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研究 论戴季陶与黄埔军校的关系
2018-11-21 10:26:40  来源：广东省教育学院政法系 文霞 撰稿  点击：  复制链接

　　内容提要：作为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斗士，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者，早年的戴季陶深受孙中山的信任，并担任黄埔军校第一任政治部主任。但他在黄埔军校任职期间，其政治活动和影响非常有限，而其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逐渐演变为国民党的反共理论家。戴季陶思想从积极到中庸、从中庸到反动的变化，既与当时的革命形势等客观条件有关，也与他个人的性格等主观因素不无关系。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戴季陶是一个重要的而又复杂的历史人物。作为辛亥时期的革命斗士、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者、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著名反共理论家，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就学术界对戴季陶的研究状况而言，研究重点大多集中于他的政治思想，特别是以其名字而命名的戴季陶主义。对于他的政治活动，相对而言较为薄弱。本文将以戴季陶在黄埔军校任职前后为中心，探讨此期间戴季陶的政治活动及思想变化过程。

　　一、黄埔军校建立前戴季陶的革命活动

　　戴季陶成为黄埔军校的第一任政治部主任，并不是历史的偶然，这与他早年的革命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一)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戴季陶(1891—1949)，初名良弼，后改名戴传贤，字季陶，别号天仇。他早年追随孙中山，积极投身反清革命运动，并 “用天仇笔名，以极犀利词锋，写极激越言论，煽动力量至强”，[1]笔伐清王朝，誓与清政府“不共戴天”。1911年底，孙中山由海外回到上海，戴季陶以党员及记者资格首次谒见，迅即受到器重。此后，孙中山身边多了一名青年信徒：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他随从去南京参加典礼;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他又奉命与蔡元培、宋教仁等去北京迎袁世凯南下。1912年9月，孙中山开始筹划全国铁路时，他担任孙中山的机要秘书。任职后，他“日必亲炙总理，每晨八时趋公，聆讲授建国之道，并奉命记之”。[2]据中华革命党档案所载，从1914年9月至12月，孙中山与其身边的核心人物举行过17次有关革命方略的讨论会，有11次会议都是戴季陶担任的会议书记。[3]可见，他深得孙中山的信任，供职于左右。可以说，在推翻封建帝制的斗争中，戴季陶是奋勇革命的马前卒、舍生取义的真豪杰。

　　随后，戴季陶积极参加了反袁斗争。他写的文章主要有《大哉私人等信用》、《胆大妄为之袁世凯》、《袁世凯之罪状》、《讨袁世凯》，坚决反对袁世凯。他逐渐形成了坚定的拥孙立场，成为了孙中山身边的激进斗士。周恩来后来在谈其个人经历时回忆：“戴季陶出了《民权报》，把章、梁的主张混合为一，写了激烈的文章攻击袁世凯。我从它的创刊号读起，直到这个刊物被当时的统治者袁世凯查封为止。”[4]戴季陶在这段时期所做的政治宣传，辛亥前夕主要以《天铎报》等作为论坛，弘扬以排满革命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而民国初年则以《民权报》、《民国》杂志为阵地，鼓吹民国之民权，坚持以反袁专制独裁为主要内容的民权主义。通过这些政治宣传，他的政治理论和政治思想也逐渐成熟。

　　(二)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时任孙中山记室(秘书——作者注)的戴季陶，受五四大潮的鼓舞与推动，在中国国民党机关刊物上海《民国日报》和《建设》杂志上时常发表文章，后又奉孙中山之命主办了《星期评论》周刊。[5]陈望道回忆：“上海本来有一个《星期评论》，是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办起来的，负责人是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戴季陶那个时候，也看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写文章也引用一些马克思主义。”[6]据统计，戴季陶自1919年6月至1920年底的短短一年半时间内，在《建设》、《星期评论》、《觉悟》副刊、《新青年》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上发表各类文章150篇，其中大多涉及马克思主义。他还翻译了考茨基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商品生产的性质》以及李卜克内西的《马克思传》等名著名篇。他积极支持五四运动，并热情欢呼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认真研究并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劳动运动，对帝国主义也猛烈抨击。诚如他自己所说：1919年这一年，“在我自己是十年来最满意的一年”，因为这年发生了“一个大大的群众运动”，“虽是在半年多的当中，整天整夜忙不了的工作，但是只觉得我自己的工作是一个很有趣味的艺术，越做越高兴，越忙越快活。所以，这过去一年间的生活，可以使我生出永远无限的感激，可以使我脑筋中留住一个不断的憧憬”。[7]

