[12]这样看来，青年军人联合会是在蒋介石、廖仲恺以及国民政府、中央党部的许可(或指导)及支持下成立的一个比较正式的团体。1925年1月，在军校特别区党部的正式召集下，广州北较场粤军军官学校成立了“青年军人社”，2月创办机关刊物《青年军人》[13]，广州的其它各军官学校于1925年1月前后，分别以各区党部为主导，相继成立“青年军人社”，故而，青年军人联合极有可能是这些组织合并而成的。

　　青年军人联合会尽管在成立初期权力归属不很明确，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青年军人联合会逐渐为共产党员所掌握。开始具备鲜明的左倾色彩。这一事实在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机关刊物《中国军人》的内容中可以得到充分地体现。如前所述，创刊初期，《中国军人》的内容中没有任何左倾色彩，也未体现出任何宣传共产主义的意图。然而，从3月12日发行的第三期以后，左倾色彩便日益明显地体现出来。第三期的扉页上登载了马克思的照片，并在文中指出，在阶级联合革命，也就是国民革命中，占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应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14]。在4月2日发行的第四期《中国军人》杂志中，刊载了强调唯物论立场的文章。[15]由广东大学的黄季陆、周佛海等一部分右派敎授参与编辑出版《社会评论》杂志，在文中对青年军人联合会欲大规模参加五一劳动大会这一计划进行了批判。4月30日发行的第五期《中国军人》杂志，对黄季陆、周佛海所载的这篇文章进行了强烈的反驳，并列举广东大学工人劳动条件极端恶劣的事实，出开批评广东大学。[16]在10月10日出版的第七期《中国军人》中，论述了帝国主义者待机分化国民党、捏造反共口号的事实，并发表了积极拥护共产党领导的文章。[17]

　　联合会主要成员的组成成分可以充分体现联合会的左派色彩。联合会由小组、干部、地方、中央等不同级别的组织组成。形成初期，在黄埔军校，北较场学校、滇军干部学校、粤军讲武堂，桂军军官学校、铁甲车队等机构中形成了干部组织。在军用飞机学校和舞凤军舰中形成了只有一个小组的特别组。[18]青年军人联合会就是由这些干部组织和特别组召集而成的。在各个干部组织及特别组所选出的代表中，共产党员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在联合会中，起核心作用的是黄埔军校和北较场军校。这两个军校所选出的代表中，就有李之龙、蒋先云、王一飞、吴明等广为人知的共产党员。[19]管理联合会组织活动的代表，即常务委员由蒋先云及机关刊物《中国军人》的评委王一飞担任。[20]另外，其主要成员谭平山、包惠僧等共产党员的资助。汪精卫与鲍罗庭也对之颇为关心。[21]黄埔军校内部共产党员为扩建组织而不断努力，以共产党员为主体的政治部以对学生进行政治教育为宗旨，充分发挥了桥梁纽带作用。[22]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联合会成立后，其会员的组织规模是如何得以扩大的，以及扩大的程度。如前所述，联合会成立初期，会员包括黄埔军校，滇军干部学校、粤军讲武堂、桂军军官学校等学校的全体学生，共2000多名，后来经若干次的组织扩大，其范围扩大到广东地区的各驻军。[23]联合会成立以后，向湘军讲武学堂、大本营卫士队、滇军干部学校敎导团、粤军宪兵营及其它各军舰派遣代表，促进他们入会。[24]三月中旬，湘军讲武学堂的400名学员和黄埔三期的800余名学员加入联合会。[25]四月初，第一军警卫营也加入进来。[26]与此同时，三月，联合会派代表参加北京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并以此为契机，试图加强与上海、青岛、北京、天津、保定等地驻军的接触，此后，还与河南、湖北等地的军官不断联系。力求在全国范围内扩大组织。[27]

　　然而，1925年3月与10月各军兵士及军官学校的学生参加到两次东征中来，另外，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政治立场与性质也逐渐明朗化，此外，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的财政支持也不能切实落实[28]。因而，联合会的活动便不能象成立初期那样活跃，而显得较为被动，会员的加入也难以维持成立初期的增长势态。在这种情况下，黄埔军校的三个干部组织合并为一个[29]。《中国军人》创刊初期，计划发行旬刊[30]，但从第四期以后，改为不定期刊行，到了第六期以后，便几个月才刊行一次了，而且其中也难见关于组织发展计划及成果的内容。

　　三、孙文主义学会的成立与两个团体之间的对立

　　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左倾化及军校内部共产党势力的扩大必然会导致右派学生和右派敎官的不满，双方自然也会产生一些摩擦。于是，右派学生便另外成立社团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与之对抗。1925年2月在东征期间，由参与孙文主义学会发起活动的黄埔军校一期学员冷欣召集，青年军人联合会和部队中对共产党的宣传及其势力扩大心怀不满的党代表及黄埔军校的部分学生共同商讨成立自己的组织。四月他们在梅县召开了由30多人参加的筹备会议，当时这一团体的名称是“中山主义学会[31]”，学术界对中山主义学会的创立时间有一些争议，[32]但不管怎么说，中山主义学会都确实是孙文主义学会的前身，孙文主义学会便是由其发展而来的。孙文主义学会于1925年12月29日正式召开成立会议[33]，但在其正式成立前一个多月，即11月末时，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所拟定的报告书中，就曾提及有关孙文主义青年团的事项，[34]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在正式成立之前，该组织就已进行了一定的活动。

