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先生在黄埔成都本校的最后岁月
2018-11-11 19:44:42  来源：陈宇 撰稿  点击：  复制链接

　　说来奇怪，蒋介石是浙江人，观其在大陆的前半生，却和大西南的四川结下了难以理清的缘分。

　　蒋介石刚从日本东京振武学堂毕业不久，曾一度混迹于上海交易所，几经沉浮，为生计所迫，通过拜把兄弟陈其美的介绍认识了孙中山。这时的蒋介石，只不过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武夫和上海滩地痞，在他闲得无聊时，便求孙中山介绍一工作。孙中山在当时对蒋还是很器重的，便写信给四川督军熊克武，安插蒋为四川省警察厅长或成都警察局长。蒋介石由于不知四川情况，便去问张群。张群是四川籍人，他见蒋介石谋到这份美差，十分垂涎，便思由自己取而代之，即在蒋面前尽说熊克武的坏话，说熊这个人极不易共同处事;蒋又是川外人，去后肯定会受排斥蒋的地盘应在大东南，而不应在大西南;蒋既然与孙中山熟识，就不如留在广州另谋职业，干好干坏都好交代。若去了四川，干不好则会失去孙中山的信任，倒不如让孙中山另派一个熟悉四川情况的人去任职。蒋介石明白了张群的言外之意，两人便做了笔秘密交易，蒋答应让孙中山改函另致熊，张群入川有成就后，按月给蒋介石汇300元钱作生活费，蒋在上海另谋职业。

　　蒋介石去见孙中山，说改派张群之事，孙中山很不高兴，说“你如不愿入川亦好。张群为人如何，我不知道，不便代荐于熊。你可在此稍待，我可以为你另觅出路。”蒋介石只好将面见孙中山事转告张群。而张却贪心不尽，竟大胆将那封荐举信上蒋介石的姓名换成他张群，秘密入川见熊克武，并如愿以偿，被委为成都警察厅长。孙中山在几个月后才知道此事，大骂张群非正人君子，但也不便再追究张群，只是对蒋介石的惹事生非甚为不满。

　　蒋介石与四川的这段最初的缘分，就那样戏剧般地收场了。但也正是这段历史契机，为蒋介石日后飞黄腾达埋下了伏笔。因为不久，蒋介石就在孙中山介绍下，去陈炯明部任职，后因护卫孙中山避难永丰舰，深得孙中山赏识。1924年6月，蒋介石在孙中山指定下就任黄埔军校校长。继而任总司令。成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显赫者。

　　1937年年底，日军占领南京，国民政府迁都四川，蒋介石在此一住就是整10个年头。在这段时间.可说是他一生的极盛时，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他赢得了荣誉。历史也为他在四川刻下痕迹，在川内既有他和毛泽东谈判的留影，又有他建立中美合作所在歌乐山上留下的腥风血雨，而那句“蒋介石跑下峨嵋山摘桃子”的话，已成为大陆片面性历史常用语。

　　蒋介石与四川结下了不解之缘，却也把他在大陆的终结，巧妙地安排在四川盆地。并且是在黄埔军校，历史的巧合真有些不可思议。

　　对于蒋介石来说.黄埔军校是他的发家之本，故蒋介石对军校别有一番情意。但是，在蒋掌握了国家、政府、军队大权之后?对黄埔军校的热心程度就大不如以前。关麟徵就曾私下发牢骚说：“黄埔生是专门用来打仗的，用在仗打得最激烈，要死人的时候。”事实也的确是这样。从1945年抗战胜利起，到1949年夏，蒋介石因军务繁忙从未来过军校视察，而当二次国共内战的战火烧得老先生无处藏身时，他又返回了黄埔军校。在1949年下半年短短的3个月中，他先后两次来到军校，要求军校师生要与共军决一死战。对于第二十三期学生来说，也算“幸运”，他们有机会两次见到蒋介石是怎样在大陆的最后日子里进行搏斗的，而在这历史的舞台上，这期学生也曾扮演了一个不出场的重要角色。

　　本校第二十三期时期，蒋介石第一次来成都，是在重庆“九?二”大火之后，国民政府西南大后方已是民怨沸腾。12日，蒋介石以总裁身份由重庆乘中美号专机飞成都，上午11时40分抵城北凤凰山机场，行馆设在军校北较场官邸。出于各种考虑，这次活动事前没有通知军校及省中枢，仅在临起飞前给空军司令王叔铭和宪兵团发了一个简短电报要求警戒。

　　蒋介石此行，在成都共住了5天，这对那些初涉世海的军校学生来说，也是影响很深的5天。有的学生，从此逐渐认清了政党字眼背后的权术;有的学生。则开始打破原来对蒋的偶像祟拜，领袖也原来不过如此，特别是在听了蒋的训话后，对蒋开始产生一种不信任感。也有一大部分的学生在这次领袖训导感召下，更加坚定了反共的决心。甘与党国共存亡。

　　蒋介石此行虽仅有5天，也许他要完成近5年没来成都的一些工作，1天当作1年用，整日忙于接见和训话。到成都的当天下午4时，即去城西郊向戴季陶墓献花圈，以感世人和安戴季陶的冤魂。军校门下，一些川中国民政府要员来来往往，准备参加晋见。在这政局飘忽不定的时节，进来的人和蹬去的人，脸上无不挂着一张晴雨表，其中也有无动于衷的，也有暗藏心机的。在蒋到蓉的日子里，军校领导作了较大调整，除关麟徵与张耀明交接校长一职外，原陆军第七编练司令部副司令官兼军校训导处长中将王锡钧，辞去军校训导处长兼职。遗缺由校原军官教育队队长吴起舞继任，并征蒋介石这次来蓉返渝离校前1个小时进行了交接。军校学生在蒋介石来校这短短的几天里，莫不从那些进进出出的人影身上，从蒋介石的训话中，嗅出暴风雨口将来临。蒋介石在这几天中都作了些什么工作呢?对军校学生又有何影响?这要一一数来。

　　13日，是蒋介石这次到成都活动的第一天。上午10时，蒋介石在军校新生社，首先召集军校大队长及训导处、教育处科长以上官长训话，说“军校是一个专门讲究吃苦的学校，今天是国家财政困难的时候，军校格外要吃苦，养成一良好吃苦的风气”，蒋还希望军校“各主管官要好好地教育学生”;训话约进行了20分钟。后即由王陵基、严啸虎、蒋经国等陪同乘车赴城南，致祭原四川省主席刘湘陵墓。

　　下午4时，蒋介石接见地方绅士熊锦忱等9人，随即接见已故刘湘、李家钰、许国璋、饶国华等原国民革命军阵亡将领的遗族，并赠以银币若干作为关怀之意，蒋介石多年以来都对这些国军阵亡将士的遗族们的相当重视，并专门成立了“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校址设在南京钟山下的明孝陵附近，宋美龄是校长。

　　忙不迭的接见活动，一个接着一个。刚把那些泪水汪汪的遗族们送出门槛，蒋介石回转身换了一件衣暇，由黄少谷陪同又到军校新生社，于5时出席邀请省垣各界绅士举办的规模颇大的茶会，被邀者有380余人。蒋介石在盛会上讲话颇富感情，他说：“4年多没有与成都父老见面了，甚是怀念。我要感谢四川人民支持八年全面抗战和4年戡乱之伟大贡献。只要大家同心团结，必获最后胜利!”全场上随之响起一阵热情的掌声。

