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研究 胡汉民与黄埔军校
2018-11-21 09:10:30  来源：中山大学历史系 李吉奎 撰稿  点击：  复制链接

　　内容提要：胡汉民自中国同盟会成立以来，二十年间一直追随孙中山，且长期居于第一助手地位。胡汉民不仅参与孙中山集团的决策，还一度代理大本营事务，所以，胡汉民深悉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的动机与经过，并担任过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本文旨趣，是根据目前所能了解的资料，介绍胡氏与军校的关系，以补充以往相关研究之不足。

　　在胡汉民研究中，论者很少提到他与黄埔军校的关系。在有关黄埔军校的论著中，人们也仅是知道胡氏曾任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作过一次题为《军人的必要及军人在世界上的地位》的讲话。总的说来，因为胡汉民没有担任黄埔军校的实际工作，他与军校的关系，便不像蒋介石、廖仲恺那样密不可分。但是，胡氏作为孙中山的主要助手之一，参与孙中山集团的决策，还一度代理大本营事务，所以，他便不免与军校有相当的关系。本文旨趣，是根据笔者所了解的资料，介绍一下胡氏与军校的关系，以补充以往相关研究之不足。

　　(一)

　　在孙中山集团中，有许多能文之士，举人出身而又曾留学日本的胡汉民，便是其中的巨擘。胡氏在一般情况下，属于秘书长一类的角色，军事非其所长。但在其早期革命生涯中，也曾参与或策划过多次反清起义，民初还担任过广东都督，然而，他本色仍然是书生。1914年中华革命党成立后，有政治部一职，便是由胡汉民担任部长。在黄埔军校中政治部是按苏联军队的体制设置的，与中华革命党的政治部有所区别，但论其职能，恐怕是有近似之处。在孙中山的亲信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三人中，比较起来，还是胡氏有些军事阅历。不过，在黄埔军校成立的时候，军校(随后及校军、党军)的党代表却是选择了廖仲恺，而非胡汉民。孙中山为何作这种选择，实在值得探究。

　　早在1923年11月26日孙中山主持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时，即决定设立“国民军军官学校”，以蒋介石为校长、陈翰誉为教练长，廖仲恺为政治部主任，推定廖仲恺筹备。其时蒋介石访俄未归，廖仲恺任广东省长。1924年2月8日，蒋主持军校筹备委员会首次会议，讨论招生等事宜，10日议决向各省区招生名额。是月23日，蒋递上辞呈后返里，擅离职守，校务筹备会议由廖仲恺主持。蒋之辞职，原因是：一，不满孙中山未与他商量即任用鲍罗廷;二，对他所作的访问苏俄的报告不不予置评，严重不满;三，对他未被选为出席国民党一大代表、未能进入中执监委领导机构，深感不爽;四，担心滇桂军阀对他不利;五，与苏联军事顾问关系不洽。此外，可能还有经费无着，不赞成使用俄人提供经费等问题。公开的意见是：“现非有改革决心，国党皆陷绝望。若能公开整理财政，革除市侩垄断财权(注：指杨西岩拒发军校开办费)，并促展(堂)汝(为)回，则彼可回其意”。[1]经过孙中山一再电催及包括胡汉民在内的各方催促，并满足了蒋介石的要求(如以邓泽如取代杨西岩任筹饷局局长，许崇智[汝为]任粤军总司令，稍后胡汉民[展堂]任广东省长)，4月14日，他才偕许崇智动身返广州，26日入校视事。5月3日，孙中山特任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9日，特派廖仲恺为驻陆军军官学校中国国民党代表。6月16日，军校正式开学。对孙中山而言，军校领导人选，蒋廖配是最佳选择。廖仲恺为人随和，办事不分巨细，任劳任怨，事必躬亲。他经历孙文越飞谈判，军校款需，从一开始便是由他去筹措的。更重要的是，孙中山办黄埔军校，用苏军模式，聘苏俄顾问，使苏俄金钱，而蒋介石在思想上却反对联俄，若矛盾激化，学校便无法办下去。孙于是找了一副甘草，让廖仲恺当党代表。根据当事人的评论，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三人对联俄的态度是各不相同的。“最后(为)反对这件事的是 汪先生，他简直坚决地表示以为共产党徒如果羼入本党，本党的生命定要危险，譬如西游记上所说，孙行者跳入猪精的腹内打跟斗，使金箍棒，猪精如何受得了!这个譬喻再精妙不过。廖先生对于这件事最赞成，他十分看重联俄，以为世界各国和中国都不能联络，我们在国际上正缺少朋友，现在俄国既诚心和我们联络，我们便不应该拒绝它的党徒。至于兄弟的主张，却介于汪廖两位先生之间。”[2]汪精卫变成“左派”，那是孙中山去世以后的事。就军校成立之初而言，廖仲恺无疑是当党代表的最合适人选，于此可见。何况，胡汉民的待人处事，他人也不无微词：“至于胡汉民，则确为一守正不阿、有为有守的君子。然胡氏器量亦极狭隘，恃才傲物，言语尖刻，绝无物与民胞的政治家风度。”[3]孙中山对自己的亲信知根知底，各用其所长，这就是胡汉民虽有军事阅历而还是任廖仲恺为军校党代表的原因。

