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研究 论“陆军军官学校”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原因及经过
2018-11-21 09:17:25  来源：谢莹 撰稿  点击：  复制链接

　　1924年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创办了一所新型的军事学校-陆军军官学校，因为校址设在广州市黄埔长洲岛(俗称黄埔岛)上，所以通常称为“黄埔军校”。军校仿效苏联红军中的政治委员制度，设置了党代表和政治部，并实行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方针，为革命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军校学生在平定商团叛乱、两次东征和平定刘、杨叛乱等一系列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树立了黄埔军威。1926年，在肃清广东境内反革命军阀势力，统一了军政、财政、民政，实现两广统一的历史背景下，在北方反帝反军阀斗争革命高涨的形势下，陆军军官学校合并了广东各军阀所办的军校，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本文将探讨“陆军军官学校”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原因，并论述其经过。

　　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国民党执政权力的巩固，使军校的合并成为必然。

　　陈炯明自1922年冬退据东江一带以后，一直和广东革命政府相对抗。1925年初，陈炯明趁孙中山在北京重病之际，自封“救粤军总司令”，与南露军阀邓本殷相勾结，准备大举进攻广州。1925年2月，广东革命政府举行了第一次东征。东征军兵分3路，以黄埔学生军和许崇智所部粤军为右路，攻淡水;桂军刘震寰为中路，攻惠州;滇军杨希闵为左路，攻河源。黄埔学生军是东征的主力，人数约4000人[1]。东征部队在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下，英勇作战，连战皆捷。正当东征战事方酣的时候，担任左翼进攻的滇军杨希闵和中路桂军刘震寰却暗中与陈炯明和云南的唐继尧勾结，并暗通香港的陈廉伯，不仅勒索军饷，迟不出兵，让右翼军孤军作战，而且将滇、桂军从东江一带撤回，发动武装叛乱，威迫广州，形势紧迫。6月6日，广东革命政府命令东征的黄埔学生军等部回师平乱，于13日迅速平定了叛乱，全歼滇、桂军2万多人。

　　第一次东征和平定杨、刘叛乱的胜利，使广东革命政权得以巩固。6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通过“改组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建国军、党军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等决议案。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8月3日，成立军事委员会，直属于国民政府。8月26日，将所辖军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黄埔军校学生军和一部分粤军改称为第1军，以蒋介石兼任军长;湘军改称为第2军，以谭延恺任军长;滇军改称为第3军，以朱培德任军长;粤军改称为第4军，以李济深任军长;福军改称为第5军，以李福林任军长;随后，程潜所部援鄂军、吴铁城部一个师和一些零星部队合编为第6军，以程潜为军长。各军并先后建立了党代表、政治部和政治工作制度。从此，军政开始统一，财政也逐渐收归中央政府[2]。

　　在革命军调回广州讨平杨刘叛乱时，陈炯明乘机重新占领了东江一带地区，准备进攻广州。为了彻底消灭反革命势力，统一广东，国民革命军于10月1日开始第二次东征。11月初，再度收复东江一带地区，全歼陈炯明的反革命势力。在第二次东征的同时，又进行了南征。于次年2月，横扫了海南岛邓本殷残部，胜利结束南征。

　　至此，国民政府完成了统一广东全省的任务。“南路琼州既下，则数年混乱的广东，在军政上已经统一了!各军分一二三四五六等军的编制，也已经编定妥贴了!各军的训练，除军事外财政已经统一，军需亦已独立。其他建设及整理内部的诸要事，有经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了。所以现在广东已经到了训政时期!国民政府稳固了[3]。”