　　孙文主义学会之所以到了12月末有才正式召开成立会议，笔者认为其原因在于：在广州当时的政治情况下，还很难公开提出反共主张，特别是，在广州范围内，苏联顾问的影响力还很大，汪精卫与蒋介石(至少在表面上)都还与苏联顾问积极合作，并为青年军人联合会提供援助[35]。基于以上考虑，反共产派的反共思想很显然不能轻易流露。[36]但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共产党势力的不断扩大，已威胁到了政治主导权，使反共产派们产生了一种危机感。另一方面，由于受所谓的戴季陶主义和西山会议的影响，他们的反共思想逐渐公开化。[37]

　　孙文主义学会的主要召集人是王柏龄、贺衷寒、曾扩情、潘佑强、杨引之等及共右派学生。有人认为孙文主义学会是在蒋介石的诱劝、唆使下成立的，[38]但这种说法并未得到确认。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也就是三月末，孙文主义学会东江支会和汕头分会宣布成立，他们在向蒋介石、汪精卫汇报成立经过时，曾有“一切都遵照二位的训示而进行”的字样，并向蒋介石和汪精卫申请经费支持。[39]国民政府接受了这一请求，决定支持1000元经费。[40]由此看来，至少在成立阶段及成立伊始，孙文主义学会是受到蒋介石、汪精卫的许可与支持的。[41]关于蒋介石的思想倾向，由于后面我们还要详细论述，在这里只想简要的提一下。作为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一方面要维持同共产党员的合作，同时对共产主义本身又保持一定的距离。他经常强调，要实现三民主义，必须保证革命军内部的团结，[42]试图平息二者事实上的对立。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蒋介石即使不是直接指导了孙文主义的成立，也是在间接支持其组织的建立与活动的[43]。

　　另外，我们还可以推测出谢持等西山会议派也可能参与了孙文主义学会的成立。[44]当时，在由邹鲁任校长的广东大学中，由共产党员召集成立了“新青年社[45]”，这一组织一成立，就有许多右派学生成立“女权运动会”、“民权社”、“民社”等团体与之对抗，邹鲁也加入到其中。[46]孙文主义学会所标榜的观念路线同信奉戴季陶主义的西山会议派相一致，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日后成为西山会议派的那些反共右派势力也可能参与了孙文主义学会的成立。[47]

　　就孙文主义学会的规模而言，他们自称成立前后，包括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部队与黄埔军校敎导团、广东大学在内，共约2000余名[48]。但与我们前面所介绍的，以广东地区全部军官学校学生为会员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相比，仍处于劣势。[49]然而，孙文主义学会成立后，迅速地成长壮大，使得联合会和共产党方面感到了极大的威胁。[50]中山舰事件后，苏联顾问在一篇报告中，评论了孙文主义学会分裂的可能性，并欲寻求破坏这一组织的方案。[51]由此可知，孙文主义学会势力的加强是以让人刮目相看了。全国的一些主要城市，受广州孙文主义学会的影响，也自发地成立了许多孙文主义学会。

　　到了1926年初，在上海、南京、北京、武汉等地孙文主义学会相继成立。[52]其影响力也急速加强，这显然是孙文去逝后，逐渐复杂的国民党内部纷争与日益深化的国民党内外反共产主义运动共同作用的结果。青年军人联合会从孙文主义学会的成立中感到了巨大的威胁，努力寻求各种对应方案。他们得到孙文主义学会要在成立前提出20条口号的情报后，青年军人联合会方面试图在口号中增添上批判西山会议，拥护广东中央及二全大会的内容，旨在于事前断绝孙文主义学会方面提出反共口号的意图[53]，同时，他们也在寻求汪精卫的合作与支持[54]。青年军人联合会在《中国军人》杂志中，曾经强烈抨击孙文主义学会，认为其不过是只会研究空洞理论的反革命派。[55]当然，对于青年军人联合会的这种攻击，孙文主义学会的反抗也不可等闲视之。双方的对立与矛盾已不仅仅局限于彼此的诽谤与反目，一些武力冲突时有发生。殴打了联合会干部学员的黄埔军校管理部长林辰雄，在周恩来的强烈抗议下而被免职。[56]1926年5月7日在广州大学召集的国耻日纪念仪式上，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年军人联合会发生冲突，学会方面领导杨行之、潘佑强受重伤。[57]另外，从蒋介石的一些反应中，双方对立与矛盾的尖锐性也可见一斑。蒋介石曾指出，两个团体的对立是影响学生团结的重要原因，反复主张青年学生应团结一致。[58]1926年2月，蒋介石亲自担当仲裁者，召集联合会与学会干部的联席合议。在会议上，他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让两个团体的干部们分别加入到对方的团体中(但团长以上的军官不可加入)，这之后若仍不能解决二者的对立，就由校长或党代表担任仲裁。[59]

