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耀明接任校长,关麟徵离开军校后,人事关系的变化更显军校动荡不安。一些主要负责人都作个人私走之计。教育长吴允周借口送家眷去台湾,一去不返,训导处处长王锡钧也携家眷去了台湾;副官处长吴丽川屡次要求去台湾,张耀明多次劝阻无效,最后也于12月初形势正紧时离开了军校张耀明最亲信的军官教育队队长刘世懋,也携家眷飞台湾。
张耀明到校后,积极准备迁校滇西,但校中官佐多有家眷在成都,屡屡要求发放安家费。要把家眷安置好后再走,群情惶惶,不安于职。这时,张耀明也自认为军校的寿命不长了,他曾对人说:“我的运气不好,专唱收场戏,当首都卫戍总司令,把南京送掉了,这次又免不了要给军校送终,军校是孙中山先生创办的,在我手里送终,难免不被后人唾骂。”因此他也和关麟徵一样,把军校看成是一个包袱,急欲甩脱。
还在关麟徵任校长的3月9日,关在校务办公会上令军校副官处计划招考第二十四期学生,招生人数与第二十二期二总队毕业人数相同。9月29日,第二十二期二、三总队毕业生离校,时张耀明已接任校长,招考新生名额最后确定为1200人。鉴于全国各地多已解放,军校招生只能主要在川中和陕西南部进行,招生区确定3个,具体分配名额是:成都区500人,重庆区300人,汉中区300人。
成都区招生办事处仍设在白下路文殊院内,报名时间从10月16日到11月15日,其他两区的招生人员限在10月25日前出发 赴各地招生。很显然,军校在这种时刻招生,无疑是在招罗炮灰。在招收第二十四期学生的同时,军校又张贴出了招收编余士兵的布告,要求军校特务团、练习营原“奉改编制所有编余回籍士兵,现请准可保送军官训练班受训。希即日前来草堂寺报到,以便保送,幸勿延勿误”。四川省国民政府又早在9月中旬蒋介石来蓉时,发布了“中学恢复军训”的通告,“各高中每周将实旌军训2小时。术科6小时,各初中、小学童军训练亦将予加强”。这说明当时的国民政府政权已处西南一隅,兵员十分缺乏,即使把报考军校的考生全部招来,也不够应招人数。事实也是这样,招考第二十四期学生拟去汉中的招生人员还未来得及动身,汉中已占领。因而在稍后以张耀明名义贴出的招生广告,又改在成都区和重庆区各招600名,年龄一项由原招第二十三期学生规定的上限22岁放宽到24岁,并规定修业期为一年半。结果这一期学生入伍不到1个月就随军校起义,穿上了解放军的服装。所以,在现在全国黄埔军校的同学会中,并不承认这第二十四期学生属于黄埔系统。平常所说的黄埔军校在大陆最后一期,是专指第二十三期。
新招收的第二十四期学生,是在11月底陆续到校的。那时期,徐幼常为掌握第二十四期学生总队的总队长职务,以利于发动起义,从他一到军校便干方百计设法要抓到这个实权。要姚国俊通过私人关系向校长疏通。在关麟徽即将离职前,姚向关力荐徐幼常为该总队总队长,但由于徐一行来人可能在平时说话不注意,提及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的一些事,有人向关多次密报,故关对徐不再重用,并借口撤了徐在军官训练班的任职,明言不许徐再到校内活动。
当姚国俊再次向关麟徵举荐徐幼常,关严肃地对姚说:“有人说徐幼常已投向共产党,你怎么还推荐他呢?”姚极力辩懈,但关一直不用徐。这事到张耀明任校长后,姚又向张引荐徐,张与关持同样态度,看来关在离职时已将此事转告了张。张问姚:“你敢担保徐幼常不是共产党?”姚答说:“徐幼常怎么会是共产党呢?我们这几人在一起几十年了,谁还不了解谁。徐幼常想当共产党,怕共产党还不要他呢!”张耀明在平时比较好说话,这时见姚国俊态度很坚决,勉强点头。几天后,张耀明派军校副官处处长吴丽川来姚家,又对徐幼常进行了一遍“严格”审查,并问敢不敢担保,姚说:“我愿以全家性命保证。”第二天,军校发布命令,委任徐幼常为二十四期学生总队长,徐又相继把渤海军区来的一行人安插到军校任职,为军校起义准备了骨于基础。
瑟瑟秋风中,军校已是风雨满楼,出现了萧条景象。没过多久,许多人也就感到了寒冬的早临,国民政府的“冬天”将到了。军校中一般官佐、教官,多数不愿为内战而再战,认为军校外迁更是没有出路,虽说不上有意向共产党投诚,却是有意要脱离国民党。大多数人明知道军校无法解决迁校滇西的安家费,却纷纷呼吁无安家费则不能搬迁,故意拖延在成都的时间。更有许多地下工作者从中动员宣传,迁校问题便成了空头话,军校只能在焦躁不安中坐以待毙。