　　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对各军改编，使得改变各军军校林立、建立统一的军事学校成为必然。黄埔军校成立后，滇军设干部学校，湘军设讲武堂，粤军设讲习所，桂军设军官学校。滇军干部学校归滇军司令杨希闵管辖，苏联军事专家ф·马采伊利克是该校的顾问，1924年10月有学员550人。鲍罗廷曾资助过该校。在1924年11月，苏联顾问加仑批示给予粤币2000元的资助。[ii]湘军讲武堂名义上由湘军司令程潜任校长。“这所学校虽然名义上隶属革命政府，却完全因袭军阀部队的管理方法，采取封建专制的高压手段，不准看报纸，也不准同外界进行任何接触[iii]”。1924年11月，因经费匮乏和教官不足而并入黄埔军校[iv]。在这一时期，各军阀建立各自的军校只为了培养更多争夺地盘的势力，因而强调军事的训练，政治的教育无从谈起，即使有也仅仅表现为对自己派系的愚忠。而大元帅府面临着许多内忧外患，虽然在名义上是广东的领导政府，但由于陈炯明、杨希闵、刘震寰等军阀带着各自的目的隐蔽在孙中山的革命旗帜下，却又各自为政，致使军政不统一，财政被割据，大元帅孙中山的许多命令成为一纸空文，大元帅府在艰难中与各反动势力周旋。因此军阀的各自为政，各军军校的林立成为当时历史背景的现象。1925年7月，国民政府的成立实际上也标志着国民党在广东的领导地位得以真正巩固，国民党在革命政府中发挥着执政党的作用。1925年8月，革命政府将各军阀统率的军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军中仍有军官学校。第二军军官学校有750名学员，士兵学校550名学生;第三军军官学校有学员800名，附属学校学员600人[v]。“第四军、第五军、第六军.......攻鄂军，都先后创办同样的军校[vi]。”在国民政府成立，军政、财政统一的情况下，名目各异的军事学校的存在显然与时局不和。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必然更加注意以本党的党纲来熏陶改编的湘军、滇军、粤军等，并且在经历多次的经验教训后懂得如何牢牢掌握军队，懂得如何向军队灌输统一的政治思想，而这两点集中体现在将各军所办的军校合并到孙中山所创办的黄埔军校。“以后无论什么军事或政治，通通要根据国民党的党纲和政策才能存在……所以无论什么军队或军校，总是国民党的，都要本着党的政策去做，无所谓特别的党校，也无所谓特别的党军”，“从前政府决议把湘滇粤等军的名目，编为第二、三、四军，就是要打破地方主义!……所以政府为打破地方主义，为集中人才起见，不能不统一军事学校[vii]。”即组织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目的，在于“组织和指导一种统一的政治工作，使各军军官消除省区观念的旧倾向……以期军官们得到最好而且一致的军事政治知识[viii]”。

　　二、北方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形势，使广东国民政府要迅速培养大批革命的军事政治人才，为北伐做准备。

　　1925年至1926年春，国民政府经过两年的斗争，肃清了广东境内的反革命军阀势力，统一了军政、财政、民政，并实现了两广的统一。但就全国来说，绝大部分地方仍直接和间接地处在北洋军阀封建割据的统治之下。

　　早在1924年，孙中山为了扫平军阀，统一全国，曾经先后督师桂林、韶关，躬亲北伐。同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孙中山应邀抱病北上与段琪瑞商量国是，却不幸于1925年3月在北京逝世，北伐未竟，遗恨九泉。1925年9月，苏联军事顾问加仑就提出了重新北伐的主张，国民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蒋介石也在一个提案中提出北伐问题。他说：“现革命根据地之广东将近统一，革命基础逐渐巩固，行将秣马厉兵，北定中原[ix]。”1926年1月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张作霖和吴佩孚夹击下，被迫退出北京。吴佩孚在北线取得进展，又准备调兵南下，窥视南方。在湖南，吴佩孚支持的赵恒惕正向唐生智发起进攻，衡阳告急。在河北，冯玉祥国民军也遭到优势敌人的进攻，陷入苦战，独力难支。两方面都希望国民政府迅速出兵湖南，援助唐生智，牵制吴佩孚，减轻国民军南线的压力。海内外同胞更是群情激昂，纷纷请愿，要求国民政府出师北伐。

　　为了进行北伐，广东国民政府需要迅速培养大批革命的军事政治人才。在8月改编的国民革命军中，只有第一军大部分是由受过黄埔军校正规的军事和政治教育的学生军组成，他们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热情。而其他各军即使受过所谓的军事训练，也缺乏政治的教育。在即将进行北伐，完成统一大业的前提下，需要一支具有救国救民思想、具有革命思想的革命军队。而当时的黄埔军校，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开设了政治教育课程。思想教育明显的围绕孙中山的理论，反对帝国主义，坚持主张民族独立。孙中山的理论武装了学生的思想，使他们能够看清当时存在的社会和政治弊病。“正如中国现代史充分证明的：没有别的学校能象黄埔军校那样使他们的成员把他当成政治效忠的中心[x]。”因此，把各军的军校合并到黄埔军校，试图用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熏陶更多青年，培养大批的军事政治人才投入到北伐的洪流中去，并通过在军队中的黄埔军校毕业生的革命思想感染其他各军。

