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成都本校最后一期毕业生的大结局
2018-11-11 20:01:18  来源：陈宇 撰稿  点击：  复制链接

　　1949年12月，是川西形势急剧变化的一个月，是国共两个政党、两个统治时代完成交替的一个月。在蒋介石逃离成都的前一天，解放军由纳溪、自贡、内江、遂宁各线分道北上和西进，截断了胡宗南部南逃之路。又过两天，北线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元。从成都去西康、西昌的要道重镇邛崃县城，已为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部队所控制，又切断了胡宗南部西逃之路。国民革命军这最后几十万大军已被重重包围，陷于四面楚歌之中。这时军校中原担任守卫蒋介石任务的二总队在蒋介石离校飞台后，亦全队西移新津，与先几天到达此地的军校其他几个学生总队汇合。二总队总队长李邦藩出于在校时和蒋介石走得很近，徐幼常等人来还得及做李的深入细致的策反工作，故在新津相会愿也无联系。

　　军校在滞留于薪津一带时，军校中的地下策反工作者心细火燎，严密注视着形势的发展。在胡宗南令军校不再通过乐山向南，而是向北去大邑担任掩护任务情况下，唐新民、徐幼常等军校中的地下策反工作者当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以后的策反起义工作，决定第二十四期学生总队改开赴彭出以西的谢家场，一面整训，一面观察形势发展而行事。

　　17日晚，军校指挥部送来通知，令部队开往大邑集中，并令徐幼常除指挥第二十四期学生总队外，又指挥军校第一军官训练班吴泽道部和教导第三团姚济时部。徐率部于19日抵达大邑安仁镇。

　　除幼常在率部开赴大邑途中，迎面碰到张耀明乘坐一辆吉普车而来。徐拦车问张;“这样紧急的时候，校长往哪里去?”张慌忙说。“部队正需要钱，我到成都多领些钱，明天就回来。”公路两侧，挤满了军校疲惫不堪的队伍。张望着垂头丧气的人群，长叹一声，乘车而去。

　　12月19日，军校部队大部到达安仁镇附近，分别住在刘湘、刘文辉公馆等房屋中。时刘文辉已起义，全家避去，只留下一个老管家照看门户。军校宿营安顿下后，时有个别学生跑到刘文辉的公馆内，见到吉普车就开了出来，老管家见了也大气不敢出一声，几个学生闯入正房中，搜寻一些值钱的东西。一个学生从台桌抽斗中翻出了10条黄金，喜形于色，不能自禁，出门来大叫“金子!”。被其他几个学生一拥而上抢光。镇内镇外，兵慌马乱，乡民经受着空前的洗劫。

　　这时，各学生总队的地下工作者召开会议，他们分析认为，张耀明已离军校部队至今未归，不会再回，原拟指望由张耀明率领整个军校起义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目前只能个别策反。

　　19日晚上，徐幼常分别介绍李永中、赵我华、沈震川与唐新民见面谈话，大家鉴于大势已去，表示愿意到大邑县城后立即起义。

　　20日，部队从安仁镇出发，李永中部先行，徐幼常部随后出发。上午11时左右，李部进抵大邑，徐部到达苏场附近，距大邑还有8公里，这时解放军与胡宗南部正在近20公里处的邛崃附近展开激战，枪炮声隆隆传来。唐新民认为起义时机已到，决定立即举行起义。当即由徐幼常出面召集所率部几个单位的大队长、团、营长以上人员，在距苏场半公里的一座草房内开会，由唐新民作动员报告。与会人员迫于形势严峻，一致表示愿意即时起义。并立即在此地缴了胡宗南部一个营的械。

　　在徐幼常部官佐商议决定起义时，苏场正南5公里处的三岔乡方向传来激烈枪炮声。原来是李邦藩所率二总队1000余人，在完成守卫军校、护送蒋介石的任务之后，也相继由新津开赴大邑准备与其它总队会合集中。在从三岔乡出发至大邑的路上，总队的先头部队在周公馆附近，遭到了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崇大新支队安仁区队的拦阻，双方在道旁路沟借助田坎等天然障碍物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与游击队有联系的当地保甲武装也从四面八方袭扰，一部分解放军又从大邑外围方向前来堵击。隆冬季节。川西平原的田野虽是绿色犹在，稻田却已闲置，待来春开耕。李邦藩部首先与游击队接火的是二大队的五中队，大队长李剑仇在前打头阵亲自指挥。早有准备的游击队占据了平地之间的几个高田坎，向着军校二总队的先头部队阻击。交战双方都无大的遮蔽物作掩护，仅是利用几个沟沟坎坎和零乱的几簇竹丛为临时工事拼夺。