　　此段时间，戴季陶撰写的文章在思想上都呈现出向左发展的趋向，影响十分巨大。周恩来后来同美国友人谈起自己的革命经历时说：“当时戴季陶在上海主编的《星期评论》，专门介绍社会主义，北平胡适主编的《每周评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都是进步的读物，对我的思想都有许多影响。”[8]瞿秋白也说：“五四运动之际，《新青年》及《星期评论》等杂志，风起云涌的介绍马克思的理论。我们的前辈：陈独秀同志，甚至于李汉俊先生，戴季陶先生，胡汉民先生及朱执信先生，都是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9]

　　(三)参与中国共产党的筹建

　　在何香凝的回忆中，曾谈及戴季陶加入过中国共产党：“戴季陶本来在日本参加同盟会活动的时候，曾经接受过当时流行于日本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他在《民报》上发表的文章，本来与朱执信、廖仲恺同时，同是属于介绍传播早期社会主义思想那一类型的。他曾经加入过共产党，后来变节退出。他也不赞成改组国民党。”[10]但在其他记载中不见类似提法，有不少人提到他曾参与了共产党的筹建，却没加入共产党。周佛海追述了当时的情景：“经过几次会商之后，便决定组织起来，南方由仲甫负责，北方由李守常(大钊)负责，当时所谓南陈北李，上海当时加入的，有邵力子、沈玄庐，戴季陶也是一个，不过他说孙先生在世一日，他不能加入别党，所以‘中国共产党纲’的最初草案，虽然是他起草的，他却没有加入。”[11]而黄季陆先生1959年所写《戴季陶先生与早期反共运动》中云：“据周佛海告诉我，当民国九年陈独秀、沈玄庐及俄国代表魏金斯基等在上海筹备发起中国共产党的时候，他们曾约请 戴先生参加，戴先生推说他在中山先生在世一日，不能参加任何政治团体，而予以拒绝，虽然如此，因为他当时是一个鼓吹劳工运动，介绍社会主义思想最力者，所以在若干次筹商发起中国共产党的集会中，戴先生大都在座，大家都不会有所芥蒂而规避他。”据李达回忆说，孙中山知道了戴季陶参与筹建共产党以后，就骂了他一顿，戴季陶就没有参加组织了。[12]因此，可能的情况是，戴季陶当时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很想参加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他又忠诚于孙中山，不想做违背孙中山意愿的事。而经孙中山修订的国民党的《规约》第二章第七条规定：“党员不能兼入他党。并不得自行脱党。”[13]为此事，戴季陶还大哭了一场。其哭泣的原因“一方面发生内心动摇，自己的言行不一致;另方面，受不起大家的批评”。[14]虽然没有加入共产党，但他却“打算以交易所的赢余，来帮忙共产党的党费”。可见，戴季陶在中国共产党的筹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自辛亥到中国共产党的筹建时期，戴季陶有着突出的政治表现。由于戴季陶有这些资本，加之与蒋介石又是结拜弟兄，因而当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向孙中山推荐戴季陶时，作为校长的蒋介石自然举双手赞成，孙中山也表示同意。就这样，戴季陶担任了黄埔军校第一任政治部主任。

　　二、黄埔军校任职期间的政治活动

　　虽然戴季陶已经具备在黄埔军校任职的资本，并且受到孙中山、廖仲恺、蒋介石等人的器重和推荐，但从其本人态度而言，他并非欣然接受。这与他此时的思想变化有关。

　　(一)对国民党改组问题的两重态度

　　1923年11月，孙中山发表国民党改组宣言。12月上旬，戴季陶从四川回到上海后，“始知总理有容纳共产党份子加入本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之事，先生(指戴季陶——作者注)且被任为临时中央委员”[15]。在了解国民党改组的动机和方法后，戴季陶对此政策表示“根本怀疑”，并对孙中山派来劝说的廖仲恺提出三个条件：“一绝不宜借款作党费，即借款宜绝对自由，不受牵制，二共产党人加入，必须造成单纯党籍，不能存留两党籍，三个人绝不担任中央委员，亦不出席代表大会，愿以全权任一出版所或报馆，”致使廖仲恺“失望而去”。[16]