　　14日，是军校学生首次受蒋介石阅见的一天。一大早，各中队哨声频吹，各级军校官佐来到学生班、队，要求大家做好受总裁接见的准备。上午8时，中正台前站满了等待受阅的6000余名官兵师生。9时，蒋介石走出官邸至80余米处的中正台上，检阅列队等候在大操场上的军校官兵师生及校外已毕业学生和中央政治学校留蓉全体师生。

　　是日，天气很好，蒋介石为了给情绪低沉、六神无主的军校生鼓劲，讲了许多勉励的话。也许是蒋在引退奉化后，又蓄足了精力，红光光的脑门显示着他健康的体魄，两脑门上稀疏雪白的头发则显示出了他几十年绞尽脑汁平天下的苦楚和失策，有些蹒跚的脚步已照露出他开始苍老的迹象，毕竟是已过完64寿诞的老年人了。

　　蒋介石走上中正台，军校值日官立即跑步前来报告。蒋介石在全部仪式进行完毕后，开始对台下凡千名学校官生训话，说：“我们正处于危难时期，你们是我的学生;不出几个月，国军就会实施全面反攻。今后的党国就是属于我们的了。”“如今，区区共匪，何足道论，要消灭它，亦不过如秋风扫落叶。”蒋介石的这番“秋风扫落叶”的话语，在当时成都各大报刊都有刊载，至今许多那时在场的军校官生还能清晰地回忆出这番带有绝妙讽刺意味的讲话。

　　蒋介石在台下为“秋风扫落叶”一语发出一阵喧哗之后，又继续训话。他扫视了一下台下列队的军校全体官生，或许他想起了往日黄埔生在战场上的功绩，更多的必是他想起国民政府即将倾塌原因，又说道：“我很伤心，我的许多学生背叛了我，…。希望你们这一期学生要忠于党国……”，蒋介石语无伦次地讲着，说到这里，已是老泪纵横，喉咙哽咽，再也说不下去了。不知是蒋介石想说，口不听使唤，还是其他原因，他嘴中的假牙突然掉落在地。只见蒋介石张了张嘴，皱了皱眉头，很有些难堪的样子。台下的军校官生甚感惊异。睁大眼睛，伸长脖子观看着中正台上发生的事。只见蒋经国递了个眼色，两个侍从卫兵快步走上前，把蒋介石扶下台来。指挥宫宣布分列式开始，调整方队队形。

　　在调整队形之间。蒋介石擦干泪水，又走上中正台检阅军校各方队。一列列步兵方队从中正台前通过。蒋面露微笑，暂时忘记了刚才泪水洗面的一幕。忘记了前线猛烈的战火;忘记了全国最大城市上海在3个月前已失守，他将希望寄予建立四川反共基地上。蒋介石面前，炮科的方队开过来了。他又满意地笑了。或许这些重炮、战车在川西平原上还将大展威风。蒋介石暇想着。突然，一台炮车在通过中正台时嘎然停了下来。这很使蒋介石在刚才掉牙惊魂未定之时，又吃了一大惊，阅兵中行刺事件在国内外是常有的事。指挥官手持武器急忙奔向停下来的炮车，一看开车的是炮科第一中队少校中队长马品山。马急得满头大汗，正摆弄着各种开关，原来是发动机偏在这个时候熄了火，再也发动不起来。后面正进行中的炮兵方队挤在了一起。指挥官只得命令把这辆炮车用人推出场外。台上，蒋介石又连皱眉头，隐约可见带着一副很是伤感的表情。什么也没说，走下了中正台。军校学生连夜忙碌准备的阅兵分列式就这样仅用40分钟全部结束。

　　10时，军校前期毕业生及政校毕业学生代表到军校官邸向蒋介石表示致敬，受到蒋的嘉许。一蒋勉励他们“尽忠职守，服务国家，尤应以身作则，转移社会风气”。强调四川在“天时”和“地利”上都具有复兴基地的资格，主要的应是致力于“人和”方面，“以团结川康为主要目的”。这时的蒋介石已对四川地方势力持怀疑和不信任态度，又不好明讲，只是支支吾吾、拐弯抹角说了一通。听者实是没明白他讲的意思。还以为是蒋口中的假牙松动，以致说话含混不清，仍毕恭毕敬的“安请总裁保重身体”。蒋想起了自己的假牙，便起身说：“听说成都的牙医很出名。我去看一下。”其他还想久坐的人只能告辞。

　　10时半，蒋介石乘车来到华西坝牙医院检查口腔，由华西医院总院长林则、院长周少吾共同施行细密检查，结论是原假牙已松动，必须重装新的。牙医博士吉士道立即为蒋介石另做牙胚，装换新假牙。历时仅半小时，蒋就满意走了出来。接见早等候在操场上的由华西医科大学校长叔轩带队的全校师生。刚才还高高兴兴的蒋介石，不知怎么的，顿时拉下了脸，面显忧容，应付似地招手而过。也许此时他想起了13年前的“西安事变”导火索，就是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才有他那夜中越窗而逃丢掉假牙的历史，如今他又丢掉假牙，是否又是一种不祥的征兆呢?!掉牙，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传说是件不吉利的事。

　　蒋介石回到军校，已是中午。为了拉拢四川地方武装势力派，蒋介石与王陵基、邓锡侯、刘文辉、向传义、王赞绪、熊克武、方叔轩、黄季陆、曾扩晴等同进午餐。这些代表各方的势力派在以后军校起义中都起了或好或坏的作用。下午3时，蒋介石又约见地方当局官长，详细询问成都金融经济情况，重点询问了成都市场银元兑换券流通情况和各地市场物价等情况。

　　15日，是蒋介石来军校的第三天。这天，蒋介石在整个上午未出官邸，8时，接见财政部长徐堪和第七编练司令罗广文。中午到议长向传义的私人官邸就宴。下午4时，召见成都警备司令严虎、第九十五军军长黄隐、师长谢德堪、余介虚、杨晒轩。这天，蒋介石虽未与军校学生见面，但他并没有忘记昨日中正台上的泪水，为了挽回影响，解除他落牙的心中烦恼，坚定军校学生反共的信心，派出顾正纲、陶希圣两位要员继昨日话题对学生进行训话。

　　在下午2时.颐正纲这位国民政府的所谓党务理论家步上中正台讲台。准备训话。他见台下情绪低落，心中大为不快。气可鼓而不可泄。顾正纲先鼓足自己的勇气说道：“今天我主要讲反共战争。是的，正如昨日总裁所说，在我们国民党内，有的人就是吃党、穿党、卖党，我们的党怎有不垮台的道理!同学们要引以为戒……”陶希圣则主要讲了国际现实问题。他说：“刚才顾部长主要讲了彻底改造国民党，重整革命原动力问题，我今天主要讲确保革命根据地，集中力量，保守我们东南的台湾和西南川滇康黔数省的问题。同学们要鼓足勇气。我们的战略反攻就要开始。我们除有这巩固的大西南后方外，还得在新疆和台湾建立两个反共基地。我们的空军可以在这3个点上轰炸共匪所侵占的每一个地方。大家学过有关飞机的知识吧，我们的飞机航空半径是可达我国每个角落……”

　　陶希圣长时间地讲话，使台下官生脚已麻木。队列中频频发出换脚站立的嘈杂声。关麟徵在一旁听到了，向学生下令：“前排的坐下，中间10排的蹲下，后面的继续站立。注意听讲。”队列在一片喧闹之后，陶希圣继续做报告;天已黄昏，陶希圣还在滔滔不绝地讲着，好象是已意识到讲了这次就没有下次了。直到关麟徵发出第二次变换队形调整站立姿势口令，陶希圣才意识到该结束今天的训导了。”