国际上风云突变的形势,也是使军校人心动荡不安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立郾表示承认和支持,这使国民政府在失去美国信任后,又失去了苏联这样一个大国加邻国的援助,并由友变敌。特别是苏联已有原子弹的传闻,更使国民政府朝野上下惊慌失措,广岛、长崎上空的蘑菇烟云刚消散才4年,而在那时人们对原子弹还知之甚少的年代,原子弹可以摧毁全人类的忧虑还笼罩在人们的心头,并且有增无减,越积越浓。1949年9月25日,美国约耀穆尔大学的35岁的语言教授葛里非里和他23岁的学生麦格列逊,在得知苏联有原子弹的传闻后,双双用手枪自杀身亡。可见原子弹的风声在摇摇欲坠的国民政府及军队中,会引起多么强烈的冲击波。
军校为稳定学生的愚想,校报特发表社论;《如何防御原子弹》,不但没有能稳定学生们对政局的看法,却使学生们心理上的平衡更加倾斜。国民政府的舆论工具已不能“解释”活生生的现实。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能大谈“国际志愿军之可能性”,寄希望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表明国民党对自身也已失去信心。
军校人心本来就不稳,在关麟徽离职后,军校上下曾一度出现了混乱,各级组织处于瘫痪状态。在新旧校长进行业务交接的后两天,军校训导处急忙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人员有本处各级主官和军校全体指导员,由吴起舞主持会议。吴在会上大发脾气,要求“各级职员遵守办公时间,准时参加集会。在纵的方面,分层负责,横的方面,互相联系。应注意实际工作,勿徒具形式。并应以身教,多做少说”等等。会后,很多人仍是大发牢骚。话题最集中的不是工作,仍是军校迁址经费问题。声称“钱太少了。旅途的饭钱都不够”,“饿死还不如让共军抓去好”,这些刺耳的语言在以往是没人敢讲的,现在甚至出自于那些专“教导”别人的指导员之口,可见形势已到了相当紧急地步。
军校的缓迁,使张耀明心急如焚,他担心在那种风雨飘摇的日子里,众怒难犯,不敢强行迁校。迁校计划迟迟不能拍板,成了那一时期军校办公会议的一大难点和热点。张耀明只能把缓迁障碍归结于安家费上,频频发电向国民政府要迁校安家费,直到蒋介石快要由渝飞蓉的11月底,军校才领到一点象征性的安家费,军校也就以此为借口准备12月初开始迁往云南。
11月的四川沿境,解放军已云集北、东、南三面。16日,国军宋希濂部由彭水溃退,纵火焚城。17日,美国关闭在重庆的领事馆和大使馆办事处,美国在四川的新闻处也同时宣布结束。四川处在风暴之中,军校因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地理位置,则又处在风眼上。
军校外迁消息刚透露,一些学生害怕打仗,连夜开了小差,家住成都市区及邻县的近200名军校生大多数跑回了家。校方在那兵慌马乱之际,也来不及追究过问,同学之间也不检举“逃学”,因为那时传闻蒋介石曾派了飞机要送军校生去台湾,只因飞机票被官太太们用5两黄金l张票把票抢光了。飞机先运官太太,就剩下了军校学生迟迟不能外飞,故校中相当数量学生异想天开地认为,学生人数少了,也许能容易挤上飞机。外籍学生因而很乐意川籍学生潜离,甚至暗中怂恿。实际上风凰山留有飞机供军校生用的传闻是没有的事。
在军校内外人心惶惶正忙于准备迁校时,解放军急促炮火声已隐隐在耳,蒋介石急由重庆飞抵成都,住在军校校本部坐观局势的发展趋向。蒋介石的临蓉,加速了军校的迁址工作,张耀明在蒋的亲自训令督促下,立即着手处理军校教职员工的资遣事务,在12月初连续下达了关于资遣学校人员的训令。下面是其中训令之一:
陆军军官学校(训令)
副本 事由 为教育处范锡庚等着即资遣仰遵
速件 受文者 教育处
发收附件资遣人员名单一份
日期三十八年十二月 日
字号埔教二字第三六三三号
驻地北较场
一、本校教育处资遣人员计有范锡庚等员,姓名如附册。
二、着军需处按照规定刻即发给资遣费。
三、仰即遵照。
四、本件副本及名册抄送副官处、军需处、总务处、副官处、人事科及被遣本人。
