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成都本校末期校内地下活动概况
2018-11-11 19:27:02  来源：陈宇 撰稿  点击：  复制链接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升起了五星红旗。解放军立即向国民政府残余军队展开了战略大追击。在此形势下，各路地下党开始着手做陆军军官学校的策反工作。

　　川外，解放军势如破竹，正向着国民政府最后盘踞地域大西南挺进。成都一隅远离战线，还听不到炮声，而人们的心头似乎已装上点什么东西。空气开始沉闷起来，往日歌声满军营的军校也变得贫静了些，与前方激烈的炮声形成鲜明反差。

　　10月6日，值农历中秋节，是第二十三期学生离开亲人来到军校穿着国民革命军军装度过的第一个中秋节，他们中的98%的人也是第一次穿着国民革命军军装看八月十五的月亮。特别是那些家乡已经被解放军占领的学生，此时看着空中的月亮，能想些什么呢?经过近一年的军校生活，他们已经成熟了许多，已知世道之炎冷，人情之厚簿。国民政府的江山垮得这么快，这是他们进军校后才察觉到的，并从中开始领悟出点通理。望着一轮明月，他们多是眼泪盈眶，担心再也回不了家乡，再也无法与家人团聚(也实有一部分人至今未能与亲人团聚)。校内壁报上的“中秋有感”几个字炫眼醒目。横标题写着：“西北望乡何处是?东南见月几回圆?”两个问号大大的，上面的半个圆圈像半弦月，下面的一点虽是个满月，却太小了点，还似乎要滚出栏外。在这里，学生们把一个无辜的月亮，权当作了发泄的对象，真是“欲把愁心诉明月”，又“剧怜明月只知愁”。有一思想敏感又大胆者，竟在壁报一角龙飞风舞地抄录了古人佳作《咏桃花扇》，诗云：“君臣颠狂将相骄，娇姬狎客送南朝，百年胜有伤心渭，还照清溪半里桥。”这些可怜的学生，在那中秋之夜不仅是“短逢佳节倍思亲”，更是“每逢佳节倍伤神”了，他们经历的世道虽短，学的历史知识并不多，却担心南朝的历史将重演，担心再也见不到星辰月亮。也确实，在那升起月亮的东方，解放军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压来。

　　11月1日，解放军南、北两线大军，为解放川、康、滇、黔4省，南线由南京、芜湖、安庆等地向西迂回，北线由甘南、陕南出动，向西南大进军。南线第二、四两野战军，首先于湘西常德地区与鄂西宜昌地区在北起长江，南至湘、桂、黔边境千里战线分兵4路向四川发动强大攻势。北线第一野战军分兵4路向四川腹地进军：一路由秦岭要隘沿川陕公路南下;一路由康县、略阳钳击广元;一路由漳县、岷县斜趋武都;一路由周至沿汉中古道向南前进。

　　11月5日、6日，成都报纸登出解放军向川、黔移动的消息。9日，最引人注目的“恩施撤守，秀山吃紧”的大字标题赫然出现在成都街头报端，四川盆地好象热油锅中倒入了水，霹霹啪啪翻腾了起来。

　　而在同一天的军校内，校方正尽量遮蔽学生们的视听，军校《黄埔日报》勾了给学生们壮胆，以“川东北的马奇诺-大巴山”为通栏标题，说“巫山天险，虎将雄兵，铜墙铁壁的川东长城”是解放军不可能突破的。在秀山已为解放军攻占后，《黄埔日报》仍以在11日载文称：“劲旅四师增援酉阳，秀山匪军被击回窜”。

　　而成都其他几家地方报纸则登出了与此相反的消息，证实秀山已失。军校报社的编辑们再也无什么好办法能让学生信服。不过，高招还是有的16日的《黄埔日报》在显著的位置“介绍重庆星命学家顺风耳邓良夫，能推算未来，指示迷津”让学生把希望寄托在卜卦上，盼算命先生改变自己的命运。几天后，《黄埔日报》停刊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解放军的兵锋进入四川腹地后，11月21日，刘伯承、邓小平向四川国民政府军政人员发出四项忠告，号召他们立即觉悟，投向光明：