　　1926年4月16日，青年军人联合会突然宣布自行解散。[60]这一作法实际上是一个战略。那就是联合会试图首先解散，然后诱使孙文主义学会与其一起解散，这之后，自己再通过秘密组织的活动，不受任何妨碍地扩大自己的势力。[61]正如共产党方面所料，4月15日联合会宣布解散，第二天，蒋介石便示意孙文主义学会解散。4月20日孙文主义学会自行宣布解散。[62]但事实上，这两个团体所说的自行解散不过是一个名目，宣布解散一个多月后，蒋介石还因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仍继续活动，仍彼此诽谤而大为光火。[63]正式宣布解散后，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的活动仍继续进行，双方间的对立事态也不时发生[64]，黄埔军校内部的国共对立与矛盾也在不断加深。

　　四、蒋介石的观念变化与思想倾向

　　我们从青年军人联会合和孙文主义学会的成立过程以及两个团体间所展开的尖锐对立与矛盾中，可以对蒋介石的政治立场有一些初步的了解，事实上蒋介石既非右派，又非左派，而是持一种中立态度。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对两个团体的成立都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并予以财政方面的援助。在这一点上，蒋介石对这两个团体的立场与汪精卫的立场似乎没有什么区别，蒋介石对两个团体的对立更为忧虑，更为强调整体的团结。

　　那么，如何理解蒋介石的这种政治立场呢?是如常人所说的，他这样做不过是制造一种假像(gesture)吗?如果不是的话，那么，他的政治思想倾向又是通过什么来反映的呢?要想解决这一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分阶段地了解在第一次国共合作过程中，亦即黄埔军校的成立与其初期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蒋介石的政治立场。

　　关于国民党内部左右派的区分标准似乎勿庸赘叙，[65]不外乎是把是否承认共产党或共产主义，以及是否赞成国共合作路线作为第一基准。基于这一标准，我们对蒋介石立场的全面探讨，就应从他1923年8月筹备建立军官学校时，作为苏联访问团(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的代表赴苏联时开始。蒋介石作为赴苏联访问团的成员，1923年8月26日从上海出发，12月15日返回上海，在苏联逗留了大约两个月，这期间，他视察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等地的各种军事设施和军队，并会见了苏联的一些领导者。11月25日，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并作了答谢演说。[66]然而，共产国际主席团11月28日发表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却使蒋介石极为不满，甚至导致其立即归国[67]。《决议案》中阐述到，国民党员在推翻清朝统治过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并不具备彻底进行反封建斗争的能力，由于它没有得到广大劳动群众的支持，因而也无法进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但将来)国民党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也许会对工人阶级的解放有所帮助，所以，在一定阶段内，还应支持国民党。[68]蒋介石对这一决议案大为恼火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决议案中对国民党较低的评价，露骨的批判以及把国民党作为共产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来要求共产党、共产国际及工人阶级对其予以支持的理论的不满而致。

　　蒋介石通过此次访苏才正式接触共产主义，苏联及共产国际，他对共产国际、共产主义及苏联所持的态度是否定的。这一点从他归国后的言行中可以得以体现。12月15日返回上海的蒋介石，本应去广州把访问结果汇报给孙文，但他并未赴广东，而是直接回到了老家浙江奉化，在奉化完成了报告书，之后寄给了孙文，这篇报告的内容并未公诸于众。[69]孙文接到这份报告后，指示蒋介石直接来广州详细汇报访问情况，并要求他阐述自己对时局及政治问题的意见与主张。[70]由此看来，我们可以推测蒋介石可能是因对苏联想访问的结果、对共产主义及联苏容共路线持有否定立场才不肯去广州，他呈给孙文的报告表露了他对苏联所持悲观及否定的态度。

　　一全大会之前来到广州的蒋介石，立即就被任命为军官学校筹备委员长，承担创立军官学校的实际工作。他刚从苏联回来，显然对苏联比较反感。但如今既已到广州，并促进了军官学校筹备工作的进行，应该说他对国共合作的实现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他对于苏联及合作路线的不满情绪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改变的。准备工作开始没多久，2月21日蒋介石便留下了一封辞职信回到了上海。这件事极有可能是出于与苏联顾问的对立以及对苏联提供财政支持的不满。蒋介石回到上海后，曾给胡汉民发过一封电报，在电文中谈到自己是因在党内不被信任，无法依已意继续工作下去而离职的。[71]但据廖仲恺所言，他是由于当时任广东省禁烟督辩的杨西岩不予支付经费而返沪的。[72]由此看来，蒋介石之所以离开广州，对财政问题的不满是主要原因。后来廖仲恺在劝蒋介石尽快回广州的信中写到：“不必多考虑金之出处，尽可使用，不必虑其不足”[73]。据此可知，蒋介石对财政的不满主要还是关于资金的出处。鉴于当时极为困难的广东财政状况，其“出处”很显然来自苏联，因此蒋介石的不满极有可能来自苏联的财政支持及有关所受资金的分配情况。

　　蒋介石之所以出走上海，除了财政问题外，还因为他和苏联顾问的冲突日渐明朗化。[74]蒋介石在从上海写给廖仲恺的信中写到：“兄过于相信苏联人之言，为弟虽不应扫兄之兴，但苏联人士之言只可相信三分之一，苏联人所说之世界主义不过是恺撒的帝国主义。苏联在中国的唯一准则便是把中国共产党作为正宗。[75]”这样看来，可能是由于对苏联人的不信任与不满使得蒋介石回到上海的。