　　(二)

　　国民党一大以后，胡汉民驻上海，为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之一。1924年5月13日 ，孙中山派汪精卫、[4]胡汉民、邵元冲兼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胡讲授党义(三民主义)。当时孙中山患病不能工作，需要疗养医治，电召胡汉民回粤，任总参议，代理大本营事务。6月16日，孙中山一行赴黄埔，出席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在孙中山讲话之后，胡汉民代表孙中山宣读训词。汪精卫则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致祝词。训词后来成为军校校训、中华民国国歌。它的内容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先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5]从史料中未见载这件训词是由谁起草的，由于胡氏在军校讲党义，又由他代孙中山宣读，可以认为，训词反映了胡氏的思想，即使不是由他起草，也是经他润色的。

　　从1924年夏天开始，国内局势发生明显变化，孙、段、张三角反直同盟加紧进行，与控制北京政权的直系难免一战，孙方与陈炯明方面的谈判一直未断，与商团的关系却愈来愈紧张。孙中山为应付时局，筹划政治方针，在7月11日成立中央政治委员会，以作辅助。该委员会以孙中山为主席，聘鲍罗廷为顾问，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瞿秋白、伍朝枢、邵元冲为委员。是日举行政治委员会首次会议，决定以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蒋介石等九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14日，胡汉民对中执会提出并通过政委会对中执会之权限。胡氏此时在政、军两会均握大权，实为孙中山以下一人。

　　在5月13日决定胡汉民为黄埔军校政治教官以后，胡氏对军校的政治教学曾起多大作用，蒋永敬著《胡汉民先生年谱》未见记载。《蒋介石年谱初稿》5月20日记称：“(该日)对军校第一期学生讲明在校须守校规，耐劳苦，务团结。”内称：“今天胡汉民先生所讲的话，正把本校这几天发生的弊病统统说出来了，至于军人的地位及其对于社会的责任，也都说得很明白透彻，你们各位统要仔细注意。”[6]这是蒋氏年谱中仅见的一条相关资料。胡氏这篇讲话，在1936年出版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七篇中部分地保存了下来，题为《军人的必要及军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全篇文字不太长，在这里不妨详加引录，以概见胡氏的治军主张。

　　胡氏说：“今天兄弟到校里来，看各位操练很有精神，非常欣慰。今天讲军人的必要及军人在世界上的地位。”他认为，“中国现在军人横行，军人的不好达到极点，所以一般人都以为军人有不如无。这种怀疑并非社会本来感想如此，因为军人失掉本分成为变相，所以下这种批评。现在以军人为有枪阶级，以平民为无枪阶级，但是社会以平等为原则，如有阶级，障碍必因之而生。”

　　胡氏继而讲到“社会为什么要有军人”的问题。他说：“因为社会上事情繁多，非一人所能独做，必分工而作，互相辅助。这是社会成立必要元素。比如山上有猛兽来侵犯，我们为生存起见，不得不设法对付。但是一个人不能整天到晚对抗，必定要别人来替代的，军人就从此成立。当原始社会的时候，已经有军人的必要。”他又说：“后来军人自家不好，有名无实，不但无益于社会，而且有害于社会，所以社会对于军人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之话。”