　　1、国民党军队应立即停止破坏，停止抵抗，听候改编;

　　2、国民党机关、学校工作人员，应立即保护好原有财产用具、档案，听候接收;

　　3、国民党特务人员应立即痛改前非，停止作恶，改过自新;

　　4、国民党乡保人员应立即在解放军的指导下，维持地方秩序，为解放军办差，有功者赏，有罪者罚。

　　11月底，第二野战军占领了川东、重庆。

　　12月初，第一野战军击败胡宗南部，进入四川，配合由川东、川南西进北上的解放军，把退到成都地区的国军残部包围了起来。

　　这时，这个地区已聚集了国军残部20余万人，其中有陆军军官学校的近3万人，这些军队统一划归胡宗南指挥。胡宗南向部下指示说，要进行“川西大决战”，要不惜将成都变成废墟。

　　对于国军残部的最后抵抗。中共四川地下党进行了活动。这时，活动于成都地区的地下党各支各派并没有统一行动计划，而是本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各行其职，四面开花。策反陆军军官学校的工作，主要是由中共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和中共川西边临时工作委员会开展的。

　　中共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秘密成立于1949年9月下旬，是原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在1947年2月撤回延安后又根据周恩寐指示组建的。基本工作机构是后成立的“西川人民保卫军总部”。该委员会成立后，立即联系了一批失掉组织关系的老同志，联系了在国民革命军中享有声望的将领郭勋祺，聚集策反力量。

　　郭勋祺作为策反军校的原国军将领之一，为军校起义作出了贡献。郭原是国军第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五十军军长和第十五绥靖公署副主任。1948年7月，他在湖北襄樊与解放军作战中被俘。刘伯承闻讯后，特电令前线，将他护送到河南宝丰中原军区政治部，待为上宾。陈毅得知郭在中原军区。特意从山东赶来看望。不久，刘伯承通过组织，在豫西军区教导队找到了郭勋祺的外甥李根培，将其调到郭的身边，以便照顾郭。从郭勋祺被俘到年底这4个月中，刘伯承、陈毅多次亲切会晤郭勋棋，郭勋祺主动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进行策反工作。刘伯承、陈毅介绍郭勋祺为共产党特别党员。

　　12月底，郭勋祺受刘伯承、陈毅派遣，带外甥李根培回四川做策反工作。行前，中原军区政治部敌工部长杨松青、保卫部长刘秉琳与郭勋祺作了研究，确定了“要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和“把反蒋人士团结在自己周围”等工作原则。杨部长拿出一根木质手杖给郭勋祺，说“这根手杖权称袁世凯留下的手杖，将来有人去找袁世凯留下来的手杖，就是我们派人来了”。1949年2月，郭勋祺历经波折回到了成都，表面上佯装是被俘释放人员，再也不愿关心军事、政治，暗中却加紧进行策反活动。郭摆脱了特务监视，9月中旬与川西地下党人员胡春浦、易野源接上了关系，开始全面策反工作。

　　中共川西边临时工作委员会，主要武装力量有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是于1949年10月在原川西南武装工作队的基础上扩建的，下属15个支队，遍布川西。纵队组织领导是：司令员肖绍成、政委李维嘉、副司令员周鼎文、副政委李安澜。纵队在临解放时，武装力量发展到5000余人。这个组织自成立后，也把策反陆军军官学校作为主要工作之一。具体策反工作由留蓉工作部(支部书记王逸平、副书记吕振修)负责，仅在军校第二十三期学生总队官佐中，发展和联系地下工作人员就有七八人。并特派出游击纵队的参谋唐新民具体负责军校的策反工作。唐是四川邛崃县人，中共党员，抗日军政大学毕业生，他在策反军校起义工作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唐新民通过民主人士杨续云介绍，首先联络了在军校军官训练班任教的徐幼常。徐幼常是黄埔军校五期生，长期在关麟徵部任职。台儿庄战役时，徐幼常任上校参谋。关麟微调任军校校长后，徐随调任军校北平分校主任。北平和平解放时，徐幼常随傅作义将军一并起义，后到解放军渤海军区学习。学习结束后，徐主动提出利用军校的老关系，到成都做军校的策反工作，随行的还有解放军的两名便衣人员和原北平分校的8名官佐等一行共10余人。