　　1924年4月蒋介石回到广州，被正式任命为军官学校的校长，在履行校长职责的过程中，他也许对合作路线仍抱反感，但其反苏立场已不表现出来了。但他也并非积极支持合作路线和怀有明显的亲苏倾向。在这一时期，蒋介石发表了几次演讲，其内容大致是强调军事敎育的严肃性，及军队内部的纪律和团结。[76]这其中也许有的甚至是出于其亲共的立场而提出的。他强烈地阻止那些对三民主义抱怀疑与批评态度言论的散布。[77]蒋介石之所以持有这种中立立场，是通过孙文的劝解与仲裁，特别是其有意让蒋介石与鲍罗庭维持友好合作关系才得以实现的。在处理广州商团事件过程中，需在国民党内部设立革命委员会，鲍罗庭向蒋介石提出把胡汉民和汪精卫排出在委员会人选之外的主张。蒋介石将这一情况向孙文汇报并与其商讨处理方法。[78]1924年11月孙文在北上途中经过黄埔时，曾对蒋介石说：“鲍罗庭同志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望你在政治主张上把他的观点视同我的观点而接受。[79]”这些事实可以说明，在处理蒋介石和鲍罗庭也就是苏联顾问关系问题上，孙文起到了仲裁者的作用。在以孙文为主导而进行的国共合作这一大趋势中，由于孙文的个人信任而任军官学校校长这一要职的蒋介石，即使仍持有反苏反共的态度，也不能不首先接受合作这一事实。

　　在第一次东征期间，即1925年3月12日，孙文于北京去逝。这一事件给蒋介石从前所持的中立观点及其基于这种观点的各种表现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失去了仲裁者，蒋介石的立场必然会引起变化。这一类似乎勿庸置疑，而这一变化一言蔽之，是表现为蒋介石积极并露骨地持有亲苏与容共态度。第一次东征结束，也就是1925年4月以后，蒋介石的言论中这一论调频繁出现。

　　这一时期，蒋介石曾论述到要想真正彻底地完成革命任务，就必须遵循苏联革命的模式，旗帜鲜明地支持联合苏联的路线。他阐述到，进行世界革命，如果不和世界的革命党相联合，革命便不可取得成功。与苏联联合，是实现世界革命的必经之路。[80]他还指出主张联苏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打倒帝国主义，而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也恰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还是世界革命党共同的敌人，因而，要消灭世界帝国主义就应该联合所有的革命党。尽管如此，蒋介石仍和共产主义保持严格的界限。中国革命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三民主义，他引用孙文“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句话，指出民生主义的最后阶段是共产主义，[81]认为所谓的共产主义包含在三民主义中，一百年后，自然会实现共产主义。[82]他还论述到，苏联顾问与中共党员非但不要求国民党来实现共产主义，反而连苏联顾问们自己也在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努力[83]，这是以表现他们也认为共产主义包含于三民主义之中的立场[84]。他还认为大地主和大资本家是人与农民的敌人，打倒敌人是革命军人之职责[85]。表明了他的阶级觉悟。

　　从上面所述的事实可以看出，蒋介石的立场与当时左派代表人物汪精卫、廖仲恺的基本观点极为一致。汪精卫曾指出实现三民主义是为了防止象欧美列强与日本等资本主义社会所经历的分配不均现象的深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革命的浩劫，实现三民主义也是发展中国产业及解放中国的唯一途径。[86]他认为民生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并不冲突，而是包含了马克思主义，[87]中国革命的目标虽不是建立资本主义国家，但终究也不是要建立和苏联完全一样的社会，学习苏联只不过是要以其为样本[88]。中国革命的近期目标是打倒帝国主义，现在正是为实现这一目标才与平等对待中国的世界革命党也就是苏联联合的。[89]廖仲恺也指出三民主义是唯一的救国主义，[90]有必要向苏联学习，以作为其优点的主义为柜架而建立一种的组织体系。[91]当然，与汪精卫的立场相比，蒋介石还不够体系化，他在军队方面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对大众的力量及群众运动还缺乏足够的理解，采取了援助与保护人民大众的保护者的立场，与处于“统合者”立场的汪精卫有所不同。[92]尽管有这些差异，但这一时期蒋介石非常鲜明地表现出了左派立场，这一点不容否认，总而言之，孙文死后，蒋介石曾是一个鲜明的左派。

　　应该明确指出，与汪精卫与廖仲恺相比较蒋介石的左派立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与这种内部的局限性相比更应注意的一个方面是对于孙文死后反映日益深化的国共左右派间的对立与矛盾状况的，是从黄埔军官学校开始，进而扩大到全国范围的共产左派社团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反共右派社团孙文主义学会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对于双方的这一对立情况，蒋介石不想支持其中的某一方，他认为应该从根本上阻止这种因信念倾向不同而引起的分裂，故而采取了一种调停者立场，使得两个团体最终都自行解散。前面我们已谈到，两个社团自行解散后，其对立仍在继续。6月，蒋介石组织成立了黄埔同学会这一新团体，试图将左右派的学生都召集在一起，进行调停[93]。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的仲裁者立场。另外，蒋介石的这一立场在西山会议派问题的处理过程中也得到了明显的体现。也就是说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全大会中，对西山会议派的处理成为重要议题之一，此时，蒋介石虽并未改变其以往的，不赞成西山会议派反共主张的立场。[94]但他对立即惩办西山会议派的主张仍持保留意见。[95]