　　子弹打在田坎上，发出嗖嗖之声。李邦藩见前面受阻，跑步前来督阵，他挥舞着手枪喊道：“冲到大邑县城就是胜利。”突然一颗子弹打中了他，胸部血流如注，倒在一条小水沟边，几位学生兵上去把他抬了下来。李邦藩脸色苍白，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在寒冷的田野，迅速凝成了团团白雾。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喘息着，一丝微弱的声音颤抖着从喉咙中艰难地挤出：“给我一支烟，暖和暖和。”一个学生兵点燃了一支烟送到了李邦藩的嘴旁。李邦藩示意由李剑仇继续代替他指挥部队。

　　行进在二总队队列后面的是总队的步兵第六、七中队及步兵第三大队的4个中队。当他们听到前卫五中队遭阻击枪声后，立即停止前进察看情况，在得知是与共产党的军队接触时，队伍中一片骚动，以为碰上解放军的主力部队。六、七两个中队作出了败退的架势，根本没想到前面的五中队，只是在想着各奔东西。三大队见前面队伍已乱。也不敢冒然前进。

　　紧跟在五中队后面的六中队，还未来得及退下来，就被大队长李剑仇喊住与五中队并肩发起冲击。双方一时打得难解难分，相持不下。那位如果早走半分钟就不会被李剑仇喊回的六中队少校中队长范毓丰，带六中队刚与对方交战一个回合，就被击中阵亡。大队长李剑仇一见这情景，也以为是碰到了解放军的便衣主力，急令五中队的少尉区队长、李邦藩的胞弟李夔龙去三大队请求支援。然而，三大队根本不听李剑仇的指挥，拒不前来增援，慌忙中各自奔命。

　　三大队如此不仗义，二大队所属三个中队仅七中队还有点力量。李剑仇无名之火四冒，带着几个学生兵向游击队阵地冲去。刚露出脑袋向前没走几步，即被对面射来的子弹击中头部，当即阵亡。随后的几个官佐见状，慌忙抬起满脸血污的李剑仇，开始向回撤。二大队的几个中队长和区队长，见难以突破面前这道防线，大队长已牺牲，也就拔腿后撤。后面的三大队在观望中见二大队败退，也转身后奔。

　　时近中午，李邦藩躺在担架上，知已突不到大邑去，睁开眼睛说了一声：“撤吧。”本来就无心恋战的学生兵，一听此话，便如潮水般再也堵不住地向后涌去。

　　几个学生兵抬起李邦藩，向成都方面回撤。没走几里路.李邦藩终因失血过多，牺牲在担架上。众学生兵和官佐见总队已无头，原还向一个方向败退的人流，这时便如一盘散沙向四野溃去。游击队也因力量薄弱，不知对方虚实，也不敢冒险追击，只是坚守阵地待机。

　　一些平时和李邦藩、李剑仇、范毓丰较好的知己和亲属，轮流抬着这3个人的遗体。几个区队长本能地各自管理着还未离去的少数学生兵，以求到成都后找到张耀明再图新策。

　　此时的川西大地，到处是烽火硝烟，人群成堆，人流连绵，人影点点，好似大雨前的蚁穴蜂房，乱哄哄一片。解放军二野十二军三十六师于19日黄昏攻占邛崃后，又与三十四师向大邑实施钳形突击。三十四师于20日拂晓攻占了大邑，即日正是李邦藩总队遭阻击的一天。解放军进入大邑县城后，因考虑到成都战役的关键在于固守邛崃，堵住胡宗南部李文兵团7个军的西去西昌之路，于是又放弃大邑回守邛崃。李永中部恰好赶在此后进占大邑县城。

　　20日黄昏，二总队零乱的部队不成队形，争前恐后地向成都方向跑着。这大概是这些学生兵首次尝受到实战的滋味，且是一个败仗，此景此情与他们在军校内6步正步进出校门的姿态无不形成鲜明的对比，更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当他们在奔命中见前方暮色中隐约的电灯光时，以为是到了成都，停下一问方知是到了崇庆。有些平时对川西地名相当陌生的北方籍学生，一听到了崇庆，不禁打了一个寒颤：好快啊!怎么会一个下午就跑到了重庆呢?当得知是崇庆县城而不是嘉陵江畔的重庆市时，这些年纪还在20岁左右的学生兵们才淡漠地相视苦笑一番。二总队残部在这崇庆县城郊休息一个小时。吃了点东西后，乘着夜色，又向东奔去，天亮时到达温江县城。这时已是l 2月21日。中午时分，狼狈不堪的二总队官兵带着满身的尘土泥浆，到了成都市西门外，找了几间民房住下来。