　　易野源又派地下工作者张立人与军校政治教官钟韵明建立了联系。钟原是在抗战初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他对推动军校起义起了一定的作用。钟又串通发动军校中一愿意弃暗投明的军统特务到游干班中任职，掌握了游干班全部党员名单以及准备潜伏计划、代号、暗号、化名等情况，为解放后清查该班成员和反共活动提供了重要资料。

　　两个临时工作委员会的积极工作，初步打开了军校策反工作局面。但是，由于当时的地下党组织在军校内所掌握的策反人物都位居中、下层，还不能展开对军校的全面策反工作，于是地下党组织为进一步配合解放大军的攻势，对军校又展开了进一步的联络工作，决定利用军校上层人物之间的私交关系，力争军校校长的反正。恰在这前不久，原国军第三十八军军长姚国俊因“通共”问题被胡宗南撤职，由陕西来到成都安家，这给军校的策反工作进展带来了很大方便。于是，以两个临时工作委员会为中心，各路策反军校的精英力量组成了统一阵营，以唐新民、姚国俊、徐幼常、郭勋祺等为尖兵。深入军校内部，周旋于军校校长之间，暗夺军校掌兵实权，拖缓军校西迁，直至解放军在成都周围包围圈形成，为军校最后走上起义的道路做了大量的人事工作和思想动员转化工作。特别是姚国俊利用他与前、后校长的“至交”关系，为策反军校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校长“至交”姚国俊，祖籍陕西醴泉，1904年出生在故乡的一栋农舍里，由于家庭贫穷，时断时续地读完了小学，后考入陕西省第一中学。在这里他开始接受反封建、反军阀的进步思想，参加学生联合会。反对当地军阀镇压学生运动，并于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在开封他见到了负责招生的黄埔一期毕业生张耀明，姚国俊和张耀明是在初中读书时的同窗好友，久别重逢，分外亲热，他们谈理想，谈抱负，表达了“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决心。

　　到广州黄埔军校后，姚国俊又结识了关麟徵、刘志丹等一些陕西籍同学。刘志丹在黄埔军校的名字原叫刘景桂，与姚国俊在同一个队学习，刘志丹介绍姚国俊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底，黄埔第四期学生毕业，刘志丹被派往西北工作，姚国俊由广州随军出发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姚考入北平陆军大学第九期，3年学习中，结识了更多的上层人物。1931年毕业后，到杨虎城部主办步兵训练班。

　　1932年底.关麟徵几次给姚国俊写信，说正在成立第二十五师，关被委任为师长，张耀明和杜聿明分任旅长，约姚去当参谋长。关还给杨虎城去信为姚劝行，张耀明也来信劝姚去二十五师。姚在这些知交的恳切热望下赴任，先任第二十五师参谋处长，不久便任师参谋长。姚国俊从这时起，就与关、张二人在一起供职，一直没有离开。

　　抗日战争爆发后，关麟徵升任国民党第五十二军军长，张耀明任该军第二十五师师长，姚国俊任军参谋长。在此任上，他们共同参加了保定战役、漳河战役、武汉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关麟微升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时，姚随之升任该集团军参谋长，张耀明升任这个集团军所辖的第五十二军第二十五师师长。不久，姚国俊又接任张耀明的师长。张耀明被调任为第三十八军军长时，姚又调该军任副军长，随后又接任军长。从这些任职关系看出，姚国俊与关麟徽、张耀明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可谓至交。