　　一般来说，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中山舰事件前后，蒋介石的左派立场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单纯。中山舰事件的内幕，其前后的政治情况以及蒋介石对此的反应都极为复杂。这段时期里，国共间正处于对立阶段，要深入研讨蒋介石这一时期的信念倾向与政治活动并非易事[96]。蒋介石作为一个仲裁者，对左右派之间的对立持保留意见，其左派立场在中山舰事件之后并未体现出明显的变化。中山舰事件后，其亲苏、容共的立场似乎比这之前更鲜明了。例如他在1926年5月进行的一次演讲中，指出革命军应成为工人与农民的军队，进而来消灭国际帝国主义，[97]在另一次演讲中，他还说到：中国的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而应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并承认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地位。[98]如前所述，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同时解体后，蒋介石出于联合全体学生的目的而召集成立了黄埔同学会，对于这一团体的组织建设，蒋介石强调采取苏联共产党式的组织方式，将少数服从多数的中央集权制作为其组织原则。[99]

　　五、结论

　　以上是笔者对从设立军官学校的准备阶段到中山舰事件前后蒋介石的思想倾向所作的综合分析。从时间脉络上讲，首先是其访苏归国的1923年末到从事成立军官学校准备工作的1924年4月，在这一阶段，蒋介石对于苏联，苏联人及同苏联的合作路线持否定立场。后来，一方面是由于担任校长职务，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孙文对他与共产党员及苏联顾问的对立和冲突的调节，因而从1924年4月到1925年3月孙文去逝这段时期，蒋介石对合作的否定立场至少不再表现出来，而变为一种中立立场。自从失去了孙文这一缓冲者，也就是1925年3月以后，明显地表现出了亲苏、容共的立场，他的态度仅次于汪精卫与廖仲恺。孙文死后，蒋介石的左派立场虽与汪精卫、廖仲恺相比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其针对国共左右派的对立态度持保留与仲裁态度，认为应以团结为重。他的这种左派立场在中山舰事件后仍继续保持。

　　蒋介石的这种观念变化是与当时的政治情况相适应的结果。曾有人认为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的这种反应从某种意义上讲，似乎可以视为做出这种评价的原因。但笔者认为，这一时期左右蒋介石行动的最主要因素并非观念，对于蒋介石来说，信念只不过是次要的问题，此时他的首要目标是掌握军力。因此，只有细致深入地了解蒋介石对军事力量的集中与掌握，才全面地认识蒋介石其人。[100]

　　[1] 主要研究著作有：杨绍练、罗雨林，《中国共产党在创建黄埔军校中的作用》，《近代史研究》，第1984-5期;王怀洲，《廖仲恺与黄埔建军》，《广州师院学报》第1987-1期;杨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军校的信仰与主义》，《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第1991-5期;王章陵，《孙文主义学会成立经过及其影响》，《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三集，1973年，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所编，《黄埔建校六十周年论文集》(1984年，台北);三石善吉，《黄埔军校の设立过程と苏联》，《中哲文学会报》(东京大学，1981年，第6期);三石善吉，《黄埔军校の创立》，《筑波法政》，第5期(1982);北村稔，《第一次国共合作の展开について》，《史林》66—4(1983);三石善吉，《黄埔军校の创立(续)》，《筑波法政》第7期(1984);宇野重昭，《蒋介石の联苏政策-苏联旅行视察かち中山舰事件まて-》，高木诚一郎，石井明编，《中国の政治と国际关系》(东京，1984年);狭间直树，《‘三大政策’ と黄埔军校》，《东洋史研究》46—2(1987);水野直树，《黄埔军官学校と朝洋の民族解放运动》，《朝鲜民族运动史研究》第6期(1989);Richard B.Landis,Training and Introduction at the Whampoa Academy,in F.G.Chan ed.China in the 1920s,New York,1976.

　　[2]?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所编，《黄埔军校史料》(广州，1982年)，第329页;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南京，1936年)(1968年香港龙门书店影印本)，第369下a页所写的1925年1月25日是代表们为筹备联合会而组织预备会议的日子。

　　[3]《本会组织缘起》，《中国军人》创刊号(1925年2月25日)，第4页。1924年冬，共产党员出身的学生与左派学生组织了小规模的非公开的团体—火星社，在学生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后解散。(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北京，1984年)，第34页，以下该书略称为《黄埔军校》)，该火星社可能与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成立有关。(参照姜之铮、唐承德，《周逸群传记》(郑州，1987年)，第24—26)曾扩情曾说到1924年10月前后已建立了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组织基础。(曾扩情，《黄埔同学会始末》，《黄埔军校》，第262页。)

　　[4]《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369下a页中论及到：由鲍罗庭先生发起，共产党员身份的军人们全部加入。

　　[5] 见袁宁谦、黄杰，《黄埔建军》(台北，1971年)，第88页，曾任教育副官的李方曾说到共产党员蒋先云是主要发起人。(李方，《黄埔散忆》，《黄埔军校》，第221页)。