　　对于眼前的黄埔学生，胡氏回顾了晚清民众对新军的厚望：“及新兵练成之后，其景象完全与前不同，社会上的感想也因之变迁，以为军国民精神是不可少的，对于军人不可不肃然起敬。当时受外国的欺凌日甚一日，国民受刺激之后义愤填胸，这种新兵是为国家尽义务的，所以与以前旧兵不一律看待。”但是，入民国以后，民众失望了：“现在北洋派军人有所谓奉系、皖系、直系的分别，并没有军人的精神。”什么是军人应有的精神呢?他说：“社会不信仰他们并非社会的麻木，军人必定要有精神。但是这种精神要能持久，并非一时兴奋就算有精神，所以勇字有血气之勇，义理之勇的二种分别。血气之勇是一时之兴奋，不久就要衰的;至于义理之勇，拿现在名词来说是很明白的，就是拿主义来代义理是最适当的。所以我们的勇是要有主义，如无主义就是血气之勇了。这血气之勇不但不能持久，而且有很多的流弊，所以我们军人的勇气是要有主义的勇才好。”他继而若有所指地讲到：“社会要求有正当军人的缘故，因为社会是分工而作的。譬如乡人聚居一处，外面强盗很多，必定要有防御的人方才能够安居乐业，否则如若军人不负责任，社会何必要有军人呢?更不如的军人不但不能负责，而且贻害百姓，这是更不得了，非赶走他不可。”他最后表示，“各位在校是很辛苦的，但是这种辛苦应该以快乐看待。”“要晓得本身的目的及本身的责任。要明白目的与责任，就当在这个短期内修养才好。”[7]

　　胡汉民的讲演实在新意不多，但他希望学生听众要有主义之勇，这还是正确的，当军人要为主义而战，这点与蒋介石的训诫相同。至于军校将用苏军模式去办学，胡氏对此知之甚少，不去讲它，这也是谨言慎行之道。以后胡氏是否还履行过哪些属于政治教官的职责，史料缺乏，无法了解。

　　孙中山热衷于三角反直同盟，到9月初，直奉战争即将爆发，5日，在大本营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出师北伐，任命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并任广东省长(13日就职)。12日，孙中山移大本营于韶关。任命胡汉民为广东省长，除了执行正常政务，支援前方，还需要处理商团问题。用“长于调和”的胡氏接手处理8月以来因扣械引发与商团的尖锐矛盾，本意在于避免决裂，消除劫难。据载，大约是10月4日，胡氏到韶关受命时，即向孙中山要求全权，尤不使鲍罗廷干预其事。孙中山答应了他。[8]

　　对于由胡汉民处理商团问题，孙中山在10月10日至14日之间的日子里，对胡汉民态度极为反常。11日，在广州成立革命委员会，孙以会长名义下令：“特派许崇智、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陈友仁、谭平山为革命委员会全权委员。聘任鲍罗廷为革命委员会顾问，遇本会长缺席时得有表决权。”革委会是用来对付商团和收回关余的。但是，此前在9日致函蒋介石告应即成立革命委员会，中国革命应以俄为师时，却曾说：“汉民、精卫不加入未尝不可。盖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而汉民已失此信仰，当然不应加入，于事乃为有济”。“精卫本亦非俄派之革命，不加入亦可。”当汪列名革委会之后，12日孙致函胡汉民，令其将全权移交革命委员会，以便戡平叛乱，且谓“我为会长，兄不在列，留有余地也。”14日，孙即任命胡汉民代理革命委员会委员长，廖仲恺为秘书;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9]所有这些变化，都牵涉到胡、鲍关系，也涉及黄埔军校。