校长张耀明
附资遣名册:(略)
资遣名册下发后,军校内本已混乱的局面厦加不稳。许多被资遣人员总算为早日离开成都找到了名正言顺的理由,一方面,忙于去军需处领取资遣费,另一方面忙于找飞机筹交通工具,一时北较场、西较场等学校驻地眷属区内鸡飞狗跳。一些未被列入资遣名单的人,有的安于现状,听之任之,有的则一昕到资遣的风声,脚底抹油,溜之大吉。
新情况的出现,使川西地下党组织也在改变原计划,加速对陆军军官学校的策反工作。在得知军校发布资遣训令之后,地下党组织急忙指示校中地下工作者徐幼常等人,迅速展开新的策反攻势。徐幼常等人连夜研究对策,先后找军校教育处处长李永中几及学生总队官佐及教导团、勤务团团长谈话,初步暗示介绍北平起义的情况,又介绍李永中、勤务团团长赵我华、教导第三团团长姚济时等人与代表川西地下党组织的唐新民见面。唐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起义政策,启发他们认清形势,识时务者为俊杰,走光明道路。唐新民的谈话对军校这些领导人思想变化起了很大作用,许多人都当场表示愿意听从地下党组织的指挥。如郭勋祺、姚国俊、徐幼常3人在研究如何进一步阻止军校外迁后,决定让赵我华再次出面借故缓迁,拖延时间。赵我华找到张耀明,提出了一大堆困难,说准备工作还需一段时间才行。
11月底,胡宗南部队失败后退入川西平原,川内的国军已处于四面包围之中。军校接令划归胡宗南直接指挥。这时,云南的国军也正处于急剧分化瓦解中,军校迁滇事也不便再提。
一天晚上,徐幼常着便衣来到姚国俊住处,转达地下党组织关于策反工作的指示,要姚说服张耀明走起义的道路,指示说:“张耀明若果率军校起义,可以将军校编为一个学生兵团,张为兵团司令,姚国俊为副司令,下设两个军,以李永中、徐幼常分任军长。”这时,胡宗南曾令张耀明担任成都守备任务,张则以军校生缺乏作战经验并无战斗力为借口,未接受守备成都的任务。在这前后,张耀明开始做自己的退路打算,一面向蒋介石要了两架运输飞机,陆续迁送军校一些主官家属去台湾,一面令军校各部做好随时离开成都的准备。
在山穷水尽的当头,张耀明始感到处境越来越危险,校长这个职务使他走不动又留不住。在军校即将西迁出发的12月2日,姚国俊又找到张耀明,力阻军校西迁。而这时军校中已有一种传闻,说是张耀明已通共,更弄得张哭笑不得,为此还在校内辟谣。张耀明在与姚国俊的谈话中表示军校西迁之事已是不可改变,却也流露出要摆脱军校校长一职的意图,说军校核心人物都不支持他的工作,还经常给他出难题。捅漏子,拆他的台。张耀明提出让姚国俊去军校接任教育长,并说他已与顾祝同商议好,要强拉姚去北较场面见蒋介石受命。姚思量再三认为任职可能会误了军校起义全盘计划,对张的相邀坚决表示辞谢。借这个机会,姚向张耀明转达了地下党的指示和对张的厚望。张对姚国俊的话先是很惊讶,后经姚反复解释劝说。张仍是犹豫不定,并说:“军校已无别的办法,只有离开成都了。”姚告诉张:“通往西昌方向的路是不通的。据可靠消息,扼守这条路的刘文辉与共产党已有联系,在刘那块防地上是难通过的。加之军校学生又无实战经验,怎能与他们对阵。”张耀明连连摇头说:“没关系。我已同刘文辉打过招呼,他已同意军校部队通过,并且愿意帮助解决沿途给养问题。”姚说:“这是应付你的话,你却信以为真,你应有个明智的决定。能不能过去,的确是一个问题。如果发生问题,你不是把这些学生白白牺牲了吗?这个责任重大啊!”张耀明显得很着急,束手无策,向姚征求意见。姚按照地下党组织的具体指示,向他先就局势谈兵力部署及战斗态势,然后向张建议遭:“你不如按照胡宗南的部署,先将计就计,将部队向大邑一带集中。把军校所有部队分成两个梯队,由李永中指挥二十三期3个学生总队及勤务团为第一梯队,由徐幼常指挥二十四期学生总队、军官训练班、教三团等部队为第二梯队。”张耀明接受了姚的建议,令各部队即日开拔,先到新津,或向南,或到大邑县城集中,后再转西昌去云南。