　　在戴季陶远在四川不知情的情况下，孙中山任命戴为临时中央委员，实际上对戴抱有厚望——希望戴季陶帮他改组国民党。因为戴季陶早在1916年就提出要改组国民党。他曾对蒋介石说：“改组之事，弟为最早主张之人。”戴季陶认为，国民党中大部分人都“各信三民主义之一部分，而不信从三民主义之全部”，“有仅信从民权主义一点者，有只信从民生主义”，“在思想上则人自为说，在行动上则各自为战，既无统一的知识，更乏规律的组织”。戴季陶希望通过改组来增强国民党的战斗力。1917～1918年，他起草并多次修改了政纲，孙中山也多次修改草稿并提交讨论。由于遭到老同志的反对，“屡格于众议而不行”。[17]孙中山怕引起党内矛盾，改组之事始终未能实行。这次实行改组，孙中山自然想任用戴季陶。但时易势变，改组的政策、方法也有变化，戴的思想与孙中山的思想出现了严重分歧。他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满怀忧虑，认为“今日改组，又不事独立之规划，而乃以外力为动机，一切纠纷，必由此起”。[18]他还提出：“为什么以前说要改组国民党， 孙先生不肯采纳，而现在要联俄、联共才实行改组国民党呢?”戴季陶认为，“联俄”只是“采良法而去其不适应于己国情形之点”，[19]使国民党改造成为有训练有组织的战斗团体。在与俄国的交往中，绝不能受俄国的控制。而“容共”则只能把共产党“作为酱油或醋，不能叫他们作为正菜”，[20]想让共产党完全依附于国民党。这样，戴季陶一方面担心国民党被苏联、中共控制，另一方面又想方设法控制中共，确保国民党的领导地位。这种处心积虑费劲心机的想法，遭到廖仲恺的规劝：“作人不可太聪明，要笨一点才要得。”[21]

　　可见，戴季陶对三大政策和国民党改组的态度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他担心实行三大政策后受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控制，组织上可能会出现两重纪律的危险，从而造成一种含混不清的局面;另一方面又想确保国民党的领导地位，使共产党处于依附地位。这种囿于国民党的“一党利益”和所谓的“纯洁”党性的想法，局限于过时的旧三民主义，缺乏对社会现实和时代潮流的深刻了解，是“逆历史潮流”的。此时的戴季陶不再是总理身边的信徒，而与孙中山保持了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但即使如此，孙中山依然非常信任戴季陶，对其委以重任。在国民党“一大”上，戴季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第一次中央执监委委员会议上，他和廖仲恺、谭平山被推举为常务委员，并任他为宣传部长。孙中山还指派其为政治委员会委员，还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大本营法制委员会委员长。但戴季陶当面向孙中山表示，决不能当党政之中枢，仍愿任出版或教育机构的职务。大会结束之日，戴季陶即离粤归沪，其本意是“不欲负不能负之责任”。[22]在这种状态下，戴季陶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

　　(二)担任黄埔军校第一任政治部主任

　　1924年6月16日上午，孙中山亲自主持了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与旧军校不同，黄埔军校的一切都是崭新的。学员除了学习军事外，还必须上政治理论课，课后还要组织各种专题报告会、时事政治讨论会等。但由于黄埔军校处于初创时期，因各种条件限制，政治部的工作极为简单，“除了主任及临时教官仅能到校授课之外，几乎再没有什么人”，[23] 戴季陶虽然荣任政治部主任，但他并无具体的工作实施计划，惟有在官长政治教育计划中，他准备上《教育与革命》的课程。[24]在先期的黄埔军校教官讲演中，他进行了题为《如何完成群性》的讲演。他认为：“中国自封建制度破坏以后，生活上任人民自由，思想上则绝对专制，国民训练一点没有，国家地位毫不认识，近二三十年来人民虽渐渐认识国家地位，然大多数的人民还是不认识的，所以一切团体都是很散漫，没有组织的方法。”而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强调纪律，因为“社会的生活、社团的组织完全从纪律出来”。[25]

　　可见，戴季陶并不重视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不仅如此，开学仅一个多月，他就在黄埔军校内神秘失踪，轰动全校。据记载：“第一任的政治部主任便是戴季陶先生。他接事不久，因为和张继、谢扬(此人不详，疑为谢持之误——原注)为争持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的事起冲突，愤然离了黄埔军校到上海去了。因此，中间好几个月政治部没有主任。但当时政治部只有两位担任记录的书记，本无具体的组织，所以虽然没有主任，每星期有人来演讲，也还是一样。”[26]