　　[6]《军校史料》，第329页;《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369下a页。

　　[7]《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大会记》，《中国军人》创刊号，第6页。

　　[8]《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宣言》(1925年2月1日)，《中国军人》创刊号(1925年2月25日)，第3页;《军校史料》，第330-331页;日本外务省警保局所编，《外事警察报》第46号(1926年4月)。

　　[9] 2月28日制订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总章》中，把军人自我利益保障，革命政府的拥护，三民主义的实现等作为宗旨。《中国军人》创刊号，第6页。

　　[10] 但这一额数并未被及时支付，联合会方面1925年9月末要求国民政府汪精卫尽早支付拖欠的支援款项(国民政府的1500元和中央党部的150元)，对此，汪精卫指示财政部和中央党部尽快支付，(以上参照《中国青年人联合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汪兆铭涵》(1925年9月25日)，《汪兆铭等致财政部函，(9月28日)》，《汪兆铭等致中执委函》(9月28日)都是载自《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请拨经费》(1925年9-12月)(《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致汪精卫函》10、11)，参照同上档案资料。

　　[11]《青年军人联合会第十次大会记录》(1925年7月5日)，《中国军人》第6期(1925年8月7日)，第41页。

　　[12]《青年军人联合会解散通电》，《政治周报》第10期(1926年5月3日)，第11页。

　　[13]《陆军军官学校特别区党部青年军人社简章》，广州北较场陆军军官学校青年军人社编之《青年军人》第一期，第一页。这一杂志的刊行日期虽不详，但通过蒋介石的刊行词及记录内容中的部分记载可以推测是1925年2月为纪念京汉铁路惨案而刊行的。该青年军人社的社长为廖仲恺，编辑部长为蒋介石，编辑股长为吴明，股员为萧人鹄、王一飞等，吴明、萧人鹄、王一飞等都是联合会北较场军校方面的代表，参照《本会干部及特别组之出席代表名录》，《中国军人》创刊号，第46页。

　　[14] 律西：《工人与军人》，《中国军人》第3期(1925年3月12日刊)，第11页。

　　[15] 陕公，《从唯物史观所见之中山先生的问题》，《中国军人》第4期(1925年4月2日)，第17页。

　　[16] 王一飞，《质问社会评论记者》，《中国军人》第5期(1925年4月30日)，第35-38页)。

　　[17] 湘耘，《反共产党》、《中国军人》第7期(1925年10月10日)，第15-19页。

　　[18]《中国军人联合会总章》，《中国军人》创刊号，第17-20页。

　　[19] 吴明自1923年起便以广东地域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的身份活动，参见《吴明致光亮信》，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广州1983年)，第27-30页。

　　[20]《本会干部及特别组出席代表名录》，《中国军人》创刊号，第46-47页。

　　[21] 参照《谭平山讲演》，《中国军人》第4期，第48页;《汪精卫同志演讲》，《鲍罗廷同志演讲》，《中国军人》第6期(1925年8月17日)，第120-124页);《汪精卫先生在本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中之政治报告》，《中国军人》第8期(1925年11月20日)，第35页。

　　[22] 蒋先云在周恩来的指导下负责共产党黄埔支部的工作(《军校史料》p.343)。曾为黄埔军校一期生的共产党员王逸常论述到周恩来曾领导过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工作。参照王逸常，《黄埔军校建军前后的一段回忆》，《湖北文史资料》第九辑(1984年6月)，第3页;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89年，北京)，第87页。

　　[23]《军校史料》，第343页。

　　[24]《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后的经过概况》(1925年2月1日—2月20日)，《中国军人》第2期(1925年3月2日)，第33页。

　　[25]《本会三月份经过概况》，《中国军人》第3期，第38页。

　　[26]《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4月19日)，《中国军人》第5期(4月30日)，第40页。

　　[27] 前揭，《本会三月份经过概况》。

　　[28]《青年军人联合会解散通电》，《政治周报》第10期(1926年8月17日)，第42页。

　　[29]《青年军人联合会第10次大会记录》，《中国军人》第6期(1925年8月17日)，第42页。

　　[30]《中国军人》第2期，第32页。

　　[31] 王章陵，《孙文主义学会成立经过及其影响》，《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3缉(台北，1973年)，第327-331页。然而，在《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423下b页及《军校史料》，第342页中记载到是蒋介石召集学生提议成立的。

　　[32] 在李云汉所作《孙文主义学会与早期反共运动》(选自)1984年台北刊行的《黄埔建军六十周年论文集》(上)，第80-83页)中，写到是1925年3、4月份，而《广州民国日报》的《中山主义学会宣言》发表日期是6月3日。(《中山主义学会宣言》，《军校史料》，第334-336页)据此，也可推测可能是在其之后才成立的。

　　[33] 参照《军校史料》，第338页;《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574上b页。

　　[34]《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关于两校年龄分化问题的报告》(1925年11月30日)，《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第176页。

　　[35] 李云汉认为是汪精卫的反对使得孙文主义学会的正式成立时间推延。李云汉，《孙文主义学会与早期反共运动》，《黄埔建军六十周年论语文集》上(台北1984年)，第85页。

　　[36] 也以可以此为脉络理解《中山主义学会宣言》中，只着重强调孙文思想的研究与贯彻，而未提及反共内容。孙文主义学会在创立时期所提出的口号中，也没有反共内容。(《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第209页)，而至于说孙文主义学会方面正式成立时期推延的理由，是由于发起人都参加东征去了。《孙文主义学会自行解散通电》，《政治周报》第10期(1925年5月3日)，第13页。