　　这天下午，当张耀明听说二总队败退市郊，总队长已阵亡后，张乘坐一辆黑色骄车赶来慰问。二总队虽已残缺不齐，剩下的学生却也列队“受阅”。张耀明让随行军校军需副官每人发5块银元作为犒赏。当张见到李邦藩等人的遗体后，泪水滚出，呜咽几声，难过地没说出一句话，遂乘车离去。李邦藩、李剑仇家住市内军校正门前的江汉路，范毓丰家住市西门外南巷子。他们3人的遗体被学生们各自送往他们的家中，后草草安葬。几天后，二总队残部由西门外移驻军校中住宿。城内校中原驻胡部已撤去。

　　还在军校大部按约抵达大邑附近时。原担任护卫校本部殿后的部分员生和校所属勤务分队约2000余人，由军校高级政治教官肖步鹏带队在19日进驻崇庆县境的怀远镇(在大邑城北近20公里处)，适逢省府主席王陵基一行第一次突围受阻，正由邛崃、大邑返成都途径此地。王陵基与肖步鹏这两个誓死反共到底的强硬人物，此时邂逅。二人在往日都说过反共到底的大话。此时见面以互相挖苦、讥讽为寒喧之词。这时的肖步鹏已知王陵基再难摆昔日的省府主席威风。逃命途中不惜舍弃乘马坐轿而步行的王陵基，虽已满身泥土，却还难丢下省府主席的架子，两人唇枪舌剑，争执埋怨起来，气得王陵基拍桌大骂肖步鹏。

　　王陵基之所以想利用军校力量是有缘由的;一虽是由于他所处的省政府主席位置，更主要的还是王陵基在走马上任来川当主席时，蒋介石曾答应过他，在川军不便为王所用时，可用军校这部分力量。关麟徵在得到蒋的这一指示后，便向王陵基一再表示，如有必要，随时可以使用这部分力量。对于这件事，军校中上层是清楚的。王陵基也经常去军校向学生讲话。极力吹嘘自己，同时利用军校办的《黄埔日报》进行宣传。张耀明继任校长后，王、张关系虽不及王、关，但由于这一默契是蒋介石亲自关照过的，关麟徽在向张耀明交校务时，也就自然就这一事进行了“移交”。所以，王陵基是一直寄重望于军校的。现在肖步鹏竟不听招呼，这就不能不使耍惯了威风的王陵基大为恼火。但在此时王陵基身边已没有队伍保驾，又急需一支武装力量护卫，也只得容忍肖步鹏的白眼，最后几乎是用祈求的腔调要留下这批军校力量随行。肖步鹏在此危急情况下，又接军校其他股消息，知突围已是无望，暂跟着这位省府主席回成都后另议也属上策，便也不再与王陵基硬争。王陵基命令这部分军校力量和在此地同时收容的部队分3路战斗行军，他及随行人员走中间，朝温江方向前进。20日中午到达温江县属苏家渡。21日上午，到达成都。王陵基一行回市内华西坝官邸，肖步鹏带军校员生回校本部北较场。第二天，王陵基见乘飞机突围无望，又急速离开成都去新津找胡宗南部，开始了第二次外逃行程。在北较场的肖步鹏则住了下来，正筹划着自己的“应变”计策。

　　此时校本部已是狼藉遍地，虽留有部分官佐员生和在校职工看管军校，但在军校几个总队相继离开后，趁机偷窃毁坏者大有人在。有的夜入门窗，有的则在白昼公开破门而入进行抢劫，乱世之中又有谁敢出面硬管呢?尽管这种对公共设施、文物的破坏行为为国、共双方都所不允，可眼下的军校还说不上是哪党哪派的地盘。许多珍贵的历史档案、文物在军校准备西移撤退前遭到了此次浩劫后，剩下来不及处理的和带不走的典籍文物又在短短的几天内，遭到来自社会的洗劫和内部的蛀空。军校图书馆原是个颇具规模，藏书达40余万册的大馆，到军校员生西移再返校起义之时，架上图书已是所剩无几。有一军校的邻居居民老太太直言不讳地说，她做一顿饭就烧掉了拣来的一背篓书。而地冻天寒，又有多少册图书 作了取暖的柴火了呢!留校的人员不能不感到责任重大，这对任何党派来说，都是无法交代的。在12月20日，急忙在报纸和街头刊出启事，厉言声称：“本馆于本月16、17两日北较场部队换防混乱之际，被暴徒强劫携走珍贵图书及公物甚多……近日不还交者，定追究责任。”可在那时，又有谁顾及这一纸启事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此事被更为迫切的“改朝换代”大事所覆盖，也就不了了之。第二天，肖步鹏率队第一个先回到军校，他在听了校图书馆留守负责人的汇报后，不耐烦地训斥一番后说：“书，以后还不知读谁的书呢!”透过破碎的玻璃，他望着窗外吵闹不止溃退返校的人群，瘫坐在椅子上。