　　蒋介石由于近日连续忙于接见川中各界要人。在16日整个上午都未出官邸，也未接见任何等侯在外要求晋见的人。他苦苦思索，认真回忆，综合分析着这几天所掌握的情况，酝酿着怎样在川西与共军决一死战，也考虑着军校的未来和命运。天意高难问，人情老易悲。

　　16日午后4时，蒋介石一觉醒来，传令接见在外等候多时的川、康、渝在蓉国大代表及成都《忠勇》杂志理事社社长马昆出等人。各代表慷慨陈词，“均一致表示拥护戡乱国策之决心”。蒋介石对各代表的决心表示嘉许，并勉励在座代表“拥护政府，共舟共济，来完成戡乱的使命”。谈话约进行一个半小时，主客相互发言，大讲反共豪言壮语。

　　17日，是蒋介石到成都的第五天，他准备离蓉飞渝。知道这一消息的人很少，只有成都几个首脑大员相继来北较场官邸送行。9时40分，有王陵基、严啸虎;10时，有邓锡侯，20分钟后，邓锡侯却离开北较场并没有亲自送蒋上飞机;10时30分。有任师尚厅长等。10时40分，蒋介石乘枣红色轿车，其余送行人员分乘小轿车及吉普车10余辆，出军校东校门至北郊凤凰山机场。

　　11时半，蒋介石着黄色中山服，脚踏黑色皮鞋，手执灰色呢帽，登上由新津机场临时调来的311号军用飞机，站在舷梯边向到机场送行的王陵基、关麟徵、张耀明、刘祟朴、严啸虎、徐焕升、任师尚等人招手告别。随蒋介石同行的有蒋经国、俞济时、黄少谷、陶希圣、曹圣芬、施觉民等30余人。

　　311号飞机在秋风细雨中驶出跑道，向重庆飞去。是月，重庆“白公馆”附近的松林坡。杨虎城夫妇及其秘书宋绮云和家属，被军特秘密处决。是月，311号飞机正轰鸣在“白公馆”松林坡西部上空。

　　4天后的北平，中共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会议一致通过了国都、国歌等决议。30日，中共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出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琛、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陈毅、贺龙等56人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天，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斗换星移，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世事如棋，错一步满盘皆无序。国民政府每飘愈下，10月中旬，丢广州;11月中旬，丢贵阳;23日，解放军在川东南川的东北面白马山击溃看守四川东大门的宋希濂部主力，国军全线崩溃。

　　炮声隆隆，硝烟已腾起在嘉陵江边。1949年11月30日凌晨，蒋介石由重庆飞成都，在飞机升空半个小时后，重庆由解放军占领。蒋到成都后，仍住在军校北较场黄埔楼楼上，并由顾祝同、钱大钧、萧毅肃等人在楼下设立起了临时指挥部。他们也清楚跟前战况，四川是守不住了，“决战川西”只能是一句空话，但对外又不说，仍是讲“与共匪决战到底”的话。而实际上这最高领导层想的是如何把胡宗南部安全转到西昌去，然后在那里设立大本营，以表示大陆上还有地盘，以待国际局势的变化。并计划依靠胡宗南部先在成都附近打一次“漂亮仗”，阻止一下解放军三面包围夹击之势，再从容转向西昌，也好向世人有个交代。

　　蒋介石由渝飞蓉，住在校本部，作为军校最低层的学生来说，在开始是不知晓的。但大家都有一种预感，近几天校方指令性让军校全体师生理发剃须。换洗衣服，根据以往经验，猜知是蒋校长又来校了。待军校黄埔楼官邸周围的警卫团卫兵换成了学生兵，军校生更证实了自己的猜测。

　　担任警戒黄埔楼官邸的学生，都是经过严格选拔的。他们笔直地站在楼下，以取代警卫团卫兵亲自为总裁放哨站岗而感到自豪。蒋介石重视军校学生的一番心情，也的确赢得了大部分军校学生的赤诚之心。仅说此时的门卫吧，按校中规定，当蒋住校内时，校正门只许蒋及护卫人员出入。其余车辆一律走东门。正门门卫的秘密标志是，蒋介石在校院内时，大门门卫一个班的长枪架在门口内左边;蒋介石不在校院内时，通常都把长枪架在门口内右边。这次蒋介石来校，张耀明有一次乘车外出回来。以为国民政府已是西风落叶危亡之秋，不必再来那么多规矩。让司机开车从正门就近路进校。但门卫拦车拒进，说什么也不让张耀明进校，张无奈，只得返车走东门。

　　3日，蒋介石到校已3天，他主动向校长张耀明提出，说要检阅本校官生，予黄埔生再次鼓励。检阅台仍在中正堂，为装点歌舞升平的样子，台上台下布置的花花绿绿。彩旗一块块布列悬挂在大操场上下内外，倒也很有点节日气氛。这天，蒋介石在寒风中由张群等人陪同步上中正台。在乐声中，首先举行升旗仪式，青天白日旗在全场人员注目礼下冉冉升起。突然，那片薄布在升到旗杆中间时，掉了下来，不知什么原因。升旗用的绳子从中间断了，旗与绳子从旗杆滑轮上一同溜了下来。本来沉闷无声的队列吵嚷起来。为了使阅兵分列式照常进行.升旗人员不得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用最快速度放倒旗杆，重新挂上绳子，升起了这面被摔落在地的旗子。这件事，至今许多第二十三期学生记忆犹新，其中原因，谁也说不清楚，据说是军校内地下工作者在头一天晚上已在旗绳上作了手脚。

　　升旗之“事件”，在当时队列中引起了纷纷议论，说“看来国民政府的气数将尽了”。本来蒋介石是准备在大会上要讲话的，他那时的情绪可能也受到这落旗的影响，在讲了“同学们”一句话后，嘶哑的嗓子干咳了一声。眼中又噙满了泪水，讲不下去了。想必他触景生情，心中十分难过。阅兵指挥官请示后，便进行下一个项目，变换队形，开始阅兵。队列前后各一步，蒋和随行人员走下中正台，同队列中每个人握手，大有惜别之情。此日，军校生得到最实惠的是蒋介石持“恩准”每人一斤猪肉作为犒赏。这天下午，军校作出决定，除留李邦藩二总队暂留校担任护卫蒋介石任务外，其他各学生总队及勤务团、教导匝、军官教育队等一切武装力量准备在明日开始动身西移。李邦藩二总队在完成护卫任务后，立即去与学校主力汇合。张耀明暂留校负责军校日常工作，西移官生由李永中统一指挥。

　　当晚，军校在校外智育电影院包场，放映电影《文天祥》(片名又称《国魂》)，这是军校在大陆的最后一次电影聚会。重映此片的目的也很清楚，是为明日将离校西移的学生兵壮魂。放映前，影幕前人群情绪甚为悲壮，几个军校生大呼口号：“只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恢复军人魂!”他们唯恐住在校内的蒋总裁听不到，几乎使上了全身力气大喊大叫。

　　青年人是很容易动感情的：特别是这些头脑还如一张白纸的青年学生，更容易受情绪的煽动。在剧场浓烈的反共气氛中。很多学生振臂响应，有的学生当场声泪俱下朗诵文天祥的绝命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表示要像文天祥那样视死如归，以实践蒋介石“不成功便成仁”的训示。

　　军校在临西移之前对学生的反共强化教育宣传，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军校离蓉之时。仍约有90%以上的学生随行。其中虽然大部分学生是随大流，随着军校这个整体历史车轮的旋转，身不由已地被带到了时代巨变的交叉点。但事实也不容否认，在那种慌乱之机，脱离军校出走的时机还是存在的，可这90%以上的学生兵毕竟是跟着军校一同西移了，尽管以后是起义了，那却是在20天之后枪林弹雨的胁迫之下。

　　江声不尽壮士恨。在那时，有位学生就曾在感召之下，认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私下买了一面国民党党旗裹在身上，表示与共军作战死后，也让后人知道是为党国而死。当然，这位学生后来并没有在军校起义时去拼死，反而参加了解放军。

　　有些思想问题若用简单的思维推论，很难让人相信。善于利用人们的心理活动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宣传教育者，却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情感教育最易被人接受，见效最快，却不易长久;而理智教育则相反，理智教育耐人寻味，君不见30年之后的国民党上层人物杜聿明、沈醉等人的反蒋檄文?