　　孙中山在下令组织革命委员会对付商团之际，也在9日下令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放弃黄埔岛，率军校学生去韶关，作破釜沉舟之计，进行北伐。当日，鲍罗廷来到黄埔，与蒋介石商讨革命委员会的人选问题，鲍不欲使胡、汪参加该会。蒋不以为然，立即上书孙中山，必欲使胡、汪加入，否则宁可暂缓组织。同时，放弃黄埔岛，也是出自鲍罗廷的主张。1927年，“清党”事发，胡汉民回忆说：“当时我们只管商量解决商团的办法，鲍罗廷却慌张得很，一面主张把黄埔军官学校搬往韶关去，免得受商团的影响;又说：‘要解决商团，各军都不能用，只有叫黄埔军官学校的学生去冲锋，各军都希望商团发作起来，好乘机占领广东，大本营的命令已不行了，糟得很了!’他好像要将黄埔学生来做牺牲品，造出种种胆小而且胡闹的话来，摇撼别人的意志。幸而我们都不大理他，究竟照着兄弟等的办法，”“一致服从政府的命令，讨伐商团，一夜之间，便完全解决。鲍罗廷后来见面，很觉得出乎他的预料之外。我曾经安慰他道：‘你虽然是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可是你不曾将整个的对象充分的分析了下来批判。我们不是能干，实在是因为你是外国人，不懂情形。’”[10]

　　关于鲍罗廷反对胡、汪二人列名革命委员会之事，有蒋介石、孙中山二人往来函件可资参考，[11]无庸多辩。对于胡，蒋氏以为是鲍对胡“成见太深，难以相处，而乃必欲将季新(汪)亦一并去之，未知其果何意，此中(正)期期以为不可也，否则不惟以后进行诸多阻碍，而内部亦立召纠纷。”蒋介石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在孙离开广州后，胡氏为后方留守之第一人，若权归革委会胡氏却不在其中，群龙无首，内外交困，毋乃自取灭亡之道?这个顾问的馊主意，起初却为孙氏所接受，命令再颁，终于悛悔而任胡为革委会委员长，名正言顺，方有14日胡氏下令镇压商团之事。洋顾问不能不用，亦不可重用，鲍罗廷、李德辈之行事，往往如此。

　　至于讲到胡、蒋反对鲍罗廷建议孙中山将黄埔军校搬往韶关，将学生、军械一并迁出，放弃黄埔岛，以及鲍罗廷不信任黄埔学生军以外各军，而让三千学生军去镇压商团之事，前者事诚有之，孙蒋之间函电交驰，促蒋实行，甚至认为留在广州有“三死因”，非离开广州北伐，绝无出路。这放弃黄埔岛的主意是否鲍罗廷出的，除胡氏回忆外，别无佐证。但是否经由鲍顾问出主意后孙氏下决心，发纵指示，这点并不太重要，无论如何，命令是孙下的。平情而论，它是完全错误的——在未解决商团纠纷，未敉平陈炯明势力之前，没有一个后方基地而昌言北伐，顶多是追跡卢循、黄巢、李闯、石达开而已。应当说，胡汉民反对放弃黄埔岛，亦即保护国民革命根据地，是正确的主张，宜加肯定。

　　孙中山北伐带走了部分军队，在广州属于胡、蒋可供调遣的，还有警卫军、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飞机队、铁甲车队、兵工厂卫队、陆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学校学生及黄埔学生军。当北伐军尚未从韶关调回而又拒绝黄埔学生军以外各部队去镇压商团，真是孤注一掷了，它实际上是一种纯之又纯、革之又革的赌徒心态。且不说这八支部队均属大本营可以调遣的部队，即李福林、魏邦平之类的广东地方武人，作为黄埔学生军的友军总是可以的吧?所以，如果鲍罗廷建议的后者即仅让黄埔学生军单独去镇压商团，其他部队则作壁上观，这种情况的出现，大概是当时仍属友军，但却心怀异志的杨、刘一伙所乐见乐闻的事。镇压商团是成功了，当然代价也不小。胡汉民做这次讲演，是1927年5月16日，在宁系北伐军总司令部高级军官宴会席上说的，当时是“四一二”之后，“七一五”之前，虽已宁汉分裂，除了孙、廖已去世之外，其他当事诸人均仍在两大营垒中。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胡汉民编造历史，迄今也未见有人对此说表示怀疑。因此，可以认为，当时胡汉民与蒋介石反对鲍罗廷主张仅用黄埔学生军去镇压商团，是正确的态度，它既使拟议中孤军应敌的黄埔学生军避免遭到严重伤亡，也使14日的行动得以胜利结束。以上两端，乃系黄埔军校之幸。