　　三、将各军的军校合并到黄埔军校是由黄埔军校特殊的地位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决定的。

　　1、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创办的一所新型的军事政治学校，也是国民党的第一所正规军事学校。从辛亥革命到讨袁护法运动，孙中山都是用联络军阀的办法进行军事斗争，但每次革命都因旧军队的反叛而中途夭折。1922年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使孙中山发出了“患祸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xi]”的沉痛之言。1924年，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创办了黄埔军校。6月16日，孙中山亲临军校主持开学典礼，并在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提出创办军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xii]孙中山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军校学生的身上，他希望以军校的学生作为骨干，从而建立一支革命的军队，担负起救国救民的责任。军校开学以后，孙中山在日理万机中仍十分关心军校，充分肯定军校的成绩。他常对各军领导人赞扬黄埔军校有生气，要各军向军校学习[xiii]，并多次到军校视察。

　　因此，孙中山在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决定了黄埔军校的特殊地位，且黄埔军校也是国民党所办的第一所正规的军事学校。

　　2、黄埔军校对广东的政局产生了巨大影响。

　　黄埔军校建立后，在广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国内发生的每一件政治事件都会反映到学校中来。到1924年10月，军校的政治影响即已超出黄埔的范围，成为当时广州时局中举足轻重的因素。在广州，任何一次大的政治事件、油行、群众集会，都必有军校学员参加[xiv]。”

　　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军校学员参加了平定商团叛乱、平定杨刘叛乱及两次东征。在历次战斗中，军校学员英勇奋战，树立了黄埔军威。在行军、作战中，军校保持严密的纪律性，高唱《爱民歌》，以“不拉夫、不抢物、不捐饷、不占屋”，“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xv]”为口号，爱民惜物，军容整齐，军纪严明，作战英勇顽强，深受群众欢迎。

　　军校在政治上日益活跃，他通过在工人组织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同工人组织取得联系，成为广州群众社会政治运动的指导力量。

　　军校还在广州东郊的农民中间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同时鼓励、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开展减租斗争，帮助农民建立基层农会组织，答应给农会以支持。这种联系，后来通过向农村派宣传员和邀请农民到军校参加联欢而保持了下来。一有土匪进村打家劫舍或有兵痞前来抢劫，农会就常常派人向军校报告，军校立即派兵支援。还有，在广宁，农民和地主发生了冲突，政府便以黄埔军校的名义要求附近驻军保持中立，并做好准备，必要时以实力做农民的后盾[xvi]。

　　黄埔军校的迅速发展及其产生的巨大影响，使得社会上流传着“要革命，到黄埔”的口号，黄埔军校也成为了有志青年的理想之地。

　　3、黄埔军校对于启发其他军校学员的政治觉悟也起了强烈的作用。

　　军校实行军事与政治并重的方针，政治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军校既宣传三民主义，也宣传马列主义，对不同的革命思想理论兼收并蓄，这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暮气沉沉的政坛上，别开生面，在其他的军阀教育中更是史无前例。这种新型的教育氛围影响到了其他各军所办的军校，以致程潜所办的湘军讲武堂的学员在1924年11月底纷纷要求立即将讲武堂并入黄埔军校。在他们的要求遭到湘军教官的拒绝后，学员们整整两天处于完全战斗准备状态，说如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将学堂强行并入。湘军讲武堂的教官们仍不答应，于是湘军讲武堂的学员们带上全部枪支弹药，毅然归附黄埔军校[xvii]。后来成为黄埔一期学生的陈赓就是由湘军讲武堂并入到黄埔军校的。“创办黄埔军校的消息一传出来……陈赓首先退出讲武堂，考入黄埔一期，学校当局无计可施，当即宣布开除他的学籍，不准其他学生离校……学校当局的压制没有奏效，接着又有许多同学相继离校，终至全校并入黄埔军校。[xviii]”

　　黄埔军校创立之后，各军也相继办了各自的军校，“党立的学校是由这个学校开始，有这个学校，才有其他的军事学校[xix]”。然而无论从军事训练、政治教育，还是从对广东政局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上，都远远不及黄埔军校，因此，国民政府辖下的其他军校合并于黄埔军校，改名称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一名体现了国民党对军校政治教育的重视。