　　第三十八军原是杨虎城西北军的班底，在“西安事变”中曾起过很大作用。1947年，姚国俊在任该军军长后，这支部队由河南迁往陕西蒲城，由于该部队深受中国人民饵放军的政治影响，当时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的胡宗南为此列’三十八军也很不放心。

　　1949年初，解放军遵照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令。向国军展开最后的决战，胡宗南部决定退守汉中。在此紧急情况下，姚国俊与几个部下商定，第三十八军应当机立断，不能向南退入汉中，自弃于人民，而应向陕北共产党靠拢。于是立即派人去解放军西北野战军找副司令员赵寿山联系。赵寿山原是第三十八军的老领导人，在“西安事变”后不久，加入了共产党军队。他亲笔写信给姚国俊，表示热烈欢迎，信中说：“西安很快就要解放了，起义最好从速。”并约定相机起义。不巧的是，此事被人告密，接信后的第三天，胡宗南把姚国俊由高陵叫到西安，诱骗讹诈地查问了一个星期，姚见胡并没有抓住什么真凭实据，便坚决否认起义之事。胡对姚也无什么办法，只能是当作重大嫌疑犯对待，胡宗南最后对姚国俊说：“现在准备让你休息”。言下之意，是撤了姚的军长一职，另委其他无关紧要的闲职，并派人加以监视控制。

　　姚国俊在此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决定去找他的老上级关麟徽，这时关正在陆军军官学校仟校长。1949年6月底，姚带家眷悄悄从陕西入川到达成都。胡宗南对姚的不辞而别大为恼火，又深知姚与关麟徵、张耀明的私交关系，就先打电话给关麟徵，让关对姚加以制约，迫姚返回汉中。关却借口说姚病了，正住院难以上路，以拖延时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军败如山倒，胡宗南西北防地也岌岌可危，大批国民政府军政要人带着家眷、细软由西安流向成都。国民政府舆论工具为此疾呼：这是应变，还是应战。胡宗南此时已是大动肝火。责成国民政府西安绥靖公署成都军风纪督导组组长汪震发出通告：“本署所属各部队各单位来蓉官兵必须执有差假证或因公证明文件，留住蓉市区眷属均应遵守当地军政当局一切法令，否则依法处理。”在这一情况下，姚国俊又找到关麟徵，关表示予以全力保护，胡宗南对姚留住成都再也无可奈何，只得另想别的方法。

　　12月初，胡宗南部全部退到成都附近后，胡又让新任军校校长的张耀明劝说姚国俊去台湾，说是飞台的飞机票已经订好了。而在这之前不久，姚国俊已与成都共产党地下组织接上了关系，决定不离开大陆，利用原有旧关系及张耀明这一保护伞策动军校的起义。

　　徐幼常一行由渤海军区到成都不久，由于他和姚国俊过去同在关麟徽、张耀明左右工作，是老相识，他们很快就沟通了关系。徐又介绍姚国俊与郭勋祺认识，各自说明了所担负的策反任务。从此心照不宣，可说是“殊途同归”，为了一个共同的策反目标而走到了一起。他们与川西地下党组织一起开始酝酿对陆军军官学校的策反工作，胡春浦、易野源、郭勋祺等地下工作领导者，指示姚国俊、徐幼常不仅要做军校上层人物的工作，还要注意抓实权。

　　12月7日，即徐幼常即将率队离校西移的前一天，徐幼常打着第二十四期总队的旗号，向军校领回了大批枪支弹药，转手就把这批武器偷运给了地下党组织。川西边地下党留蓉工作部派人取回79式步枪子弹52箱。据档案记载，当即分拨下属仁(寿)简(阳)区游击队17箱，祟(庆)灌(县)支队15箱。简阳(唐昌会领)10箱，其余均移交已被留蓉工作部策反的国民政府西南一路第五军曾庆集部代管，解放后送交军管会。