　　1924年10月，在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北方局势丕变。孙中山决定应邀北上，共商国是。行前，孙中山命谭延闿全权代理大本营北伐事宜，命大本营总参议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并负责肃清东江。11月13日，胡汉民等人送孙中山一行至黄埔，珍重道别。

　　孙中山北上之后，陈炯明久静思动，于12月中旬赴汕头就“救粤军总司令”职。胡闻讯，乃召集师长以上将领会议，成立军事委员会，筹划东征。1925年2月1日，黄埔校军开拔。至12日，广九路之敌全告肃清。15日克淡水。胡汉民接校军司令蒋介石、粤军总司令许崇智16日致孙中山的捷报后，于19日回电蒋氏云：“我军将士忠勇奋发，迭摧悍敌，斩获甚众，无任欣慰。而尤于教导团军纪之肃，战斗之勇，出人意表;训练未久而得此良好成绩，固征吾党主义灌输之力，益显兄等平日训导之功。今者，逆敌实力，丧失已过半，肃清东江，计日可期，敢为我党前途预贺。总理连日得捷报，精神为之一振!特嘱奖励，并闻。汉民。皓。”[12]根据1925年5月17日广州《民国日报》报导，孙中山逝世前两日(3月10日)，他在弥留中听到身边同志报告说，粤军、黄埔教导团已打下潮汕，乃谕：“要电告汉民，不可扰乱百姓。”13日，以孙中山去世，代帅胡汉民下令军校下半旗致哀，停止操课，留校学生一律臂缠黑纱以志痛悼。为避免影响前方军心，东征军前线秘不发丧。至21日，校部行营始接胡汉民来电，告知一切，然后有兴宁举丧之礼。4月14日，教导团(校军)改称党军，以廖仲恺为党代表。5月13日，受代帅胡汉民指派，廖仲恺赴汕头，与蒋介石、许崇智等具体商谈讨伐杨希闵、刘震寰计划。19日，党军在梅县东较场开班师回省会。留守学生队、入伍生队协同回师党军，并与粤军等部队，于6月12日平定省城的杨刘叛军。

　　还在孙中山病危之际，胡汉民即向廖仲恺、伍朝枢等人提出，他不宜再任代帅，应将大元帅府改为政府，采用委员制，共同负责。此议未被接受。及孙去世，胡又向谭延闿提出，谭要他暂时勉为其难。平定杨刘之后，从14日起，胡汉民主持大本营政治会议。后复连日会议，讨论设立国民政府等问题。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设置委员16人，常务委员5人，为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谭延闿。汪任国民政府主席，胡任外交部长，兼任代理政治委员会主席。3日成立军事委员会，设委员9人，汪任主席，胡为委员之一。同日改组广东省政府，胡辞省长职。汪掌握政、军权力，深受鲍罗廷顾问的支持。胡汉民未与闻组织人事决定，他实际已从国民党权力中心淡出。有关军校的形式上的活动，他还是参加的。例如，7月1日，军校举行第三期学生开学式，他与蒋、汪、廖等出席，并冒暑演说。11日，军校开设政治班，胡汉民与汪精卫、廖仲恺、甘乃光等受聘为教官。

　　在广州，当国民党的外部压力减轻之后，内部矛盾却严重了起来。8月20日，国民党重镇廖仲恺被歹徒刺杀，演成“廖案”，追查“廖案”嫌疑人胡毅生(汉民之堂弟)，牵连及胡汉民。25日早上5点钟，有黄埔军人借名捉胡毅生，闯入胡汉民宅。胡退入邻居，后经陈璧君(汪夫人)电话询蒋介石，久而久之，蒋派侍卫长王世和持通行证见胡，并将蒋之一函交胡，内谓：“此事与先生无涉，仅毅生有嫌疑，故派人搜捕”云云。胡氏断言：“可知早上来搜检的黄埔军人，是奉介石的命令的了。”[13]随后胡氏转到蒋宅，即送往黄埔军校， 陈璧 君陪了两天。胡汉民帮助孙中山办起来的黄埔军校，居然成为拘禁自己的地方，潮起潮落，清夜寻思，定然感慨系之!胡氏直至9月15日始回广州。据胡氏记述，“我移住黄埔后，何应钦知道我家遭劫，便把为首冲进我家里的人，查明枪决了。起出的赃物，仍旧还了淑子(胡妻)。介石表示：那天搜捕我，原是王懋功的事，与他无关。王懋功当时是卫戍司令部的参谋长，卫戍司令是介石。”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及鲍罗廷均欲“排胡”(“除胡”)，但后来蒋介石称廖案发生的时候，他实在救了胡的命;若胡不住在黄埔，早发生意外了。这是1931年2月28日晚上，在南京总司令部蒋介石拘禁胡汉民时说的，胡蒋第二次合作告终，胡当然不相信这番话。