　　在大邑外围战斗中走散的二总队官兵和第二十四期部分官生，因四面减杀声、枪声正急，别无出路，大部分也回到了成都，携枪进入市区。返回军校的二总队残部于24日迁住北较场校本部，后由李永中、姚国俊受解放军委托，收拢所有在成都市内流散的军校官兵员生，并由早几天退返军校内的肖步鹏领衔负责，于27日宣布起义。二总队起义后，官兵员生迁往新都集训学习。

　　再说徐幼常所率部在听到大邑方向的激烈枪声后，知是二十三期学生总队已与解放军交火，便当即派唐新民前去找解放军联系起义之事。而在这时，川康边游击纵队并不知道当面部队正准备起义。游击纵队见这批国民党军队正由安仁镇方向向大邑县城移动，急令纵队崇大新(崇庆、大邑、新津)支队阻击。区队长王寿堂、政治指导员陈友明率领游击队埋伏在苏场至大邑附近的公路两侧。当军校第二十四期学生总队进入伏击圈后突然开火。学生总队当即停止前进，部队有所混乱，一些胆小的学生借混乱之机拔腿开了小差。这时，解放军三十六师一。七团三营邱营长率队展开攻击，游击纵队邛大(邛崃、大邑)支队又赶来增援，火力甚猛。徐幼常十分着急，既不能打，又不能撤。幸好唐新民很快与解放军先头部队二野三十四师接上了关系，三十四师尤太忠师长对此表示欢迎。在唐新民听到此处枪声后，速赶来解释，误会消除。第二十四期学生总队在这次遭遇战中仍有个别伤亡。不久，解放军先头部队突进到军校防地，接收了徐幼常所部的起义。 为了安全起见，避免再发生意外事故，徐幼常、唐新民通知各部队徒手集合，把武器放在原地，听候解放军的整编。解放军第一线首长得知军校之所以没在安仁镇起义，原是准备到大邑集中后起义，即由解放军第100团政委让唐新民给徐幼常写信，再由解放军一线首长写了通行证件，以便军校其它还未起义的各部能顺利通过两军交战线开到大邑县城起义。

　　22日上午，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三十四师政治部集合起义部队宣讲政策，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十四期学生总队、第一军官训练班、教导第三园3个单位被宣布改编为三十四师随营学校，仍由唐新民和徐幼常负责，下属各级官佐基本不变。解放军第三十四师师部除对各中队、连派有政治指导员外，又派解放军团级干部李光荣具体领导随营学校的全面工作，完成国民革命军到解放军的改造组编工作。此外，随徐幼常所部一并行动的，还有被俘的第二十三期二总队的部分学生兵，另编为一个队，交随营学校监督行动。

　　21日上午，解放军敦促进驻大邑的李永中部起义未成，用炮火开始向城中打炮，迫李出城。李永中率部出城东去。解放军已从徐幼常处得知李永中对起义心中矛盾，也不便硬打，待其觉悟自省。解放军随即第二次进入大邑县城，仅是三十四师师机关及少量直属分队，各团战斗部队正固守邛崃一带。

　　23日，随营学校开进大邑。25日，又随师部开邛崃、蒲江，傍晚在蒲江毛家场附近与胡宗南第一军遭遇，战斗甚激。28日，胡宗南部全部被歼灭。29日，随营学校又随师返大邑。

　　1950年元旦。随营学校在大邑县城内正式宣布为三十四师教育团。师长尤太忠、政委贺国华出席大会讲话，勉励大家立新功。师任命教育团团长梁泊(解放军老干部)、政委李光荣、政治处主任唐新民、副团长徐幼常。元月6日，教育团随师开赴重庆。

　　第二十三期第一、三总队和勤务团在第二十三期二总队与共产党地方武装交火时，已按19目安仁镇会议计划，顺利进驻大邑县城。他们却与徐幼常、唐新民等人失去了联系。由于李永中等人对解放军并不了解，更无直接联系，虽也派人出城，但终未找到徐幼常等人，他们没有能接原计划在大邑县城宣布起义，而是在县城驻下来按兵不动。此时军心已散。学生们不知官佐们的意图，却十分明白所处的危险环境。有的学生开始在大街上摆摊卖掉随身携带的东西，以图轻装见机行事。