　　[37] 在成立式召开二天前即12月27日召开了预备会议，决定在二全大会中提出包括禁止加入他党，对跨党分子被选举权限制措施等内容的三项提案。(《共青团广州地委政治报告》(1926年1月5日)，《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第208-209页)。这事实上是在针对二全大会，督促12月末的正式成立。

　　[38]《军校史料》，第337页，第342页。共青团的报告中记载到成立对受到廖仲恺与蒋介石的指导与物质支援，参见前面的《共青团广州地委政治报告》(1926年1月5日)，第208页。

　　[39] 参照《孙文主义学会致蒋介石汪精卫电》(1926年4月2日);《汕头孙文主义学会致蒋介石电》(1926年4月4日);《孙文主义学会请拨款补助孙文学校及东江支会经费》(1926年3月-6月)，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资料，(文书番号：十九—80)。在此之前，即3月，孙文主义学会方面向国民政府提交建议书，建议将广东大学改称为中山大学或孙文大学，并在各地设分校以宣传和贯彻孙文主义，同时也向国民政府请求财政援助。(上面提及的档案资料中的《孙文主义学会呈文》)(1926年4月9日)。对此，国民政府将之转给中央宣传部和教育行政委员会审议，而由陈公博、甘乃光、褚民谊等组成的教育委员会则对决定持保留态度。(参照上面提及的部分档案资料中的《教育行政委员会呈文》)(1926年3月23日)。

　　[40]《令财政厅长宋子文》(国民政府令第一八七号，1926年4月10日)，《孙文主义学会请拨经费档案》所收文件，当时担任中央宣传部长代理的毛泽东向国民政府秘书处提交报告，报告时说汪精卫、蒋介石、谭延闿等已经同意了孙文主义学会所提出的请求经费支援的申请。参照同上档案资料中的《中执委宣传部代部长毛泽东致国民政府秘书处函》(4月14日)。

　　[41] 孙文主义学会方面认为是在校长蒋介石与党代表廖仲恺的帮助下，孙文主义学会才得以产生的。参照《孙文主义学会自行解散通电》。

　　[42] 例如，蒋介石在1924年7月30日向军校一期生所作的演说中，曾讲到：“禁止其他主义注入本校……可对三民主义有丝毫批评，批评三民主义者即为叛党，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295上a-b页。

　　[43]《军校史料》，第114页。

　　[44] 王懋功在第二次东征期间曾代替蒋介石任广州成卫司令，蒋介石回来后被解除卫戍司令和第二师长职务。他在1926年3月初写给张静江的信提到的二全大会期间，孙文主义学会曾举行了反对选共产党员作中央委员的示威，在市内有一些支持西山会议派的传单，同时，他还指出了西山会议派与孙文主义学会的关联性。(参照《王懋功致张静江函》(1926年3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南京1985年)，第359页。另外 ，曾为军校一期生的黄雍曾阐明孙文主义学会的发起者谢廷献、杨引之等与谢持同为四川出身。

　　[45] “新学生社”是1923年末，为了扩大发展广东地区社会主义青年团(或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各级学校中的组织而形式的外郭组织。关于“新学生社”内容，参见《张善铭、沈厚堃给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报告》(1923年12月31日);《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关于粤区报告的决议案》;《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组织部报告》(1925年1月1日)，都选自《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第58页;第88页;第130页。

　　[46] 李新，孙思白主编，《民国人物传》等1卷(北京，1980年)，第378页。

　　[47] 邹鲁说，孙文主义学会响应反共之潮，(邹鲁，《回忆录》，台北，1974年，第17页)，他否定西山会议派直接成立或指导孙文主义学会。

　　[48]《孙文主义学会在粤活动状况》，《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第206页。

　　[49] 共青团方面认为参加孙文主义学会示威的人数还不足自己(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三分之一，(参见《共青团广东区委报告》(1926年1月5日)，《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第212-213页)，而孙文主义学会方面则主张自己在人数上超过了青年军人联合会。(《黄埔建军》，第88页)。

　　[50] 1925年11月末中国共产党决定要让一般大众知道戴季陶主义并不是真正的孙文主义.C.M.Wilbur&.How ed.,Documents on

　　[51] 同上，第257页。

　　[52] 关于各地孙文主义会的成立情况参照李云汉，《孙文主义学会与早期反共运动》，《黄埔建军六十周年论文集》(上)(台北，1984)，第91-103页。

　　[53]《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第207页。

　　[54]《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第206页。

　　[55] 王备，《总理逝世一周年纪念的意义》，《中国军人》第9期(1926年3月)，第10页。

　　[56]《军校史料》，第344页、第351页。

　　[57]《黄埔建军》，第88页。

　　[58]《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432下b页。

　　[59]《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616上页。

　　[60]《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653页。

　　[61] Documents on Communism, Nationialism, and Soviet Advisors in China, 1929-1927, p.260.