　　但不管怎么说，在当时，军校学生确实曾被校方的宣传所激动，尤其是反共最坚决的游干班更是对共产党恨得咬牙切齿。就在那几天里，游干班的一些学员在本班副主任肖步鹏的带领下，荷枪实弹去市中闹区春熙路游行示威。肖步鹏，原系黄埔五期生，本人并无多大本事，却又野心不小.但就是不得志，临解放时，他的同期同学早已官至将级，而他在军校仍是一个校级政治教官。他见官运不通，在社会上结识了一些袍哥等黑社会组织。时逢学校组织游干班，招收土匪、流氓、地痞入班，以图在解放后潜伏下来搞破坏活动。肖步鹏就属这类“人才”。他积极筹办游干班，并当上了翻官。这几天，他见蒋介石来校，正是自己现露一下的时候，表示对总裁的忠心，盼将来有一天能得到蒋的赏识，弄个一官半职，有个出头之日，便想起了武装游行这一招。他身挎指挥刃，腰插双枪，骑在高头大马上，援摇过市，高呼“拥护蒋总裁”、“扑灭共匪”、“誓与成都共存亡”等口号。一时成都市反共气焰颇高。许多反共标语贴在闹市墙上壁下。

　　肖步鹏的心计和热汗总算没有自费。12月7日，经蒋介石首肯，行政院议定，“为加强西南区反共实力”，发表“军校高级教官兼游干班班副肖步鹏为川西北区反共救国自卫军副指挥兼参谋长”，同时发表“随校游干班主任王趟夫将军为川东南区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官。二氏正积极准备成立展开工作”的消息。肖步鹏也不愧为军校的高级政治教官，讲军事指挥虽无战绩可摆，讲政治却可是口若悬河。他在任职内更是大大发挥其特长，把街头作为讲台，向围观的市民阐述着他的观点：“失败不是灭亡”。识几个字的人们知道，这是成都中央日报刚发出的一篇社论。肖步鹏激昂地说道。“失败是现象的暴露，今天的失败不是今天的原因，由于我们老早已种下了失败的原因。今天才暴露失败的结果。只要从今天起，不再种失败的因，我们便已走上成功之路，这决不是理论，而是必然的事实……失败决不是灭亡，灭亡是终结，是永远不能翻身，失败是过程，譬如走路，跌倒了又站起来，非达目的，决不中业。”他又说道：“共产党打败了我们，不是共产党有三头六臂，是我们腐败无能，是自已的弱点击败了自己，是自已的自卑感，吓败了自己。我们要想转败为胜，关键依然操之在我，失败由本身造成，成功亦应由本人努力。只有改造自已，重视自已。彻底更生，坚持信念，才能打败共党。”

　　肖步鹏的这番言词在当时颇引起部分军校员生的共鸣，以致今天许多当年听过这一讲演的第二十三期学生还怀赞叹之情。肖步鹏的宏论颇有点哲理，他正是点出了国民党上下腐败是当时社会乱源这一关键要点，在以前，这话是没有人敢明言的。

　　12月4日下午4时，蒋介石在军校黄埔楼单独召见美联社记者慕沙，发表讲话称“吾人为独立而决战不屈服”。蒋的这次讲话可谓是他在大陆的最后一次长篇阔论，笔者在翻拣档案史籍中偶见其全文，在此不妨节录于下，以留资于史家.探索那时蒋总裁是如何总结他几十年的国共斗争的生涯。他说：

　　“余此次应李代总统之邀入川，正值共军渗入川东，陪都危急。余亟愿李代总统急返中枢，共挽危局，而李代总统却决意出国，余为国民一分子，并负领导国民革命之责任，惟有竭尽一切力量，不避任何艰险，协助政府，与大陆军民共同奋斗。重庆沦陷西南局势更步入艰苦之境，但世界民主各国人士，应知中国大陆反共战斗，不仅并未停止，不顾任何代价，一切牺牲，亦日益趋扩大。刻在各地结集军队，使西南反共战斗持久。在铁幕之后，长 江流域、浙江、河南、山东、福建、及广东等地受共匪压迫之民众。到处烽起，反抗极权主义。吾人对于敌后游击队。刻正助其组织，予以支援。中国共党在莫斯科指挥之下，企图以暴力并吞中国国家，奴役中国4.5亿人民，然中国人民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为独立自由而战，决非暴力所能屈服。吾人现在战于自由区，战于匪区，战于乡村、城市、学校及工厂。 中国反共战争为反侵略的民族战争及反极权的民主战争。为使此战争获得广大民众之支持，吾人正团结一切为爱国的自由民主分子，不论党派宗教或职业，一致努力。吾人以有效之社会改革，特别是有农民之改革，如台湾及西南各省之战及政策，即为吾人改革运动之初步，使大多数人民感悟。中国人民现已领受到共匪残酷之教训，吾人正努力在自由中国保障人民基本权利，实施政治社会改革，以与匪区之残暴作一比照。吾人愿向匪区民众保证共匪必将失败。而在推翻共党暴政后，吾人必尽一切努力，增进人民之政治经济利益，并获得自由之生活方式。吾人从未背弃民主国家，吾人在第二次大战中，始终站在反侵略阵线之尖端，吾人今日亦复于此。吾人虽遭受许多挫折，但并不灰心。圣经有云：‘我已宣誓，虽然自己受害、亦不更改。’民主国家如低估中国反共战争之重要性，必将有害其本国安全自由与独 立。吾人今后继续为国家独立自由而战，在吾人奋斗之途上或将遭遇更多之困难，但吾人深信反共战争必获最后之胜利。……”

　　尽管蒋介石反共决心如此坚定，可口号毕竟抵挡不住解放军的进军号声。在整个成都市处于人心惶惶的日子里，住在北较场内的蒋介石心里也难平静。军校已实行全部戒严，星期天也不放假。平时更不允许学生出营门。高墙上扯起了电网，巡逻吉普车围着围墙一圈圈不停地转着，发出刺耳怪叫声。

　　有一天深夜两点钟左右，军校内突然响起了一声清脆的枪声，蒋介石的卫队倾巢而出，如临大敌。枪声响后，一片吆喝声，却再也没听到枪响。原来是一位广西籍名叫张宗禹的第二十三期学生在站岗时抱着枪睡着了，糊里糊涂地把已打开保险的枪机压了下去.子弹穿过房顶冲向天空。张宗禹所在区的区队长被蒋介石叫去训斥了一顿，张被关了禁闭。

　　蒋介石的临蓉，使很多成都人明白时局已发展到重大转折关头，成都市面开始出现骚动，街上行人特别关心注目军车、小轿车的行驶方向，从而判断局势是否发展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每当有一辆军车或小轿车车头是向着城外开，那必然要在市民中引起一场轷然大波。往日顾客盈门的赖汤圆店，此时已是门庭冷落，人们已顾不上吃定心丸了。这种市场凋敝、商店关门的景象，更加衬托出图民党残局已一发不可收拾。童语无邪。幼稚的娃娃见家家户户关门阉户，天真地问妈妈：“开始过年了吗?”妈妈迷惑的眼神中也显露出满腹疑虑，新年将是一个什幺样子呀?