　　1925年9月22日 ，被剥夺了权力的胡汉民离开广东赴苏联考察。翌年4月底，返抵广州。5月赴上海，从事著述，一时尚无意回到政治生活中去。尽管他身在局外，但是他是二届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仍为各方所瞩望。

　　(三)

　　1926年7月，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誓师北伐。至9月7日，克汉阳、汉口，围武昌。10日，胡汉民长函致蒋氏，祝贺军事顺利开展，并分析敌方形势及其内部矛盾。函中有所谓“犹忆前年兄在黄埔军校训话，有‘两年之后克定武汉，三年之后统一中国’之语，兄可谓能自践其言者。”这封信，实际是向蒋氏表态，他有意从事政治活动，重新与蒋氏合作。蒋氏自然心领神会：胡来函而不赴武汉，未来取予在我。

　　1927年3月，上海南京相继克复。上年11月，国民政府已从广州迁武汉办公。经过“四一二”反共政变后，蒋介石与胡汉民连结一气，与武汉政府对抗，于4月18日 建都南京，胡入宁主持党政(任代理国民政府主席)，进行清党。同年8月，随蒋介石退出南京，至1928年9月始返宁，旋任立法院长，参与建立训政制度，迄1931年2月底被蒋软禁。

　　胡汉民在1927年至1930年间，曾不断发表讲话，盛赞黄埔军校和它的精神。1927年5月10日，他在东路总指挥部特别党部成立大会上作《军人要懂政治》的演讲，以为“军人应该充分的懂政治，有主义，才能够达到保国卫民的目的;才能够领导民众，做民众革命的先锋队。三年前，总理在黄埔军官学校中，常常直接讲给军人听，使军人知道为主义而革命，提高军人的政治知识，然后我们才有今日，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14]12天以后，1927年5月22日，他又出席黄埔同学会改组委员会成立会，讲“以亲爱精诚的精神巩固我们党的基础”，他说：“黄埔学校开办的情形，校务进行的情形，兄弟都很熟习。中国这两年，‘黄埔学生’四个字，差不多人人都知道。尤其是在我国革命史上，有这四个字，觉得非常光荣。黄埔学生在中国革命史上，何以能有这样重大的意义的呢?就因为黄埔学校的校长，党代表，各同学，大家一般的能够实行总理的主义，本着总理革命的精神去做，所以才有这个结果的。黄埔学校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同学会。刚才听见主席报告，我们晓得这各同学会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样，现在已变成怎么样，确有改组的必要了。”他在讲了一大堆与CP的斗争史后，要求军校同学老师之间，要赶紧回复从前在学校里所有的一种感情，就是要“亲爱精诚”，“实行总理所订的校训，认真团结起来，巩固我们的党团”。又表示：“我们黄埔同学中，已有多少先烈牺牲掉了。留下我们后死的若干人，应该怎样的努力才能够对得起先烈诸同志。从前有人叫我们不讲感情，但是我们黄埔同学，生就的是最亲爱，最富感情的。对于目前的同学感情固重，对于已死的同学感情尤重。”“以我们情同生死，义重如山的同学，今后团体的联合，是何等的巩固!还会教任何的人，分拆开来吗?”[15]这个时候，是胡汉民入宁不久，积极进行“清党”的日子，除了为“清党”进行宣传外，便是与蒋重新合作之始，大谈黄埔军校的成就，自然也含有博取蒋介石欢心的意图在内。