　　戴季陶的神秘失踪，在很大程度上与他当时的情绪有关。如前所述，他并非心甘情愿上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这既与他当时的经历有关，也与他与张继、谢持等人的冲突不无关系。他自己曾谈及从四川回来后两年中的生活：“近两年当中，所有遭运，可以说没有一件事是我愿意作而作的，没有一句话愿意讲而讲的，没有一篇文章是愿意写而写出来的。都是在不得已境遇随着命运的支配，和历史的感情，无精打采的做了下去。所以随时都是走了一步懒一步，和一天烦恼一天，我的思想从此时起，只有回头的感情，没有向前的勇气。”[27]这种状态下的戴季陶，自然无心处理黄埔军校政治部的工作，遭受挫折后“临阵脱逃”也是情理之中。从其与张继、谢持等人的关系来看，虽然戴季陶有雄厚的政治资本，又倍受器重，但他年轻气盛，并非国民党内的元老级人物;而其结拜兄弟蒋介石当时还未成气候，所以很多人不把戴季陶放在眼里。同时，从对国共合作的态度来看，戴季陶虽然内心并不完全赞成国共合作，但受其早期思想的影响，与毛泽东、肖楚女等人的关系也不错，此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一职的戴季陶，在公开场合讲话时，他为了表示对国共合作的诚意，总要说上几句革命的词句，喊几句革命的口号，有时甚至还写几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对联。这些使其遭到国民党右派的怨恨和排挤，甚至与国民党监察委员、老右派张继大打出手。但戴季陶打不过张继，脸上身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却又奈何不得他。戴当场大哭，越想越委屈，一出门便上了去上海的船，不辞而别。实际上，戴季陶、张继都属国民党内右派同道，政治观点基本一致，但在对共产党的态度问题上，由于戴在宣传部与共产党人共事，无意中说了几句“公道话”，这激起了张继的反感。

　　可见，此时戴季陶的思想已发生一定程度的转变。以前的他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但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却限于公开场合的口号或对联而已。但由于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推行和影响，戴季陶无法彻底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决裂。因此，他“不识时务顽固坚持旧三民主义”，成为了“一个阻碍历史发展的反动人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旧三民主义在旧时期内是革命的，它反映了旧时期的历史特点。但如果在新时期内，在新三民主义已经建立之后，还要翻那老套;在有了社会主义国家以后，要反对联俄;在有了共产党之后，要反对联共;在工农已经觉悟并显示了自己的政治威力之后，要反对农工政策;那末，它就是不识时务的反动的东西了。”[28]

　　在此期间，戴季陶试图在政治上保持寻找中庸，尽管中庸在政治中很难实现。国民党右派说他是共产党，共产党方面说他的态度“拿不定”，后来又视他为“右派”，两方面都排挤他，令他万分烦恼和无奈。他曾感叹地对蒋介石说：“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29]这种状态在其他人身上也有体现。张治中曾回忆：“这个期间，有一个使我感到困难、苦痛的问题，就是政治斗争问题。当时学校里，显然有两个组织的对峙：一是青年军人联合会，是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是孙文主义学会，是属于中国国民党右派领导的。那个时候，两派的斗争非常激烈。……有一次，为着调解校内的斗争、摩擦，戴季陶和沈玄庐两位莅校，邀集大家开了一个座谈会，戴被中共方面百般诘难，几乎不得下台。我曾说了一番话，为戴解了围，因而中共方面的人对我有所不满。但孙文主义学会的人，却又看我是一个‘赤色分子’。”[30]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右派这两块夹板中，戴季陶试图保持两边的平衡，却饱受委屈和打击。

　　(三)孙中山逝世后“戴季陶主义”的登场

　　1924年11月，戴季陶以日文秘书的名义，跟随孙中山北上。而孙中山病逝后，戴季陶发表《孝》，以宣传孙中山人格和思想为名，“歪曲”孙中山思想。1925年5月，在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他抛出预先起草好的《接受总理遗教宣言》，并写成《民生哲学系统表》，提出所谓以“纯正三民主义”为中心思想的国民党“最高原则”的建议, 旨在反对三大政策。1925年6、7月间,他又相继抛出《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和《民生哲学系统表》一起，形成了一整套理论体系，号称“戴季陶主义”，集反共理论之大成。李云汉在《从容共到清党》中曾评论：“此书(指《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作者注)一出，从上海到广州，反共的视线开始集中，反共的势力开始形成，各地孙文主义学会的成立及反共运动的酝酿，莫不受戴氏反共理论的影响。”