　　黄埔军校仿效苏联红军的政治委员制度，设置了党代表和政治部。党代表直接参与领导学校，推行国民党的主义和政策，一切重要的校务和命令，均需有党代表签署，否则无效。政治部具体协助党代表进行工作，它对党代表负责，在党代表指导下负责党务、组织、宣传教育等工作，被视为党代表的参谋部。“中国军队中之有政治工作，自本校开始[xx]”。黄埔军校学生所表现出来的严明的军纪，顽强作战、不怕牺牲的精神，救国救民、爱民惜物的思想，无不与政治部的工作有关。对于政治教育所带来的巨大效果，国民党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这点可以从政治部的发展看出。军校的第一任政治部主任是戴季陶。他任职不久，因为和张继、谢持争执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事起冲突，愤然离开黄埔到上海去了。这期间有好几个月政治部没有主任，也无具体的组织，只有两位担任记录的书记。第二位政治部主任是邵元冲，工作也没有什么进展，只举行了两次政治讨论会。这时政治部很闲淡[xxi]。“最初政治部组织极简单，除了主任及临时教官仅能到校授课之外，几乎再没有什么人[xxii]”。1924年11月，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调整了政治部的机构，增设了指导、编撰、秘书三股，充实了人员，把共产党员杨其纲、王逸常等人先后调到政治部，很快打开了局面。政治部出版了《士兵之友壁报》[xxiii]，举行了政治演讲会，政治讨论会，还组织学生积极支援工农运动，参与社会革命实践。黄埔学生受到民众欢迎，其所产生的影响使国民党逐渐意识到了政治教育带来的效果。以致1925年10月30曰，校长蒋介石发布了《勉官长学生研究政治令》，指出：“党军所以异于其他军队者，全在将士一致对于主义有信仰之热忱，有实行之决心;主义之能深入人心，则由平曰受政治训练……故舍主义则无所谓党军，舍政治训练，何以知有主义[xxiv]”。在1926年，将其他各军所办的军校合并到黄埔军校，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更充分体现了国民党对军校政治工作的重视。汪精卫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成立典礼的训话中，希望军校的学生要完成统一中国的任务，“我们要负起这个重大使命，一定要有两方面的准备：一方面是精神上的;一方面是技术上的……精神上技术上固然重要，政治上更重要[xxv]。”杨其纲(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成员，曾任中共黄埔特别支部第二、三届书记)在论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概况中写到“两年多来的教训，知政治工作对于军队的重要，尤感到过去政治工作的缺陷，遂于去年三月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一方面统一了国民革命军干部的军事政治教育;一方面使人认识政治工作的重要。[xxvi]”对于政治教育的重视不仅表现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这个名称上，在1926年的改组中，政治部的机构进一步扩大，人员增至70多人，下属增设了编译委员会，增加了政治指导员和政治教官，设立了总务、宣传、党务三个科。总务科设财务、事务两股;宣传科设编撰、发行、指导三股和俱乐部、图书馆、书报流通所;党务科设组织、调查统计两股[xxvii]。同时，制定了《政治教育大纲草案》，健全《组织条例》、《服务细则》，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从组织机构、规章制度上保证政治工作的顺利开展。

　　五、“陆军军官学校”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经过。

　　1926年1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议，将“陆军军官学校”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xxviii]。2月1日，任命蒋介石、邓演达、严重、邵力子、熊雄、陈公博、冯宝森等七人为改组筹备委员[xxix]。2月11日，军事委员会发出了《令知派员考察各军军实教育情形文》，文中称“全省已告统一，正宜及时策励，以期国民革命军日臻完善，兹特派员调查各军，及各军校之军实教育，庶使一切设施、得以推行尽利，以收军政统一之效[xxx]”。2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出了《为归并各军军官学校及讲武堂所有各校舍财务应点交军需局接管仰各遵办具报文》，要求各军校的财务、教育用具，通通交由军需局接收保管，统一转发中央军事政治学校[xxxi]。

　　对于如何废止各军军校，《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组织大纲》中做出了详细的规定：

　　1、各军军官学校不准再招生。

　　2、各校所到的新生，概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处理。

　　3、入校不及两个月的新生，同样送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4、对于在校两个月以上的学生，允许在各该校毕业，毕业后送各该校所属的军，充做排长。