　　李永中令炮兵大队守西门，炮口正对着城门，各大队严阵以待，防止不测。这时，解放军主力正围攻胡宗南的王牌军李文兵团，坚守邛崃县城，无暇顾及大邑一方，只是派了少量部队监视大邑县城。21日上午，大邑外围解放军用追击炮佯动攻城，赶虎出山。有一发炮弹恰巧落在马厩里，满街跑马，人心惶惶。李永中见电台也被炸坏，这才下决心出城返成都。各大队蜂拥出城，由骑兵大队负责断后。城外担任监视任务的解放军分队乘机进驻大邑县城。

　　在混乱情况下，军校勤务团团长赵我华、副团长沈震川曾向李永中建议，在无法与当面解放军接洽起义情况下，应向灌县方向靠拢已经起义的邓锡侯部第九十五军。李永中则坚决表示要经郫县开回成都，把部队交给张耀明。勤务团迅即脱离李永中的指挥，开往灌县太平场，并派人持信找邓锡侯，表示愿随邓部起义。邓回信嘱在原地停止待命，建制归邓部第九十五军，随该军起义。勤务团在起义后，划归解放军第六十二军整编。

　　李永中率第二十三期一、三两个总队和教一团、教二团等部队出大邑城后，22日到达郫县，部队宿营在城郊。23日，廖烈夫和原军校教官刘格非因策反国军陈克非兵团正来郫县，廖、刘两人都是地下党留蓉工作部派驻陈克非兵团的联络员。李永中此时已感走投无路，在此又闻说陈克非也已表示起义，便急忙要廖、刘帮他找吕报修，重谈起义事。但吕又不在郫县，正好留蓉工作部支部书记王逸平以及邹趣涛刚赶到。这时，刘文辉、邓锡侯等人也送来5人联名信，信大意称：“我们已有5个军将你们包围，你部应立即随我们一并起义。”李永中思虑再三，决定在郫县举行起义。

　　李永中连夜召集总队、大队、中队、区队等各级官佐开会，商讨出路问题，指出当前所处的困境。唯一的出路是起义。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和唇枪舌剑的辩论，大部人统一了思想。在这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认识到这是弃暗投明，而仅是为大势所迫，不得不这样去做。几十年后，许多当事者谈起那时的剧烈思想变化，仍感慨万分，说当时也仅是想着“好死不如赖活着”这句老话罢了。认为“全国都丢了，我们这几个人也就别蹦踺了”。更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宣布起义时，持观望态度，抱两种思想准备：一是想全国都没有了。别人过得去，我也过得去;二是私下暗想手中还有枪，真不行时再干。这就是当时的真实思想反映。

　　李永中宣布起义后，立即派人与解放军和刘文辉、邓锡侯起义部队联系。这时竞有部分官兵要击杀李永中，幸亏李永中及周围人已有防范，地下党工作者当即找借口把李永中护送到郫县县城陈克非兵团部保护起来。

　　24日，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政治部派张汉初由绵阳到成都，与姚国俊建立联系。张汉初在以前，曾与姚国俊一同在关麟徵部共事多年，两人私交甚好。张汉初后在胡宗南部第二十八旅任旅长时，在陕西宜川作战中被共产党军队俘虏，经过学习审查后，到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政治部联络部工作。张汉初在成都见到姚国俊后说：“我们兵团到绵阳后，接到成都地下党的敌情通报，知黄埔军校已准备起义。部首长让我先来了解情况，并让你收拢流散的军校生。”姚将军校近况向张作了介绍，并写信介绍张去郫县与李永中联系，姚又派出原军校官佐鲁克智和姚的原部属杨秉刚，于当日乘姚的吉普车送张到达郫县，找到李永中，接洽军校起义事宜，适逢李永中在郫县正宣布起义。