　　胡汉民还反对解散孙文主义学会。1927年6月6日在中央党部第二次总理纪念周报告词中，讲“要有统一的精神表示党是处于最高地位”的旨趣，里边说：“某同志在黄埔同学会里曾经演说过：‘现在有些打倒某某的口号，实在是极无聊的!甚至于有些十分为党的同志，也在口号里被人打倒，真怪极了!譬如孙文主义学会，是研究总理主义的团体，即令内容有所不合，加以改组好了，何能说打倒呢?’我们现在既然明白这一层，我们以后便不能容这种口号再发见了。”在这里，胡汉民是有点昧于形势了。由于孙文主义学会与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斗得不可开交，1926年4月7日，军校发布《取消党内外小组织校令》，限“自本公布之日起，除本校特别党部各级组织应由党部加意工作外，其余各种组织着即一律自行取消。”10日，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通电宣布解散。16日，蒋介石与孙文主义学会干部谈取消学会事，至21日该学会也发布自动解散宣言。当时胡汉民尚未返抵广州(抵穗是4月29日)。解散两会是根据蒋介石命令行事的，一年以后胡氏翻出来讲，或许是想恢复孙文主义学会，不过时移势易，已有了黄埔军校同学会，并未研究孙中山的主义与理论，而是为了与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作斗争而设的孙文主义学会，也就不必恢复了。

　　1927年6月15日 ，胡汉民在金陵大学对学生演说，题目是《革命与青年之求学》。针对当时青年学生求学之心淡薄，而孙中山生前在广东大学又讲过“应该学革命，革命以外，没有学问”的言论，胡汉民对学生指出，孙中山在黄埔军校成立时也说过：“革命的基础，在求高深的学问。”他认为这两句话是不矛盾的，是相反相成的。为什么说后一句话呢?胡氏认为，“这因为黄埔学生并不是泛泛的青年，而已经是革命化的，对于革命事业已下定了决心，对于自己的一切已准备牺牲的。但是革命的全部事业，不单在破坏;应该一面破坏，一面建设，才是真正的革命，才是彻底的革命。”1928年10月29日 ，胡氏又对中央大学学生讲话，讲“革命与求学”的问题，他再次阐述孙中山在黄埔军校讲“革命的基础在高深的学问”这一命题的深远意义。

　　对文学生讲话，提出“求学”要求高深的学问。1929年3月16日，胡氏在中央军校开学典礼上对武学生训话，则提出“军校学生的使命”。他在训话中完全同意蒋介石在会上提出的两个观点：“把进军校、做军人的宗旨和一个革命军人应具的精神与人格都赶紧认识清楚”，与“我们武学堂比不得文学堂，不能讲自由平等”。胡氏认为：“我们回想民国十三年六月十六日，总理要在广州成立黄埔军校，是为的什么?为的本党当了那时，已急于要完成军事时期的革命工作，不能不赶紧造成一种革命的武力，足以扫除革命的障碍。果然，军校成立以后，一班一班的同学，造就出来，前仆后继地走上前线，奋勇牺牲，打倒军阀，数年之间，乃实现了今日全国的训政，达到总理创办军校的初衷，不负校长与各官长的希望与教导，而得到现在的光荣。”他对中央军校教育，认为“当然就是‘学校军队化’的模范，而诸位也就要立志去做全国青年同志的模范。诸位能不忽略了这种模范的地位与精神，然后才能尽诸位应尽的责任，才能不负总理当年创办黄埔军校的遗志。今天诸位正式始业，兄弟敬以此言为赠。”[16]1930年3月，国民党召开全国训练会议，这是为训政需要，该党新成立了训练部。胡氏在会上演说，从军事训练讲到党的方面，又提到黄埔军校，他说：“本党自创设黄埔军校以来，注重党与军队的联合训练，取得了很大的效果。试看那些没有受过党的军事训练的军队，如从前杨希闵、刘震寰等所部，虽枪支弹药都足，仍不能作战。杨希闵发个命令，照理各级军官都应奉行惟谨，而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各级军官，如师长、旅长之类，都拿杨希闵的命令来分别研究，这还成何军队，还有何战斗力;不但军队为然，一切团体，若将训练的与不训练的一比，其间相差真不可以道里计。”他还说，目前党员与党部本身都欠训练，“党部变成衙门，人民早望望然去之，还训什么政!”[17]真是一针见血。这是历史的铁律：“盗憎主人，民恶其上”。警告自警告，衙门自衙门，当人民视灾官如瘟疫时，衙门也就垮台了。