　　蒋介石的临蓉，军校变为中枢，军校也就戏了诸多问题的热点和矛盾的聚焦点。“近水楼台先得月”，军校员生得到的是什么呢?难道只能是一次总裁的检阅?当然，誓死反共的军校员生在得到蒋介石接见后，已是若狂若癫，如游干班一至五期同学就曾在蒋检阅之前制作了一面锦旗。有的同学就咬破手指用血写下了坚决反共的誓言，全体同学签名后，推举女同学何知言、徐志清为愈蒋介石献旗。

　　但人们安静下来认真思考一下明天将干什么时，不免就有些茫然了。此时汇集到军校中的战事消息只能是共军步步逼近。就在蒋介石来蓉的第二天，成都各大报纸都以显著位置登载了失业军官刘自新“因某种政治原因，悲观厌世，自杀于青城山之上清宫内”，其绝命书末尾写道：“慕青城风光秀丽。河山清净，愿寺中长老，惠赐一席之地，以作最后之归宿。”这条“自杀”消息与蒋介石来蓉消息一起刊登在报端，更加显得国民党政权已是难有个指望。军心动荡，军校人人心慌。就在蒋介石检阅军校生的当天深夜，当有的学生在看过电影《文天祥》而激动的信誓旦旦入睡后，而平时爱思考问题的个别学生却乘机越过校墙，“逃学”而去。

　　沉重的追赶脚步声租急促的叫骂声，搅得蒋介石一夜未得安宁，而最使他伤脑筋的是。他已意识到军校也在动荡。翌日下午6时30分，军校人事科长文钰在办公室内手握总理遗教服碘化钠自杀。这位主办人事工作10余年之久，对工作异常认真的军校组织领导核心人物，也已看到了国民党政权的尽头。当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后，下意识地向近在几十米外的校部办公楼望了一眼，脸色非常难看。一句话也没有说。人各有归路，自己的归途又在何方呢?蒋介石十分清楚，川军不可靠，脚下成都这块土地可能转眼间就要为共军所占，他转身在《成都自明日起开始疏散》的报告上，抖动着手臂签了字。

　　7日。国民政府决定迁往台北，在四川西昌设大本营，统率陆海空三军在大陆指挥作战。下午8时，国民政府行政院在成都通过政府迁台等6项决议。第二天，成都《中央日报》头版头条登出了这一消息，成都街头顿时混乱，刚一身泥土逃难到此的国民政府大小官员，又要重新择地。

　　蓉城最混乱的是金融市场。还在蒋介石未到成都的11月29日，市内华兴街信托局就险些如大事。那天有几个穿着国军服的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手提机关枪，肩膀上背着一口袋几乎等于废纸的银元券兑黄金，使兑换黄金的长蛇阵一片大乱。为安顿局面，阎锡山到蓉后，不得不再抛出一点黄金兑回银元券，但仍难控制金融市场出现的危机。

　　有一天，中央银行打电话给王陵基，说有人在该行挤兑闹事，王陵基立刻前往察看。当时去兑换的都是些贫民，每人只拿几元钱等在那里。而银行清楚地知道，兑回的银元券等于废纸，兑出黄金完全是出予政治需要，也就有意慢慢腾腾拖延时间。在兑换人群中有个穿国军服的，拿了两元银元券去兑，他指责银行办事人员故意延缓估兑时间。王陵基当即以此人借机制造市场混乱为名，让守卫在银行门口的警察把这个军人拉到门口枪毙了，并在街头停尸几天。究竟这个糊里糊涂死去的人是哪个部队的，叫什么名字，无人知晓。街头上，许多担任军校采买值班上街买菜的学生都看到了王陵基这草营人命的事实。尽管事后此人被安上了什么“华蓥山游击队”的联络员等罪名，但人们并不相信这一牛头不对马嘴的编造。这事在军校传开后，军校学生更加认清了“王灵官”的真实面目，同时也同病相怜，担心起自己的前途和被作为工具的命运，加之军校内又连续出事，更使学生们心神不定。

　　住在军校的蒋介石面对急转直下的形势，更显得心神不定。同时他也担心自身的安全。他的一名卫士进厕所时，把佩有两支日本式小手枪的腰带随手搭在便所门上，竟转眼间不翼而飞。卫士提着裤子马上追出，并不见手枪踪影。军校怀疑这是有人图谋不轨，矛头是指向总裁的。全校进行了紧急搜查，毫无结果。

　　几番折腾后，蒋介石心里也很慌，要军校认真清洗内部，军校学生移认真清查了一遍。一位名叫王北岳的同学，是由北京大学考入军校的。他经常写点小诗，自称是“东方歌德”，平时喜欢偷偷摸摸看些进步书籍，有人怀疑他是地下共产党员。被告发清查了出来，在草堂寺被关了禁闭。和王北岳平时比较要好的蒲剑虹等同学曾去探视，带去了香烟等生活用品，在交谈中，王坚决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但他却谈了许多只有共产党员才能讲出来的马列主义观点。几天后，王北岳经军事法庭审判，抓进了监狱，以后下落不明。清查中，还抓了一个湖南籍学生，由于此人身体不好，在草堂寺关禁闭中常吃药，经审查确认无什么大问题，几天后，就放了出来。因为时局紧张，这次大清查，很快如一阵旋风似地吹过去了，并没有清查出什么共产党要人。而真正的地下党人和倾向于革命的进步力量，却正在此时积极地在军校中、上层领导中抓紧开展策反工作。

　　成都市区反蒋力量越紧越盛，蒋介石并非一概不知，他不止一次发出了“满地芦花和我老，旧家燕子傍谁飞”的感伤之音。

　　有一天，军校二总队派差。让10余名学生带镐、锹集合，任务是在军校黄埔楼正背后的城墙上开一个豁口。原来是蒋介石为防止情况突变，准备在情况吃紧时，可以从他的住处由开出的这个紧急出口直接出城去飞机场。当时传闻蒋介石的座机停在凤凰山机场，飞行人员都不准离开飞机。以便随时都能起飞。

　　昔日拥有百万大军的蒋介石，此刻却又有身边无将可用、无兵可使的惆怅。也不知是蒋介石“病急乱投医”，还是为了虚张声势，他在到蓉后的几天内，督促张耀明除招考第二十四期学生外，还要抓紧招考第十七期军官训练班，以备急用。张耀明心中清楚，第二十四期学生已是欠员太多，这招考军官训练班也只能是徒有虚名。但张耀明迫于近在咫尺的盛威，还是以校长的名义发出了招生告示，不过也仅仅是做个样子而已，招生广告根本就没出大门，街头巷尾也就免贴了，只是在蒋介石偶尔仅看的成都中央日报上刊出了这一招生广告，且也只有12月7日这一天。其内容如下：