　　戴季陶主义是一种“理论”化了的、以维护国民党“最高原则”为号召的反对国共合作的思想。[31]它的特点在于：一是打着孙中山的旗号，“完全抽去了孙中山学说中的一切革命的东西”，[32]却夸大和利用孙中山思想中的消极方面;二是打着维护国民党的“纯洁性”的幌子，攻击中国共产党，排斥打击工农革命的力量。戴季陶主义的要点主要有四：第一，宣传“道统论”，并以此来曲解孙中山的革命理论的政治思想。他将孙中山思想视为“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中国道德文化的复活”。第二，曲解三民主义，并用三民主义来反对和否定共产主义。他说，“唯一的理想是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比共产主义“更备有深刻而博大的思想基础”，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则是“很单纯的”。第三，反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主要阶级调和;反对工农开展反抗地主、资产阶级压迫的阶级斗争。认为中国没有阶级斗争，不能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第四，反对国共合作，强调团体的“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和支配性”，主张共产党员应退出国民党等等。应该看到，孙中山在晚年，思想上有回归传统文化的趋向，并且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提出过若干批评意见，戴季陶紧紧抓住这些因素，或歪曲孙中山的思想理论，或夸大其消极因素，或利用孙中山阐释某些概念时的不严密性，按照自己的理解和需要加以发挥，从而形成了戴季陶主义。在当时，它适应了国民党右派的政治需要，成为他们破坏国共合作并对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在蒋介石政权建立之初，它又成为拥戴支持这个政权的官方哲学。可见，离开黄埔军校之后的戴季陶，力主反共，终其一生都干着反共的“勾当”。

　　三、戴季陶思想的变化及其原因

　　从戴季陶在黄埔军校任职前后的活动和历程看来，他的思想经历了从积极到中庸、从中庸到“反动”的变化。在这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他的政治思想经历了三次转变。这种变化的原因，既与当时的革命形势等客观条件有关，是当时时代的产物，也与戴季陶个人的性格特征等主观因素不无关系。

　　从客观条件而言，首先，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但新三民主义“只在周围少数的同志中得到了认同，并未在广大国民党党员中进行细致的宣传教育”。[33]虽然戴季陶在当时属于孙中山“周围少数的同志”，但他们对新三民主义也缺乏深刻的理解和讨论，因此对其半信半疑，导致黄埔军校中国共合作的思想基础极为薄弱，也导致了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在思想上的分歧。其次，戴季陶是黄埔军校的第一任政治部主任。在其任职时，黄埔军校尚处于初创时期，硬件和软件水平都极为有限，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戴季陶工作的正常开展。而且，从戴季陶的个性而言，他并非在困难面前隐忍不屈之人，恰恰相反，他的情绪化、善变的个性使他容易向困难屈服。最后，国民党内部的多种问题和矛盾是促成他思想变化的客观条件。这些问题和矛盾既促使他主观上想寻求救治国民党的良方，也成为“戴季陶主义”形成和宣扬的“幌子”。