　　胡汉民在南京最后一次讲到黄埔军校，见诸文字的，可能便是1930年9月29日在立法院总理纪念周上所做的《悼谭组庵先生》讲话了。其中，胡氏借悼念谭延闿时讲到，“本来总理开办黄埔军校时，早已痛斥其(按指杨、刘)为祸国殃民的军阀，假如我们能完全将他们歼灭，正是遵行总理的遗教。”[18]将创办军校与消灭杨刘军阀联系起来，又将消灭杨刘军阀与遵行总理遗教联系起来，目的是强调要遵行总理遗教。

　　从1930年10月开始，召开国民会议和制订约法的问题成为国民党高层争论的问题。胡汉民一直宣称遵行总理遗教，“以党治国”，他反对军事强人蒋介石在国民会议上通过约法的主张。争论不可调和，终至1931年2月28日发生蒋氏拘禁胡汉民之事。胡蒋决裂后，胡汉民再也没有兴趣去谈论黄埔军校的事了。

　　胡汉民自中国同盟会成立以来，二十年间一直追随孙中山，从未脱队，且长期居于第一助手地位，自命“燮理阴阳”(首相)，虽无其名却有其实，以其地位、资格和威望，对孙中山的理论握有解释权，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他在孙中山身边参与决策，他说的史事符合实际，迄今未见有人提出异议。他深悉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的动机与经过，这点也是无可怀疑的。他说过“黄埔军校开办的情形，校务进行的情形，兄弟都很熟习”，这些话自然也是可信的。但是，他毕竟不是军校的领导，对军校内部情况未必了然，而且党军参加第二次东征，胡氏适在海外，对党军内部的斗争，更形隔膜，因此他对军校的一些议论，便未必准确，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笔者对胡汉民、对黄埔军校均缺乏深入研究，因未见有人写过胡汉民与黄埔军校的文章，乃不揣浅陋，撰为此文，错误、不足之处，深盼读者指正。

　　注释：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第158页。

　　[2]《革命与反革命最显著的一幕》，存萃学社编集《胡汉民事跡资料彙辑》(四)，香港大东图书公司印行，1980年，第1307页。

　　[3] 《李宗仁回忆录》(下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84页。

　　[4] 蒋永敬著《胡汉民先生年谱》(1981年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第305页作戴季陶，似误。

　　[5] 《孙中山全集》第10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300页。

　　[6]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89页。

　　[7]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20、221页。

　　[8] 《胡汉民先生年谱》，第309-310页。

　　[9] 陈锡琪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2028-2029、2025、2030、2033页。

　　[10]《我们需要完成总理遗志的精神》，《胡汉民事跡资料彙辑》(四)，第152-153页。

　　[11]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243页。

　　[12] 《革命文献》第10辑，第150页。

　　[13]《革命过程中几件史实》，《胡汉民事跡资料彙辑》(五)，第565-566、571、577页。案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343页记是由汪精卫突派军队约一营包围胡宅，胡“乘间往黄埔军校，得蒋校长保护安全。”这个说法，当系曲笔。1994年出版的李云汉著《中国国民党史述》的“廖案”相关部分，便完全不提拘胡之事。

　　[14] 《军人要懂得政治》，《胡汉民事跡资料彙辑》(四)，第923-924页。

　　[15] 《以亲爱精诚的精神巩固我们党的基础》，《胡汉民事跡资料彙辑》(四)，第928-929、932-937页。

　　[16] 《军校学生的使命》，《胡汉民事跡资料彙辑》(四)，第1135-1139页。

　　[17] 《同志们先把自己训练起来》，《胡汉民事跡资料彙辑》(二)，第190、191页。

　　[18] 《悼谭组庵先生》，《胡汉民事跡资料彙辑》(四)，第1364页。

责任编辑：振中 最后更新：2021-08-07 16:5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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