　　李永中听说解放军正式代表来后，立即从陈克非兵团返回军校临时驻址办公处，召集所部全体官佐师生列队迎接张汉初.随之召开了起义大会。在大会上李永中向全体官佐师生宣布，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十三期一、三总队等光荣起义，接受解放军的改编。台下，众目互视，既没鼓掌，也没起哄，鸦雀无声。而当张汉初代表解放军接受李永中所部起义讲话时，在台下台上官生中引起了很大震动。张汉初以洪亮的声音说道：“蒋介石这个王八蛋，把你们坑苦了。”在往日，每当军校官生听到“蒋介石”这3个字后，便要挺身立正，此时在这3个字后竞冒出个“王八蛋”来，这不能不使这些官生震惊。台下在一愣一静之后，哄的发出一阵笑声，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张汉初继之又讲了两种军队两重天的对比，讲了第二次国共内战的中共胜利形势，官生们听来如惊雷贯耳，思想发生很大震动。至今，那些当年的学生回忆此事，仍惊叹不已，说：“那位姓张的解放军真有单刀赴鸿门宴之气魄，本来我准备在台下给他一冷枪，可竟被他的讲话镇住了，迷住了，在当时就已佩服得五体投地。”

　　第二十三期第一、三总队起义后，在郫县县城度过了50年代第一个新年。

　　25日下午，李永中与张汉初一同乘车来到姚国俊家中，这时十八兵团联络部部长刘玉衡已来到成都，住将军街。姚陪同李永中去见了刘部长。刘玉衡对李永申率部起义表示热烈欢迎，并要求李永中与姚国俊一同将流散在成都附近的一些带枪的军校学生兵收容集中起来归队。这些流散的学生兵，经清点多数是李邦藩总队的和少数第二十四期的学生。李、姚等将这些流散的学生兵收容集中后，与第二十三期一、三总队一同作为起义处理。军校将级军官先后到成都高研班和到重庆军大学习，设级以下军官和第二十三期学生由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在广汉、新都两地组织学习。

　　25日晚，李永中在解放军代表帮助下，以陆军军官学校教育处长身份，代表军校向北京毛泽东、朱德和驻重庆的刘伯承发出起义通电：

　　“(衔略)钧鉴：本校予有日在郫县响应北京22日刘、邓广播，就地起义，脱离反动政府，向人民政府靠拢。并约束全体官生，绝对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听侯处置。

　　军校教育处长李永中叩首”

　　除各学生总队及军校勤务团、教导团等起义武装外，军校另有少部分留守本校的教官和不愿随队西移的一些官生。这部分人为什么愿意留下来，有各种原因，多数是不愿再为内战卖命而四处奔波，躲避眼前的风险。然而也有借机潜伏下来的游于班学员，如游干班主要负责人肖步鹏，即作了打入共产党军队内部的打算。在解放军将入城之际，肖步鹏抓住当时军校无其他领导人的机会，进行投机阴谋，他在由怀远镇返校后，便见机行事，由他出面代表留驻校中和部分刚返校的官生向解放军代表表示起义。但是，肖步鹏在军校并无特别头衔，怎样才能充分利用这一乱世之良机呢?看来肖步鹏是动了一番脑筋，后人可从当时他以信代电的这封刊登在12月27日报纸上的公开信中品出味来：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军校特别党部顷由肖步鹏氏领衔发表致全体同学官佐士兵一封公开信，原文如下：

　　亲爱的同学官经士兵同志们：

　　本校为革命的学府。不知多少青年革命干部，均在这熔炉中锻炼蹬采的。北伐胜利和抗弱光荣自卫战争，都出了不知多少血汗。同时本校过去在先烈廖代表伸恺领导之下，始终是反帝反封建的壮大革命势力。

　　但由于反动顽固派的错误领导，使同学们陷入了黑暗的深渊，今天人民大众的势力已解放整个中国大陆，我们黄埔同学应当挺起胸膛，仍旧站在革命第一线，为中华民族解放尽一份力量。

　　我们是总理的信徒，我们应当彻底实行革命的三民主必，和联苏、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现在我们已接受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琛先生的领导，遣向我们光明的大道，并向友军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看齐!

　　现在我们的任务，第一应当重整革命阵容，继续为反帝反封建势力。第二应当与各民主军队协同维持川西治安，并维护人民大众的刹益。三是应当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来完成伟大的任务。

　　最后我们要达到爱民敬民保民利民助民的最终目的，使本校的武力确实变成劳苦人民和工农大众的武力。敬致

　　中华民族解放的敬礼!”