　　5、各军长须确实将现在该军将毕业的人数，和将来支配各毕业生于军队中的详细办法，报告参谋团，因这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数和分配毕业生于各军的计划，均须跟着各军所报告的数目。

　　6、对于各军的旧校毕业生，另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处理，其校内原有的官长和军事政治教授的处理和支配，统统有这个特别委员会处理[xxxii]。

　　经过一系列的改组和筹备工作，1926年3月1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举行了成立典礼，蒋介石就任校长，汪精卫就任党代表。

　　“陆军军官学校”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是在广东革命根据地得以巩固和统一，北伐急需人才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将各军军校合并到黄埔军校而组成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是由黄埔军校本身的影响及其教育方式的先进性所决定的。而命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反映了国民党在经过黄埔军校的实践后，更加意识到了政治教育对于军队的重要性。

　　1 屈武著，《中国国民党党史》第157页，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2 屈武著，《中国国民党党史》第158页，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3 王備，《总理逝世后一周年来的广东政局》，《中国军人》第9期，第33页。

　　屈武著，《中国国民党党史》第138页，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ii] [苏]A·H卡尔图诺娃著，《加仑在中国》第73—7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iii] 左波著，《陈庚大将》第16、17页，海燕出版社，1990年版。

　　[iv] 左波著，《陈庚大将》第67页注释3，海燕出版社，1990年版。

　　[v] [美]齐锡生著，《1918年-1927年关于共产主义、民主主义和苏联顾问在中国的文件》，第191-197页，转引自《中国的军阀政治》第105页注释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vi] 《汪党代表在本校成立典礼时训话》，《黄埔潮》开学纪念特刊，1926年3月8日。

　　[vii]《汪党代表在本校成立典礼时训话》，《黄埔潮》开学纪念特刊，1926年3月8日。

　　[viii]《军事政治月刊》第1期，第28页，1926年1月10日。

　　[ix] 黎显衡、梁伯祥等著，《黄埔军校》第75页，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8年版。

　　[x] [美]齐锡生著，《中国的军阀政治》第4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xi]《军事政治月刊》第1期，第2页，1926年1月10日。

　　[xii]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第4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年版。

　　[xiii]《创办黄埔军校》梁伯祥著，广州市文史资料委员会、广州市文史研究馆、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合编，《孙中山在广州》第15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xiv] [苏]A·H卡尔图诺娃著，《加仑在中国》第15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xv]《军事政治月刊》第1期，第29页，1926年1月10日。

　　[xvi] [苏]A·H卡尔图诺娃著，《加仑在中国》第157、15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xvii] [苏]A·H卡尔图诺娃著，《加仑在中国》第157、15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xviii] 左波著，《陈庚大将》第18页，

　　[xix] [美]齐锡生著，《1918年-1927年关于共产主义、民主主义和苏联顾问在中国的文件》，第191-197页，转引自《中国的军阀政治》第105页注释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xx] 熊雄著，《一年来的本部校政治部》，《黄埔军校史料续编》第49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xxi] 慕著，《本校政治工作的历史发展》，《黄埔军校史料续编》第470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xxii] 杨其纲著，《本校之概况》，《黄埔日刊》1927年3月1日。

　　[xxiii] 杨其纲著，《本校之概况》，《黄埔日刊》1927年3月1日。

　　[xxiv]《黄埔军校史料续编》第56页，海燕出版社，1990年版。

　　[xxv] [美]齐锡生著，《1918年-1927年关于共产主义、民主主义和苏联顾问在中国的文件》，第191-197页，转引自《中国的军阀政治》第105页注释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xxvi] 慕著，《《本校政治工作的历史发展》黄埔军校史料续编》第470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xxvii]《军事政治月刊》第1期，第22、23页，1926年1月10日。

　　[xxviii]《广东军阀大事记》第232页，《广东文史资料第四十三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xxix]《军事政治月刊》第1期，第73页，1926年1月10日。

　　[xxx]《军事政治月刊》第1期，第6页，1926年1月10日。

　　[xxxi]《军事政治月刊》第1期，第6页，1926年1月10日。

　　[xxxii]《军事政治月刊》第1期， 第29页，1926年1月10日。

责任编辑：振中 最后更新：2021-08-07 16:5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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