　　陆军军官学校军官训练班第十七期招生简章

　　一、目的：本校为考选优秀青年施以严格训练使为国军基层干部起见特订本简章实施。

　　二、名额：1500名。

　　(一)军官：500名。

　　(二)学生：1000名。

　　三、资格：

　　甲、学生

　　(一)隶属中华民国国籍。品质良好，思想纯正者。

　　(二)曾在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历者。

　　(三)年龄在18岁以上20岁以下。

　　乙、军官

　　(一)同学生。

　　(二)抗战剿匪有功之在乡军官或曾任军士2年以上者(或由各机关、部队保送)。

　　(三)年龄在18岁以上25岁以下者。

　　四、考试科目：

　　(一)体格检查。

　　(二)学科分：

　　1.国文;

　　2.常识;

　　3.外国语;

　　4.口试;

　　5.如在本校廿四期投考落选者可免考。

　　五、报名、地点及日期：

　　自12月1日起至10日至，在成都南较场军官训练班教务处。

　　六、考试日期：

　　为前报名者之请求随到随考。

　　校长 张耀明

　　观此招生简章可见，军校已经到了“慌不择人”地步，“随到随考”和“免考”已足以说明其招生质量要求，连应急招考降低标准的第二十四期考生还不如。然而;就是这种“优惠”的招考条件，也无人光顾了。蒋介石、张耀明的这次招兵买马只能是明知不能为之却为之的自我安慰.为军校送终曲又添加了一个低音符。

　　蒋介石为了安稳正在死战的各个国军将领的心，诸将这些将领的眷属送到安全地方。早在11月19日，成都各大报纸就惊呼“军事需要日益增多，蓉城汽油价大提”，民航班机几乎停运，民用机动车辆无油不得不停驶，全力以赴满足军用需要。蒋介石到成都后，急令国民空军开办客运，班机飞行台蓉，以懈燃眉之急，平息各方怨气。主要的还是把一些国民党达官要人的眷属送到台湾，减少蒋本人的后顾之忧，然而却增加了仍留在大陆的那些人的后顾之忧。为了稳住军校学生，保护蒋介石的安全，运载军校学生的飞机有6架仍停放在凤凰山待用。

　　蒋介石在成都最后几天，已是处于惶恐不安之中，他每天都找心腹王陵基去陪着吃一两顿饭，目的还是主要为了随时了解川中军情民情。这时军校内外传闻很多，盛传四川军人要起义，要把迁到成都的中央大员都扣下来，一个也不放走。

　　此时，已经被川中地下党策反的负责地方治安的成都民众自卫总队副队长乔曾希受地下党指示，在成都解放前夕要保护好人民生命财产，把成都市完整无损她交到人民政府手中。乔曾希等人广泛征求地方绅士建议，巧妙利用绅士保家心理，以过去军阀在成都巷战时，民众修栅栏以避战祸为前鉴，维护地方治安，下令成都市民在各自居住区的街道修木栅栏，加之成都各商听说蒋介石有令要死守成都，尤怕国民党乱兵趁火抢劫，更是积极出资出力修木栅栏。出子这一举动，符合广大市民的切身利益，几天几夜之间，满城大街和主要巷道竟布满栅栏，有的栅栏为了醒目，以防刺伤行人，还漆上了红色。各栅栏交错纵横，尤始迷魂阵，机动车辆根本无法通行，陌生人进去也难以出来，防止盗匪确实很见效。各街巷栅栏口夜间垒部封闭，由本街民丁把守，临时规定口令，否则不准通过。所以，当蒋介石听到这些情况后，担心又和西安事变一样。蒋经国和侍从军务局局长俞济时问王陵基修栅栏是什么目的。王知道蒋介石对此不安，便把做栅栏防盗匪的目的向俞济时作了解释，俞济时并不表示信任。王陵基怕蒋介石还要误会，便立即下令停止修建。

　　局势越来越紧张，军校下令开启校内军械库的全部封存枪支弹药，准备把在校学生全部装备起来。组成战斗体制。刚启封的武器装备用一层层防护油脂裹着，应急使用很不方便。各中队只得派出学生赶紧擦拭，并在校北门外用实弹试枪。那些平时很少打实弹的学生，这时过上了枪瘾，整箱整箱的子弹也够他们享用，乒乒乓乓地打个不停，不断的枪声爆竹般炸响在军校墙边，头脑简单的学生们无远虑也无近忧，兴高采烈地热闹了一番，而住在军校内的蒋介石却坐不住了，不时地朝窗外望着。窗外一切都很平静，站得笔直的军校值勤学生和卫士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前方。远处操场上。三三两两的学生在走动着，并无临战气息。蒋介石把随行的顾祝同叫上楼问了个究竟，知是试枪后，大发了一顿脾气，喊了几句“娘希匹”。顾祝同下楼来说：“绝不允许以任何借口鸣枪。鸣枪者必重处枪毙。”在12日，市内果然就有5人以无故鸣枪罪被枪决，并用特大号字刊登在报端。

　　在蒋介石怕枪声并禁止呜枪的训令发出同时，蒋介石下达了处决狱中政治要犯的手令。1 2月7日夜，30余名“政治要犯，血洒西郊十二桥头。处决的枪声响彻在阴森森的冬夜，也惊醒了北较场中的蒋介石，不知是他健忘，还是耳边已是风声鹤唳。第二天一早，就把乔曾希喊去，当乔讲明枪声原委后，蒋才松了口气。然后责问为何把栅栏漆成红色，乔解释除了为醒目之意，并无其它意思。但是，蒋仍疑心重重地说：“那城门边船栏口那么窄，我的车出不去怎么办?”事后，乔曾希又在王陵基的督促下，令人砍掉城门部分栅栏，以应付蒋介石的再三追问。

　　蒋介石在军校每天对着军事地图发呆，一天当中要找胡宗南去几次，两人关起房门密谈。他们谈了些什么，近在同院的军校学生当然不知，但担任警卫的学生们可从胡宗南走出来时的懊丧表情看出，蒋介石对时局亦是一筹莫展。特别是当采买值班的学生出军校上街看到一些国民党的高级“难民”如丧家之犬在马路上乱窜，竞连住处也找不到，甚至连前几个月趾高气昂地在军校训话的谷正纲以及陈立夫和被国民党封为“孔圣奉祭官”的“衍圣公”孔德成，从重庆来成都时都坐不上飞机，不得不坐卡车到成都，委屈地住在一家又小又脏的客栈里的情景时，清楚地意识到，国民党的失败已不可挽回了。

　　军校因住了蒋介石、张群、阎锡山等国民党政府高层领导，整日校门下人流如梭，步履急促，此时能有资格来军校的多是一些国民党的达官要人，他们来到学校绝不是向蒋请缨求战，而是来要飞机票。阎锡山这位国民党行政院长现在唯一繁忙的工作，是亲自主持分配飞机座位，在他的住处每天都有几百个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和部长、次长、司长等一类“难官”“难将”包围着他大吵大闹。都想早点飞台湾。这时大家谁也不管谁，都吸取了逃离重庆时坐不上飞机坐卡车差点当了俘虏的教训，只要自己能弄到飞机座位就行。所以只要有一架飞机降落，总有几百上千的人去抢座位，有的被打得头破血流也没抢到座位。有人虽有票上视，到临起飞时，又往往被航检组特务假借一点小事从座位上硬拉下来，而让权势更大一些的达官贵人及其家眷先走。飞机场到处坐着睡着等候上飞机的官员，整天在哭喊、叫骂、吵闹。8日晚上，国民党空军司令王叔铭向蒋介石等人汇报8000吨汽油没有运到，以后飞机只好缩短航程，分段运送，去台湾的飞机只能先飞昆明或海南岛，再转飞台北。