马上离校西迁的消息在当晚就传达到了每个在校学生,此时此景使这些于仓猝中宣布毕业的学生心头蒙上了一层迷雾。他们开始怨自己的命运不佳,处在了历史巨变的浪头上。时代的洪流把他们推向波尖,又重重地摔在悬崖礁石上。他们虽说已毕业,却根本不到毕业的时间,连毕业仪式都来不及举行。今日离校,满目凄凉,往日欢送毕业学生的人群不见了。时代变得好快呀!在第二十三期学生记忆里,清楚地记得半年前.他们列队欢送毕业生离校,那是军校为第二十二期步兵大队及辎重兵队毕业生举行的送别大会。大会上,关麟徵亲自给受奖学生发奖,授戒尺。大会后,那562名毕业生分别登上15辆大卡车,分赴兰州、长沙、重庆等地。临行时,他们都信誓旦旦,说了很多豪言壮语。如今呢?仅从川中败局看,想必那些毕业生的命运也不佳。第二十三期学生在一片肃杀气氛中默默离开了军校,他们是代表前全部一至二十三期毕业生离别了黄埔军校,宣告了黄埔军校在大陆一个时代的结束。
12月3日,军校按照原计划,第一步先集中乐山。第二十三期学生第一、第三总队。勤务团及各教导团先后由成都出发,由李永中统一指挥。在这时的中、下层军校官佐和学生中,并不知道总队上层人物的起义意图,仍如往常一样各自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在新津渡口。由于船少人多,车辆拥挤,校各单位在渡口附近等船过河。在这期间,各中队还组织宣传队到老百姓中进行化装表演。最引人注意的一个节目是《共产共妻》,煽动群众的反共情绪。军校在出发时,军校官生每人都佩印有“军明”二字的胸章,后有编号,以便于战乱中识别。各总队又以区队为单位搞了每6个人一组的联保组,行军组织了尖刀班、尖刀排,组织较严密,在行军途中较顺利地完成了一系列工作。
军校官生在新津渡口一带集中不久.胡宗南又以西南军政长官名义,命令军校立即改变行军方向,不是向南,而是向北,全部到大邑集中待战,以掩护他的嫡系部队李文兵团的侧背,打通向西昌的退路。张耀明接到此命令后,很不满意,又不敢公开反对。他见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日子已到来,军校已不可能退迁云南,便有意走川西地下党组织所指示的起义之途,急电要他在台湾的妻子及子女速来成都,并托他的心腹-原三十八军的办事处处长刘泊孺,在成都华西坝找到了住家房屋。但已飞到台湾的蒋介石不允许张耀明的家眷属离开台湾,张的妻子只有在电话中苦苦哀求张去台湾。在此情况下,张的思想又动摇了。这时,张的左右参谋人员故意进言,讲共产党最不仁义,鼓动张逃走。而张又担心不把军校作个交代,个人去了台湾会受到惩处。于是他向还在成都的顾祝同建议并提出辞去校长职务的请求,将该校学生和士兵以及武器等,一律拨给胡宗南部,他自己率军校主要官佐空运台湾。这事经顾祝同批准并下达了命令,胡宗南已派他的干部训练团负责人袁朴和张耀明接头,准备移交军校。但过了几天,胡宗南又表示不接收,要军校速向大邑集中,以控制军校又不承担责任。张耀明对胡宗南的这一出尔反尔的言行极为不满,一面向顾祝同报告说他已将军校交给胡宗南,一面又电报蒋介石和阎锡山,也想推脱责任。
张耀明见事并未了结,也不敢撒手不管离校去台。但他在大事大非前,又没有勇气急流勇退,率军校起义。12月22日,张耀明监督军校办公厅人员把该校多年来积存的档案和历史资料、文物付之一炬。他的这一举动,给以后历史学者研究这段历史带来了很多困难,从这一点上来说,张耀明恐怕是犯了难以饶恕之罪。张耀明在处理完他在大陆的这最后一件事后,在24日,即胡宗南逃离成都的第二天,也乘飞机去了台湾。
关于张耀明的后事,在解放后,曾有言论说张耀明在飞到台湾刚下飞机,蒋严厉地问他:“我的学生呢?张摊开两手,很是绝望。蒋便立即下令把张击毙在飞机旁。这纯属是谣言。事实是,张耀明到台湾后,蒋介石确实因他丢掉了军校被拘禁,然而不久又被释放出来,并没有被枪决。张被释放后,国民政府当局对他仍不放心,又在他家中安排了武装特务,说是为了保护,实是监视。张耀明至此终生不再被录用,结束了他的军事和政治生涯,后在忧郁之中病死。
张耀明也果然应验了他先前说过的“送终将军”的话: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在他首都卫戍总司令的任上失去;蒋介石的发迹之地黄埔军校,在他校长的任上失去。所以,张耀明在台受到蒋介石的奚落,虽然心中有万般苦楚,但也不敢吭一声。
责任编辑:振中 最后更新:2021-08-07 09:5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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