　　[62]《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653上a页;第658上a页;两个社团的解散宣言载在《广东革命势力的团结》，《政治周报》第10期(1926年5月3日)，第10-14页。

　　[63]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编，《蒋校长演讲集》第1卷(广州，1927年)，第164页。

　　[64] 4月末完成的东莞县地区共青团报告中，论述到让共青团团员深入到孙文主义学会中去，来调查孙文主义学会的活动内容，以采取相应措施。《共青团东莞地委工作报告》，《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第252页。

　　[65] 李炳柱，《中国国民党左右派的革命观比较》，闵斗基等著，《中国国民革命的分析研究》(汉城，1985年)

　　[66]《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215上页。

　　[67]《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215上页。

　　[68]《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北京，1981)，第81-83页。

　　[69] Documents on Communism, Nationialism, and Soviet Advisors in China, 1929-1927, p.498.

　　[70]《致蒋中正电》(1924年3月2日),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8卷(北京，1985)， 第552頁。

　　[71]《复总理函》(1924年3月2日)，《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322页。

　　[72]《致蒋中正电》(1924年2月25日)，尚明轩，余炎光编，《双清文集》上(北京，1985年)，第612页。

　　[73]《复蒋介石电》(1924年4月3日)，《双清文集》，第633页。

　　[74] 蒋介石的亲信王伯龄说亲眼目睹了蒋介石与苏联顾问的冲突.Documents on Communism, Nationialism, and Soviet Advisors in China, 1929-1927, 第150页;王伯龄,《黃埔军校开创之回忆》(一)，《传记文学》V.15―6(1969年12月)， 第86页。

　　[75]《致廖仲恺函》(1924年3月14日)，《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243下a-b页。

　　[76]《牺牲为革命党唯一要旨》(1924年4月27日，28日讲演)，《黄埔训练集》第245-257页。

　　[77]《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290上b页。

　　[78]《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312下b页。

　　[79]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出版，《蒋校长演讲集》(一)(广州，1927年)，第4页。

　　[80]《蒋校长演讲集》，第2-8页。

　　[81]《蒋介石先生演说集》(上海，1925)，第70页。

　　[82]《第三期同学录序》(1925年12月5日)，《蒋校长演讲集》，第210页。

　　[83]《蒋校长演讲集》，第15页。

　　[84] 1925年8月末廖仲恺被暗杀事件后，蒋介石指出在黄埔军校及党军内，没有共产派和反共产派，只有三民主义这一个中心。《追悼廖党代表大会蒋介石同志演说词》(1925.8.13)，仲恺先生纪念筹备委员会编印，《廖仲恺先生哀思录》，第19页。

　　[85]《蒋中正先生演说集》，第83-84页。

　　[86]《汪精卫集》第2卷，(上海光明书局刊，1929年)，第22页。

　　[87]《汪精卫集》第2卷，(上海光明书局刊，1929年)，第129页。

　　[88]《汪精卫集》第2卷，(上海光明书局刊，1929年)，第154页。

　　[89]《汪精卫集》第2卷，(上海光明书局刊，1929年)，第129页。

　　[90]《在黄埔军校的政治演说》(1925年1月10日)，《双清文集》(上)，第736页。

　　[91]《对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的演说》(1925年3月)，《双清文集》(上)，第750页。

　　[92] 山田辰雄，《中国国民党左派の研究》(东京，1980)，第161-162页。

　　[93]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黄埔同学会于1926年6月，召开了几次准备会议，1926年7月29日召开成立大会，在蒋介石任命的8名筹备委员中，既有孙文主义学会的主要成员曾扩情又有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主要成员蒋先云。关于黄埔同学会的成立经过参见黄埔同学会编，关巩的《会务报告》，《黄埔潮周刊》创刊号(1926年7月24日)，第51-58页。蒋介石之所以要成立黄埔同学会，是为了在黄埔出身的军官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因而，在北伐期间，黄埔军校一直受国民革命军总令部主管的军费预算的支援。总司令部军需处编。《国民革命军司令部主管军费民国十五年十月份收支报告表》，(台湾)国民党党史会所藏档案资料(文书番号：465-69)。

　　[94]《为西山会议告同志》，《政治周报》(广州政治周报社出版)第4期(1926年1月10日)，第5-6页。

　　[95]《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596上b页。

　　[96] 关于中山舰事件性质参见拙著《蒋介石研究-国民革命时期的军事政治的抬头过程-》(汉城，1995)，第一篇第二章。

　　[97]《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报告》，《蒋校长演讲集》，第79页。

　　[98]《中执委全体会议闭幕演说》(1926年5月22日)，《蒋校长演讲集》，第83页。在以往的论述中，对于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原因大致认为是由于蒋介石与苏联顾问间围绕北伐问题而产生的矛盾本身而致，当然，这一点不容忽视。然而，在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尽管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前，苏联顾问，特别是季山嘉与蒋介石之间有着尖锐的矛盾，这一事实可以作为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但事件发生前蒋介石所表明的左派倾向并未发生变化。

　　[99] 蒋介石在北伐时向同学会筹备委员强调了这样的原则。参见游步赢，《黄埔同学会十五年度的宣传工作》：《黄埔潮周刊》第24、25期合刊(1927年1月1日)，第88-89页。

　　[100] 这一立场是拙著《蒋介石研究-国民革命时期军事政治的抬头过程》的主要观点之一。

责任编辑：振中 最后更新：2021-08-07 16:2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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