　　无油的消息一传开，等着要飞机票的官员更是感到绝望，要找阎锡山算帐。可阎锡山早在得知无油的消息后，提前半天与陈立夫、朱家骅等人乘飞机去了台湾。军校内来要飞机票的人怨声载道。这些过去大讲“党国”、训导学生的官员，此时也顾不得在军校学生面前丢面子了。但是。这些指天骂地形如泼妇的官员们，却给刚涉世不久的年轻学生留下了一个不良的印象，这些事实可都是学生们通过自己的眼睛观察到的。一个原来是神圣无比的国民党的光轮，逐渐在学生们的心中淡漠消失。

　　也就在8日这一天，奉蒋介石命令去昆明的张群偕余程万等3位军长飞到成都。当蒋介石听了张群叙述说“卢汉拒绝把云南当作反共最后基地”之后。火冒三丈。那时，蒋介石对解放军的攻势是确信难挡的，而对于他部下的“忠心”也过于自信了。他立即又写出手谕，让张群马上带往昆明，迫卢汉就范。事实却和蒋介石的愿望相反，当张群于9日偕余程万等军长飞返昆明后，竟遭到了卢汉的扣留，虽旋又释放，而这对在成都的蒋介石无疑是当头一棒。当电台中传来卢汉率部于当日通电起义的消息，蒋介石最后依赖大西南作为反共基地的精神支柱开始断折。

　　这天下午，军校内到处一片混乱，蒋介石连晚饭也没出来吃，一连把胡宗南叫进去3次，把胡宗南忙得满头大汗。当去市内探听情况的特务回来报告说，刘文辉、邓锡侯等川中地方势力头目已秘密潜离成都后，蒋介石依赖大西南建立反共基她的精神防线则完全崩溃了。卢汉、刘文辉、邓锡侯等旧军阀们的举动虽早在蒋介石的预料之中，但蒋仍觉得太突然，觉得这些见风使舵的军阀投机分子也太不讲仁义，在临危时竟撇下了他这个可怜巴巴的总裁。他这时担心的已不是川西将丢失，而是担心第二个“西安事变”是否会重演。

　　卢汉起义后，国民党要员阎锡山、朱家骅、陈立夫等先蒋介石飞往台湾。而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熊克武则拒赴台湾，与蒋连招呼也不打一声就潜离成都。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相继避蒋而去。这一切都使蒋介石在成都如坐在了火山口上。他开始考虑由成都前往台湾，并向随行人员作出暗示，准备近日起程。

　　12月7日下午8时，国民政府行政院在院长阎锡山主持下，召开了在大陆的最后一次会议。会议最后讨论通过了当日出总统发出的关予“政府迁设台北，西昌设大本营”的命令，这无疑是证明国民政府已决定放弃成都。这样，还在此地的蒋介石也必定在近日离开成都。作为蒋的侍卫人受对蒋的安全也就异常担心。为了防止万一，便耍了一个小计，首先放出风说，蒋已于8日去台湾。事实也证明，这个骗局竟骗过了已组成的“捉蒋敢死队”，蒋大难方避。但当蒋于8日在蓉城市区露面的消息在9日报纸刊出后。蒋的侍从人员再设连环计，说蒋已于10日去台湾。而实际上，蒋介石仍住在北较场黄埔楼内，注视着战况的发展，可那个转机却始终未来。

　　12日，当郭汝瑰、刘文辉等人的起义通电传到成都北较场后，原想坐观局势能有个转机的蒋介石不得不最后下定决心，飞别成都。

　　但从何处登飞机，成了蒋介石待从人员考虑的又一重大问题。他们担心途中遭到起义部队的劫持以向中共邀功。而这时，北线解放军已进抵成都以北仅一天路程的广元，南线解放军已过宜宾长江天堑。成都附近的飞机场有两个，一个是城北5公里的凤凰山机场，是蒋介石经常乘飞机的地方成都以西40公里处的新津机场，各种飞行引航设备都较好，抗战时期，从川中起飞轰炸日本本土等地的飞机即是从这个机场起飞的。胡宗南的全部人马，这时也正聚集在新津一带。因此，蒋介石的侍从人员最后决定出新津机场起飞，一反前一次在凤凰山机场起飞的惯例，期望收到声东击西之效，且在新津有胡宗南20余万大军压阵，风险要比成都以北方向小得多。

　　那么，蒋介石的座机这时停在哪里呢?解放后，有许多文章说是自渝来蓉是降落在凤凰山机场，并有许多目击者见蒋的座机下整日用火盆保温，以便飞机随时发动。问题的关键是，那究竟是不是蒋的中美号专机。请看1949年12月1日成都《建设日报》：“[中央社]蒋总裁今(30)日晨9时许，乘中美号专机由两架驱逐机护卫，自重庆市自市驿机场起飞来蓉，降落新津机场…总裁驻书军校官邸。”这条国民党中央社的消息。明白指出蒋的座机“中美号”是在新津机场，至于以后是否又有飞动，再无报道。这可谓是蒋于新津登机之一佐证。理由虽并不十分充分，而凤凰山登机之说却无文字记载。

　　蒋介石飞别成都的方案定下后。胡宗南急令部队攻打驻扎城南武侯祠的刘文辉第二十四军起义部队的一个团。这个团，原系刘文辉部一三七师特务营。驻于城南郊本来只是作为刘文辉部队往日贩运烟土的一个关卡，并无很强战斗力。在胡宗南部由此经过撤退时，有些士兵不愿再随军奔波，纷纷向特务营投诚，于是这个营由两连人发展到了2000人左右。有些进步人士也到武侯祠来，慕刘文辉起义之名相附。武侯祠内官兵推原一三七师的团长聂文清指挥。本来刘文辉在宣布起义之际，曾准备撤回这个部队，但他出于某些政治考虑却坚持留下这个团，坚决地说：“天亮了，我们还没有什么表现。纵然牺牲这个队伍也在所不惜。”所以，这个团在危机四伏的险恶局势下，仍据守武侯祠中。因为原特务营营长是董旭坤，故外人也称该团为“董营”或“董团”。由于这个团正扼守在通往新津机场的要道上，便首当其冲成了蒋介石登机由此通过的必除障碍。

　　胡宗南为了保证蒋介石的座车安全通过武侯祠要道，竟不遗余力调动了10余辆装甲车和坦克车先一日聚集在军校操场内，整日轰鸣不停。显而易见。若仅是为了攻打一个已是处于胡宗南大军包围之下的“孤岛”，攻打一个军事工事并非坚固的庙祠，何以动用铁甲之兵?而又非把攻打时间选在深夜?这背后显然是隐藏着巨大的机密：用装甲车和坦克车，实行强攻速决战术，以混淆视听，护送一个大人物出城。

　　12月13日晚饭后，蒋介石已作好了飞离成都的准备。他很清楚此行将是他与大陆的最后告别，心头别有一番滋味。他把长子蒋经国叫到身边，二人合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中华民国国歌，很是伤感。当侍卫人员走上前来说，军校前门附近有可疑人物行踪，请示是否可以出军校东门或后门绕道再由装甲车护送出成都南门，蒋介石厉声喝斥道：“余由军校正门进来，必由正门离去。”侍卫人员又赶紧打电话商请国民党川陕甘边区绥靖主任、西南军政副长官杨森协助，设法引开校南门前附近的嫌疑人员。