　　从这一公开信中，人们不难看出肖的态度。肖步鹏虽说是起义，组他当时的思想并不能像李永中那样在多次犹豫之后，最终态度明朗化。肖步鹏有着自己的幻想，他要按照自已的逻辑思维去应付局势，去与解放军接洽起义。接受肖步鹏起义的解放军代表，由于受当时错练复杂政治斗争情况影响，和共产党对起义人员的宽大政策，在时间匆忙中也难以予以认真审查，辨别真伪，便承认和接受了肖步鹏的所谓起义。留住军校的大部分人员，在形势所迫下都投诚或起义，解放军都给予了宽大处理，在以后学习任务完成后，都给予了适当的安排。

　　至此，参如军校起义的计有：4个学生总队，1个勤务团，1个军官教育队，6个教导团，以及校本部各级教官、官佐，共14000余人。

　　12月30日，成都市雨后初晴，霞光万道。上午9时，解放军进行了隆重的入城式。原陆军军官学校的在校起义官生及后被收容起义的各总队官生3000余人，分乘50余辆卡车，队伍长达3余里，前往市区欢迎解放军入城。起义的军校官生从此开始了另一种生活。

　　军校宣布起义后，原走散于各地的军校生在无处可去后又纷纷回到了北较场。为了加强军校管理，解放军驻成都军管会特别派出军代表20余人进驻军校，维持秩序，清点人数及物资。一则1950年1月6日“前陆军军官学校启事’’这样写道：

　　一、本校在解放前被窃用之公物械弹木器医药器材被服装具等项，现奉成都军管会命令，无论军民，统限三日内归还本校，迳交北较场大校门招待所接收处查收，不究即往，否则一经查出，当以损坏公物论罪。

　　二、本校官佐属学员生士兵夫，统限三日内回校报到，官佐直系眷属速按规定向单位填报。

　　启事下署名是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肖步鹏、成都军管会驻校代表宋志。

　　1950年元旦一过，军校起义官生绝大部分都进入解放军川西军大分校改造学习，该校隶属川西军区。1月份，进入军大分校的原陆军军官学校起义官生进行编队划组，川西军大分校共编为7个大队，多为军校起义人员。这个月，除进行编队、安家整理室内外卫生外，主要是参加一些庆祝解放的集会活动和自我学习。

　　从2月份起，川西军大分校对起义官生进行了为时50天的拥政爱民和社会发展史的政治教育。继之开展了有组织、有准备、有计划、有步骤的“说老实话”运动，其目的是为了初步了解军校起义官生的政治面目和经历史，为日后改造学习和处理异己分子打下基础。整个教育过程共有4个阶段，校方向受教育者阐述概括为4个字，即：“倒”(把在国军中的所作所为讲出来)、“制”(通过诉苦、检讨等方式，制服那些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装”(进行阶级教育，启发政治觉悟，装入人民军队的新思想)、“消”(消化学习成果，进行再次“梳辫子”分队)。

　　学习活动后，原军校官生思想顾虑很多，普遍希在着浓厚的正统观念，仍对蒋介石崇拜，幻想其能卷土重来，盼望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有的声言“一臣不保二君”，宁当土匪不投降，并且有的果真已同土匪取得联系;有的假装积极想打入共产党组织内部做破坏工作;还有的准备逃跑去找国民党。当时的川西军区政治部在总结改造军校官生的报告中这样记录着这批学员的言行：有的学员公开喊道，“过去我们住的是中国唯一的陆校，现在住小小的随营学校，怕你们小蒸笼蒸不了大馒头”;有的学员则指着解放军管理人员的鼻子说：“你们土包子干部还能改造我们，真是有辱其人格”。有血债的，怕暴露后遭报复;许多人则担心“先甜后辣”，现在诱导反省，当弄清事实后。就要清党算总账。可见改造这批学员的思想任务是相当艰巨的。但共产党的政治教育是无坚不破的，军大分校管理人员自有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办法。

　　军大分校首先对学员进行了胜利形势教育，以确凿的事实告诉学员：国军已是败局已定，整个大陆除少数地区外，都已控制在共产党手中。使其幻想变成了失望，抽掉了其迷梦的思想支柱。在此精神防线溃决之际，军大分校管理人员迅即展开新的攻势，开展了自我检讨、诉苦和互相检举活动，采取了“自己不说，大家帮助”的教育方式。在来自内外部的强烈攻势下，有问题需要交代的学员认识到，“与其让别人说了，不如自己说;与其让知情人打了小报告，不如自己光明正大先报告”。