　　对于策反军校教育处长李永中，地下党组织颇费了一番周折。李永中是个性情沉稳内向的人，对看不准的事从不会有半点冒失。在蒋介石还未抵成都之前。共产党地下组织对李永中的争取无任何进展。一直到了蒋介石于军校阅兵的12月3日当天，李永中才见形势已趋明朗化，对地下党组织表示说：“军校情形特殊，只有把部队开出成都后再说。”这固然由于军校官生思想僵化，工作难开展，但关键还在于李永中的思想认识不清。

　　12月5日，蒋介石下令军校校长张耀明，把军校编成3个总队，先开往乐山一带待命，由李永中统一指挥，李永中亲率第二十三期一总队等约3000人先行出发。当中共地下党留蓉工作部得知这一消息后，吕振修当即于8日到李永中家，目的是想和李永中约定一个联系暗号，岂知李已带队出发。吕振修于是同李的夫人共同署名写信让廖烈夫(李的内侄)送至新津，望李能在中途停下来，听候安排。而李借口同张耀明校长同道，停下来有困难，只有再等机会。当李率部近达彭山、夹江时，得悉解放军已越过眉山，先头部队抵近邛蛛，又被迫转往大邑、郫县，最终在解放军的武力压迫和各路地下党的共同争取下，通电起义。

　　策反军校起义的力量还有川内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1949年初，该会川康分会筹组的民主联军川西军区准备在川西祟宁县发动武装起义，急需祟宁、灌县、邛崃、雅安等地的军用地图。川康分会研究认为这种地图只有成都陆军军官学校才有，便将这一盗取军用地图的任务交给了军校学生黎一上。

　　黎一上。又名黎汉林，四川铜梁县人，中学读书时才华出众，于1944年保送入四川大学法律系深造，未待毕业，又于1948年初，考入成都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十二期。在1949年春，他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后，接指示开始在军校发展组织，进行策反工作，以期争取一部分军官、学生起义。经过他的努力。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即在军校中发展了10多个民革成员，黎一上任小组长。同时，他又以学术研究会的名义，吸收了30余人，作为团结对象。

　　黎一上在接受了秘取军用地图的任务后，通过各种关系，结识了军校机要室的地图保管员。在闲聊之中，黎一上得知那位保管员对国民党的前途十分悲观，不愿再干下去了，只想得到一笔钱，去外地另谋生计。黎一上趁机提出了以大宗钱抉取军用地图的事，保管员表示同意。军校的军用地图保管十分严密，都是双人轮流值班看守，一时不易下手。黎一上和保管员默默等待着时机。

　　在一个雷雨交加的晚上，保管员趁值班同事打瞌睡的机会，悄悄地偷出了一卷地图，挟在雨衣内带出大门，交给了已等候在外的黎一上。黎一上接过地图十分高兴，但打开一看，却是成都东郊龙泉山一带的地图，并非灌县等地的地图。看来是保管员在窃图时心慌意乱，拿错了。黎要求保管员另想办法。保管员在回到寝室后。疑惧万端，连夜逃离军校。黎一上不得不把盗错的地图先交川康分会，准备另待机再下手。

　　但是，军校机要室丢图失人的事很快就败露了，关麟徵严令军校在一周之内破案，校中一时人人过关，人人自危。黎一上由于整日在校外活动频繁，很快被查出列为重点嫌疑对象，旋即被特务机关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军校学生20余人。第二十三期二总队学生李向阳与黎一上关在同一间牢房。李向阳向笔者回忆讲述起这段往事时说：“黎一上在川大和我是同学。他天赋高，人很聪明，组织能力很强.是位帅才。无论在什么场合，他向学生堆中一站。就会被拥推为学生代表。在牢房中，他宁死不屈，对我也不透露一句。”黎一上于1949年12月7日被枪决于成都城丁十二桥。川康分会策动军校起义的势力由于这次大搜捕，遭到重大破坏，故在军校最后起义中影响甚小。

责任编辑：振中 最后更新：2021-08-07 10:0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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