　　从其主观因素来说，戴季陶所处的社会正是急剧转变的时期，一方面，他受过传统文化和思想的熏陶，对传统文化有着深深的眷恋情结。另一方面，他又有留学经历，受西方文化的影响颇深。“新与旧两种张力往往会撕裂或扭曲他们的人格”。[34]他自称他的性格是“很多保守的，却是我的知识欲要算是有相当的强度”。[35]这一自白基本上反映了新旧文化同时影响着他的事实：传统文化使他性格中有保守的一面，而强烈的求知欲使他吸收西方近代文化，不断更新知识结构，不断调整思想政治方向。因此，戴季陶“身上有一股颇为浓重的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气味”，是一个具有悲剧性格的历史人物。[36]从其个人性格特征而言，他极为情绪化，性格多变。他“重于情感，无论哀乐，往往痛哭”。[37]黎洁华认为：“戴季陶是个聪明过人的才子，平素喜怒哀乐形于色，基本上是一个性格外向，情绪型的人。他虽有过人之智、惊人之语，却容易感情冲动、意气用事，缺乏自制力。”[38]而性格多变又易于导致思想主张的多变。因此，戴季陶早年曾倾向君主立宪，不久即服膺民主共和，后来又一度接近社会主义最终却归落到传统文化的思想转变过程，与其多变的性格不无关系。另外，其身体状况因素也对其思想变化产生了一定影响。陈天锡回忆道：“先生自言其身体，民国六年已种下精神衰弱病根，九年加重，十一年病入膏肓，然在民六民九两年间，从先生文字上及所知之行事上，均尚未能发现所以种下精神衰弱病根及又加重之原因，至谓本年病入膏肓，因此一年中，从未见到先生有何文字发表，其为病苦所致，当可推定，惟如谓病入膏肓，似又不免言之过甚，……。”[39]诚然，戴季陶自身的表白可能有夸大之嫌，但这段时期戴季陶患精神衰弱，应是事实。他思想上的摇摆、怀疑、悲观与倒退，在一定程度上也与疾病的折磨有关。

　　注释：

　　[1] 陈天锡：《戴季陶先生编年传记》，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67年，第17页。

　　[2] 《戴季陶先生文存》，第1444页;转引自陈天锡：《戴季陶先生编年传记》，第22页。

　　[3] 唐文权：《〈戴季陶集〉前言》，载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7页。

　　[4] 《周恩来同李勃曼谈个人经历》，《瞭望》1984年第2期。

　　[5]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上册)，三联书店，1978 年，第162页。

　　[6] 陈望道：《回忆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0页。

　　[7] 戴季陶：《民国九年的工作》，载《戴季陶集》，第1089页。

　　[8] 《周恩来同李勃曼谈个人经历》，《瞭望》1984年第2期。

　　[9] 《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10页。

　　[10] 何香凝：《我的回忆》，载尚明轩、余炎光编：《双清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43页。

　　[11] 周佛海：《往矣集》，古今出版社，1943年，第32页。

　　[12] 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等选编：《“一大”前后》(二)，第7页。

　　[13]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上海书店，1989年，第312页。

　　[14] 《杨之华的回忆》，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等选编：《“一大”前后》(二)，第26页。

　　[15] 陈天锡：《戴季陶(传贤)先生编年传记》，第58页。

　　[16] 陈天锡：《戴季陶(传贤)先生编年传记》，第58页。

　　[17] 陈天锡编订：《戴季陶先生文存》第三卷，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59年版，第980、951页。

　　[18] 陈天锡编订：《戴季陶先生文存》第三卷，第980页。

　　[19] 陈天锡编订：《戴季陶先生文存》第三卷，第952页。

　　[20] 何香凝：《我的回忆》，载尚明轩、余炎光编：《双清文集》(下)，第941页。

　　[21] 陈天锡编订：《戴季陶先生文存》第三卷，第983页。

　　[22] 陈天锡编订：《戴季陶先生文存》第三卷，第981页。

　　[23] 杨其纲：《本校之概况》，《黄埔日刊》 1927年3月1日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第86页。

　　[24]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第199页。

　　[25] 戴季陶：《如何完成群性》，载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第218—219页。

　　[26] 《初期政治部主任之更迭》，载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第178、179页。

　　[27] 陈天锡编订：《戴季陶先生文存再续编》，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第745页。

　　[28]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693页。

　　[29] 陈天锡编订：《戴季陶先生文存》第三卷，第985页。

　　[30] 张治中：《黄埔忆旧》，载《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第93页。

　　[31] 曾庆榴：《广州国民政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6页。

　　[32] 周恩来：《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载《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4页。

　　[33] 沈渭滨：《关于孙中山与黄埔军校的若干思考》，《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5期。

　　[34] 唐文权：《〈戴季陶集〉前言》，载《戴季陶集》，第25页。

　　[35] 戴季陶：《到湖州后的感想》，载《戴季陶集》，第1274页。

　　[36] 唐文权：《〈戴季陶集〉前言》，载《戴季陶集》，第27页。

　　[37] 谢健：《谢铸陈回忆录》，文海出版社1960年版，第27页。

　　[38] 黎洁华、虞伟：《戴季陶传》，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5页。

　　[39] 陈天锡：《戴季陶(传贤)先生编年传记》，第53页。

责任编辑：振中 最后更新：2021-08-07 16:4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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