　　通过初步学习反省，这批军校学员共交代出：参加各种党派113种，人数652名;参加各种会道门24种，参加者1349名，特工人员340名;国民党政工人员250名准备参加军特策划的“二月叛乱”，企图杀害解放军管理干部的学员346名交出暗藏长短枪53支，子弹4207发，收音机3部。发电机1台，电话机8部;交出因贪污置买的房子30余间，土地120余亩，归还人民政府，交出各种党团证章1953枚;交出金砖l块，金戒指33个，银洋228元，及其它军用物资多种。并暴露出在军校、军队中杀人、放火、奸淫、抢掠等罪恶活动多起，其中有贪污千余石大米者，有杀害共产党及民主人士百余者。李绍华浑身发抖地交代出他曾杀过20多名解放军官兵;李英华吞吞吐吐，最终还是说出了他曾参加过偷盗组织流英社，并任社长;樊勒德交出一门隐藏的八二迫击炮;唐哲学谈出了他是国民党CC分子;王振中主动反映出曾想逃跑去找军特之计划等等。另一方面，军大分校还充分利用学员队中的积极分子，协助军大分校工作，如罗三春、焦光明等就被任用为校教育干事。

　　军大分校对这批军校学员还普遍进行了财务清理活动，对军校西移途中抢劫的财物进行查实退交，能退赔多少就退赔多少，并无强制。对军阶较高的官佐，发动学员对其进行诉罪活动，由原军校学生检举监督。大多数中下级军官态度都较好，也有极个别的在思想上转不过弯来，在诉罪会上一言不发，成了学员们斗争的对象。如炮科中队长马品山，由于他在原训练学生中要求相当严格，近乎于苛薄，不少军校学生都挨过他的拳头。他平时又习惯于戴一双白手套，衣服穿的挺刮笔直，便有军阀主义之嫌。现在他在诉罪会上又低头不语，必然成了众学员的斗争靶子。后被清洗出队，遣回山东老家，劳动改造管制，直到70年代末“摘帽”。

　　1950年6月，原军校第二十三期学生及同时起义的其他官生，经过半年的学习教育，开始进行遣返工作，依个人志愿和组织安排决定去向，对无历史问题、思想改造表现好的继续留队使用;有血债和表现较差的学员分别进行了清洗，或回原籍，或拘捕，或继续留校学习改造;大多数学员分配到解放军各个连队任职;有一定专长的分配到了专职部门从事教育、文艺、医疗等工作，所有起义人员在学习结束后都得到了适当安排。

　　大批军校起义学生在分配到解放军部队后，立即投入到了成渝铁路和其它筑路修建任务中。几个月后，又有相当一部分起义的军校学生渡过鸭绿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其中有不少人至今长眠在朝鲜国土上。在当年战火中的“三八”线上，他们不可能想到，在战线那边，就有与他们同期的同学。那些在1949年9月蒋介石到军校中特令遣返入台的77名二十三期生，两年后，又受蒋介石的指示，以特务身份到了“三八”线以南。有个别人偷渡鸭绿江，渗入我国东北地区进行间谍活动，大多数特务组织受到了公安部门的粉碎性打击。在共和国鲜花盛开的土地上，同是二十三期学生，在高墙内外，却以不同的身份和心情相会。而在美军的战俘营里，也同是第二十三期同学，却也在以不同的身份和心情相见，一方是志愿军战俘，另一方是美军用来管理中国战俘的台湾特工。又同是志愿军战俘的第二十三期同学，一个是在战俘营被打断3条肋骨，遣返后又蹲了近20年监狱才被释放的“乡巴佬”，在县统战部的餐桌上，见到的却是当年在战俘营中愿在胸膛上刺上国民党青天白日徽记去台湾的双重意义上的同窗(同学寒窗、同监铁窗)，正高谈如何投巨资于家乡，建设振兴家乡。“乡巴佬”与这位统战部的座上宾形成鲜明对比。错综复杂的历史哟，让人如在迷魂阵中一般，可这就是当代人曾经历过的活生生的历史。

　　领导军校起义的几位负责人在解放军都得到了人民政府的适当照顾和安排。李永中后到南京解放军军事学院，从事炮兵教学和研究，1980年退休回四川荣昌，1983年因病去世，终年79岁。徐幼常后来也曾到解放军院校任教，转业后任成都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1984年因病去世，终年81岁。肖平波盾到南京市任政协委员多年，1984年因病去世。终年78岁。肖步鹏在起义后又发动叛乱，1951年被镇压。姚国俊解放后一直在四川省从事政协工作，后为成都黄埔同学会副会长、四川省政协常委，1992年因病去世，终年87岁。赵我华曾任四川省参事室参事。

　　当然，第二十三期黄埔生的历史并未到此结束，现如今，他们正活跃在海峡两岸各个领域，有相当数量的本期同学已成为社会栋梁之才、知名人物，算起来，他们的年龄都正在70刚岁出头，这个年龄正是古往今来风云人物在历史舞台上挥笔大作的黄金时刻。

责任编辑：振中 最后更新：2018-11-11 20: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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