　　夜暮低垂，约11时左右，蒋介石、蒋经国、谷正纲、陶希圣、俞济时以及秘书沈昌焕、曹圣芬一行人，与继续留守军校中的颐祝同等人告别。蒋介石一行在军校第二十三期二总队一个大队学生的乘车护送下，出军校正门直驰新津。

　　与此同时，胡宗南调集的攻打武侯祠驻军的装甲车、坦克，在蒋介石的车子驶出校门前几分钟先驶出军校，隆隆的马达声盖过街面，很快与武侯祠驻军接上了火，实施强攻逼降。可想而知，这一个刚组合的被称为团的“营队”，怎能抵挡得住胡宗南6个团的兵力和重武器的攻击。但说也奇怪，如此悬殊兵力，胡部解决这个团竞持续到次日拂晓8时前。“董团”伤亡百余人。大部被俘。关于武侯祠一战，当时的成都各大报都有专载，成都市民惊闻一夜激烈枪炮声。至今笔者在访问一些当年住武侯祠附近的居民时，他们仍大惑不解。他们想不通何以当夜胡宗南的铁甲怪物停在武侯祠门前轰鸣作响，既不鸣炮进攻，又不熄火，旋即又匆匆西去。其实，此事说怪也不怪，问题就在胡宗南的任务并不是以解决“董团”为目的，掩护蒋介石离开成都才是第一要旨。

　　胡宗南在攻打武侯祠的同时，又令其部在城内缴了驻守刘文辉寓所一个营的械，借口说是“董团”和这个营不听让其早日迁出成都市40公里外的招呼。并无别的理由。

　　再说蒋介石一行人的车辆，从夹杂在装甲车辆的行列中驶出，经武侯祠门口西去，蒋介石等人这才稍放下心来。在车队将抵飞机场时，又遭到了地方武装力量的拦截，随行护送的军校学生立即还击，战斗较激烈，“每当一名军校学生遭受袭击伤亡时，即以另一学生递补，以维护蒋公之安全”。蒋介石的车队终于穿过火力网，驶进新津飞机场。不一会，蒋的座机中美号腾空而起，消失在夜幕中。此时，约近午夜。蒋经国事后回忆这段往事记述说：“此次身临虎穴，比西安事变时尤为危险。”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1984年第44卷第6期上有刘乃衡一文章，也详细记述了蒋介石由军校学生护送至新津机场登机到台这件往事。

　　解放后。关于蒋介石飞离成都的传说很多，如“文革”中，成都市大街上曾贴出《国民党大特务李维嘉放走蒋介石》的大字报。说是原川西边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李维嘉在解放前夕蒋介石离开成都前几天，拒绝其他地下党工作人员用大炮炮轰军校黄埔楼炸死蒋介石的建议而使蒋得以逃脱。事实怎样的呢?据笔者调查，这并不全是传说，“炮打之谋”确有其事，但李维嘉当时并不在成都，更不知其事，说李维嘉放了蒋介石纯属无稽之谈。其来龙去脉是这样的：

　　在成都解放前夕，川西边地下毙在成都设有一“留蓉工作部”，该部成功地策反了原国军第九十五军副军长杨晒轩。该军驻成都附近及市区，属刘文辉节制。据。留蓉工作部，主要负责人之一吕派修对笔者讲，地下党策反了杨晒轩后，除拟定由杨担任城防外(后因情况有变，改由也已为地下党策反的“联勤”担任城防，并决定由杨率部活捉蒋介石。12月初，地下党成员唐会昌向“留蓉工作部”党支部汇报、请示工作，说他们已布置原曾任国民党团长的姜期永在北较场军校城墙外菜园中、个草房内设了一门追击炮，对准了蒋介石的官邸黄埔楼。吕振修等人认为事关重大，立即召集支部会商讨此事。结果大家以为蒋介石的住房并不固定在一处，很难打得中，此其由一。其由二，以形势而言，无论打中与否，都必将会给成都带来一场大屠杀浩劫，这与上级指示的保卫成都迎接解放的根本任务是不相容的。因此，支部以组织名义表示不同意这一“炮打”的冒险行动。但又从中得到启发，即计划“捉蒋“代替“打蒋”，趁蒋介石离校逃走去机场的时机。出其不意地将其活捉。所以，炮打蒋介石的方案便被这样取代了。支部会议后，吕振修等地下党工作者立刻展开了“捉蒋”工作，在12月5日去华兴街九十五军军部找杨晒轩研究具体实施方法。杨说：“这个计策好。蒋介石临危时，必然去机场，这即可避免在市内发生战斗。又可便于手到璃来。”并自告奋勇地说：“请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只要组织一个200人的敢死队就够了。就在九十五军里挑选队员，我任敢死队队长。”杨晒轩说干就干，在两天内就幻织了一个200余人的捉蒋敢死队。正准备动手，突有消息传来说蒋已离蓉飞台，“捉蒋”行动落空。事后看来，这个消息可能即是当时的《新新新闻》晚报登载的蒋介石于12月8日离蓉消息，又从历史档案查知，“留蓉工作部”在1950年1月14日上交川西区党委组织部关于策反工作的报告中，也明白无误地写道，蒋介石是12月8日离蓉的。

　　如今，我们无法得知，这一消息是经何人之手又是如何登上报端的，是误传，还是完全是蒋介石的金蝉脱壳之计?但有一点是可让后人称奇的，就是这样一条消息，使蒋介石得以避免了一场噩运。

　　至于说军校学生中曾有人试图趁站岗之机捉蒋，某教官夜闯黄埔楼等传闻，笔者作过详细调查访问，推论结果只能是些胡编乱造。至于说川康边游击纵队曾准备劫蒋，也无事实。笔者就此事专访当年的川康边游击纵队政委李维嘉老人，他说：“那都是些无聊之语，当时川康边游击纵队根本没有进成都抓蒋介石的武力，也就没有那个打算。”他接着又谈了对成都解放的一些个人看法，说：“过于夸大当时策反的功绩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

　　我以为川西解放形势来得之所以那么快，原因有4点：

　　其一、主要是解放军势如破竹的进军，没有这个武力作后盾，任何地方派别的努力都无从谈起;

　　其二、是国军地方部队倾向起义，加速了解放形势的进展;

　　其三、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分化，打破了蒋介石进行川西决战的计划;

　　其四、才是地下党组织的策反工作和武装斗争。”

　　关于蒋介石离开军校还有许多离奇的传闻，当年住在军校旁的居民回忆说，天黑时还见蒋介石的卫队把黄埔楼守得巴巴实实，第二天一早就不见这些人了，有人还大胆地越墙进校偷过东西。所以，他们绘声绘色地说，只见蒋进不见蒋出。蒋介石肯定有数十个替身。有的居民在成都解放后，方知蒋介石早已离开成都，便传闻军校黄埔楼官邸不有地下道，直通城外飞机场。这实属没有的事，此较场内从来没有什么地下通道，解放几十年来，这个大院一直为解放军成都军区机关所在地。笔者对这里的地形较熟悉，曾专门调查查证过地道之事，从未见任何地道迹象。在这里居住半个多世纪的北较场老园林工，也从未听说过在院内什么地方有地道。如果现在有的话，那仅是“文革”中掘挖的几个短短的“备战壕”。

责任编辑：振中 最后更新：2021-08-07 09:5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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